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anuary 31, 2011

決裂:興風作浪的高手


(本文偏個人主觀,不同意亦無妨。)

俗語說‘蓋棺論定’,所羅門的一生充滿傳奇,最令人費解的,卻是他死後突如其來的政變。他的兒子羅波安(Rehoboam)方才接棒,立刻有北方十個支派退出同盟,一個艷陽高照的王國頓時分裂為南北兩國。所羅門在世時,以色列已經強大到根本不用和外國交兵的程度,但他死後立刻造成內亂,這是多麼難以想像的結果,究竟原因何在?記載中多半追朔到兩個主因:一、所羅門離棄神。記載說他娶了一千位外族妃妾,也因此和他們一起侍奉別的神,神於是決意把國家交給別人。二、羅波安對百姓說話太刻。百姓要求羅波安減稅,羅波安卻要變本加厲地加重民眾的擔子,人民因此不再歸附於猶大支派之下。

乍看之下兩個主因都可成立,可是對照其他敘述,又處處是破綻。比方說羅波安,他一向都被描繪成為一個不聽老人言的無知少年。但事實上,羅波安登基時已有四十一歲,在位十七年。雖然四十多歲還血氣方剛的人並非沒有,所羅門又不是沒別的兒子可挑,難道非選一個阿斗來繼承他位子?而且之後羅波安還會面臨許多考驗(包括多次外敵入侵),他處理事情的能力還算不差,頭腦也算清晰,哪裡是個故意刁難百姓的弱智昏君?

再說所羅門離棄神,另一部分卻又記載他每年三次帶領全民向神獻祭,到底哪個版本才正確?再者,如果神因國王犯罪而把國家交給更賢能的人,何必還留下一塊猶大,讓它自生自滅?況且以猶太教的角度來看,北方一國的開國元君耶羅波安(Jeroboam)也不是多虔誠,一上台就立刻設立兩尊偶像給人民膜拜,哪一點值得神特別‘祝福’這人掌權?或許有人說耶羅波安本來不是這樣,不過假如是後來才變惡,怎麼神又沒有在他有生之年讓他惡貫滿盈,讓別人取代他?(掃羅都可以自殺身亡,再多一個風聲鶴唳的戰敗者也不過分吧?)

顯然,寫歷史的人也會說謊,而且往往會基於個人的道德觀而不自覺地記錄謊言。一個成名的公司突然發生破產危機、涉嫌非法等等,總會有人問,為什麼?是連年做假賬太多,還是今年投資眼光不準?一個龐大的國家突然發生政變內戰、民不聊生的現象,也一樣有人問,為什麼?是這時代的人民不務正業,還是國家總理專吃閒飯?這類例子不勝枚舉,不過很常見的觀點是:‘人禍’一定是自取其咎,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否則這種令風雲變色的大事,怎麼會恰巧是發生在他身上?(宗教典籍在這方面的‘偏見’幾乎都相去不遠,舊約聖經中甚至有約伯記,一個生重病的老人居然還被指責個半死。)確實,世上有很多不幸堪稱是‘活該’,不過假如一味以偏概全,說當事人是道德淪喪,又未免欠缺理智。

我個人好奇的反而是耶羅波安這個人。他到底是誰?為什麼能登上寶座?

基本上,耶羅波安出於以法蓮支派的望族,在所羅門在位期間曾當過勞工部部長,專管北方幾個支派的徵工。有關他當王之前的記錄比較稀少,根據故事,曾有先知單獨向他預言,說所羅門死後有十個支派會歸附他,所羅門因此追殺耶羅波安,而他也不得不逃到埃及尋求政治庇護,等到所羅門死後才能歸國。

然而這裡又有個很大的疑點:感覺上,這個預言似乎要影射所羅門是夏桀商紂,而他要取耶羅波安的命,就像當年掃羅追殺大衛一樣。英雄故事翻版續集,固然很精彩,可是既然先知預言時沒有第三者在場,所羅門又怎麼會來先發制人?而且除非真有其中一方講述當時經過,有誰會知道預言內容?倘若先知要告訴第三者,那也不必大費周章地安排私下溝通;倘若是耶羅波安嘴巴不牢,逢人就自己張揚,這種人大概也不是當國王的料。預言不預言,都和當時背景無關。

