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rch 8, 2014

追根:造乎?進乎?適乎?

(圖:M. C. Escher版畫《天與水II》,1938年)

就在美國南北戰爭的同時,歐洲也掀起一陣動盪風波。巧的是,這個惹麻煩的人竟與美國林肯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名字叫達爾文(Charles Darwin)

有誰不知道達爾文呢?根據時代雜誌列舉歷史重要人物前100名,他居然排行第十二,在科學家當中算是知名度最高;其餘愛因斯坦排十九名,牛頓二十一名,都難以相比。但是大部分科學家的貢獻無人質疑,達爾文的進化論卻遭宗教人士非議至今。反對理由不外乎他的《物種起源》一書,與神創造世界的觀點衝突。這種差別待遇實在令人心寒,不過連達爾文自己也料到會有這種反應,因而遲遲不肯發表理論。然而他更不願寂寂無名地走完人生,最終還是選擇了思想革命。

正確來說,達爾文的理論並不是‘進化’,在他之前已有許多學者提出進化的觀念。畢竟大部分生物學家所接觸的資料都差不多,英雄所見略同。比達爾文早了百年的林奈(Carl Linnaeus)創立生物分類學,從此大家都開始排列哪些生物是近親,哪些是同種。而會考慮這種關係,多少也會先猜測生物變化的理由。林奈自己或許也做過假設,只是缺乏證據,不敢妄下定論。一世紀當中有法國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用進廢退論,算是顧名思義的‘進化’:利用才能就會讓才能更凸顯,不用就會退化。達爾文的祖父是學者,還曾在日記上留下短詩描述拉馬克的進化原則。這種觀點反而不與宗教衝突,甚至和宗教鼓勵信徒不要怠惰的道德主張相輔相成。其實這也不奇怪,自古以來多的是動物為主的寓言故事:螞蟻教人勤勞,烏龜教人有毅力;現在有學說反其道而行,把各種動物的進步歸納成各自努力改善本身,倒很容易讓世人接受。

但有人對細節部分仍持疑問。假若沒有用的部分會退化,為什麼實驗的老鼠切掉尾巴二十代,還是繼續長尾巴?相反地,為什麼農業畜牧業的品種改良,不多久就可以變種?再者,基督教權威根據聖經,推演神創造世界應該是六千年前;但之前工業革命帶動礦業,地質學問世,許多化石的發現已經促使人質疑,這世界真的只是幾千年足以造成的麼?

達爾文也是質疑的其中一人。他出生上流社會,從小具備入微的觀察力,對飛禽走獸興味盎然。達爾文的父親是醫生又是銀行家,對這個不想學醫也不懂貿易的兒子一直感到丟臉,還往往罵他:“你就只會去看野狗交配、鴿子啄食麼?”達爾文不算笨,唯獨他不善言辭,對別人的責備更無法反擊,所以在學時期往往讓同輩輕視。他真正開始建立自信,是當他去南美洲那段日子;由於皇家海軍船艦上缺了自然學家,船長給他實習的機會,其實是沒薪水還得自費的勞苦差事。要不是達爾文家境富裕,資金不愁,這種工作連中產階級都不會去碰。不過卻正因為達爾文跟著探險船出發,才使他有機會讓他記錄南美安第斯山脈東西麓、南大西洋、南太平洋、紐西蘭、澳洲、南非的各種動植物。他在1831-1836年間的生物筆記,一出版就大受好評,而且竟是由普通出版界翻印廣傳。一般科學著作大概只有學術界會想讀,但不善言辭的達爾文反而下筆沒有迂腐的陳腔濫調,說明淺顯易懂,著作引人入勝,書商甚至鼓勵他繼續出書;他連許多標題都很異想天開,比方‘珊瑚礁的組成與擴展’、‘世界各種蘭花與昆蟲傳粉’、‘蚯蚓造成的青菜發黴’。他可以描述加拉巴哥群島雀鳥、或印尼的叢林猿,顏色、年齡、雌雄、肢體語言、與環境的互動,全都捕捉得淋漓盡致;連不起眼的生物,在達爾文筆下都成了主角。

