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工會的人，多半要求加薪減時，遂有今日最低薪資和每週40小時的固定工作制度。站在現代社會的立場，這當然值得感謝；不過反過來說，公司既要付一定酬勞，就會少請經驗不足的年輕人，而既不能強迫加班，用不用年輕人都沒差。換言之，工會這些要求，對資深職員反而有利。可惜工會所提出的加薪條件，公司未必能答應，畢竟生產獲利盈虧很難說。之前十多年歐洲日本經濟都尚待萌芽，美國企業可算是一支獨秀；現在卻出現了許多國際競爭對手。既然環境變了，假若沒賺錢還要加薪，豈不破產？然而在工會示威罷工、輿論交相攻擊下，老闆董事們又不能不採取行動，最後只好用福利代替薪水：我們沒辦法為員工加薪，但我們可以提供建保和退休金。這種商業術語翻譯出來，意思就是‘寅吃卯糧’：今天沒有錢，用二三十年後的錢開空頭支票也行。
問題是，一家公司開始提供福利，其他公司的員工就會抗爭得更激烈。為什麼他們的老闆可以提供退休金，我們的老闆居然如此吝嗇？媒體和政客們也趁機炒熱話題，動輒搬出一些窮苦職員、黑人員工家庭的辛酸故事，賺取社會同情。這幾乎等於和工會沆瀣一氣，對產業界聯手施壓。最後產業界投降，開始縮減工廠、關閉公司分行，結果只讓需要工作的人更找不到工作，轉而走上街頭惹是生非。60年代美國經濟動搖，有一半是自找的；不過凡出現突如其來的人口膨脹，就會一下子把社會結構撐垮。這現象後來在東亞、印度、中東、非洲都可見到，美國只是第一個病例而已。
當時總統甘乃迪(John F. Kennedy)，面對經濟瓶頸，哪能不管？尤其從二戰到現在，在顧委會的指揮下，經濟一直不斷成長，豈可到自己就碰壁？那不是太失面子？因此他提出民權改革，強調美國並不能只讓有錢人在工作、醫療方面有保障，而是要讓所有人都能安心。然而很多人對甘乃迪的評價是：他出身富豪之家，對社會問題的了解其實很膚淺，對改革也往往是逢場作戲。比方1962年他頒布行政特令，讓聯邦政府職員也能自組工會；這對於沒有裁員壓力的政府機構實在不必要。1963年他慫恿國會通過精神病患醫療改革法案，最後卻只讓患者家屬自行處理，醫院反而要增加負責婚姻問題諮詢、或是協助輔導青少年叛逆、未婚媽媽、酒精依賴等問題。這段期間甘乃迪最希望能通過的是醫療法案（Medicare），可是對很多人而言，這種由政府承包的建保法案，聽起來實在很像共產制度，所以朝野內外反對聲浪也不小。當時名演員雷根（Ronald Reagan，後來的總統）是美國醫學會的代言人，還特別呼籲民眾：“你們假若不寫信給國會議員們反對這建保計劃，它肯定會通過，隨之而來的還會有更多的聯邦法案，侵占我們每一項自由...直到有一天我們醒來，才發現我們在扛社會主義的重擔。假若你不採取行動，我不採取行動，有一天我們只能告訴子孫，美國曾經是個自由的地方。”這斬釘截鐵的言辭，甚至讓甘乃迪自己的民主黨內陣腳大亂，很多評論家還預測總統沒把握連任了。
誰也沒想到，1963年11月22日，甘乃迪在德州達拉斯被槍擊頭頸，未到急診室已不治死亡。噩耗之餘，人民對總統頓時改觀，媒體將他捧為烈士，各國政要、工會領袖、黑人民運代表紛紛對他的社會改革‘感恩戴德’。大家愛屋及烏，連他的改革法案都一併認同。1965年國會高票通過醫療法案；1966年已經有近兩千萬人加入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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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甘乃迪上位的是詹森總統(Lyndon B. Johnson)。他出身農莊，家境比起甘乃迪簡直是天壤之別；現在甘乃迪的建保遺志仍在，但民眾只景仰前總統，卻看不到自己，未免讓詹森不是滋味。也因此他利用這時機推出兩個響亮口號：“消滅貧窮”和“偉大社會”，等於是把甘乃迪的改革再擴大十倍。
