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美國，剛好站在石油危機、經濟滯漲、越戰失敗、政府債券到期等各種問題的交界點；加上1978年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更讓美國對自己信心崩潰。這並不偶然：越自負的人，其實越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所以一旦失去錢所建立的心理支撐，反而變得極端自卑。
究竟這時代經濟有多壞？1975年通膨9.1%，1980年通膨13%，官方數據尚且如此，民間實際數據恐怕更慘。不過失業率一樣觸目驚心，1982年平均10.8%，賓州一帶甚至高達18.7%，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記錄。之前的經濟緊縮，公司會暫時裁員，等經濟復甦又趕快徵人，所以衰退後仍可重振。現在不同的是：政府所鼓勵的退休福利、最低薪資、平等招聘制度，已經迫使很多工廠外移，不繼續留在美國製造，否則就是學日本用機械取代人力；換言之，即使經濟復甦，工作機會可能也回不來了。所以70年代的衰退，洛杉磯、亞特蘭大的外郊工業區一下子變成鬼鎮。洛杉磯還算幸運，爭取到舉辦1984年奧運的機會，也能趁機廣告吸引國際資金，所以儘管工業負成長，服務業、娛樂業依然可以彌補所失。其他地方就可憐了：沒工作的亞特蘭大，接下來十幾年人口頓減五分之一，紐澤西到伊利諾的中西部各州更是從此被譏為‘鐵鏽地帶’。再加上政府在60年代花錢如流水，這時反倒資金不足，推動的教育、醫療業都已受損，科技業更不在話下。1972年登陸月球的阿波羅計劃告停，1975年越戰熄火，各大國防工業只好用武器外銷來維生；偏偏這些軍火賣給外國，又導致領導者濫殺人民，整個中東與非洲陷入長時間獨裁、暴動、革命的惡性循環。美國遭世界各國非議，自然要趕快立法‘懲治’業者。結果大的國防公司倖存；小公司無法應付官僚刁難，終究只能任人併購，或是關門大吉。
這就是70年代的現實。但即使美國從繁榮的夢想中被驚醒，所得到的教訓仍是片面的。第一、很多政府顧委們認為，美國嬰兒潮之後人口成長明顯減退，而消費和人口總是成正比，所以沒有人口成長就會蕭條。之前社會擔心人口爆炸而鼓勵節育，這時反而開始用福利、稅法、補助等各種奇怪措施，希望人民不要孩子生太少。當然，養育孩子的消費很可觀，責任心重的人不敢輕忽，至少會等到經濟許可才計劃家庭；但許多只生不育的父母，這時乾脆靠生孩子養活自己，反而造成社會問題。何況經濟沒改善，有良心的父母要如何消費養孩子？政府沒答案，倒是各大銀行從1975年開始發行通用的Visa等信用卡，積極說服民眾欠債不算罪過，也奠定日後窮者益窮的畸形社會。
第二、70年代哈佛的經濟學家提出新理論：歐美各國已經步入‘後工業社會’，所以也不需要經濟價值低的傳統產業，更不需要工廠、工會、藍領階級等社會副產品；只要有服務業、娛樂業、金融業、研發創造、和靠知識賺錢的行業，一樣能讓國家繼續繁榮。話是很動聽，政客尤其喜歡這種理想答案：社會的損失並不是政策問題，而是成長的必然現象，所以我們更要鼓勵高等教育，讓民眾都成為文化人，才能保持經濟穩健——或者用商品比喻，別人賣廉價爛貨，我們只賣高檔名牌就夠了。但講難聽點，學者鼓吹高等教育，畢竟有幾分自我推銷；再說象牙塔裡的人多半唱高調，身邊圍繞的又都是知識份子，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大部分人並非才智之士，創造力也不足以賺錢。鼓勵大家靠腦袋吃飯，到最後只有頂尖人才致富，其他人依然要做打雜般的低薪服務業。但整個社會受到這種崇高理想‘薰陶’，也開始好高騖遠，冀望進大公司飛黃騰達，到好萊塢一夕成名，在華爾街財源滾滾；結果大家藐視農村土臭、工廠黑手，辛勞的父母還叫孩子別像自己一樣沒出息，再怎麼貸款也要去讀大學。今日高學歷高失業率的現象，幾十年前已種下禍根。