不過這時他還沒有把觀察的心得沉澱淨化,也還沒突破學術思想的瓶頸。真正動搖他的,是他疼愛的女兒不到十歲就逝世,從此觸發他‘適者生存’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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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歐洲上層社會中,孩子是由保姆奶媽照顧,除了吃飯、上教堂、考察學校進度之外,父母與子女很少溝通。達爾文夫妻卻很前衛,不只花了很多時間在孩子身上,還記錄孩子成長過程,比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早開始探索發展心理學。但是這時微生物學藥理學都很落後,嬰兒早夭不罕見,許多父母親眼為自己未成年孩子送終。父母與子女關係越密,死亡的打擊就越大。【注:微生物學於1870年由德國Ferdinand Cohn所創,現代藥理學則是1872年代德國Oswald Schmiedeberg開始。】

達爾文夫人是虔誠信徒,面對女兒的死,她僅能倚靠宗教作支撐。達爾文當然不忍妨礙妻子的心靈寄託,但他自己多年來的質疑,卻如陰影揮之不去,甚至從那時起他不再去教堂。死,究竟是什麼?苦難的原因又是什麼?宗教人士會說,死是靈魂回到神身邊,受苦是神要成就更美好的計劃。這回答對一個研究科學的人來說並不夠充分。達爾文年輕時就讀過馬爾薩斯《人口論》,假若人口以幾何成長,然後達到飽和數量就會發生戰爭瘟疫飢荒,那這怎能算是完美計劃?再者,十九世紀中葉已出現許多對苦難改觀的文學作品,不論是法國大仲馬(Alexandre Dumas)《基度山恩仇記》、英國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孤雛淚》、美國庫柏(James Cooper)《最後的莫西干人》、俄國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獵人筆記》,在在突顯人類世界的殘酷,與山林隱逸的宗教人士所勾畫出的完美社會截然相反。倘若這許多無辜受虐慘死的人是因為有罪,是被神管教,那些虐待殘害他們的人又該怎麼說?世界真的因為苦難而變好?就算人類受苦是有神的旨意,其他動物生老病死,又有什麼旨意可言?

他得到的是科學上的客觀答案,也是心理上的消極回覆:死,是淘汰;苦,是環境的選擇。

還享受天倫樂的達爾文,並沒有把以前的生物觀察融合成這樣的理論;但或許他眼睜睜看自己女兒因猩紅熱肺結核的雙重感染下日益憔悴,身於醫生世家卻束手無策,向神求助也呼應不靈,最後只剩下冰冷的殘軀,絕望的現實。他開始寫《物種起源》,文筆像十九世紀的小說,卻完全不涉及小說常引的聖經教訓、道德觀念,讀起來既有發現新世界的驚訝,卻又有解剖刀般的銳利推論,更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讓讀者站在生物學家的立場自己辨證是非。他的理論與‘進步’無關,與其叫做‘進化論’不如稱為‘適化論’:所有生物都是從更早的生物演變而來,而這演變則是先由大量繁殖,然後面臨環境不同,而留下適合那環境的生物。當中過程沒有所謂進步退步,只有適與不適。

更坦白講,這過程與‘進化’不同,根本感覺不到有神在主宰,只留下生物與世界的無情搏鬥,可謂‘草木本無意,榮枯自有時。’儘管最後殘餘的是最符合世界的個體,這並不能成為‘創造’。創造有如製作藝術音樂,必須具備設計概念才會產生鬼斧神工的作品;淘汰則與創造徹底對立,因為被淘汰的就是設計不良的失敗作品,那豈不是與造物主的完美計劃相背?

然而達爾文對整個理論的敘述還盡可能保守,因為他既然用絕跡生物作為‘物競天擇’的證據,肯定會有人問:那其他化石的證據在哪裡?他乾脆自己先反駁自己的假設,然後用相同的口吻含蓄回應,如此正反兩方都有充裕的可能性,不致被批為信口雌黃。這樣寫,當然也是避免抨擊。不過這本書實在引起太多爭議。出版沒多久,達爾文還是被宗教界列為古往今來離經叛道第一人。普通社會和知識份子對達爾文的著作倒很推崇,雜誌上也是好評如潮,連續印刷幾版都銷售一空;或許大家覺得這論點反而比神父牧師們的解釋誠實多了,所以儘管抨擊聲浪不斷,達爾文並未被否定。甚至可說,他的讀者是信仰已經冷淡的一代;1851年英國上教堂的人口已不到一半,不論是人文主義、自由思想、或科學精神造成這樣的結果,很多人對宗教界的信任度並不高,對幾千年的宇宙創造也懷疑已久。達爾文只不過把大家心裡的猜測,徹底公諸於世罷了。

