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很可惜，查理曼的文藝復興僅如曇花一現，公元814年他逝世後就胎死腹中。而法蘭克王國也一樣，在他兒子路易（史稱路易一世）執政時已顯示威望不足，諸侯背信的狀況。他本來三個兒子，為了分權已經鬧得不快，第二任皇后又為他生第四個兒子；結果為了重新分封，引起全國武裝叛變，路易竟被自己兒子趕下台。然而不到一年，兒子們爭奪戰利品、劃分領地不合，只好重讓父親恢復皇位。公元840年路易去世，兒子們再次反目，內戰三年，最後在公元843年立條約三分天下。其後，東西法蘭克王國又逐步瓜分中間地帶，演變為今日的法、德分界。
──清‧孔尚任《桃花扇》
歷史家一直共認，造成分裂的禍首是路易；他還在世時，親族就有人罵他優柔寡斷。法蘭克人的習慣，財產平分給孩子，王國則是孩子共同管理；畢竟中世紀初期民生條件還很差，國王太子生死難料，一旦繼承斷線，可能會被他人侵占。但是從查理曼開始，經濟上軌道後，子女夭折的機率變少，這種平分的傳統反而變成包袱，甚至釀成家族悲劇。不止如此，路易本人沉浸於宗教熱情中，因此被世人稱作‘虔誠者路易’，其實不是讚揚而是譏刺他軟弱。當時歐洲還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他的虔誠根本是致命傷；正如中國宋徽宗沉浸於書法丹青的藝術中，結果自己被金太宗俘虜，連國家都丟了。
不過路易無能只是一部分問題；封建制度下飛揚跋扈的領主們也不無過錯。查理曼的國度是靠武力征服建立的，語言相異，經濟水平發展不一。各地只是在查理曼的領導能力下才暫時聯合為一體，王國並沒有建立真正有效的行政系統，甚至連常備軍都沒有。雖然法蘭克人有法典，但各地仍依習慣自治。換言之，這種采邑制建立的國家，本身就蘊涵隨時分裂的可能。卡洛林王朝一直用契約承認各地貴族，即使是查理曼，也不能干涉地方經濟與政權獨立；何況他要征召兵馬，又怎能與伯爵們過不去？
問題是，這些貴族畢竟不是國家的官員，而他們要效忠皇帝之前也會先相人。查理曼值得他們訂立契約，但他的領導魅力、管理能力卻沒有遺傳給路易。東方的附庸國既面對新崛起的斯拉夫民族，又看不到法蘭克王國的威望，當然首先脫離路易的統治。接著丹麥、波蘭、不列顛、巴斯克等地也紛紛退出。其餘法國、德國的貴族，為了維護自己利益，攫取更多土地，自然開始分化為不同集團，各自支持路易的孩子們。其實卡洛林王朝真正的直屬領地只有比利時一帶，儘管查理曼派官員與各地伯爵打通關係，整個王國依然像是加盟連鎖；只不過領導人有教皇加冕的響亮招牌，大家與有榮焉。路易的招牌就不怎麼響亮，尤其他虔誠，竟被各地主教騎到頭上；連教皇都來參一腳，宣布自己的權威高過路易的權威。可憐的路易，在成為兒子階下囚之前，居然還被強迫公開跪在大主教前懺悔自己褻瀆神。換言之，是貴族和教會，讓歐洲的帝國大業再次灰飛煙滅。
當然，貴族們也不會平白效忠路易的孩子們；下一代的卡洛林家族純粹淪為傀儡皇帝。公元888年，西法蘭克王國已經形同虛設，巴黎的法蘭西公爵乾脆自己戴上皇冠；公元919年，東法蘭克王國也被篡位，史稱‘神聖羅馬帝國’，實際上與羅馬無關也不能算帝國。查理曼的遺產，從此被埋在傳說中。
但就算路易不軟弱，貴族和教會不干政，法蘭克王國仍然欠缺羅馬帝國一統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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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第一回寫著：“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很籠統的看法；合多久會分？幾十年？還是幾百年？為何不是平分天下，或是四分、五分江山？小說沒有深入探討。
