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歷史，錯誤多如汪洋，只偶爾有幾處朦朧的真理可找。奧古斯丁是理想主義者，然而他所期待的世界並沒有出現。眾所皆知，西羅馬滅亡後取代而起的，不是神的國度，而是長達一千年的中世紀（Middle Ages），也通稱歐洲黑暗時期。所謂的黑暗，指的是文化的失落、學術的遺忘、傳統的銷毀。從蘇格拉底時代八百多年來，希臘學術的繁盛，居然在中世紀消失得一乾二淨，甚至到文藝復興時歐洲才又重新認識古希臘的學術巔峰之作。一個人走錯路，沒什麼奇怪的；但一大群人類集體墮落，究竟怎麼了？
--- Cesare de Beccaria，意大利法學家(1738 - 1794)
歷史上文明消失通常是長期影響，短期發生的知識退化並不常見。但也正因它罕見，所以總在人心留下深刻烙印。中國的焚書坑儒（和近代的文革）、埃及亞歷山大的博物館被毀、中東巴格達的圖書館被蒙古帝國燒盡、中美洲阿茲特克文明自毀歷史文獻、意大利的‘虛榮之火’、西班牙的宗教判決、德國納粹焚書，都是令人髮指的事蹟。其他禁書的法令，比方許多共產國家嚴禁宗教文物，許多基督教國家排斥‘不道德’的作品（百年前還包括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許多回教國家抵制西方思想等等，一樣是文明的枷鎖。只是和文明的火葬相比，已經小巫見大巫了。
那麼，難道羅馬末期的人特別厭惡知識？難道哥德人、日耳曼人、匈人都見不得別人好，恨不得根除一切希臘文的學術？其實不盡然。對於這類的文化‘致命傷’，我們很難特別歸咎於一項原因。政治的改變，會讓固有的傳統消失；經濟的衰退，會使原先有能力送孩子上學的父母放棄計劃；戰爭會造成人口頓減，間接讓文化傳承後繼無力；若是語言不通，人要溝通都來不及了，根本沒時間去體會詩詞、話劇、演說、辯論的精華；若是生活背景相差懸殊，人要學習磨麥、製輪、造橋、煉鋼就有困難了，哪有閒暇去理解什麼三角函數、原子理論、邏輯矛盾、共和政體？
更重要的是，文化流傳並不是自發的現象，孔子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個人所修習的尚且如此，何況是千百年累積、千萬人傳承的文化？問題是，亂世中要傳遞文化並不簡單：一方面學生分心，學得也少；二方面政治壓力大，蠻族國王們自己大字不識，對那些文縐縐的討論難免反感；三方面社會頻頻出現‘學術無用論’的說法，即使知識份子再努力，也無法與時代巨流抗衡。當時在東哥德王國統治下，曾有學者Boethius努力留下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文獻，自己也為哲學、科學、數學、天文、幾何、音樂等科目做一些整理。可惜他被誣告處死，後來也沒有其他學者繼承遺志；天主教封他為殉道聖徒，然而他的作品在黑暗時期的教會中未曾流傳，文藝復興時代他才被尊稱是‘最後的羅馬人’。這種讚揚實在令人汗顏，即使後代推崇他勇氣可嘉，一樣沒意義，畢竟到此時文明已經斷層千年之久。
不過一般西方歷史學家認為,整個歐洲封閉的最關鍵原因，卻是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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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很常說一句‘Sapientiam sapientum perdam’（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這句話出自舊約聖經，原是預言猶大的毀滅；到新約時代使徒保羅又引申為神的道勝過世上的智慧；然而從此教會裡卻不斷有人以偏概全，認為除了基督教，其他文化都不值一哂。
這種扭曲的想法大概每個宗教都有，只是份量問題。剛開始發展的信仰，是在逼迫中成長，所以擯斥其他思想也不無道理：既可算是宗教上的‘保護政策’，也可以安慰患難中的信徒。可惜到了君士坦丁鼓勵基督教時，本來被藐視的信仰現在終於合法，許多基督徒反而自大起來。我管你是名聞遐邇的學者，只要你不認同我，你就是在鼓吹‘人的智慧’，阻擋神的道。結果宗教的自由竟變成縱虎出匣，不只是偏激的主教慫恿信徒焚燒非宗教書籍，連教會裡也為了神觀不合而拼命拉攏皇帝做靠山——成王敗寇，贏的是國教，政府還免除稅收；輸的是異端，所有典籍盡皆銷毀。君士坦丁之後，不同皇帝偏向不同教派。暴力之下，幾乎每個教派都有失喪的斷簡殘篇，連天主教的教父作品都大半失傳。
爭真理，爭到最後，怎麼大家一起野蠻？
奧古斯丁儘管遠居北非，但他寫作廣傳，影響範圍龐大，恐怕也難以獨善其身。他的意見往往被天主教用來攻擊東方各教派，他自己也不排斥這種‘品牌推銷’增加知名度，只是他絕不用希臘文做教義辯論，算是一種消極應付。對於大部分信徒，奧古斯丁建議不要太好奇，太追根究底地探討教義，否則恐怕會迷失自己。沒想到他的話被斷章取義地說是不要對其他學問好奇；中世紀神學家更變本加厲地認為，對世界的好奇，就是出於魔鬼的引誘。這個結論未免下得太離譜，而更離譜的是，走上了歪路，居然也沒有人敢質疑。
