苦難：行過死蔭幽谷

沒讀過新約聖經的人，多半也聽說過啟示錄的四匹馬：第一是白馬，騎馬的有弓箭有冠冕，征無不勝；第二是紅馬，騎馬的手執大刀，能奪去世間的太平；第三是黑馬，騎馬的握有天平，計量食物短缺，不可浪費；第四是灰馬，騎馬的名為死亡，能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啟示錄沒說，但一般都畫他拿鐮刀。）後三者很明顯屬不祥，不過第一匹馬又代表什麼呢？從二世紀以來，教會一向認為騎白馬的象徵基督；然而到了十五世紀，許多人已經認為白馬代表強權侵略、暴君駕臨，也就是說，四匹馬都是噩兆。中世紀一幅著名的木版畫，就是以四馬齊驅，踐踏人命為題材。

會有這種新解釋，其實與當代歷史關聯不小。從十四世紀開始，整個歐洲惡運不斷，而且接踵而至：公元1304-1305、1310、1315-1317、1321、1330-1334、1349-1351、1358-1360、1369、1371、1374-1375、和1390年，歐洲各地都出現飢荒，英法受災最慘，其中1315到1317年尤其嚴重，西方歷史家向來只稱它為‘大飢荒’，因為農作奇差，種收比例甚至低到只有一比二（平均一顆種子只收穫兩顆麥子）。之前由於歐洲暖化，西方人口暴增，連今日法國總人口都沒有十三世紀多；但十四世紀天氣變冷，卻導致夏天陽光不足，冬天凜冽難當，收割季節雷雨交加。換言之，天候差，人口多，加上中世紀政府不懂得應付危難，三方面不利，自然承受不了飢荒來襲。保守估計，英國出現95次飢荒，法國75次，歐洲西北因糧食短缺而被淘汰的至少十分之一，這還不包括故意殺死老弱嬰兒在內。

禍不單行，1330年代起，中亞開始有黑死病病例；接下來印度、歐亞大草原、兩河流域、敘利亞、高加索各地都屍橫遍野，估計十四世紀中國死於鼠疫的就有兩千五百萬人以上，一樣災情可怖。至於疾病究竟是沿絲路或海運散佈各地，已難考證。1346年拜占庭受感染，40%人口病死，熱那亞商船為了避禍，反而把疾病傳到意大利、西西里島；1347年埃及染病；1348年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接二連三發作；1349年阿拉伯麥加遭殃，1350年德國與北歐病發；1351年俄國也性命難保。當然，瘟疫傳染並非這麼單純，細菌散佈可說是無孔不入，防不勝防。根據記錄，1347年黑海一帶受蒙古軍攻伐，久戰不下，蒙古兵卒乾脆把病死屍體用投石機拋入城內，結果雙方都膿腫黑斑、高燒嘔血、二到七日內死狀淒慘。這段期間固然也有地方未受波及（冰島、波蘭），但絕大部分都慘不忍睹：1348到1350年瘟神奪命最嚴重，之後又多次復發，到1667年還陰霾不散。激進分子乾脆說是猶太人、吉普賽人、殘障痲瘋人士故意下毒，引起一波喪心病狂又於事無補的屠殺。1377年威尼斯統治的一個城鎮開始採用‘隔離檢疫’的措施，入境者拘留三十天，尚且被教會人士罵是無情惡魔。罵歸罵，大家為了自身安全，也紛紛採取同樣方法隔離；可惜三十天還不足病菌潛伏期，死亡率仍不見改善。1403年威尼斯設立離島分區，拘留期延長為四十天，才開始控制瘟疫。這時歐洲人口已經又被淘汰了三成至六成，連貴族平均壽命都只有十七歲而已。

與這兩災禍同步出現的，是國際性的戰爭。波蘭與條頓騎士國（Teutonic Order，今愛沙尼亞、立陶宛）為了波羅的海領域前後戰了九次；俄國與蒙古長期抗戰，從1223年首次交鋒到1480年把韃靼人驅逐出境，同樣耗時耗力；土耳其人自從十字軍東征失敗以來就一直靜待其變，等到東羅馬帝國出現危機，土耳其人也開始對付拜占庭，前後兩世紀，直到1453年東羅馬滅亡，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稱雄，終於為歷史劃下句點。不過一般人最熟悉的還是英法百年戰爭，從1337到1453年，英國長弓隊與法國重騎兵隊展開拉鋸戰，其中還包括聖女貞德(Jeanne d'Arc)拯救法國士氣的英勇事蹟。雖然百年戰爭一開始是家族爭奪王位，最後卻演變為兩個民族國家的興起；而這段期間武器與戰略的改變，也逐漸讓封建時代的騎士、厚甲、弓箭成為過去，步兵打敗騎兵，火砲勝過長劍的時代已經來臨。說它是中世紀最重要的戰役，倒不為過，但這百餘年來犧牲了多少生命，代價實在沉重。

然而歐洲的苦難並不止於飢荒瘟疫戰爭。十四到十六世紀發生了多次農民與貴族、主教、國王、資產階級的抗爭；這是在十四世紀以前從未有的現象。1277年保加利亞國王因抵擋不住蒙古入侵，卻還向貧乏的人民增稅，釀成民眾殺國王自立的結果。之後英、法、荷蘭、比利時、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匈牙利、羅馬尼亞、瑞典、瑞士等地頻頻出事。抗爭的導火線很多，飢荒瘟疫戰爭都增加下層社會的負擔，但社會貧富不均、封建地主向佃農增租、窮人日益窘困、通貨膨脹嚴重、國家苛稅問題重重，才是官逼民反的主因。不過抗爭的背後往往都是有心人栽花：唯利是圖的商人、無繼承權的騎士、被控為異端除名的教士等等，民眾依舊是替死鬼。德國從1336年到1525年之間共有六十多起民眾暴動，‘神聖羅馬帝國’變得名存實亡，德國分裂成許多州郡，直到1871年才被普魯士重新統一。意大利和東歐也一樣，尤其拜占庭，人民抗爭之下，使原先就脆弱的東羅馬帝國更難以抵擋土耳其勢力，終至滅亡。

一種災難就足以動搖社會，歐洲竟然魑魅魍魎四大魔王同時光顧。難道真如啟示錄預言，是遭神審判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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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假若挑其中一種浩劫發生在我們身邊，會有什麼現象？看到一個死人，我們會動容流淚；看到許多人罹難，我們會泣不成聲；但當死亡人數達萬，我們反而麻木了。這並不是無惻隱之心，而是為了面對現實未來而產生的抗壓性。十四世紀的中國同樣發生過鼠疫，人口頓減；但瘟疫過後，政治經濟文化仍繼續運轉，產業也沒有顯著改變。這是人類社會特有的韌性，縱算面臨地震海嘯、颶風火災、世界大戰、核電廠爆炸、恐怖份子襲擊，一樣都能夠再站起來。

只是這種韌性通常都建立在‘補充’社會所失去的人口，社會本身並沒有進化的必要。飢荒會減少競食者，但飢荒過後人並不會因此節制生育，也不會考慮“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的隱憂。戰爭會剝奪農業人口，但戰爭期間婦女依然會繼續扛農作重擔，而戰後的人除了紀念忠烈，就是教訓子孫要盡忠報國、除惡安邦，很少會對戰爭留下的教訓做檢討。同樣是世界各地都流行黑死病，歷史並沒有記載中國、印度、回教地區出現隔離制度，反正要死的終究要死，活下來的反而可以繼承遺產、繁衍眾多。說難聽點：可以克服的危機，就不會產生轉機。

歐洲卻因為連環慘災，人口一直無法恢復十三世紀的水平。黑死病最猖獗的時期，曾有主教埋怨人口減少，導致洗衣費用上漲；這句話實在很不像一個信基督教的人該說的，但是話的背後也意味，大家只希望最好災難趕快過去，人口增加後服務費可以降低。更惡劣的是，教會裡許多穿金戴銀的主教，還拼命倡導人民不該追慕世上的財富，實在偽善得離譜。其實那時代教會人士幾乎都是貴族親戚，整個社會就只有上層下層。特權階級當然也會死於戰爭瘟疫，但是比起他們壓榨的小市民們所遭遇的，又算什麼？‘無產階級’(Proletariat)這個字在拉丁文，本是說這階層的人唯一貢獻只有延續香火、供應人丁，從古羅馬以來一直帶有輕蔑之意。然而若沒有這些無產階級作貴族的腳墊，貴族還能站得住多久？而這群只會發號司令，搜刮民脂，卻無法解決飢荒瘟疫戰爭問題的貴族，人民又怎麼甘心做他們的奴役？

說穿了，正因為長達兩世紀的災變，才使歐洲貴族日趨沒落，中產階級問世。這是世界其他受災地方見不到的社會變化。英法百年戰爭，已經證明貴族所組織的騎兵，在戰場上根本無用武之地；雙方很快地組織民兵為正規軍，取代幾百年的貴族壟斷軍事。聖女貞德會號召民眾抵抗英軍，正代表人民的自由意識抬頭；而她會被傾英派的主教定罪是異端抗逆，被活活燒死，也正代表貴族恐懼下層人民崛起。黑死病席捲歐洲，威尼斯共和國會首先採取行動，防微杜漸，正意味小市民們在努力想辦法拯救自己；而教會批評隔離檢疫不道德，也正意味上層社會怕這些民眾自制後，就再也不會服從特權階級了。

但是他們怕的，卻是歷史注定的方向，誰也無法更改。威尼斯以商家協會為政府，勢不能像其他貴族橫征暴斂，為一頂皇冠爭得血流成河，為一個教皇頭銜行凶對打，本性暴露無遺。沒有貴冑子弟的威尼斯，反而會積極地化解民間災情，杜絕飢荒疾病，以免破壞市場利潤。這是一種政治上的維新：王權不再建立於血統繼承，而是由妥善管理國家，間接獲得人民認同。

這就是為什麼威尼斯成為歐洲第一個走出中世紀陰影的國家，而其他意大利各小國也不甘居後，紛紛在政治上圖強。看看當時歐洲各地，英法百年戰爭後，英國自己又為了爭權展開玫瑰戰爭；而法國因百年戰爭戰勝，讓君王特權變得更大，顯然未來的階層鬥爭已經要更殘暴血腥；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佔領希臘和東歐，中央集權的皇帝卻從此不再有作為，只知永享榮華；中歐德國已經分裂；北歐也因氣候改變而蕭條；南歐西班牙還在辦盛大的皇室聯婚；只有意大利的各共和國，不斷在天災人禍中尋找康莊大道。1513年佛羅倫斯共和國（Repubblica Fiorentina）出現馬基維利的名著《君主論》，可說是集大成的思想；世襲的皇家用不著擔心民心不服，但沒有皇室，國王一定要用打、用偷、用騙、用名聲、用仁政、用法治維持政權，操縱民眾心理。歐洲歷史從羅馬凱撒大帝以來，從沒有像意大利各國這麼努力追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同樣的改變也反映在民間。十三世紀的普通農民，從未考慮過繁衍的意義，反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許多人到了適婚年齡，村裡早就安排結婚對象，無從選擇。可是十四世紀的飢荒瘟疫，卻讓人延後成婚年齡，而挑選對象也要看經濟能力、健康狀況。許多女孩寧願嫁給有產階級，至少可讓自己與後代免受飢荒折磨，更可以不必繼續住在污穢擁擠的農舍、貧民窟，隨時等瘟神來索命。基於要求條件，男孩也得想辦法努力改善生計，否則只能一輩子光棍。這種壓力在每個產業改變的社會都會出現，雖似無情，但年輕人的努力，畢竟打破了傳統的階級二分法；願意上進的貧民也能成為富紳地主，一事無成的貴族也會淪為清貧浪人。根據英、法、意大利各地的資料，這時代還沒形成像樣的中產階級，而上下階層的人口比例也沒改變多少，但是提高的工資、降低的地租，卻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更促進階層流動。即使貴族沒消失，社會換血畢竟不是壞事。

而生活素質提升了，人們也更注重生兒育女——不是要生越多越好，然後任憑飢荒瘟疫戰爭淘汰，而是盡可能確保生下的孩子都有辦法存活。意大利佛羅倫斯平均婦女只生三胎，算是中世紀生育率最低的地方。那時代的英國佃農已經不像前代‘量產’，更不必辛苦種植還不夠家人吃。有多餘的資財，還可以改善住屋，整頓田園，儲備糧食未雨綢繆。這是一種對未來投資的觀念，接下來三百多年英國的儲蓄超過歐洲各地，終至工業革命誕生，絕非偶然的巧合。繁衍的意義，就是要下一代比這一代更優秀。沒有多餘人口，反而可以讓社會進步得更快。

我們也許對這看法質疑：今日世界人口絕對超過工業革命前的總數，難道世界就負成長麼？其實這想法有點混餚因果關係。要進步就必須先有投資，而進步後，整個世界雖然同享利益，並不等於大家同樣成長。人口多和經濟生產量高是兩回事；今日人口倍增的地區首指中東和非洲，70%人口都在25歲以下，但這兩地區真正投資在自己國家的卻少得可憐。同在中東，以色列人口七百萬，成長率只排世界七十名之後，又不像中東鄰國產石油，但它在科技經濟貿易軍事文化方面的投資與生產卻高得驚人。印度的人口成長遠高於中國，經濟成長卻遠不如，原因何在？貿易經商的人總認為人口多，市場就有潛力，卻忘了過剩人口會消耗資產，而一堆三餐不得溫飽的人民，反成為威脅政府的定時炸彈。中世紀的社會改變，節育政策，並不是剖腹藏珠的不得已下策，而是有心為了長遠未來而選擇的百年大計。

沒有人自願接受苦難，但是遇見無法逆轉的重災，人能不能從中學習？舊約先知以賽亞說過：“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也許浩劫毀滅是歷史注定，但天意並不是要審判世人，更不是要人間覆巢無完卵。就像古埃及遭受十災，有人無法面對殘破，憤世嫉俗，也有人奮勇走出了困境。而找到路的人，還會有更豐盛的未來等著他們。歐洲也是一樣，儘管行過死蔭幽谷，屍骸狼藉，卻在這段不幸中突破了階級的瓶頸，挑戰了政權的目的，改進了家庭的建立，也扭轉了中世紀長期的窮困。

世上確實有人類無法承受的風浪，但是兩百多年的辛酸歷程，歐洲還是走過去了。風瀟雨晦，仍然未曾屈撓。滿身創痕，仍然殘而不廢。病痛加身，仍然弱而不虛。生死茫茫，仍然不言放棄。

因為苦難的日子將要完畢，而歐洲有史以來最絢爛的時期，即將開幕。。。

東西：跨越千山萬水

（圖：新疆塔里木盆地、崑崙山脈、帕米爾高原）

很奇怪，整段中世紀歷史，最有名的歐洲人不是皇帝貴族，不是教宗學士，也不是將領海盜，而是一個市井庸俗、微不足道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馬可波羅的父親與叔父一向在拜占庭和近東地區經商，家境小康，但家人團聚機會卻不多。馬可波羅第一次見到父親還是十五歲，不過那時他已經學了會計、外幣、估價、貨運等各種商業知識。公元1271年，十七歲的馬可波羅也加入商隊行列，沒想到一去就是24年，其間由迦南地到土耳其，再轉往巴格達、波斯、中亞，經由絲路進入中國，還特別得到元世祖忽必烈接見。由於年輕的馬可學會了四種語言，而波羅家對各地的商業知識累積不少，忽必烈很器重他們；記載沒敘述，一般推測有相當官職。馬可波羅本人甚至巡視過中國南方東方各省，也抵達過安南與緬甸，幾乎等於是元朝外交隨從。然而忽必烈卻不准他們回國，這麼有用的人才失去了，哪裡找人補？問題是皇帝年事已高，一旦龍馭賓天，多半會派系爭鬥，與忽必烈關係越近的就越危險。1292年蒙古公主要嫁到西亞的伊兒汗國，馬可波羅與父親叔父才順便‘不辭而別’，途中又經過新加坡、印尼蘇門答臘、斯里蘭卡、南印度潘地亞王國，到達波斯後輾轉回到土耳其、拜占庭，最後還因威尼斯與鄰國熱那亞交戰而成為俘虜，差點客死異鄉。他在獄中講述旅遊經過，被寫成《馬可波羅遊記》。才剛出書就有人質疑內容可信度，馬可波羅甚至說：“我可以誠實講，這經歷猶如做生意賺錢...規模大到驚人，若非親眼目睹，根本沒人敢為證。”之後他成為威尼斯的著名富商，卻始終沒有再離開過家園；公元1324年在家中病逝，享年六十九歲。

究竟馬可波羅到過中國麼？幾世紀來一直沒有定論，不過今日學者多半認為，就算把商人一貫的浮誇吹噓都列入考慮，馬可波羅的經歷仍是記載十三世紀東方世界最可信的史料之一，而他對中國的農工製造業的評價，對照宋代的記錄也不假。誠如他自己說的，沒到過這域外，哪知天外有天？

中國人對這段東西交流的歷史感到自豪，是很正常；縱算當時宋亡元興，兵荒馬亂剛結束，但十三世紀東亞的產業、經濟、文化、科技、社會制度，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確實不可否認，所以會有歐洲人前來拜訪，絕非偶然。令人訝異是歐洲對馬可波羅居然也銘記在心，甚至可說西方開始注意遠東，開始研究航海，都始於馬可波羅；連1492年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也是深受馬可波羅影響。即使很多人不相信馬可波羅真的到過中國，遠東世界畢竟成為當代熱門話題。換言之，是馬可波羅改變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單以這點來看，連十字軍、宗教界、學術界人物都要甘拜下風。

其實馬可波羅並不是最早拜訪東亞的歐洲人；已經有好幾位西方探險家比他早沿絲路抵達中國。他也不是造訪地方最廣的人；與他大約同年代，北非摩洛哥有人旅行，從黑海到北京到南洋到東非到撒哈拉沙漠，幾乎踏遍當年建有清真寺的世界各地。那為什麼這些人沒有馬可波羅的影響力大？

原因很簡單：正因為他是商人，才知道怎樣把東方的好處‘行銷’給歐洲人。一本旅遊指南固然可以引發讀者興趣，但一本經濟報告卻會讓讀者捫心自問：別人能，我們為什麼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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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紀的中國因唐朝衰亡而暫時停擺，但五十多年後宋朝建立，採取崇文抑武的政策，雖然軍事上消極積弱，卻也衍生了中國歷史上經濟、科技、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土木工程、機械冶金、繅車紡織、運河航海，無一不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火藥、鉛彈、石油、煙球、地雷，都是這時代的產物，敦煌壁畫中居然也包括最早的火槍大砲，而後來蒙古能建立龐大帝國，四天攻破巴格達、八天攻破耶路撒冷，同樣不能不歸功於火藥發明。普遍來說，宋朝社會尊師重道，政治比較開明廉潔；宦官亂政、地方割據、兵變民亂的次數特別少，規模也遠不及其他朝代。據統計，北宋時中國生產毛額(GDP)佔世界總經濟量的22.7%，人口到北宋滅亡前成長不止三倍；這一方面是產業改變，一方面也是農業進步。六世紀北魏的《齊民要術》中提到三十七種榖類，到宋朝幾乎全被改良種取代了；今日常見的白米可說是宋朝引進、雜交培育後，出現一年多收的新品種。馬可波羅談到福州地區的製糖業，本來是淡黃色，後來引進巴比倫樹灰煉精糖的技術，結果做出來的更甜更潔白，比起中東的蔗糖實有過之無不及。南宋吳自牧提到開門八件事：柴米油鹽酒醬醋茶，顯然商業發展已經達到相當水準，以前的奢侈品，這時代都成了家庭各樣必需品。

當然，中國長時間對外貿易的最重要產品，畢竟還是絲綢。有將近三千年歷史，中國是唯一產蠶絲的地方，其他國家想引進這門繁複技術，成功機率卻很低；古埃及、波斯、希臘都羨慕東方綾羅，往往還視為傳家寶，但只有拜占庭皇帝特地派人去中國偷蠶；蠶是偷到了，但耗費養殖，抽出來的絲卻只夠御用，處理技術也遠不及中國出口貨，到最後大家仍踴躍購買‘絲路’運來的昂貴織錦。

這並不是因為中國人口眾多，過剩人口足以推動大量生產。十一世紀的腳踏紡車，這時已被改進，無論絲棉麻毛都可精細紡織，甚至用水車或動物代勞的紡織機，在一些偏遠鄉鎮也常見到。元朝王禎的《農書》特別提到，用水力紡織比讓女人紡織便宜好幾倍，速度也比人工快，所以產麻的地方幾乎都這麼做。技術進步，產品也因此更突破；十二世紀歐洲最珍視的色丁（Satin，有光澤的絲織品，俗稱綢緞）其實就是‘泉州’翻譯成阿拉伯文的誤稱；福建泉州當日已是‘海上絲路起點’，印尼的黃金、香料，泰國的珍珠、象牙，錫蘭的寶石、橡膠、玳瑁，印度的染料、釉彩、乾果，全部由此處進入中國。

