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海軍中將Arthur K. Cebrowski曾寫過：“以歷史而論，戰勝者學到的反不如戰敗者多。”十二世紀初的回教地區，眼見耶路撒冷被十字軍佔領，顏面盡失，自我檢討的心情也無可厚非。當時許多中東國王都還標榜自己是穆罕默德親屬幾代；世襲之下，皇室積弱已是眾所皆知。偏偏突厥人戰敗，敘利亞、巴勒斯坦等地國王也沒能力對抗基督教入侵，埃及是國王年幼，大權旁落，波斯自突厥佔領後經濟一直未見好轉，阿拉伯半島是蝸行牛步，北非也沒興趣破壞與歐洲的貿易關係，所以到最後回教地區統治者都是吃糧不管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根本舉不起手來撲滅十字軍。好吧，他們不反擊，大家求人不如求己，乾脆自己想辦法。
可惜要如何改進回教世界，大家又莫衷一是；有人認為歐洲成功是因遠交近攻，所以也想如法炮製；有人認為十字軍戰術有獨到之處，所以必須先學習別人的優點，加以改良；有人認為天主教帶頭號召是重點，所以也要用宗教呼籲大家參與聖戰；有人則認為十字軍勝利，在於東羅馬撐腰，所以若不先剷除中東各地奄奄一息的政權，還談什麼對抗十字軍？接下來幾十年，突厥人不斷失勢，中東各地打自己旗號救民於水火的，倒不可小覷。問題是，不同意見只造就黨派嚴重分歧：敘利亞地帶是努力與十字軍建交學習；高加索地區是努力打游擊戰；阿拉伯沙漠是把基督徒強制趕走，把教堂改建為清真寺；埃及與耶路撒冷王國的外交關係很朝三暮四，打仗幾個月又和好，和好沒幾週又宣戰；剩下的小老百姓要自己組織軍隊，絕非短時間辦得到，而就算辦到了，恐怕也還不是十字軍的對手。
換言之，意見分歧加上權力中空，使十字軍地區稍微喘口氣，支撐了將近五十年都尚未棋逢敵手。到頭來真正有能力扳倒十字軍的，仍舊是已經靠近權力核心的人。
古今中外，當官的法則不盡相同。中國當官要講關係，西方當官要有好聲譽，但是中東卻不時有宰相明目張膽取代國王的舉動，舊約聖經與大食帝國的歷史不談，連民俗故事中也有爬到高位之後推翻上司的人。中東地區可能認為‘不可力爭則以智取’，似乎這樣破壞秩序沒什麼不對，只要做得到，就不必論善惡。2011年‘阿拉伯之春’，埃及是政治未見改善的其中一國，然而放眼千年前的回教地區，政治最動盪的仍算埃及：十二世紀的埃及國王年幼，許多大臣爭著做攝政王，軍隊內訌也司空見慣。再者，埃及是魚米之鄉，十字軍的物資供應這時仍仰賴歐洲船運，十分不便，所以對鄰近的埃及自然有興趣。其實不只耶路撒冷，連突厥人、敘利亞、北非、麥加、甚至南葉門，大家都很清楚，這時最不安定的地方，就是最能改變歷史的地方——誰控制埃及，誰就掌管中東。【注：今日埃及除了蘇伊士運河，經濟已無昔時重要性；這句評語倒可省略。】
在這種環境下，薩拉丁出現了。薩拉丁是庫爾德人（今伊拉克北方民族），原在一個敘利亞的突厥軍閥手下辦事。一次被派到埃及幫忙協助政黨風波，薩拉丁竟擅自接受埃及的弱冠國王封為將軍，讓自己本來老闆氣得暴跳如雷，卻又不敢阻止，免得敘利亞與埃及關係弄僵。之後薩拉丁地位節節高升，也曾有人派刺客對付這個‘不速之客’，卻屢次被薩拉丁先發制人地肅清，連帶其他有威脅的政敵都一齊砍了。公元1174年埃及國王23歲逝世，已經身任國務大臣的薩拉丁立刻娶了寡婦皇后，自立為王，改朝換代。要說他處心積慮，確實如此，但他有奪權的手段，也有軍事的策略，更有虔誠的信仰，深得民心。他還沒稱帝前已經替埃及打下利比亞與阿拉伯，讓人民覺得這個權臣比皇帝還可靠。稱帝兩年後，薩拉丁又攻占大馬士革，把埃及與敘利亞合併為新王國；再五年收拾兩河流域，讓突厥勢力都向他稱臣；然後從1182年起，薩拉丁跨過約旦河，開始進攻十字軍勢力範圍。