反過來想,假設所羅門不是因為預言而起意要殺他,而是因為這個年輕人居心叵測,那麼原本拼湊不上的零星細節——風暴的前因,得民心的手段,政變後安排的‘餘興節目’——反而能全部吻合。隨便提幾個問題就很足夠:如果羅波安真的不懂得體恤人民,為什麼起義‘抗暴’的,不是耶路撒冷城裡近在咫尺的居民,而是遠在天邊,根本不可能聽到國王發言的人群?如果十個支派都決定脫離大衛王朝,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選擇耶羅波安為王?如果純粹是以色列王國自己內亂,為什麼剛好埃及的二十二王朝也會順便來湊一腳?(落井下石當然沒什麼了不起,可是趁耶羅波安造反時剛好來攻擊,時機也未免太巧了。)

或者再追問:真正能夠不費一兵一卒,又不靠外戚權臣關係,甚至不用暗殺而獲得一個王國的人,古今中外有幾個?

* * * * *

要探討政變,就必須先了解社會背景。其實所羅門的改革,在當時造成的衝擊實在不小:

A)一個社會變得富有,人不一定比較快樂。所羅門之前的人可能物質生活不如後來,但是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也算是幸福;然而一旦身邊有錢人增加了,人的較量心總是會跟著加重。經濟心理學常舉一個例子:假設原本你每年賺五塊錢,其他人只賺四塊錢,現在你每年賺一百塊,周遭卻有人賺兩百塊,你會因為自己的收入成長二十倍而感到高興,還是因為收入只有別人的一半而感到不滿?

B)以色列人對宗族很重視,土地也是子承父業、代代相傳;所羅門的政治維新,卻可以讓年輕人自由到都市找工作。何況大型建設極需人力,‘徵工’之下,有錢的自然會請人做自己孩子的替身。一個想在都市生活的年輕人,只要願意做,賺的錢絕對不比在農村工作來得少。不過相對的,農村父老見到這些年輕人紛紛外移,不免要感嘆,時代變了,人情薄了,傳統也成了過去。

C)社會多元化之後,不止耶路撒冷,各大城市都增加了很多異國人,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習慣,自己的宗教信仰。這對於以往只看到以色列人的小老百姓,總是會多一層陌生感。就像今日歐美國家人口日益複雜,華裔移民的地方有佛廟,印度裔有伽那黑天的崇拜所,回教徒有清真寺;這對於習慣上教堂的基督徒與天主教徒而言,並不是很樂意接受。(之前甚至有清真寺要建在紐約世貿被摧毀地方的附近,一時全民嘩然,甚至有人抗議,如果紐約市長讓申請通過,就準備投票罷免他。)

由此我們不難明白,所羅門他是“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這麼想,見到當時林立的埃及、摩押、亞們、以東、腓尼基民族敬拜所,更覺得國王怎麼搞的,一個耶路撒冷的聖殿之外居然還有這麼多亂七八糟的信仰?不知情的搞不好加油添醋,說是所羅門最近寵愛哪裡來的貴妃,還一起去從事什麼放縱情慾的‘拜神’行為。其他民眾寧信其有,不信其無,也先入為主地認為是所羅門玷污了從前純淨的信仰。

換言之,時代改變之下,很多人都產生了‘社會不適應症’,而這也是耶羅波安政變的助燃劑。

耶羅波安是什麼時候逃到埃及,沒有資料記錄,但是有一種可能,他或許曾經幫助示撒(舊約聖經記為Shishak,埃及文獻Shoshenq I)推翻埃及前王朝,建立二十二王朝。示撒原為利比亞的柏柏爾人(也就是北非野蠻人,從摩洛哥到埃及都有),他算是酋長的後代,不過家人在埃及已經定居一段時間,也曾有親戚為埃及政府辦事過。然而示撒倒竄升得很快,以一個外族人居然做到軍隊總司令,可見他背後的智囊團絕不簡單,一面把示撒塑造成忠心為國的重臣,一方面又用他的身份籠絡利比亞人,所謂‘身在曹營心在漢’。公元前943年,示撒聯合利比亞人,推翻前朝,成為新法老。然而他剛上位的初期,國家還沒上軌道,也因此沒有對外用兵,一直到他死前幾年,也就是以色列南北分裂時,才突然從後偷襲猶大。之後示撒的海軍還攻打過腓尼基、亞蘭等多處港口,但是真正得到好處的,只有攻擊猶大的那一次。也就是說,示撒本人並不是智將;那一次攻打猶大,恐怕另有總軍師指揮。

