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December 22, 2013

癮毒:紙虎遇火


            “要征服奴役一個國家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靠刀劍,另一種是靠債務。”
                                                ---不詳,傳說出自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John Adams)

十九世紀歐洲人,多半排斥與中國貿易。他們到世界其他地方,都是互通有無,互取所需;偏偏中國人只愛賣自己的貨物,卻不想買別人的貨物。或者說,中國人是極端守財奴,只想要外國的金銀,其他的一概沒興趣。當時貨幣還沒廢除黃金本位;東方人一囤積貴金屬,就會減少全世界流通量,無形中讓銀價大漲,也讓貿易公司無端損失。吃過了虧,西方商人都不太想駐足這片市場;反正從中國進口的全是高檔舶來品,儘管利潤較高,還用不著如此遷就。

英國是唯一的例外。東印度公司有長時間是靠中國的茶葉維持經營,在南洋泡沫期間茶葉還是它的保命貨運,使它不致倒閉。美國獨立戰爭與茶價調高有關,因而十三州刻意抵制茶葉進口;有鑑於此,1784年國王大幅降低茶葉關稅,以免加拿大、西非、東印度也連鎖反應。這對東印度公司可說是無上佳訊,不到幾年內公司利潤倍增,其他茶葉走私的管道也消逝無踪。當然,喝茶的習慣終究與工業革命息息相關:人活著不能缺水,但倫敦等都市水污染嚴重,喝清水容易上吐下瀉;喝啤酒不會生病卻會醉,使人無法從事工廠工作;喝茶不醉倒會提神,對經營工廠的人而言,這比酒精飲料還好,加上茶稅降低,一時飲茶蔚為風氣,後來竟成了英國的傳統。雖然其他國家捲起咖啡熱潮,但對英國而言茶葉才是正統。

不過茶葉只有中國生產,要喝茶就要與中國交易。1819年東印度公司為了擴展東方市場,還特別向馬來西亞國王申請,設南部荒島為貨運站,遂有今日新加坡(Singapore)。可是他們想要兜售的西洋珍寶,書畫紡織,中國根本不看在眼裡;一開始還有人對機巧精密的時鐘感興趣,但這種收藏品買主有限,而市場飽和後,時鐘一樣滯銷。東印度公司能維持生計,實靠印度的地產收租金,否則在中國連年赤字(換算今日約十億美金),虧損慘重,根本不值得稱為貿易公司。何況這種貿易逆差絕非長久之計,那到底有什麼貨物是中國願意大量消費的?

他們找到的東西,連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鴉片(opium)

鴉片是由罌粟萃取。它原產於土耳其、兩河流域、伊朗、及印度,範圍甚廣,自古以來就常作藥用;從未成熟的種子榨汁,有減痛鎮靜的效果。但它容易上癮,所以只有醫療界不得已用於垂危之人。儘管如此,航海時代的歐洲倒是首先把藥用的罌粟與印第安人的煙草混合,創造出一種隨時隨地可‘享受’的新產品。當然,歐洲宗教界一向認為罌粟與煙草這兩種植物都很邪惡,碰不得;民間卻總把鴉片當萬靈藥,尤其下層社會打發無聊可用,嬰兒啼哭時讓他安靜可用,沼澤地區抵抗瘧疾風濕神經痛可用。既然醫療界不反對,歐洲各國只對鴉片抽稅,不過禁止私賣。但儘管西方法律嚴峻,英國的流動小販仍會兜售廉價的鴉片藥粉,只是鴉片尚未在西方氾濫。大概歐洲沒有長期吃藥進補的觀念,再者貧窮地區沒錢多買,工業地區也沒時間醉生夢死,所以鴉片並不構成社會問題。中國就不一樣,若有靈丹妙藥可讓身心舒暢,縱算一帖千金也在所不惜。到最後歐洲、美洲、非洲,甚至連量產鴉片的印度,對這毒品的需求量都沒有中國來得大。