《羅馬衰亡史》1776年出版，其中說：“沒有比懾服一堆偏遠行省更不自然的事。”言下之意，大型帝國都是賠本生意，即使早期吒叱風雲，最後也終必垮台。這種看法基本上影射了美國獨立已如箭在弦，也意味大英帝國將逐漸瓦解；然則英國的‘日不落國’還要持續到一次世界大戰，其間更由美洲、非洲、印度、東洋的經濟貿易，讓小小不列顛群島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再怎麼不自然，歷史並不認為它存在是錯誤。相同地，古代帝國興衰，也不完全是幅員廣大的後遺症；只要沒有‘鞭長莫及’，距離倒不是問題。
美國史學家Will Durant的《世界文明史》認為：“文明的存在先要有地理的許可，還會不時因環境而改變。”這種看法比較宿命論；歷史上的確有一夜消失的意大利龐貝城、中亞的樓蘭、太平洋的復活節島、柬埔寨的吳哥窟、巴基斯坦的哈拉帕、甚至美洲的奧爾梅克文明。然而大型王國的產生，已經有部分原因是為了抵擋環境的改變：中國為了治水而產生夏朝；埃及為了避免飢荒而產生中央集權；以色列人為了杜絕四方外患侵略而立王。要與環境對抗，就必須先集中人力物力，妥善利用。文明再演進到帝國時代，連地理困難也逐步被克服：秦統一中國，三山五嶽已不成問題；亞述踏平兩河流域，巴勒斯坦的山脈天險也無法阻擋；羅馬航過地中海，駛過北非沙漠，跨過阿爾卑斯山，穿越過德國黑森林，駐守過俄國的冰天雪地，無一不是地理局限。假若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法蘭克王國，它面對的地理困難幾乎不到羅馬帝國的十分之一，豈有因幾座山脈就分裂的道理？
西班牙語言學家Antonio de Nebrija早在1492年就提出：“語言是帝國征服的最佳利器。”這話大有先見之明，其後西班牙文成為管理美洲、鞏固皇權、傳播天主教、統一全帝國的根本條件。別國的英文、法文，甚至之前的拉丁文、阿拉伯文，及後來俄文也是。今日某些語言成為外交不可或缺的工具，實因帝國能夠存在，必須先有語言為基礎；否則版圖再大，沒有共同語言，要如何維繫？
這一點，法蘭克王國就望塵莫及了。公元842年，路易的兩個兒子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Straßburg，今屬法國）會晤。由於雙方部下不懂對方語言，誓約用三種語言書寫：拉丁文，北法文，和古高地德文。北法文（Langues d'oïl）只是羅曼語系47種語言之一，古高地德文（Althochdeutsch）只是條頓語系46種之一。法蘭克王國境內究竟有多少種語言，我們難以推算；不過王國的分裂，最後仍是沿這兩大語系的使用範圍為分水嶺。卡洛林王朝的國都阿肯，正位於兩者之間樞紐地帶；它既沒有把自己的法蘭克文（後來荷蘭文的鼻祖）加諸於統治範圍，到頭來反而被兩邊撕裂。【注：法蘭克王國官方語言是拉丁文，民間鮮有人懂。首都使用的法蘭克文，只有些字與發音被納入後來法文。】
包容，是政治上的悖論。儘管《史記》說：“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真正什麼都接受的政府，肯定不久長。一個帝國要容納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宗教、習俗，但同時也一定要積極改造人民，讓所有不同背景的人能認同帝國。這當中勢必有各民族的抗拒，甚至有為了捍衛傳統而粉身碎骨的烈士。有些固有的社會體系會被消滅，但人民也會被帶入從未接觸過的新社會。帝國會造成許多不幸，但也會讓井底之蛙增廣眼界；它會壓制人民自由，但也會提供以前夢想不到的機會；它有血腥殘酷的一面，但它另一面也在發展、孕育、啟開人民的知識力量。這兩面是密不可分的。
