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ne 21, 2014

餘悸:折戟沈沙鐵未銷(一)


        我曾建過鐵路,讓它運作,/讓它與時間賽跑。
        我曾建過鐵路,現在建完了,/兄弟,能施捨一毛錢麼?
        我曾建過大樓,高及太陽,/挑磚接鉚混石灰。
        我曾建過大樓,現在建完了,/兄弟,能施捨一毛錢麼?
                        ——美國1930年代歌謠

1929年經濟大蕭條,華爾街富豪跳樓的史實,一向是政治、經濟、社會學家所關注的主題;尤其每當經濟不穩定時,更連小市民們都努力鑽研這段歷史,尋找自救之道。可是一次世界大戰後不過11年,為何世界從希望再度跌入絕望?這段過程卻很少看到分析。假若經濟問題是疾病,許多人似乎沒有‘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反而是幫社會改善問題,幫經濟起死回生的政治家成了偉人。

這十年多,對世界大半國家而言並不好過。首先,戰敗的德國扛了大筆債務,它的通貨膨脹、經濟蕭條或許還容易理解——1923年德國通膨率達到每月3250000%,到年底前居然出現一兆馬克對一美元的驚人匯率。當然,印鈔票並不是為了還債,因為所有債權國都只要黃金,不要馬克;這些鈔票其實是為了補德國金融流量的缺口,政府不得不做醜事。不過這筆爛帳很快又造成更多副作用,中產階級一夕變窮人,公司行號相繼倒閉,結果惡性循環。類似現象,奧匈帝國分家後債務未償,所以奧地利匈牙利也分別出現1426%與98%的月通膨率。但沒有債務的地方,對通膨同樣沒有免疫力。從德國獨立出來的波蘭,三年通膨仍高達988233%的可怕數字意大利和東南歐也都面臨通膨、失業、食物短缺、罷工、激進分子暴動的問題。

淺顯地說,戰爭造成大家互不信任,而經濟與貿易又最需要信任做基礎。戰敗國和戰績不良的地區,會缺乏合作對象,資金也比較短缺,更使經濟難以復蘇。這是很不公平的現象,卻也是歷史慣例。

但是戰勝國的處境未必有利;同時期英法兩國,經濟仍萎靡不振。很多學者說是無法從德國獲得賠款,這理由對戰爭破壞不多的英國未免牽強,畢竟重建中的法國經濟其實還比英國好,1927年甚至成為世界最大儲金國;但戰後十年,法國經濟實無重大變化,而英國的經濟成長幾乎都發生在加拿大、澳洲等地區,英國本土卻幾乎沒成長。這倒是政策問題了。法國在大戰期間犧牲人口太多,戰後失業率可說沒有,甚至不少外籍人民到法國謀生;然而這十多年發展的幾乎都是農業,貿易也是極端保守(所以才儲存大量黃金)。一開始農業恢復,不必再倚賴南美洲的食物進口,經濟成長還算可觀;但這只是彌補戰期所失,時間一久,成長率又回到零。英國可耕地沒有法國多,自從工業革命以來都靠出口業補貼經濟;偏偏戰後許多國家缺錢,英國貨品銷路甚慘,停擺的工業也迫使許多英國資金外流,結果近二十年不景氣。

再看革命後的蘇俄,曾一段時間實施新經濟政策使農業起色,但不久也負成長,直到1928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 Ио́сиф Ста́лин)才廢除政策。其他西班牙、中南美、非洲、中東國家,經濟落人一等,但是遇到歐洲蕭條也同受連累。像西非、印度、墨西哥、阿根廷,大戰期間靠農作出口稍有成長,戰後又因食物價格暴跌,導致農民欠債,外資撤離、經濟窘迫,種下未來社會不安定的隱憂。中國這段時間正值五四運動北洋軍閥割據、蔣介石北伐等事,經濟難以起色。日本則正碰到產業上的瓶頸,表面上突飛猛進,實際上這都是國家撐腰的工業。明治維新以來,政府鼓勵的不少是機械軍事類的重工業;可是這時連英國工業出口都有困難,自己要維持經濟成長,又該如何?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世界各國所遇到的經濟問題也不盡相同。