希臘從軸心時代開始，一直不斷精益求精、青出於藍，這和他們對知識學問的看法有關。埃及、巴比倫的文明往往著重權威，學生沒有資格反駁老師所教的；希臘卻不認為個人的智慧足以囊括一切學問，即使老師也可能出錯。敢不敢承認錯誤，實事求是，就是學術探討的首要課程。因此學生必須先了解老師的觀念，再進一步提出自己的見解剖析，甚至推翻突破老師的論點。希臘文化並不像中東注重傳統、羅馬強調秩序。辯論在雅典社會中不止被容許，還被鼓勵。這種教育制度說亂確實很亂，但假使柏拉圖一百個學生中，出了一個亞里斯多德，那總比訓練一大批只會朗誦‘詩云子曰’的跟班有進步的可能。諾貝爾醫學獎得主Albert Szent-Györgyi曾講過：“發現，在於看了大家所看過的事物，卻想出沒有人想過的疑問。”唐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而毀於隨。”就算是博古通今的學派，若只因襲前人，不另出機樞，早晚會被埋葬。
初世紀基督教受到希臘文化影響，倒沒有劃地自限的態度。他們雖有保羅書信，但信徒並不因此認為保羅已經是最具權威的啟蒙導師。的確，保羅的書信有許多重要觀點，但是他演繹歸納類推反證的手法，其實還不夠慎密，比起希臘的學術論文，或羅馬的演說修辭，都稱不上一流。第二世紀的教父作品縱使駁雜不純，品質不一，畢竟是提出自己額外的見解，而不是一如既往地重述使徒遺訓，辯證方面也比保羅細心得多。他們會做出聖靈論、嗣子論、三一論的假設，其實仍然是根據福音書再進一步分析。柏拉圖主義本來就教人可以用理性去分析世上絕對的‘善’（也稱為‘道’logos，Λόγος），早期的基督教又把這觀念昇華成‘新柏拉圖主義’：從使徒約翰提出‘道成肉身’的觀點以來，基督徒中的知識份子也竭力用理性探討耶穌的本質。
然而見解的分歧，並不是教會願意接受的現象。希臘學者們對真理的研討很客觀，論事不論人，而且也願意承認自己的推理還不夠充分，甚至兩邊可能都有錯誤，足以相互學習。許多教會人士卻沒有這番雅量，畢竟人討論宗教時都難免感情用事，即使自知辯不過人也要義正詞嚴。希臘文化從不認為真理必須捍衛，因為真理像艷陽光芒萬丈，無法遮掩；宗教人士卻要拼命捍衛真理，因為真理是靠自己傳播，沒有妥協的餘地。
或許每個宗教都會面對這種排外的心態，但是倘若信徒清心寡欲，倒也不影響其他文化發展。偏偏四世紀末的基督教被升格成國教，相對地教皇們也認為有救全世界靈魂的神聖使命，更有主宰信徒奉獻與國家稅收的‘重責大任’。金融政治對教會的腐蝕性多強，不需多言；但現實永遠是不留情面的。有權的教派，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更攻擊其他政敵是魔鬼的工人。奧古斯丁的老師安波羅修，雖然善於管理教會，但他也是不擇手段的野心家，為了把天主教的‘正確性’普及全帝國，連煽動、媒體、造勢、操縱輿論都敢做。他的目標達到了；更好的是，西羅馬教會裡的知識份子被他批鬥倒了，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文盲信徒，多半也不諳拉丁文，要控制、要洗腦、要敲詐都容易得多。
但比起別人，安波羅修已經很正派了；其餘做盡醜事的大有人在：之前提過，東羅馬有主教以皇帝為靠山，大肆搶劫其他教派的教堂；亞歷山大有主教慫恿信徒去殺人焚書。希臘、土耳其到中東各地的阿波羅神廟，一一被打碎，改建成教堂。中世紀基督教傳入歐洲各蠻族的領域，伴隨的也是籠絡酋長、狐假虎威的強逼政策，信奉傳統宗教的都會殺頭。有傳說今天德國的椒鹽卷餅（Pretzel）其實本來是圓的，日耳曼人原是做來祭拜太陽；但為了怕基督教懲罰，才改為今天的形狀。而這些只是中世紀初期的現象；越進入黑暗時期，假借宗教名義行惡的越多。
美國恐怖作家H. P. Lovecraft寫道：“把一群有極度強烈宗教情操的人聚集在一起，保證會出現犯罪、變態、瘋狂等黑暗病例。”從歷史看來，此話不假。
更極端，也更複雜的心理情結是：第五世紀的基督教開始歧視猶太人，甚至到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西方基督教界中還有很多人抱持‘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耶穌本來就是猶太人，基督教也在巴勒斯坦誕生，為什麼從第五世紀開始，教會卻一面接受舊約聖經，一面又勸皇帝廢除猶太籍官員、禁止猶太教傳播、甚至褫奪猶太人的羅馬公民戶籍？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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