這種做法可看出，詹森不太有自知之明。甘乃迪雖然出身豪門，卻很得群眾人緣，所以才成為美國年紀最輕的總統；詹森是天生的政客，但他跋扈粗暴、講話帶刺，擅長要挾有權勢的人，所以其他政客對他的評價不佳，一般民眾也覺得他欠缺親和力。詹森的行政措施包括1964年的食物券法案、經濟機會法（就是政府保障就業機會平等）、16-24歲年輕人的就業訓練、國內的和平義工隊、1965年的社會安全法改革、中小學教育法案、貧窮戶法律援助、低收入戶補助政策、低收入戶醫保、美國年長者法案（提供營養、介護、療養院、安寧病房等福利）。或者可說，他所實施的正是理想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諷刺的是，他立了這麼多有益社會的法令，理應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然而詹森在美國近代史上居然沒什麼名氣，不只今日許多美國中學生對他名字瞠目不識，就連知道名字的也認為他是差勁的總統。1968年詹森是在自己民主黨人士的勸告下，放棄競選連任——他們的理由是越戰讓民眾支持率降低，對詹森不利；其實美國的反戰情緒要到1970年才達到最高點，那麼1968年詹森面對眾叛親離，原因何在？
答案很簡單：政府要做好人好事，往往適得其反，有時甚至揠苗助長，讓民眾失望。
有些法案確實造福民眾，但再好的法案也必須有適當的人去執行。而不好的法案可能只會治表不治根，到最後民眾對政府的信賴也降低了。何況國土廣大，要實施法令就倍加困難，因為首府的美意，未必適用於千里外的鄉鎮。比方美國60年代還有很多童工，小型農場請不起人，家裡孩子都必須從小幫忙；即使都市裡送報紙送牛奶修剪花草的，也幾乎都是十幾歲的孩子。但是中小學教育的實施，卻一方面讓很多農夫店主失去幫手，二方面強迫許多不想上學的孩子接受義務教育；接著自然有不讀書的孩子在學校搗蛋，影響其他人學習，更嚴重的自組不良幫派，學校只好懲罰壞孩子，不然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既然政府提供義務教育，也相對要向人民證明政策效果彰顯，所以又增加了多層官僚，終年審核學校教師；可惜這只造成學校以通過審核為目標，以考績升學率為基準，以種族比例為著眼點，以更多的學生課外活動為校方爭取政府資金。至於學生有沒有在學習？反正政府考試過關就夠了。儘管這數十年來社會增加了一大堆教師校長督學的工作，教育的素質卻不斷下降，甚至今日很多大學畢業生還缺乏基礎語文能力。
再看工作保障。由於60年代工會活動、女權運動、黑人暴動頻繁，聯邦開始下令公司聘人不可憑膚色性別年齡篩選。公平的用意當然是好的，但公平要怎麼衡量？這才是困難處。政府機關既然不可能重審各公司收到的履歷表，更不可能分析聘人條件，最後只會用職員的膚色性別年齡比例，斷定是否有歧視問題。假若員工30%是女性，就會遭人非議：難道女人才幹不如男人？還是你們只請年輕貌美的小姐當秘書做廣告？假若員工當中黑人比例少，輿論攻擊就更劇烈。面對政府和員工雙面夾攻，公司只好增加用人，還刻意把女性或少數民族升為主管階級，以顯示自己是‘一視同仁’。可是增加人員不一定增加效率，反而因為管理階層逐漸官僚而終日開會，薪水福利退休金的支出也更沉重；有些能力強的下屬被‘公平’地派任到一堆沒本事又愛搞政治的經理手下工作，心裡不快，工作勢必打折扣。公司獲利能力不如從前，更會惡性循環地砍研發資金、降價促銷大熱賣、或併購新潮的小公司。當日本歐洲企業正打入國際市場時，美國企業界經理對員工比例竟然高達1：7或1：4，這等於注定要在弱肉強食的競爭中被淘汰。強調工作保障，結果只讓十年後美國經濟加倍蕭條。當政府機關自鳴得意時，官員們可能正在抱薪救火。