對於這些製造業、奢侈品，史書比較難考察，不過還有其他資料可供參考：根據中國歷代稅收記錄，自漢朝開始用木炭和鐵來煉鋼，冶金一向是國稅中最重要的部分。唐朝中葉到北宋，鐵的產量增長大約六倍，1078年的產量還達到1.27億公斤——差不多是整個歐洲1700年的產量。蘇軾擔任徐州知府期間，曾獻表詳細說明36座鐵熔爐生產情況，每座熔爐都有幾百名工人。開封一帶兵器鑄造帶動了繁榮的大都會區，城裡甚至多達五十家戲班樂匠，演出動輒吸引幾千觀眾；而為了煉鋼，附近山林幾乎都伐光了，連木炭都價格漲得普通家庭買不到，1013年還曾因寒冬造成開封民亂。為了工業需要，鋼鐵廠開始使用黃河上下游，山西、河南、河北的煤炭；這樣不但應用了近千年沒用途的廢料，也免得山林窮竭。蘇軾提到：“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礦何勞鍛”，顯然不需要再大肆破壞生態，一樣能達到經濟繁榮。1050年碳價已經便宜到一般家庭都在用，之後碳市場還在逐年增加。當然，冶金並不只是武器鑄造，其他炊具、農具、工具、錢幣、建築、水利杵錐、機械組件、藝術、樂器，全與金屬工業息息相關。

可以說，馬可波羅見到中國人人衣鮮亮麗，家家朱門雕欄，處處石砌磚道，餐餐美饌佳餚，簡直驚呆了。單江面上船舶就超過全歐洲總船數，任何一艘海艦上人員都近千，大盤商批發交易遠航的規模，根本不是威尼斯可望其項背的；但中盤商也一樣可觀，每個碼頭上運卸、庫存、借貸、進出停靠，指揮得猶如流水不息。馬可波羅對肥美的養殖魚蝦、薄如透明的瓷器，甚至用來煉鋼的‘黑色石頭’，都好奇萬分。宋朝的交子(銀票)更是早在1024年就大量流通，甚至比金銀更廣用；儘管後來通貨膨脹問題層出不窮，要能讓整個社會接受‘法定貨幣’的制度，政府畢竟要穩定到讓大眾認同，而政府也必須長時間維持這些紙鈔的匯價。馬可波羅發現市場上大家全用替代貨幣，與真正金幣沒兩樣，讚歎不已；這若是在四分五裂、敵友難分的歐洲，根本不可能出現，連要想像都很難。

但馬可波羅卻不知道，假若中國按照當時經濟科技繼續發展，應該要比歐洲提早四百年出現工業革命。歷史卻並非如此；巔峰狀態的中國，這時已經碰上瓶頸，發展受限。歐洲所嚮往的遠東變得滯留不前，甚至開始退步；十八世紀法國發明亞麻織布機，實在很像是抄襲五百年前的中國設計，可是同樣過了五百年，中國的自動紡織機竟然失傳了。怎麼會這樣？十三世紀中國的武器製造有不少使用火藥，後來只剩下煙火鞭炮，清朝康熙皇帝反而要向傳教士學火槍大砲的基礎。

是什麼改變了中國？有人總會說物極必反，風水輪流；這種模糊看法就不討論了。也有人說蠻族入侵，契丹女真蒙古，打斷了中國的科技經濟發展；這倒並不全錯，但憑良心說，中國並沒有像羅馬帝國之後的歐洲，文化完全湮沒。即使蒙古時代的杭州，仍然充滿了讓馬可波羅嘆為觀止的工商業；江西的景德鎮，宋元明清都一直承官方欽定為御窯廠。還有人說中國當時仍停在傳統經濟，縱使產業發達，毛額除以總人口並沒有真的成長；這有點本末倒置，並不是錢變多才叫發展，而是發展後錢自然變多：工業革命的英國同樣是人口與產業一齊上升，但除了北海工業地帶，其他地方薪水恐怕還明顯降低；然而薪水只是社會切面的一部分，假若儲蓄可以增加，不也代表經濟改善？

普利茲獎得主Jared Diamond曾寫道，中國對經濟的限制是造成東西發展差距的主因。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仁宗卻認為下西洋太浪費，宣告停止；宣宗又解開海禁，派鄭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憲宗時大臣們認為下西洋是一大弊政，有害無益，竟連以前的海圖資料都銷毀。可以說，皇帝諭旨要如何，就算朝三暮四，摧毀經濟也沒人敢講話。這現象並不僅存於中國；日本戰國後，德川家康同樣為了武士尊嚴而禁止國內使用火槍，還封鎖了日本250年。Jared Diamond的看法，是政治地理產生這樣的專制：東方講究大一統，所以皇帝主宰經濟，沒有皇帝撐腰的產業肯定窮途末路；西方不見九州同，反而讓一個國家發展不下去的事業，在另一個國家萌芽茁壯。比方哥倫布得不到葡萄牙的贊助，也得不到意大利熱那亞或威尼斯的支持，就向西班牙國王皇后遊說，最後反而是西班牙改寫探險時代的歷史。這類傳記在近代歐洲比比皆是，世界其他地方反而有太多人才，因為得不到支持而抑鬱終生。

而這兩種經濟體制，最大的差別還是人力運用。商家要得到贊助，往往會考慮人力物力財力，否則很難說服別人出錢；官方鼓勵的營業，卻不必在乎節省成本，甚至有機會用浪費來公飽私囊。中國宋代發明活字印刷，無人不曉，但到清朝還一直有書籍用耗費人力的木版印刷，因為人口眾多、人工易得，再多的人從事生產，對政府也沒損失。相反地，西歐自從有活字印刷，木版幾乎很快地被淘汰；德國最早印聖經的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只僱用了二十幾人，否則賺錢不易，單付工資已經要讓他破產了。

這些問題，對於專精貨殖的馬可波羅，大概還難以理解。他只知道東方富庶繁華，連威尼斯都要自慚形穢，殊不知西方將來反而要後來居上——而他自己，就是締造這進步的重要橋樑。沒有他千山萬水長途跋涉，見識到中國，歐洲的文藝復興可能要暫緩，發現新大陸可能要延後，西方的經濟起飛可能今日才剛問世。

正因為他是商人，所以能容忍一般為學的人所不齒的職業，甚至入微觀察每個卑微的產業。正因為他是商人，所以能與其他‘市井小人’稱兄道弟，間而了解東方人如何做生意。正因為他是商人，所以能把中國最燦爛的一面呈現給西方。其實身在朝中，他所看到過的黑暗絕不會少，對各樣社會問題也應該耳濡目染；但他省略了這些不雅、不潔、不平等、不道德的細節，只讓歐洲把中國的優秀富饒當作值得努力看齊的目標。沒有他山之石，人就容易敝帚自珍；但有了比較的對象，人絕不會再安逸滿足於現況的。這是商人的眼光，業者的判斷，行家的手腕。當《馬可波羅遊記》問世，風靡西方，會有這麼多人批評他胡扯，不正代表他‘廣告’得很成功，讓整個歐洲為之欣然神往麼？

中國社會地位一向是‘士農工商’的排列順序，商人總是被瞧不起，中世紀歐洲絕多數也是抬舉騎士、教士、學士，鄙視商家、銀行業、和放高利貸的猶太人。然而膚淺的觀念，並不會影響歷史；真正有影響力的，只有播種的人。

西方蛻變的第二顆種子，種下了。。。

                    即使是最小的人，也可以改變未來的過程。
                                                            ——J. R. R. Tolkien，《魔戒》

仰止：邁向光明

先來腦力激盪一下：假若你是歐洲中世紀的有錢貴族，但你既不願贊助十字軍東征，又不想開罪天主教，該怎麼做？

相信大家都猜到了，就是捐款建築。十三世紀開始，歐洲各地建了許多美崙美奐的教堂，到今日仍是遊客絡繹不絕。法國巴黎聖母院、亞眠教堂、蘭斯教堂、沙特爾教堂；德國科隆大教堂、弗萊堡教堂、雷根斯堡教堂；英國西敏寺、坎特伯雷教堂、索爾茲伯里教堂、約克座堂；意大利米蘭大教堂、錫耶納教堂；西班牙巴塞隆納教堂、里昂教堂、布爾戈斯教堂；葡萄牙巴塔利亞修道院；其餘愛爾蘭、比利時、荷蘭、瑞士、丹麥、挪威、瑞典、芬蘭、波蘭、捷克、奧地利、匈牙利等地，這種不計成本、縷金雕玉的教堂，多得令人咂舌。那時代人對這種新造型沒什麼名稱，後代藝術史卻給它起名為‘哥德式建築’。‘哥德’這名字含有貶義，代表民智未開的低落文明；然而‘哥德式建築’卻是琉光璀璨，讓歐洲人永遠自豪的無價之寶。

但新的建築文化會出現，並不是模仿回教文明。哥德式建築採用的，其實是結合歐洲幾百年來早就存在的尖形拱門、肋狀拱形、屋頂飛拱設計。這些造型都是為了解決建築物的承壓問題而發明，但是發明之後，卻讓新的建築物不再受傳統高度和跨度的限制。到了這時代，設計師又刻意展現教堂的高聳峭拔；扶壁支架不做在室內，而是加在教堂外面，不致擋住視線。挑高也有助於視覺延伸，可讓心靈穩定、舒緩減壓，使教堂多一分安寧感。可是假若加高了建築卻灰暗陰森，豈不破壞美感？為了空間照明，建築師們充分使用彩色玻璃製造大面積花窗。彩色玻璃自古代腓尼基、羅馬就有，但兩者卻都沒有玻璃窗，反倒是歐洲與中東各自開竅，分別發明窗戶藝術。花窗工業那時在敘利亞、巴勒斯坦一帶鼎盛，在法國也不遑多讓；今日哥德式教堂與中東清真寺裡，多半還鑲嵌近千年的玻璃，歷久彌新，叫人不得不佩服古人才智。不過輕盈美觀的拱廊、浮雕繁複的門柱、精巧細緻的玫瑰窗柳葉窗，在中東就看不到了。

為什麼歐洲會突然迸出這麼卓越的藝術水準？原因不少。經濟水準夠高，當然是必要條件，但歷史上一樣有‘衣食足卻不知榮辱’的國家。城市文明的普及也是重要因素，畢竟每個城市都想增加特色，與眾不同；可是追求獨特只是城主虛榮，大半民眾潛意識裡，有沒有特色實無差別。執政者鼓勵文化，也不可或缺，然而之前查理曼大帝、法蘭克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們，都曾大筆‘投資’於文化工作，卻難以生根萌芽。十三世紀的材料科學、工匠技術堪稱一流；不過同時代的拜占庭、羅馬一帶，工匠更多材料更美，卻從未建過類似的教堂城堡，連著名的比薩斜塔都只是延續羅馬式建築，不算突破。現代許多藝術家講求創新超越、自我解脫、塑造個性，這固然也是藝術的前提，不過若沒有讓世界認同的價值，稀奇古怪的創作又怎麼經得起時間考驗？何況教堂是許多人進出的場所，假如主教看得皺眉，信徒避之若浼，設計師這碗飯也不用吃了。

比較可接受的觀點是：歐洲自東征起，開始接觸外面世界，因此必須給自己一個定位；十字軍失敗後，大家心理受激，於是突然開始翻動自己塵封已久的文化遺產。尤其是西羅馬滅亡前後的哲學經典，在這段期間奠定了學術主義的基礎。等到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作品重新譯成拉丁文，終於使得歐洲思想、科技、藝術、文化、學術各方面突飛猛進。這種看法有幾分說服力，但也有很大漏洞：不是每個受刺激的人都能奮發圖強，有的會更作繭自縛、劃地自限。

事實證明，十二世紀開始，歐洲知識份子邁向光明，腳下卻還有更多的天主教反對勢力，拼命要把這些人拉回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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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反對，是‘唯獨聖經’的主張。今日基督教各教派仍認為聖經是所有教義的唯一來源，因此稱為唯獨聖經；但在中古時代，天主教說唯獨聖經，意思卻是只有聖經該被尊重，聖經以外的著作都不可取，也不可過目。結果大家不斷地貶低世界其他學問，甚至除了一本聖經翻得滾瓜爛熟，其他著作卻從未讀過。

然而自從歐洲產生大學之後，許多學者並不全盤認同這種固步自封的態度，相對提出‘文化無祖國’的看法，尤其對回教、猶太教的法學、醫學文獻特別有興趣。他們很願意去讀十世紀波斯大哲伊本·西那(Ibn Sina)、十二世紀西班牙回教學者阿維洛伊（Averroës）的作品，去探討埃及猶太哲學家邁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的典籍。在北法國，最有名的聖經權威居然是猶太裔的拉希（Rashi），連基督教的學生也不時向他求教亞蘭文；拉希自己倒很喜歡基督教的詩頌音樂，還曾把希伯來民謠與法國聖詠彼此互相傳授。他的著作影響了後來巴黎神學院的利爾（Nicolas de Lyre），而利爾的寫作又影響了後來德國的馬丁路德。

這並不是‘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因為同時代歐洲學者出名的也不少。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倫（Anselm）被稱為最後的教父，是繼五世紀的奧古斯丁之後最有邏輯思考力的理學家。赫爾斯（Alexander Hales）是中世紀最早開始引用希臘亞里斯多德的學者；他引經據典很多，連同時代別人沒聽過的學者，都是經他介紹。奧坎（William of Occam）是牛津與巴黎大學的名人，最著名的是強調：‘可以簡單的，就不要用複雜的方式做’；這種看法至今在數學推演、科學研究、和電腦軟體設計都常提到。西班牙的馬迪（Ramón Martí）曾被派去向猶太人做宗教批鬥，但他卻提出報告說，猶太教的塔木德不但不是邪書，反而證明基督教的真理，所以不應燒毀；以當年西班牙宗教荼毒的瘋狂，單是講這句話就要相當勇氣。波拿文西（Bonaventura）認為經學討論意義不大，探討人的心思意念倒比較重要。培根（Roger Bacon；十六世紀文藝復興另有一個培根）向西歐學術界重新強調觀察的重要性，不是經由對典籍的辯論，而是通過實驗來證明真理。阿奎那（Thomas Aquinas）認為自然與神學並不衝突，還曾說：“沒有任何智慧是可以不經由感覺而獲得的。”他也是中世紀歐洲第一個講‘盡信書不如無書’，第一個講‘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的人。

只是，天主教對這些新觀念又會如何對待？安瑟倫曾被流放兩次，其他人也曾被貶官；波拿文西被明昇暗降，乾脆自己辭職；培根被囚禁而終；奧坎差點被賜死，後來放棄哲學，只寫政治。阿奎那是奔波勞碌而病死，一說是被毒死，死後還被天主教唾棄五十年；為此，但丁的《神曲》特地替他抱不平。其他有的被教皇施壓，要用他們的口才推銷十字軍東征；不服從教會的自然革職，但服從的也等於是教皇走狗，從此被學術界鄙視。有的屈服於威逼利誘，為了保住教會職位而三緘其口，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從1210到1277年，巴黎大學許多名學者被下禁令，十三、十四世紀天主教頒布的‘異端譴責’前後居然多達十六次。根據文獻，1277年的譴責包括禁讀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回教、猶太教、以及這些新學派的作品，不從者要被教會除名。這種集權手段幾乎扼殺了那時的文化發展，也使文藝復興延後兩三世紀。

就像西元初世紀，法利賽人為了捍衛猶太教的真理而逼迫基督徒，這時天主教一樣為了捍衛傳統而撲殺新學派。然而新的思想並沒有滅亡；學者們不再開口見喉，明目張膽地挑戰權威，只能用矯飾掩蓋對學術的辯證。這成為‘惡魔代言人’一詞的由來，因為學者要避諱天主教的禁諭，幾乎都用這種開場白：“我是虔誠的僕人，當然不會這麼想，但假若我是魔鬼的手下，豈不是會問...?”天主教對這種迎合粉飾的辦法倒也沒轍，畢竟大家沒有公然叛教，說話方式又夠圓滑，勉強算是循規蹈矩；儘管對討論內容有所懷疑，要怎麼捉把柄？尚書說：“滿招損，謙受益。”即使是造作，也比撞得頭破血流來得有用。

第二類反對，是‘人性本惡’的思維。基督教對罪惡源自祖先的看法根深蒂固，所以一向注重懺悔赦罪、教條約束；不過許多讀過希臘羅馬回教著作的人，已經開始認為後天比先天重要。阿奎那贊同人出生時如‘白板’，沒有與生俱來的心智，而是逐漸由感官和經驗而來，所以教育勝於懲罰。法國聖伯納（Bernard of Clairvaux）是首倡靈修的人，他標榜民眾教育，今日許多傳統教派每週按年曆朗誦聖經片段，幾年循環一次，就是從聖伯納傳下的方針。

偏偏連這麼基本的觀念，當時天主教也不讓步。之前提過，擅自讀經的有罪，一般民眾只會背三十字長的聖母經，其中拉丁文意思更是一竅不通。不知道，教就好了，何必讓信徒永遠無知？很顯然天主教界的上層人士，表面上說神愛世人，其實自己根本不把小老百姓當人看待；無知正好利用，無知不會對自己權力產生威脅，無知就不致揭發自己惡行。不過這種藐視，卻總是用罪來敷衍，反正人民是硬頸項，悖逆，觸犯神，生老病死是活該，因為他們生於罪惡，理當死於罪惡。

那到底宗教人士對自己約束多少？很可悲，天主教這時也是苛以待己。先前因為修道院藏污納垢，所以十一世紀教會反而變本加厲，全面禁止聖職人員與感情有染。換言之，要從事聖工，就不能結婚，否則教會也有權力使婚姻無效。然而這並不只是主教、修道院長的必備條件；那時牛津、劍橋、巴黎大學等地都還與天主教關連甚深，因此大學教授們也都被迫獨身。有的學校對院士在校外撫養‘妾室’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假若醜聞傳開，大家卻又毫不留情地處分院士。

而這種畸形倫理也造就許多悲劇。當時巴黎大學著名學者阿伯拉（Pierre Abélard）結交一位才女，可說是天作之合，不幸戀情曝光，阿伯拉居然慘遭閹割，戀人也被迫進入修女院，從此兩人牛郎織女，到死無法相見。倒是法國民眾很同情這對碧人，還特別將他們死後同葬。這是一種無聲的消極抗議，卻也是最真誠的心靈支援。人就是人，何必把七情六欲都冠為罪孽？天主教大概也知道做得過火，後來對於聖職人員的‘處分’都盡量低調。十六世紀初馬丁路德改教，首先就贊同聖職人員可以結婚，自己也以身作則，還特別引新約聖經，讓已婚的教會人士不必離婚。歐洲各大學開始不限制教授的私事，更認為結婚的人比較不會風流，不致污穢大學聲譽。

論語說：“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雖然十二、三世紀對人性否定，至少後世從這些偏激的行動中省思，從不人道的政策中領悟仁愛，從錯誤中找出正確的方向。黑暗中有許多人都盡量明哲保身，但是保住了自己，下一代還是繼續活在黑暗中，何時了結？要邁向光明，就不能屈於權勢；不管是熱心倡導新思想的學者，咄咄逼人的辯士，不恥下問的大學生，按部就班的改革家，甚至用行動表明心意的民眾，大家都在為光明而奮鬥。湯顯祖寫：“風雨隱寒岩。”易經說：“明夷利艱貞。”或許世界會笑他們是‘笨牛’，不自量力，但是笨牛自有它存在的意義，因為世界將要轉變，而這些不畏艱難的小人物，正是締造光明的原動力。

不過縱算有心，也未必成事。其實十三世紀能出現文化改變，還要歸功於地理。由於阿爾卑斯山的阻隔，使英法德地區與意大利天主教保持距離。西歐的封建制度弊端不少，但各地自治的結果，卻讓大家習慣‘自己動手做’，不需等國王教皇許可。倫敦、巴黎的大學能夠形成新學派，中世紀最早建的意大利波隆納大學卻望塵莫及。法國人民敢抒發自己心聲，意大利人民卻不敢。哥德式建築在英法德三處發揚光大，意大利、希臘卻延續古羅馬建築傳統，甚至到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北方才產生幾棟哥德式教堂，顯然接受程度很慢。可以肯定，哥德式教堂也是天主教的第三類反對；它沒有強烈干涉，自己意大利卻不准興建；古羅馬有千年的建築美學，何必仿效法國新流行？梵蒂岡有千年的神學傳統，何必再做什麼新研究？

若把歐洲地圖劃分哥德式教堂存在不存在的地區，這條線就已經預示將來新教與天主教範圍的分水嶺。沒有十二、三世紀的人與黑暗搏鬥，宗教改革是永遠不會出現的。

世上沒有一步登天的發展，卻有聚沙成塔的奇蹟。今日我們站在仰之彌高的教堂裡，聆聽優雅聖樂飄揚時，也應該知道：人，正在不斷的挫折中成熟；光明，正在不斷的探索中誕生。

征塵：走上不歸路（三）

美國海軍中將Arthur K. Cebrowski曾寫過：“以歷史而論，戰勝者學到的反不如戰敗者多。”十二世紀初的回教地區，眼見耶路撒冷被十字軍佔領，顏面盡失，自我檢討的心情也無可厚非。當時許多中東國王都還標榜自己是穆罕默德親屬幾代；世襲之下，皇室積弱已是眾所皆知。偏偏突厥人戰敗，敘利亞、巴勒斯坦等地國王也沒能力對抗基督教入侵，埃及是國王年幼，大權旁落，波斯自突厥佔領後經濟一直未見好轉，阿拉伯半島是蝸行牛步，北非也沒興趣破壞與歐洲的貿易關係，所以到最後回教地區統治者都是吃糧不管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根本舉不起手來撲滅十字軍。好吧，他們不反擊，大家求人不如求己，乾脆自己想辦法。