不過歷史一下子扯遠了。所羅門在世時,耶羅波安逃亡在埃及,以色列的探子自然也會告知,這個欽犯受到現任法老的保護,碰他不得。常言道‘和氣生財’,要和埃及保持貿易關係,就必須尊重對方的主權,不能隨意向一個盟國要人。對示撒而言,耶羅波安還有用,何必交給所羅門做人情?對所羅門而言,王國尚有其他敵人,東南邊有以東,東北邊有亞蘭,都對以色列的巨富虎視眈眈(其實看別人有錢,誰不眼紅?)總不能顧此失彼,防範一個耶羅波安,卻疏忽了更大的威脅。

公元前932年,所羅門逝世,耶羅波安才有機會回到以法蓮的家鄉。但是在他到家之前,說不定已經差遣心腹做了各樣準備。一個對社會敏感的政客,當然會迎合以色列民的不滿情緒,利用輿論火上加油。耶羅波安自己曾是勞工部部長,所以首當其衝的,就是勞工問題。之前說過,所羅門並非勞民傷財地大興土木,而是各地人輪班出力,不讓任何地方過度辛苦,這算是人丁稅也無不可。其實到羅波安上台前,重要的都市建設都做得差不多了,也不必再多耗費人力物力。然而好逸惡勞是人之常情,要做沒薪水的工,大家心裡總有幾千個不願,偏偏這時北方民間‘流傳’的消息,居然是羅波安要人民服更重的勞役,受更毒的刑罰,那豈不像是祖先在埃及當奴隸做苦工一樣?

《荀子·榮辱》說:“與人善言,暖於布帛;傷人以言,深於矛戟。”口耳相傳的‘國王嚴令’,正中下懷,讓人民立時緊張起來。老百姓平日對所羅門也不怎麼埋怨,現在卻對羅波安充滿了反感。義憤填膺的民眾,根本不知道是政客在操縱他們的思想。

可是挑動民反,只算成功了一半;與其渾水摸魚,何不把這些魚趕到自己的網內?一個以法蓮支派的聰明政客,若不能為自己製造機會,那就枉稱約瑟的後人了。北方各地繼前面的流言,又一個令人驚奇的消息接踵而來:所羅門在世時,居然已經有先知向一個叫耶羅波安的人預言,十個支派會歸他所有。一般人消息不靈通,當然要問,這個耶羅波安到底是誰?既然有先知說他前途不凡,那絕不是泛泛之輩吧?我們這些老百姓如果不想再跟隨猶大的皇室,又不知道其他有什麼傑出的領導人才,不然就來跟隨這個耶羅波安好了。

社會學家有個詞叫‘自我實現預言’,一個預言本來是毫無根據,但是說出來影響了他人,間接造成了讓預言實現的可能性,結果原先的謬論反而成了事實。好比一位老師稱讚學生很努力,學生受到老師認同,心裡高興,於是從此真的日益努力,原本的稱讚也因此自我實現。類似的事很多,在教育、心理、企管、甚至軍事國防都有,大部分用意也都不錯。不過能夠擺佈世人的計策,也是政客最會利用的伎倆。先知預言的內容,是否真的說有十個支派要反猶大,本來就無從考證;可是對一群無所適從的人民,這預言有如洪流中的一盞明燈,讓民眾群聚而來,最後的結果也和原本預言差不多。(正確說,羅波安這方保有猶大和便雅憫兩個支派的領地,但是西緬支派分居猶大境內,而利未人又散佈以色列全國,所以其實還有三個半支派隸屬南方。這和‘預言’稍有出入,經學家也不深究。)

不管內幕如何,以色列南北兩地從此決裂了。南國通常被稱為猶大王國,北國稱為以色列王國;其實這也是讓人民錯誤認知的方法。當代的記載(包括後來的先知書)往往不叫它以色列,而稱它為以法蓮,因為說穿了,這其實是以法蓮支派自導自演,建立一個可以和猶大相抗衡的王國。而耶羅波安能掌權,自是少不了本族以法蓮支派在後撐腰(也因此兩國分裂後,耶羅波安建都於示羅,就是從約書亞時代流傳下來的政教中心。)不過,小市民也不需要知道那麼多,以前到所羅門時代,王國還稱為以色列,那我們北國就臉上貼金,繼續稱它為以色列好了。這一來政變的一方,自然‘名正言順’地成為民族傳承的一方。(即使今日,還是有不少政客喜歡沽名釣譽,比方‘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既不民主也不共和,更不屬於人民;但是它要自加什麼稱號,其他國家管得著麼?)

