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知道，古代波斯在數學、科學、醫學方面都成就非凡，甚至曾是世界之冠；沒有它，後代學術界大概無法進步神速。然而這些成就，並不是在公元前六世紀的開國時期出現，也不是在打敗希臘的塞琉古王朝後產生，而是從西元三世紀薩珊王朝起逐漸成形。接下來整個歐洲對知識排斥，羅馬所失，即是波斯所得。柏拉圖學院的學士，在Nisibis（今日土耳其與敘利亞交界）設立分院繼續授課；被天主教指為異端的基督教教派，紛紛在幼發拉底河畔重建聚會所，某些山區還有當年神學修道院；巴比倫的外郊有幾個馳名當代的猶太學院（Sura， Pumbedita， Nehardea， Pum-Nahara， Mahuza）；伊朗的伊斯法罕（اصفهان Isfahan）曾有世界第二大圖書館，僅次於被焚燒的亞歷山大博物館；古代書珊城以南的貢德沙普爾（گندیشاپور Gundeshapur）更是世界最早的醫學院兼綜合大學，建於公元271年，今日仍在（1981年被伊朗政府改名）。
這些尚不包括歷史未能存留的部分。巴比倫一帶學術鼎盛，學院星羅棋布，公元762年後新落成的巴格達（بغداد Baghdad）又繼續領導中東學術界。那時東羅馬帝國、天主教正忙著鎮壓學術，哥德王國、蠻族各國的文化水平仍舊低落；相較之下波斯真是人才濟濟，叫後代歷史家不得不讚一句：“惟楚有材，於斯為盛。”
波斯的國教是拜火教，照例來講對善惡分明應該會看得比基督教還重，但實際上波斯和羅馬一樣注重實際。薩珊王朝期間也曾有一兩次‘護教運動’，但並沒有演變成剷除異己的風波。這對於希臘人、猶太人、非天主教徒是很關鍵的決策。客居異鄉的生活本來就很辛苦，但是只要子孫能活得比自己好，許多人犧牲再多也覺得值得。不過先決條件是：人必須相信這個社會足夠發展，足夠安定，足夠包容，不會把自己族群冷落在外。政府不一定要‘民有’、‘民治’，但‘民享’是絕對必要，因為外來民族要先能得到生活保障，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長處。
說得更坦白，要不是有外來移民，波斯也未必能成為當時的學術中心。希臘帶來蘇格拉底的辯證法、柏拉圖的本質追求、亞里斯多德的觀察歸納；這些對曾被希臘統治過的中東並不生疏，然而知道卻不代表能運用。希臘的思想偏於抽象；對其他文明而言，希臘人似乎總要把平凡的事物，用複雜的方式去想。比方數學中代數（Algebra）的觀念源自三世紀的亞歷山大，但對於已經有算學的人，這未免太囉嗦了，要算答案就去算，何必設定什麼未知數？可是若沒有代數，以後數學絕不可能進化。二十一世紀中學生普遍學習的課題，在五世紀的波斯倒是破殼而出的創舉；之後中東的數學一日千里，連歐洲語言中的‘代數’這個字都源自阿拉伯文。
相反地，波斯也提供了其他民族沒有的思想。羅馬重實際，只要有用的就照單全收；波斯也重實際，但講求的是行動證明。以醫學為例：希臘羅馬一樣有醫療界的師徒傳授，但希臘太講究新奇，而羅馬對病人的治療簡直五花八門，一下子用水蛭吸血退火，一下子用蛆清楚傷口；開刀後防止化膿的方法，用油、酒、醋、硫磺、樹脂、蘇打粉的都有，各地不一；大部分治療後醫師還會叫病人家屬去求神問卜，可說連醫師自己也沒十全把握。波斯對醫療的看法卻十分慎重：貢德沙普爾的醫學院會訓練學生幾年，然後分派三個病人作為試題，三個都醫得好才可以正式行醫。能通過執照考的人當然不多，但絕不會有庸醫亂開業。其他學科——天文、數理、建築、財務也如此；考過的人，即使出身貧賤也會飛黃騰達。假如羅馬強調的是秩序和制度，波斯強調的就是標準和審核；這比較類似中國的科舉進士，只不過波斯考的不是作詩填詞，正確答案永遠只有一個。