但是辛苦的工作總得有人做，如何填補額缺？這就是為什麼從70年代末，歐美各國，甚至長期排外的澳洲，都突然開放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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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州生產的蔬果，幾乎佔全美國產量之半，但大部分種植者都是西班牙裔，有的鄉鎮甚至90%是墨西哥人。不只農村，建築、園藝、清潔、醫療看護、廚房打雜、工廠運作、汽車維修等工作，墨西哥裔佔的比例相當高。雖然他們集中加州德州，只佔全美國11%人口（不包括非法居留），但估計不需高中學歷的工作，竟有22%是西班牙裔從事。
50、60年代移民美國的人很少，因為二戰後世界各地都需要大量民眾重建，而且冷戰時西方封鎖共黨國家，自也排斥東歐亞洲的新移民。不難想像，這段期間出生外國的美國人只佔5.4%，父母其中之一是外國人的也只有13.4%，算是二十世紀最低的數字。除了墨西哥還有人進美國，移民局比起今日簡直門可羅雀，每年25萬人申請移民，幾乎不需排隊。1955年自由女神像旁的移管局埃利斯島關閉，改建為博物館。
由於進美國的人有限，管理不難，社會也比較強調同化。到美國本土的新移民，必須努力學英文、習慣新生活；申請美國公民就必須徹底放棄海外一切，不能藕斷絲連。那段時間非法偷渡的中國人，被捉到遣送回國的很多。美國聲稱是民族‘熔爐’，但熔不進來的人，一樣會像雜質般被撈掉。然而隨著時間改變，越多的新移民不願入境隨俗，熔合的效果也越差。民族、語言、宗教、文化、階層、教育水平，即使在美國人之間都很難達到和諧，何況外來移民？有不少研究分析提到，一個地方人口成分越雜，睦鄰關係就越弱，團體的向心力也式微；畢竟大家物以類聚，即使能包容吃鯨魚肉、拜大象神、婦女蒙頭的種族，也不代表心裡沒有隔閡。
最重要的是，移民還分好幾種。70年代技術移民佔了所有移民70%，表示除非在美國有人聘請，否則拿綠卡的機會不高。要在美國工作，就不能與世隔絕，頂多是靠唐人街韓國城等新移民落腳處，暫時同鄉互助一下。這確實對語文能力不足的人壓力很大，可是既然社會對移民進來的人要求高，就算非技術移民也都努力在美國爭出頭。比方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公司英特爾(Intel)，創辦人之一Andrew Grove是匈牙利移民，1957年到美國時連英文都不會講，居然還刻苦求學，獲得伯克萊博士，從此在科技界貢獻非凡。然而從70年代以來的移民人數連年增加，儘管偶爾也有值得欽佩的人才，大部分新移民團體卻成為罪惡溫床。加州有四分之一的監獄囚犯是墨西哥新移民，而走私毒品的有三分之一是非法移民。2012年數據顯示，有七千多個非法移民，犯刑法卻因身份問題無法起訴；這些人尚未被遣送回國前，竟又被警察逮捕一萬六千次，其中約兩千起是謀殺強暴等重罪。或許墨西哥裔在美國農工業是必要的，但合法移民有繳稅的義務，也就會注重社會安全；非法移民卻因不想被捉而走在法律邊緣，所以更容易與幫派毒梟牽連上，也更讓警方棘手。
不過合法移民難道就沒問題？聯邦從70年代開始放寬親屬移民，所謂親屬移民原指配偶或子女，這時則延伸到父母兄弟姐妹祖孫等親戚關係。歐美社會以小家庭為主，世界卻有不少人注重大家族體系；雖然法律通容是為移民方便，卻也造成‘一人移民十人入境’的連鎖反應。正確地說，不論是技術移民或是農工需要而移民，申辦者都以年輕人居多；商業社會畢竟現實，篩選有用的人口，倒沒什麼不對。可是親屬移民卻往往不是美國社會所需要的人，年長者來等領福利金，青少年來接受免費教育，孕婦來待產順便申辦政府贍養，這對整個社會純粹是增加負擔。聯邦有些機構估計，每個非法移民一生會獲得五萬美金的各樣福利，但合法移民即使繳稅，平均所獲福利卻更多。美國人領救濟的佔人口22%，新移民領救濟的卻佔37%，加州的西班牙裔甚至有48%靠政府養。也就是說以整體看來，移民對經濟影響還是不樂觀。