然而使用鴉片的社會後遺症,中國也比別人早看見;早在1729年清雍正皇帝就下了《興販鴉片及開設煙館之條例》。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加上許多官府與毒梟狼狽為奸,英國商人又努力送紅包打點門路,皇帝禁令照樣有名無實。東印度公司在南亞的田地,成了它獨霸市場的先決條件,可以不動聲色地偷賣給過路商船。到十九世紀初,由於英國政府想擴大世界貿易,更違背良心地暗助各家貿易公司,有組織地向中國傾銷鴉片;百餘年來的單向貿易,終於轉虧為盈。或者說,只要不用白銀交易,用毒品交換茶葉也無不可,最好的還是在於這種錢是土裡長的,要多少收多少,比開山採礦還方便。

直到1838年有個叫林則徐的人來到廣州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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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當時並不是開放外貿的港口。門戶封鎖的中國,對外國是很傲慢的;商船只能停在珠江三角洲的內伶仃島(今隸屬深圳轄區),然後由小船轉載貨物到廣州,查點後再經華人商家銷售。官僚重重,既可擺架子充威風,也可層層撈油水。像東印度公司這等大財團,被查封的機會很高,所以英國的變通方式:鴉片在孟加拉(Bengal,বাংলা)一帶收成後,集中到加爾各答(Calcutta,কলকাতা)拍賣,參加拍賣場的都是掛著印度執照、獲得中國貿易許可的小商行。然後這些散商過五關斬六將,利用珠江水域到台灣海峽的沿海大小島嶼走私,神不知鬼不覺地把鴉片送上岸。如此一來東印度公司可聲稱與毒品交易毫無瓜葛,而小船竄得快,就算被捉到也容易花錢消災,最壞情況下還能緊急卸貨、死不認賬。這辦法行得通,其他公司也立刻如法炮製。根據記錄,1729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約兩百箱,1800年是四千五百箱,1838年已經高達四萬箱,連中國境內也有人偷種罌粟賣錢,宴安鴆毒的情況實在驚人。

道光皇帝一生絕少建樹,而且他還是親王時就喜歡抽鴉片,當了皇帝煙癮仍不改。但因鴉片而引起的銀價大漲,卻不容他忽視。也可以說,外國因銀價煩惱無所謂,自己為通貨膨脹而苦,那就非興師問罪不可了。當時朝中也有人建議,是否應當讓鴉片合法收稅?但朝野上下反毒聲浪日沸,皇帝自己總得‘表態’,痛斥皇族內吸食鴉片的人。朝臣們不敢保證皇帝是否會徹底執行,還是自己率先掃毒比較穩當。那年湖廣總督林則徐在湖北起獲煙膏煙土,總值一萬兩千銀兩,受皇帝表揚;其他人也不甘示弱,紛紛上奏天津查獲鴉片十三萬兩等等,真假難考,卻終於促使皇帝決心禁煙,更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南下赴粵。

這對於反煙派的人算是很成功的政治行動,不過京裡許多人還是警告林則徐縝密行事,勿生枝節,龔自珍甚至建議他帶兵南下。他們怕的並不是外商,而是各地將軍縣官;畢竟許多人從鴉片走私中養肥自己,假若聽說欽差要來攔阻財路,奪鐵飯碗,有誰甘心任其擺佈?曾在廣州見過林則徐的美國商人William C. Hunter,對整個中國的制度留下令人汗顏的一段:“從沒見過如此完美的賄賂體系,居然讓商業還能安心正常地運行,這方面就算沒有外國人也照樣存在。假若有新官上任,商業會暫時停擺,官差會假裝明察秋毫;然後雙方開始討論價碼,等講定禮金,官方與市場雙方都滿意後,大家微笑離去,地方又回到和平豁免的原狀。偶爾也有官員威嚇走私商,但大家只是照慣例追逐一陣,等走私船消失於地平線後,官府還可以固定地上奏自己懲治奸商有功。”