整個世界似乎只有美國蒸蒸日上,美國也自認為是鶴立雞群的佼佼者,甚至標榜是自己勤儉美德、奮鬥精神的成果。可惜這是很自欺的態度——越是自以為穩若泰山,越會把許多人一齊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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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媒體對1920年代的描繪,總是紙醉金迷的消費。實際上這種生活只限於少數華爾街大亨;大部分民眾根本還不知道電影、香檳、時裝毛皮首飾,甚至好萊塢的泳裝選美都聳人聽聞。但這也不代表他們消費方面沒有改變;大戰後的美國已經達到相當工業水準,民眾買屋買車、買收音機、買家電,逐漸成為家庭必要。何況除掉這些消費,整個社會仍剩很多錢,而這些錢通常還是存銀行為主。以美國而言,一次世界大戰前總存額是174億美金,到1928年已經高達527億;儘管利息不多,畢竟‘寧靜致遠’也無所謂。

然而存款比起貸款,又顯得微不足道了。貸款做什麼?做投資。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為了確保軍需,特地將麥價從一桶八十角,提高到一桶兩美金。這雖然促使農民努力耕耘,卻更鼓勵投機商炒作農地,賣給這些增產報國的農民。戰後農地銷路不佳,建商又慫恿各地政府要加強建設,提供新市街給汽車行走,開闢住宅區給新移民。人口移動,是投資者最高興的事:從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多了60萬南歐移民,35萬東歐移民,20萬拉丁美洲移民,還有大批美國南部遷徙的黑人。這些人幾乎都搬入大都市,市長們為了救濟低收入戶,又必須借錢行‘仁政’,讓投資者加倍受惠。都市逐漸變成貧民區,郊區的房市自然漲價,佛羅里達的海濱別墅也快速增值。佛羅里達房市泡沫後,加州房價炒作又成了市場新遊戲。等加州房價開始下跌,投資者已經往股市大量塞錢。1925年佛羅里達的房產總值是四百萬美金,1926年洛杉磯房市總值卻高達兩億美金,1929年前九個月內,投入股市的金額竟有85億,盡是銀行貸款。當年全美國貨幣總流通量也沒這麼多,聯邦預算才320億,出借給歐洲同盟的則有110億。換言之,只要還有新的賭場讓人流連忘返,大家都還相信美國是與眾不同的國家,不會碰到歐洲的經濟問題。儘管有人警告,銀行破產率已經連年增加(1900年代每年約90家,1922年367家,1929年691家),投資者只當耳邊風。

這就是為什麼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股市重挫150億,整個月來損失500億,會讓人恐慌到六神無主。單這些損失就相當於銀行總存額,其他房市、公司、政府的債務更是難以承擔。那年公司破產26355家,銀行倒閉1352家,次年又倒28285家公司,2294家銀行。全國土地產大跌三分之一,失業人口高達25%。而出借給歐洲的,短時間又不可能還,究竟該怎麼辦?

恐懼會對人產生許多副作用:第一、過度自信會突然轉為自尊破滅,對未來無法猜測,更感到死亡的陰影逐步逼近。精神力弱的容易崩潰;而精神力強的也要分心照料別人,加倍負擔。第二、再怎麼不信神的人,到了困難瓶頸,也難免覺得是天譴,是神在管教自己道德淪喪。1920年代的繁榮,從此被描述為貪婪糜爛的虛假世界,聲色犬馬的狂歡、酒池肉林的縱慾、放高利貸、上層壓榨下層。伍爾夫(Thomas Wolfe)寫的《無家可歸》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憤怒的葡萄》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喧嘩與騷動》赫胥黎(Aldous Huxley)《美麗新世界》,都影射了這種負面社會觀,也都對經濟蕭條寄予一種既值得同情,卻又是因果報應的看法。

但最可怕的還是第三種副作用。一般民眾對失業潦倒、飢餓受凍,最直接的反應還是求助政府;而萬一政府不幫助,仍會出現官逼民反的行為。1930年初,加州有些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士兵,因為失業,希望政府能讓他們提早領退休費養家。政府這時救經濟都來不及了,如何讓人領錢?可是士兵們被婉拒,卻不肯罷休,搭鐵路逐步行乞到華盛頓首府,沿途更增加了許多生活拮据的民眾,還有一些惟恐天下不亂的肇事分子,聲勢浩大地在首府市郊公園向政府哀求抗議。胡佛總統(Herbert Hoover)仍然不批准,而且宣告這些人應該立刻遣散,不得擾亂公園附近居民生活。雙方都不肯讓步,最後仍然起衝突,總統只好請陸軍的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出面鎮壓。人民是遣散了,政府的民調也從此跌到谷底。