而除了希臘和波斯，影響當代學術界最多的還有猶太人。三股腦力激盪之下，撞出了彪炳千古的科學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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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自從第一次亡國，就以舊約聖經為精神支柱。這對於民族傳承是必要的，但長久下來還是會有固步自封的副作用——假若摩西五經沒談到，舊約先知沒論及，文士祭司們也絕不涉及。與希臘的外來文化抗衡時，猶太人已有幾分跟不上時代的跡象；基督教出現後，猶太人更面臨自信動搖的巨變。究竟神向世人啟示的有多少？舊約聖經以外的發展，到底算不算神的智慧？為何歷史選擇的不再是猶太人，而是希臘文明、羅馬政體、基督教普傳天下？
倘若是別的民族，這種內心掙扎可視為即將瓦解的徵兆；然而猶太人並沒有那麼脆弱，他們提出的答案是：舊約聖經的確涵蓋了神所有的啟示，只是人不能全盤明暸而已，所以需要教師（也稱拉比）繼續講解。這一來猶太教可以像其他文明一樣放膽談論哲學理學，卻不會貶低自己的根本信仰。不過很多人還是怕新的發展喧賓奪主，反而把摩西五經的傳統稀釋沖淡了。因此猶太教認定，這些拉比的講解只能口述，不能筆記；要做任何分析判斷，一定要回到舊約聖經的基本去找，不可依賴新潮流行的思想。這是他們堅持的‘綱舉目張’原則，而所有匯集的講解則成為後來的‘口傳律法’（משנה Mishnah，意思是溫習）。到了五世紀，猶太學者對於口傳律法又再補充，是為‘口傳律法註釋’（גמרא Gemara，意思是齊全）。這些附加的知識比起舊約聖經多了不止三十倍，內容更是包羅萬象：司法案件、哲學辯論、道德論、行為規範、金玉良言、童話故事、詩詞集、自然科學、醫療衛生、天文地理、數學、商業、政治、經濟、教育、語言文法等等（不過一般並不深入探討），偏偏所有新學問只能用腦記憶。估計每個學生得花上十到十五年時間深造，而每個學者腦裡至少有幾百萬節經書的容量。
其實雖然大家禁止筆記，私下記錄的仍有不少。後來曾有段時間拜火教趨於極端，對異教徒格殺勿論；猶太人為了防止知識斷層，大家通融，把口述傳統筆錄保存，一時竟有六十三巨冊，幾萬頁長的篇幅，人稱《塔木德》（התלמוד Talmud），是猶太教僅次於舊約聖經的宗教文獻。這些有很多是學生平日偷寫的小抄，居然在危急之際派上用場，倒是出乎宗教人士意外。
然而正因為有塔木德，猶太教才有持續發展的轉機。用幾個例子就可知道：當基督教還在解釋摩西律法的‘屬靈意義’時，塔木德已經指出，食物潔淨不潔淨的律法，是基於衛生條件，所以會囓咬死屍、會傳染疾病、容易腐壞的動物、鳥類、魚類不可吃，掉在地上的果實也是。近親不婚，是因為對胎兒可能有不良影響，不過懷孕時若接觸某些強烈藥劑，也會導致胎兒不健全。部分經卷甚至指出，生男生女比例並不因信仰虔誠而改變。在還沒有正式疾病學、基因學、婦產科的時代，這種充分的科學觀察，已經八九不離十，可圈可點。當時的教師甚至主張，如果孩子先天患了血友病，就不能讓他受割禮，以免流血不止而致死。這是對現實世界的認真肯定，而不是硬把現實塞入宗教原則的轄限。
更重要的是，若沒有口傳文明，猶太人是否還能繼續留名青史？恐怕不會。因為塔木德對猶太人的意義，比舊約聖經還深遠，畢竟它改變了猶太教對神的看法。舊約先知所談到的神，是行公義審判卻又施憐憫的神；但在塔木德中，神無所不在，所以自然界的一切現象也是神的作為，值得學習。換言之，猶太教不再只是哀嘆民族悲憤的狹隘宗教，猶太人開始以知識文化為使命，尤其鼓勵下一代在學術方面青出於藍。五世紀猶太群體中最熱銷的，是給孩子吃了變聰明的補品；將門出將，猶太父母只怕孩子不成材，一個文盲比一個窮人還可恥。這種心態在猶太社會中延續了千百年，我們甚至不必問，為何今日科學、工程、醫學、法學、金融界，猶太人竟多如過江之鯽，各個如魚得水、如虎添翼？他們的民族英雄或許是大衛王，但他們最效仿的偉人，卻是所羅門王。
那麼，到底猶太文化和希臘、波斯的差別在哪裡？在於記憶的訓練。
