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風日已頹，窮途方慟哭。對羅馬衰亡史還要補充幾點：
---李白《古風》
一、既然哥德人如此強悍，為什麼當時還會被中亞草原的民族趕往多瑙河？哥德人的背後是匈人(Huns)，今天匈牙利人的一部分祖先，當時分佈中亞到西伯利亞之間。有人認為匈人就是中國史上的‘匈奴’，但從兩地遺跡的基因鑑定並不能證實。中國北匈奴西遷，比歐洲匈人出現早了280年。有些匈奴部落講的是突厥語系；而匈牙利話只與俄國烏拉山語系有淵源，與天山瀚海一帶的民族語言毫無聯繫。兩者關係是否只是名稱接近而已，尚無定論。不過正式講起來，中亞的游牧民族並沒有很明確的分界，一個民族之內也往往沒有直接的血統關係。有的只是語言相同，活動範圍相近，有的甚至沒有酋長，所以很難用今日的角度分析。歐洲對匈人的記載：1）他們精於騎獵，2）他們會用刀劃俘虜敵人的臉，讓刀疤終身不去，3）他們把生肉放在大腿與馬背之間壓軟了吃，4）他們不願住房屋——匈人不像哥德人東西稀少，便於遷徙，而是他們根本居住在馬背上、出生在馬車裡——對匈人而言，進入土造的地方，猶如進入墳墓。這和後代蒙古人、韃靼人的習慣幾乎沒兩樣。未來蒙古軍事武力如何，當年匈人想必也不弱。
二、既然哥德人如此強悍，君士坦丁堡怎麼還撐得住？這其實有軟硬兩面：東羅馬先引進阿拉伯的傭兵來對付哥德人，以毒攻毒，一時倒也沒有落敗。等到哥德人士氣冷卻一點，東羅馬皇帝又特別向哥德人招安，讓他們當羅馬的士卒將領，給他們薪俸反比一般士兵還高。這固然可以讓戰爭停止，但是其他士兵心理總會不平；而哥德人摸清楚羅馬脾性之後，更開始腳踏兩條船：今天穿亞麻長袍與大臣們平起平坐，明天又換上獸皮襲擊帝國重鎮。西哥德王國的首任國王Alaric就是如此：他懶得替皇帝戍邊，自己帶哥德人洗劫了希臘半島上雅典、斯巴達、哥林多等地，結果懦弱的皇帝不但沒有派人討伐，反而派他擔任巴爾幹半島西部行省總司令。公元410年，‘總司令’又明知故犯，再度帶領哥德人攻陷羅馬城。儘管後來西羅馬的軍隊重新收復羅馬，整個帝國已經元氣大傷；之後到滅亡，羅馬也不再是西方的首都。
三、既然哥德人如此強悍，何以歷史上名聲不響亮？這問題比較複雜，因為羅馬對那時代記載有限，但是它很像中國的五胡亂華時代：百餘年間北方各族問鼎中原，在華夏各地建立數十個大小強弱不等的國家，間而破壞了中原的政治經濟架構。西方也一樣。本位主義的羅馬人不喜歡去了解其他民族，敘述不詳；然而歷史學最常用的，是德文的Völkerwanderung（民族大遷徙）一字，因為那時除了哥德人和匈人，還有盎格魯人、薩克森人、朱特人移往不列顛群島；法蘭克人遷入法國；蘇維滙人搬到西班牙、葡萄牙；弗里斯人到荷蘭；勃艮第人到丹麥；倫巴第人到奧地利；斯拉夫人到俄國；格皮德人到摩爾多瓦；阿瓦爾人到波蘭；阿蘭人到羅馬尼亞；保加爾人到保加利亞；日耳曼人建立大小邦國；汪達爾人流動各地，甚至從西歐轉至北非發展。加上東羅馬有阿拉伯、兩河流域、埃及的其他民族，到公元700年以後，連東羅馬帝國都只剩下希臘與土耳其的部分地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了，繼而取代的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的局面。
美國哈德遜畫派名家Thomas Cole曾繪五幅油畫：《蠻荒》《田園》《全盛》《毀滅》《衰亡》，共稱《帝國的歷程》，用的就是羅馬的經過。山水不改，物是人非。這是很令人感傷的閉幕式，尤其羅馬再三被摧殘，到最後大家都不忍再看。公元476年西羅馬消失時，歷史僅剩抽噎啜泣，嗚咽無聲。
