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無近憂必有遠慮（三）

70年代的美國，剛好站在石油危機、經濟滯漲、越戰失敗、政府債券到期等各種問題的交界點；加上1978年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更讓美國對自己信心崩潰。這並不偶然：越自負的人，其實越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所以一旦失去錢所建立的心理支撐，反而變得極端自卑。

究竟這時代經濟有多壞？1975年通膨9.1%，1980年通膨13%，官方數據尚且如此，民間實際數據恐怕更慘。不過失業率一樣觸目驚心，1982年平均10.8%，賓州一帶甚至高達18.7%，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記錄。之前的經濟緊縮，公司會暫時裁員，等經濟復甦又趕快徵人，所以衰退後仍可重振。現在不同的是：政府所鼓勵的退休福利、最低薪資、平等招聘制度，已經迫使很多工廠外移，不繼續留在美國製造，否則就是學日本用機械取代人力；換言之，即使經濟復甦，工作機會可能也回不來了。所以70年代的衰退，洛杉磯、亞特蘭大的外郊工業區一下子變成鬼鎮。洛杉磯還算幸運，爭取到舉辦1984年奧運的機會，也能趁機廣告吸引國際資金，所以儘管工業負成長，服務業、娛樂業依然可以彌補所失。其他地方就可憐了：沒工作的亞特蘭大，接下來十幾年人口頓減五分之一，紐澤西到伊利諾的中西部各州更是從此被譏為‘鐵鏽地帶’。再加上政府在60年代花錢如流水，這時反倒資金不足，推動的教育、醫療業都已受損，科技業更不在話下。1972年登陸月球的阿波羅計劃告停，1975年越戰熄火，各大國防工業只好用武器外銷來維生；偏偏這些軍火賣給外國，又導致領導者濫殺人民，整個中東與非洲陷入長時間獨裁、暴動、革命的惡性循環。美國遭世界各國非議，自然要趕快立法‘懲治’業者。結果大的國防公司倖存；小公司無法應付官僚刁難，終究只能任人併購，或是關門大吉。

這就是70年代的現實。但即使美國從繁榮的夢想中被驚醒，所得到的教訓仍是片面的。第一、很多政府顧委們認為，美國嬰兒潮之後人口成長明顯減退，而消費和人口總是成正比，所以沒有人口成長就會蕭條。之前社會擔心人口爆炸而鼓勵節育，這時反而開始用福利、稅法、補助等各種奇怪措施，希望人民不要孩子生太少。當然，養育孩子的消費很可觀，責任心重的人不敢輕忽，至少會等到經濟許可才計劃家庭；但許多只生不育的父母，這時乾脆靠生孩子養活自己，反而造成社會問題。何況經濟沒改善，有良心的父母要如何消費養孩子？政府沒答案，倒是各大銀行從1975年開始發行通用的Visa等信用卡，積極說服民眾欠債不算罪過，也奠定日後窮者益窮的畸形社會。

第二、70年代哈佛的經濟學家提出新理論：歐美各國已經步入‘後工業社會’，所以也不需要經濟價值低的傳統產業，更不需要工廠、工會、藍領階級等社會副產品；只要有服務業、娛樂業、金融業、研發創造、和靠知識賺錢的行業，一樣能讓國家繼續繁榮。話是很動聽，政客尤其喜歡這種理想答案：社會的損失並不是政策問題，而是成長的必然現象，所以我們更要鼓勵高等教育，讓民眾都成為文化人，才能保持經濟穩健——或者用商品比喻，別人賣廉價爛貨，我們只賣高檔名牌就夠了。但講難聽點，學者鼓吹高等教育，畢竟有幾分自我推銷；再說象牙塔裡的人多半唱高調，身邊圍繞的又都是知識份子，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大部分人並非才智之士，創造力也不足以賺錢。鼓勵大家靠腦袋吃飯，到最後只有頂尖人才致富，其他人依然要做打雜般的低薪服務業。但整個社會受到這種崇高理想‘薰陶’，也開始好高騖遠，冀望進大公司飛黃騰達，到好萊塢一夕成名，在華爾街財源滾滾；結果大家藐視農村土臭、工廠黑手，辛勞的父母還叫孩子別像自己一樣沒出息，再怎麼貸款也要去讀大學。今日高學歷高失業率的現象，幾十年前已種下禍根。

但是辛苦的工作總得有人做，如何填補額缺？這就是為什麼從70年代末，歐美各國，甚至長期排外的澳洲，都突然開放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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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州生產的蔬果，幾乎佔全美國產量之半，但大部分種植者都是西班牙裔，有的鄉鎮甚至90%是墨西哥人。不只農村，建築、園藝、清潔、醫療看護、廚房打雜、工廠運作、汽車維修等工作，墨西哥裔佔的比例相當高。雖然他們集中加州德州，只佔全美國11%人口（不包括非法居留），但估計不需高中學歷的工作，竟有22%是西班牙裔從事。

50、60年代移民美國的人很少，因為二戰後世界各地都需要大量民眾重建，而且冷戰時西方封鎖共黨國家，自也排斥東歐亞洲的新移民。不難想像，這段期間出生外國的美國人只佔5.4%，父母其中之一是外國人的也只有13.4%，算是二十世紀最低的數字。除了墨西哥還有人進美國，移民局比起今日簡直門可羅雀，每年25萬人申請移民，幾乎不需排隊。1955年自由女神像旁的移管局埃利斯島關閉，改建為博物館。

由於進美國的人有限，管理不難，社會也比較強調同化。到美國本土的新移民，必須努力學英文、習慣新生活；申請美國公民就必須徹底放棄海外一切，不能藕斷絲連。那段時間非法偷渡的中國人，被捉到遣送回國的很多。美國聲稱是民族‘熔爐’，但熔不進來的人，一樣會像雜質般被撈掉。然而隨著時間改變，越多的新移民不願入境隨俗，熔合的效果也越差。民族、語言、宗教、文化、階層、教育水平，即使在美國人之間都很難達到和諧，何況外來移民？有不少研究分析提到，一個地方人口成分越雜，睦鄰關係就越弱，團體的向心力也式微；畢竟大家物以類聚，即使能包容吃鯨魚肉、拜大象神、婦女蒙頭的種族，也不代表心裡沒有隔閡。

最重要的是，移民還分好幾種。70年代技術移民佔了所有移民70%，表示除非在美國有人聘請，否則拿綠卡的機會不高。要在美國工作，就不能與世隔絕，頂多是靠唐人街韓國城等新移民落腳處，暫時同鄉互助一下。這確實對語文能力不足的人壓力很大，可是既然社會對移民進來的人要求高，就算非技術移民也都努力在美國爭出頭。比方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公司英特爾(Intel)，創辦人之一Andrew Grove是匈牙利移民，1957年到美國時連英文都不會講，居然還刻苦求學，獲得伯克萊博士，從此在科技界貢獻非凡。然而從70年代以來的移民人數連年增加，儘管偶爾也有值得欽佩的人才，大部分新移民團體卻成為罪惡溫床。加州有四分之一的監獄囚犯是墨西哥新移民，而走私毒品的有三分之一是非法移民。2012年數據顯示，有七千多個非法移民，犯刑法卻因身份問題無法起訴；這些人尚未被遣送回國前，竟又被警察逮捕一萬六千次，其中約兩千起是謀殺強暴等重罪。或許墨西哥裔在美國農工業是必要的，但合法移民有繳稅的義務，也就會注重社會安全；非法移民卻因不想被捉而走在法律邊緣，所以更容易與幫派毒梟牽連上，也更讓警方棘手。

不過合法移民難道就沒問題？聯邦從70年代開始放寬親屬移民，所謂親屬移民原指配偶或子女，這時則延伸到父母兄弟姐妹祖孫等親戚關係。歐美社會以小家庭為主，世界卻有不少人注重大家族體系；雖然法律通容是為移民方便，卻也造成‘一人移民十人入境’的連鎖反應。正確地說，不論是技術移民或是農工需要而移民，申辦者都以年輕人居多；商業社會畢竟現實，篩選有用的人口，倒沒什麼不對。可是親屬移民卻往往不是美國社會所需要的人，年長者來等領福利金，青少年來接受免費教育，孕婦來待產順便申辦政府贍養，這對整個社會純粹是增加負擔。聯邦有些機構估計，每個非法移民一生會獲得五萬美金的各樣福利，但合法移民即使繳稅，平均所獲福利卻更多。美國人領救濟的佔人口22%，新移民領救濟的卻佔37%，加州的西班牙裔甚至有48%靠政府養。也就是說以整體看來，移民對經濟影響還是不樂觀。

這當中最大弊病，就是技術移民日漸式微。美國鼓吹移民的人，往往以矽谷科技人才為模範，再用中加州農業人口為佐證，呼籲民眾必須大開移民之門。可惜2011年獲得親屬移民的，佔總移民人數65%，而技術移民竟不到13%（共139000人，已經比70年代少了幾萬），還有11%是難民，另有五萬人是靠抽籤獲得移民身份。不難想像，技術移民對經濟有幫助，其他幾項卻是對政客拉票有幫助。幾十年聯邦政策下，獲益最多的始終是譁眾取寵之輩。

還有一層弊病：沒放寬親屬移民之前，赴美生子的實在不多，因為即使孩子有身份，自己仍是非法居留，美國甚至會強迫拆散母子，將嬰兒轉交別人領養；但政策一改，‘拋錨嬰兒’頓時大增。反正孩子是公民，自己辦身份的期間政府就沒資格刁難。美國甚至從1983年起，每隔幾年就有特赦，讓大批非法父母合法化。1986年又加改革法案，希望特赦後，公司行號就不必再請非法移民工作。政府法令有時實在愚蠢到讓人不敢恭維。越赦，走法律漏洞的人就越多，今日美國甚至有幾百萬人等總統下旨讓自己合法，幾乎視法律為無物；排隊的人被拒門外，不排隊的人卻吃香喝辣，這點立法的人責無旁貸。

亞裔當然也喜歡辦親屬移民，不過一方面早期亞洲移民要遠渡重洋，終歸是冒風險，所以到美國求發展的，多少會發奮圖強，不敢丟臉回家鄉遭人白眼；墨西哥就比較沒距離差，所以西班牙裔也比較沒上進心。洛杉磯學區有73%學生是西班牙裔，他們高中畢業率居然只有40%，畢業的也只有22%達到能進大學的成績標準。孩子以翹課為榮，高中女生竟然每一千人有95個未成年懷孕，比黑人青少年還高（65/1000，白人是27/1000，亞裔只有17/1000）。其實就算成年人，西班牙裔未婚生子領救濟的比例也超過黑人。這和一般政客辯解的‘天主教文化較著重家庭’幾乎背道而馳；正由於家庭維繫力強，天主教又反對墮胎，所以生下孩子反而會倚賴親人幫忙照顧，結果很多墨西哥裔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爸是誰，就算知道也不確定他是在做雜工還是在坐監獄。美國的西班牙裔在近三十年人口膨脹三倍，可是如此繁衍，下一代仍舊落後其他移民；更因為沒有學歷文憑，語言也照樣有障礙，結果下一代仍繼續做低薪勞工。

同樣的現象在英法德國也可見到。原先經濟穩定時引進廉價勞工，到了80年代反而因經濟衰退，原先的勞工又變成新的一群靠領福利的階層。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中東和非洲來的移民，一旦抵達歐洲幸福的天堂，難道還能叫他們回政變暴動宗教戰亂的祖國麼？至少歐洲的親屬移民比較嚴，沒有美國的‘孕婦團’現象，但是只要各州各郡沒權利選擇如何分配福利救濟，民眾終歸只能養一群自己不想要的移民。歐美各國和澳洲近年來出現不少排外人士，德國甚至有新納粹黨，其實也是因為見不到移民政策的益處，大家對外來人士變得偏激。

那麼美國是否真的沒有新移民不行？以社會現狀來看，確實如此。假若沒有非法墨西哥裔當廉價勞工，食物價格肯定上漲，其他方面也可想而知；但需要勞工的老闆們，未必能找到吃苦耐勞的年輕人去從事，畢竟很多人寧可領失業救濟也不想自貶身份。讀了大學，是為了回家啃老麼？是為了在咖啡店賺最低薪資麼？是為了創作藝術等人發掘麼？而移民來的勞工，又是否真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一份子？或只是被經濟剝削的一群人？

所謂‘好了傷疤忘了疼’，從二戰以來政府每十年採取新方針改善經濟、指揮經濟、刺激經濟，更多的建設，更多的福利，更多的移民，得到的成就卻比不上製造的問題多。也可以說，我們製造了問題，然後在解決這些問題途中，又衍生更複雜的問題。十七世紀英國有牧師曾說：“愚者的天堂，便是智者的地獄。”當大家把衡量經濟成長當作目標，衡量本身就失去了意義。偏偏人只擔心股市不上漲，看不到繁華下的隱憂。

每一代人都把問題歸諸於上代，這是歷史的鐵則。可是‘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們假若不想同樣被下一代譴責，又該怎樣解決問題？

更多：無近憂必有遠慮（二）

50年代的經濟刺激，到60年代又逐漸乏力。之前的大型建設，已經帶動了房市與商圈發展；但到了60年代，郊區房價大漲，第一批嬰兒潮人口也正值青少年，開始和現有職員搶工作。由於年輕人不計較薪資高低又願意加班，公司工廠自然樂得僱用年輕人來降低成本；這無形中威脅到資深員工的生存，也因此這段期間工會勢力不斷擴充。

參與工會的人，多半要求加薪減時，遂有今日最低薪資和每週40小時的固定工作制度。站在現代社會的立場，這當然值得感謝；不過反過來說，公司既要付一定酬勞，就會少請經驗不足的年輕人，而既不能強迫加班，用不用年輕人都沒差。換言之，工會這些要求，對資深職員反而有利。可惜工會所提出的加薪條件，公司未必能答應，畢竟生產獲利盈虧很難說。之前十多年歐洲日本經濟都尚待萌芽，美國企業可算是一支獨秀；現在卻出現了許多國際競爭對手。既然環境變了，假若沒賺錢還要加薪，豈不破產？然而在工會示威罷工、輿論交相攻擊下，老闆董事們又不能不採取行動，最後只好用福利代替薪水：我們沒辦法為員工加薪，但我們可以提供建保和退休金。這種商業術語翻譯出來，意思就是‘寅吃卯糧’：今天沒有錢，用二三十年後的錢開空頭支票也行。

問題是，一家公司開始提供福利，其他公司的員工就會抗爭得更激烈。為什麼他們的老闆可以提供退休金，我們的老闆居然如此吝嗇？媒體和政客們也趁機炒熱話題，動輒搬出一些窮苦職員、黑人員工家庭的辛酸故事，賺取社會同情。這幾乎等於和工會沆瀣一氣，對產業界聯手施壓。最後產業界投降，開始縮減工廠、關閉公司分行，結果只讓需要工作的人更找不到工作，轉而走上街頭惹是生非。60年代美國經濟動搖，有一半是自找的；不過凡出現突如其來的人口膨脹，就會一下子把社會結構撐垮。這現象後來在東亞、印度、中東、非洲都可見到，美國只是第一個病例而已。

當時總統甘乃迪(John F. Kennedy)，面對經濟瓶頸，哪能不管？尤其從二戰到現在，在顧委會的指揮下，經濟一直不斷成長，豈可到自己就碰壁？那不是太失面子？因此他提出民權改革，強調美國並不能只讓有錢人在工作、醫療方面有保障，而是要讓所有人都能安心。然而很多人對甘乃迪的評價是：他出身富豪之家，對社會問題的了解其實很膚淺，對改革也往往是逢場作戲。比方1962年他頒布行政特令，讓聯邦政府職員也能自組工會；這對於沒有裁員壓力的政府機構實在不必要。1963年他慫恿國會通過精神病患醫療改革法案，最後卻只讓患者家屬自行處理，醫院反而要增加負責婚姻問題諮詢、或是協助輔導青少年叛逆、未婚媽媽、酒精依賴等問題。這段期間甘乃迪最希望能通過的是醫療法案（Medicare），可是對很多人而言，這種由政府承包的建保法案，聽起來實在很像共產制度，所以朝野內外反對聲浪也不小。當時名演員雷根（Ronald Reagan，後來的總統）是美國醫學會的代言人，還特別呼籲民眾：“你們假若不寫信給國會議員們反對這建保計劃，它肯定會通過，隨之而來的還會有更多的聯邦法案，侵占我們每一項自由...直到有一天我們醒來，才發現我們在扛社會主義的重擔。假若你不採取行動，我不採取行動，有一天我們只能告訴子孫，美國曾經是個自由的地方。”這斬釘截鐵的言辭，甚至讓甘乃迪自己的民主黨內陣腳大亂，很多評論家還預測總統沒把握連任了。

誰也沒想到，1963年11月22日，甘乃迪在德州達拉斯被槍擊頭頸，未到急診室已不治死亡。噩耗之餘，人民對總統頓時改觀，媒體將他捧為烈士，各國政要、工會領袖、黑人民運代表紛紛對他的社會改革‘感恩戴德’。大家愛屋及烏，連他的改革法案都一併認同。1965年國會高票通過醫療法案；1966年已經有近兩千萬人加入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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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甘乃迪上位的是詹森總統(Lyndon B. Johnson)。他出身農莊，家境比起甘乃迪簡直是天壤之別；現在甘乃迪的建保遺志仍在，但民眾只景仰前總統，卻看不到自己，未免讓詹森不是滋味。也因此他利用這時機推出兩個響亮口號：“消滅貧窮”和“偉大社會”，等於是把甘乃迪的改革再擴大十倍。

這種做法可看出，詹森不太有自知之明。甘乃迪雖然出身豪門，卻很得群眾人緣，所以才成為美國年紀最輕的總統；詹森是天生的政客，但他跋扈粗暴、講話帶刺，擅長要挾有權勢的人，所以其他政客對他的評價不佳，一般民眾也覺得他欠缺親和力。詹森的行政措施包括1964年的食物券法案、經濟機會法（就是政府保障就業機會平等）、16-24歲年輕人的就業訓練、國內的和平義工隊、1965年的社會安全法改革、中小學教育法案、貧窮戶法律援助、低收入戶補助政策、低收入戶醫保、美國年長者法案（提供營養、介護、療養院、安寧病房等福利）。或者可說，他所實施的正是理想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諷刺的是，他立了這麼多有益社會的法令，理應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然而詹森在美國近代史上居然沒什麼名氣，不只今日許多美國中學生對他名字瞠目不識，就連知道名字的也認為他是差勁的總統。1968年詹森是在自己民主黨人士的勸告下，放棄競選連任——他們的理由是越戰讓民眾支持率降低，對詹森不利；其實美國的反戰情緒要到1970年才達到最高點，那麼1968年詹森面對眾叛親離，原因何在？