一個偉大的王國,短時間內竟然三分之二離去,這對猶大王朝是何等恥辱!羅波安震怒之餘,必定派兵遣將,準備北伐。可是這一點耶羅波安也算到了,猶大在軍事方面向來無敵,但是東南方尚有以東人牽制,絕不能全部調走對付耶羅波安,那就只能從民間招兵買馬;這一來,整年的準備可能還不夠。而約旦河一帶適合農耕的土地,偏偏又歸北國,那麼軍糧供應也有困難。再來,北國的人民正因為‘抗暴’而士氣高昂,羅波安要戰勝對手,非得加倍兵力不可。然而最出乎意料的是:羅波安剛做完準備,要討伐亂民時,埃及法老示撒居然趁火打劫,從西南方大舉進攻,而且攻得讓羅波安措手不及,不只沒機會討剿耶羅波安,連耶路撒冷都幾乎淪陷於埃及大軍之下。(曾有先知警告羅波安不能北伐,一語命中,不知是否在暗示,耶羅波安和示撒早就策劃了這一招?)

換句話說,東南有心腹之患,北方有反叛之民,西南有偷襲之人;羅波安雖然軍隊強大,對這個始作俑者耶羅波安,竟是一籌莫展。而耶羅波安不費一兵一卒,卻能無後顧之憂,順利取下三分之二個王國,我個人得到的結論是:盜亦有道,他真是個外君子而中小人的奸雄。

對於失敗的皇帝,世人沒有給予應有的理性認知,歷史的公正常常是被道德或偽道德的標準埋葬了。羅波安面對埃及大軍,當機立斷,忍痛把耶路撒冷累積了一代的財富,雙手獻給法老示撒。這其實等於是向埃及稱臣,一個王朝顏面徹底掃地;南國的民眾不諒解之餘,對羅波安也是百般唾棄。實際上,假如當日耶路撒冷淪落埃及之手,猶大王國早就不存在了,猶太教自然也隨風而逝,今天更不會有天主教和基督教。猜想可能羅波安當時得親自向示撒求情,順便分析:滅了耶路撒冷,也只能搶奪一次;收猶大為附庸國,每年還有歲貢,不是更好?以羅波安本人生於富貴中,能夠如此忍辱負重,不讓埃及和以法蓮瓜分天下,其實用心良苦,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明白的。

相反地,北國的耶羅波安雖然上台了,仍怕百姓重回耶路撒冷聖殿敬拜。一方面,宗教連心,到耶路撒冷拜神的,就很難再為北國賣命;二方面,一旦他們和南國有接觸,先前的謊言都有可能被拆穿,難以善後。建國的前幾年,猶大和埃及正在苦戰,不會有人挑這時去耶路撒冷朝聖;然而埃及竟然沒有斷送大衛家的江山,那耶羅波安就不能任憑百姓自由出入境了。左思右想,乾脆在北國境內建幾座金像,讓人民去拜好了。

寫《羅馬衰亡史》的吉本(Edward Gibbon)曾說:“所有的宗教,對人民而言都一樣可信,對學者而言都一樣錯誤,而對政客而言都一樣可利用。”這一點耶羅波安深知要領,不過實施起來有利有弊。多數人民當然篤信不疑,可是北國本來也有人是因為所羅門敗壞猶太教,才轉而跟從耶羅波安。現在見到這些偶像,更讓祖傳信仰蕩然無存,那這個國王和‘傳聞’的所羅門又有什麼兩樣?(更嚴重的是,在耶羅波安的時代,只要行賄都可以當祭司。)這些人失望之下,對耶羅波安的向心力也頓減了。

不過比起宗教,還有個更關鍵的事實:北方這些人擁戴耶羅波安,又不是沒有私心,既然已經見過所羅門時代的巨富,當然也想把這個黃金的奇蹟轉到自己的土地上。然而王國一旦分裂,原本頻繁的貿易也隨著兵荒馬亂而消失,何況南北兩國邊境不通,埃及和阿拉伯的物產也不能轉賣亞蘭和土耳其,黃金的奇蹟等於是一去不返。耶羅波安雖然坐擁十個支派的領土,以法蓮的示羅卻沒有成為第二個耶路撒冷;熱心擁他上位的人難免要問:你既然沒讓我們變得像所羅門當年一般富有,那我們何必留你坐這個寶座?