正因為官場上利害關係複雜,所以林則徐剛到廣州還不動聲色,禮炮應酬遊古剎,暗中卻蒐集情報,查訪與散商打過交道的人,更派遷通曉外語的幕僚潛入鴉片販的陣營。他自己也略通外語,和怡和洋行接觸居然使用英文和葡萄牙文,讓對方不敢小覷。等到一切準備就緒,林則徐雷厲風行地發布聖旨,處死中國煙販,封鎖廣東十三牙行,不服者就地正法,還藉‘考試’招廣州各書院學子透漏鴉片集散地、零售商、經營者姓名。英國煙商本以為這又是慣例索賄法門,所以交出少量鴉片,採取拖延戰術;林則徐見英國不肯合作,連駐華商務總監都幫自己人脫罪,於是下令封鎖商館,斷水斷糧,350名外商全被禁閉。1839年廣州英國商會投降,向清政府上交鴉片兩萬餘箱;其餘民間也繳煙一萬九千多箱,在今日東莞附近全部投海,這就是史上赫赫有名的虎門銷煙

英國政府把戲被拆穿,折損一年獲利,本來就不高興了,沒想到屋漏偏逢連夜雨,這時居然又發生英國水手毆打華人,不治死亡的。對英國而言這發生在公海上,純粹是華人故意尋釁,強制登船才造成死傷;而以中國這時的仇外意識,根本不會獲得有利判決,所以趕快將人送回英國服刑。但廣東卻對這事小題大做,把白人對自己的惡行加油添醋,最後所有英國人被驅逐到澳門。結果一樁瑣事成了往後三年戰爭的導火線;九月四日,三艘英國軍艦在香港九龍海域向中國水師開砲。只是林則徐也早就料到會有戰火發生,所以幾個月來已經偷偷從新加坡購入一艘西洋軍艦,還在尖沙咀佈置大砲,居高臨下,讓英軍敗走。英國本來就不想承認鴉片貿易,自然聲稱中國的鴉片禁令不代表它有權利任意扣留銷毀英國貨品。1840年國會激辯下,維多利亞女王決定保護貿易,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動員軍艦十六艘、武裝輪船四艘、運兵艦一艘、運輸艦二十七艘,士兵四千人(大部分是東印度徵召的聯隊)。

這是很奇怪的比賽,艦隊多而兵力少,與林則徐恰好相反;因為英國要的不是局部作戰,而是對整個中國的戰略。其中只三艘攻打廣州虎門,剩下的反而北上攻廈門舟山、更由上海入長江佔據南京、截斷運河交通;另一方面則派武裝輪船到天津,要求清廷接見。北京沒有接見英國,但整體而言反煙派人士已經垮台了,尤其江南財力無法輸入北京,等於國本動搖;朝臣誣陷下,優柔寡斷的道光皇帝居然認為林則徐是挑唆戰亂的元兇,下令革職,以便向英國有交代。這想法也太天真了;英國軍艦繞過半個地球到這裡,豈會只為了一個人革職就了事?而他們能勢如破竹地打敗沿海各地,正意味除了林則徐守護的廣東,別的地區將領都不成材;現在廣州欽差換人,那不等於是白白把嶺南送給敵人?果然,官場現形下,林則徐先前辛苦佈置的軍防全告無效,英軍一來清軍先亂,連改裝的英國船都沒上陣就被擊沉。廣州失陷,英軍竟只犧牲九人,總督答應割讓香港,清軍還賠了600萬銀贖城費。北京大怒,要林則徐承擔戰敗罪責,遷戌新疆。英國還責怪商務總監沒有獅子大開口,草約中爭得利益太少,換人談判,最後在南京條約裡,中國開放五口通商、割讓香港、賠償2100萬銀、訂立對英國的優惠進出口關稅、鴉片合法。兩百多年來的鎖國政策,至此終止。

紙老虎破相了,火燒掉外皮,裡面是什麼?