答案很簡單：政府要做好人好事，往往適得其反，有時甚至揠苗助長，讓民眾失望。

有些法案確實造福民眾，但再好的法案也必須有適當的人去執行。而不好的法案可能只會治表不治根，到最後民眾對政府的信賴也降低了。何況國土廣大，要實施法令就倍加困難，因為首府的美意，未必適用於千里外的鄉鎮。比方美國60年代還有很多童工，小型農場請不起人，家裡孩子都必須從小幫忙；即使都市裡送報紙送牛奶修剪花草的，也幾乎都是十幾歲的孩子。但是中小學教育的實施，卻一方面讓很多農夫店主失去幫手，二方面強迫許多不想上學的孩子接受義務教育；接著自然有不讀書的孩子在學校搗蛋，影響其他人學習，更嚴重的自組不良幫派，學校只好懲罰壞孩子，不然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既然政府提供義務教育，也相對要向人民證明政策效果彰顯，所以又增加了多層官僚，終年審核學校教師；可惜這只造成學校以通過審核為目標，以考績升學率為基準，以種族比例為著眼點，以更多的學生課外活動為校方爭取政府資金。至於學生有沒有在學習？反正政府考試過關就夠了。儘管這數十年來社會增加了一大堆教師校長督學的工作，教育的素質卻不斷下降，甚至今日很多大學畢業生還缺乏基礎語文能力。

再看工作保障。由於60年代工會活動、女權運動、黑人暴動頻繁，聯邦開始下令公司聘人不可憑膚色性別年齡篩選。公平的用意當然是好的，但公平要怎麼衡量？這才是困難處。政府機關既然不可能重審各公司收到的履歷表，更不可能分析聘人條件，最後只會用職員的膚色性別年齡比例，斷定是否有歧視問題。假若員工30%是女性，就會遭人非議：難道女人才幹不如男人？還是你們只請年輕貌美的小姐當秘書做廣告？假若員工當中黑人比例少，輿論攻擊就更劇烈。面對政府和員工雙面夾攻，公司只好增加用人，還刻意把女性或少數民族升為主管階級，以顯示自己是‘一視同仁’。可是增加人員不一定增加效率，反而因為管理階層逐漸官僚而終日開會，薪水福利退休金的支出也更沉重；有些能力強的下屬被‘公平’地派任到一堆沒本事又愛搞政治的經理手下工作，心裡不快，工作勢必打折扣。公司獲利能力不如從前，更會惡性循環地砍研發資金、降價促銷大熱賣、或併購新潮的小公司。當日本歐洲企業正打入國際市場時，美國企業界經理對員工比例竟然高達1：7或1：4，這等於注定要在弱肉強食的競爭中被淘汰。強調工作保障，結果只讓十年後美國經濟加倍蕭條。當政府機關自鳴得意時，官員們可能正在抱薪救火。

醫療法案的弊病更多，因為支出更龐大。今日美國政府用在醫療的錢，約佔生產毛額的18%，這還不包括公司提供員工家庭建保，或是個人選擇購買保險。但民眾健康並未相對改善。沒有醫療保障之前，人一方面怕生病看不起醫師，所以多少會存一點錢以備不時之需，二方面怕治療昂貴，所以很多人不敢隨便就醫，更不敢拿自己身體開玩笑。不過有了保障，不必擔心自掏腰包，看病的人當然也變多了。美國醫學會在60年代極力反對醫療法案，主要是因為社會還沒有足夠的醫療人員應付市場需求，到最後政府連庸醫都發資格證；這簡直是把病人當實驗鼠看待，對社會也是醫療浪費。當然，醫療浪費是不分年齡的，但由於年紀大的人需要的醫療服務多，卻未必具備醫學常識，所以一旦不肖醫師推薦更昂貴的治療，自也欣然接受；至於藥有沒有效，誰來負責？

然而比起年長者，嬰兒潮的年輕人對醫療的威脅更大。他們是歷史上第一批不缺醫療服務的人，但也因不愁醫保，暴飲暴食、運動傷害、刺青、身體穿洞、吸毒、性氾濫、未婚生育的現象，都在十年內倍增。諮詢心理醫師的居然短期內漲了六倍。1969年起有三十州將飲酒合法年齡降到18歲，愛滋病(AIDS)也同在這期間蔓延社會。年輕人多半不為長遠著想，或者考慮不夠遠，總覺得自己畢竟時間很多，復原很快，加上醫療進步，感染性病也不過是吃抗生素幾週，酒醉駕車也不過是拿拐杖幾個月，有什麼好擔心的？

一言蔽之，改善社會，反而讓社會變得更糟。政客只計算第一步，卻不考慮社會的複雜性，第二步、第三步接踵而至，自己又該如何招架？再說，改變可不是免費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許多人反因增稅而頭痛，聯邦也只得拼命賣債券做緩兵之計。

但另一邊，政府向人民開了空頭支票，不兌現還會挨罵，有些人是排隊領福利的等待時間太久而埋怨政府，甚至有些人是一邊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一邊罵政府做得太少。這是所有慈善者都會遇到的矛盾：第一次幫助，受益者是感激不盡；第二次幫助，是期待有收穫；第三次幫助，是所得在預料之中；第四次幫助，是認為有得到的權利；第五次幫助，受益者已經是完全依賴的心理。不斷的給予，會讓施受兩方的關係變質，越救援就傷害越重。

不過傷害再重，只要是自己卸任調任後才爆發問題，就可以讓別人去收拾爛攤子。在詹森任內，美國國防經費大增，對就業率和科技發展當然很有幫助；但政府人員的退休金與聯邦承諾人民的福利，更是漲幅驚人。畢竟比起人民福祉，聯邦法令的首要目的還是鞏固執政者的權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在民主國家，法令就是得民心的工具。對一個就業壓力大的時代，不管法案是否對民眾有幫助，能製造工作機會才是先決條件；第二層是回饋那些提供政治獻金的團體，包括聯邦人士的工會，因此法案寫得越複雜，就越有撈油水的管道，各單位各階層雨露均霑，此可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第三則是製造媒體爭相拍攝、記者諛詞連連的機會，只為了要讓觀眾感動到自行飛蛾撲火。反正民眾意見分歧，注意力也有限，所以真要替國家省錢、替人民擔憂長遠的法案，肯定遭唾棄。這也是為什麼成功的政客，多半是短視近利之輩——只有他們才最會迎合多數投票人的期望。

1961年美國艾森豪總統將職位轉交給甘乃迪那天，曾語重心長地告誡民眾：“當我們注視未來時，我們要避免只為今天活，甚至為我們自己的方便和快捷，掠奪明天的寶貴資源。一旦我們抵押子孫的財產，他們的政治和精神傳承也必蕩然無存。”

他的忠告，甘乃迪沒聽見，詹森也沒聽見，一般民眾更沒聽見。幾十年後這個‘有福同享’的國家，仍在繼續‘有禍同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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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對歐美社會可說是信心打擊。儘管從二戰以來與共黨國家關係緊張，但戰爭勝利後人心振奮，美國甚至自詡為世界領導國，也是不爭的事實。那時代解甲返鄉的人觸發了嬰兒潮；而國際間雖有局部動盪，卻沒有世界性大規模戰爭，經濟自然成長。一般人民當然也安居樂業，甚至恣意揮霍、朝歌暮弦。也因此中東爆發第四次戰爭，石油國宣布禁運原油，等於是在西方歡宴上來個天雷霹靂，冷水澆頭。

說穿了，中東石油國的目的，是打壓歐美支持以色列的各國；不過假若威脅無法正中要害，哪會有用？美國自從十九世紀就有賓州的油井開發，之後紐約、俄亥俄河谷、德州、南加州到處開採，二戰期間更提供盟國大量燃料支援。然而1953年地質學已提出哈伯特頂點(Hubbert peak)的看法，預測美國產油在1960年代會達到頂峰，然後逐年減少。石油畢竟不是再生資源，剛開採成本雖低，但抽取一定量之後，原先的設備或技術已經無法繼續供油，要裝新設備或開發新技術，卻又不符合投資報酬率，所以會改靠石油進口。這預測果真實現，1970年代美國已經開始仰賴中東油田。可是一旦石油開始禁運，紐約油價幾個月內暴漲四倍，經濟慘跌近10%，美國根本只有向中東磕頭的份。之後幾十年歐美各國積極‘維護’中東和平，簡單講就是大家吃過苦頭，卻又找不到應對方法，只好一直脅肩諂笑。

不過請問，歐美在戰後二十年不是社會繁榮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怎麼連一點中東的威脅都完全招架不住，甚至連經濟制裁都不會？中東既靠石油換取糧食物資，當然也有弱點。然而美國在戰後用強硬態度處理世界問題，在石油危機期間居然不敢高姿態與人談判，到底怎麼了？

要回答這問題，必須先問：美國50年代、60年代經濟真的好麼？由1971年它廢除金本位就可以知道，70年代的美國經濟並不理想。所謂不再以黃金做匯率基礎，說穿了純粹是想改變美金印行的流量。以古代帝國為鑑，動亂後產生的新皇帝，會鑄造高純度的金幣鞏固經濟基礎；但國勢下坡後的皇帝鑄造的金幣，純度都比較低。美國二十年來成長得很快，但相對政府所花的錢也成長驚人。像大型建設、普及教育、國防科技、建保和失業救濟等等，大半是靠政府撥巨額資金。這種經濟刺激可能有效，但投資成本不一定能很快回收；也可能是全盤浪費，徒然為政客爭取選票而已。縱算政府花錢的效果好壞不談，這段期間美國的經濟觀已經與傳統經濟學有天壤之別：以傳統看法，經濟猶如季節更替，是有循環週期的；但美國50年代的經濟觀卻希望不要循環，只要不斷成長就可以免除1929年那段經濟大蕭條。政府當然是幕後操控經濟、穩固民生的手；假若經濟開始有衰退現象，就適當花錢製造新就業機會。1946年的勞動法可說是這新觀念的象徵，而當年成立的總統經濟顧委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簡稱CEA)，目標就是要推動高就業率、高利潤、低通膨。後來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伯南克、耶倫，都曾是顧委會首席。

問題是，要適當刺激經濟談何容易？單看今日美國各地城市就可知，大家已經陷入經濟成長的流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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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全世界已有三十多個千萬人以上的龐大城市，前五名包括東京、德里、索爾、上海、孟買。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還不斷往都市遷移，也不斷製造新的貧民窟和社會治安麻煩，有些地區連基本的水電供應都沒有，更別談道路鋪設、食品衛生、廢水處理等等。奇怪的是，紐約在1930年代就擴張成千萬人的巨城，但至今人口與印尼雅加達也差不多，難道七十年來都沒有明顯成長麼？那倒不是。紐約市自己成長不多，卻持續向郊區蔓延。其他國家都市居住密度猶如蟻巢蜂窩，但美國大城市幾乎都演變為都會區，甚至很多人不喜歡大都會區，又繼續搬往小城鎮。1950年美國超過百萬人口的都市有14個；七十年來全國人口倍增，這14個都市的成長率卻遠低於全國平均，反而是原先都市附近的農田一一被建商造鎮。

這種現象今日在東亞各國也看得到，不過美國終究是最早‘郊區化’的國家。原因不難猜測：二戰期間聯邦為鼓勵民眾從軍，在1944年簽署法案，提供軍人大學學費和房屋貸款。戰後有一千萬以上人利用這項貸款，因為聯邦利率優惠，付貸款比付房租還便宜，所以引發購屋潮。只是這項立法刻意地要求，貸款僅限新屋，而且不能是連棟、分層之類的公寓套房，換言之就是一定要郊區的新建設才合乎規定。儘管後來有人評這法案是受建商政治獻金的影響，至少民眾都開始推崇愛國、勤奮工作，貸款買屋的理念。‘美國夢’從十八世紀的自由平等，演變為十九世紀的淘金創業，現在又衍生了二十世紀的購屋致富。買房子無疑是大家最自由、最平等的行為表現。

另一項法案也同樣重要：1956年艾森豪總統大力支持州際公路系統，目的一是經濟連通，二是國防保障。但除了這兩個理由，州際公路最重要的功能仍是製造工作機會，畢竟戰後的經濟成長，農業上主要是使用化學肥料、機械耕作、農藥噴灑、和品種改良，工業上除了食品、製藥、五金、汽車、造船、石油之外，又開拓了電子、航太等新方向。可是十年後這些行業都達到飽和，政府再度面臨經濟循環的壓力。若沒有規模龐大的新工程動土，美國很快就會見到類似法國、阿根廷之類的民眾示威。當然公路系統好處不少，縱算政府提倡建設是另有目的，民眾照樣受益匪淺。

但有了寬廣方便的新公路，人自然不必繼續在市中心蜂屯蟻聚。舊社區又小又窄，加上年久失修，走在地板上嘰嘰嘎嘎，水電瓦斯管線也可能破損；沒關係，外郊的嶄新平房開敞舒適，院子還有草皮供全家享受，更可按自己喜好配合設計，包君滿意。反正一上高速公路就可以去上班，距離不成問題。再者，1950年代美國的種族關係日益嚴重，最後還因公車上黑人被強迫讓位給白人，造成全國民運。從此很多政客開始變本加厲，大肆強迫黑白混合，讓許多白人不厭其煩，乾脆搬離都市。由於郊區多半自己成立市鎮，有的稅收比原先都市便宜，這固然是好事，但大部分新區並不是以低價取勝，而是以高價篩選住戶，因此居民素質相當，閒雜人少，學區也較優良，對新購屋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條件。其他行業見到有錢的新市鎮成立，也紛紛在郊區設醫院、超市、銀行、餐廳、球場、教會、美容院、律師事務所，應有盡有。不少公司甚至一併‘遠離塵囂’，到新區發展，原先的市中心反而逐漸沒落。搬到城市的黑人雖受政府‘保護’權利平等，但自己越來越找不到工作，只能窩在貧民窟；窮加上絕望，導致幫派、搶劫、仇殺、酒色賭毒等各種案例層出不窮。高犯罪率的都市，又迫使民眾深覺‘危人不與，險地不居’，經濟再怎麼拮据也不要留在市區，免得三更半夜聽槍聲。某些白人區只聽說有其他種族人搬進來，就紛紛發牢騷：“這兒住不下去了”，然後繼續尋覓更偏僻的住宅區。確實，這類排斥心理很要不得；不過房價被黑人或新移民拉低，在美國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再怎麼呼籲平等的人也不願看自己的投資貶值。

可惜人住得越遠，通車就越辛苦。洛杉磯是這七十年來都會區膨脹最大的都市，今日市區內某些路段每天負荷四十萬台汽車。面對惡劣的空氣品質，周邊的違規駕駛，塞車時的怨聲載道，幾乎是每個市民必須接受的文明‘洗禮’。美國平均通車時間約半小時，舊金山、紐約、華盛頓首府等地，竟有6%人士要開超過90分鐘上班，再開90分鐘回家，只為了讓家人住好區讀好學校。不開車而靠捷運的，動輒要花兩小時以上趕車、等車、坐車、轉車，一樣耗時耗力。

而這種汽車文化最大的隱憂，就是石油。

科技發展史上有個詞叫杰文斯悖論(Jevons Paradox)，大意是：科技進步，對資源的使用就更有效，可是大家對這資源的消費卻會相對提高。以煤炭為例，工業革命初期燃燒的煤炭，由於還不實用，熱能浪費很多；後來有蒸氣機，甚至有發電機，化學能量幾乎毫不浪費，結果今日煤炭開採量每年近80億噸，幾乎是1700年的三千倍。石油也如此：汽車飛機引擎進步，人類卻對石油更浪費。歐洲許多人到美國，第一個反應都是，怎麼沒有人步行，也沒有地方可以走路抵達？石油恐慌後，美國開始看重省油的日本車；然而隨著恐慌的結束，石油減價，大家又開始買更巨無霸的卡車、吉普車、休旅車，四處旅遊的人群也是與日俱增。幾年前經濟不景氣，高速公路上車流量頓減；一旦經濟復甦了，高速公路又回到擁擠堵塞、車滿為患的常態。這已經不只是美國，連中東、非洲都有同樣症狀，居住密度最高的東亞更不例外。人或許願意節省資源，短時間犧牲自己方便，但以全世界來看幾乎很難持久。一個人可能是理智的；一大群人絕對是不理智的。

還有另一層頭痛：既有買主搶購，建商自會推出粗製濫造的量產房屋，今年美觀，一個模子鑄出的大批建築上市售罄，三十年後又如何？沒落的就任其沒落，荒蕪的就任其荒蕪，遍地塗鴉的就任其自生自滅，反正再殘破也是別人的問題。曾有作家寫道：“美國漸漸變成一堆不值得關心的地方的集合體。”在交通不便的時代，人會珍惜自己環境，把小地方善加應用，甚至努力讓社區有些紀念價值；交通發達後，人類喜新厭舊的態度也更明顯，反正房屋只是商品，保養是為了保值轉賣，不是為了留給子孫。英文有句俗諺說，一個人的屋子是他的城堡，意思是外界無從干涉；可是相反看待，一個社區若有人沒公德，垃圾亂丟、噪音污染、景觀破壞，縱使大家可用社區名義要求更正，甚至罰款，這對厚臉皮的人未必有用。也因為個人很難干涉外界，乾脆眼不見為淨，一走了之。今日很多人對腳下的泥土、附近的鄰居、市鎮的長期發展，已經不帶任何感情。合則留，不合則去，剩下的就只有褪色的醜陋社區。

這種思維也迫使大家不斷尋找更好的環境，不過所謂更好又是什麼？很多人鑑賞價值能力很高，卻缺乏主見，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最後往往以價格、年度、坪數大小、外觀佈置、學校評價、社區設施來判斷好壞。多就是好，似乎成為交易的共識。因為人想要更多，所以銷售的房屋連年加大，價格也水漲船高；可是這和買更大杯的飲料，換更流行的名牌，心態上實無不同。加州大學曾有論文報導，換大房子的人未必快樂，雖然剛開始欣喜若狂，可是很快就膩了，然後又希望再加個房間、添個車庫、增個游泳池。更多，並不能讓人更幸福。不顧後果的成長，徒然讓郊區變成享受人生的美夢，交通堵塞的惡夢。

令人費解的是，要人挑選大房子或縮短通車時間，很多人還是苦笑。。。

（待續）

突破：匠人的棄石

（圖：豐田汽車(Toyota)美國廠）

根據記載，1945年二戰結束前，日本軍退守本州。由於物資缺乏，政府還獎勵許多孩童在松林裡撿松子榨油，當機械燃料。戰後美軍發現幾十桶松子油，嘗試用在汽車引擎，結果這些松子油加熱後膠結成一團，根本只讓引擎報銷。但就此可知，當時日本已是山窮水盡、鴻雁哀鳴，即使不投降也不知能殘喘多久了。