可惜要如何改進回教世界，大家又莫衷一是；有人認為歐洲成功是因遠交近攻，所以也想如法炮製；有人認為十字軍戰術有獨到之處，所以必須先學習別人的優點，加以改良；有人認為天主教帶頭號召是重點，所以也要用宗教呼籲大家參與聖戰；有人則認為十字軍勝利，在於東羅馬撐腰，所以若不先剷除中東各地奄奄一息的政權，還談什麼對抗十字軍？接下來幾十年，突厥人不斷失勢，中東各地打自己旗號救民於水火的，倒不可小覷。問題是，不同意見只造就黨派嚴重分歧：敘利亞地帶是努力與十字軍建交學習；高加索地區是努力打游擊戰；阿拉伯沙漠是把基督徒強制趕走，把教堂改建為清真寺；埃及與耶路撒冷王國的外交關係很朝三暮四，打仗幾個月又和好，和好沒幾週又宣戰；剩下的小老百姓要自己組織軍隊，絕非短時間辦得到，而就算辦到了，恐怕也還不是十字軍的對手。

換言之，意見分歧加上權力中空，使十字軍地區稍微喘口氣，支撐了將近五十年都尚未棋逢敵手。到頭來真正有能力扳倒十字軍的，仍舊是已經靠近權力核心的人。

古今中外，當官的法則不盡相同。中國當官要講關係，西方當官要有好聲譽，但是中東卻不時有宰相明目張膽取代國王的舉動，舊約聖經與大食帝國的歷史不談，連民俗故事中也有爬到高位之後推翻上司的人。中東地區可能認為‘不可力爭則以智取’，似乎這樣破壞秩序沒什麼不對，只要做得到，就不必論善惡。2011年‘阿拉伯之春’，埃及是政治未見改善的其中一國，然而放眼千年前的回教地區，政治最動盪的仍算埃及：十二世紀的埃及國王年幼，許多大臣爭著做攝政王，軍隊內訌也司空見慣。再者，埃及是魚米之鄉，十字軍的物資供應這時仍仰賴歐洲船運，十分不便，所以對鄰近的埃及自然有興趣。其實不只耶路撒冷，連突厥人、敘利亞、北非、麥加、甚至南葉門，大家都很清楚，這時最不安定的地方，就是最能改變歷史的地方——誰控制埃及，誰就掌管中東。【注：今日埃及除了蘇伊士運河，經濟已無昔時重要性；這句評語倒可省略。】

在這種環境下，薩拉丁出現了。薩拉丁是庫爾德人（今伊拉克北方民族），原在一個敘利亞的突厥軍閥手下辦事。一次被派到埃及幫忙協助政黨風波，薩拉丁竟擅自接受埃及的弱冠國王封為將軍，讓自己本來老闆氣得暴跳如雷，卻又不敢阻止，免得敘利亞與埃及關係弄僵。之後薩拉丁地位節節高升，也曾有人派刺客對付這個‘不速之客’，卻屢次被薩拉丁先發制人地肅清，連帶其他有威脅的政敵都一齊砍了。公元1174年埃及國王23歲逝世，已經身任國務大臣的薩拉丁立刻娶了寡婦皇后，自立為王，改朝換代。要說他處心積慮，確實如此，但他有奪權的手段，也有軍事的策略，更有虔誠的信仰，深得民心。他還沒稱帝前已經替埃及打下利比亞與阿拉伯，讓人民覺得這個權臣比皇帝還可靠。稱帝兩年後，薩拉丁又攻占大馬士革，把埃及與敘利亞合併為新王國；再五年收拾兩河流域，讓突厥勢力都向他稱臣；然後從1182年起，薩拉丁跨過約旦河，開始進攻十字軍勢力範圍。

他不只是一個政客；他是那時代中東最渴望的救星。因為他，四分五裂的回教地區終於有機會挑戰基督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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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的曠野不利於作戰，又難以駐守，自古皆然。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時，強攻埃及不下，仍然積極向紅海發展，意圖南北縱向切斷埃及與敘利亞的交通。薩拉丁剛統治埃及時，西奈半島甚至有十字軍的堡壘基地，紅海上也有基督教的船艦威脅阿拉伯的聖地麥加。不過相反地，薩拉丁的回教勢力也東西橫向切斷耶路撒冷與西奈半島的交通。十字軍一樣無法對統一的回教軍隊掉以輕心。孫子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這種地方最危險的就是部隊前後無法連接，一旦斷絕，將被敵人各個擊破。

為這個問題，薩拉丁與耶路撒冷周旋了好幾年，而雙方也都採取打草驚蛇的伎倆；十字軍是打劫前往阿拉伯的商隊與朝聖者，回教軍是連攻約旦河東的重鎮。兩邊都在等對手露出破綻，一拖延就是幾年拉鋸戰。但是耶路撒冷王國這時基礎已穩，薩拉丁的政權卻還剛崛起，統治的疆土也龐大，時間久了肯定對薩拉丁不利。果然，1186年兩河流域產生變動，薩拉丁為了處理自己國內政局，不得不與十字軍簽和平條約。

儘管如此，1186年發生異變的，並不只兩河流域。耶路撒冷的國王先一年死於大痲瘋，繼任的國王只有八歲，不幸次年也夭折。整個耶路撒冷一樣是政黨批鬥、攝政王奪權的局面。歐洲的基督教畢竟看不慣中東的‘當官’制度，何況攝政王名聲不佳，無法以德服人，因此黎巴嫩、安提阿地方首先與耶路撒冷劃清界限，私下與薩拉丁結盟，好對付私自踐祚的攝政王。當然，名聲只是藉口，勾心鬥角、各自為政的封建制度才是肇因。說難聽點，十字軍東征時群狼無首，幾十年了一樣沒改善；東羅馬帝國既已無力掌控巴勒斯坦的幾個封建國，大家當然還是我行我素，互不相讓。假如第一次東征失敗，或許歐洲伯爵們還會因此改善合作關係；但他們既攻破了耶路撒冷，大家反而覺得自己功勞不小，沒必要遷就同僚，向自己人低頭。而到最後這種態度也成為十字軍的致命傷。

1187年六月，薩拉丁平定了伊拉克地區的內亂，隨即帶兵向西，攻占加利利海邊靠近拿撒勒的土地，箭頭更直指迦南地。雖然回教勢力只有三萬人，卻讓耶路撒冷、黎巴嫩、安提阿都驚惶失措；本來亂成一團的基督教勢力，這時才趕快聯手，從各地召集騎兵，加上出錢僱傭兵，總計兩萬人來對抗薩拉丁。數量是其次，以往十字軍出奇制勝，未必需要人多；但團結是力量，反過來說，不團結也就沒力量。臨大敵才組陣，連訓練都來不及，怎麼打得過剛從兩河流域凱旋回來的精銳部隊？其實薩拉丁攻加利利，還有一半是在設陷阱，圍魏救趙。十字軍中不乏智將，擔心長途跋涉搶救加利利，到達時人馬俱疲才要與薩拉丁交戰，豈有勝算？但這警告只被罵是膽怯，耶路撒冷的重兵仍然踏入陷阱不自覺。戰場附近的水源，薩拉丁都已派兵埋伏；等耶路撒冷大軍抵達，乾渴虛脫，去打水的部隊卻一個個無聲無息地被收拾掉。接下來薩拉丁利用風向焚燒材草，濃煙熏得十字軍無法張開眼睛，而回教軍隊早已準備了四百車的箭，開弓不停。步兵馬匹沒有盔甲，最先陣亡；而騎士沒有兵卒保護，沒有駿馬載重，穿了厚甲也是動彈不得。一天之內，勝負已分。傍晚，耶路撒冷王與十字軍首腦人物全部被擒。

孫子又曰：“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

這場‘哈丁戰役’(Battle of Hattin)，是整段十字軍歷史中敗得最難看的一次，基督教一方差點全軍覆沒，回教一方幾乎毫髮無傷。薩拉丁‘客氣’地賜水給十字軍的各領袖，接受了就等於投降，不接受就斬頭。耶路撒冷王被帶到敘利亞囚禁，其他伯爵也淪為人質，等他們歐洲的家族拿錢來贖。三個月後，薩拉丁輕易攻下耶路撒冷。十字軍還不甘心，繼續打著‘耶路撒冷王國’的旗號對抗回教徒，但巴勒斯坦各諸侯國已經元氣大傷，‘還我山河’的豪言壯語，不過是夸父追日的頑固而已。

倒是整個歐洲對於耶路撒冷得而復失，反應特別激烈，天主教教皇甚至聽到消息當場心髒病而死。繼任的教皇立刻宣告要再度發兵，此乃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第二次是因突厥佔領高加索，但十字軍才開進土耳其就不了了之；這次是耶路撒冷有難，參與人士格外踴躍，連神聖羅馬帝國的紅鬍子腓特烈國王、法國的腓力二世、英國的獅心王理查也奮勇加入戰場。然而來得多未必有用，何況三位國君同時領隊，誰也不服從誰，自己人不扯後腿就不錯了，還談什麼合作？最後連耶路撒冷也沒打下來，大家已經不歡而散，各自歸家；英、法、德三地區更是從此結怨數百年。理查回英國時居然還被神聖羅馬帝國軟禁，為了湊贖金，英國人民竟被嚴重課稅，造成當代反抗賦稅的羅賓漢英雄故事；結果好不容易贖回國王，理查偏偏又率兵要與諾曼王爭戰，把英國的財政搞得亂七八糟（後世的羅賓漢傳說也被寫得亂七八糟）。像這樣魯莽好鬥、不知死活的瘋子，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比比皆是。不出征還好，一去不回也還好，浪費錢參戰又浪費錢保釋的國王貴族們，實在讓歐洲各地人民質疑：征戰，值得麼？

第三次進軍失敗，歐洲人本來已經要放棄目標，但公元1193年適逢薩拉丁過世，天主教認為這是收復巴勒斯坦的良機，趕快鼓勵第四次東征。這次響應的人已大為減少，有錢的貴族們連募捐都不理，何況出兵？最後只有威尼斯願意提供貸款，用船送軍隊過海直接攻埃及。但是人力物力財力智力，各方面條件都不理想，參與者資金短缺，補給不夠，又有溝通障礙，結果計劃完全走樣，十字軍連中東都沒踏入，已經引發暴動，還焚燒了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從此殘廢，再也無力招架國家瓦解、敵人蠶食。

矛盾的是：十字軍東征本為了拯救拜占庭，沒想到拜占庭反而毀在十字軍手上。靈丹，誰知竟是毒藥？

假若天主教以為‘哀兵必勝’，歷史是很殘酷的，管你禁食鞭笞懺悔認罪，巴勒斯坦照樣讓大家望眼欲穿。接下來第五到第九次十字軍東征，差不多都是慘敗收場。有的痢疾嚴重到讓軍隊存活不到三成，有的教士在大庭廣眾前被羞辱，有的船隻在北非觸礁，連作戰機會都沒有。第六次東征還是用錢向回教勢力買半個耶路撒冷的統治權，等於是當假國王過乾癮；財盡了，回教徒一樣把十字軍踢出去。

而這段期間，由於歐洲基督教界過份標榜為神犧牲奉獻的精神，更導致其他的宗教極端作為。法德一帶曾組織‘兒童十字軍’，以為孩童無罪，蒙神祝福，應該可以打下大人無法攻破的中東地區；這種迷信居然讓幾千兒童喪生荒野，實是中世紀歐洲的恥辱。天主教為了籌措東征的資金，開始濫售‘贖罪卷’(Indulgence)，成為後代譴責教會貪污的代名詞。十二世紀法國首次出現‘宗教裁判’，特別負責偵查、審判、裁決天主教認定的異端，其中酷刑招供、監禁處死的例子層出不窮，連擅自讀聖經的都會遭懲罰。西班牙甚至有‘最高裁判官’，只要懷疑有不信主、不遵從真理的，就綁在木樁燒死；受害的很多是被誣告，但這官職竟持續到十九世紀，荼毒殘虐的人命未必少於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

然而十字軍的失敗，一樣讓歐洲人對世界徹底改觀，開始打破包袱，發奮圖強。或許他們灰頭土臉，才終於認清：天國不在羅馬，也不在耶路撒冷——天國就在自己的心裡。之後基督教國家會發展得比回教國家迅速，東征正是這蛻變的轉捩點。

還是套用同一句：“以歷史而論，戰勝者學到的反不如戰敗者多。”

征塵：走上不歸路（二）

為了號召十字軍東征，教皇烏爾班其實事先已經拜訪了一些有權勢的伯爵地主們，演講時跟著造勢，演講後也首先響應，更集體在教皇面前立誓為神而戰。帶動了氣氛後，其他舉棋不定的貴族、主教們也礙於面子紛紛加入東征。不過要事先拉攏，烏爾班還特別帶了貴重禮物分給某些教會團體。什麼禮物？就是傳說中耶穌被釘的十架碎片。中世紀歐洲相傳十架被保存在拜占庭，現在既然東羅馬想請教皇招兵買馬，用這等意義非凡的遺物收買人心，果然效果立顯，法國主教們無不感激零涕。其實今日碳十四分析，這些碎木片全是贗品，而早期基督教又怎麼會去保留這殘酷刑具？只是十一世紀歐洲迷信太深，大家上當得心甘情願。

至少烏爾班是有計劃地募兵，還約定某月某日會合出兵。計劃，可以主宰成敗：一方面，烏合之眾根本沒有勝算；二方面，準備時間不夠充裕，容易半途而廢；三方面，有勇無謀之輩，很可能在路上惹是生非；四方面，東羅馬帝國要負責接應各地部隊，假若大家三五成群地造訪拜占庭，東羅馬人民反而頭痛。

事實證明，這樣防患未然，並非杞人憂天。那時有人聽了教皇的演講，心頭火熱，也分別到各地煽動民眾，結果一大堆小市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踴躍前往東方參戰。沿途許多猶太村莊被殺個乾淨，即使不是猶太城鎮，也被強搶糧食衣物，藉口是‘神’要用。好不容易這群平民到了拜占庭，偏偏又太早了，法、德、意大利的聯軍根本還沒來；這些人又不知好歹地亂搶東西；聖索菲亞大教堂前有四座鑲金駿馬雕刻，居然被公然挖走，偷光金箔後還轉賣給威尼斯商家（雕刻今仍存於威尼斯聖馬可教堂前）。連皇帝阿萊科修斯都看不過去了，趕快把這堆暴民用船載到土耳其去。可是他們到了土耳其前線，碰到突厥敵軍，簡直兵敗如山倒，有的睡夢中被刺死，有的營帳中被火燒死，四萬多人幾乎全軍覆沒，投降的也被迫信回教。突厥人嫌屍體太多，堆積焚燒麻煩，更把這些人分屍來建土牆作防禦。這段為時六個月的‘人民十字軍’惡名昭彰，死有餘辜，連歷史都樂得忘記他們的存在。

憑良心講，東羅馬需要的是精兵，不是一堆人來‘幫倒忙’。這時代軍事，鐵定要靠騎兵，而能出動幾千精騎的，還需要相當財力支付，相當時間培訓。這不是平民能力可及的。只是手擁兵權的多半自尊心重，未必會聽命於東羅馬的指揮；何況大軍駐紮城外，一樣對帝國產生威脅。為了鼓勵十字軍向東進發，阿萊科修斯特別討好這些帶兵的貴族伯爵主教們，甚至放低身段，與重要人物逐一會餐；這和以往的拜占庭覲見皇帝時層層官僚、‘三歲不見’的狀況大不相同。御膳精美不用說，私贈珍品不在話下，阿萊科修斯還曾認其中幾人為義子，藉此拉攏關係。一次有騎士無禮，筵席中趁皇帝離席時故意去坐龍椅（此舉是否在試探皇帝意圖，未可知也）；總之，他人斥責時皇帝回來了，沒想到阿萊科修斯居然沒發怒，只笑一笑，然後鄭重地說征戰不可玩笑看待。

二次大戰後的日本內閣總理吉田茂曾說：“別以為外交官是榮耀華麗的高官，身處光鮮亮麗的社交世界，其實外交是份拼命的工作。”東羅馬皇帝為了籌措戰事，實在無微不至；他請教皇帶十架碎片到各地教堂，請各伯爵與自己私下會晤，而背後還叫自己官僚在每一接應站要有許多翻譯官，以免盟軍不懂希臘文，要準備多份詳細地圖，以免部伍自亂陣腳，要預備糧草油酒，以免東征大隊面臨食物漲價。他這麼努力，大概已可稱‘盡人事，聽天命’了。

然而幾年後耶路撒冷終歸基督教所有，阿萊科修斯卻是被十字軍罵得最慘的人，甚至很多文獻只提教皇不提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     *     *     *     *

過了拜占庭東邊的海峽，第一戰就是尼西亞。十字軍亢奮之餘，未免輕敵，剛開始進攻就折損騎士。尼西亞坐落山坡，高牆又讓守備提早洞察敵人如何進攻，再加上弓箭、滾油、瀝青的防衛，讓十字軍難以靠近城牆。雖然東羅馬有重力投石機，對尼西亞的傷害倒不大。阿萊科修斯怕盟軍一鼓作氣後又半路洩氣，所以第一戰非贏不可。東羅馬沒辦法提供多餘的援軍，卻利用戰策，用角聲、鼓聲、震天吶喊聲，加上塵土滾滾的視覺效果，讓突厥人以為十字軍後面還有十倍軍力。這招‘樹上開花’的目的，其實是讓懂突厥話的親信進城與突厥軍閥談判，只要投降離開，性命無恙，否則死無葬身之地。突厥軍閥果然中計，自獻城池；不過為了避免在其他軍閥面前抬不起頭，還與東羅馬士兵在城牆上演一齣‘戰敗投降’的戲。其實這也是東羅馬掩人眼目的方法，倘若十字軍知道是外交得勝，恐怕要人心不服；若稱是暗渡陳倉，趁黑奪城，那大家反而會覺得是神在帶領，勝得理所當然。

是明是暗都無所謂。那天十字軍一齊歡頌“榮耀歸於神”。阿萊科修斯也鬆一口氣，畢竟當時拜占庭很多人不贊同借兵東征，這次勝利至少可讓反對者閉嘴。當然，尼西亞的勝利很快地震盪整個土耳其，之後十字軍橫掃土耳其，許多地區不攻自破，也要歸功這一次策略。

然而皇帝與十字軍鬧僵，也從此開始。阿萊科修斯總不能放任政局未穩的拜占庭不管，所以他要求十字軍的將領們向他立誓，征討地區歸東羅馬所有。這讓很多伯爵們反感，他們不是為神而戰麼，何必政治攪局？而且自己不屬東羅馬，怎麼要向皇帝誓言效忠？再者，這些地區歸東羅馬，自己還剩下什麼？不過更令人不滿的是，他們本以為皇帝會與他們同甘共難，結果皇帝留下大將，自己先走了，從法、德、意大利來的軍隊反而騎虎難下。不前進則徒勞無功，要前進又有受騙的感覺。

儘管許多人心不甘情不願，十字軍還是繼續進攻。東羅馬也派人接管省長工作。阿萊科修斯很清楚，十字軍經過時突厥四散，但這些城郭若沒有人治理，早晚會有突厥人重聚，死灰復燃，更斷了十字軍的補給線。因此他右手提供十字軍各樣軍需，左手也與突厥軍閥交涉，讓他們知難而退。當然，雙管齊下，未必雙方兼顧：士氣高昂的十字軍認為皇帝多此一舉，而突厥人也覺得東羅馬並非誠心談判。不久突厥人偷襲十字軍，甚至主要部隊差點被殲滅。那時開始十字軍才知道突厥弓箭騎兵的危險，因而對敵人多一分敬意。

接下來幾個月，十字軍捷報不斷，大軍直指土耳其東南。其中也偶有挫敗，甚至有人因妒內訌而被殺，但1097年畢竟是十字軍最光榮的時期：六月佔領土耳其西北的尼西亞，十月已經抵達東南的安提阿。但安提阿卻是十字軍最辛苦的挑戰，城市面積千畝，即使被包圍也能自耕自收，不成問題。十字軍剛到城外還是秋高氣爽的季節，蘋果葡萄玉米牛羊應有盡有；很快地氣候轉惡，朔風凜冽，糧草難找。十字軍的幾千馬匹幾乎啃盡附近草根，沒錢的軍兵乾脆把馬驢、駱駝、甚至狗和老鼠都殺了吃，由於燃木不足，食物煮不熟，吃了生病的也不少。四處覓食的士兵還會被埋伏的突厥人砍死。飢餓之後還有疾病；巴勒斯坦秋雨連日，帳篷發霉，食水污染，霍亂傷寒的病例不斷增加。據估計那年冬天，有五分之一的十字軍死於飢餓或疾病。