不過，有人會因為惆悵的夕陽而黯然神傷，卻也有人因為羅馬的終結而心靈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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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紀末的教會，出現了許多偉大的神父；他們幾乎都是知識份子，也致力把基督教的哲學基礎做總整理。哈德良堡戰役後不久，耶柔米(St. Jerome)花了二十多年完成拉丁文通俗聖經譯本（Vulgate，武加大譯本），讓不識希臘文的信徒也可以聽懂；法國的馬丁(St. Martin of Tours)在修道院與主教的工作之間徘徊，讓想追求清修的人有地方可去；南意大利的本尼狄克(St. Benedict of Nursia)創立了西方修道院制度的第一份標準；土耳其的三位重要神父（St. Basil of Caesarea, St. Gregory of Nyssa, St. Gregory of Nazianzus）結合了教會中的神觀探討與柏拉圖式的分析，卻不因哲學而忽視了救恩；君士坦丁堡的主教St. John Chrysostom為新舊約的釋經學做了相當貢獻，讓白紙黑字變得生活化、個人化；米蘭的主教安波羅修(St. Ambrose)則是當代著名的拉丁教父，他既有管理教會的才能，又曾接受律師教育，因此把修辭、辯證的演講方式活用在講道中。
一個時代會出現這麼多基督教學者，並不偶然。這些人不是因基督教被定為國教而大發熱心，畢竟政府公定某個宗教，反而會讓這個宗教安於故俗，溺於舊聞，停止長進。這時代的基督教卻完全相反：他們會有不懈的熱忱，正因為羅馬在走下坡。猶太人是亡國後才編定舊約聖經；但是羅馬尚未淪亡，基督教已經開始探索明日將如何。一個時代要過去了，他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他們能做些什麼？別人還在萎糜不振時，他們已經把心志活力投入基督教文化的發揚光大。基督教甚至在為整個帝國重定坐標。
而這些知識分子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奧古斯丁是北非行省希波的主教。這不算什麼崇高地位；基督教尚未成為羅馬國教前，單單北非行省就有七百位主教。但是奧古斯丁的著作倒令人咋舌；他自己估計寫過九十三本書（還少算了二十多本），三百多封書信給其他教會，另有五百多篇平時講道被記錄下來廣為流傳（他一生大約講道八千多次）。當年曾有人驚嘆：“以奧古斯丁讀書之多，很難想像他還有時間寫作，而他寫這麼多，更難想像有人能全部讀完。”當然，若只是以量取勝，就不值一提了，不過奧古斯丁是融合了初世紀以來的作品，再加上個人的見解，終而創出‘集大成’的論述。可以說從使徒保羅以來，他應該是對基督教影響最深的人。
歷史對奧古斯丁偏見很深，而且總來自沒讀過他作品的人。他的《懺悔錄》(Confessiones)可說是西方歷史上第一本自傳，然而許多不學無術的人根本不了解，拉丁文Confiteri的意思是‘見證’而不是‘懺悔’；換言之，這本書是他的《見證集》，內容包括他人生的一部分，還有絕大部分是以天地萬物來見證神的偉大。稱之為懺悔錄已經很誤導了，後來竟有人加油添醋，說他年輕時代生活放蕩淫亂，接受主之後才改邪歸正；其實根本亂講。奧古斯丁從小博聞強記，愛好羅馬文物，尤其對古羅馬演講家悠然神往；他十一歲就到學院深造，十七歲去迦太基專攻修辭學。他真正讓母親難過的，大概只有他比較不認同天主教，而是認同靈智派學說；即使這一點也不能說是道德淪喪。學院中多的是不檢點的年輕人，奧古斯丁卻沒說自己真的有不良記錄；他和一個女子共度十三年，生有一子，雖不是結婚，倒也不是亂搞關係。羅馬對社會等級一向分得很嚴，他們可能不能正式結婚，但這種非婚姻的‘婚姻’當時教會仍然承認。何況奧古斯丁的興趣是在學術方面，不是在放縱情慾；他之後到羅馬、米蘭等地深造，甚至在安波羅修之下繼續鑽研講道學。對他而言，真理是沒有止境的追逐，他也樂此不疲。這一點從他的自傳應該很清楚，偏偏膚淺的人拼命要無中生有，想入非非，從平凡無奇的記錄中惡意渲染。