不到二十年，1964年東京成為首次舉辦奧運的亞洲國家，耗資30億美金讓整個城市煥然一新，交通、水利、港口、地鐵、新幹線等設施，無一不是當時最尖端設計。造訪的人潮完全感覺不到這裡也曾戰敗潦倒過。其實日本在1955年首次申請當地主國，1959年獲得舉辦權，正代表它戰後十年已經讓世界刮目相看；否則一個經濟萎靡不振的國家，又怎能撥出巨款，承擔奧運建設的重任？

十年的經濟奇蹟，很多人都會說是美國大力資助，才有如此成果。這未免想得太單純了。戰後美國固然為了面對俄國中國的共黨，不得不拉攏西德與日本，但要使昨日敵人成為今日盟友，一般美國民眾可還辦不到；尤其親人在太平洋戰爭中失喪的，對日本仍舊存報復心理。到最後美國雖是花錢幫助日本重建，但真正在東京分配資金的美國官員，多半把日本當成未開化土著，鼓勵一些低層投資、薄利多銷的製造業。曾有高官對日本商務會似笑非笑地說：“你們就開些紡織、造鞋好了，不然這雞尾酒上的小雨傘，這也是你們國家做的東西。”

這對一個鑄造過武士刀、量產槍砲、甚至研發出三菱‘零式’戰鬥機轟炸珍珠港的工業國家而言，簡直是侮辱到極點。日本並不是資源豐富的地區，經濟幾乎全靠進口資源，製造高利潤產品外銷才能生存；換言之，只做布鞋雨傘，根本無法提升經濟。可是戰敗後大家需要外國資金，除了忍氣吞聲還能如何？接下來幾年內，日本除了成衣業、塑膠業，也嘗試再生產汽車、船艦、鐵路設備，希望能打通市場；不過他們很快發現，全世界對日製產品排斥得很嚴重。這現象在德國也一樣：戰前德文是科技人才必修的外文，戰後全世界都搶著學英文；歷史悠久的BMW汽車公司，居然要製造鍋鏟廚具維生，實在很淒慘。

為了改變產業，日本政府開設通商產業省，努力把年輕學子送到美國進修，觀摩別人科技公司。可惜凡受政府鼓勵的，也一定受政府控制；尤其上層選擇哪些企業值得投入，即使剛開始有看頭，後來反而一直兢兢業業地仰賴政府資金撐腰。很多榮獲政府獎金的大公司，甚至劃地自限，怕嘗試了新產業會惹官方不快。這一來企業無法上軌道，經濟停滯，更加重了日本戰後的自卑感；即使請了英美專家來開特別講座，也很難扭轉低靡氣氛。

但這並不代表日本沒救；真正突破困境的，都是那時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1947年一個在美國國內不得志的統計學教授名叫戴明(W. Edwards Deming)，被邀到日本演講，並巡視地方工業。他很訝異日本人對他敬若天神，更訝異許多人竟然在實驗製作半導體晶體管。當年那是美國學術界才發表的報告，連專家都懷疑它的實用性，工業還在使用真空管；怎麼遠在東洋的日本竟有這麼多小公司在挑戰新科技？那年他在日本講課中大膽預言：“不久的將來，日本產品技術必成為世界之冠。”

或許戴明已經感覺到，他的工業改進方針，正如半導體一樣，都在美國不受重視，卻在日本被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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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半導體電器產品，並不需要大量資源，卻需要高精密度的加工。即使是晶體管誕生的美國，也覺得這種發明很難實現在工廠製造，最後除了與國防工業有關的大公司，幾乎沒有人敢投資新科技。日本就不一樣了：第一、它自己既沒有資源，戰後也沒錢多買銅鐵，半導體是很值得冒險一試的科技。第二、原子彈終止戰爭，卻也讓日本年輕人迫切去學習物理；而半導體算是應用物理，各大學物理實驗室就成了交換資訊的場所。第三、日本人口密度高，居住空間小，自然衍生了‘小而美’的商品需求；半導體的可能性，就是把以往電子儀器濃縮成家電製品，把書桌大的笨重收音機改良成拿在手上的時髦工具。第四、東亞人身高不如歐美民族，手指靈巧度卻讓西方人自愧不如；自古以來日本的浮世繪，是以不同顏色的木版，分毫不差地層層印刷在一張紙上，其中畫家、版刻匠、印刷廠、出版社的通力合作，與後來的半導體晶圓廠，幾乎有異曲同工之妙。

只不過日本尚有太多不利條件：首先，沒有資金，就沒有設備。那年代的日本大學生，是在天花板被炸毀、牆壁滿是彈痕的實驗室裡，裹著棉襖學電子。半導體需要很精確的溫度控制，可是大學買不起昂貴的溫度計，所以學生用燈光與鏡子，將普通溫度計的刻度放大到牆上，然後看著牆壁將加熱的矽晶體控制在不到0.1度的範圍內。再來，要獲取矽晶棒做基本材料，必須用固定力道、極慢速度從矽溶液中直拉，讓晶體成長，否則就無法製造均勻的半導體；然而人再怎麼小心，也無法一小時使力完全不變，而當時日本根本沒有剩餘機械給大學實驗室用。結果學生們以最意想不到的方法，用慢慢漏水的水槽，來控制水位高度，再用水面上的木桶連接滑輪，拉出高純度的矽晶體。當然，這種辛苦製造出的矽材料，一點也不可以浪費；當時美國做的晶體管，有些無法成功，學者也只發表生產率多少；但日本連對一點失敗成品都捨不得丟棄，可以的話就再加工讓它有用，否則也會花很多時間探討為什麼出錯。有人就是在東大當研究生時，從失敗作品中發現電子穿隧效應，後來得到諾貝爾物理獎。

然而日本在美國‘保護’下，要生產半導體畢竟需要向美國公司買專利；對很多小廠商而言，專利費已經是好幾年的營運額，有幾家敢放手一搏？即使敢，在日本的保守社會裡還是難免遭白眼。1953年有一家小公司名叫SONY，創辦人向美國買幾萬美金的專利，回到日本竟被官方罵不懂規矩、越權行事，連公司貸款都差點被索還；後來SONY成為世界第二家製造半導體收音機的廠商，只比美國晚一個月，疏為可惜。縱算如此，SONY對這場爭奪戰並沒有放棄，反而更努力研發高頻率收音機、黑白電視、三色映像管、錄放影機，幾乎把美國家電業一一淘汰。或許早得到的順利會使人怠惰，早嚐到的失落卻會讓人更奮發圖強。

其實要自己獨創科技很難。日本廠商雖然也很有獨創性，但它們最大的長處，是把別人認為做不到、不值得的設計，化為可能：

• 1960年美國國防公司改良磁控管，但是這對雷達不實用，因此放棄研發，把製造權轉賣給日本，最後是日本生產第一台市場搶購的微波爐。
• 計算機的構想在60年代並不獨特，只缺有毅力把技術結合成產品的人才。1962年有家英國公司研發第一台電子計算機，用的就是日製真空管；但接下來十年被稱為‘計算機戰爭’，參賽者全是日本公司：早川電機（後來改名夏普Sharp）、卡西歐(Casio)、精機光研（後來改名佳能Canon）、SONY、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電器（NEC）、沖電器（OKI）、東芝等等；今日普及的0-9數字方鍵，就是日本採用，便於製造的規格。那時德州儀器開始生產積體電路，卻只有IBM公司有興趣下訂單；美國許多電子公司還花了幾年開會討論這種新產品能佔多少市場、投資報酬率有多高；等到德州儀器1971年終於生產自己的計算機，市場幾乎都被夏普和卡西歐佔走了。
• 石英鐘是1927年就出現的精確計時器，但貝爾公司的最初設計大如卡車又耗電，沒有人相信它有研究價值；直到1963年精工(Seiko)發展出手提式石英鐘，翌年在奧運中毫秒不差地公平衡量體育項目，才讓全世界爭相購買電子鐘錶。
• 1962年美國RCA公司發現對薄層的半液態晶體通電，會讓晶體產生黑紋；但是這種現象不知有什麼用，也與RCA生產的電視無關，所以最後將智慧財產賣給日本的精工。之後電子錶開始出現液晶數字顯示，不久計算機也廣泛使用液晶。1983年精工公開第一台液晶電視，其他松下電器（後來的Panasonic）、日立、東芝、SONY也不落人後，爭相搶市場；幾十年後液晶電視已成為每年獲利上千億美金的龐大市場，原先的RCA公司卻早在1986年倒閉了。
•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是太陽能發電的先驅，但起先的電路板既笨重又只能產生不到一伏特的電。在那同時，日本的三洋開發的是沒人看好的無定形體材料科學，研發人員元甚至私自在下班後鑽研所謂的‘非晶矽’，陽光下性能不如普林斯頓的材料，室內感光卻猶有過之。70年代計算機上出現了量產的太陽能片；沒有這一步成功，今日大家推廣的太陽能板也只不過空談而已。
• 貝爾實驗室在1969年開創感光電路（CCD），一開始效果很差，因為連要製造八行感光元件，沒有一個電荷感應失敗，都還很困難。委託貝爾實驗室的影印公司Xerox，覺得這科技尚未成熟，乾脆讓日本理光（Ricoh）去嘗試發展什麼。1973年理光的傳真機，是世上第一台使用感光電路的機器，然而並不是很熱賣；本來熱衷CCD的美國公司們，一下子都改投資其他科技，製造相機的柯達（Kodak）甚至放棄感光電路，專做昂貴的藝術攝影相機。十多年後數位相機、數位攝影越來越普遍，還不斷在技術上進化，用途從超市商品掃描到醫療檢驗，從手機娛樂到太空望遠鏡，幾乎無所不在；反倒是柯達在2012年尋求破產保護。
• 電子合成樂在1960年代美國只是唱片公司唬人的花樣，所以當1967年矽谷有人用FM音源模擬較逼真的樂器音質，竟然找不到資本家願意投入；只有一家名為山葉(Yamaha)的日本樂器公司對這研究大為關注，還耗了七年時間與矽谷人士合作，力求不止品質提高，更要讓大眾買得起。1983年山葉推出第一台全部電子合成，價格兩千美金的電子鍵盤，幾年內賣了二十萬台（傳統錄音室的調音設備也不過十年賣一萬台）。之後性能不斷提升，甚至模擬出比真正的樂器還優美的聲音。
• 半導體雷射早在1962年出現於通用電氣，1970年發明可商品化的雷射，美國國防業卻拒絕繼續投資。同樣1970年美國康寧(Corning)發表高純石英玻璃作為光纖，但大家已經習慣用波導管，對這門新材料居然不聞不問，更不知道半導體雷射的波長與康寧光纖的低損失波長範圍，恰巧相輔相成。1983年美國電話(AT&T)接受政府訂單牽海底電纜，由於距離而打算採用光纖，結果美國沒有一家科技公司可做下游承包，只有日電、富士通、日立之前做過日本電信(NTT)的生意，有足夠經驗承擔重任。
• 雷射的各種用途，也是日本公司們想出來的。Xerox印刷公司1971年研發出雷射印表機，從未向外界公開，自己也不覺得實用。無獨有偶，日本的佳能也在發展印表機，只是它把設計改良到可以上市，1975年才讓產品首次出現在洛杉磯電腦展。不過這時的印表機仍然有冰箱大小，很難引起市場興趣，唯一關注的只有美國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接下來近十年不斷與日本廠商交換意見，1984年終於有輕便廉價的印表機問世。
• 光碟其實也是美國RCA公司早在1963年就發明的技術，是在基板上成長一層半導體，好像鍍金一般。這種技術剛開始看不出用途，等到被認為可以記憶資料，仍沒人想投資在這種‘失敗’技術上。1984年SONY發行可用的光碟隨身聽，其實已經要結合光碟的製造技術、雷射掃描精確度、聲音重現、基本電腦控制。但同一年東芝的研發人士又推出閃存記憶；光碟終究要機械轉，而這種新技術完全不需要機械，自也減少電熱耗損。今日電腦、手機、各類儀器全是用閃存，年銷售高達五千億美金。

或許很多人羨慕這些科技公司，一項產品年獲利就高達幾億美金；然而若不是長期投入‘徒勞無功’的研發，加上接受同業競爭的挑戰，世界其他講求資金活用、廣告新穎、市場預估的公司，絕不可能創出這些產品。日本公司對家電市場實有獨到的眼光：他們並不認為剛開始出品就必須賺錢，而是做越多越有經驗，越能提高產品性能，最後到市場飽和時以高產量高利潤賺錢的，才是真贏家。

當然，日本挑戰的並非只有電子業。1947年想推出汽車而遭歐美市場封殺的，就是日產汽車(Nissan)。但它並沒有自暴自棄，反而更低聲下氣地向英美各國公司學習。1957年豐田汽車(Toyota)開始將汽車引進美國市場，很多雜誌居然譏笑他們在製造玩具，車身又小又沒有新潮美感，哪比得上歐美名車？1958年日產汽車首次參加澳洲汽車競賽，成績不差，卻沒讓人對日本車印象改觀。1969年本田(Honda)加入美國市場，推出的轎車嚴重滯銷，差點讓本田由美國撤軍；幸好銷售人員不顧面子，既然大家不買轎車，就改成越野車刊登在運動雜誌上，短期內至少讓公司不虧損。

而商業背後，日本車廠對汽車的改進不遺餘力。他們當然不是為市場而製造巨無霸車殼、誇張的流線板；日本是資源稀少、居住密度又高的國家，十多年工業進步以來，很多人對暴發戶炫耀、汽車廢氣污染、連環車禍死亡等問題是徹底排斥。因此汽車公司改進的幾乎都是如何最有效利用汽油、如何確保操控性能長久不減、如何保護車內乘客。美國汽車業對品質並不重視，反而覺得車壞了才會有更多生意做；日本這些看來賣不了更多錢的設計，到了1970年代石油危機，卻成了最強的武器。從1960年以來日本汽車業對戴明獎視為殊榮；凡是可以提高生產精準度、減少故障率、確保零失誤的製造過程，公司都樂於採納。1972年生產線就開始運用機械手，而今日日本FANUC公司仍佔全世界電腦數控機床65%的市場。

可惜，公司發達了，有了雄厚的資金、人脈、市場資料、工廠管理經驗，人總會忘記自己是怎樣一路走來的，認為自己是靠聰明才智、頂尖科技達到繁榮。相反地，其他想模仿日本成功經驗的國家，也容易誤認它的公司是由基礎製造開始，所以再怎麼鐵杵磨針、努力加班都願意。實際上研發設計和刻苦工作都重要，但日本走的路，有很大部分是別人不願意走的方向；要走，要先知道有方向，還要有膽識去走——畢竟這條路上仍然充滿了辛勞後的失敗，充滿了周轉困難的危機，充滿了長期等待的苦悶，充滿了外國的幸災樂禍，更充滿了本國政界不知變通的策略方針。人怕失敗，所以心裡總想，不嘗試就不會失敗。然而沒有失敗，相對也就得不到寶貴的經驗。或許日本戰敗了，才真正敢面對自己的失敗，所以再多失敗一次又何足道哉？

無論我們對日本看法如何，它在科技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們享受現代生活之餘，是否偶爾也該感謝那時代的人，為世界帶來這麼多的科技恩惠？

反目：新仇舊恨

戰爭是混亂的；戰後卻往往比戰期更混亂。

假若二次世界大戰是為了和平，歷史可能要嘲笑人類的自負。1945年後世界連續亮紅燈，東歐與中國成為共產國家、希臘危急、南北韓緊張、南北越對立、東南亞暴動、南非種族黑白抗爭、印度與巴基斯坦宗教抗爭、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不共戴天。就算問題沒這麼嚴重的地區，德國被分兩半、法國籌措資金重建之餘還要承諾社會福利安撫人民、南美洲因戰後出口大減而經濟慘衰，世界各地幾乎都面臨解決不完的麻煩。

幾十年來已經有太多書報演講，針對政黨、民族、宗教等方面互相抨擊；這邊說是赤化，那邊說是解放；這邊說是建國，那邊說是侵掠。然而歷史從不在乎誰正誰反、誰善誰惡。既然都成了歷史，我們應該問的是，究竟為何亂象四起？

不妨先從德國來看：打倒了希特勒，戰後德國要如何重建？同盟國想杜絕德國軍隊東山再起，所以英美法俄四國，將德國分成四塊。然而新政府終究不能由外人任職，而同盟國對於前納粹黨人士又難以信任。偏偏那時德國存留的青壯年人，多少都與納粹黨有關。這也難怪：納粹黨獨攬大權十多年，有才幹的人不論是自願或是被迫，肯定要加入納粹黨謀求生路。可是現在英美法三國都怕納粹黨重佔政府，尤其法國好不容易從德國統治下重新站起來，哪容許德國納粹黨繼續執政？結果同盟國竟然找不到足夠的適合人選負責新政府，而一大堆前納粹黨員又找不到工作。失業或許僅是短期困難，但是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俄國的共產主義者並不在乎這些納粹成員的‘前科’，反倒積極吸收有用的人，1946年起德國共黨實力大增。此消彼長之下，俄國管轄區（後來的東德）儼然成為整個德國唯一有前途的地帶；而受到共黨庇護的德國人，更是對排斥自己的英美法三國不諒解。

面對東德‘重生’，西歐各國雖然關注，卻無能為力。一方面戰後赤字已足使各國焦頭爛額；二方面，這次世界大戰對殖民帝國是很大的挑戰，比方印度、中東、非洲、東南亞，在戰爭期間提供了西歐各國人力物力，可是相對條件，也希望戰後能獨立。大英帝國在戰後放棄印度、阿拉伯、埃及、南非等殖民地，而法屬北非、西非、越南、荷蘭屬印尼也都紛紛自治。短期內全世界已經成立了五十多個新興國家，也就是增加了五十多個需要外交官僚、客套籠絡的新政府。東德是問題，世界上卻有更重的問題。

直到1948年柏林封鎖，蘇聯向西柏林施壓，截斷公路鐵路，意圖讓它不戰而降。整整一年內，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空運食物燃料到西柏林多達二十幾萬次，讓蘇聯自認失敗而解除封鎖。但西歐各國這時也知道，分裂的德國早晚會被蘇聯併吞，所以1949年五月趕快把分隔剩餘三部分合併為西德，算是緊急措施。

可惜柏林危機頭痛未止，1949年又發生兩件驚愕大事。第一是八月俄國試爆核彈。美國早就懷疑有間諜偷竊自己研發機密，這時空軍偵測發現空中輻射落塵指數，竟與自己新墨西哥實驗相同。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立刻向全世界公開，有證據顯示蘇聯在製造原子彈。後來美國判一對間諜夫婦死刑，但機密外洩已無法挽回；怒髮衝冠下，全國與共黨人士勢不兩立，冷戰因此展開。