清朝政府到此時還不承認歐洲在各方面領先;中國的大砲是康熙時代鑄造的,槍械是洋行囤賣的,軍艦是臨時添購的,不論在性能速度裝配維修上都遠遜敵人。鴉片戰爭後道光皇帝繼續因循守舊,而朝臣也仍舊奉行“多磕頭,少說話”的哲學,奏章“語多吉祥,凶災不敢入告”。然而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西方各國見英國撿現成便宜,大家也都來分杯羹,美國簽望廈條約,法國簽黃埔條約。利字當頭,誰還假惺惺地與中國做朋友?固然英國也有人抨擊這次戰役有損道德,但多數人都認為這時中國自找的。美國第六任總統還說:“鴉片不過是紛爭的插曲,真正的源頭是磕頭——是傲慢的中國妄想可以不互惠地貿易,只用侮辱貶低的方式對待人。”這當然很自圓其說,但歷史上戰爭本來就不需要理由,人類只是用藉口心安理得。換成今日中國財團投資世界,貶人抬己的心態也是如此。

其實清廷腐弱,倒不必英國來證明。當時滿州政府已經對新疆的宗教種族叛亂頭痛,表示自己武力日退,對西部也鞭長莫及;接下來強權環伺,經濟蕭條,官吏加倍貪污,鴉片麻痺民眾,反外情緒高漲,還爆發了太平天國義和團兩個宗教狂熱的社會爛攤,一個曾傲視寰宇的古文化竟已搖搖欲墜。

諷刺的是,遠在鴉片戰爭前,英國就擔心只靠中國進口茶葉風險太大,所以從1788年起到處尋找可種的茶園,又向中國學習種茶方式,1728年借印尼爪哇島山區實驗,1820年發現印度阿薩姆山區也有野生茶,1834年開始在喜馬拉雅山南麓試種。英國的看法是:若印度的茶園成功,對英倫三島或印度本身都有好處,因為茶工業需要人手,正好可以僱用印度人,彌補工業革命失去的紡織工作。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茶葉那時還是從深山裡運出,有的用騾馬,有的是人力扛運,到市集才研磨、調味、包裝,然後中間商一站站轉運到廣州;假若英國公司這些都一手包辦,不但手續可以善加控制,還可省掉中間商所賺的佣金。工業革命講求效率,到1851年阿薩姆公司已經由虧轉盈,賣的便宜茶葉也在倫敦受到好評。1872年印度所產的茶葉量不下中國,而品種改良、機械烘培、鐵路輪船運輸,還在不斷降低茶價。中國的茶葉貿易已經難逃一劫了;鴉片戰爭後英國還每年從中國進口三萬多噸的茶葉,到1899年只進口了七千噸茶葉,賣價僅是半世紀前的四分之一,反而是印度出口的茶葉高達十萬噸。失去了這項大宗貿易品,中國的經濟也變得更萎靡,終至二十世紀的連年戰亂。今日印度產了世界23%茶葉,中國只產16%,原先的競爭優勢,卻因固步自封而被人奪冠。

我們可能視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悲哀為國恥。英國的手段的確也很齷齪,但真正讓中國墮落的是這些毒品麼?還是鎖國以來朝野上下的心智怠惰?抑或是歷代不改,自己官僚蠻橫、貪贓枉法的本性?

Sunday, December 8, 2013

動力:君子以自強不息(二)

1786年,博爾頓-瓦特公司在倫敦外郊建了一座新式磨麥廠,用三台蒸氣機啟動三十架磨坊。在這之前,倫敦最大的磨粉廠只能同時啟動四架杵臼舂麥;博爾頓的新工廠卻每週生產六千桶麵粉,因此餵飽了許多倫敦市民,也引來了不少坊主磨工的嫉恨。儘管這是倫敦工業革命時代成立的第一座工廠,1791年卻因大火燃燒殆盡,後來也沒有重建;起火原因不明,然而多數人都猜得到是磨麥同行工會所為。

其實這種事發生不止一次了。十八世紀末有人發明‘珍妮紡織機’,雖然還沒採用蒸氣機,已經比傳統紡織佔優勢;結果開始有人到處用暴力騷擾新產業,最有名的是個叫Ned Ludd的年輕人,帶頭摧毀新式機器、火燒新紡織廠。而響應這類暴動的人後來都被通稱為“勒德派”(Luddite)。今日這名詞常用於頑冥不靈的白痴,甚至是退化、腦殘的代名詞;然而當年抵制工業革命的人實非少數。畢竟產業改變,以前的高技術工人開始被低技術工人取代了,人哪可能坐以待斃?只是他們沒有辦法正面對抗工業進步,所以只好用破壞阻擋進步。