醫療法案的弊病更多，因為支出更龐大。今日美國政府用在醫療的錢，約佔生產毛額的18%，這還不包括公司提供員工家庭建保，或是個人選擇購買保險。但民眾健康並未相對改善。沒有醫療保障之前，人一方面怕生病看不起醫師，所以多少會存一點錢以備不時之需，二方面怕治療昂貴，所以很多人不敢隨便就醫，更不敢拿自己身體開玩笑。不過有了保障，不必擔心自掏腰包，看病的人當然也變多了。美國醫學會在60年代極力反對醫療法案，主要是因為社會還沒有足夠的醫療人員應付市場需求，到最後政府連庸醫都發資格證；這簡直是把病人當實驗鼠看待，對社會也是醫療浪費。當然，醫療浪費是不分年齡的，但由於年紀大的人需要的醫療服務多，卻未必具備醫學常識，所以一旦不肖醫師推薦更昂貴的治療，自也欣然接受；至於藥有沒有效，誰來負責？
然而比起年長者，嬰兒潮的年輕人對醫療的威脅更大。他們是歷史上第一批不缺醫療服務的人，但也因不愁醫保，暴飲暴食、運動傷害、刺青、身體穿洞、吸毒、性氾濫、未婚生育的現象，都在十年內倍增。諮詢心理醫師的居然短期內漲了六倍。1969年起有三十州將飲酒合法年齡降到18歲，愛滋病(AIDS)也同在這期間蔓延社會。年輕人多半不為長遠著想，或者考慮不夠遠，總覺得自己畢竟時間很多，復原很快，加上醫療進步，感染性病也不過是吃抗生素幾週，酒醉駕車也不過是拿拐杖幾個月，有什麼好擔心的？
一言蔽之，改善社會，反而讓社會變得更糟。政客只計算第一步，卻不考慮社會的複雜性，第二步、第三步接踵而至，自己又該如何招架？再說，改變可不是免費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許多人反因增稅而頭痛，聯邦也只得拼命賣債券做緩兵之計。
但另一邊，政府向人民開了空頭支票，不兌現還會挨罵，有些人是排隊領福利的等待時間太久而埋怨政府，甚至有些人是一邊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一邊罵政府做得太少。這是所有慈善者都會遇到的矛盾：第一次幫助，受益者是感激不盡；第二次幫助，是期待有收穫；第三次幫助，是所得在預料之中；第四次幫助，是認為有得到的權利；第五次幫助，受益者已經是完全依賴的心理。不斷的給予，會讓施受兩方的關係變質，越救援就傷害越重。
不過傷害再重，只要是自己卸任調任後才爆發問題，就可以讓別人去收拾爛攤子。在詹森任內，美國國防經費大增，對就業率和科技發展當然很有幫助；但政府人員的退休金與聯邦承諾人民的福利，更是漲幅驚人。畢竟比起人民福祉，聯邦法令的首要目的還是鞏固執政者的權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在民主國家，法令就是得民心的工具。對一個就業壓力大的時代，不管法案是否對民眾有幫助，能製造工作機會才是先決條件；第二層是回饋那些提供政治獻金的團體，包括聯邦人士的工會，因此法案寫得越複雜，就越有撈油水的管道，各單位各階層雨露均霑，此可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第三則是製造媒體爭相拍攝、記者諛詞連連的機會，只為了要讓觀眾感動到自行飛蛾撲火。反正民眾意見分歧，注意力也有限，所以真要替國家省錢、替人民擔憂長遠的法案，肯定遭唾棄。這也是為什麼成功的政客，多半是短視近利之輩——只有他們才最會迎合多數投票人的期望。
1961年美國艾森豪總統將職位轉交給甘乃迪那天，曾語重心長地告誡民眾：“當我們注視未來時，我們要避免只為今天活，甚至為我們自己的方便和快捷，掠奪明天的寶貴資源。一旦我們抵押子孫的財產，他們的政治和精神傳承也必蕩然無存。”
他的忠告，甘乃迪沒聽見，詹森也沒聽見，一般民眾更沒聽見。幾十年後這個‘有福同享’的國家，仍在繼續‘有禍同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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