第二則是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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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其實從1927年就開始了，不過1945年抗日戰爭未了，雙方矛盾已再度浮現。只是歷史記載都著重於國民黨、共產黨，卻忘了這內戰與二次世界大戰的牽連。若要分析戰局，真正打敗日本的是美國俄國，而不是中國；自始至終日軍從未在中國境內吃過敗仗，頂多只有1945年蘇聯紅軍進襲東北滿州，大破日本號稱百萬眾的關東軍。但戰後的中國卻耀武揚威地要向日本‘討公道’；上海山東等日軍撤退地方不說，滿州一帶只要長得像日本人的，往往被‘報復’殺傷。說難聽點，戰後的中國完全是欺善怕惡的心態：日本進攻時沒膽量反擊，等美國投下原子彈、俄軍抵達鴨綠江（中韓邊境）後才來狐假虎威。

這一點中國和法國不遑多讓：兩者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表現都遠遜他國，但戰後兩者都與英美俄三國同成為聯合國安全常任理事會，甚至享有否決權；兩者也對宿敵日本德國最不寬容。其他三國多少是給面子同情中國法國，站在道義上不想讓盟國尷尬；可是被同情的人似乎沒有自知之明，還以為真的是自己百折不撓、堅韌不拔，所以功不可沒，別人畏懼自己是應該。結果德國納粹黨因為法國排擠之下轉投共產黨；日本則是表面上投降，實際上卻讓中國人自相殘殺。

怎麼說？國民黨背後是美國撐腰，而共產黨則是俄國在支持；但不論美國俄國，對國共兩黨都抱持疑問。美國羅斯福總統夫人曾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交好，戰期蔣夫人也努力為中國爭取募款。可是一旦羅斯福去世，新總統杜魯門卻對她十分冷淡；縱算美國仍派人到中國協助國民黨，很多人已經否定支援中國的價值。根據當時美國政要的批評：“國民黨用人的條件，只要對黨忠誠，其他不管是昏庸無能貪污暴利，都視而不見。”這種形容實在令人汗顏；但相反地，蘇聯對中國共產黨也不很樂意相助。俄國人對政府有幾近絕對服從的軍事精神（所以才有焦土政策），看到其他國家共產黨缺乏統帥、缺乏紀律、缺乏訓練、甚至連軍裝都不穿、只會瞎起哄的低知識民眾，實在覺得有辱馬克思-列寧之名。然而蘇聯與中國邊界長近四千里，邊緣地帶處處有機可趁，最好是稍微贊助中國共黨，讓他們當自己與國民黨之間的替死鬼。

也可說，日本早就看出之間的利害關係，所以撤退時就直接把滿州轉讓給俄國。等1946年蔣介石嚴辭抗議俄國將軍佔據滿州不還，日本已經置身度外，瞎子吃餛飩心裡有數。至於史達林，得到垂涎已久的滿州地區，怎肯白白歸還？不過在國際壓力下，既無法裝聾作啞，也不願滅己威風，該如何呢？俄國的答案是‘一國兩制’，也就是回答：我們紅軍佔領東北，只因信不過中國政府，但假若北滿州由中國共黨接手，那我們退賢讓位也無不可。這藉口聽來很詐，不過當時美國還有大量軍民佔領菲律賓，俄國的強詞奪理正好‘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讓美國語塞。何況1940年代聯合國不斷鼓勵讓各民族各地域自治，這是戰期盟國要拉攏各地游擊軍對付德國日本，不得不做的承諾；之後1945年北越建國、印尼獨立、1946年黎巴嫩與敘利亞分家、希臘內戰、1947年利比亞由意大利獨立、印度與巴基斯坦撕破臉、1948年以阿戰爭、緬甸獨立、南北韓分別成立，其他沒分裂的政府，法國、意大利、奧地利、波蘭、和南美各國，共黨都與其他黨派平起平坐。當時歐美總統總理們，同樣認為中國早晚也會分成兩個政府。不過假如分別獨立可以保持世界和平，有什麼關係呢？

誰知國民黨有共黨三倍軍力，竟然還徹底失勢。而失勢的起點，正是滿洲一帶。首先，國民黨在華北軍力不足，更別提滿州；萬一俄國先把一半轉交共黨，剩下一半大概也會被奪去。1946年協商時，蔣介石希望俄國不要立刻退兵，至少要等到國民軍抵達才離開。但這次蘇聯也向日本一樣學乖了，要退就退個乾淨，讓中國人自己去爭個頭破血流。結果情急之下，國民黨只得向美軍借飛機，將軍隊空運到北部各大城市鎮守。這實在是政治上最大的失誤，美國國會從此認為蔣介石無能，而國民軍的新兵在各大城市孤立無援，一般人民更認定國民黨只會靠外國，根本不值得領導中國。二戰後的中國已是經濟紊亂、通膨嚴重，這一來更是人心思變。不到幾個月，全中國民意逆轉，西方輿論不利，北部城市又被各個擊破，國民黨淪落到要撤退至台灣。

假若事情發生都在乎當時機會，那1950年代的癥結，其實應該是權力真空。

美國對自己朝三暮四的外交政策當然不會自責，可惜等到國民黨失勢才來東海巡航，也太遲了。對全世界而言，幾年來中國共黨的不斷勝利，讓其他各國共黨士氣大振，紛紛與既有政府對抗；不久俄國勢力立刻席捲東歐各國；然後韓戰、古巴革命；這些勝利再而鼓勵越南、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安哥拉等國家的內亂。有些地方曾被軸心國或同盟國佔領，剛恢復自治，但舊有制度已經在戰爭中廢除得一乾二淨。等日本、德國戰敗了，接下來短時間內突然從半個亞洲、半個歐洲撤兵，國內根本沒有人維持秩序。山中無虎，猴子稱王；一下子舊有勢力、新任將官、布衣草莽，各個想出頭，結果大家為了派系你爭我奪，磨牙吮血。單看以下事件：

• 1945年印尼的蘇卡諾(Sukarno)宣布獨立，卻有權貴想重溫舊夢，恢復自己在荷蘭殖民王國的特權，而荷蘭也想藉殖民地重現昔時光榮；最後內戰是蘇卡諾勝利，但他的獨裁統治讓印尼經濟嚴重倒退，比荷蘭殖民時代還落後。
• 1946年印度新德里，死於宗教暴動的就超過五千人；聖雄甘地特別發起絕食運動，希望能和平，然而他被槍殺後巴基斯坦仍然另起灶爐，而之後兩國政壇至今還不時傳出槍擊爆炸等頭條新聞。
• 1948年南非大選被動手腳，竟然只有白人投票，結果南非演變成公開歧視黑人的國家；後來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民族領袖，都在這段期間投入抗爭，反對隔離政策。1994年南非終於有真正大選，但是選出了黑人執政，其他派系仍舊不斷找別的理由抗爭。
• 猶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被屠殺夠多了，沒想到戰爭結束，東歐各國竟還有政客慫恿民眾繼續屠殺猶太人，以免他們這些異類和自己同胞爭土地。歐洲元首們怕這類惡行會讓納粹主義死灰復燃，乾脆在中東成立以色列為新國家，鼓勵猶太人回故鄉；但是英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從二次世界大戰前就一直蠢蠢欲動，現在英國走了卻換猶太人來，雙方等於是獨立後第二天就開戰，哪有和平可言？

順便一提，很多回教國家喜歡指責是美國成立以色列，實際上美國並沒有參與討論。不過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有不當，至今仍是如此。當一個國家內政有問題時，美國總是挑選對自己最有用的人鼎力相助；不幸的是，對美國最有用的，可能最讓那一國人民反感。南韓就是例子：首任總統李承晚(이승만）在戰後支持率並不高，美國卻因為他是第一位在美國榮獲博士頭銜的韓國人，認為有‘投資’的價值。許多韓國政府高幹與新總統根本合不來，轉投向當時還藉藉無名的游擊軍曹金日成（김일성）。後來媒體暴露李承晚選舉時嚴重舞弊，總統被迫辭職而流亡美國，不過這時南北韓對立狀態已無法解決了。同樣的外交謬誤還會出現很多次：美國經濟上支援過南越的阮文紹（Nguyễn Văn Thiệu）、智利的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支援過奈及利亞、埃及、沙烏地阿拉伯、非洲和波斯灣各小國，很多後來不是貪腐就是獨裁。它在軍事上幫助過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索馬利亞，一個個都成了日後的新對頭。它對中國的政策也一樣，美國越是攪渾水，只會越幫倒忙。

自以為聰明的，反倒自食其果。

儘管如此，用長遠眼光看，我並不認為國共對立是中國歷史的致命傷。共黨統一了清朝以來不復存在的完整國家，而國民黨則在台灣建立了值得效仿的文化水平、經濟進步。在廣闊的世界上，沒有泱泱大國的力量，是很難被承認的；但有人口領土卻沒有經濟，一樣被人看輕。儘管幾十年來歷經風雨，中國並沒有被時代洪流吞噬，也沒有像世界多少古文明一般被掩蓋遺忘。

不過所謂‘失敗為成功之母’，中國會有這樣的發展，畢竟是出自一個鄰國‘敗後復活’的激勵。更應該說，若沒有他人驚世的成功範例，不論大陸台灣可能都還停留在二戰後的蛹蛻過渡期。

套一句日本諺語：“七転び八起き”（跌倒七次，站起來八次）。。。

考工：百步無輕擔

                日耳曼民族無論多優秀，抵不過雷達的成就優秀；日本自殺飛機無論多勇敢，抵不過原子彈的作為勇敢。時移了，事易了，惆悵唯有惆悵而已。
                            ——陳之藩《旅美小簡》

儘管事隔多年，人類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印象仍很片面，恐怕還與事實相去甚遠。比方根據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美國的軍事策略，那時陸海兩軍要對付日本，可行的路線有四條；然而最後真正扭轉戰局的卻是第四條路：

一、由中國腹地對抗日本。這是距離日本最近的陣線，而美軍1942年派小隊轟炸東京後，也在中國境內補給，表示當時中國的基地並不算差。問題是，偶爾轟炸東京‘雪恥’還可以，要在中國建立根據地對抗日本，根本不可能。日本早就對中國加緊開火，預計先除中國，再全力對付美國；而計劃也包括要累倒美國的援軍。太平洋畢竟是距離的挑戰，日本所佔據的地區又增加地理阻隔。就算要冒險穿越大東亞共榮圈，物資運到中國的也不及十分之一；要經過西伯利亞或喜馬拉雅山脈運送，折損更多。最後除了軍事顧問抵達中國，這條路可說是走不通。當然，對中國而言，八年抗戰是艱辛的；很可惜，從整個二次世界大戰來看，中國沒有戰敗，卻不等於勝利。

二、由印度、緬甸進攻中南半島。印尼的石油、馬來西亞的錫礦與橡膠、泰國的稻田，都是日本戰期的重要資源；只要重佔東南亞，日本軍自潰。可是要穿越中南半島的叢林縱谷，談何容易？電影《桂河大橋》描述的是緬甸戰局，實際上緬甸陣線兩軍都難以進退：叢林交通不便，雲霧敵我難分，雨季河床暴漲，熱帶疾病無醫。日本軍後來在緬甸邊境慘敗，但那時其他戰線已達尾聲，就算聯軍重佔伊洛瓦底江，收復仰光，對戰局也沒影響了。

三、由澳洲到新幾內亞、印尼、菲律賓的西南太平洋進攻線。麥克阿瑟的陸軍‘跳島戰略’赫赫有名，但澳洲進攻路線較好的理由，其實只在於美國可以不受大東亞共榮圈的影響，直接運輸補給南太平洋，頂多會在斐濟群島碰到一些日本偵察機。實際上從新幾內亞到印尼到菲律賓，這些島嶼上一樣是密林，和中南半島類似；加上沙灘短淺，上岸不易，再怎麼苦戰也未必能剷平日本軍的基地，反而辛苦奪來的島嶼不久又失陷。1944年當麥克阿瑟終於奪取新幾內亞北部礁島時，美國海軍早已登上關島(Guam)，還開始轟炸硫黃島(Iwo Jima)和沖繩（Okinawa，琉球重要據點），等於是用錐陣隔斷日本本土與東南亞。或者可以說，要不是海軍已經控制大局，麥克阿瑟就算再五年也不見得有所進展。既然如此，跳島戰略的成效並不足以誇耀，頂多只能牽制敵人罷了，因為歷史根本用不著這戰術。

四、由夏威夷直接橫渡幾千哩海域到馬歇爾群島，再到關島，然後直攻日本近海地區。這大概是最不可能的戰略，因為當時美國海軍的戰艦根本無法實現這樣的遠距離攻擊，連號稱性能最強的戰艦亞利桑那號（USS Arizona）也在珍珠港沉沒。何況一艘戰艦的砲台再優良，仍無法在固定區域展開長期攻防戰。那究竟要怎樣讓不可能變成可能？

《周禮、冬官考工記》寫道：“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歷史學者們對科技下過功夫的不多，可是二次世界大戰，並非有美俄兩國加入戰局就穩操勝券。雖然軍隊指揮、決策部署、訓練、後勤、生產製造、資金借貸、國際合作同樣都很重要，但1943年同盟國所碰到的棘手問題，無一不是工程的考驗：1）如何安全渡過大西洋運輸？2）如何贏得歐洲的天空？3）如何克服德國的閃電戰術？4）如何登上敵方堅守的海岸？5）如何突破距離的限制？而最後，6）如何讓誓死不降的敵人停戰？每一個問題，背後都有數不盡名不見經傳的人，力求超越以往戰爭技術。換言之，戰爭已經進化了；精疲力竭地死守陣線、驚天地泣鬼神的人海犧牲，終究只是延後敗北而已。

勝利，不僅在乎勇力，更在乎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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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跳開東亞戰局，先看歐洲。美國雖然1941年加入同盟陣線，但這時當急之務是給英國輸困，而偏偏德國的潛水艇(U-boat)遍布大西洋海域。1942年希特勒下令增產潛艇，以防美國的物資補給。那年英美運輸船被爼擊、貨物沉大西洋多達780萬噸，這還不包括英國北海的支線運輸，更不包括回程中出事的船艦。假若白天，上空的巡邏飛機還可以及早發現潛艇；晚上根本什麼也看不到，只能憑船艦用聲納(sonar)在黑暗中‘海底撈針’式尋找敵人。這對攻方較有利，守方幾乎只有挨打。尤其運輸船需要經驗人員面對海上風浪，一旦這些人葬身海底就難以彌補；相比之下德國潛艇在海底神出鬼沒，就算受巡航艦反擊，損失也小——往往十幾艘運輸船折損，德國潛艇卻安然無恙。羅斯福與邱吉爾都為此大感頭痛，而希特勒還在繼續增加潛艇，該如何是好？

他們分析結論：首要關鍵是海空配合。當年飛機飛行距離還很短，偵查範圍頂多是距離幾百哩的海域，也因此大半船艦都得冒險穿過大西洋，沒有居高臨下的提早警報。加拿大工程師首先嘗試改進油箱，讓飛機至少可以飛越大西洋，也可以護航。其次，德國潛艇構造簡單，沉浮速度卻很快，以至於對付潛艇的魚雷往往未碰到敵船就引爆。為了有效殲滅敵人，美國貝爾公司開始研發導向追踪型魚雷；同時英國海軍也製造刺猬炮，以24枚深水炸彈同時攻擊，讓敵人難以脫逃。再來，英美船艦上的配備實在不夠。市場上已經有高頻率的電波測向儀器，許多二十年老舊戰艦上卻從未裝設；即使有設備，也無法同時做聯絡與探測敵人的雙重工作。測向儀還有個瓶頸，就是它知道方向，卻不知道距離；聲納則是知道距離，方向偏差卻很大，準確性更受水溫影響。奇怪的是，今日眾所皆知的雷達，實際上是1904年德國科學家最先研發的，卻到1940年才有美國海軍為它創RADAR（意思是電磁波測向測距）這名詞。為什麼德國不繼續發展雷達？原因是早期雷達使用的波長不盡理想，並不能有效偵測目標，所以很多人覺得發明不管用。但這基本上是科技未成熟。1935年英法德都同時有人製造超高頻電子管，卻只有英國繼續改良設計，將它進化為性能穩定、可用於雷達的高效率產品。美國麻省理工在雷達發展不遺餘力，英國空軍更發展自動掃描儀，減少偵查盲點。終於1943年盟軍大量採用下，德國潛艇無所遁形。最有利的水底武器，變成最致命的海底棺材。

但是歐洲的領空仍在德國控制下。1939到1940年德國幾乎是坦克來前先飛機轟炸，讓地面軍隊猝不及防；波蘭、挪威、荷蘭、比利時、法國都在這種戰略下逐一敗北。現在換英國，希特勒每隔幾天就發動空襲倫敦一次，而且幾乎都是夜襲。就算不能強迫英國人民自己反戰投降，至少也先打垮英軍鬥志。然而英國並未投降，反而努力召集英、美、加拿大、澳洲等地志願民眾，以及法國、荷蘭、挪威、波蘭各地來的難民，凡是有飛行經驗或願意學習的，都在蘇格蘭一帶加緊訓練。當然，雷達問世後，英國海岸線各地都趕緊設站觀察，不過雷達站也立刻成為德國轟炸機攻擊目標。可想而知，假若自己沒有足以抗衡的空軍，雷達本身又有何用？

而空軍最需要的，還是重新設計飛機。今日大多航線都在一萬米高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飛機其實只勉強達到這高度；然而若不是戰爭需要，軍方恐怕還食古不化。英國勞斯萊斯公司(Rolls-Royce)1933年創造的引擎，居然到此時才被重視。意外的是，研發人員將這性能更好的引擎裝在四十架不同的飛機上實驗，才發現另一架不起眼的小飛機，搖身一變成為空中轉折如意、升降迅速的戰鬥機。所謂如魚得水，它很快在空戰中成為盟國生力軍。不過德國的飛機也在進化，盟國可沒時間得意忘形。勞斯萊斯連年改良引擎，而設計師也根據流體力學模擬預測，假若裝在性能更好的飛機上，甚至可以突破高度與距離的瓶頸，還能達到時速432英哩。美國波音公司(Boeing)開創‘超級堡壘’巨無霸轟炸機，單它的製造過程已經令人咋舌（雖然這轟炸機後來只用於東亞而非歐陸）。幾年之內，戰局由德國轟炸英國，轉變為英美轟炸柏林。1942年倫敦的戰鬥機尚不能防衛英吉利海峽；1944年的戰鬥機卻已經可以凌駕半個歐洲上空。許多戰績輝煌的德國飛行員，都在這一年中殞喪，而接棒的又訓練不足，每個月幾千納粹年輕人亡命空中。諾曼底登陸時，美國艾森豪將軍(Dwight D. Eisenhower，後來第34任總統)甚至告訴士兵：“假若看到上空有飛機，那些都是我們的人。”