我們或許會問:這真有效麼?十八世紀末學術普及,想抵抗產業改革的人豈非螳臂擋車?其實要阻止文明發展並不困難。史上有例可援: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無知人民焚書,反對學術,造成中世紀黑暗時期。縱算知識很抽象,民眾也不辨是非,可是一旦破壞開始,不久就形成文化斷層。阿拉伯文明曾在十世紀達到鼎盛,但等到宗教警察開始監視人民一切,文化界很快也變成醬缸。中國許多朝代的燦爛文化,幾乎在兵荒馬亂年間喪盡,連馬可波羅所讚歎的經濟也被遺忘。換言之,倘若勒德派真的不放過工業革命,那麼英國的發展恐怕只會曇花一現,然後從此劃地自限。

也許有人會反問:對大多數人民,麵包變便宜了,衣服買得起了,有什麼不好?何必要支持高價貨品?很可惜,人不一定是理智的動物;勒德派的暴動,最盛期是在1811-1812年,不論是用蠻力威脅廠主工人,或是以法律壓抑工業成長(也造成不必要的通貨膨脹),這時間點幾乎足以遏止英國的進步。與其要新工業帶來的恩澤,大家反而會選擇舊工業帶來的生活保障。或者說,打碎了新工業,自己才有飯吃;就算窮一點,就算食物衣服較貴,我總不必擔心明天的收入。物質豐盛、產業競爭、薄利多銷的社會,反而讓自己被淘汰,因為工業革命根本是‘頭腦賺錢’與‘技術賺錢’的對抗賽。‘汗滴禾下土’就是我努力的證明,所以我寧可犧牲幸福,也不能讓工業機械奪走我的鐵飯碗。

到底蒸氣機能不能改變人的私心?很難說。除了礦坑抽水以外,目前所有應用都是在威脅、取代手工業,大家‘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連報紙也加油添醋,謾罵工廠黑煙是魔鬼的咒詛,媒體充滿排斥新工業的詩文評論。如果要讓民眾相信工業革命有前途,一定要創出造福人類的全新應用。

這項最具說服力的應用,就是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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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發明火車的,是礦坑工程師特里維西克(Richard Trevithick)。他父親是礦坑領班,自己也沒受過多少正式教育;但他身材魁梧又頭腦聰明,多年職場見習下,1784年已經負責十幾個礦坑的機器維修工作,許多礦場甚至認為他有取代博爾頓-瓦特公司的能力。特里維西克也對蒸氣機的進化有莫大興趣,不過他想改良的並不是蒸氣機本身,而是搬運到礦坑太過笨重,就算四頭馬車來拉,要小心搬運未裝設的蒸氣機到目的地也需要幾天,假若裝設不良,拆開再搬到適合的地方又要幾天,仍然麻煩。其他設計師已經嘗試固定式的蒸氣爐,特里維西克則反問:難道不能把蒸氣轉化到輪軸上,讓機器自己動?這構想一旦浮現,其他有關支撐、運轉、控制的問題也會慢慢找到答案,離合器迴轉軸、鋼輪、鐵軌逐一產生。

1801年耶誕節,特里維西克在幾百人面前試演他的傑作,蒸氣火車從幾里遠的山坡下開到山頂,抵達山巔時速度不遜驢駒,一時半個英國都轟動了;至今英國仍有童謠流傳此事。可惜他原想在耶誕期間大力推廣火車實驗,竟然當夜火車失火,無法再用;雖然他聲稱是守衛忘記熄火,導致鍋爐燒壞,但他後來除了申請專利以外卻沒有再重造火車,只專注於蒸氣機改良。究竟是否有人威脅他中止實驗也很難說;媒體更含血噴人,警告業界這項發明危險性太高,不值得投資。於是接下來火車的發展停擺了十多年;其中也有人製作類似馬戲團的特效火車,卻沒有人看出這應用的商業價值。特里維西克後來經濟拮据,還到南美洲秘魯礦坑投資發展,偏偏1827年爆發政變,使他血本無歸,僥倖留命,在今日哥倫比亞碰到熟人才借錢回英國。