耶羅波安的寶座坐了二十年,但是他兒子一繼任就被刺殺,連帶他整個以法蓮的望族,都被殺個一乾二淨。

他在世時,聰明才智足以讓整個以色列天翻地覆,濤瀾洶湧;可是蓋棺論定,他的成就有如曇花一現,黃粱一夢,只有兩個決裂的王國,還遺留著他所劃過的傷痕。
             道德常常能彌補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卻永遠填補不了道德的空白。
                                        ——但丁(Dante Alighieri),《神曲

Sunday, January 16, 2011

鼎盛:什麼是智慧?(二)


曾有句有關經濟歷史的話:“非洲的奴隸,美洲的黃金,西班牙的船艦,英國的銀行。”這話一語雙關,一方面暗喻每個地方各有所長,資源豐富的,並不一定是最後的贏家;二方面也意味著發現新大陸時期,西班牙是最幸運的,所到之處幾乎都有黃金,但是左手進右手出,結果擄掠得來的財富,全部輾轉流入歐洲其他國家;相反地,英國所到之處毫無金礦可言,卻因為它的銀行制度,讓英國成為貿易大國,而這些資金又進而帶動工業革命。歷史上每個鼎盛的帝國肯定都富甲一方,可是堆金積玉的都城卻不一定代表國家富強。一個國家的興盛,並非純粹風水輪流轉而已;幸運是短暫的,抉擇才是成功的真正關鍵。

然而,抉擇是否正確,並非短時間能判斷出來。所羅門雖然繼承了大衛奠定的王國基礎,四疆安定,外敵不犯,但更重要的是,所羅門本身並非一味地守成。之前的政變、司法、行政改革,都很清楚可看出他有除舊立新的膽量,但也不單是個專注於標新立異的草包。他其實還做了兩件前所未有的事:第一件對猶太教極具意義,就是建造聖殿。這部分我們需要慢慢分析。第二件則比較聳人聽聞,就是和埃及聯婚。

以色列人自從出埃及到這時,大概還十分討厭這個曾經為奴之地,這時雖然埃及已進入第二十一王朝,和前代早無瓜葛,一般以色列人恐怕仍對埃及人反感。沒想到國王居然帶頭與埃及公主聯婚,未免太大膽了吧?尤其猶太教屢次強調不可和外族通婚,所羅門如此恣意行事,百姓多少要不以為然,老成持重的或許還要指責他是傷風敗俗。

不過,拋開道德的一面不論,所羅門這麼做,等於把當代兩大國連成一線。埃及此時是外強中乾,國勢日衰,(在所羅門有生之年還會被西方的利比亞人取代而建立二十二王朝,下回再談),可是尼羅河依舊是魚米之鄉,豐饒土地所出產的,一樣可以餵飽天下人。唯一所欠缺的,也跟以前一樣:不先鞏固西奈半島的邊防,就無法專心掌握內政,更怕的是東邊的以色列人與西邊的利比亞人,已經各自與埃及勢均力敵,假若聯手,埃及還有救麼?所以說,所羅門願意娶法老女兒為妻,法老其實是求之不得,就算要傾半個埃及的財力來向所羅門大獻殷勤,也是在所不惜。至於所羅門這邊,聯婚對王國的聲望有利無弊,民眾可能不認同,但是這兩個大國建立邦交,其他小國諸如非利士、摩押、亞瑪力、亞門、以東、阿拉伯等,就更不敢隨便侵犯。擄掠以色列一個小鄉鎮不算什麼,但是假若連埃及的糧食資源都被斷絕,那可是得不償失。

這一來,短期之內,所羅門的財政和外交都不成問題,不過要維持長久之計,仍嫌不夠。與其讓黃金左手進右手出,最好還是先用來充實自己。

埃及公主嫁到耶路撒冷來,使節御駕親隨僕婢自也不能少,帶來的嫁妝賀禮及日常用品,更和以色列的土產大不相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化交流常會促使一個社會加速進化,而埃及又是文明古國,可學到的知識尤其廣泛。當年以色列人過紅海,除了摩西受過埃及正統教育,其他走曠野的人連文化都沾不上邊。進迦南之後,以色列人的宗教文化逐漸成形,其他方面則仍有待加強。要加強,還不容易?適當的人不就已經在周遭麼?