更壞的是，突厥人這時才開始大反攻。第一次十字軍憑紀律奮勇抵擋，讓敵人無功而返。第二次又有更龐大的突厥軍夾攻；十字軍用弱兵引誘敵軍，再用七百騎兵痛擊敵人主將，突厥軍潰。這兩次以少勝多都贏得很驚險，而帶領戰爭的諾曼將領也從此成為十字軍中個人崇拜的目標。但幸運總不能用來賭命；若不攻下安提阿，城外的十字軍始終暴露在敵人面前。何況戰況不利，逃兵也增加了；士氣大傷之餘，有的將領還抱怨資金不足，要挾其他人若不幫忙就要帶兵回歐洲。東羅馬的大將與十字軍一路爭戰到此，這時自願向皇帝請求增加補給。沒想到他居然一去不回，使十字軍對拜占庭誤會加深。

人又不是鐵打的，其實東羅馬大將回到拜占庭早就病倒了；但阿萊科修斯為了不讓大家一拍兩散，早就用船送軍備到前線。只是長途載運不易，而土耳其尚在重建，不可能提供足夠的五穀油酒，主要的物資還是要從歐洲運。三月上旬，補給船終於到達安提阿城外，但大家這時已經不感謝東羅馬，連之前皇帝的竭力籌劃都被一筆勾銷。群龍無首之際，有人又開始提出安提阿不應歸給拜占庭。偏偏意見最強，也最有野心的，就是那個人人崇拜的諾曼將領（後來他真的建立安提阿公國，自稱安提阿親王。）若他早幾個月建議，大家肯定譴責他心懷不軌；現在大家餓病交加，又眼見東羅馬‘泥牛入海無消息’，很多人自然依附了新首領。

弄權的人，多半會先藏一手；諾曼將領也不例外。他早就與安提阿內部有聯絡，卻一直沒讓十字軍其他人知道，等到有夠多的人響應他的‘叛變’，他才讓自己人混進城。在攻城混亂中，諾曼人首先登上城牆，雙方浴血廝殺中，諾曼將領已經樹立自己的旗幟。這張王牌若提早使用，攻安提阿根本不用花八個月的艱難時光；不過要是提早使用，他又怎麼有機會奪權？

可是要高興還太早。十字軍要搶先破城，主因是第三次有大批突厥軍隊來，而這次被夾擊兇多吉少。安提阿城一破，第二天就換突厥軍隊圍城了，原本攻城的反而被困在城內。八個月抗戰下，安提阿物資短缺，城外沒有種植，而現在連東羅馬的補給船也救不了他們。十字軍陷入嚴重危機時，竟有人說受聖徒指示：刺過耶穌的聖槍，就在安提阿某建築物地板下。那天將領們高舉聖槍，所有十字軍感動得連飢餓病痛都忘了；大家奮不顧身地把突厥大軍打得落荒而逃。凱旋後有人說天使帶頭殺敵，有人說聖光照耀全軍，還有人說突厥人一見聖槍就棄甲奔逃，至於為什麼剛好在這緊要關頭，‘奇蹟’似地發現一桿沒生鏽的鐵槍，卻沒人質問。【注：這把聖槍後來戰爭中遺失在中東荒漠裡，幾百年後還有人寫通俗小說敘述聖槍再被尋獲。】

突厥人被打敗，短時間內是不可能再向十字軍討教了。只是安提阿的主權未定。諾曼將領不願離開安提阿，而其他人也耍賴不去耶路撒冷。大家僵持不下，只好又向東羅馬請示。然而皇帝管整個土耳其已經分身乏術，豈能為了遙遠的邊界損失中間腹地？或許阿萊科修斯一念之差，就可化解大家對他的誤解；現在雙方關係卻變得覆水難收。十字軍眼見東羅馬不瞅不睬，又向教皇請示；可是教皇也不想以身試險。本來東征是以聖地為號召，到最後大家還沒進巴勒斯坦就將近瓦解。

阿萊科修斯這時終於得到自己親信的情報，知道安提阿人心思變，趕快動兵遣將增援前線。可惜十字軍已經懷恨東羅馬；皇帝的舉動，反而讓人認為是坐享其成。結果居然大半將領們都放下爭執，一齊出動，要搶在皇帝來之前攻下耶路撒冷。

公元1099年六月，大家馬不停蹄地趕到耶路撒冷。只是這裡炎夏焚風，地方乾燥得讓歐洲人無法適應，而當地居民知道十字軍要來，連城外水井都先下毒。缺水的十字軍連馬血都喝，否則沙漠中找到的水往往又濁又臭，有的甚至含有水蛭，喝水後暴病死的不在少數。為了避免狀況惡化，十字軍採取速戰速決，聲東擊西，終於在一個月內攻陷耶路撒冷。城破那天十字軍屠殺無數，根據回教徒記載，單一個清真寺附近就被戮七萬人，城裡的猶太人也被殺個殆盡，不過有些歡迎十字軍而替他們開城門的基督徒，照樣被宰於路邊。這已經不是‘拯救’耶路撒冷，而是把幾年來的怨氣一股腦兒發洩在城民身上。有人聽說回教徒會把金幣吞入肚子免得被搜到，結果大家把還沒斷氣的人一一剖腹尋找金銀。十字軍連殺了兩天才停手，城中滿目瘡痍；但佔了耶路撒冷，將領們還是為權力分配起衝突。到最後大家請一個法國將領做王，算是‘無政府狀態’中的妥協。這時的十字軍只剩原先的三分之一。

耶路撒冷收復的消息傳到歐洲，民眾都鼓舞稱頌神；很多人開始收拾行李，打算到巴勒斯坦發展未來。教皇地位從此牢不可破，東羅馬皇帝則被唾棄千年。

然而這齣戲還沒演完。消息傳到回教世界，卻讓原先四分五裂的突厥人、敘利亞人、埃及人、阿拉伯人再次聯合陣線，為反攻耶路撒冷發動回教聖戰。而這個召集回教徒的能才，就是從此以後十字軍最畏懼的敵人：薩拉丁（Saladin）。

（待續）

征塵：走上不歸路（一）

十字軍東征是中世紀歷史最重要的一環，而絕大部分十二世紀的記載都始於天主教的號召。那個寒冬清晨，教皇烏爾班（Urban II）站在法國中部一個小山坡上，對聚集的人群說耶路撒冷的慘狀：回教徒焚燒基督教城市，拆毀各教會的祭壇，聖徒的血被灑在會堂中、洗禮池中；他們甚至強迫基督徒接受割禮，不從者連腸子都被拉出來吊死，還有的被綁在柱子上亂箭射死，有的被拿來試刀；婦女遭到的凌辱更淒慘，教皇不忍再提。他最後呼籲：“不是我，而是神呼召你們，身為基督的使者，你們要驅策所有人不分等級，騎士、步卒、貴族、貧民，都盡速趕去消滅這些窮凶惡極的民族，潔淨我們的土地，及時拯救我們的基督教同靈們。”

這篇講稿可說是無懈可擊，訓詞簡潔又令人感覺誠懇，毛骨悚然的舉例也是挑選得恰到好處。他還說，願意拿兵器前往東方的，會永遠得福；今日的盜賊騙子，只要成為‘基督精兵’，所有罪都能得赦免。那天演講完，信徒高喊“是神的旨意”，聲音震動整個平原。接下來整個法國氣氛被炒熱了，一窩蜂地加入遠征；之後其他國家也一併受傳染，大家視死如歸地為‘神’捐軀。

今日世界對十字軍東征的評價不一，但多半認為這是宗教煽動。然而教皇演講之前，東羅馬帝國皇帝已經派人送信向教皇求救，因為那時整個土耳其已經落入突厥人手中。突厥人（Turkic Peoples）發源於中亞，分佈地帶由中國新疆到東歐，對中國歷史影響眾所皆知，對十一世紀世界影響卻不可不提。突厥人一向游牧，沒什麼統一的政治體系；可是其中一支住在俄國草原上的突厥人（烏古斯人），卻在短時間內聯合部族，統一中亞，形成一股足以匹敵阿拉伯人的勢力。那時回教的阿拔斯王朝已逐漸式微，突厥人才剛接受回教不久，便迅速佔領伊朗高原、兩河流域、波斯灣、巴勒斯坦，甚至進軍土耳其，建立塞爾柱帝國（Great Seljuq Empire）。這名字當然有點沿用古代塞琉古王朝的招牌，不過突厥帝國幅員廣大，倒也不墮古人威名。土耳其一帶淪陷，位於歐亞要衝的君士坦丁堡（通稱拜占庭）自是性命攸關；即使東羅馬帝國與天主教關係疏遠，也不得不從權處置。【注：俄國草原上另一批，史稱西突厥，也大約此時經東歐騷擾拜占庭。他們形成後來的欽察汗國，亦即蒙古四大汗國之一。】

政治利益畢竟要比宗教熱忱來得現實。教皇的賜福赦罪，豈能真正打動貴族？很多人會加入東征，主要還是為了公侯地位。拜占庭當時仍是基督教地區最大都市，對武力有自信的，大概寧可當東羅馬的曠世英雄，不必當法德一帶的地頭蛇。再者，既然土耳其被搶走，這時立下戰馬功勞的，搞不好有機會親近拜占庭皇帝，被封為耶路撒冷的親王也有可能。《六韜》說：“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換言之，值得大家奔波的不是天國，而是世上的財權。

可是這又衍生另一層問題：教皇根本沒有自己的常備軍隊，東羅馬皇帝向他求救有什麼用？而且天主教與東正教已經分家了，再去套交情，自己東正教的長職難道不吃醋？更奇怪的是，突厥人在公元1071年早就橫掃土耳其，東羅馬與它交戰還慘敗收場，只是突厥帝國尚未跨海攻伐。這樣看來，要匡國濟時，該當早二十多年；等到公元1095年才出兵討剿不是太晚了？

那到底‘八千里路雲和月’，目的是什麼？‘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為了什麼？歷史上究竟為何會出現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     *     *     *     *

天主教的核心政治，黑得與一般勾心鬥角的政壇也沒兩樣；有時三四個教皇鼎立，有的甚至上台不到十八個月就死因不明。宣告十字軍東征的教皇烏爾班，其實有名無實，連羅馬城都沒進去過；因為神聖羅馬皇帝自己扶植另一個教皇，而這個與他對立的教皇偏偏在英、法、德一帶受各地主教擁護，與北歐和俄國交情也不錯。烏爾班唯一的王牌，只有他和東羅馬的關係不算差。東正教雖然與天主教撕破臉，但是假若拜占庭的宗主能推一個信任的人做教皇，既讓教會重新合一又保住自己堅持的神觀，倒也是美事一樁；他們贊助烏爾班，也因為這個沒有實權的教皇，是唯一願意在教義上妥協的人。

這樣看來，教皇烏爾班到1095年才有政治上的轉機：第一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太子與父親鬧僵，一怒而到意大利找烏爾班評理；這無形中抬高了烏爾班的地位，把一個默默無聞的教皇提升到新聞焦點。第二就是東羅馬皇帝的求救。

拜占庭的氣運，在十一世紀達到最低點。東方有突厥人入侵，北方有西突厥騷擾，西北有匈牙利人出沒，意大利南端又被諾曼人佔據。群雄虎視眈眈之餘，連巴爾幹半島上其他民族也想自立門戶，脫離東羅馬。公元1071年在土耳其戰敗後，帝國版圖頓時減半，逃到拜占庭的難民更造成社會問題。東羅馬這時稅收大幅縮減，要出兵對付四方又耗資不菲，加上徵兵會讓耕田的人減少，不得已只好把金幣純度降低來支付政府開銷；然而貨幣貶值衍發的後遺症更大，短短幾年拜占庭通貨膨脹幅度驚人，小麥的價格漲為原來18倍，民眾反政府的聲浪不斷。接下來幾年內拜占庭一直內亂，儘管每次都被鎮壓下來，政權分裂的問題卻日益嚴重。富有的人不願被強制課稅，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島、塞浦路斯島還因稅法太苛而威脅要獨立。四方外敵也趁火打劫，土耳其被突厥各部落瓜分自據，西突厥由黑海南下到多瑙河，諾曼人從意大利跨海來攻希臘，克羅地亞人甚至要求羅馬教皇承認他們不屬於拜占庭帝國。

公元1080年代的東羅馬有不少人想上台力挽狂瀾，但真正像樣的只有阿萊科修斯一世（Alexios I Komnenos）。阿萊科修斯的家族曾統治過東羅馬，軍人出身的他，奪權手段殊不光明正大——皇帝命他去征伐諾曼人入侵，但他大軍剛離開拜占庭，就立刻班師回朝推翻皇帝，甚至大肆搶劫，連各教堂都無法倖免；議員權貴在大街上被搶得赤身露體，皇帝被迫脫下龍袍，送入修道院。阿萊科修斯一上台就派家族親信擔任要職，還親自處理軍事，接下來兩年內趕走意大利的諾曼人，讓他們不敢再來犯。戰爭勝利，對一個年輕皇帝是急切需要的，否則東羅馬肯定會再爆發血腥內亂。

不過其他前線的戰爭就沒那麼順利了。多瑙河邊的西突厥人，花了他十年才平定；最後一次戰役總算僥倖大勝，乘勝追擊時連老幼婦孺也殺無赦，讓西突厥人永遠無法再威脅帝國。然而更麻煩的是土耳其的戰線。拜占庭位於歐亞關衝，要被攻陷並不容易；但要出兵過海，收復土耳其地盤，也相對有困難。

阿萊科修斯的策略是，根本不要出兵。他在位的頭十年都在對付北方與西方。一方面是因為突厥各部族像軍閥割據一樣，並不合作，塞爾柱帝國對土耳其地區並不感興趣，除了分封一小國，根本任其自生自滅；所以土耳其有許多基督教地區還在孤軍奮戰，未曾滅絕；這可不是東羅馬的功勞，而是地方政府領導有方而已。二十多年後高加索山地區甚至開城門歡迎十字軍，表示他們多年來浴血苦戰，等待東羅馬救援，實在夠辛苦。二方面突厥善於擄掠，卻還沒學會經營管理，只要動之以利，敵人也會變成同盟；有許多拜占庭貴族，因為政府軍隊無法保護他們的肥田美地，乾脆自己花錢請突厥人做傭兵保護。三方面，阿萊科修斯要擔心的不是突厥人，而是拜占庭其他野心勃勃的政客；他自己擁兵奪權，當然對其他將領也疑忌。與其讓別人得民心，他寧可與敵人交涉。

這人就是突厥首領蘇萊曼（Suleiman ibn Qutulmish，與後來十五世紀滅東羅馬的蘇萊曼大帝並非同一人。）蘇萊曼是塞爾柱皇帝的堂兄弟，爭皇位不成，被封於土耳其，等於‘貶官’。今天土耳其人的歷史對這個開山鼻祖推崇之至，描寫他攻無不克，降者不殺；實際上他與東羅馬一向合作密切，公元1081年阿萊科修斯一上台，就與蘇萊曼做停戰協議，為了友好關係，拜占庭贈禮也相當可觀。對蘇萊曼而言，突厥各部族仍是群狼無首，自己能與拜占庭建交，身份已經高人一等；再者，拜占庭交給他的‘工作’是穩定東方，他等於是名正言順地從其他殘暴的首領手中‘收復失土’。當代不同國家文獻都有記載，沿海地方被蘇萊曼逐一佔領，只是真正寫蘇萊曼攻陷城池的幾乎沒有。原因無他：蘇萊曼是拜占庭授權統一土耳其，所以對土耳其的基督教界也‘寬宏大量’。1083年阿萊科修斯與諾曼人爭戰，軍力不足，甚至曾向蘇萊曼借兵；蘇萊曼竟派了上選騎兵七千人去幫助東羅馬。沒有這份同盟關係，東羅馬恐怕根本不足以戰勝諾曼人。化敵為友的政策，歷史上並非沒有，不過像東羅馬帝國這樣冒險的，可也少見。

但是那時還在東羅馬管轄之下的土耳其大城市，又該怎麼辦？比方尼西亞，距離歐亞交界不遠，對基督教歷史也有特別的重要性；這麼容易就給突厥人，民眾大概要抗議。阿萊科修斯用的是‘慢令致期’的‘緩兵之計’，故意拖延省長任職，等到尼西亞被蘇萊曼佔領了才譴責省長。這一來自己無愧天地，對人民對盟友也都有交代。另一個頭痛的地方則是土耳其、敘利亞邊境的安提阿（根據新約聖經，當年基督教這稱呼就是由此開始。）安提阿是距離拜占庭最遠的重要根據地，但是自從東羅馬戰敗後，安提阿苦等救兵不到，終於投降當地的突厥軍閥。東羅馬帝國震驚之餘，阿萊科修斯卻沒有派兵征討，反倒是蘇萊曼不費一兵一卒就說服城內的突厥、希臘兩派人物，原本要繳給突厥軍閥的戰利金也不動聲色地還給安提阿。這是蘇萊曼最有名的‘戰績’，卻也證明拜占庭‘投資’有道。

只是阿萊科修斯太倚賴這個突厥‘大臣’了。公元1086年，蘇萊曼被偷襲，慘死戰場；敵人內訌，對拜占庭可能是喜訊，對阿萊科修斯卻是噩耗。所扶植的得力助手陣亡，一下子東方穩定的政局又坍了。禍不單行，繼承蘇萊曼的人竟背信忘義，再度開始擄掠沿海地帶，連帶原先蘇萊曼控制住的軍閥也紛紛據地為王。那時整個土耳其亂得連塞爾柱皇帝都看不過去，特地出面調停。阿萊科修斯趕快把握機會與塞爾柱帝國建立關係，希望能借助他人穩定東方局勢，自己才有辦法全心對付北方。雙方交涉的內容不詳，不過之後沿海一帶都歸還東羅馬，遙遠的安提阿地區、高加索地區則由塞爾柱帝國接管。塞爾柱皇帝親自到安提阿接受投降禮儀，也對突厥各部族重申不可傷害基督徒的律令。這次交易，拜占庭其實只得到暫時的安定，換湯不換藥，重要城市仍在突厥人手中。

剛開始突厥部族還乖乖聽話，接下來阿萊科修斯與北方陷入長期抗戰，大家又蠢蠢欲動，更有突厥人組織匪寇海盜，指染沿海各鄉鎮，連運往拜占庭的糧船都搶。1090年拜占庭嚴寒，收成欠佳，麥價大漲，窮人叫苦連天。許多人開始認為這是皇帝阿萊科修斯得罪神，民眾反對的輿論高昂。1091年突厥人又攻下一個重要城鎮，這時阿萊科修斯已經不能坐視不管了；北方大捷之後，他趕快派兵到歐亞交界處，收復這個小城鎮。城鎮是收回來了，其他沿海地帶卻被突厥海盜洗劫得更慘；愛琴海上許多島嶼為了自衛而建立的碉堡，根本無用武之地，許多田園因難民遷徙而荒蕪，修道院早已人去樓空。

更慘的是，塞爾柱皇帝1092年食物中毒而過世，傳說這是波斯刺客所為。但這下子不只是土耳其，連兩河流域都爆發了幾年之久的內戰。沒有後方管轄，整個土耳其更是無人控制得了。教皇在法國演講時所舉的例子，並非誇大，那時候不少逃難的人都經歷過同樣的惡夢。拜占庭的東正教長職們，對於土耳其一帶教會相繼失陷、信徒罹難的慘狀，埋怨已久；皇帝有心無力，更讓他們灰心。阿萊科修斯兩次外交政策不了了之，這次又親自宴請佔領尼西亞的突厥軍閥到拜占庭，聲色娛樂應有盡有，還預備闊禮答謝，希望這個人選能替他鎮定東方。沒料到軍閥剛回到土耳其，就被人絞死。阿萊科修斯還不死心，再與軍閥的弟弟建立關係；偏偏他流年不利，下注連賭連輸，尼西亞一帶居然被其他軍事強人奪走，挑選的人再次送命。那幾年不只是東羅馬帝國的居民遭殃，連突厥人自相殘殺也死了不少；後來十字軍到這地區，見到‘草木連天人骨白’的景象，無不為之色變。

土耳其地帶回天乏術，拜占庭內部也好不了多少。1094年首都發生政變，阿萊科修斯僥倖不死，卻發現政變幕後的主謀，就是自己封為‘征西大將軍’的弟弟。原先他因為不信任拜占庭其他貴族，所以盡量用親族任官；這次政變後，他連親族也無法信任了，最後只能仰賴外人。當時拜占庭經濟紊亂不堪，阿萊科修斯不願向自己希臘人借錢，卻向意大利北邊的威尼斯借，抵押條件是整個亞德里亞海域的主權，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庭享有特別優惠，甚至港口最好的四分之一都是威尼斯人專門使用；威尼斯共和國會變成後來經濟強權，主要由此開始。不止經濟，阿萊科修斯也不願再任命任何希臘人做將軍。這時的他不能不面對土耳其的亂象，卻特別向羅馬教皇求救兵——因為他寧可動用教會人士，甚至英、法、意大利、日耳曼、諾曼人，至少這些人語言不通，和他爭皇位的可能性不大。