歷史的巧合有時會令人哭笑不得。當時在哥倫比亞借錢給他的,就是另一位“火車之父”史蒂芬生(George Stevenson)兒子(Robert Stevenson)

史蒂芬生與特里維西克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不愛出風頭。1814年他做了類似的火車發明(並非抄襲),卻只用來幫助礦坑運煤;除了當地礦工之外幾乎沒人知道。他也對火車做了適度的更改,尤其是運用煙囪控制蒸氣爐,熱空氣上揚後又吸收冷空氣助燃;這種改良原是為了市郊工廠的安全而創設,勒德派人士攻擊之下工廠尚未廣用,沒想到換一種形式重現人間。當然,使用煙囪也會減低效率,畢竟這時蒸氣機盡量加壓,讓水蒸氣沸點超過100度,所以高熱鍋爐性能還是比較好。史蒂芬生的火車這時還無法提升功能,不過他既不搞噱頭,不在乎行銷,自然有時間逐步改良新發明。

但永遠不出頭,豈不枉費了發明?而且不自我廣告,別人難保不捷足先登;這時代有才幹的可不只一兩人。1815年有人設計了很重很不實用的火車,但是也相對發明多對剛輪的載重設計。史蒂芬生不得已只好與合作的鋼鐵廠一齊申請專利。其中大部分都是經年累月的實驗心得,讀起來廖無新意;儘管如此,工業革命並不是建立在新穎產品的廣告上,而是在實際操作上的學習。舉最簡單的例子:史蒂芬生的火車成功後,他向英國政府建議全國必須統一鐵軌寬度,因為這是由不同礦坑來的經驗;制度好壞並不在乎是誰定的,而是在乎有多少人使用。後來英國果真公定軌寬,使所有火車通行無阻;反倒是歐洲大陸各地制度分歧,單是法國就有四種鐵軌,生產的火車也無法交換使用。今日世界60%的鐵軌寬都相同,這是史蒂芬生時代所留下的經驗。

1825年英國為了加強國際貿易,首先探討如何改良港口。雖然英國四面環海,良港不少,但當時紡織業還集中在英格蘭西北邊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近蘇格蘭邊境)。英國自己不產棉花,而是從印度或美國運來;然而最靠近的港口利物浦(Liverpool)距離以水車紡織的曼徹斯特仍有三十多英哩路程,馬車來往費時費力。政府有人與鋼鐵礦業交情不錯,便問:難道不能像礦坑一樣,用火車運棉花運成衣?當然,國會中守舊派人士不少,這建議也耽擱好幾年,直到英國紡織業又開始受威脅,國會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在1829年五月公開投標,得標者可額外獲500英鎊獎金(今日相當於近美金百萬)。沒想到一下子竟有太多人競標,連官說賄賂各種手段都出盡。政府趕快改變投標方式:第一、要有實際成品可供測試,第二、重量、規格、蒸氣爐壓力要在限定範圍內,第三、初試內容是要在暫設的一英哩半實驗鐵軌上拉至少二十噸重的貨物四十次,平均時速至少十英哩,而最後還要以燃料消耗量計分。這下子原先門庭若市的競標,變得只剩五家,其中還有兩家在測試前自動棄權。剩下三家,一是史蒂芬生;一是曾僱用史蒂芬生的礦坑財團,這時已經自己先設鐵路公司等著接訂單;還有一個則是陸軍工程官所創的公司。講明白點,別人有權勢有資金有人脈,就算要立刻聘人製造新火車也易如反掌。史蒂芬生唯一能倚賴的,除了十多年來不斷改進的設計之外,就是比自己更傑出的兒子。

從五月送件到十月競賽,史蒂芬生父子兩人可說是不眠不休地加強火車性能;其中有很多是兒子所花的心血,包括如何讓輪軌之間摩擦力增加,才能拉動二十噸的貨物,如何把鍋爐的熱能調到最大,增強馬力,卻又要把蒸氣管耗損的熱能減到最低(他的方法是不用一管,而是用二十五小蒸氣管)。後代文獻認為“火車發明者”應歸父子兩人,倒不為過;他們直至成品上路前還仔細檢查,也輪班休息避免外人惡意破壞。