為了不再讓民眾抗爭重演,接下來政府只好盡量低調,任何離譜的法案,假若能短期幫助人民,都照單全收。經濟蕭條不久,聯邦最高稅率居然從25%升到63%,公司也被課重稅,有錢人乾脆工廠關閉不做了,遭殃的反而是員工。1930年有兩個議員想譁眾取寵,提議增加進口關稅,保障美國自己的工業。聽到消息,許多經濟學家都大罵無知,連汽車大王福特都搖頭稱他們是經濟白痴;但一般小市民聽到政客說可以減低失業,仍是到處響應。那年法案一通過,果然世界所有地區,包括第三世界國家,都一齊增加進口關稅,一下子更引發全球工業幾乎停頓,各國工人被裁、公司倒閉的現象慘不忍睹,英法等盟國幾乎與美國斷交。1932年那兩個議員都難看地落選下台,但是他們所造成的遺害卻還要花十多年逐步消解。

或許我們今天讀歷史已經猜到:假若當年大家不是飲鴆止渴,也許1932年經濟就會開始恢復了。不幸的是,許多人不明白‘一動不如一靜’,總是病急亂投醫,以火救火,最後病症反而越來越惡化。然而身歷其境的,又有幾人能坐懷不亂?一個醫師不做治療,怎麼向家屬交代?一個政客不立新法,豈不是要被媒體說是無能廢材、姑息問題?何況多數政客家境不差,更會遭民眾唾棄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結果大家拼命救經濟,實際效果如何?1930年紐約鼓勵讓失業的人擺路邊攤,幾天後到處都有人賣蘋果賣報紙,反而讓街上的店鋪難以經營;剛開始還有好心婦女會可憐窮人,後來被一堆爭相兜售的人嚇怕了,還有誰敢買?到頭來整疊報紙、整籃蘋果賣不掉,連報商果農都虧本;那年冬天,路邊攤一個也不剩,倒是本來還有人光顧的店面,因顧客迴避而倒了近半。

胡佛總統1932年落選,取代他的是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美國人簡稱FDR)。儘管他家境富裕,由於他個人雙腿不便,對一般平民也比較同情。他參選是打著‘願與人民共渡困境’的旗幟,以壓倒性票數當選;接任後羅斯福也不負眾望,百日內行新政,再怎麼浪費錢也要幫助人民。然而這些新政真正生效的並不多,最重要的只有聯邦存款保險(FDIC)田納西河谷管理(TVA)、以及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三項。其他法案雖然刺激經濟,卻無法持久,徒然勞民傷財而已;甚至到今日還有經濟學家苛責羅斯福的新政,前幾年似乎一切上軌道,卻是治表不治根,1937年起美國經濟又再度蕭條。當然,這未必全是他經濟政策失敗;1935年開始,美國中西部嚴重乾旱,沙塵暴使許多農民流離失所,約有350萬人不得不遷徙他鄉。羅斯福最奇特的一點是,無論經濟好壞,民眾都支持他、信任他,甚至到1940年大選,已經當選兩任總統的他,居然在民眾激昂的歡呼聲中三度參選,而且仍是高票當選。

可能大家在懼怕中最需要的,就是能仰賴的避風港。歐美西方是基督教國家,但除了神,世人也需要值得倚靠的領導人。比起那時代其他國家人民的領袖們:蘇俄的史達林是喜怒不定的人,英國的Neville Chamberlain是不敢在德國太歲頭上動土,法國的Albert François Lebrun是因為各黨不合才立一個最沒有政治威脅的人當總統,意大利的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簡直是黑手黨獨攬天下。或許美國人民相信羅斯福,並不荒謬,因為他確實與人民共同努力,一點一滴在改善國家經濟。

不過,美國獨善其身就夠了麼?救得了經濟,別處是否會出漏洞?

文豪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1935年寫道:“一個管理不當的國家,第一劑萬靈丹是印鈔票,第二劑是發動戰爭。兩者都能帶來短時間的富強。兩者都會導致長時間的毀滅。偏偏政治經濟的機會主義者都喜歡躲在這兩者之下。”他的前半段話已是不堪回首的歷史,後半段預言竟又不幸言中。。。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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