不過士兵怕的不止德國轟炸機，還有坦克部隊。德國在戰期製造了不下五萬台坦克，縱算在俄國一時受挫，在西歐、北非仍是所向披靡。當然，對德國陸軍而言，俄國始終是最大的心腹之患；雖然1941年搶到黑海油田，但是俄國大敵在側，豈可掉以輕心？也因此大多數德國坦克都集中在東歐戰線，1943年甚至霸占烏克蘭東北，矛指莫斯科，意圖迫使史達林投降。沒想到一度受辱的俄國，這段時間竟研發出令德國聞風喪膽的T-34。德國的虎豹式坦克都是重型坦克，俄國的T-34卻不以重鋼甲防禦，而是以砲彈射程遠獲勝，造價也遠比德國坦克便宜。問題是，剛上戰場的T-34缺陷仍很多，故障率也高，駕駛座又窄又凌亂，史達林屢次想把這批坦克作廢；幸而軍火部門努力參考英美坦克設計，採用傾斜式裝甲，降低受擊力道；把儀表板簡化，就算新手上路也不致出錯；改善輪軸履帶，可以承受得起砲彈反沖力卻又不失敏捷。雖然可靠性仍有待加強，當時的T-34已經足使俄國扭轉戰局。

俄國還有幾個勝於德國的優勢：1)造橋技術加快，今天炸了阻止敵軍進襲，明天又重建讓自己坦克追擊敵人；2)造假技術過人，假壕溝、假機場、假兵營，讓遠在俄羅斯平原上的德國軍隊難分敵我而屢次中伏；3)提供人民步槍、炸藥、甚至高爆彈、火箭筒等反坦克武器，既不易被發現，又讓駐紮敵境的德軍持續頭痛。等到德國心力交瘁時，1944年俄國大舉反攻，先收復油田，再將德國坦克逼退到波蘭捷克，陣線距離柏林不到三百哩。這是新科技衍生的新焦土政策。

同一時間，諾曼底登陸計劃也在進行。英國距離歐陸最近的，其實是海峽東南的比利時，亦即一次世界大戰壕溝戰區；但德國要增援比利時也比較快。諾曼底位於英國正南，是第二可能性。為了讓德國猜不出到底會登陸何處，盟國特別任命美國四星將軍巴頓(George S. Patton)在比利時對岸擺空城計，‘訓練’一批不存在的軍隊，還利用頻繁的無線通訊、固定飛機空襲比利時、及對敵人臥底施行反間計，讓希特勒深信比利時登陸計劃勢在必行。從英國密碼分析破解出的德軍命令，德國西歐半數以上坦克都在比利時等候敵人——甚至到諾曼底登陸成功後，希特勒仍擔心巴頓將軍隨時會進攻。一個名人居然能牽制一個軍隊，這戰略也太大膽了。

只是除去軍隊，諾曼底沿海仍有各種防備。英國陸軍特別改造輕型坦克，有的引爆地雷、有的剪鐵絲網、有的破砲台、有的焚燒木柵，簡直像是機械系學生競賽，各顯神通。等到諾曼底登陸成功後，這些改造坦克仍繼續跟著軍隊掃除通往德國的路障。矛盾的是：後代電影中常出現的諾曼底海灘奮勇犧牲，其實只是美國負責的Omaha Beach：盟軍上岸的共有五個岸線，英國、加拿大、美國第七軍都藉著改造坦克輕鬆上岸，只有美國第一軍疏忽，竟然還沒靠岸就讓坦克下水，結果士兵上岸沒有坦克開路，損失近一成（其他隊損失都不到2%）。假若這樣的不智之舉被歷史說成偉大，也難怪麥克阿瑟的跳島戰術被稱為智謀。

那麼，回到東亞戰線。如何克服距離的困難？相信大家都猜到了：航空母艦。

廣闊的太平洋上既然沒有方便駐軍的地點，那就造一個海上碉堡吧。既然戰艦的砲台難以及遠，那就讓飛機從船上起飛，去殲滅敵人。這是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Chester W. Nimitz)的方針。講得簡單，實際上要做到這點可難。一艘船要能載五千噸以上的物資、飛機、燃料、人員，還要能高速行駛幾週，究竟要怎樣的渦輪引擎才能勝任重擔？又如何控制巨艦，履海如平地，否則飛機怎麼起降？船廠研究結果，最後動用八座鍋爐、四座蒸氣發電機、兩座柴油發電機，以四軸渦輪讓全船持平。單這樣製造就花了美東各廠近一年時間準備。至於飛機也必須修改，在短跑道上能安全著地，還能移動停機不擋路。其他通訊器材、通風系統、安全設施、甚至內部交通所需電梯，無一不是超時代的設計。航空母艦底下，自然也有美國潛艇，近距離無聲無息地竊聽日軍無線電通訊，還轉給情報局解碼分析。不過航空母艦背後，更有海軍工兵隊，在相隔七千哩海域上到處建基地，堆土填坑、鋪瀝青搭鋼筋、設發電機雷達站、焊鐵修船檢查飛機，讓海軍所到之處能有歇腳所在，能持續長期作戰。根據記錄，當時航空母艦上隨行的各種技工不下百種，差不多都比年輕水手們長一輩。也多虧有這些工兵爸爸們後勤，否則就算海軍艦艇到得了菲律賓海珊瑚礁，也無法加把勁攻擊日本。

但最後為二次世界大戰劃下句點的，終歸是原子彈。美國、加拿大許多國家實驗室，集結了同盟國精英學者所進行的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在物理學家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帶領下，成功分離出能應用在武器上的鈾238。1945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

我們或許仍要問：其實整段戰爭史，英國、美國、俄國、德國、日本，都在從事科技爭戰。德國日本佔領機先，只因為他們比人提早改進技術，早製造優良的坦克飛機潛艇，早克服山嶺叢林；就算同盟國加緊研發，德國日本也並未怠惰。但最後他們還是輸在科技上，為什麼？原因是：再尖端的科技也需要政府上級願意支持採用；沒有贊助，科技一樣要遭埋沒，未知匣劍何時躍。日本是這當中最糟的例子，昭和天皇之下，除了總司令官，全是迂腐保守派，根本沒有人想用自己新開發的軍艦飛機。希特勒與史達林都有控制狂，但史達林至少知道要仰賴下面軍官的軍事決定；希特勒卻從開戰起越來越自大成狂，也越來越猜忌多疑，導致德國的潛艇飛機坦克逐一過時，雷達發展也不如同盟國。邱吉爾年過七十，對科技卻十分看重，也愛才若渴；羅斯福則自從珍珠港事件，一向重視三軍總帥的提議，只要對戰爭有益的都鼎力支持。這種鼓勵精英的政策，固然主導了未來英美文化幾十年，但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元首們將領們願意引進科技的突破，這已經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1970年電影《巴頓將軍》有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沒有人是憑自己願意犧牲而贏得勝利。勝利，是要讓敵人為他自己的祖國犧牲。”

餘悸：折戟沈沙鐵未銷（二）

1937年12月13日發生南京大屠殺，慘死逾三十萬，至今仍是華人齊罵可恥的事蹟。然而德國從1941年起竟屠殺了一千一百萬人，其中包括猶太裔共六百多萬（男三百萬、女兩百萬、幼童一百萬），全歐洲三分之二猶太人從此蒸發。今日西方仍把希特勒(Adolf Hitler)和納粹黨(Nazi)這兩個名詞用來形容一切兇殘暴行，並非無因。

可是罹難人數這麼多，正代表多數猶太人選德國一帶定居。既然良禽擇木而棲，為什麼他們不住別處？

根據文獻，德國第一位出名猶太學者，是1743年才移居到普魯士的Moses Mendelssohn（後來音樂家孟德爾頌的祖父）。當時費德烈大帝才登基不久，已經比其他國王要開明寬容；歐洲各國還排斥異族、下逐客令時，普魯士就頒布了‘有容乃大’的政策，給予許多東歐流浪民族民生存權、居住權、財產權、受教育權。既有法律保障，不少沒有國籍的人都開始移居德國，其中自然也包括猶太人。估計十八世紀末，德國境內猶太裔還不到總人口0.5%；普魯士鼎盛期間，猶太人口仍只佔0.8%。奇的是，普魯士的所在地其實是波蘭，當地的東歐各民族遠比猶太人眾多，柏林當年甚至斯拉夫民族與德意志人口相當，連德文都難以通用；卻只有渺小的猶太民族，首先改學德文，又在短時間內造就了列舉不完的實業家、思想家、資本家、藝術家、作家、醫師、科學家。歷史上從沒見過這麼稀少的人，對一國歷史影響這麼深遠，在經濟文化學術界這麼耀眼，在他人眼裡這麼巨大。這真讓旁觀者又妒又恨又好奇。

近兩千年來沒有家的猶太人，曾多次被政客列為‘整肅’目標。這時他們雖然在普魯士找到一塊像樣的家，許多猶太人仍以外人自居——畢竟未來國王是否會再更改欽令？誰也不知道。對他們而言，德國不是家，只有德國的文化語言是他們暫時賴以為生的依據。儘管如此，猶太人對這個文化的‘家’卻十分珍惜。在希特勒未上台前，歐洲其他人對德國是懼怕，是討好，是嫉妒，是嘲笑，連住在普魯士境內的外人也如此；只有猶太人是真正喜歡這個倍遭白眼的國家。自德國詩人歌德以來，有不少人寫過，猶太人與德國人實在很像，兩者都有對事業的紮實精神、對資產的謹慎利用、對知識的看重；兩者在思想上都比較抽象，甚至都有點完美主義，都傲視世界也容易自厭，都不愛花言巧語，也都讓周遭的人厭惡。

但比起相似之處，兩者更屬‘共生關係’：猶太人在德國如魚得水，而德國也因猶太人而茁壯。費德烈大帝本人其實對猶太人很排斥，但他盡量不以個人喜好做決策。他在位期間能奠定軍事基礎，把普魯士拓展為歐洲列強之一，背後終究是靠猶太財團提供資金、鑄造貨幣，以及猶太的下層團體當稅吏、書記、或做討債、兌換錢幣等瑣碎工作。普魯士尚未一統德國之前，除了少數貴族與大批佃農外，幾乎沒有所謂的中產階級；比起萊茵河一帶曾是文藝復興的重地，普魯士的知識分子往往楚材晉用，不留在自己家鄉。猶太人剛好填補了這政治、經濟、才能上的空缺。十八世紀法文百科全書中有句話說：“最窮的猶太人也識字，所以他們如同齒輪鉚釘，讓整個社會運作。”

既然在此紮根了，許多猶太人自然開始改信基督教，開始與其他民族通婚，甚至在拿破崙戰爭和法德戰爭期間，有相當多的猶太人從軍捍衛‘祖國’。這些都是為了讓德國人更認同自己。然而他們願意付出，並不代表一般民眾會接納他們。十九世紀許多猶太人，收入或生活水準都比平均德國人高；二十世紀初，德國20%首富是猶太裔，下層民眾心裡不平總是難免。譁眾取寵的政客們也最喜歡藉此煽動人民的仇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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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是因革命、政府改組，而宣告息戰。這可說是為德國保留面子，但很多德國人卻固執地相信，德國並沒有敗，只是被新政府出賣了。接下來賠償戰債，大家心裡實在不痛快；而政府印鈔票造成通膨，更讓經濟崩潰，民不聊生。希特勒在這段時間特別討厭共產主義的革命分子，卻也憎惡只會印鈔票飲鴆止渴的民主政府；他的觀點正是多數德國人的心聲。基於凡爾賽條約，德國必須賠償當時相當於500億馬克的黃金、期貨、船舶、有價證券等等；有幾年德國難以償還，法國就派兵佔據邊境百般威脅。1932年全球經濟嚴重衰退，英法兩國為了向美國重新商討借債問題，才提出對德國的減債建議。或許他們認為這樣做，可以加速歐洲各國重建；但他們萬萬想不到，希特勒會趁這機會挑撥是非，說：“我們無法還債。我們也不願意還。”結果原本的減債居然莫名其妙地被德國媒體寫成‘免債’，一下子舉國歡騰，大家感激零涕，甚至數十年後還有老先生老太太們紀念希特勒，相信是他讓人民終於有麵包吃。以此為楔，希特勒終於在1933年掌權。當然，希特勒在選舉前已經事先恐嚇對手；選舉前一周國會大廈竟然失火，希特勒趁機將一堆反對黨人士逮捕下獄。那年納粹黨大獲全勝，他自己也獲任‘獨裁’。【注：後來德國果真沒有再還戰債；根據記錄，德國欠債本金利息，共需付1320億馬克，最後只還了兩百多億。】

可惜奪位容易，復甦經濟卻不容易。無知民眾會擁戴他，是因為他們希望能改善民生；假若他做不到，群眾的向心力會變成離心力，自己的政治生涯豈不完蛋了？

世上領導者多半短視。未上台前對執政者百般批評，自己上台後卻做得比前任還爛。偏偏缺乏工作經驗的人，反而喜歡苛求；滿腹牢騷的人，卻往往主宰一國生死。希特勒對之前通膨的經濟政策冷嘲熱諷，結果他自己的經濟政策更是殺雞取卵。1933年他強調德國要自給自足，因此下令查禁所有猶太人經營的商店，財產充公；納粹黨年輕人也趁火打劫，貴重東西往自己口袋塞。那年單是柏林就查封了五萬多商店；但這些店鋪一消失，德國商店的貨品自然漲價。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激進分子又鼓吹商家不要僱用猶太人；教授、老師、法官、律師、公務員無一倖免，大學限制只能收1%猶太學生。不久連猶太醫師也被解僱，取而代之的多是靠賄賂謀職的敗類。既然小人得志，大家更努力批鬥猶太人，以免暴露自己的差勁無能。的確，短期內德國人失業率大減，薪水也升了一成；但是自給自足的目標卻始終無法達到，反而因貨物短缺，政府竟要立法對肉類、水果、衣料等東西限量配給。

政策有誤，短視之輩偏偏總要死不認錯，堅稱是時間不夠長，看不到績效，或是施政還不夠徹底，所以必須更積極實施。希特勒統治下的經濟既產生副作用，從猶太人手中奪來的資產也不夠國家花費，該怎麼辦？就繼續榨油吧。1938年開始，猶太人被迫遷入貧民窟，有的甚至被捉去做生物實驗；政府沒收的房屋可以在拍賣場轉售，而原先猶太人的銀行業，也讓幾個德國資本家高價競標。那幾年德國經濟幾乎都是靠濫用徵收權，以及企業民營化。有良心的人會看不過去，但天下想佔這種便宜的人卻比比皆是。

當然，德國從各種管道撈來的錢，超過10%都用在軍事上。希特勒拒絕還戰債，並不代表別國不會來秋後算帳；尤其法德是死仇，凡爾賽條約以來，德國的黃金幾乎都賠給法國，此辱豈有不報之理？但要雪恥，就要有武力為後盾。德國一些有見識的人，對重新武裝自己國家的決策並不認同，不過他們很快都消失了，剩下的只好對上級唯唯諾諾。軍事準備六年後，1939年九月一日，德國終於再次對歐洲開戰。最先下手的，就是一次世界大戰後獨立出去的波蘭。

難道這六年來，全世界竟沒人關注德國的軍事發展？倒也不是。問題是，各國自從經濟大蕭條開始，大家都在努力拯救經濟。不救的會被民眾唾棄。可是救了一部分人，其他的也會抱怨不公平。到頭來刺激經濟，變成‘起手無回’，沒完沒了，無論效益如何都必須持續進行。最後政府為花錢焦頭爛額，對國際問題只好‘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 美國自從1929年經濟崩盤後，民眾對世界局勢變得漠不關心，甚至覺得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施援手，是錯誤的決定。他們封閉自己，除非收不到欠債國的利息，否則一般人只想隔岸觀火。

• 法國1930年代經濟不振，共產黨人士不斷號召革命，政府只得花錢刺激經濟、籠絡民心；可惜這種解救方法，往往是不切實際地耗資建築。最明顯的就是後世嗤笑又貴又沒用的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單是這一陣線就花費太多，根本沒錢做其他軍事發展，而法國號稱德國絕對無法越過防線，無非是想掩飾自己外強中乾、武力窘迫的現實。

• 1938年英國首相採取保守態度，對德國姑息，甚至一味相信希特勒的和平簽約。後代歷史譴責他的綏靖政策，然而當年多數英國民眾畢竟很支持他的做法。不難理解他們為何放任不管：我們倫敦的窮人尚且救不完，何必去管德國佔領捷克？自己獨善其身尚且有困難，何必兼善天下？

其實這種消極態度，已經讓英美法三國吃虧過一次。1937年日本進攻上海（一般稱淞滬會戰），曾是英國租界的上海，百年來已經有不少歐美人士居住，大企業紛紛以此為東亞貿易的基地。但十一月底上海失陷，許多歐美居民被俘，幾代投資盡失，居然沒有一國出言抗議，大家只希望能居中調停。日本既然行凶得逞又沒受處罰，當然不會就此罷手；接下來南京慘狀，華北地區相繼淪陷，國際聯盟一樣不曾表態。‘忍一時風平浪靜’的原則，對日本、德國都沒有用。

忽略問題，通常只是把問題延後，讓問題變得更難應付。德國侵略波蘭，舉世大嘩，二次世界大戰因此開幕；希特勒一不做二不休，立刻發動閃電攻勢，幾個月內已經攻占巴黎。由於美國不出面，俄國與自己定互不侵犯條約，整個國際間只剩英國與自己為敵。然而德國資本不足，要打敗大英帝國總需要錢；要控制已征服的土地更需要錢，而這些錢總不能從自己德國人口袋裡徵收。那簡單，再來犧牲無辜一次好了；1940年納粹黨開始屠殺猶太裔，其他對獨裁有意見的人也全部抄家、送毒氣室懲治。

可是這次他算錯了。波蘭的政客早就有樣學樣，效法希特勒的方式壓榨猶太人；這時東歐的猶太裔已經沒多少財產供他補貼軍資，殺再多也無濟於事。煩惱之際，他注意到東亞的另一個野心家。太好了，德國與日本結盟的話，遠交近攻，對付英國就容易。那年九月，軸心國誕生；德國牽制英國的歐洲戰力，日本也不辜負希特勒的期望，一年之內步步侵占英國的香港、馬來半島、新加坡等地。