他不只是一個政客；他是那時代中東最渴望的救星。因為他，四分五裂的回教地區終於有機會挑戰基督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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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的曠野不利於作戰，又難以駐守，自古皆然。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時，強攻埃及不下，仍然積極向紅海發展，意圖南北縱向切斷埃及與敘利亞的交通。薩拉丁剛統治埃及時，西奈半島甚至有十字軍的堡壘基地，紅海上也有基督教的船艦威脅阿拉伯的聖地麥加。不過相反地，薩拉丁的回教勢力也東西橫向切斷耶路撒冷與西奈半島的交通。十字軍一樣無法對統一的回教軍隊掉以輕心。孫子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這種地方最危險的就是部隊前後無法連接，一旦斷絕，將被敵人各個擊破。
為這個問題，薩拉丁與耶路撒冷周旋了好幾年，而雙方也都採取打草驚蛇的伎倆；十字軍是打劫前往阿拉伯的商隊與朝聖者，回教軍是連攻約旦河東的重鎮。兩邊都在等對手露出破綻，一拖延就是幾年拉鋸戰。但是耶路撒冷王國這時基礎已穩，薩拉丁的政權卻還剛崛起，統治的疆土也龐大，時間久了肯定對薩拉丁不利。果然，1186年兩河流域產生變動，薩拉丁為了處理自己國內政局，不得不與十字軍簽和平條約。
儘管如此，1186年發生異變的，並不只兩河流域。耶路撒冷的國王先一年死於大痲瘋，繼任的國王只有八歲，不幸次年也夭折。整個耶路撒冷一樣是政黨批鬥、攝政王奪權的局面。歐洲的基督教畢竟看不慣中東的‘當官’制度，何況攝政王名聲不佳，無法以德服人，因此黎巴嫩、安提阿地方首先與耶路撒冷劃清界限，私下與薩拉丁結盟，好對付私自踐祚的攝政王。當然，名聲只是藉口，勾心鬥角、各自為政的封建制度才是肇因。說難聽點，十字軍東征時群狼無首，幾十年了一樣沒改善；東羅馬帝國既已無力掌控巴勒斯坦的幾個封建國，大家當然還是我行我素，互不相讓。假如第一次東征失敗，或許歐洲伯爵們還會因此改善合作關係；但他們既攻破了耶路撒冷，大家反而覺得自己功勞不小，沒必要遷就同僚，向自己人低頭。而到最後這種態度也成為十字軍的致命傷。
1187年六月，薩拉丁平定了伊拉克地區的內亂，隨即帶兵向西，攻占加利利海邊靠近拿撒勒的土地，箭頭更直指迦南地。雖然回教勢力只有三萬人，卻讓耶路撒冷、黎巴嫩、安提阿都驚惶失措；本來亂成一團的基督教勢力，這時才趕快聯手，從各地召集騎兵，加上出錢僱傭兵，總計兩萬人來對抗薩拉丁。數量是其次，以往十字軍出奇制勝，未必需要人多；但團結是力量，反過來說，不團結也就沒力量。臨大敵才組陣，連訓練都來不及，怎麼打得過剛從兩河流域凱旋回來的精銳部隊？其實薩拉丁攻加利利，還有一半是在設陷阱，圍魏救趙。十字軍中不乏智將，擔心長途跋涉搶救加利利，到達時人馬俱疲才要與薩拉丁交戰，豈有勝算？但這警告只被罵是膽怯，耶路撒冷的重兵仍然踏入陷阱不自覺。戰場附近的水源，薩拉丁都已派兵埋伏；等耶路撒冷大軍抵達，乾渴虛脫，去打水的部隊卻一個個無聲無息地被收拾掉。接下來薩拉丁利用風向焚燒材草，濃煙熏得十字軍無法張開眼睛，而回教軍隊早已準備了四百車的箭，開弓不停。步兵馬匹沒有盔甲，最先陣亡；而騎士沒有兵卒保護，沒有駿馬載重，穿了厚甲也是動彈不得。一天之內，勝負已分。傍晚，耶路撒冷王與十字軍首腦人物全部被擒。
孫子又曰：“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
這場‘哈丁戰役’(Battle of Hattin)，是整段十字軍歷史中敗得最難看的一次，基督教一方差點全軍覆沒，回教一方幾乎毫髮無傷。薩拉丁‘客氣’地賜水給十字軍的各領袖，接受了就等於投降，不接受就斬頭。耶路撒冷王被帶到敘利亞囚禁，其他伯爵也淪為人質，等他們歐洲的家族拿錢來贖。三個月後，薩拉丁輕易攻下耶路撒冷。十字軍還不甘心，繼續打著‘耶路撒冷王國’的旗號對抗回教徒，但巴勒斯坦各諸侯國已經元氣大傷，‘還我山河’的豪言壯語，不過是夸父追日的頑固而已。