說得更具體一點,摩西頒布的十誡中提到,不可為神塑造雕像,也不可拜這些像。這在宗教上用意是好的,可是也因此以色列人有詩詞音樂、法典文獻,藝術方面卻說不上有什麼值得紀念的(出埃及記的會幕和約櫃除外)。要知道文明史上,大型藝術的產生算是一種經濟上的奢侈(民間的編織、刺繡、化妝、首飾不算在內),除非是集權暴君下令監造,否則多半要侍奉神明時才有可能如此大手筆。佛教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都有藝術遺產,對中國和東方各國藝術史,更是影響深遠;回教的拜占庭豪華藝術在各地清真寺都看得見,連後代的西班牙藝術或印度莫高王朝,也都繼承了它六七分神髓。埃及從不朽的金字塔到巍峨的神殿,藝術方面算是很講究,與以色列兩國修好之後,文化一流通,以色列的藝術和建築當然立刻突飛猛進。

只不過以色列並非全盤模仿,以所羅門的個性,要他仿造一座底比斯神殿的翻版,然後稱之為耶路撒冷的聖殿,他可還不屑去做呢!

* * * * *

建造過胡佛水壩的美國前總統Herbert Hoover曾說,“工程師和其他行業最大的不同,在於他的成果是有目共睹,不像醫師可以埋葬失誤,律師可以顛倒黑白,建商可以用花木掩飾醜陋,政客可以貶敵抬己,等待民眾淡忘自己的失敗。一個工程師根本無法否認他的工作,倘若出錯,只有永遠被譴責。”

這話有點過於完美主義,但也不是無中生有,最早的工程多半是土木,築橋樑、修鐵路、起高樓、通隧道,就算是三十年後出人命,也是一輩子抬不起頭,賠償不完。不止如此,無論是什麼樣的土木工程,都是對人類智慧的一大考驗。因為建設過程中絕對少不了經費、材料、運輸、設計、工具、人事、監工、安全、公關之類的麻煩,哪一項欠缺,都可能前功盡棄,而且這不是只靠一人的智慧可成,非要百萬之眾同心協力不可。聖殿的工程,其實從大衛時代就已經積極準備,不過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幾百年來,從未動過這種規模工程。所羅門縱算有再多的熱忱,再強的挑戰心,沒有經驗,是否能順利成功?

巧婦難為無米炊,所羅門首先要做的當然是準備材料。大理石不是問題,以法蓮山區就有;木材倒是大問題。為此,所羅門又多做了準備工作,就是與黎巴嫩的腓尼基王國建交。他的做法也很有趣,根本不拖泥帶水,直接開門見山地說:‘我建聖殿需要大量木材,而這木材和樵夫只有黎巴嫩能提供,所以我願意和你訂長期契約,我提供你糧食資源,你提供我上等木材,不知意下如何?’

腓尼基是有名的海上商人,自然深知‘不計前嫌,無往不利’的原則。雖然士師時代曾有但支派掠奪腓尼基人的城池,掃羅和大衛的數十年來倒也平安無事,何況有現成的大筆生意做,錢哪有人嫌多的?再加上以色列既需要黎巴嫩的木材,又需要花人力把木材運送到耶路撒冷,那就絕不可能趁這時向黎巴嫩動兵。腓尼基王先前對這個迦南地的新勢力所存有的警戒,總算可以放心一半,不過口頭上還是要討價一番,事成之後可要賠我幾個城,補貼曾經掠奪的地方(講歸講,兩邊都沒太認真,後來所羅門履行契約,隨便給幾個小城敷衍,腓尼基王也隨口挑剔貨品說,你這幾個城有夠爛。然而兩國依舊交好,黎巴嫩的木材也照常出口到以色列。)