當然，假若英國戰敗，欠美國的債恐怕永難償還。所以日本一進攻東南亞，美國立刻停止對日本輸出石油。這經濟制裁對日本影響很大：沒有坦克、飛機的燃料，就無法作戰。因此日本佔了英國殖民地，乾脆繼續南下奪取荷蘭屬地印尼——畢竟那時整個東亞只有東印度群島產石油。1941年爪哇島終於升太陽旗，日本總算實現了可以自給自足的‘大東亞共榮圈’夢想。同一時間，德國也怕缺石油無法作戰，而歐洲唯一產石油的地區卻是俄國的克里米亞地帶。為了確保資源，希特勒還是進攻俄國；沒想到俄國死傷慘重，卻仍因焦土政策再次讓敵軍無功而返。1941年十二月五日，希特勒嚴冬中下令退兵。

世上偏有更沒想到的事。兩天後，日本竟偷襲夏威夷的珍珠港，把美國扯進戰局來。德國本來有希望戰勝英國，一下子居然要同時挑戰英、美、俄三國。

這是報應麼？

餘悸：折戟沈沙鐵未銷（一）

        我曾建過鐵路，讓它運作，/讓它與時間賽跑。
        我曾建過鐵路，現在建完了，/兄弟，能施捨一毛錢麼？
        我曾建過大樓，高及太陽，/挑磚接鉚混石灰。
        我曾建過大樓，現在建完了，/兄弟，能施捨一毛錢麼？
                        ——美國1930年代歌謠

1929年經濟大蕭條，華爾街富豪跳樓的史實，一向是政治、經濟、社會學家所關注的主題；尤其每當經濟不穩定時，更連小市民們都努力鑽研這段歷史，尋找自救之道。可是一次世界大戰後不過11年，為何世界從希望再度跌入絕望？這段過程卻很少看到分析。假若經濟問題是疾病，許多人似乎沒有‘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反而是幫社會改善問題，幫經濟起死回生的政治家成了偉人。

這十年多，對世界大半國家而言並不好過。首先，戰敗的德國扛了大筆債務，它的通貨膨脹、經濟蕭條或許還容易理解——1923年德國通膨率達到每月3250000%，到年底前居然出現一兆馬克對一美元的驚人匯率。當然，印鈔票並不是為了還債，因為所有債權國都只要黃金，不要馬克；這些鈔票其實是為了補德國金融流量的缺口，政府不得不做醜事。不過這筆爛帳很快又造成更多副作用，中產階級一夕變窮人，公司行號相繼倒閉，結果惡性循環。類似現象，奧匈帝國分家後債務未償，所以奧地利與匈牙利也分別出現1426%與98%的月通膨率。但沒有債務的地方，對通膨同樣沒有免疫力。從德國獨立出來的波蘭，三年通膨仍高達988233%的可怕數字。意大利和東南歐也都面臨通膨、失業、食物短缺、罷工、激進分子暴動的問題。

淺顯地說，戰爭造成大家互不信任，而經濟與貿易又最需要信任做基礎。戰敗國和戰績不良的地區，會缺乏合作對象，資金也比較短缺，更使經濟難以復蘇。這是很不公平的現象，卻也是歷史慣例。

但是戰勝國的處境未必有利；同時期英法兩國，經濟仍萎靡不振。很多學者說是無法從德國獲得賠款，這理由對戰爭破壞不多的英國未免牽強，畢竟重建中的法國經濟其實還比英國好，1927年甚至成為世界最大儲金國；但戰後十年，法國經濟實無重大變化，而英國的經濟成長幾乎都發生在加拿大、澳洲等地區，英國本土卻幾乎沒成長。這倒是政策問題了。法國在大戰期間犧牲人口太多，戰後失業率可說沒有，甚至不少外籍人民到法國謀生；然而這十多年發展的幾乎都是農業，貿易也是極端保守（所以才儲存大量黃金）。一開始農業恢復，不必再倚賴南美洲的食物進口，經濟成長還算可觀；但這只是彌補戰期所失，時間一久，成長率又回到零。英國可耕地沒有法國多，自從工業革命以來都靠出口業補貼經濟；偏偏戰後許多國家缺錢，英國貨品銷路甚慘，停擺的工業也迫使許多英國資金外流，結果近二十年不景氣。

再看革命後的蘇俄，曾一段時間實施新經濟政策使農業起色，但不久也負成長，直到1928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 Ио́сиф Ста́лин)才廢除政策。其他西班牙、中南美、非洲、中東國家，經濟落人一等，但是遇到歐洲蕭條也同受連累。像西非、印度、墨西哥、阿根廷，大戰期間靠農作出口稍有成長，戰後又因食物價格暴跌，導致農民欠債，外資撤離、經濟窘迫，種下未來社會不安定的隱憂。中國這段時間正值五四運動、北洋軍閥割據、蔣介石北伐等事，經濟難以起色。日本則正碰到產業上的瓶頸，表面上突飛猛進，實際上這都是國家撐腰的工業。明治維新以來，政府鼓勵的不少是機械軍事類的重工業；可是這時連英國工業出口都有困難，自己要維持經濟成長，又該如何？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世界各國所遇到的經濟問題也不盡相同。

整個世界似乎只有美國蒸蒸日上，美國也自認為是鶴立雞群的佼佼者，甚至標榜是自己勤儉美德、奮鬥精神的成果。可惜這是很自欺的態度——越是自以為穩若泰山，越會把許多人一齊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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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媒體對1920年代的描繪，總是紙醉金迷的消費。實際上這種生活只限於少數華爾街大亨；大部分民眾根本還不知道電影、香檳、時裝毛皮首飾，甚至好萊塢的泳裝選美都聳人聽聞。但這也不代表他們消費方面沒有改變；大戰後的美國已經達到相當工業水準，民眾買屋買車、買收音機、買家電，逐漸成為家庭必要。何況除掉這些消費，整個社會仍剩很多錢，而這些錢通常還是存銀行為主。以美國而言，一次世界大戰前總存額是174億美金，到1928年已經高達527億；儘管利息不多，畢竟‘寧靜致遠’也無所謂。

然而存款比起貸款，又顯得微不足道了。貸款做什麼？做投資。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為了確保軍需，特地將麥價從一桶八十角，提高到一桶兩美金。這雖然促使農民努力耕耘，卻更鼓勵投機商炒作農地，賣給這些增產報國的農民。戰後農地銷路不佳，建商又慫恿各地政府要加強建設，提供新市街給汽車行走，開闢住宅區給新移民。人口移動，是投資者最高興的事：從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多了60萬南歐移民，35萬東歐移民，20萬拉丁美洲移民，還有大批美國南部遷徙的黑人。這些人幾乎都搬入大都市，市長們為了救濟低收入戶，又必須借錢行‘仁政’，讓投資者加倍受惠。都市逐漸變成貧民區，郊區的房市自然漲價，佛羅里達的海濱別墅也快速增值。佛羅里達房市泡沫後，加州房價炒作又成了市場新遊戲。等加州房價開始下跌，投資者已經往股市大量塞錢。1925年佛羅里達的房產總值是四百萬美金，1926年洛杉磯房市總值卻高達兩億美金，1929年前九個月內，投入股市的金額竟有85億，盡是銀行貸款。當年全美國貨幣總流通量也沒這麼多，聯邦預算才320億，出借給歐洲同盟的則有110億。換言之，只要還有新的賭場讓人流連忘返，大家都還相信美國是與眾不同的國家，不會碰到歐洲的經濟問題。儘管有人警告，銀行破產率已經連年增加（1900年代每年約90家，1922年367家，1929年691家），投資者只當耳邊風。

這就是為什麼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股市重挫150億，整個月來損失500億，會讓人恐慌到六神無主。單這些損失就相當於銀行總存額，其他房市、公司、政府的債務更是難以承擔。那年公司破產26355家，銀行倒閉1352家，次年又倒28285家公司，2294家銀行。全國土地產大跌三分之一，失業人口高達25%。而出借給歐洲的，短時間又不可能還，究竟該怎麼辦？

恐懼會對人產生許多副作用：第一、過度自信會突然轉為自尊破滅，對未來無法猜測，更感到死亡的陰影逐步逼近。精神力弱的容易崩潰；而精神力強的也要分心照料別人，加倍負擔。第二、再怎麼不信神的人，到了困難瓶頸，也難免覺得是天譴，是神在管教自己道德淪喪。1920年代的繁榮，從此被描述為貪婪糜爛的虛假世界，聲色犬馬的狂歡、酒池肉林的縱慾、放高利貸、上層壓榨下層。伍爾夫（Thomas Wolfe）寫的《無家可歸》、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憤怒的葡萄》、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喧嘩與騷動》、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都影射了這種負面社會觀，也都對經濟蕭條寄予一種既值得同情，卻又是因果報應的看法。

但最可怕的還是第三種副作用。一般民眾對失業潦倒、飢餓受凍，最直接的反應還是求助政府；而萬一政府不幫助，仍會出現官逼民反的行為。1930年初，加州有些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士兵，因為失業，希望政府能讓他們提早領退休費養家。政府這時救經濟都來不及了，如何讓人領錢？可是士兵們被婉拒，卻不肯罷休，搭鐵路逐步行乞到華盛頓首府，沿途更增加了許多生活拮据的民眾，還有一些惟恐天下不亂的肇事分子，聲勢浩大地在首府市郊公園向政府哀求抗議。胡佛總統(Herbert Hoover)仍然不批准，而且宣告這些人應該立刻遣散，不得擾亂公園附近居民生活。雙方都不肯讓步，最後仍然起衝突，總統只好請陸軍的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出面鎮壓。人民是遣散了，政府的民調也從此跌到谷底。

為了不再讓民眾抗爭重演，接下來政府只好盡量低調，任何離譜的法案，假若能短期幫助人民，都照單全收。經濟蕭條不久，聯邦最高稅率居然從25%升到63%，公司也被課重稅，有錢人乾脆工廠關閉不做了，遭殃的反而是員工。1930年有兩個議員想譁眾取寵，提議增加進口關稅，保障美國自己的工業。聽到消息，許多經濟學家都大罵無知，連汽車大王福特都搖頭稱他們是經濟白痴；但一般小市民聽到政客說可以減低失業，仍是到處響應。那年法案一通過，果然世界所有地區，包括第三世界國家，都一齊增加進口關稅，一下子更引發全球工業幾乎停頓，各國工人被裁、公司倒閉的現象慘不忍睹，英法等盟國幾乎與美國斷交。1932年那兩個議員都難看地落選下台，但是他們所造成的遺害卻還要花十多年逐步消解。

或許我們今天讀歷史已經猜到：假若當年大家不是飲鴆止渴，也許1932年經濟就會開始恢復了。不幸的是，許多人不明白‘一動不如一靜’，總是病急亂投醫，以火救火，最後病症反而越來越惡化。然而身歷其境的，又有幾人能坐懷不亂？一個醫師不做治療，怎麼向家屬交代？一個政客不立新法，豈不是要被媒體說是無能廢材、姑息問題？何況多數政客家境不差，更會遭民眾唾棄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結果大家拼命救經濟，實際效果如何？1930年紐約鼓勵讓失業的人擺路邊攤，幾天後到處都有人賣蘋果賣報紙，反而讓街上的店鋪難以經營；剛開始還有好心婦女會可憐窮人，後來被一堆爭相兜售的人嚇怕了，還有誰敢買？到頭來整疊報紙、整籃蘋果賣不掉，連報商果農都虧本；那年冬天，路邊攤一個也不剩，倒是本來還有人光顧的店面，因顧客迴避而倒了近半。

胡佛總統1932年落選，取代他的是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美國人簡稱FDR)。儘管他家境富裕，由於他個人雙腿不便，對一般平民也比較同情。他參選是打著‘願與人民共渡困境’的旗幟，以壓倒性票數當選；接任後羅斯福也不負眾望，百日內行新政，再怎麼浪費錢也要幫助人民。然而這些新政真正生效的並不多，最重要的只有聯邦存款保險(FDIC)、田納西河谷管理(TVA)、以及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三項。其他法案雖然刺激經濟，卻無法持久，徒然勞民傷財而已；甚至到今日還有經濟學家苛責羅斯福的新政，前幾年似乎一切上軌道，卻是治表不治根，1937年起美國經濟又再度蕭條。當然，這未必全是他經濟政策失敗；1935年開始，美國中西部嚴重乾旱，沙塵暴使許多農民流離失所，約有350萬人不得不遷徙他鄉。羅斯福最奇特的一點是，無論經濟好壞，民眾都支持他、信任他，甚至到1940年大選，已經當選兩任總統的他，居然在民眾激昂的歡呼聲中三度參選，而且仍是高票當選。

可能大家在懼怕中最需要的，就是能仰賴的避風港。歐美西方是基督教國家，但除了神，世人也需要值得倚靠的領導人。比起那時代其他國家人民的領袖們：蘇俄的史達林是喜怒不定的人，英國的Neville Chamberlain是不敢在德國太歲頭上動土，法國的Albert François Lebrun是因為各黨不合才立一個最沒有政治威脅的人當總統，意大利的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簡直是黑手黨獨攬天下。或許美國人民相信羅斯福，並不荒謬，因為他確實與人民共同努力，一點一滴在改善國家經濟。

不過，美國獨善其身就夠了麼？救得了經濟，別處是否會出漏洞？

文豪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1935年寫道：“一個管理不當的國家，第一劑萬靈丹是印鈔票，第二劑是發動戰爭。兩者都能帶來短時間的富強。兩者都會導致長時間的毀滅。偏偏政治經濟的機會主義者都喜歡躲在這兩者之下。”他的前半段話已是不堪回首的歷史，後半段預言竟又不幸言中。。。

（待續）

烙痕：滿目瘡痍

曾有無名氏作詩：“德軍五百里，法軍五百里，陣亡千萬人，只為一壕溝；浴血戰雖勝，敵卻不肯讓，犧牲人更甚，重佔此壕溝。”

今日對一次世界大戰的印象，幾乎都是這類無意義的殲滅戰。在它之前半世紀，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武器還沒如此精良；士兵開槍後硝煙瀰漫，擋住視線，尚要幾分鐘時間子彈重新上膛，因此近距離敵人有機會趁空檔進襲。到一次世界大戰，這種戰術已成了過去。機關槍由一分鐘25發進步到一分鐘600發，射程遠至千尺，連硝煙都沒有，反沖力也減到最低。榴彈砲更增加命中損傷率，往往部隊連危險都沒感覺到，就已經禍從天降；再加上彈藥技術進步，爆破後金屬片可能穿腦致死。化學武器問世，毒氣中者立斃；火焰槍截斷敵陣，懾人心魄；地雷瞬息讓幾千人斷肢殘腿。整段戰爭史簡直是冷血殺人的修羅地獄。當時英國第一海軍大臣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後來首相)筆記寫道：“以前戰爭是殘酷壯烈的，現在戰爭已變得殘酷污穢。不再是少部分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在榮譽的掌聲中表演古典優美的戰術；取而代之的是整個國家，包括老弱婦孺，與另一個國家對峙。雙方無情地趕盡殺絕，然後由老眼昏花的官僚們點算屠宰清單。”

或者講得更難聽，一次世界大戰幾乎沒有什麼值得借鏡的策略戰術。技術進步了，卻很少看到軍隊領導們與對手鬥智。美國長期不願加入戰圈，實在因為這是徒然派人送死而已。連南北戰爭的將領們都不願再犯這種錯誤，歐洲的國王將軍們卻一而再地草菅人命。當然，這些皇室貴冑並非不學無術，開戰前也做了策劃，但到最後全是紙上談兵。食古不化的戰術，跟不上殺傷力更強的戰場。結果大家用墨守成規，掩飾自己六神無主，戰爭因此多年膠著。人民參戰是基於民族情操、世界理想、愛國熱忱，可是四年下來體驗到的，反而悲慘多於英勇。相比之下，二次世界大戰更血腥，但從未像一次世界大戰這麼無謂地瘋狂，這麼令人消沉到絕望。

但就另一個角度來看，歐洲自拿破崙以後，從未有重大戰事，也因此戰爭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近百年前，1815年維也納會議中，各國為了不讓戰火再次席捲歐洲，都主張恢復拿破崙戰爭之前的法國國界，而不是被瓜分；但他們說要重新調節列強的權力，使各國能夠‘相互平衡，保持和平’，倒是假仁假義——畢竟俄國、普魯士、奧匈帝國都趁機擴大版圖，各自兼併中歐、東歐、南歐的小諸侯國。當然，他們縱算自私胡為，至少天下太平了一世紀，功過相抵還說得過去。然而這協定的大前提是維持平衡，也就是互相牽制。短時間這對各國修生養息很有幫助，至少免除人民戰亂之苦；長時間卻會出現四種副作用：

第一、人口膨脹，需求大增。從1880到1910年，奧匈帝國人口增加35%，英國26%，德國43%，俄國甚至超過50%。為了供需，更為了穩定內政，全天下的資源幾乎都運往歐洲。美國的與印度的紡織業、非洲的金礦鑽石象牙、東南亞的橡膠、南美與澳洲的畜牧業、加拿大與黑海的麥田，一概成為歐洲仰賴的市場。反過來說，只要世界哪裡有問題，就會影響歐洲物價，間接左右各國關係。

第二、大家不爭歐洲，只爭天下。帝國主義崛起，有部分是基於大家不能對鄰居動念，就算戰勝也得不到疆土。百年中除了法國的拿破崙三世與德國不到一年對戰，其他發動的戰爭都在境外；到了一次世界大戰，更連非洲、中東、和一部分東亞都同受連累。

第三、許多國家這百年來，已經盡量逃避任何外交上的衝突，甚至戰前百般妥協，只要不再天下大亂，就算被辱被騙，挨打不還手也甘心。其實這現象在二次世界大戰前，甚至今日世界也不例外；問題是，大家自稱是文明人，不再野蠻，可是一旦開戰，將領們竟然紙上談兵，連要如何作戰都忘了。

第四、國家興衰有時間性，百年前的平衡，到了1914年已經有強弱懸殊的差距。可是政治上卻無法‘不適者淘汰’，結果戰場上見真章，堪稱慘不忍睹。最明顯的例子：歷史教科書說，戰爭的出發點是奧匈太子在東歐塞爾維亞(Serbia)遇刺。那這裡應該是利害衝突最關鍵的地區，為什麼大部分記載都很少提到奧匈帝國，反而德國成為戰爭元兇？為什麼很少講到東歐戰事，反倒是《西線無戰事》之類的壕溝戰記載，讓人印象深刻？答案很簡單：東歐各國根本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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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從過程來看比較容易懂：1914年夏天，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正式宣戰；俄國基於約定，也向奧匈宣戰；德國與奧匈聯盟，又向俄國宣戰；法國與俄國有合約，再向德國宣戰。英國本無意幫助法國，但德國在非洲、亞洲擴大殖民地，終是後患，所以這時也與法國共陣線對付德國；日本則覬覦德國殖民地，趁機向德國宣戰。。。