這當中最大弊病，就是技術移民日漸式微。美國鼓吹移民的人，往往以矽谷科技人才為模範，再用中加州農業人口為佐證，呼籲民眾必須大開移民之門。可惜2011年獲得親屬移民的，佔總移民人數65%，而技術移民竟不到13%（共139000人，已經比70年代少了幾萬），還有11%是難民，另有五萬人是靠抽籤獲得移民身份。不難想像，技術移民對經濟有幫助，其他幾項卻是對政客拉票有幫助。幾十年聯邦政策下，獲益最多的始終是譁眾取寵之輩。
還有一層弊病：沒放寬親屬移民之前，赴美生子的實在不多，因為即使孩子有身份，自己仍是非法居留，美國甚至會強迫拆散母子，將嬰兒轉交別人領養；但政策一改，‘拋錨嬰兒’頓時大增。反正孩子是公民，自己辦身份的期間政府就沒資格刁難。美國甚至從1983年起，每隔幾年就有特赦，讓大批非法父母合法化。1986年又加改革法案，希望特赦後，公司行號就不必再請非法移民工作。政府法令有時實在愚蠢到讓人不敢恭維。越赦，走法律漏洞的人就越多，今日美國甚至有幾百萬人等總統下旨讓自己合法，幾乎視法律為無物；排隊的人被拒門外，不排隊的人卻吃香喝辣，這點立法的人責無旁貸。
亞裔當然也喜歡辦親屬移民，不過一方面早期亞洲移民要遠渡重洋，終歸是冒風險，所以到美國求發展的，多少會發奮圖強，不敢丟臉回家鄉遭人白眼；墨西哥就比較沒距離差，所以西班牙裔也比較沒上進心。洛杉磯學區有73%學生是西班牙裔，他們高中畢業率居然只有40%，畢業的也只有22%達到能進大學的成績標準。孩子以翹課為榮，高中女生竟然每一千人有95個未成年懷孕，比黑人青少年還高（65/1000，白人是27/1000，亞裔只有17/1000）。其實就算成年人，西班牙裔未婚生子領救濟的比例也超過黑人。這和一般政客辯解的‘天主教文化較著重家庭’幾乎背道而馳；正由於家庭維繫力強，天主教又反對墮胎，所以生下孩子反而會倚賴親人幫忙照顧，結果很多墨西哥裔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爸是誰，就算知道也不確定他是在做雜工還是在坐監獄。美國的西班牙裔在近三十年人口膨脹三倍，可是如此繁衍，下一代仍舊落後其他移民；更因為沒有學歷文憑，語言也照樣有障礙，結果下一代仍繼續做低薪勞工。
同樣的現象在英法德國也可見到。原先經濟穩定時引進廉價勞工，到了80年代反而因經濟衰退，原先的勞工又變成新的一群靠領福利的階層。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中東和非洲來的移民，一旦抵達歐洲幸福的天堂，難道還能叫他們回政變暴動宗教戰亂的祖國麼？至少歐洲的親屬移民比較嚴，沒有美國的‘孕婦團’現象，但是只要各州各郡沒權利選擇如何分配福利救濟，民眾終歸只能養一群自己不想要的移民。歐美各國和澳洲近年來出現不少排外人士，德國甚至有新納粹黨，其實也是因為見不到移民政策的益處，大家對外來人士變得偏激。
那麼美國是否真的沒有新移民不行？以社會現狀來看，確實如此。假若沒有非法墨西哥裔當廉價勞工，食物價格肯定上漲，其他方面也可想而知；但需要勞工的老闆們，未必能找到吃苦耐勞的年輕人去從事，畢竟很多人寧可領失業救濟也不想自貶身份。讀了大學，是為了回家啃老麼？是為了在咖啡店賺最低薪資麼？是為了創作藝術等人發掘麼？而移民來的勞工，又是否真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一份子？或只是被經濟剝削的一群人？
所謂‘好了傷疤忘了疼’，從二戰以來政府每十年採取新方針改善經濟、指揮經濟、刺激經濟，更多的建設，更多的福利，更多的移民，得到的成就卻比不上製造的問題多。也可以說，我們製造了問題，然後在解決這些問題途中，又衍生更複雜的問題。十七世紀英國有牧師曾說：“愚者的天堂，便是智者的地獄。”當大家把衡量經濟成長當作目標，衡量本身就失去了意義。偏偏人只擔心股市不上漲，看不到繁華下的隱憂。
每一代人都把問題歸諸於上代，這是歷史的鐵則。可是‘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們假若不想同樣被下一代譴責，又該怎樣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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