材料有了,接下來就是資金。以色列這時最重要的財富來源並不是農業畜牧業,而是四周列國的進貢。由於大衛王朝無征不克,各國的歲銀哪敢怠慢?但是只靠進貢和埃及來的嫁妝,大概要建聖殿半年都不夠。這可難不倒所羅門,埃及和北非有上好良馬,一匹一百五十銀子,但是轉賣給亞蘭和巴比倫等地,一下子就獲利數倍(以色列還附帶外銷埃及的精鋼戰車,所羅門算是世界上最早的軍火商人。)相同道理,阿拉伯產香膏香料,土耳其產黃金黑鐵,亞蘭產硫磺石灰,亞們產雲母岩鹽銅礦,亞述產獸皮和鉛礦,巴比倫產五穀清油紡織,黎巴嫩除了木材還產紫色染料和玻璃(據說就是腓尼基人在沙灘上起灶爐後發現的),地中海產魚和鹽,北非產駱駝和黑曜岩,紅海南方產象牙和各樣寶石,尚未崛起的希臘當時還販賣許多人口。以色列自己雖然只是流奶與蜜之地,既有軍事武力做後盾,想獲得各地物產簡直易如反掌,只要能成功掌握貿易,那可是用不完的財富。

《史記》的貨值列傳寫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這對於相同國家的人而言或許不難,要在國際間買低賣高,讓耶路撒冷成為中東的最大貿易中心,讓各國都竭其所能地供應物產,任其所能地買到貨品,所羅門下的功夫也實在不小。而這背後還隱藏了他另一個被稱為有智慧的原因,就是他的博學多聞。

根據舊約聖經描述,所羅門對各種事物知道不少,上至巨大的黎巴嫩香柏木,下至微小的牆頭牛膝草,都能侃侃而談。描述得簡單,仔細想想,這兩種植物雖然是隨便舉例,應該也是所羅門曾經談到過才會有史官筆記,可是談又談些什麼?而且假如只是要知道它們長什麼樣子,取樣來看不就得了?為何還有人不辭千里要來聽所羅門講解植物?

若參考百科全書,香柏木有防腐作用,古埃及一向用來殺菌,木材還可以提煉芳香油,有美膚保健作用,在古代用以製造化妝品最適合不過,若使用為建材,木紋清晰,材質堅硬,而且密度大,遇水不爛也不發黑,耐磨不易變形,防霉防臭,保養容易,這種種好處,的確是上選之材。而牛膝草,在猶太教多半用作潔淨的習俗,實際上它藥效不少,花穗可治肺疾、支氣管炎,葉可作為外用藥,治療跌打損傷,紅腫潰瘍,油可用於芳香劑,搗碎做成青草茶還可以幫助腸胃蠕動,治療消化食慾問題。這裡很重要的是,平常人對這些植物興趣不大,反正看過知道就好了;可是所羅門的解說就不一樣,天下多少學者爭相拜訪來聽他的智慧,總不會純粹為了娛樂吧?應該更在於他能把事物的實用性呈現給聽眾,讓大家發覺身邊居然有許多可以善用的東西,否則這些學者的車馬費門票費,不都花得太冤了麼?各國使臣載了滿車的贈禮來見所羅門,當然也在想,如果一點點知識就能改善生活,那麼所羅門這種百科全書性的知識,鐵定能讓自己國家的社會經濟民生全部改觀。

所羅門的無所不知,無所不精,可能是出於他從小對吸收知識的好奇,日積月累自然會達大成。不過這應該還有一種影響。《韓非子》說過:“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我們不難想像,所羅門有這麼淵博的知識,上行下效,以色列民間也一定想要努力添加腦容量。今天我們常提的一句‘知識就是力量’,其實連所羅門都說過了,只不過他把觀念提升到‘智慧就是力量’。有些人學得知識是用來賣弄炫燿,高談闊論,壟斷話題,這樣的知識又怎麼稱得上是力量?所羅門是把所學所記得的,發揮到商業資訊上,用來衡量近東一帶的物產供需,才能每年為以色列賺進二十五噸黃金的巨富。