而最後的掩飾，就是把耶路撒冷與拜占庭混肴一談。真正要救的，不是淪陷近五百年的耶路撒冷，而是顛覆垂危的拜占庭；但這一點倒也不必讓加入十字軍的人知道。

那個寒冬清晨，教皇站在法國小山坡上對眾人演講。大家慷慨熱情之餘，卻沒有人知道，這場戰爭純粹是場騙局：東羅馬帝國連續的錯誤決定，竟要由整個歐洲來擔當。。。

（待續）

熒燭：末日情結

公元999年，整個歐洲陷入一陣歇斯底里。許多人戰戰兢兢地出發到羅馬的聖彼得教堂，等待‘最後的審判’來臨；有的甚至不辭千里前往當時仍是回教佔領的耶路撒冷。追根究底，新約聖經的最後一卷啟示錄，曾提到魔鬼會被捆綁一千年，之後旁經也跟著預言神在一千年會終結世界。羅馬天主教對這說法並不苟同，還盡可能向信徒澄清解釋，這並非神的指示；然而善男信女並沒因此放心，自殺風潮興起，騎士、富紳、佃農，連兒童都相繼往巴勒斯坦出發，有的甚至拋下親友前往聖地。途中餓死、海難、被搶被騙被賣的至少上千。即使沒去聖地的，也盡可能施捨一切周濟窮人；一些信徒更拋棄所有土地財產，希望在天國可得產業。越靠近年尾，恐懼焦慮的情緒就越極端，凡是刮風打雷月暈流星等等天象出現，就有人流淚跪地祈禱，認為是神憤怒的日子快到了。在最緊要關頭12月31日，成千上百的人午夜聚在教堂中點著燭火，到達中東的人則登上耶路撒冷的錫安山，以求親眼目睹耶穌再來。。。

天亮了，什麼也沒發生。人們不死心，又繼續等。一天過去了，還是沒動靜。失望的民眾開始散去。有的捨盡了所有錢財，淪落在異地乞討；有的到家時田地早已荒蕪；還有的在來回途中染上惡疾。結果公元1000年飢荒慘重，瘟疫又滅了數千人；神聖羅馬帝國東側更遭匈牙利人侵襲，可說是禍不單行，悲劇連連。

上面是18世紀史學家William Robertson所描述的第一個千禧年；是否誇大其詞，已難考證。至少跟後代其他瘋狂的行徑相比，人類的心理反應似乎沒什麼改變，只是今日媒體發達，‘狼來了’的訊息聽多了，較不易上當。儘管如此，大部分有宗教信仰的人，多半仍相信末日終有一天會來到；即使對那些大呼末日預言的人反感，自己其實也認為神總有一天會親審世界，多半還會有毀天滅地的災情伴隨而來。

這種看法當然以基督教為首，然而整本聖經，對末日究竟提過多少？之前說過，最古老的猶太教中並沒有審判的觀念，而是與不同文化交流後，後代的猶太教才產生了天堂地獄的看法。儘管如此，舊約聖經有關世界全毀的章節，幾乎都在早期：諾亞方舟時代洪水滅世，亞伯拉罕時代天火滅盡所多瑪，出埃及記神降十災於埃及。但對於末世，猶太人反倒沒什麼‘驚天動地’的見解。以賽亞預言中東各國要遭毀滅，歷史確實應驗，但他也說末後的世界會不再有飢餓、疾病、死亡，戰爭將永遠消失，刀會打成犁頭，槍會打成鐮刀；但以理書異象雖多，卻盡是形容世界變亂，戰爭迭起，倒不曾描述‘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的世界，而最後他還是預言神會從暴政下拯救以色列子民；撒迦利亞說在末日，以色列人要全部歸國，以色列與猶大南北兩國會再次合一；以西結說耶路撒冷的聖殿會再次建造，殘破的城鎮會重新住滿人；其他先知則說不毛之地會變得五穀豐收，全世界會變得幸福和樂，永遠歸向神。這簡直是希臘‘理想國’的先河。我們大可說，猶太教所相信的末日幾乎都帶有建設性，並不包括全人類的毀滅。

那新約聖經呢？耶穌對審判提過不止一次，也警告過將來的災變，但這兩者是否同時發生？福音書沒說，只是排版順序讓人覺得好像如此（何況耶穌說‘那日’，未必是‘末日’。）使徒的書信不斷談到神的公義審判，更敘述到火煉精金，靈體復活，聖徒被提升天等等，就是沒講到末日浩劫；唯一例外的只有啟示錄。

啟示錄是世界大毀滅的最權威性預言，卻也是獨一無二的預言。篇幅有一半是慘重災情，偏偏語焉不詳，讓後代一堆自封的神學家，鑽牛角尖地想算出神所‘啟示’的恐怖慘狀、終極毀滅究竟何時要發生。近代經學家曾由希臘文的遣詞用字推論：約翰福音與書信的作者使徒約翰，和啟示錄的作者約翰，或許並非同一人。使徒約翰寫的文辭粗淺，卻充滿對人的關懷；啟示錄辭藻華麗，倒很難感受到親和力。初期教會對這種毀滅性想法其實也抱半信半疑的態度，多次大公會議所擬的信經都絕口不提末日；啟示錄甚至到公元397年才被羅馬教皇列入正典，其爭議性可想而知。但不管孰是孰非，這種天災人禍的末日觀，畢竟成為基督教兩千年來根深蒂固的思想。

若說猶太教與基督教根源相同，為何末世觀完全相反？一個認為未來會更美好，一個相信未來會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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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山之水，必有其源；參天之木，必有其根。’大約公元前五百年，波斯拜火教就有最早的火燒世界預言。當然，用拜火教的思維來看，是聖火要潔淨世界，光明要戰勝黑暗，這並不帶有慘絕人寰的禍患意思。希臘對各家學說都不排斥，卻未必採納；對這拜火教的奇怪想法也同樣是馬耳東風，聽聽罷了。在希臘文化薰陶下剛發芽的基督教，可能也曾風聞這種預言。但拜火教徒心目中的神聖，對基督徒卻是南橘北枳，意義大不相同。這與其說是會錯意，不如說是‘焚毀世界’的負面意義對人類更有吸引力。即使不談宗教，今日電影、電玩、小說，一樣常用世界性大毀滅為主題，只不過媒介換成彗星隕石、火山海嘯、外星人攻擊、邪神復活、生化危機、機械征服人類、喪屍佔領地球，想像力層出不窮，但真正核心終歸是老生常談的末日論。

怎麼消極性的破壞反而膾炙人口？用粗淺的看法，人對未來本來就有恐懼感，所以一個末日預言對傳教有利，人會比較願意順從教會的帶領。類似今天的媒體宣傳，一個萬劫不復的地球未來，會讓大家減少資源濫用、降低污染、致力環保。雖然有點行銷手段，但只要目的正當，這種危言聳聽的傳播本身倒無所謂好壞。

但是要造成危言聳聽，也要先滿足人類的知性好奇——新聞報導連鎖強烈地震，核子武器的威脅，科學證明的抗藥性細菌，專家分析的人口爆炸問題，電腦模擬的溫室效應等等。理性上站不住腳的末日論，大家只會當成杞人憂天。啟示錄其實是把大家最熟悉不過的‘戰爭、飢荒、瘟疫、死亡’全部列入末日毀滅的過程，只是加強嚴重性，又與數字配合，讓聽眾讀者感覺確實有此可能。這其中也加上了萬事有始有終的觀點：舊約聖經對七日天地創造的形容，與末世審判毀滅重疊，等於是前後呼應；這是很能被希臘邏輯思維接受的理論，也是當代其他宗教比較欠缺的一種哲學。換言之，末日已經超過普遍的賞善罰惡論，而是鋪陳整個世界由生到死的起承轉合。

然而這只是粗淺的看法。信徒對於末日除了驚慌顫慄之外，還有一部分心理補償的因素。用今日末日科幻電影為例，大家都聯想自己是那些‘世界全毀我獨活’的俊男美女英雄人物，絕不會想像自己是來不及被埋葬的路人甲、路人乙。這是潛意識中一種自負：死的都是無關緊要的人，我很重要，我當然會活下來。基督教徒在讀啟示錄時，同樣下意識地認為自己會經歷整段災變，但還是會活到最後，苦盡甘來，穿上聖潔的白衣，親自被神歡迎到天國。更坦白地說，末日觀之中潛藏人類的私心：世界這麼大，我們其實對不認識的人根本毫不在乎，整個世界滅亡了也是他們倒霉；至於平常和我們作對的人，最好在末日都死的淒慘，才顯得神很公義。

初世紀教會有這種補償心態，倒也情有可原。那時教會被逼迫，信徒被關被砍被陷害被焚燒被獅子咬死，假若一樣要到死後神才審判，這種‘挨打不還手’的應對方法有什麼用？神既有能力醫病趕鬼，怎麼不給大家來個‘現世報’，懲罰那些殘暴無道的人？今日我們回顧歷史，知道這些人並非無意義犧牲，但是當時信徒恐怕只認為‘我活在煉獄中’。假若神不替他們伸冤，教會這麼多人豈不都白死了？

同樣是受排擠，猶太教徒倒沒有求神毀滅眾生，因為他們從不懷疑自己是神的選民，自也不需要神再降災證明自己的重要性。對於巴比倫亡猶大、耶路撒冷聖殿毀滅，他們會相信是神懲罰他們信仰不專一；對於希臘軍閥、羅馬帝國的壓迫，他們會自己起義，組織奮銳黨；對於二次亡國，他們會認為是自己選擇的路不對，不值得怨天尤人。人類的歷史幾乎都在追求永生不朽，但是回教是與猶太教拉關係，基督教是把各民族轉化成‘屬靈的以色列人’才能得到神肯定；只有猶太人堅決相信自己的不朽。更重要的是，即使個體死亡，神也也不會讓整個民族消失，所以無論跌倒多少次，仍會繼續存活。

真正自信的人，不需要貶人抬己以求心理平衡。真正自信的人，不需要否定世界以求自我安慰。

猶太人會珍惜世界的知識資產，基督教卻把不合乎‘真理’的古人著作銷毀；猶太人會經商貿易致富，基督教卻努力建修道院與世隔絕；猶太人會問‘人命何價’，基督教卻盼望世界末日速速來臨。平心而論，基督教的根基畢竟沒有猶太教深，也因此患得患失的心情比猶太教徒強烈。公元999年12月31日，教堂擠滿人群，焦慮的等待午夜來臨，還是說明了當時基督徒對千禧末日的驚慌情緒。若說猶太教是一炬烈火，這時的基督教相較之下只算一支熒燭，足以個人照明，卻無法及遠；足以給人心靈寧靜，卻無法進一步帶來社會安定。

羅馬的午夜彌撒過了，鐘聲也預告新年來臨。小老百姓驚慌的心情終於放鬆，開始接受教皇的祝福。表面上一切恢復正常，實際上潛伏的問題才開始浮現。簡單說：許多人原先以為舊世界要過去，新天地要來到，這時‘落差’心境簡直低潮到極點，只是不想表露在別人面前而已。有些‘預言家’尚認為耶穌升天大約是公元30年，所以千年計算還差一點；可惜第二次還是期望落空，大家仍舊面對殘山剩水。這下子不只是專家顏面掃地，連天主教的權威都受否定。

公元1035年，西班牙的基督教國王們打破了幾世紀的宗教均勢，開始襲擊回教地區。公元1054年，希臘東正教與天主教正式分家。公元1075年，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發生敘任權鬥爭。公元1088年，意大利北方波隆納成立今日歐洲最古老的大學（英國牛津1096年成立，法國巴黎大學則要到1160年成立）。公元1098年，傳統修道院一些人士在法國Cîteaux建立新修道院，意味雙方涇渭分明。乍看之下這五件事沒什麼關聯，實際上整個基督教的國度已經開始瓦解：西班牙南征，代表他們做戰不想等教會人士下旨許可；東正教自立門戶，表示他們不再維持‘教會合一’的假象；敘任權糾紛，表示地方不願成為教皇的政治傀儡；大學的成立，表示有識之士不認為教會有授業解惑的本事；新修道院的出現，表示大家‘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沒有天主教的帶領，自己也可以去尋找神。

或者說，沒有天主教的帶領，大家可能還比較不盲目。千年之際，歐洲基督徒相信聖經教導，未必相信天主教的引導；要不是查理曼大帝去幫忙鎮壓意大利局勢，這時候羅馬還有沒有教皇也很難說；偏偏教皇得勢後，仍然不顧本分，反倒在政治上多管閒事。各地教會貪污腐敗的現象更嚴重；五世紀為了避禍而各處設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到後來幾乎都成為貴族的‘政治監獄’，買賣聖職是司空見慣，修道院裡金屋藏嬌的也很尋常。公元十世紀初已經有一次修道院改革，但是不到兩百年，藏污納垢的問題又再次令人心灰意冷。天主教沒有清理門戶，只叫信徒乖乖接受訓誨，乖乖奉獻。到這千禧年，民眾實際上對教會並不支持，只是看在末日份上不想遭天打雷劈；等到末日盼望落空，信心動搖時，安靜的綿羊們終於開始騷動了。

種瓜得瓜，只是收割時間距離播種太久了，教會也從未覺得自己行為不檢，更不認為政策有失。假若吸煙一次就咳得死去活來，有誰會上癮到肺部受損？假若手被火灼傷要兩年才感覺得到，誰會知道要縮手減低傷害？天主教幾百年來奠定歐洲基礎，卻也讓歐洲停駐不前；它把耶穌的恩典帶給野蠻人，卻也使信徒對教會萬念俱灰。更壞的是：它安於現狀，安逸到墮落，連作姦犯科的都可以包容；狼羊同飼的後果，就是教會失去‘出淤泥而不染’的意義。聖職人員與一般人半斤八兩，甚至更污穢，那大家又何必敬重他們？德國古典詩人Friedrich Hölderlin曾寫：“會讓人間變成地獄的原因，正是人類試圖使它變為個人天堂。”

威望失去，天主教沒立刻檢討，反而還設法引開民眾注意力，以為掩人耳目就可以改善問題。公元1095年，在教皇一聲令下，巴勒斯坦流奶與蜜的牧場農場，竟成了戰場墳場。。。

潮鳴:驚濤裂岸

談到世界暖化，許多人都首先想到環境災害。實際上中世紀溫暖時期，物產、經濟、人口都受到環境改變的正面影響；真正負面影響，大概只有北冰洋南下的維京人（Viking）。

有誰不知道維京人呢？在一般媒體渲染下，許多人都相信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海盜，孤傲不群的野蠻人，有膽有識的探險家。北歐和帶北歐血統的人，往往以身為維京人後裔為傲，電影書報不時出現加了兩角為飾的‘維京頭盔’。這些印象都不盡不實，卻也都很片面。維京人是海上的商人，也是陸上的農人牧人。他們曾抵達俄國河川，也曾挑戰大西洋，與阿拉伯國家貿易過，甚至船隻航至君士坦丁堡；然而他們根據地始終不離北歐，連英國都不曾徹底佔領過。他們攻擊力曾讓半個歐洲頭痛，但除了船艦外，他們對軍事武器未曾改進。真正有角的頭盔，在北歐遺跡倒很罕見；大部分屍骸的頭蓋骨和脛骨甚至都有碎裂痕跡，表示一般維京人根本沒有盔甲護腳可戴。公元九到十一世紀的歐洲大陸，經濟環境遠比極北之地要優厚，軍兵的配備也遠超過維京人所能負擔的財力。

儘管如此，歷史還是喜歡稱這期間為‘維京時代’。

史上最早的記錄應該是公元787年，三艘維京船造訪英國南方一小國（當時不列顛尚未統一）；這些大概是小商船，也沒什麼真正值錢的貨品，官方人員卻故意刁難，要他們按貨品繳重稅，結果雙方衝突下英國官員被砍死。這件事當時還未引來歐洲各國的注意。公元793年，英國東岸一間修道院被維京人襲擊，教會財產被搶，百餘僧侶被砍死在教堂中，或是被拋入海裡淹死，甚至被綁為奴隸賣到西班牙的阿拉伯王國。為什麼維京人會偷襲這間修道院？史學家沒有解釋，不過那時整個歐洲都震驚了。查理曼的首席學士是英國人，知悉慘案後還悲憤地說：“從沒見過如此令人髮指的惡行。”這次事件也造就了其後一千多年歐洲對北方野蠻人‘血腥暴力’的不變印象，英國的記載更是對維京人凶悍、貪婪、殘暴、惡狼的形容層出不窮。【注：有人基於此事解釋，維京人的襲擊是宗教報復，因為天主教當時正傳入北歐；但這種看法疑點漏洞太多，不值考慮。】

然而當時法蘭克王國，並不認為維京人是威脅，只曾在德國與丹麥邊界建牆做屏障。或許它尚未預見歷史改變的腳踪，畢竟維京人無論怎樣擴張，終究只在惡劣苦寒之地；既然這群野蠻人不像當年哥德人正面挑戰羅馬帝國，自也不足為患。問題是，法蘭克王國分裂後，歐洲政權一時出現中空狀態，大家自掃門前雪。沒有共同防線，海盜也囂張起來了。何況正面進攻的蠻族會迫使分裂的王國再次合作，海上來去無踪的船隻卻只會讓各國自顧不暇。

這也不能全怪維京人。溫暖時期人口增加，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卻已無法供給人口需求，尤其挪威的冰川峽灣，雖是瑰偉的自然奇觀，卻難以住人。距離瑞典最近的丹麥尚有朱特人（日耳曼的一支，在不列顛群島也佔一席之地），沒有維京人容身之處，所以他們才努力造船出海，尋覓新土地拓荒。大約公元700年他們已經前往設德蘭群島（今日英國最北端領土），800年左右又開墾西北方的法羅群島，之後三個世紀還三次意外發現冰島、格陵蘭、紐芬蘭（加拿大東北）。在一個沒有羅盤的時代，這些相隔數百甚至近千公里的島嶼，幾乎是用生命換來的領土——探險成功，固可以此為業，失敗的，就只有葬身萬頃碧波的份。

難怪維京人會如此拼命，不論是殖民、貿易、擄掠、屠戮。因為生命就是他們最大的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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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的朱特人何時被維京人兼併或取代，不得而知，然而德國丹麥間的牆，最老的部分約公元650年建造，所以一開始應該是法蘭克王國抵擋朱特人用的。等到維京人開始往南方挑戰，朱特人退無可退，不是乘船到英國就是與維京人同化。後來法蘭克王國數度興修的牆，則是為了防禦維京人侵襲，‘不教胡馬度陰山’。可能這段時期歐洲的發展只在陸地上，所以防衛工程也只限於陸地。

換言之，中世紀歐洲對海戰是很陌生的；羅馬能跨海征服英國，法蘭克王國卻只視汪洋為天險。中國明朝的航海家鄭和寫道：“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這種觀念早於他的時代太多，甚至到了清朝鴉片戰爭後，中國才被強迫開放港口。歐洲也是：封建時代的首都都設在陸上交通樞紐，根本不會選擇雅典、羅馬、迦太基、書珊、亞歷山大、君士坦丁堡、巴塞隆納、倫敦這類同時控制海陸兩面的城市。到最後維京人來時只會長吁短嘆。

也可以說，是維京人教歐洲要利用海洋。他們在丹麥的第一個首都，就是面對北海的優良港口，早在公元860年已是北歐最大貿易城市。後來又在北海與波羅的海的關衝設立哥本哈根（Copenhagen，København，今日丹麥首都）為港口。即使北歐與冰島的城市不算，維京人還是很會看風水。公元821年愛爾蘭部分沿海土地被佔，維京人建立的第一個城市就是都柏林（Dublin，今愛爾蘭首都），之後再設立的全是良港，今日皆成為都會區。九世紀維京人佔據英國東部，只是一直攻不下倫敦（因為倫敦附近的封建地主放棄新城鎮，仍以古羅馬碉堡回防）；但是以前古羅馬設立的各補給站，他們都將之發展成重鎮（Leicester, Lincoln, Newcastle, York)，其他凡是名字結尾獨特的（Derby, Rugby, Whitby, Selby, Grimsby)，都是當年維京人建的城邑。法國的諾曼底（Normandy）大約公元886年成為維京殖民地，911年這群人還曾攻陷巴黎，西法蘭克王國不得不簽和平條約，封維京人為諾曼公爵（‘諾曼’就是北方人的意思）；他們的後代在這裡孕育了十一世紀起同時統治英法兩地的諾曼人。若再往東看，維京人比條頓騎士早在波蘭、拉托維亞設立據點。雖然波蘭人另有英雄祖先的傳說，不承認維京歷史，但它第一大港格但斯克（Gdańsk）的名字不折不扣是‘丹麥’的別稱，等於自認與維京人關係菲淺。維京人也比俄國人早到聖彼得堡、摩曼斯克；在伏爾加河商道上建立的一個商鎮市集，十三世紀已是烏拉山西的貿易大城，十五世紀被併入臨近的莫斯科公國。他們還曾在九世紀溯溪南下，攻陷一個叫基輔的小鎮（Kiev，Київ，今烏克蘭首都），然後從這鎮創建第一個斯拉夫王國；當地因他們划船而稱之為‘羅斯人’（Rus），沒想到這名字居然成為‘俄羅斯’（Russia）的起源。