到此為止，英法日俄各國（通稱協約國Allies）宣戰的對象已經不是奧匈帝國，而是德國。雖然死的是奧匈太子，但奧匈皇帝老態龍鍾，太子其實就是首相。他生前一直積極拓張勢力，指染巴爾幹半島；畢竟奧匈帝國處於中歐內陸，對外交通是靠流入東歐羅馬尼亞的多瑙河，再來就是黑海要衝的伊斯坦堡。若不控制這地帶，終究受制於人。然而太子一死，領導位置頓時空缺，政治不穩的奧匈帝國根本不值一提；缺乏決策者，軍事上毫無勝算。再加上它種族太多，語言紛雜，早就面臨分裂的危機。這看法並非杞人憂天，從接下來的戰績就可證實：第一場戰役，奧匈帝國面對塞爾維亞臨時組織的義軍，竟然還攻不下；它繞道阻截俄國軍隊，也是節節敗退。國家大，未必強盛。

倒是德國（普魯士）在短短十九世紀，版圖擴大至法國邊境，陸軍精銳，還開始發展海軍，對西歐各國最具威脅。再者，德國北有萊茵河，南有多瑙河，交通、經濟方面都比奧匈帝國佔優勢。假若奧匈帝國瓦解之際，‘三讓徐州’給德國的威廉二世(Wilhelm II)，將來德國版圖豈不是要再大一倍？而且它若從北海延伸到黑海，徹底縱切歐洲，其餘各國還控制得了麼？所以大家對德國宣戰，主要也是防範未然。

既然這麼多國家宣戰了，開戰之初，德國陸軍立刻經比利時入侵法國，不到兩個月內勢如破竹，甚至大軍距離巴黎已不到三十里。當然，他們目的是想集合一百五十萬大軍，速戰速決，先除法國，再攻號稱有530萬大軍的俄國。然而他們仰賴自己槍械進步，卻沒料到對方防守技術也進步了；只差三十里，竟然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想從北邊南邊繞道，也都被擋，最後陣線由比利時海邊延綿到瑞士山嶺，南北長達600里。這一來陣勢的衝勁喪失，卻又需耗大量兵力，剩下對付東邊俄國的軍力也大打折扣，只有西邊陣線的十分之一。儘管如此，德國東部15萬軍力仍大破俄軍；1915年重挫塞爾維亞；1916年羅馬尼亞為了捍衛自己主權，加入英法俄的協約國，結果一樣鎩羽而歸。

怎麼東歐各地如此積弱？最大的問題是它在歷史演進上慢了幾世紀。巴爾幹半島曾是東羅馬帝國的重心，在整個歐洲黑暗時期，各蠻族戰亂之際，伊斯坦堡依然是歐洲最文明的地方；然而它從未經歷過其他地區暴力、排外、迷信、貧困的低潮。等到西歐各國開始文藝復興、發現新大陸、科學問世、工業革命，東歐卻正因政治宗教種族問題，逐漸分裂走下坡。當半個歐洲用遠洋輪船、跨國鐵路載貨交易時，另外半個歐洲卻還停滯在羅馬帝國的思維，爭多瑙河的地盤，計較伊斯坦堡的港口貿易權。羅馬尼亞一加入協約國，它死敵保加利亞就加入同盟國，而重新獨立的希臘又因此加入協約國，還趁火打劫，要奪阿爾巴尼亞與黑山，如此混亂簡直沒完沒了。奧匈太子因貪求巴爾幹半島而喪命，可是他從未注意過，自己帝國人民識字率偏低，科技遠遜別人，連鐵路建設也與非洲殖民地相去無幾；就算奧匈帝國有辦法奪得威尼斯、雅典、伊斯坦堡，全球的經濟發展已經不局限在地中海了，未來要如何經營？

俄國更離譜。根據歷史分析，俄國軍力龐大，領兵的貴族階級卻各自為政，不願合作。俄國第一軍團總帥，與第二軍團總帥是世仇，結果與德國首度交鋒時，一軍總帥竟為了讓對方出洋相而故意不援助，導致二軍戰死三萬人，被俘九萬人，二軍總帥逃走途中自殺。不過等到一軍總帥面臨德軍，照樣沒人援助，因而折損了十二萬人，逃回莫斯科後一樣獲罪下獄，真是報應不爽。這種貴族爭名、各懷鬼胎的軍隊，自然打不過紀律嚴整、有過必究的德國軍隊。俄國還有一個嚴重癥結：自從拿破崙敗戰後，歐洲對俄國總是潛意識以為他們陸軍比法國還強，連俄國貴族將領們也開始夜郎自大，卻忘了拿破崙戰敗，有很大部分是因俄國的焦土政策。假若現在不用焦土政策，要與德國前線交戰，勝算有多少？很不幸，1914年開戰兩個月，沙皇政府已經實力見底了，接下來兩年更是日暮途窮。

見到俄國的狼狽相，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也想來撿現成便宜，與德國建交，從後偷襲俄國。可惜德國重創俄國，並不代表土耳其也有本事打得贏俄國；更糟的是英法俄協約，與俄國為敵，就等於讓英屬阿拉伯地區有理由進攻土耳其，連帶波斯地區也被英屬印度部隊併吞。土耳其本來就被別國譏笑為‘歐洲病夫’，這下子戰場上又多一個敗卒。

不過英法這邊同樣問題百出。英國至少還肯多花腦筋在戰事上，見到法德兩國採取壕溝戰，就開始研發坦克；見到毒氣殺傷力過強，就立刻製造防毒面具（後來德國見氯氣對英軍無效，又趕緊製造更毒的武器）；見到德國潛艇襲擊美國來的補給商船，也迅速派軍艦追擊潛艇，最後在阿根廷外海福克蘭群島殲滅德國潛艇部隊。法國卻沒有這種變通力，犧牲的人再多，將領也只會加緊向全國徵兵，連看到英國的防毒面具都不會跟進採用，還固執地以為有足夠的愛國熱忱就能戰勝。德國的空襲部隊轟炸巴黎時，法國根本只有躲藏的份，簡直貽笑大方。可是英國要打科技戰，短期內究竟難有成果，第一台坦克問世還要開戰兩年後。議會未必有這麼大的耐心，反而要責怪軍事大臣，把資金耗費在不切實際的研究，怎麼不乾脆派兵從南歐夾擊德國？

正如《鬼谷子》說：“佞言者，諂而干忠。”在眾議非難下，英國還是派兵到希臘。慘的是，這一仗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對：冬末春初的愛琴海、土耳其的水雷防線、再加上與希臘海陸兩軍沒有配合，導致英國大敗。英國這群‘臨事無主張，事後諸葛亮’的政客，又抨擊指揮無能，連邱吉爾都必須辭職謝罪。土耳其則為此得意洋洋許久。

1917年是戰況最晦暗的時期。那年法國因為犧牲人數過多，引發全國反戰示威抗議，徵兵困難。俄國則是共產黨革命成功，因而退出戰局，等於東歐再無人敢挑戰德國，威廉二世更可以將兵力集中西線。到目前為止一直作壁上觀、舉棋不定的意大利，這時也慌了，深怕席捲東歐的德軍下一個要吞併自己，才趕快見風轉舵，加入協約國；然而它仍被德軍打得落花流水。整個歐洲似乎只剩英德兩國在比賽誰先攤牌認輸。奇怪的是，美國本來不想攪這趟渾水，連自己商船被擊沉都不敢吭聲；不知怎麼，英國情報局這年獲悉德國正慫恿墨西哥政府反美，因而全美國民眾大嘩，總統在1917年表態加入英法。這是官方解釋，實際上墨西哥在當年國際局勢中微不足道，就算與德國建交，也不見得能影響美國；何況壕溝戰目前以德國佔優勢，哪需要墨西哥加入？換言之，英國這情報，時間點太巧了；協約國已經要窮途末路，怎麼就突然出現生力軍，改寫戰局？

只是美軍1917年加入，卻一直到1918年才真的上陣。美國將軍剛到歐洲，立刻與法國將領們不合，原因是法國只想把美國部隊推上前線去做替死鬼，根本沒有所謂的戰略。為此，美國一直不願載運百萬大軍到歐陸，而是將他們留在美洲訓練；畢竟士兵新徵，武器裝備也不足，這麼青的部隊能有什麼用？西點軍校更蒐集資料，分析歐洲戰事，努力找出如何破解德軍的方法。戰爭，決不能像法國‘視死如歸’，德國也真如願以償地讓它血流成渠。要戰，就一定要贏。

價值觀的改變，加上英國的技術突破與美國的部隊訓練，終於打破了僵局。之前三年屍橫遍野的壕溝，不到36小時內就被美軍跨越了；之前觸目驚心的德國轟炸隊，現在一一成了英美戰鬥機飛行員立功授勳的籌碼。儘管如此，美軍損失也不小，統計約二十萬人，但這種損失比起英軍傷殘三百萬、法軍傷殘六百萬、德軍七百萬、奧匈帝國五百五十萬、土耳其四百萬、俄國逾八百萬，又顯得好太多了。諷刺的是，1918年11月9日德國也發生共黨革命，不到兩天佔領政府，普魯士帝國結束，取而代之的是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11月11日上午11時，德國新政府宣告休戰。

一場無緣無故發動的世界戰爭，打得無天無日、無了無休，最後竟又這樣無影無形地結束。

然而一次世界大戰再怎麼無意義，卻塑造了未來世界，甚至影響至今。因為戰爭，俄國共黨得勢，也從此教育栽培了二十世紀一批共產國家領導人物。因為戰爭，普魯士帝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都消失了，帝國主義被罵為各國窮兵黷武的背後主謀，之後大家只設總統、總理。因為戰爭，大家變得更猜忌，從原先的世界貿易變成關稅重重，靠出口業的國家都面臨工業倒閉的危機。因為戰爭，德國被罰承擔三百三十億賠償費，結果使得中歐陷入經濟蕭條，一個曾經參戰過的潦倒畫家，竟走上政壇，成立德國納粹黨（Nazi）。戰爭解決了一堆問題，又製造了另一堆新問題。

1919年巴黎和會中，多國元首都說這是以戰止戰。他們成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以求世界保持和平；殊不知大家仍是在重蹈百年前拿破崙之後的覆轍。

也許，人類期盼的並不多，只希望未來好好安全地活下去。這樣計劃，可以麼？

巨業：一本萬利？

今日談到‘帝國’這名詞，大家無不皺眉，有的甚至會激昂地謾罵外國的蠻橫作為。然而帝國自古以來一直存在，連中國都曾是泱泱帝國，為何世界對這名詞如此反感？

其實許多人不滿的不是帝國，而是帝國主義。只要有皇帝就有帝國，但帝國主義卻與皇帝無關。一般歷史定論，帝國主義的崛起是從1870年代開始，歐洲列強瓜分非洲，又迫使中國門戶洞開（日本也有份）；英國當時已經佔領印度，還與俄國在波斯、中東等地展開‘大博弈’。當然，歐洲各國有國王，算是帝國，不過民主的美國，也在威爾遜總統時代指染墨西哥、中美洲，更在1898年把夏威夷劃為特別行政區。由於這發生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盛行後，自有人怪罪達爾文。

可是再廣義地看，十九世紀末出現的，不只是逐鹿天下的強國，也包括各行各業的大集團、大公司。有的是國營企業，包括許多國家的央行制度都始於此。有的是小公司急速擴展，比方德國西門子電子公司（Siemens）、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英國匯豐銀行（HSBC）、路透社（Reuters，新聞）、戴比爾斯鑽石公司(De Beers)、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雀巢（Nestlé，世界上最大食品製造商）、美國寶僑公司（Procter & Gamble，全球最大日用品公司之一）、花旗銀行（Citi）、輝瑞製藥（Pfizer）、杜邦(DuPont，今日世界第三大化工）、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曾為四大投資銀行之一）等等。有的是新興產業，包括貝爾電話公司（1877年，後來被AT&T合併）、愛迪生照明公司（1880年，今日通用電氣）、西屋電子公司（Westinghouse， 1886年）、強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1886年，醫療用品）、可口可樂（1886年）、德國戴姆勒汽車公司（1890年，今日賓士公司的前身）、日本株式會社（1890年）、法國萊雅（L'Oréal，1909年，世界最大化妝品公司）等等。還有很多靠鐵路業與政治瓜葛大撈一筆，包括加州史丹福（Leland Stanford）、賓州梅隆（Andrew W. Mellon），至今姓名仍高掛大學匾額上。但最著名的，也最富甲一方的，莫過於美國的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銀行大亨摩根（J. P. Morgan）這些人。

為什麼同時代會產生這麼多大國、大公司、大財團？有人認為這些公司是‘先天下之勞而勞’，所以才會‘先天下之富而富’。這種看法對於鼓勵產業很有幫助，卻未必屬實；商業史上有不少例子，最早開拓市場的人，很少成為最後的贏家。其他有人相信一個關鍵性因素、一個別人沒有的條件，就可以讓一家小公司搖身一變成為世界巨富，一個歐洲國家成為世界性帝國。曾有人做比方，華爾街就是最早利用電話傳遞投資情報、管理營運，才能在金融業如此亨通；英國就是因為有連續射擊的來福槍，才能在非洲如此佔優勢。這種誇大廣告，可信度很低；事實上，愛迪生並不是最早發明電燈的人，福特並不是最早發明汽車的人，萊特兄弟並不是最早發明飛機的人——他們固然是英才，但在廣闊的世界上有許多平行發展的地區，實不足奇。像槍械炸彈的進步，當代幾乎每個國家都採用，根本算不得是獨特的優勢條件；同樣地，電報電話的普及，也是大西洋兩岸每個公司都趕快引進的，難道大家發展都一樣好？

還有人覺得歐美各國科技經濟軍事上勝過他人，亞洲非洲只是利字當頭，不得不折腰；這觀念似乎純粹是為帝國主義圓場，因為破綻實在太多；中國被歐美列強蠶食鯨吞，人民日益排外，甚至導致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這已經不能硬稱是為利益低頭了。波蘭小說家Joseph Conrad寫《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1899年）描述非洲剛果河運送象牙的景象，包括貿易站的惡劣情況、調度混亂、零件散落、無謂的操勞工作，鎖鏈下的黑人可能要工作到死，不服者處決，因而貿易站外全是土著頭顱；但白人也厭惡這裡的工作，效率低、怨言多，有的因離鄉太遠而另結新歡，有的發瘋，有的死於瘧疾。顯而易見，這樣的殖民地，對雙方都不是很值得的投資。除了執政者在地圖上耀武揚威，其餘人根本見不到絲毫利益。

那是什麼造就了這些時代巨業？《史記》說：“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這話用來說人度量大，當然很對，用來做負面解釋，也無不可。真正暴富的行家，不論是政府特權、市場施壓、合法詐騙、投機取巧、偷梁換柱、籠絡靠山、收買官員、討好媒體、套交情拉關係、造謠打垮對手，只要有利的都不必拒絕。真正得勢的國家手段也一樣，不論是籠絡靠山、收買官員、殺一儆百、荼毒人民、金融外交、拉攏同盟、製造利己謊言、弄虛作假讓殖民地與自己同仇敵愾，凡是有用的計策都不必嫌棄。

古人云：‘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真是既矛盾又一針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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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與古代帝國最大的不同，在於管轄的人少，割據地的人也不能算是國民。中國漢朝人口六千萬，單是控制西域、鎮守北疆，就至少動用幾十萬人；畢竟匈奴人數三十萬，沒有相當武力抗衡，自己努力累積的成果都會遭殃。羅馬在凱撒時代人口五千萬，為了統治北非到多瑙河，也耗了幾十萬人；沒有這麼多人駐兵西亞、埃及、不列顛、日耳曼地區，羅馬本土始終無法心安。可是十九世紀的帝國，要控制世界未必要相等人數：清朝中國人口四億，真正在華洋人卻只有五萬，即使義和團‘扶清滅洋’所屠害的外國傳教士約兩百人，也不到遠渡來華的一成。印度當時人口將近三億，卻由不到八萬英國人掌管。非洲情況更嚴重，1900年人口大約1.2億人，卻到處由歐洲人購地置產，因此今天南非尚有8.7% 白人。然而來開墾的荷蘭、法國、德國移民，照樣對虎視眈眈的大英帝國存強烈反感，遂有後來的波爾戰爭（Boer Wars）。實際上英國移民到肯亞、坦尚尼亞、辛巴威的人也與政府官員軍士有摩擦，但他們比起當地黑人處境已經好太多了。十九世紀的種族歧視很嚴重，有部分也在於管理階層與當地人民，數量相差太懸殊，若不用階級分隔，根本無法掌控這些土地。

當然，大公司的營運也一樣操縱於少部分人手上；這在今日司空見慣，在十九世紀還很不尋常。1871年成立的摩根銀行，到1900年已經掌控了美國八千萬人的資產，自己銀行僱員卻僅是幾百人（就算到21世紀銀行職員仍只兩萬多）。身為投資銀行，它不必在各鄉鎮設分行運紙鈔，單是在華爾街交涉一筆生意，都比其他殷勤生意人撈的多。標準石油與美國鋼鐵算是有實質產品的公司，也只各有五萬多員工，其中九成以上還是低薪工人；然而它們真正獲利的方式並非生產石油鋼鐵，而是壟斷市場後減產漲價。那年代靠鐵路致富的，全是由政府給予特權，因此由加州運到東部的貨櫃，在每州州界都要被刁難改變火車節數，間接給鐵路老闆製造賺錢機會。

而特權，就要靠關係。美國鐵路四大家，史丹福曾任加州議員，要立法鞏固自己權益是易如反掌；不過其他人能爭取到太平洋鐵路建築權，肯定也與國會瓜葛菲淺。聯合太平洋鐵路(Union Pacific)至今是全美最大鐵路網，在十九世紀還曾爆發多次賄賂醜聞；反正官商勾結再嚴重，民眾對這現象還不是搖頭嘆息，一籌莫展？據說第一條橫貫鐵路竣工時，兩家大公司的老闆一齊到猶他州慶祝，還象徵性地打最後一樁鋼釘，結果兩個老闆連鐵鎚都不會拿，最後還得工頭自己敲釘了事。或許老闆的工作是公關，是廣告，是拉生意，但假若一個老闆只懂得陪法官州長喝香檳打高爾夫，卻對自己員工視而不見，下層民眾又怎能不討厭這些大老闆？