然而奧古斯丁對當代最大的衝擊不是他的自傳，而是《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那時羅馬帝國面對危亡，很多羅馬人開始認為從君士坦丁起，整個帝國就是因為信奉基督教，捨本忘祖，才會危機四伏；也就是說，基督教是導致衰敗的罪魁禍首。一般人不辨菽麥，會相信這種誤解也不為怪，但是要如何扭轉這種看法卻不容易。難道要說是神在考驗羅馬帝國，最後必定否極泰來？公元413年奧古斯丁寫此書，並沒有用安慰的方式，而是開門見山地強調：羅馬本身不是永恆的，它道德的衰退本來就會自取其禍。但是世界有兩個極端：一個是地上之城，一個則是神的城。羅馬會毀滅，歷史早已註定，畢竟它已經朽木不可雕；然而另一個城卻是真金不怕火煉。
這種看法在當日也不算別出機杼，今天更是了無新意，為什麼一本書會有如此影響？真正肇因可能是當時教會的政治化，讓奧古斯丁都感到失望。基督教既已成為羅馬國教，教會與帝國關係也日漸扭曲，主教們各自藉用政治關係為自己添加利益、剷除對手、謀職升遷。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並不是在向信徒解釋歷史的宿命，而是在說服自己：神與世俗並沒有合作的必要；人民或許先入為主，認為羅馬帝國是歷史唯一的贏家，但是歷史之前是什麼？之後又是什麼？
‘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奧古斯丁把羅馬的歷史重新審視：世上的國度，即使文明再高，仍舊是不完美的。古羅馬詩人自稱羅馬是為了天神的正義而創設的；奧古斯丁卻不甘示弱地引歷史強調，羅馬從起初就是稔惡藏奸的所在——凡是世俗的機構都不可能達到完全正義。當然，羅馬有知識文化，也有殘酷不仁；有明哲皇帝，也有宵小之輩；有教會發揚光大，也有道德醜惡面；它不是地上之城‘巴比倫’，也不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任何文明都有人的污穢，而會被毀滅的也是這份自私貪婪惡毒。他把救贖論推演至全人類世界，結論是：最後審判就是在為社會去蕪存菁，留下真正神的國度。
他所說的是神的國度，不是教會。他有生之年曾經多次用犀利的言辭，斥責羅馬教皇所寵信的人所講的‘偉論’。要分析教義並沒什麼不對，但是有權力的人往往強迫所有人接受他們的意見；這是奧古斯丁最反感的部分。基督教的教義本來就不容易消化，大家見解不同，才需要圍在一張桌子徹底地討論，不是麼？可惜他直言並不能改變任何事，儘管他的著作能影響許多主教，對教會政治卻沒有幫助。一個天昏地暗的時代，不止整個帝國進入癌症末期，連教會也在枯槁。美國神學家Reinhold Niebuhr說：“文明死亡之前總是拼命向自己證明自己多麼永恆不垂，甚至為了證明自己有多堅強，反而破壞了社會秩序。”
那時代的信徒，其實都認清了這現象；有的逃避，有的獨善其身。但是羅馬滅亡的前後，居然還有許多神父在牧養信徒之餘，又積極地留下自己的心血，以待來人。即使不能改變世界，也不能卑劣地度過短短一生。奧古斯丁的講道中有句勸慰：“人總說：時代惡劣，時代艱困。但我們應該努力好好地活，因為我們就是時代——我們如何，時代就如何。”
也許能做到這一點的人不多，不過這確實是每個人在亂世中所能追求的目標。或許世界的枷鎖太多了：土地財產的保障、社會的安定、宗教的權威。人給自己多重緊箍，以為這就是生命的意義，到最後只是自欺欺人的假象，在蠻族的侵襲之下根本經不起考驗。唯有拋開這些世俗的枷鎖，人才能返璞歸真。奧古斯丁沒有祈禱國家不滅亡，只祈禱自己能明白神在歷史中要做什麼。他的作品也許對後代而言都太過深奧，但是至少他個人已經找到了人生的呼召，也找到了回家的途徑。
他，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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