‘海浩渺兮汩洪溶，流蘊蘊兮濤洶洶。’一個民族翻江倒海，改變了不止半個歐洲，絕不是徒有蠻力的人辦得到的。怎麼除了血腥暴力之外，歷史記載得這麼零星？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本質難留。離群定居的，多半不稱自己是維京人。與今日有北歐血統的人相反，當時諾曼人、羅斯人根本不以維京為豪。他們到的新地方，文化都比自己優越，何必還要保留自己鐵器時代的低等文化？這也不是妄自菲薄，只是見賢思齊而已。再者，到各地定居的，多半只有北歐的男丁，與當地女子通婚後，下一代混血就已經與丹麥挪威有距離了，以後子孫恐怕連維京人的古北語都不會用。例外的情形只有冰島、格陵蘭之類的地方；這地方的女子原先都是被維京海盜從英國搶來的，既然無法渡洋回鄉，只能設法接受維京生活。

第二，文字改變。商人當然要講顧客的語言，用顧客的文字，這不必提；不過即使在北歐，維京人一樣受到文化衝擊。北歐的語言源自北日耳曼語，但當其他條頓語系的人開始用拉丁字母時，北歐卻還是用如尼字母。這些文字早在公元二世紀就產生，多半是刀刻在立岩上的‘石鼓文’，也有一些刻在刀斧木片首飾上，卻從沒有羊皮紙草的記載，甚至沒有什麼壁畫塗鴉。真正設法把這些字寫在紙上的，還是十三世紀的基督教學者。為什麼非要用刻的不可？這很可能是一念之差產生的傳統：書寫的字沒有刻畫的字流傳久，但寫的速度總要快多了，記錄的事項也比較大量、瑣碎、日常，文盲比例會下降很多，一般人甚至會因文獻的需要而使用某些文字。可惜維京人沒有這樣的想法。後來基督教傳入北歐，拉丁文字逐步取代了雕刻的字母；結果今日北歐各國用的都是拉丁字母，石刻文字只有專家學者看得懂。這種文化斷層不能怪基督教，畢竟維京人遺跡中也沒多少刻記。

第三，宗教薰陶。文字絕跡或許不是教會所能預料的後果，但維京人的生活終究因基督教而結束。維京人好戰，基督教卻倡導與人和睦；維京人善於搶財寶捉奴隸，基督教卻要他們愛人如己；北歐祭祖的傳統很濃（可跟中國相比），基督教卻說賜福的是神不是祖先。乍看之下，維京人怎麼會信耶穌？然而當時確實雙方共存，很多維京人身上戴兩個項鍊：一個是基督的十架，一個是北歐神話索爾的鐵鎚。英國的維京墳墓上往往兩個記號都刻，雙重保障。這一點天主教傳教士並沒有禁止，何況教皇早已用耶誕節囊括各地傳統，何須在意？十世紀丹麥國王哈拉爾一世（Harald "Bluetooth" Gormsson，Haraldr blátǫnn Gormsson）是首次統一丹麥和挪威南方各部族的君王（今天無線通訊的‘藍牙’技術，就是瑞典人以他為名）。但他受洗成為基督徒，倒讓很多維京人愕然。當時記錄莫衷一是，不過有他為例，之後其他北歐國君信耶穌，輿論就沒那麼激烈了。奧拉夫二世（Olaf II Haraldsson）曾渡海攻英國，後世遂有‘倫敦大橋垮下來’的歌謠；他更在公元1015年宣布基督教成為挪威國教，為此天主教還尊他為‘聖奧拉夫’。這雖如同羅馬君士坦丁‘鞏固政權’的方式，維京人倒也不見得是被迫信耶穌，因為同在十一世紀，瑞典、丹麥、冰島都先後成為基督教國家，芬蘭則要到1155年。可以想像，宗教的普及已是大勢所趨。利刃已退，戾氣冰消，似乎是要應驗舊約先知所說的：“獅子與牛犢同群，一個小孩要牽引牠們。”

可是信了基督教，許多維京人難免會對以往的殺戮搶劫感到慚愧，漸而開始悔過，把一切驍勇善戰的祖先過去盡可能遺忘乾淨。發軔之始所留下的英武石刻，這時已鮮有人拜讀；之後北歐人不出無名之師，海波平息，幾百年來一直‘閒事莫理，閒地莫企’，根本無人記得當年洪流潢潦的景況。再則維京人與阿拉伯人最大宗的貿易，正是各國擄掠來的奴隸；既然他們不再從事沒本錢買賣，只憑北歐的物產，就沒有貿易夥伴的價值了。

何況北方的興起，要感謝中世紀溫暖時期；到接下來的小冰河期（公元1350-1850年），北冰洋再度凍結難行，維京人與美洲殖民地也逐漸失去聯絡。一個曾是雲奔潮湧、放蕩不羈的民族，便這樣消失在歷史的傳說中；就像滔天濁浪退去後，幾乎沒有留下什麼。

不，也不能說什麼都沒有。他們的子孫在法國、英國、俄國，都還有戲可唱，各自精彩。維京時代要過去了，長船上載著英雄的遺體被點燃，火光消失在冰海的彼端；岸上的人則在祝禱，祈求天佑子孫永昌。是基督教也好，是維京傳統信仰也好，人在世上真正的宿願永遠相同，不是麼？

                        人生要回頭看才能明白，卻要往前看才能繼續活。
                                                        --- 索倫·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丹麥哲學家，存在主義之父，1813-1855

割袍:為何分煙析產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清‧孔尚任《桃花扇》

很可惜，查理曼的文藝復興僅如曇花一現，公元814年他逝世後就胎死腹中。而法蘭克王國也一樣，在他兒子路易（史稱路易一世）執政時已顯示威望不足，諸侯背信的狀況。他本來三個兒子，為了分權已經鬧得不快，第二任皇后又為他生第四個兒子；結果為了重新分封，引起全國武裝叛變，路易竟被自己兒子趕下台。然而不到一年，兒子們爭奪戰利品、劃分領地不合，只好重讓父親恢復皇位。公元840年路易去世，兒子們再次反目，內戰三年，最後在公元843年立條約三分天下。其後，東西法蘭克王國又逐步瓜分中間地帶，演變為今日的法、德分界。

歷史家一直共認，造成分裂的禍首是路易；他還在世時，親族就有人罵他優柔寡斷。法蘭克人的習慣，財產平分給孩子，王國則是孩子共同管理；畢竟中世紀初期民生條件還很差，國王太子生死難料，一旦繼承斷線，可能會被他人侵占。但是從查理曼開始，經濟上軌道後，子女夭折的機率變少，這種平分的傳統反而變成包袱，甚至釀成家族悲劇。不止如此，路易本人沉浸於宗教熱情中，因此被世人稱作‘虔誠者路易’，其實不是讚揚而是譏刺他軟弱。當時歐洲還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他的虔誠根本是致命傷；正如中國宋徽宗沉浸於書法丹青的藝術中，結果自己被金太宗俘虜，連國家都丟了。

不過路易無能只是一部分問題；封建制度下飛揚跋扈的領主們也不無過錯。查理曼的國度是靠武力征服建立的，語言相異，經濟水平發展不一。各地只是在查理曼的領導能力下才暫時聯合為一體，王國並沒有建立真正有效的行政系統，甚至連常備軍都沒有。雖然法蘭克人有法典，但各地仍依習慣自治。換言之，這種采邑制建立的國家，本身就蘊涵隨時分裂的可能。卡洛林王朝一直用契約承認各地貴族，即使是查理曼，也不能干涉地方經濟與政權獨立；何況他要征召兵馬，又怎能與伯爵們過不去？

問題是，這些貴族畢竟不是國家的官員，而他們要效忠皇帝之前也會先相人。查理曼值得他們訂立契約，但他的領導魅力、管理能力卻沒有遺傳給路易。東方的附庸國既面對新崛起的斯拉夫民族，又看不到法蘭克王國的威望，當然首先脫離路易的統治。接著丹麥、波蘭、不列顛、巴斯克等地也紛紛退出。其餘法國、德國的貴族，為了維護自己利益，攫取更多土地，自然開始分化為不同集團，各自支持路易的孩子們。其實卡洛林王朝真正的直屬領地只有比利時一帶，儘管查理曼派官員與各地伯爵打通關係，整個王國依然像是加盟連鎖；只不過領導人有教皇加冕的響亮招牌，大家與有榮焉。路易的招牌就不怎麼響亮，尤其他虔誠，竟被各地主教騎到頭上；連教皇都來參一腳，宣布自己的權威高過路易的權威。可憐的路易，在成為兒子階下囚之前，居然還被強迫公開跪在大主教前懺悔自己褻瀆神。換言之，是貴族和教會，讓歐洲的帝國大業再次灰飛煙滅。

當然，貴族們也不會平白效忠路易的孩子們；下一代的卡洛林家族純粹淪為傀儡皇帝。公元888年，西法蘭克王國已經形同虛設，巴黎的法蘭西公爵乾脆自己戴上皇冠；公元919年，東法蘭克王國也被篡位，史稱‘神聖羅馬帝國’，實際上與羅馬無關也不能算帝國。查理曼的遺產，從此被埋在傳說中。

但就算路易不軟弱，貴族和教會不干政，法蘭克王國仍然欠缺羅馬帝國一統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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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第一回寫著：“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很籠統的看法；合多久會分？幾十年？還是幾百年？為何不是平分天下，或是四分、五分江山？小說沒有深入探討。

《羅馬衰亡史》1776年出版，其中說：“沒有比懾服一堆偏遠行省更不自然的事。”言下之意，大型帝國都是賠本生意，即使早期吒叱風雲，最後也終必垮台。這種看法基本上影射了美國獨立已如箭在弦，也意味大英帝國將逐漸瓦解；然則英國的‘日不落國’還要持續到一次世界大戰，其間更由美洲、非洲、印度、東洋的經濟貿易，讓小小不列顛群島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再怎麼不自然，歷史並不認為它存在是錯誤。相同地，古代帝國興衰，也不完全是幅員廣大的後遺症；只要沒有‘鞭長莫及’，距離倒不是問題。

美國史學家Will Durant的《世界文明史》認為：“文明的存在先要有地理的許可，還會不時因環境而改變。”這種看法比較宿命論；歷史上的確有一夜消失的意大利龐貝城、中亞的樓蘭、太平洋的復活節島、柬埔寨的吳哥窟、巴基斯坦的哈拉帕、甚至美洲的奧爾梅克文明。然而大型王國的產生，已經有部分原因是為了抵擋環境的改變：中國為了治水而產生夏朝；埃及為了避免飢荒而產生中央集權；以色列人為了杜絕四方外患侵略而立王。要與環境對抗，就必須先集中人力物力，妥善利用。文明再演進到帝國時代，連地理困難也逐步被克服：秦統一中國，三山五嶽已不成問題；亞述踏平兩河流域，巴勒斯坦的山脈天險也無法阻擋；羅馬航過地中海，駛過北非沙漠，跨過阿爾卑斯山，穿越過德國黑森林，駐守過俄國的冰天雪地，無一不是地理局限。假若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法蘭克王國，它面對的地理困難幾乎不到羅馬帝國的十分之一，豈有因幾座山脈就分裂的道理？

西班牙語言學家Antonio de Nebrija早在1492年就提出：“語言是帝國征服的最佳利器。”這話大有先見之明，其後西班牙文成為管理美洲、鞏固皇權、傳播天主教、統一全帝國的根本條件。別國的英文、法文，甚至之前的拉丁文、阿拉伯文，及後來俄文也是。今日某些語言成為外交不可或缺的工具，實因帝國能夠存在，必須先有語言為基礎；否則版圖再大，沒有共同語言，要如何維繫？

這一點，法蘭克王國就望塵莫及了。公元842年，路易的兩個兒子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Straßburg，今屬法國）會晤。由於雙方部下不懂對方語言，誓約用三種語言書寫：拉丁文，北法文，和古高地德文。北法文（Langues d'oïl）只是羅曼語系47種語言之一，古高地德文（Althochdeutsch）只是條頓語系46種之一。法蘭克王國境內究竟有多少種語言，我們難以推算；不過王國的分裂，最後仍是沿這兩大語系的使用範圍為分水嶺。卡洛林王朝的國都阿肯，正位於兩者之間樞紐地帶；它既沒有把自己的法蘭克文（後來荷蘭文的鼻祖）加諸於統治範圍，到頭來反而被兩邊撕裂。【注：法蘭克王國官方語言是拉丁文，民間鮮有人懂。首都使用的法蘭克文，只有些字與發音被納入後來法文。】

包容，是政治上的悖論。儘管《史記》說：“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真正什麼都接受的政府，肯定不久長。一個帝國要容納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宗教、習俗，但同時也一定要積極改造人民，讓所有不同背景的人能認同帝國。這當中勢必有各民族的抗拒，甚至有為了捍衛傳統而粉身碎骨的烈士。有些固有的社會體系會被消滅，但人民也會被帶入從未接觸過的新社會。帝國會造成許多不幸，但也會讓井底之蛙增廣眼界；它會壓制人民自由，但也會提供以前夢想不到的機會；它有血腥殘酷的一面，但它另一面也在發展、孕育、啟開人民的知識力量。這兩面是密不可分的。

也就是說，假若法蘭克王國具備，並且善用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很可能分裂的事根本不會發生。歷史上多少泱泱大國，都曾面對境內語言隔閡：古埃及治下有西亞閃族、北非和努比亞人；古波斯157行省中有說各種語言的民族；古羅馬征服的民族不下百餘；五族共和的中國，也有南腔北調、七大方言的麻煩。可以說，語言分歧並不罕見，越大的帝國語言問題越多。但是強權的存在，畢竟可以遏止國家分化，一方面是把官方語言升為文化傳承，二方面也是壓下有心造反的群體。拉丁文本來只是羅馬城一帶的語言，卻能傳遞給整個地中海地區，甚至在西羅馬滅亡後仍然有千年影響力。中國一向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其實是四書五經奠定了語言基礎，讓整個華夏文明紮根，無論幾千年歷史分合多少次，傳承始終屹立不搖。

只是法蘭克人不願意脅迫他人，其實也無權要求他人。封建的契約，本身就是以不干涉為前提，伯爵們才願意加盟；教會人士也不希望‘基督教’的法蘭克國王，對各地主教大動無明。縱算有像查理曼這樣的領導人，可以指揮文化工作，一旦查理曼去世，各地仍是兵不由將，連官方語言也沒有採用。一個國家成立了近四百年，根基卻從未打穩，這是它最大的遺憾。

老實說，這不單是當時法蘭克人面對的問題。大約法德分家的同時，東羅馬帝國北方的保加利亞人創造了西里爾字母（Cyrillic），成為後來斯拉夫民族的共同文字（包括今日俄文）。東羅馬帝國從公元620年起，已經改官方語言為希臘文；然而它跟法蘭克王國一樣難以推廣官方語言：土耳其一帶普遍使用的是亞美尼亞文、格魯吉亞文、敘利亞文、亞蘭文、甚至阿拉伯文；希臘這邊則充斥各種斯拉夫語言、瓦拉幾文（後來的羅馬尼亞文）、和殘缺不全的俚俗拉丁文。西里爾字母的產生，雖是源於希臘字母，卻也等於是蠻族徹底和拜占庭文化劃清界線。未來的東歐各地，這時已經像法德兩國，開始尋找自己方向了。

我們若要稱這段期間是新的‘巴別塔’語言變遷時期，也不為過。語言的形成多少與社會因素有關，但根據英國牛津大學Quentin Atkinson的研究，新語言的誕生往往很突然，甚至瞬間形成；這段期間可能發音、文法、字形、連造字原則都會大幅改變，之後卻又長期沒有變化。更特別的是，人口少的部族，語言變化也少；人口越多的群體，語言改變的越多。以心理學判斷，語言能幫助群體增加凝聚力，所以為了分辨敵我，人類自會改變語言；改變多少，在乎需要與外人溝通多少。不過會發生突然的語言變化，總有不得已的誘因，否則何必改口沓舌，自討苦吃？

那麼，對九世紀歐洲人而言，最大的改變是什麼？不是王國興替，也不是回教威脅，而是中世紀溫暖時期。

從八世紀到十三世紀，整個歐洲比以往溫暖。這對於物產有莫大影響：釀酒的葡萄在全歐洲都能種植，而麥食出產量也大增，天鵝、野雁、鴛鴦、麻鴨等各樣候鳥成為貴族宴客必備，北大西洋又帶來許多鯡魚，使一般平民都能吃到醃魚補充蛋白質。法蘭克王國經濟起飛，不能不歸功於溫暖時期。農業進步，經濟小康，人口自然增加；十一世紀西歐的人口其實已超過近東或地中海世界。然而人口增加，第一是封建貴族的權力也增加，尤其軍隊是地方徵召來的，國王對地主們恐怕還要盡心竭力地討好。第二是有多餘人口投入戰爭、城郭建築、兵器盔甲製造、馬匹馴養——以前蠻族大遷徙時，戰爭工具都還沒有查理曼時代齊全。第三則是語言分異；誠如前面提到，人口多，敵我意識也變強了，加上貴族不願效忠中央，歐洲的語言豈能不分歧？

假如法蘭克王國從一開始就建立語言標準，這段溫暖時期必可繁榮成軍事、經濟、文化上都有顯赫成就的不朽帝國。可惜它沒有；在瞬息千變的世界裡，它被取代了，被瓜分了，而且可能連為什麼都不知道。

人生並不是什麼事都可以重新開始。已經過去的，無法挽回的路，或許只能留給其他人嘗試了。。。

濫觴：雄雞一聲天下白

上篇提到耶路撒冷的圓頂清真寺。無獨有偶，德國的阿肯（Aachen，位於德國、荷蘭、比利時三國交界）也有座教堂是八角形建築，是查理曼大帝所建，他死後也埋葬於此。公元800年耶誕節，查理曼大帝曾在羅馬接受教皇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之後歐洲有許多國王則是在這座阿肯的教堂受教皇加冕。連續幾個王朝繼續擴建之下，這個教堂不像教堂，皇宮不像皇宮的建築物，居然曾經影響數百年歐洲歷史。

提到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拉丁文Carolus Magnus，意為‘偉大的查理’），很多人都聽過名字，但他為什麼有名，卻談不上來。要說建立新王國？其實從他祖父開始，已經掌握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的大權，到他父親時更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換言之，闢造新王朝的是查理曼的父親，只是後代史學家一直用查理曼的名義，稱之為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要說征討有功？墨洛溫王朝在第二任國王之下，早已佔領今日的比利時、半個德國、四分之三的法國；第五任國王又兼併了勃艮第人所屬的法國東南部，以及瑞士西部，疆土達到今日西班牙界線。查理曼也算是軍事天才，征服了北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半個意大利，但是比起墨洛溫王朝的功勞，似乎還略遜一籌。要說是奠定歐洲基督教基礎？墨洛溫王朝早在496年就全面接受基督教，當日與國王一同受洗的有三千多將士，可說是第一批皈依羅馬天主教的蠻族。此後天主教雖然也不斷向不列顛群島、日耳曼民族傳教，但是對查理曼的領土幾乎不必再花功夫。要說是政治結構的改變？歐洲的封建制度根本從羅馬末期就流傳下來，西歐一帶社會只有地主與佃農/奴隸的二分法；蠻族入侵後，地主換將領，似乎也算不上是變化；唯一差別是農業技術退步了，第一世紀就存在的收割機、水車，到六世紀反而荒廢棄用，耕作比羅馬時代辛苦，收成也比羅馬時代少，佃農更是毫無翻身機會。要說重建法律制度？墨洛溫王朝從公元五百多年開始就有自己的法典，查理曼只不過沿用傳統罷了。要說是外交手腕？整個歐洲自從民族大遷徙以來，一直靠聯婚做外交，與中國的春秋戰國也沒兩樣。查理曼有十個妻妾，十八個孩子，後代歐洲各國皇室幾乎都和查理曼有點關係；但是總不能只憑孩子多寡來稱一個國王偉大吧。

看來，要了解查理曼之前，必須先認識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在所有蠻族中，算是很不起眼的民族。比起驍勇善戰的哥德人、匈人、日耳曼人，羅馬史籍對法蘭克人的記載幾乎少得可憐，甚至連‘法蘭克’這名字都是羅馬人隨便的蔑稱。這也難怪，與其他蠻族不同的是：法蘭克人不是由戰士領導的部族，而領導的族長幾乎都不參戰。用地理判斷，它剛好夾在羅馬軍隊和日耳曼核心之間的三不管地帶，做屏障緩衝，法蘭克人平時被買來當農丁奴隸，戰時供軍隊徵兵，必要時羅馬捉幾個‘賊寇’丟到競技場，算是出征有功。可想而知，法蘭克人根本不是一個族群，而是日耳曼部落的零星殘渣所匯集成，流落日耳曼邊境，萊茵河中下游的人群；它沒有領導的戰士，因為真正的日耳曼戰士，根本不需要逃亡到萊茵河畔來；而住在河濱的人，自然也會仿效羅馬，從事日耳曼人所不齒的農耕工作。