1870年代媒體給這些人冠上‘強盜爵士’(robber baron)這名詞，意思是他們搶大錢，過著紙醉金迷、不食煙火的貴族生活。用這詞自然有煽動群眾不滿的意圖，但再怎麼加油添醋，仍有幾分屬實。那時代工廠裡為養家加班的、受傷殘廢、操勞倒斃的大有人在。德國勞工與老闆對立得很嚴重，法國則是用懶散作為行動抗議，俄國甚至要拿伏特加酒慰勞員工才能達到預期業績，顯然這時代巨型公司多半不得人緣。為了減低人民反感，許多大老闆拼命捐錢興學做慈善（雖然慈善費一樣可扣稅），意思是他們也回饋社會，並非只取不給。這招轉移注意力的攻略倒很有效，縱算你‘不義而富且貴’，只要建球場、辦醫院、設圖書館、成立老人中心，多少能博得世人原諒。連福特汽車都大膽地把員工薪水加到每天五塊錢，說好聽是讓生產線人員買得起汽車；拆穿了，加薪的真相是為了防範員工流失，更為了讓社會媒體標榜自己是誠實道德的好公司。這一來就算家族裡有五人名列世界首富，也沒人覺得他們驕奢過分。

帝國之間套交情的手法雷同：英法兩國為了不讓別人漁翁得利，自己先結盟，英國佔領埃及到東非到南非，法國則割據北非與西非。俄國與法國同盟，則是為了左右包圍中歐的德國，如此自己要佔中亞、蒙古、滿州，才不致腹背受敵。德國與奧匈帝國聯盟，所以奧地利可以無後顧之憂地併吞巴爾幹半島，甚至一度控制黑海樞紐。然而德國會與奧地利聯手，也是為了搶奪非洲。鐵血將軍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還執政時，曾強烈反對德國參與世界爭奪賽，畢竟德國沒有海軍基礎；一旦他下台，其他人還是積極建立海軍，在非洲查德、喀麥隆、太平洋的新幾內亞、薩摩群島、中國山東青島劃分一席之地。比別人晚出手，是它吃虧的地方，因此佔領的土地價值不如人；不過晚出手，總比不出手來得有面子。但它既然要指染遠洋地帶，自然得與鄰國建交，免遭背後偷襲。日本則是精打細算，看時勢挑選邦交國，因此自己基礎還沒打穩，就先不打草驚蛇；等到俄國來到朝鮮半島，便藉機挑戰。日俄戰爭敵遠我近，實在大有勝算，勝利後更連滿州一齊沒收。後來它也看時勢佔領德國的山東地盤，英國的上海租界，還趁天下大亂時兼併印尼與中南半島。所有帝國主義者，大概屬它最高竿。

商人講究本小利大；帝國主義著重的，則是用最少的兵力，分到最大一杯羹。

儘管如此，這種靠關係、憑手段佔據天下的方法，仍少了古代帝國的重要條件：民心所向。古代帝國耗資用大軍壓境來懾服小國，讓他們自知不敵而投降；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沒興趣浪費人力物力財力，要填補這縫隙，方法有兩種：第一是洗腦；不論帝國或是公司財團，要龐大，就要用故事加深民眾的認同。前面已經提過大老闆自抬身份、博得好感的廣告。但比起這類公關，更有效的則是標榜‘大，才是好’。大銀行不會讓你的錢血本無歸；大公司可以創造更好的產品造福你；大集團是國家興盛的根基；為大企業辦事職位比較穩定。相同地，帝國廣大富庶，也會讓殖民地的中產階級‘與有榮焉’，甚至不惜本錢要把孩子送到‘母國’栽培鍍金。再添加一些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藝、高明的科技、精銳的部隊、繁榮的港都、富麗的城堡，那這帝國會如此成功也不足為奇吧！被洗腦的人恐怕不會反問：這些動聽的故事，與瓜分天下有什麼相干？明人不做暗事，要佔別人便宜，何必還裝一副道貌儼然的模樣？

第二種方法則是極端暴力，讓別人再怎麼憎恨也不敢抵抗。1900年八國聯軍佔據北京，德國其實是最後抵達中國的部隊；然而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發布的命令，卻是八國中最惡毒的：“記住：不要同情，不要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殺，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還不敢窺視德國人。”德軍也的確‘不負所望’，連聯軍其他國家都覺得太可怕而批評譴責。不過德國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兇殘暴虐；別人見不到時，英國法國自己在非洲未必那麼紳士；俄國在中亞未必手軟；就算自詡為正義的美國，在中美洲也不懂得客氣。商場上更多的是無法無天的例子：大企業用銀行無限的資本打垮小公司，然後賤價收購；或是藉法庭靠山，阻礙新產業問世，若有對手就派無賴去惡搞誣衊；甚至以空殼公司送對手訂單，讓小型業者自己上吊。曾有人問銀行大亨摩根是否反對競爭，他回答：“我喜歡一點點競爭。”心理學家Robert Hare判斷，許多公司總裁與暴力罪犯或虐待狂，性格相去無幾。這絕非無稽之談。今日華人、印度人、阿拉伯富商，一樣財大氣粗，用巨資強行收購世界性公司，炒作五大洲房產，美其名替非洲小國鋪路築橋、發電淨水，背後仍是在竭力奪取別人的礦產資源。

世上領導者並非各個黑心，生意人並非全是奸商；然而十商九奸，做皇帝的大部分野心勃勃。可惜這種不擇手段的‘捷徑’，短時間可以成名獲利，久了卻要玩火自焚。《史記》也補充一句：“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十九世紀的國際強權、企業壟斷，到了二十世紀初全出了問題：工會罷工抗爭頻頻；文人出書敘述工廠如屠場；華爾街摩根銀行入口被人放炸彈，死傷百餘；俄國罷黜沙皇的聲浪與日俱增；英國面臨愛爾蘭暴動；德國則出現馬克思（Karl Marx）的共產主義。不過內部危機還比不上外界改變：大公司被金融業靠山拋棄，大老闆遭國會議員背叛；美國政府擔心民調，開始對鐵路業、食品業增加法案管制，又強迫標準石油拆散，重罰鋼鐵業的共謀、電話公司的限價、保險業的圍標、新聞業的聯合抵制。之前的高爾夫同伴，現在竟連電話都不接。而列強之間你爭我奪，唯利是圖，更讓全世界的緊張關係急速惡化，隨時一觸即發。終於有一天，奧匈帝國的太子在南斯拉夫遭槍殺；所有利害休戚相關的諸國，頓時全投入火海。

一次世界大戰開幕了。。。

追根：造乎？進乎？適乎？

（圖：M. C. Escher版畫《天與水II》，1938年）

就在美國南北戰爭的同時，歐洲也掀起一陣動盪風波。巧的是，這個惹麻煩的人竟與美國林肯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名字叫達爾文(Charles Darwin)。

有誰不知道達爾文呢？根據時代雜誌列舉歷史重要人物前100名，他居然排行第十二，在科學家當中算是知名度最高；其餘愛因斯坦排十九名，牛頓二十一名，都難以相比。但是大部分科學家的貢獻無人質疑，達爾文的進化論卻遭宗教人士非議至今。反對理由不外乎他的《物種起源》一書，與神創造世界的觀點衝突。這種差別待遇實在令人心寒，不過連達爾文自己也料到會有這種反應，因而遲遲不肯發表理論。然而他更不願寂寂無名地走完人生，最終還是選擇了思想革命。

正確來說，達爾文的理論並不是‘進化’，在他之前已有許多學者提出進化的觀念。畢竟大部分生物學家所接觸的資料都差不多，英雄所見略同。比達爾文早了百年的林奈(Carl Linnaeus)創立生物分類學，從此大家都開始排列哪些生物是近親，哪些是同種。而會考慮這種關係，多少也會先猜測生物變化的理由。林奈自己或許也做過假設，只是缺乏證據，不敢妄下定論。一世紀當中有法國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用進廢退論，算是顧名思義的‘進化’：利用才能就會讓才能更凸顯，不用就會退化。達爾文的祖父是學者，還曾在日記上留下短詩描述拉馬克的進化原則。這種觀點反而不與宗教衝突，甚至和宗教鼓勵信徒不要怠惰的道德主張相輔相成。其實這也不奇怪，自古以來多的是動物為主的寓言故事：螞蟻教人勤勞，烏龜教人有毅力；現在有學說反其道而行，把各種動物的進步歸納成各自努力改善本身，倒很容易讓世人接受。

但有人對細節部分仍持疑問。假若沒有用的部分會退化，為什麼實驗的老鼠切掉尾巴二十代，還是繼續長尾巴？相反地，為什麼農業畜牧業的品種改良，不多久就可以變種？再者，基督教權威根據聖經，推演神創造世界應該是六千年前；但之前工業革命帶動礦業，地質學問世，許多化石的發現已經促使人質疑，這世界真的只是幾千年足以造成的麼？

達爾文也是質疑的其中一人。他出生上流社會，從小具備入微的觀察力，對飛禽走獸興味盎然。達爾文的父親是醫生又是銀行家，對這個不想學醫也不懂貿易的兒子一直感到丟臉，還往往罵他：“你就只會去看野狗交配、鴿子啄食麼？”達爾文不算笨，唯獨他不善言辭，對別人的責備更無法反擊，所以在學時期往往讓同輩輕視。他真正開始建立自信，是當他去南美洲那段日子；由於皇家海軍船艦上缺了自然學家，船長給他實習的機會，其實是沒薪水還得自費的勞苦差事。要不是達爾文家境富裕，資金不愁，這種工作連中產階級都不會去碰。不過卻正因為達爾文跟著探險船出發，才使他有機會讓他記錄南美安第斯山脈東西麓、南大西洋、南太平洋、紐西蘭、澳洲、南非的各種動植物。他在1831-1836年間的生物筆記，一出版就大受好評，而且竟是由普通出版界翻印廣傳。一般科學著作大概只有學術界會想讀，但不善言辭的達爾文反而下筆沒有迂腐的陳腔濫調，說明淺顯易懂，著作引人入勝，書商甚至鼓勵他繼續出書；他連許多標題都很異想天開，比方‘珊瑚礁的組成與擴展’、‘世界各種蘭花與昆蟲傳粉’、‘蚯蚓造成的青菜發黴’。他可以描述加拉巴哥群島的雀鳥、或印尼的叢林猿，顏色、年齡、雌雄、肢體語言、與環境的互動，全都捕捉得淋漓盡致；連不起眼的生物，在達爾文筆下都成了主角。

不過這時他還沒有把觀察的心得沉澱淨化，也還沒突破學術思想的瓶頸。真正動搖他的，是他疼愛的女兒不到十歲就逝世，從此觸發他‘適者生存’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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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歐洲上層社會中，孩子是由保姆奶媽照顧，除了吃飯、上教堂、考察學校進度之外，父母與子女很少溝通。達爾文夫妻卻很前衛，不只花了很多時間在孩子身上，還記錄孩子成長過程，比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早開始探索發展心理學。但是這時微生物學與藥理學都很落後，嬰兒早夭不罕見，許多父母親眼為自己未成年孩子送終。父母與子女關係越密，死亡的打擊就越大。【注：微生物學於1870年由德國Ferdinand Cohn所創，現代藥理學則是1872年代德國Oswald Schmiedeberg開始。】

達爾文夫人是虔誠信徒，面對女兒的死，她僅能倚靠宗教作支撐。達爾文當然不忍妨礙妻子的心靈寄託，但他自己多年來的質疑，卻如陰影揮之不去，甚至從那時起他不再去教堂。死，究竟是什麼？苦難的原因又是什麼？宗教人士會說，死是靈魂回到神身邊，受苦是神要成就更美好的計劃。這回答對一個研究科學的人來說並不夠充分。達爾文年輕時就讀過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假若人口以幾何成長，然後達到飽和數量就會發生戰爭瘟疫飢荒，那這怎能算是完美計劃？再者，十九世紀中葉已出現許多對苦難改觀的文學作品，不論是法國大仲馬(Alexandre Dumas)的《基度山恩仇記》、英國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孤雛淚》、美國庫柏(James Cooper)的《最後的莫西干人》、俄國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的《獵人筆記》，在在突顯人類世界的殘酷，與山林隱逸的宗教人士所勾畫出的完美社會截然相反。倘若這許多無辜受虐慘死的人是因為有罪，是被神管教，那些虐待殘害他們的人又該怎麼說？世界真的因為苦難而變好？就算人類受苦是有神的旨意，其他動物生老病死，又有什麼旨意可言？

他得到的是科學上的客觀答案，也是心理上的消極回覆：死，是淘汰；苦，是環境的選擇。

還享受天倫樂的達爾文，並沒有把以前的生物觀察融合成這樣的理論；但或許他眼睜睜看自己女兒因猩紅熱與肺結核的雙重感染下日益憔悴，身於醫生世家卻束手無策，向神求助也呼應不靈，最後只剩下冰冷的殘軀，絕望的現實。他開始寫《物種起源》，文筆像十九世紀的小說，卻完全不涉及小說常引的聖經教訓、道德觀念，讀起來既有發現新世界的驚訝，卻又有解剖刀般的銳利推論，更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讓讀者站在生物學家的立場自己辨證是非。他的理論與‘進步’無關，與其叫做‘進化論’不如稱為‘適化論’：所有生物都是從更早的生物演變而來，而這演變則是先由大量繁殖，然後面臨環境不同，而留下適合那環境的生物。當中過程沒有所謂進步退步，只有適與不適。

更坦白講，這過程與‘進化’不同，根本感覺不到有神在主宰，只留下生物與世界的無情搏鬥，可謂‘草木本無意，榮枯自有時。’儘管最後殘餘的是最符合世界的個體，這並不能成為‘創造’。創造有如製作藝術音樂，必須具備設計概念才會產生鬼斧神工的作品；淘汰則與創造徹底對立，因為被淘汰的就是設計不良的失敗作品，那豈不是與造物主的完美計劃相背？

然而達爾文對整個理論的敘述還盡可能保守，因為他既然用絕跡生物作為‘物競天擇’的證據，肯定會有人問：那其他化石的證據在哪裡？他乾脆自己先反駁自己的假設，然後用相同的口吻含蓄回應，如此正反兩方都有充裕的可能性，不致被批為信口雌黃。這樣寫，當然也是避免抨擊。不過這本書實在引起太多爭議。出版沒多久，達爾文還是被宗教界列為古往今來離經叛道第一人。普通社會和知識份子對達爾文的著作倒很推崇，雜誌上也是好評如潮，連續印刷幾版都銷售一空；或許大家覺得這論點反而比神父牧師們的解釋誠實多了，所以儘管抨擊聲浪不斷，達爾文並未被否定。甚至可說，他的讀者是信仰已經冷淡的一代；1851年英國上教堂的人口已不到一半，不論是人文主義、自由思想、或科學精神造成這樣的結果，很多人對宗教界的信任度並不高，對幾千年的宇宙創造也懷疑已久。達爾文只不過把大家心裡的猜測，徹底公諸於世罷了。

只是，他所造成的漣漪卻並非全是一本書的問題。達爾文的作品是生物學上的探討，但幾乎所有人都利用這理論來為自己撐腰：優生學者藉用他學說來提倡讓優秀人選多妻多子；節育主義者呼籲必須閹割社會下等人；種族歧視的人引他的話來傳播仇恨意識；無神論者將他斷章取義來攻擊教會的無知；年輕的宗教人士以他的書為輔佐，設法把傳統神學提升到兼容並濟的新思想；德國的馬克思(Karl Marx)在他的書中找到歷史唯物論的證據；美國的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從他的看法獲得啟發，從此鼓吹政府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使命；法國自由貿易論者強調世界也任人自生自滅，因此政府不該干預商業；英國把他的理論解釋為‘窮人被淘汰是理所當然’，結果大舉廢除救貧法，讓急難的人更孤立無援；到二十世紀還有希特勒(Adolf Hitler)之輩，用達爾文的生物學來煽動人民的優越感，藉此號召群眾發動戰爭。

為何有這麼多人想從達爾文的書中撿拾碎片？這只能說是人類潛意識的需求。達爾文不覺得世界是有意識地改變；讀他著作的人卻幾乎都想把改變當成有意義、有目的、有方向的行動。他們一邊說歷史不是宿命論，一邊又把自己的意見舉動，全稱為歷史的選擇，到最後達爾文成了政治每一派人士的擋箭牌。

要怪也只能怪達爾文追根究底，只因他把科學的範圍擴大了，只得說他問的問題觸動人類最基層的疑點。這一點是達爾文與其他科學家最大的不同。自古希臘以來已經沒有科學家兼備哲學素養，所以牛頓只研究物理而不涉及人文學；愛因斯坦的成就常使人誤以為他也是哲學家，實際上他的哲學作品廖無新意，今已乏人問津。數學家就比較喜歡抽象，不過縱算笛卡兒留下幾句名言，帕斯卡留下宗教辯論，這些都不算突破。有影響力的哲學家必須提出沒有人想到，也不敢去想的問題，還要能回答這樣的難題。達爾文挑戰的問題，其實已經有太多形上學的辯論堆滿神學院，他區區一個生物學家有什麼資格陳述意見？其次，科學家假若定理還有漏洞，不能提出完整理論，總不敢下預言，期望別人網開一面。達爾文卻在沒有孟德爾(Gregor Mendel)基因學為憑據前，就先定斷生物代代改變，各有不同屬性素質。他採用市面上的書商，而不是學術界的專門出版商，固然是市場願意宣傳，部分原因也在於學術界喜歡雞蛋裡挑骨頭，沒有憑據絕不會獲得認可。偏偏適者生存又不是實驗室能輕易證明的，要到理論無懈可擊，要等多久？一個哲學家對真理的直覺，遠比一個科學家對‘絕對真理’的執著來的重要。可惜既然他經由市場出版，那麼別人對他著作道聽途說、張冠李戴、塗鴉扭曲，又怨得了誰？

1870年代教會對達爾文攻擊：“你難道認為你是動物進化來的？”一世紀後還有人把希特勒的惡行都歸罪於達爾文，甚至罵他是沒有靈魂的惡魔，真是蒙不白之冤。

達爾文本人倒是相信靈魂。縱算他否定神的創造，一個曾經為人父母，尤其曾看到自己孩子笑，哀悼自己孩子死的人，是不會輕易把靈魂用學術爭論來探討的。矛盾的是，物競天擇的理論卻不能合理解釋靈魂的存在；到最後，達爾文的著作影響再廣，始終改變不了自己內心的徬徨。他尋找到的生命本源，是從最基本單純的，變為繽紛繁茂的；連他著作結尾都讚歎這偉大的過程。然而他無法再接受宗教，而之後的孩子們也無法彌補他心裡的疤痕。他也知道，名聲再響亮，都不足以解決人生的種種歡樂悲愁。生命的問題，仍要花所有時間去面對，任何人都避不了。

理論，畢竟不能減輕人類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