十月六日,三家公司的傑作首度在裁判前亮相,依規定賽前可以先實地演練。財團的‘無以倫比號’算是巨無霸;軍方的‘新穎號’只有2.5噸重,是三者中最輕的,實際演練時不載重,駛在鐵軌上其疾如風,是觀眾們最看好的一隊。裁判們識相地把比賽程序依群眾喝彩聲定為:新穎號、無以倫比號、最後才是沒人要看的史蒂芬生‘火箭號’

十月八日初試開始,大家本來預期載貨二十噸;沒想到裁判宣布真正測試貨重,是火車包括蒸氣爐所需的水與煤炭總重的三倍。新穎號與無與倫比號都趕快向裁判延遲幾小時做緊急調整,結果變成火箭號第一個上台。早晨十點開始計時,史蒂芬生父子在火車上,一人控制駕駛,一人掌管炭火,最初把速度控制在十英哩內,以免出現突發狀況;等賽程跑了五六次,爐火更炙,已達到十五英哩時速;第十圈時速又達二十英哩;等最後一圈開始,史蒂芬生父子把蒸氣爐全開,在超過三十英哩時速下飛駛終點站,幾千民眾狂呼奇蹟。裁判們也難以相信,這樣的火車居然最後只用了兩百多磅煤炭。反而是備受矚目的另外兩隊讓觀眾大失所望:新穎號調整到兩天後才初試,一開始時速不錯,但到了第二圈已經因負重過量而使蒸氣管內爆,比賽暫停;換過蒸氣管後,仍然只跑了一圈就爆裂,最後尷尬下台。無與倫比號是三隊中最重的一型,性能也不負所望;不過跑到22.5英哩時卻突然因鍋爐蒸發太快而整台機器熔化;原因不難理解——它還沒到終點已經耗用700磅煤炭,高熱下故障了。

英國國會本來還準備複試,不料初試就大爆冷門,奪標的只一隊。次年利物浦-曼徹斯特鐵路線正式開駛,八台史蒂芬生火車在港口站列隊待命,連當時首相都來剪彩祝賀。

既然政府開始支持新工業,勒德派當然從此失勢了。1813年英國有2400架自動紡織機;1820年有一萬兩千架;1833年已經將近九萬架。一個女工可以同時負責四架機器,每架每週可織十八匹布;相比之下最優良的手工也只能製造兩匹布。就算勒德派的人是念舊,嚮往傳統,美化那種與世無爭、自給自足的生活,這種理想生活卻永遠只能停留在封閉環境中,無法普及與整個社會大環境。要維持傳統工業的苟延殘喘,就是要剝奪整個國家的財源來支付小群體的富足自豪。人類追求繁榮之際,往往缺乏判斷力。一個好工匠可以讓一家人幸福;一個好發明家卻可以讓一國富強。

只是發明也有好幾種,一是把前人的發展精益求精,另一則是把現有的科技推及新方向。史蒂芬生是累積了紐科門、瓦特、博爾頓、特里維西克,以及無數人的智慧生命,才得以在火車上名垂不朽;但假若特里維西克、史蒂芬生僅是不斷改良蒸氣機,對世界造就能有多大呢?每個人才能不同;有的如鷹鶚騰空,能在專門領域登峰造極;有的卻如蜂蝶紛飛,能將花粉傳播到異種花苞上,間而改良出新植物。看似無用,卻一樣有存在價值;工程師走上與蒸氣機不同的路,才改變了文明史。群策群力,並非只是大家合力而已;在各個領域分工,再結合起來,反而可以讓科技速成:1838年摩斯(Samuel Morse)發明電報;1862年Alexander Parkes發明塑膠;1876年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發明電話;1879年愛迪生發明電燈;1886年賓士(Karl Benz)發明內燃引擎;1903年萊特兄弟發明飛機;1946年John MauchlyJohn Eckert發明計算機(也就是電腦)。像這些,都是在不同領域上研發。大家不朝相同的目標努力,世界反而會更有進步。

儘管如此,受到工業革命威脅的並不只是勒德派人士。英國經濟強盛,加上它日不落國,早晚會波及世界各地。首當其衝的,就是遠隔半個世界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