只是,他所造成的漣漪卻並非全是一本書的問題。達爾文的作品是生物學上的探討,但幾乎所有人都利用這理論來為自己撐腰:優生學者藉用他學說來提倡讓優秀人選多妻多子;節育主義者呼籲必須閹割社會下等人;種族歧視的人引他的話來傳播仇恨意識;無神論者將他斷章取義來攻擊教會的無知;年輕的宗教人士以他的書為輔佐,設法把傳統神學提升到兼容並濟的新思想;德國的馬克思(Karl Marx)在他的書中找到歷史唯物論的證據;美國的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從他的看法獲得啟發,從此鼓吹政府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使命;法國自由貿易論者強調世界也任人自生自滅,因此政府不該干預商業;英國把他的理論解釋為‘窮人被淘汰是理所當然’,結果大舉廢除救貧法,讓急難的人更孤立無援;到二十世紀還有希特勒(Adolf Hitler)之輩,用達爾文的生物學來煽動人民的優越感,藉此號召群眾發動戰爭。

為何有這麼多人想從達爾文的書中撿拾碎片?這只能說是人類潛意識的需求。達爾文不覺得世界是有意識地改變;讀他著作的人卻幾乎都想把改變當成有意義、有目的、有方向的行動。他們一邊說歷史不是宿命論,一邊又把自己的意見舉動,全稱為歷史的選擇,到最後達爾文成了政治每一派人士的擋箭牌。

要怪也只能怪達爾文追根究底,只因他把科學的範圍擴大了,只得說他問的問題觸動人類最基層的疑點。這一點是達爾文與其他科學家最大的不同。自古希臘以來已經沒有科學家兼備哲學素養,所以牛頓只研究物理而不涉及人文學;愛因斯坦的成就常使人誤以為他也是哲學家,實際上他的哲學作品廖無新意,今已乏人問津。數學家就比較喜歡抽象,不過縱算笛卡兒留下幾句名言,帕斯卡留下宗教辯論,這些都不算突破。有影響力的哲學家必須提出沒有人想到,也不敢去想的問題,還要能回答這樣的難題。達爾文挑戰的問題,其實已經有太多形上學的辯論堆滿神學院,他區區一個生物學家有什麼資格陳述意見?其次,科學家假若定理還有漏洞,不能提出完整理論,總不敢下預言,期望別人網開一面。達爾文卻在沒有孟德爾(Gregor Mendel)基因學為憑據前,就先定斷生物代代改變,各有不同屬性素質。他採用市面上的書商,而不是學術界的專門出版商,固然是市場願意宣傳,部分原因也在於學術界喜歡雞蛋裡挑骨頭,沒有憑據絕不會獲得認可。偏偏適者生存又不是實驗室能輕易證明的,要到理論無懈可擊,要等多久?一個哲學家對真理的直覺,遠比一個科學家對‘絕對真理’的執著來的重要。可惜既然他經由市場出版,那麼別人對他著作道聽途說、張冠李戴、塗鴉扭曲,又怨得了誰?

1870年代教會對達爾文攻擊:“你難道認為你是動物進化來的?”一世紀後還有人把希特勒的惡行都歸罪於達爾文,甚至罵他是沒有靈魂的惡魔,真是蒙不白之冤。

達爾文本人倒是相信靈魂。縱算他否定神的創造,一個曾經為人父母,尤其曾看到自己孩子笑,哀悼自己孩子死的人,是不會輕易把靈魂用學術爭論來探討的。矛盾的是,物競天擇的理論卻不能合理解釋靈魂的存在;到最後,達爾文的著作影響再廣,始終改變不了自己內心的徬徨。他尋找到的生命本源,是從最基本單純的,變為繽紛繁茂的;連他著作結尾都讚歎這偉大的過程。然而他無法再接受宗教,而之後的孩子們也無法彌補他心裡的疤痕。他也知道,名聲再響亮,都不足以解決人生的種種歡樂悲愁。生命的問題,仍要花所有時間去面對,任何人都避不了。

理論,畢竟不能減輕人類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