但是這個不起眼又無家可歸的民族，卻是所有蠻族中吸收羅馬制度最多的人。法蘭克人雖然偶爾也會與羅馬軍隊起衝突，但是萊茵河一帶，比起多瑙河沿岸十一個羅馬大營，實可稱為‘西線無戰事’。農業文化所需要的領導人，已經不再是打劫擄掠的戰士，而是管理民眾的智者；他們固然也要懂得保護自己，但是首要的終歸是內政。蠻族遷徙後，哥德人、匈人、勃艮第人、倫巴第人、蘇維滙人都大舉稱王，分封戰士肥土良田為產業，有些羅馬軍閥也割地自據一方；很多法蘭克人的戰士見狀，有樣學樣，紛紛去搶法國北部的土地為自己財產。但是一番搶奪之後，不只讓社會元氣大傷，這些戰士自己又完全不知道要如何管治地方，結果除了作威作福之外，只造就了貧困蕭條。反倒是原來就聚居萊茵河畔的法蘭克人，建立了像樣的王國（就是墨洛溫王朝）。它絕不像其他蠻族，除了打仗之外一無所知；它的法律67條，暫時填補了羅馬滅亡後的空白；它努力消滅有威脅性的鄰居，但對不在乎政治的新地主們也一任自然，賦予他們封建的自由，除了對王國有某些義務之外，並不干涉。結果，一個萊茵河畔的弱小群體，輾轉數百載後，竟然經營了一個龐大的王國，法蘭克這名字至今未滅。【注：歐洲的封建並非中國的同族分封，國王‘賜地’往往只是形式，各地主升格成‘伯爵’也只是名義。】

套用新約聖經的比喻，一個芥菜種居然長成大樹，連各樣飛鳥都來棲息它樹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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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法蘭克人信天主教，與羅馬天主教也走得很近，查理曼受到教皇加冕，仍算是世上第一遭。這件事說是公關也無不可，挑在公元800年耶誕節，本來就是黃道吉日，共襄盛舉的民眾肯定一生難忘。再者，加冕的事會讓人民立刻聯想到舊約聖經撒母耳膏立國王的記載，不論對查理曼本人或是羅馬教皇而言，都可以加強名譽。

然而教皇為什麼加冕查理曼，為什麼不是加冕東羅馬帝國的皇帝？從君士坦丁以來，教皇沒有給任何羅馬皇帝戴過一頂皇冠，一方面是他們權力都是皇帝給的，有什麼資格反過來宣告皇帝是神揀選的人？二方面，君士坦丁東遷後，羅馬已經失去原來的政治地位，羅馬的教皇自然也不值得皇帝浪費時間。更坦白說，君士坦丁堡有自己的主教，何必再去理會羅馬的教皇？三方面，蠻族入侵後，整個羅馬帝國被切成兩半，後來連西羅馬都淪陷番邦鐵腕下，即使蠻族不去撲滅天主教，東羅馬皇帝也和教皇失去交流。若要保衛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豈非駐兵羅馬不成？天高皇帝遠，與其惹是生非，乾脆讓羅馬教皇自生自滅算了。

顯然，當時羅馬天主教教皇的處境是很尷尬的：雖有宗教上的地位，卻沒有政治上的實質。像愛爾蘭、法國勃艮第、南意大利各小國，甚至西班牙的巴斯克等等已接受基督教的地區，早就有自己的主教、修道院、地產、信徒奉獻，未必需要聽從羅馬（不過連主教和修道院之間也一直有權力鬥爭）；而尚未接受基督教的地區，多半是拜北歐眾神、克爾特人迷信、地方神鬼、或是古羅馬的神明，就算有願意信基督教的，也比較傾向基督教的旁宗分支（日耳曼人就傾向東方的雅利安教派，後來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黨還以‘雅利安人’為號召，這點不必多談。）再加上黑暗時期有許多宗教人士，寧可在修道院終其一生，也不願為教皇賣力。所以到最後，羅馬教皇仍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從羅馬帝國到東哥德王國到倫巴第王國，自始至終向人低頭。

不止這樣，到七世紀，北非又被阿拉伯人佔領，羅馬天主教等於是失去大部分影響範圍。教皇的世界無形中縮小到只剩羅馬和身邊幾個郡縣，機能也單純化了。自此天主教只能自詡為西歐蠻族中唯一孤立的宗教傳承者。這種看法當然是自我膨脹，但是不這樣安慰自己，天主教當時已經失去存在意義。

也因此教皇在信教地區用偏激來整肅聖職人員，卻也對天主教做了許多妥協。不少有關耶穌的傳統是在蠻族統治下增加的：法蘭克人喜歡長髮，耶穌的肖像也是長髮垂肩；日耳曼人金發碧眼，耶穌的肖像也配合信徒改變顏色；西班牙甚至連聖母瑪利亞和十二使徒都是黑髮褐眼古銅皮膚。北歐和英國的傳統都被加入耶誕的慶祝，以前希臘、埃及、巴勒斯坦的初世紀教會歷史則全部忘得乾淨，不再重溫舊夢了。

改變歸改變，教皇的紙老虎地位依舊。公元772年教皇請北意大利的倫巴第王國歸還租借的城鎮，倫巴第王不但食言，還帶兵進攻羅馬。教皇趕快向查理曼求救，而倫巴第王也派使者請查理曼不要動兵。查理曼聽了兩邊說辭，最後選擇教皇；公元773年法蘭克大軍翻越阿爾卑斯山，居然一年之內就滅了倫巴第王國，拯救羅馬，查理曼甚至搶了倫巴第人的鐵冠自己戴。他倒沒有來個‘漁翁得利’，羅馬的土地仍舊歸還教皇。教皇喜出望外，也以古羅馬名義封他為榮譽貴族。

可惜這只是回到原點，教皇無權的問題仍不見改善。公元799年，新任教皇因為出身貧寒，被教會派系排擠，甚至差點遭唆使的暴徒剜眼；驚魂未定之餘，趕緊逃到查理曼所在地。次年查理曼護送教皇回羅馬，懲治元兇，趕走反對派人士，終於讓教皇真正有政治力量。教皇為了答謝查理曼，也在此加冕他。稱他‘羅馬人的皇帝’雖然很混肴視聽，但查理曼兩次捍衛羅馬天主教，已經比光說不做的東羅馬皇帝值得結盟。何況‘花花轎子人抬人’，我給你響亮的名號，你也會多幫我一把；尤其查理曼本來就喜歡名聲，現在有教皇親賜頭銜，更不會虧待教會，免得沽名釣譽。查理曼自己當然也飄飄然，昨日還是蠻族，今日儼然成為歐洲的領導，豈有不樂的？不過事實證明，查理曼並不濫用這頭銜，畢竟他也怕教皇反客為主，變成自己是沾天主教的光才名正言順。

當然，君士坦丁堡會為此事震怒，但那時他們還在與北方的保加利亞人爭戰，東邊又要抵擋回教勢力，想制裁教皇根本有心無力，更不用說攻打查理曼了。

這樣敘述，好像查理曼只是時勢造成的機會主義者，其實也不盡然。他的江山的確是許多人累積下來的功勞，不過他自己也是畢生與兵戎為伍，甚至總是在前線指揮。根據考古學家遺體鑑定，查理曼身高190公分，比中世紀的平均身長高一個頭；站在軍隊前威風凜凜，不過真正廝殺時也是最明顯的目標。查理曼一生沒受過重傷，可算命大。

更重要的是，查理曼是那時代最有管理頭腦的人。在一個封建時代，軍隊都要向各伯爵、各主教的領地徵來，但這一來素質參差不齊，作戰畢竟很冒險。查理曼對這些徵兵要求很嚴，曾有一份詔書命令某主教，某月某日帶兵到北德國，其中要求“每個騎士都要配備盾、槍、長劍、短劍、長弓、箭囊、和足夠六個月用的箭，還要準備三個月的軍糧，挑選最短的路線到達，途中除了水草木材之外不可向百姓徵用任何事物。違背指揮者重罰；拒絕參戰者處死。”這種紀律已經可比羅馬鼎盛時期，而且還沒開戰前已經詳細考慮作戰時間多久，需要多少人馬。翻翻前後歷史，一千年的中世紀戰爭大多很隨便，許多國王根本沒考慮過要怎樣善用兵力，結果糧草用完了、陣亡太多了、大家打累了才草草退兵，拖延幾年甚至逾百年的戰事也不在話下。相對之下，查理曼不打無謂的仗，但要打就非贏不可，而要贏就非得策劃周詳不可。單以他當一位總司令，常備不懈，絕不苟且的態度而言，稱霸天下也是應該。

而他背後的智囊團一樣很可觀。為他出謀劃策的人有不列顛群島的人，有西哥德人，有倫巴第人，有日耳曼人，有義大利人，有教會執事，也有商家，堪稱宰相肚量。查理曼‘唯才是用’並不限於軍事攻略而已，他是中世紀第一位統一度量衡的國王，也是首先改用銀幣的人。那時東羅馬帝國與西歐早無商業貿易，法德一帶又不產金，金幣根本早就不流通，而真金又容易被私藏或被作為飾品，因此人民往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換。這是商業上的瓶頸。查理曼乾脆廢除金幣，新鑄銀幣，一時大半個歐洲也以他的銀幣為標準，從波蘭到英國到西班牙，貿易終於上軌道（今日歐元發行前，也有人舉查理曼改幣制為例）。查理曼在公元802年又提出會計法，嚴格限定收入與支出的記賬項目。從那時開始，歐洲的經濟不再是靠地中海、東羅馬，而是自己創造新的經濟中心；北海一帶與法、德、比利時開始有頻繁船隻往來，而阿爾卑斯山的東西驛道也是商家必爭之地。

在教育方面，查理曼帶動了所謂‘卡洛林文藝復興’，是中世紀三次文藝復興的第一回。有經濟的復甦，才有文化的發展。查理曼手下文官努力蒐集了四世紀的羅馬文獻，舉凡文學、藝術、建築、司法、經學，只要能保留的都盡量抄寫保存。為了書寫方便，那時文官發明了歐洲最早的斜體草書，不重正楷只求易讀。卡洛林式建築一半仿古，一半也加入新的經驗；像阿肯的八角形教堂，雖然別出心裁，用的卻是很紮實的傳統建築架構，只是屋頂改尖，減少積雪壓力。查理曼自己對音樂特別有興趣，還專門請教會樂師發揮才華，成為後來天主教典型的‘格列高利聖詠’。雖然大部分文化工作都只限於識字的宗教人士，一般民眾無法分享，這段文藝復興總是保住了一點昔日的輝煌，以待來者。何況訓練每個教會人士都能讀懂拉丁文聖經，並不是壞事，否則他們不知內容，又如何教導一般信徒？

我們可以說，查理曼是歐洲的秦始皇，只是他並沒有一步登天地統一天下；我們也可以說，查理曼是西方的掃羅、大衛，只是他從不對親信將領暗藏殺機，或對美女欲得而甘心；我們還可以說，查理曼是中世紀的亞歷山大，只是他比亞歷山大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道理。他沒有所羅門的富可敵國，卻比所羅門擅於扶危濟困的外交；他沒有凱撒的權謀計策，卻也從未到處樹敵。比起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很少人知道查理曼究竟做了什麼，但或許這正是他最大的優點：查理曼絕不會‘一口吸盡西江水’，他知道自己能做多少，不能的也不勉強。老子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查理曼不耗費終生想去摧毀東羅馬或是回教的西班牙，也不因為經濟輸給人而寢不成寐，更不去冀望全國百姓都能達到古羅馬的高文化水準。他只是按部就班，為幾百年後的歐洲新世界打下基礎。在他之後有無數國王，把教皇加冕的儀式當作終生志業，幾乎類似今日有些人把畢業文憑當作一生最大的榮耀，眼界實在窄小得可憐。白天並不是因公雞啼叫而來臨，而是公雞在最合宜的時刻啼叫，人類因此獲益；後代加冕者妄自尊大，猶如公雞亂啼，徒增噪雜而已，難道他們真的敢跟查理曼相提並論麼？

一個人為什麼偉大？假若有一天，個人所有的豐功偉業都被遺忘乾淨，但世人仍記得他的英名，這大概也很偉大了吧。

逍遙：無盡神遊

很早以前，在一個遙遠的地方，有個薩珊王國，國王非常殘暴。他每天要娶一個女子為后，在王宮過夜，但到第二天清晨，卻又殘酷地殺掉這個女子。這樣持續了三年，殺了一千多個女子。百姓紛紛帶女兒逃命他鄉，但國王仍然逼宰相每天替他尋找女子。宰相有兩個女兒，既美貌又聰明。大女兒眼見這麼多女子被國王虐殺，於是自告奮勇願意進宮；到了皇宮，卻又向國王請求，要和妹妹最後一次見面。當晚姐妹相見後，妹妹趁機請姐姐講個故事；國王在旁，自也大感興味，一齊聽故事。沒想到故事講到最精彩的部分，卻已經天亮了。國王不得不允許讓王后多活一天。。。

相信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千零一夜》（又稱天方夜譚）的開場白。薩珊王國確實存在，但書中的國王、王后卻純粹杜撰，並不存於歷史；名字用的倒是古波斯文沒錯。這些也不重要；很多文明都有故事集。埃及、巴比倫、印度有許多失傳的故事。中國先秦以來，儒、墨、道、法、縱橫家各有膾炙人口的故事做說理論證。新舊約聖經有歷史故事和宗教寓言，佛教也有。希臘有伊索寓言、荷馬史詩、和各種神話傳說。羅馬沒有太多發展，至少對希臘的故事去蕪存菁。歐洲中世紀起，蠻族也留下一些英雄故事，像不列顛的《貝奧武夫》、日耳曼的《尼伯龍根之歌》、冰島的詩體《埃達》，多半供人吟唱，內容卻語焉不詳。到後來文藝復興才有意大利的《十日談》、英國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基本上是一群人輪流講故事助興而已。相較之下，同樣是把民間文學加工包裝，一千零一夜的前提就已經很耐人尋味了，而其中辛巴達、阿拉丁、阿里巴巴的段落，更是今天多少兒童耳熟能詳的故事。

為什麼流傳上千年的故事，還會這麼吸引人？簡單講：1）它們包含各階層。古代許多神話故事，都是王公貴族七世祖先的英勇事蹟，但生於帝王家的英雄，從不為三餐忙，畢竟與人民有距離。阿拉伯的神話就大異其趣：辛巴達是出海討生活，阿里巴巴是樵夫，阿拉丁甚至是街上的小混混。把一國之君形容得暴虐無道，也是通俗文學常見手法。可見這些故事真的是民間創造，也是給一般民眾聽的。2）它們不太有公關、說理的性質。歷史故事是記錄過去，英雄故事是標榜偉人，宗教故事是勸人向善，雖然三者也很有意義，但小孩的注意力有限（大人也是），哪會在意一個故事語重心沉？過度攏長，繞大圈子才進入正題，大概只有學者才有興趣。值不值得聽，最後只在乎生動不生動。3）它們想像之奇，古今罕有。從埃及到中東到歐洲，能在天空翱翔的都要有翅膀，為什麼阿拉伯卻異想天開，用一塊毯子飛上天？為什麼一個能騰雲駕霧、呼風喚雨的精靈，竟被鎖在爛鏽的油燈中？為什麼一座沒人看管的石門，會聽‘芝麻開門’的暗號自動打開？故事沒有回答，但是也不必回答。所謂的精彩，是要在大家所熟悉的基礎上，再顛覆常識一下；還要拿捏得恰到好處，怪誕到過於離譜的，聽眾也難以接受。

有人認為阿拉丁與阿里巴巴並不在原來的一千零一夜當中，但古代傳抄不佳，有誰知道哪個是正版？何況以神燈、魔毯、四十大盜的內容而言，就算不是原版，也只有阿拉伯人想得到這等奇境。因為歷史上實在沒幾個地方能像阿拉伯一般，對世界的看法如此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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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學派這名詞很容易遭誤解。它並不是學術自成一家，充其量只是一種不在乎世俗眼光、固有傳統、邏輯思維的哲學人生觀。希臘也曾有逍遙學，但主要是對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科學開放驗證，可惜從未成氣候，畢竟希臘對許多外在事物還是很在乎，尤其各學派相互較量，角逐第一，這和‘逍遙’的本意背道而馳，就難發展得淋漓盡致。然而幾百年後在阿拉伯沙漠中，卻又有人抱持相同的想法。這不是傳承前代思想，而是敢於挑戰：我所作所為，無一不是前人從所未行的事。萬事開創在我，駭人聽聞，物議沸然，又有什麼關係？

用藝術為例：原始文明只會用簡單顏色線條代表人物，埃及金字塔中的壁圖算是比較進步，但單靠臉根本認不出是什麼人，即使有雕像製造，每個木乃伊臉型都沒兩樣。進入鐵器文明後，大部分地方藝術都進步一點，卻只有希臘把人像的五官鬚髮、骨骼肌肉、表情動作修飾得那麼仔細，那麼栩栩如生。又獨樹一格地把殿宇石柱、花鳥雕飾都講究地設計檢討。造價當然不菲，但接下來幾百年來整個地中海都不斷模仿這種新藝術。可是到羅馬帝國式微時，阿拉伯人仍算文智淺陋，希臘以來的美學等於斷層了。那也無所謂。假若阿拉伯人設法東施效顰，頂多只會達到歐洲蠻族的粗糙藝術階段；但正因為阿拉伯不理會前代傳統，反而衍生不同凡響的阿拉伯藝術。單純的幾何圖形太不自然？管他的，沙漠中本來就沒什麼像樣的‘自然美’。清真寺的尖頂和建築高度相差太遠？管他的，不會倒塌就好了。整棟宮殿紅得太刺眼？管他的，自己喜歡就好。鑲金的花紋太繁複太俗氣？管他的，每一面牆壁都要這麼花這麼俗。看起來每一種條件都不符合美學，但是加在一齊，卻也不醜，甚至大有獨特風味。

當然這種藝術發展不是一蹴而就。公元七世紀的阿拉伯只不過在家用器皿上加裝飾，八世紀的玻璃杯上已有燦爛流動的五色圖樣，其他手工藝更是馳名遠近。這有一半是時勢所逼。回教在637年就攻破耶路撒冷，然而他們對這塊地方太敬重，遲遲不敢建造清真寺，唯恐稱不上這個亞伯拉罕獻祭過，大衛、所羅門統治過，穆罕默德見過阿拉的城都。可是到689年，麥加的禁寺已經開始第二次翻修，麥地那的先知清真寺也第三度增建，耶路撒冷竟還沒有一個代表性的回教建築。倭馬亞王朝認為這會影響聲譽，尤其散居各地的猶太人還年年回耶路撒冷過逾越節，不管政治上或宗教上都有點喧賓奪主，所以無論如何要建一座像樣的清真寺。這下子設計師可煞費苦心，雖然經費不是問題，但假若參考希臘羅馬建築太多，恐怕哈里發要發怒砍頭；假若太古板，哈里發大概還是要發怒砍頭。最後是用正八角形為骨架，以舊址的大理石柱加強風格，上面再做大量拱形，以五色斑斕的土耳其琉璃片做馬賽克，中央圓頂則是參考君士坦丁堡的傳統宮殿。（1993年約旦國王出資，用80公斤黃金為圓頂清真寺做個俗不可耐的金頂，並非原有。）希臘羅馬建築設計以圓形方形為主流，八角形建築倒不多；這座‘八方信徒齊參拜’的清真寺，確實令人眼睛一亮，從此更奠定了阿拉伯式的建築傳統。別人不敢用的形狀，他們反而隨心所欲地應用，而簡單的形狀旁，又用反複緊連的花紋相襯。十六世紀回教的莫臥兒王朝統治印度時，曾建造泰姬陵，單一座陵墓就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印度文化，至今觀光客絡繹不絕。十字軍東征時，基督徒見到中東建築藝術，大為驚嘆，一時‘阿拉伯式花紋’成為意大利、法國時尚，只是貌似而神不同，仍然少了一點逍遙的味道。

到底差距在哪裡？看文字就知道。基督教歐洲對寫字比較拘謹，除了抄寫時把字體美化，並沒做太多改變。阿拉伯卻產生各式各樣的書法，有的古拙質樸，有的骨幹清奇，有的縱高伏低，有的如酒醉率意，有的甚至改裝為幾何圖形、點綴花紋的一部分，不細看還不知道是字。歷代哈里發與皇帝都有漂亮的簽名；中國雖然古代書法也美不勝收，卻無人把字寫成一隻獅子、一葉輕舟、一團花絮。這種不拘一格的過人想像力、創造力，才是逍遙的真髓；別人畫虎不成反類犬，就不值得看了。

不過能想像創造，也要有千錘百煉、磨棱刓角的能耐，把新創的事物提升到完美的境界。這是很耗時耗資耗力的追求，甚至窮其一生還無法趨近完美。許多藝術家、文學家點金無術，為了謀生總得做二流功夫賺錢；然而有所欲即有所蔽，敷衍了事的作品，很難給人放浪不羈的感受。而標新立異卻沒有多下一番苦工，仍舊不能算經典之作。再者，千里馬也要遇伯樂，文化也要識貨的人。有足夠的經濟，才有璀璨的文化；但經濟達到某個階段，人卻會為了爭名利而賣弄文藝、趨附流行、花巧多端，名人的作品反而越來越沒品。可是假如市面上盡是慕名之輩，再爛的作品也能捧紅，其他人如何能脫穎而出？假如大家都一味誇讚，礙於面子不敢批評，真正的傑作又如何誕生？最後一個時代的文化，恐怕都經不起歷史篩選。阿拉伯那時代雖然文化才起步，卻沒有傳統的名牌，沒有自詡的專家，所以大家反而可以用自己的眼光定奪好壞。