口傳文明會問世，誠屬偶然；但從小練習背誦這些長篇大論的孩子，不論是熟記死背，總是在增加記憶容量，同時也在培養專注力。不能專心的孩子，絕對不可能把深奧的句子背得滾瓜爛熟。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教育太死板，會扼殺孩子的潛能；實際上沒有訓練過的人，根本不會突然成為天才。如果一個學生只會注意精彩生動的課程，這不過是大腦的基本反射，和普通人對火災命案印象深刻也沒兩樣；單純的外在刺激，並不能達到教育的效果，更不會激發‘天賦’。世界上的確有人能過目不忘、過耳不忘，可是若沒有訓練過專心檢視一件事物、專心聆聽某人說話，然後迅速把這些資料記在腦海，哪能複製見過的東西、轉述聽過的言語？天才，不也在於九十九分的努力麼？
或許還是會有人問：記憶好，又有什麼差別？難道書籍是白寫的？沒錯，書確實能補人腦的不足，但‘書到用時方恨少’也是一般人容易面臨的問題。一個醫師手術時要判斷錯綜複雜的血管神經，難道還有空閒去翻資料查網路？一個律師要在法庭上唇槍舌戰時，難道還能去慢慢讀民法案例、細閱百科全書？每個專業人才，腦子裡都累積了無數知識資產，足備不時之需；記得多，當然不一定能靈活運用，但是記得少，絕對無法在那一行得心應手。
這就是猶太人比對其他兩種文明的最大優勢。在東羅馬帝國，儘管許多教會人士貶低猶太民族，一旦生病時卻往往先找猶太名醫。在蠻族統治的歐洲各地，猶太人擔任高官的也不少。在巴比倫，即使有希臘的抽象理論，波斯的學院栽培，猶太人教育出的精英子弟卻不亞於別人的水準。他們是沒有國家的民族，卻比有國家的人更受敬重，常出席薩珊王國的政經會議上，有些還獲得相當於王公貴族的禮遇，尊稱如同今日高等法官。
其實猶太人對中東的思想改變，不只是教育而已。猶太教相信神不分國界民族，塔木德又把猶太人演進成為世界性的民族。奇妙的是，正因為他們沒有國家，才終於懂得自由。他們對哲理的看法不再局限於宗教、傳統、民族：法律是根據每塊土地的需要而設立的，但是羅馬的慣例並不符合北歐，波斯的典章也不適用於埃及。那麼在各國的法律之外，是否仍有更廣義的規範可循？如果有，那麼環境因素影響多大？如果沒有，難道必須只選一種原則作為參考？這種想法無形中也被帶入科學研討。同類的植物，為什麼西班牙產的和巴勒斯坦產的，藥效不相同？固定的劑量成分，為什麼在法國藥到病除，在北非作用不顯？一樣開刀，為什麼有人恢復如常，有人卻生理失常？講求理論的人，似乎非把疾病歸納到什麼‘靈魂體’的學說或‘水火風土’四元素構造不可；但偉論太多，反不見效。理論固然可提供共通解釋，細節部分卻又似是而非，那這怎麼算真正的知識？真正做學問，既要明白什麼是統一看法，也要辨識什麼是不符合公認準則的現象，從當中學習經驗。分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沒有別人鑽研學術的便利，卻也減少‘天下皆知斯為善’的片面邏輯。天下之大，再普及的理論也不一定完全正確。十五世紀航海時代開始，歐洲人才體會到自己的準則並非世界共通準則；然而五世紀的猶太人，早已有這種世界觀。要接受世界，要先有虛懷若谷的心胸；而能夠見識多廣，對於科學精神是很有幫助的。
不過這也不代表猶太人獨占鰲頭。三股文明各有千秋，在兩河流域其實不相上下，甚至不斷砥礪琢磨，相輔相成。有識之士多半教無常師，既可汲取希臘變幻無窮的思想，又可接受波斯的實務教育，再加上猶太式的頭腦訓練、經驗累積，人類的精神智慧可說是發揮得淋漓盡致。不久還會加入兩股新的文明力量：印度的數字使用和阿拉伯的逍遙學派，相互爭輝之下，幾乎把當代中東的才智技能昇華了一大階段，基督教的歐洲簡直可望而不可即。
但在黃金時期來臨之前，中東的學術界還要先經歷南邊沙漠刮起的一陣宗教熱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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