要是以今天黃金市價美金一千元以上來換算,所羅門‘智慧’的價值是年薪九億美金,(還不包括其他收入)。

以上古社會而言,這真是天文數字,有這樣的資金,不論要建聖殿還是皇宮,修驛道興水利,根本不是問題,不過所羅門絕沒有因財政充裕而疏於督導工程。他派遣專家,卻也主動參與計劃,他大徵民工,卻也讓各地人民輪班,哪方面人才不足,他一樣樂意從外國引進精英(幾乎有如今日的技能簽證)。以色列人口繁多,既然進入都市文明,所羅門當然也不遺餘力地建造城郭,提供當代所需要的都市機能。耶路撒冷的寬闊大道上商店林立,羅列中東各國的貨品;嶄新的石砌水道,提供居民的用水需要;車馬來回,商賈每天點收幾萬箱的貨櫃;宏偉壯麗的宮殿,雕琢得金碧輝煌;莊嚴高聳的聖殿,令人見而肅然起敬;腓尼基來的巧匠製作了美不勝收的銅海銅器;貴族和上流社會,也開始把藝術變成生活的一部分;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人齊聚一地,讓人覺得登泰山而小天下,走進了耶路撒冷,其他大都市都被比下去了。曾有示巴女王(Sheba,或稱薩別王國Sabaea,在阿拉伯半島南端的葉門,以乳香沒藥的貿易盛極一時)聽說所羅門的財富居然超過示巴,當然不甘心想來看個究竟,結果見了耶路撒冷,再聽所羅門的智慧,才感嘆道,聽說的還遠不及親眼目睹的。(考古學家在示巴遺址曾發現當年以色列用來裝五穀的陶器,證明兩國曾維持長時間貿易。)

縱觀而言,所羅門的智慧可說是在多方面發揮得淋漓盡致,不論政治,經濟,外交,貿易,管理,工程設計,演說,文學,哲學,自然科學,藝術鑑賞,都十分出色。也可以說他是全腦性天才,因為他真正的能力實在包羅萬象,想怎麼用就怎麼用。然而先決條件還是在於‘用’。如果他不是學以致用,以色列王國絕不會達到這種財源廣進的境界。

話說回來,一般人羨慕的其實是財富而不是智慧,有時還會把兩者劃上等號,以為富裕的人頭腦也一定不差;這一點倒很難說,世上許多無用的富二代,往往還是會繼承祖產,才智如何,反正自己注定領高薪。不過如果只看從無到有的創業家,他們都有相當的智慧,就算只是乘時而起,順勢而生,這些能掌握關鍵把握機會的人,也一定不是白痴。相反地,有很多人認為自己智慧,結果抱荊山璞玉而不為人知,說是埋沒,說是未逢其時,不過連被賞識的機會都爭取不到,又怎能算智慧?還有人明明被賞識提拔卻未盡其才,結果庸碌一生,也豈能算智慧?畢竟‘智慧’本來就是很主觀的評價,心理學家曾調查發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認為自己才智勝過一般人。這實在很矛盾,如果大家都這麼自許為聰明,天下又哪來的平凡之輩?一個人就算才華洋溢,畢竟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何況聰明智慧這種字眼太容易被奸商利用來行銷,倘若身穿‘國王的新衣’還無自知之明,那可要貽笑方家了。

不過這也不代表每個人該自己認命。什麼是智慧?哲學家也沒有統一的答案,但是它還是有跡可尋。一個人每天使用大腦,其實每秒鐘神經細胞傳遞的資訊,都是有‘質量’的。量,通常來自外在資訊的攝取;質,則是把已經吸收的資訊重新整理,便於以後利用。說得更明顯,這兩種作業就是學習和思考。很多人可能把這兩個詞當作家常便飯,但是真正兩種都做得到的人並不多。孔子會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正因為大部分的人只會偏重一邊,甚至兩者都懶得做,殊不知能夠學得多、想得深,是一種積極的腦力訓練,而訓練到某種程度,就會衍生所謂的‘智慧’。以所羅門王為例,他有心要為神建造聖殿,但假若他一直憑空想像,紙上談兵,卻不向有經驗的人學習,那麼再怎麼努力也要重複失敗;他有機會瀏覽接觸所有的蟲獸草木,但假若他只是多聞強記,卻從不去想‘讀聖賢書,所為何事?’那麼學得再多,也不可能獲得如此可觀的報酬。聰明或許是與生俱來的,思考和學習卻是靠後天養成的習慣日積月累,嘗試錯誤,觸類旁通而來;累積的經驗,再經過昇華,就成為善於做抉擇的敏銳能力;或許有一天,這種能力就會展現於凌駕他人之上的非凡表現,而對其他人而言,這也就是智慧。

但是人不論多有智慧,世事還是難料。花無百日紅,國無百年興。《易·丰》有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所羅門手裡的王國雖然艷陽照霸主,可是太陽越強,地上黑影也越濃;社會越富裕,社會背面的暗流也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