其他學問也是。一般而言，哲學發展要晚於文藝，因為後者常由宗教崇拜衍生，前者卻是從對宗教思想的審視而產生。七世紀的倭馬亞王朝用政治武力打下江山，宗教對於統一整個帝國大有幫助，最好賦予絕對權威。750年推翻政權的阿拔斯王朝，卻不必再拉攏宗教人士，何況它定都巴格達，正是之前薩珊的學術中心，所以政府鼓勵之下，一時百家爭鳴。與古希臘不同的是，阿拉伯人沒有希臘人喜歡辯論我對你錯的興趣；他們開放地探討試驗，只是為了要把創造想像力運用在科學醫學數學領域，不是要技壓全場，讓別人甘拜下風。這正符合‘逍遙’的本質。其後百餘年，巴格達登峰造極的學者無數。數學家花剌子密（al-Khwārizmī，عَبْدَالله مُحَمَّد بِن مُوسَى اَلْخْوَارِزْمِي）逝於850年，是最早引用印度十位數字演算的人，對三角函數、多次方程式、天文計算也有重大貢獻，今日算學（Algorithm）一詞就是以他為名。賈比爾（Jābir ibn Hayyān，جابر بن حیان）被稱為化學之父，也是最早的煉金師，最早製造硫酸、硝酸、王水、熒光劑，並對硫、砷、汞、銻、鉍等元素分類的人（以那時技術，他還無法提煉鋁、鈉、鉀等元素）。巴塔尼（al-Battānī，محمد بن جابر بن سنان البتاني）是第一位計算一年為365天5小時46分24秒的人，他的作品六百年後還影響了歐洲的哥白尼。拉齊（al-Razi，محمد زکریای رازی）是小兒科之父，也是最早區分麻疹與天花病源，最早做視力測驗，最早研究氣喘的人。他對有機化學也不遺餘力，舉凡苯、萘、胺、醇、醛、酮、有機酸都試驗過；回教徒不飲酒，他竟是第一個提煉出高純度酒精的研究家。海什木（al-Haytham，أبو علي، الحسن بن الحسن بن الهيثم）被中世紀歐洲譽為第一物理學家，在代數幾何與光學研究上大有啟發（早於法國笛卡兒的發明），更製造圓鏡反射望遠鏡觀測天體。他還整理過歐幾里德、亞里斯多德、托勒密幾百年前的數學物理學作品，可說是為近代科學鋪路。比魯尼（al-Bīrūnī，أبو الريحان البيروني）是精通百科的才子，尤其對地球科學下工夫最多。他是第一個實驗證明地球外面是真空的人，也是第一個計算行星運行的橢圓軌道會變更，並推測日月蝕的人；他一千年前計算的精準度，連今日天文學家還用他的數據作參考。伊本·西那（ibn Sīnā，ابن سينا，歐洲稱Avicenna）應該是西方最認識的阿拉伯學者，他的作品猶如百科全書，其中單是醫療典籍就已經五個世紀在西方被視如神明，尤其對藥材的運用，對手術器材的研發，對肺結核、糖尿病等問題的討論，一直到1650年法國都還把它當醫學院教材。他很強調運動是健康之母，也很強調心理健康；對他而言，抑鬱、恐懼比真正疾病還難醫。其他方面，他也探討造山運動，確定光速不變；他的百科全書從醫學、天文、煉金、地質、物理、數學、邏輯、形上學、回教神學、哲學、甚至詩詞都有。

這些名字今日大概很少人聽過；其實知不知道也不重要。《莊子·逍遙遊》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所說的是生命的理想，但‘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於無窮者’並不是指追求成仙。逍遙，在於消解人類對於世俗價值的盲從與執著。不在乎自己，不在乎功名，才能無所拘束地去做想做的事。何況這些科學上有貢獻的人至少有人知道；許多中東藝術家建了美崙美奐的宮宇，卻沒留下名字；連一千零一夜作者是誰也無人知道。沒名字，倒也逍遙；樹大招風，有名的既怕遭人妒，又怕觸犯天顏、官方查禁、連累身家，何必自討苦吃？

然而科技研究，所面對的世俗盲從，還不只限於功名。這其中另有一層文化上的特異之處，可算是阿拉伯的最大優勢：回教有許多觀念源於猶太教，所以對巫術魔法也視為禁忌；但宗教歸宗教，阿拉伯人對靈異術法、煉丹畫符並不排斥，甚至樂於接受。就如同神燈裡的精靈無所謂好壞，只在乎燈主人善惡，阿拉伯人也不認為這些雜學有什麼不對的。有研究，才有進化；有進化，才又能排除古老的蒙昧。長生不老的慾望，會進一步導向燋金爍石的冶煉，再形成對物質化學的認識；邪靈瘴氣的傳說，會進一步成為採草熬藥的傳統，再引發對症下藥的學問，而醫學的產生無形中也消除了原有的迷信。今天歐洲語言中地平經度、天頂、測徑規、密碼索引、兵火、蒸餾器、咖啡、蘇打、碱、樟腦、生漆、糖漿、萬靈藥、紗布、許多天文學、有機化學、解剖學單字，甚至黃金珠寶的克拉單位，都源自阿拉伯。假若以中世紀歐洲藐視學術、殘殺巫師藥婆的慣例，要到幾千年後才能出現像樣的科學？

一千零一夜中，國王聽了將近三年的故事，終於被感動，不再濫殺無辜，從此與王后白頭偕老。故事背後，一個剛孵化的文明，也正在每天不斷地努力打破古世界傳統，為全人類的未來開路。靜夜中，一個個鍥而不捨的改進，好像王后源源不絕的故事，在等待千年的中世紀結束。

逐鹿：月兒彎彎照九州

 

世上宗教派別不少，歷史悠久的卻不多，其中能廣傳的更罕見。我有個假設：一個宗教會如何發展，大概看創始人離世後三十年就知道。摩西逝世後三十年，差不多是約書亞年老，士師時代的前奏；以色列人目標只是進迦南，目的既然已達，接下來又是無政府狀態，飽受外敵凌辱。瑣羅亞斯德被害後三十年，拜火教很快成為貴族所崇尚的新主流；然而正因為下層民眾不得其門而入，最後連波斯本地也被其他宗教佔領。釋迦牟尼入涅槃後三十年，信徒一方面大規模推行修道生活，一方面把尊師的雕塑神性化；原先的禪理哲思，自然演變為寺廟禮佛，不食人間煙火的傳統。耶穌升天後三十年，大約是彼得、保羅殉道的同時；然而信徒對於逼迫卻無所懼怕，而之後兩千年還有無數基督徒，把為主受苦視同榮耀。穆罕默德過世後三十年，回教徒已經往阿拉伯之外的地區拓展疆土；儘管公元661年敘利亞人攬權，成為倭馬亞王朝（Umayyad Caliphate），接下來幾十年間仍然建立了廣大的阿拉伯帝國。

換言之，回教所奠定的基礎一向是用武力打天下；其實可蘭經也沒吩咐信徒要努力從事‘聖戰’，可是穆罕默德自己都統一了阿拉伯半島，之後的領導（也稱哈里發Khalifa）豈能被人看輕？他們當然繼續‘勇往直前’。到敘利亞總督不願再聽命於回教領袖，改由自己擔任哈里發時，整個波斯薩珊王朝已經被回教徒所滅，北非突尼西亞也建立了存留至今的清真寺。回教相信穆罕默德是最後的先知，但他沒有兒子，所以早期的哈里發幾乎都是穆罕默德的姻親，在宗教上卻未必有什麼尊貴地位；他們唯一能獲得民眾承認的，主要還是政治軍事、攻城掠地之類的豐功偉業。說它不像宗教倒像政治，也不為過。

不過，回教短時間就傳播廣遠，確實是沒有任何宗教比得上。穆罕默德逝世不到百年，阿拉伯人已將一彎弦月的標誌散佈天下，勢力達鼎盛，範圍從歐洲的西班牙（711年征服）、摩洛哥與北非（665）、突尼西亞與利比亞（652）、埃及（639）、阿拉伯半島（633）、巴勒斯坦（636）、敘利亞（637）、塞浦路斯島（654）、巴比倫及兩河流域（638）、亞美尼亞（639）、高加索山（737）、伊朗高原（644）、巴基斯坦及印度河流域（712）、中亞（715，751年還與中國唐朝發生怛羅斯戰役），其間又挑戰過君士坦丁堡兩次。東羅馬帝國稱之為薩拉森帝國（Saracen），是源自古希臘對西奈半島的名稱；中國則稱之為大食帝國，稱其宗教為回教，字源大概來自中亞的回人與塔吉克人。‘伊斯蘭’這名字居然連歐洲和遠東都不知道，也算稀奇。

單由輝煌戰果來看，阿拉伯人就足以自豪了——它鯨吞古世界的速度比羅馬快，統治的人口比波斯多，帝國比亞歷山大征服的版圖耐久，佔領的土地面積也是前無古人的世界之冠（後代英國、蒙古、俄國、西班牙、和中國清朝才刷新紀錄）。倒是回教對這些戰爭鮮少掛齒；他們一旦談論這段歷史，幾乎都在為哪個哈里發的正統性爭辯不休，卻對真正改變世界的事實不屑一顧。西方社會也對阿拉伯帝國的崛起充滿偏見，尤其基督教國家總認為阿拉伯人是用鋼刀威脅被征服的民眾信回教。

這兩種觀點都有偏頗。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世界各國政治體係不同，但一個只憑宗教或只憑暴力的政權，恐怕很難延持一千三百年。偏激狂熱、有勇無謀之輩，難道足以塑造一個留名青史的大帝國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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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宗教都會提倡道德典範。回教也不例外；前幾任哈里發都是行為端正的人，有的與民眾一齊挨餓，有的一生周濟窮人，有的戰爭過後仍不忘慰問人民。比起東羅馬課稅重重的政府、波斯不知民間疾苦的貴族、沙漠中作威作福的酋長、欺壓百姓的地頭蛇、甚至天主教高高在上的教皇，這些哈里發深受人民愛戴，並非純粹是虔誠尊敬而已。今天很多人直覺認為，一個政治領袖有信仰，比較不會行為不檢點。雖然回教的一夫多妻制備受批評，但這在古世界司空見慣，不必大做文章。

當然，個人行為端正還不夠。《大學》所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是許多宗教人士達不到的境界：自己求善，卻無力改變社會。回教世界倒真的做到這一點：由於阿拉伯從一開始就是政教合一，所以地方官貪污濫刑的，哈里發還會親自處決，大快人心。阿拉伯人一向執法嚴厲，不過只要是用在好的方向，民眾反而會對這新的宗教政府更欽佩。

其實只要有清廉的行政官，已經比百分之八十的政府機構成功了；但對哈里發而言，這還不夠，必須謹遵阿拉指示的宗教法。這些宗教法除了飲食齋戒、婚葬儀式、犯錯懲罰，也包括所有權、贈與、慈善信託等項目。穆罕默德是商人出身，可蘭經中有關商業的規條倒不少。這當然與時代背景有關：假若摩西五經晚了一千六百年書寫，肯定也會涵蓋買賣契約成立的律法。可蘭經的商業法中，最重要的觀念是風險平等。對回教而言，所有不提供服務就賺取利潤的行為，是七大罪行之一，連帶所有不平等貿易的事項也都禁止。阿拉伯人的金融制度講求借貸雙方的合作，很少有大公司成立；不過個人的錯誤，或是坐失機宜而造成虧損，宗教法也不會去保障。換言之，今日社會的高利貸、有限公司、股份、基金、保險，在回教國家都屬非法。

仔細想想，這些法律對普通人民是很有幫助的。一個農民借錢種田，倘若今年收成欠佳，無法償還，反而一身債務，豈不是永世無法翻身？二十世紀初普魯士（德國）與美國首先開始改進農業貸款法案，讓農民減租、銀行不可奪佃改租約。這使普通人民受益匪淺，農業出產大幅增長，更奠定長遠的經濟起飛；之後許多國家也紛紛仿效。七世紀的中東當然不知道後代會出現類似的變法，但很多人願意來信回教，的確是因為宗教法能讓他們改善生活。起初回教徒征服疆土，人民只是逆來順受，但一段時間後又覺得由阿拉伯人統治反而比羅馬、波斯、蠻族統治來得好，何必留戀故國？

儘管如此，我們也不能一廂情願地美化阿拉伯帝國。最早幾任哈里發並不是要締造天下為公的國度，各地地方官幾乎都是麥加、麥地那的門人。說好聽是獎勵那些支持穆罕默德為先知的早期信徒，實際上整個社會是劃分成三個宗教層次：極少的統治階層、極少的統治人親屬、和大多數平民，到今日仍然如此。明朝黃宗羲《原君》提到：“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說穿了，哈里發派他們當執政官，也等於是論功行賞，封王封侯；雖然做不好的會被‘大義滅親’，但整個阿拉伯帝國畢竟是這種宗教封建所搭起來的政治結構，利弊參半——優點是各地王侯可以自己決定用兵，擴充帝國版圖；缺點是地方與中央難免起衝突。

敘利亞人就是因為這種封建世襲制，才拒絕再服從麥加，改由自己人掌權當皇帝。簡單講：我的行政官都是麥加領導人的叔侄翁婿，即使沒在我的地盤上作威作福，我自己也毫無主權可言。與其忍氣吞聲，怎麼不乾脆給他們碰壁？他們不管派誰來，我一概否認就是了；他們要罵我無禮，我大可用退出帝國為要挾，反正我在宗教上沒虧欠阿拉。這種政治抗爭不只是敘利亞，連南葉門、突尼西亞、阿富汗地區都出現過，到最後哈里發對他們也莫可奈何。只是敘利亞人比較積極，威脅哈里發是第一步，派人刺殺是第二步，孤立外交是第三步，最後他們以宗教分裂為由，讓哈里發自請隱退，息事寧人，從此由敘利亞的總督兼任宗教領導人。阿拉伯人畢竟文化還很單純，比不上敘利亞在強權之間磨練爾虞我詐的政治手段。倒是許多回教徒認為敘利亞人狡猾無恥，不值得當回教的精神領袖；什葉派從此衍生，順從敘利亞的則為遜尼派。公元750年，倭馬亞王朝又被巴比倫的阿拔斯王朝取代；上位者聲稱是穆罕默德叔叔的直系傳人，在什葉派支持下再度奪權。一千多年後的今日，兩派人馬還在為誰值得當皇帝而砍得頭破血流、炸得肝腦塗地，也只能說回教的政治基礎一直是建立在無知人民的犧牲上。【注：阿拔斯王朝中國史稱‘黑衣大食’，造紙技術約在此時傳入中東。】

阿拉伯人在作戰方面倒是很有一套。當年君士坦丁堡要擋住進襲的哥德人，用的就是阿拉伯傭兵。由於阿拉伯半島出產不多，發展有限，歷史上長時間都有人到外地當商旅、奴隸、傭兵。阿拉伯人沒有過人的智計，軍事方面也不比敵人進步，但是他們卻很會掌握先機，所以兵力不多，卻戰無不克。穆罕默德打下整個阿拉伯，是先強行佔領沙漠中的綠洲；阿拉伯佔領之後，適逢南伊拉克發生洪災，哈里發立刻率兵往幼發拉底河，來個渾水摸魚；那時東羅馬帝國與波斯薩珊王朝還在鷸蚌相爭，雙方精疲力竭時，竟被阿拉伯人連下數城，還包括兩個緊鄰的小附庸國相繼淪陷。大概因為穆罕默德之前，阿拉伯各部族總是自己人內訌，所以穆罕默德一死，再無核心人物，兩大國都對新勢力放輕戒心了。這預測倒沒錯，穆罕默德死後確實有反撲現象；但是新任哈里發上台，不到一年就平定內亂，然後繼續武力擴張。根據記錄，當時征服埃及亞歷山大城的銅牆鐵壁，只用了四千人，圍城六個月羅馬援軍不至，亞歷山大只好投降；征服兩河流域，用不到兩萬人，全部是自願軍。他們敢為宗教犧牲，固然很有魄力，但他們的能力也是重點。以波斯大軍的作戰經驗，與阿拉伯相抗十二年，居然還常碰到情報路線被斷，補給路線被阻的問題；薩珊文獻稱他們‘來去無踪’，可說是對阿拉伯輕騎極高讚譽。

而他們釜底抽薪的能力更是首屈一指。阿拉伯人的戰術很簡單也很難破；他們先用游擊隊在敵軍造成混亂，擾到對方開始出錯，首尾各自為戰，才個別擊破。說是計策，不如說是沙漠中訓練出來，無師自通的本領，以前各部族一向如此對戰。曾有一次回教部隊一萬五千人，面臨羅馬、波斯、與阿拉伯基督教徒的十五萬聯軍；結果回教徒左右散隊搶橋樑，成功地把十五萬大軍困如甕中捉鱉，驚亂中跳河溺死或被回教徒弓箭射死的不計其數。同樣的方法不斷重複使用，竟能無敵天下，阿拉伯人的戰法恐怕比‘程咬金三道板斧’還厲害。

只是他們也很會搶財寶。基本上回教對自動歸順的地方是一介不取，花力氣打下來的城池卻全算為自己紅利。薩珊的首都被攻陷時，這群阿拉伯部隊像是沒見過錢，除了五分之一的戰利品送往麥地那的哈里發，每個小兵都奪了可換算今日美金二十五萬的巨資，另有四萬波斯貴族被他們賣為奴隸。這般搶奪，跟亞歷山大當年洗劫中東也不遑多讓，重要城市一時元氣大傷。財富得來容易，兵卒自是揮金如土，沒錢了又繼續征討。回教帝國擴張神速，但除了麥加與麥地那財源廣進，一般人奉獻生命鮮血，卻未必在經濟上有什麼進步。那也好，正可以用人民的貪念促進軍事，再藉著猛虎惡狼似的武力，讓敵人嚇破膽，不戰而降。

至少阿拉伯帝國對征服的地區比較有宗教包容心。回教興起甚晚，畢竟有自知之明，它這時文化還遠遜於基督教、拜火教、猶太教、甚至印度教或佛教。與其指摘別人真理的不是，引來反感，倒不如提供宗教自由。這對可蘭經傳統似乎大反常態，但是若不通融，今天建立的帝國明天就完蛋了，有什麼用？像埃及，雖然已有六百年基督教傳統，但教派紛爭不斷，尤其與羅馬總是異端、邪教相稱；到回教徒統治時，既不禁止宗教發展，各基督教派很快地誠心歸順，認同回教政府，比對東羅馬帝國還由衷致謝。其他地區沒這麼感恩戴德，不過原本怕阿拉伯人會強迫自己改信回教的，總是鬆一口氣；只要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又何必惹是生非？

然而商業的宗教法，阿拉伯帝國並沒有公平實施。比方稅收：回教徒和非回教徒被徵的稅金是不同的，有的回教徒甚至不必繳稅；沙漠中的游牧駱駝商隊被課稅更重，因為那時許多游牧民族還拜眾神。也就是說，回教雖不禁止其他宗教，卻用稅法與各樣條款約束人民，結果民眾為了自身權益，最後還是自動信回教。這種做法其實是基於權力影響範圍：與麥加距離遠的西班牙，就不敢這樣偏待百姓，畢竟回教徒還是少數，其他基督教、猶太教、蠻族傳統宗教的人民若對這些不平等的法律有意見，甚至起義反抗，難道麥加來得及派遣部隊鎮壓？像黎巴嫩距離阿拉伯不算遠，可是阿拉伯帝國若採用偏袒政策，這塊土地大可投靠東羅馬，所以當時推羅西頓一帶反而各教派鼎立，不受哈里發宗教控制。但距離麥加近的地區，還有已征服的波斯、埃及地區，就比較沒有平等可言；中東一帶不信回教的，往往淪為‘被保護民’，用錢孝敬官老爺。結果除了少數固執的民族（像猶太人、亞美尼亞基督徒等），其他隔幾代後還是被回教同化。‘包容’只是掩人耳目，政教合一的國家是不會讓人民有選擇的。【注：佛教於唐代傳入中國，發祥地印度河流域卻因為回教征服而消逝無踪。】

《禮記》有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阿拉伯帝國對人民還不僅單方面控制，而是多管齊下，正反兼備。但它善惡參半的統治手法，卻創造出為時十三世紀長的宗教帝國。這竟然出於一個沒什麼文化的民族，更令人嘆服。只行仁政的國家，人民會踐踏；只行暴政的國家，人民會反抗；走在兩者之間的，才能建立不朽的基業。

是對？是錯？歷史自有定論，也不必膚淺之輩大費唇舌。

                    你要顯得慈悲、守信、人道、虔誠、正直，而且要有行為為證。但是你必須同時做好心理準備，當你必須不這麼做的時候，你要有辦法，並且知道如何反其道而行。
                                        ——馬基維利（1469-1527），《君主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