也就是說，假若法蘭克王國具備，並且善用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很可能分裂的事根本不會發生。歷史上多少泱泱大國，都曾面對境內語言隔閡：古埃及治下有西亞閃族、北非和努比亞人；古波斯157行省中有說各種語言的民族；古羅馬征服的民族不下百餘；五族共和的中國，也有南腔北調、七大方言的麻煩。可以說，語言分歧並不罕見，越大的帝國語言問題越多。但是強權的存在，畢竟可以遏止國家分化，一方面是把官方語言升為文化傳承，二方面也是壓下有心造反的群體。拉丁文本來只是羅馬城一帶的語言，卻能傳遞給整個地中海地區，甚至在西羅馬滅亡後仍然有千年影響力。中國一向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其實是四書五經奠定了語言基礎，讓整個華夏文明紮根，無論幾千年歷史分合多少次，傳承始終屹立不搖。
只是法蘭克人不願意脅迫他人，其實也無權要求他人。封建的契約，本身就是以不干涉為前提，伯爵們才願意加盟；教會人士也不希望‘基督教’的法蘭克國王，對各地主教大動無明。縱算有像查理曼這樣的領導人，可以指揮文化工作，一旦查理曼去世，各地仍是兵不由將，連官方語言也沒有採用。一個國家成立了近四百年，根基卻從未打穩，這是它最大的遺憾。
老實說，這不單是當時法蘭克人面對的問題。大約法德分家的同時，東羅馬帝國北方的保加利亞人創造了西里爾字母（Cyrillic），成為後來斯拉夫民族的共同文字（包括今日俄文）。東羅馬帝國從公元620年起，已經改官方語言為希臘文；然而它跟法蘭克王國一樣難以推廣官方語言：土耳其一帶普遍使用的是亞美尼亞文、格魯吉亞文、敘利亞文、亞蘭文、甚至阿拉伯文；希臘這邊則充斥各種斯拉夫語言、瓦拉幾文（後來的羅馬尼亞文）、和殘缺不全的俚俗拉丁文。西里爾字母的產生，雖是源於希臘字母，卻也等於是蠻族徹底和拜占庭文化劃清界線。未來的東歐各地，這時已經像法德兩國，開始尋找自己方向了。
我們若要稱這段期間是新的‘巴別塔’語言變遷時期，也不為過。語言的形成多少與社會因素有關，但根據英國牛津大學Quentin Atkinson的研究，新語言的誕生往往很突然，甚至瞬間形成；這段期間可能發音、文法、字形、連造字原則都會大幅改變，之後卻又長期沒有變化。更特別的是，人口少的部族，語言變化也少；人口越多的群體，語言改變的越多。以心理學判斷，語言能幫助群體增加凝聚力，所以為了分辨敵我，人類自會改變語言；改變多少，在乎需要與外人溝通多少。不過會發生突然的語言變化，總有不得已的誘因，否則何必改口沓舌，自討苦吃？
那麼，對九世紀歐洲人而言，最大的改變是什麼？不是王國興替，也不是回教威脅，而是中世紀溫暖時期。
從八世紀到十三世紀，整個歐洲比以往溫暖。這對於物產有莫大影響：釀酒的葡萄在全歐洲都能種植，而麥食出產量也大增，天鵝、野雁、鴛鴦、麻鴨等各樣候鳥成為貴族宴客必備，北大西洋又帶來許多鯡魚，使一般平民都能吃到醃魚補充蛋白質。法蘭克王國經濟起飛，不能不歸功於溫暖時期。農業進步，經濟小康，人口自然增加；十一世紀西歐的人口其實已超過近東或地中海世界。然而人口增加，第一是封建貴族的權力也增加，尤其軍隊是地方徵召來的，國王對地主們恐怕還要盡心竭力地討好。第二是有多餘人口投入戰爭、城郭建築、兵器盔甲製造、馬匹馴養——以前蠻族大遷徙時，戰爭工具都還沒有查理曼時代齊全。第三則是語言分異；誠如前面提到，人口多，敵我意識也變強了，加上貴族不願效忠中央，歐洲的語言豈能不分歧？
假如法蘭克王國從一開始就建立語言標準，這段溫暖時期必可繁榮成軍事、經濟、文化上都有顯赫成就的不朽帝國。可惜它沒有；在瞬息千變的世界裡，它被取代了，被瓜分了，而且可能連為什麼都不知道。
人生並不是什麼事都可以重新開始。已經過去的，無法挽回的路，或許只能留給其他人嘗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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