倒是整個歐洲對於耶路撒冷得而復失，反應特別激烈，天主教教皇甚至聽到消息當場心髒病而死。繼任的教皇立刻宣告要再度發兵，此乃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第二次是因突厥佔領高加索，但十字軍才開進土耳其就不了了之；這次是耶路撒冷有難，參與人士格外踴躍，連神聖羅馬帝國的紅鬍子腓特烈國王、法國的腓力二世、英國的獅心王理查也奮勇加入戰場。然而來得多未必有用，何況三位國君同時領隊，誰也不服從誰，自己人不扯後腿就不錯了，還談什麼合作？最後連耶路撒冷也沒打下來，大家已經不歡而散，各自歸家；英、法、德三地區更是從此結怨數百年。理查回英國時居然還被神聖羅馬帝國軟禁，為了湊贖金，英國人民竟被嚴重課稅，造成當代反抗賦稅的羅賓漢英雄故事；結果好不容易贖回國王，理查偏偏又率兵要與諾曼王爭戰，把英國的財政搞得亂七八糟（後世的羅賓漢傳說也被寫得亂七八糟）。像這樣魯莽好鬥、不知死活的瘋子，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比比皆是。不出征還好，一去不回也還好，浪費錢參戰又浪費錢保釋的國王貴族們，實在讓歐洲各地人民質疑：征戰，值得麼？
第三次進軍失敗，歐洲人本來已經要放棄目標，但公元1193年適逢薩拉丁過世，天主教認為這是收復巴勒斯坦的良機，趕快鼓勵第四次東征。這次響應的人已大為減少，有錢的貴族們連募捐都不理，何況出兵？最後只有威尼斯願意提供貸款，用船送軍隊過海直接攻埃及。但是人力物力財力智力，各方面條件都不理想，參與者資金短缺，補給不夠，又有溝通障礙，結果計劃完全走樣，十字軍連中東都沒踏入，已經引發暴動，還焚燒了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從此殘廢，再也無力招架國家瓦解、敵人蠶食。
矛盾的是：十字軍東征本為了拯救拜占庭，沒想到拜占庭反而毀在十字軍手上。靈丹，誰知竟是毒藥？
假若天主教以為‘哀兵必勝’，歷史是很殘酷的，管你禁食鞭笞懺悔認罪，巴勒斯坦照樣讓大家望眼欲穿。接下來第五到第九次十字軍東征，差不多都是慘敗收場。有的痢疾嚴重到讓軍隊存活不到三成，有的教士在大庭廣眾前被羞辱，有的船隻在北非觸礁，連作戰機會都沒有。第六次東征還是用錢向回教勢力買半個耶路撒冷的統治權，等於是當假國王過乾癮；財盡了，回教徒一樣把十字軍踢出去。
而這段期間，由於歐洲基督教界過份標榜為神犧牲奉獻的精神，更導致其他的宗教極端作為。法德一帶曾組織‘兒童十字軍’，以為孩童無罪，蒙神祝福，應該可以打下大人無法攻破的中東地區；這種迷信居然讓幾千兒童喪生荒野，實是中世紀歐洲的恥辱。天主教為了籌措東征的資金，開始濫售‘贖罪卷’(Indulgence)，成為後代譴責教會貪污的代名詞。十二世紀法國首次出現‘宗教裁判’，特別負責偵查、審判、裁決天主教認定的異端，其中酷刑招供、監禁處死的例子層出不窮，連擅自讀聖經的都會遭懲罰。西班牙甚至有‘最高裁判官’，只要懷疑有不信主、不遵從真理的，就綁在木樁燒死；受害的很多是被誣告，但這官職竟持續到十九世紀，荼毒殘虐的人命未必少於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
然而十字軍的失敗，一樣讓歐洲人對世界徹底改觀，開始打破包袱，發奮圖強。或許他們灰頭土臉，才終於認清：天國不在羅馬，也不在耶路撒冷——天國就在自己的心裡。之後基督教國家會發展得比回教國家迅速，東征正是這蛻變的轉捩點。
還是套用同一句：“以歷史而論，戰勝者學到的反不如戰敗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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