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柏林）
要敘述基督教的歷史，肯定會談到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畢竟他是第一位信基督教的羅馬皇帝，也是第一位藉政治名義改變基督教的皇帝。是好是壞，我們先不討論。除了基督教之外，君士坦丁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設立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日伊斯坦堡İstanbul)，亦即後來東羅馬帝國的首都。
其實歷朝皇帝都會建立新興都市，一方面，喜新厭舊是人之常情；二方面，皇帝若想留名青史，城市遠比書卷廣為人知；三方面，新建城市也可以促進地方繁榮，增強控制。但是君士坦丁堡的意義，與一般政府花錢造鎮不同：皇帝在位期間，表面上還是以羅馬為重心，實際上政府機能已經逐步轉往東方的新城市，後來更公然‘遷都’。君士坦丁本人出生在東歐（今日塞爾維亞境內），羅馬對他而言不過是個政治舞台；遷都往東，自也不算忘本。不過既然君士坦丁放棄了羅馬，選擇了帝國東部，上行下效，大家自然跟著‘良禽擇木而棲’。而他做了這個抉擇後，帝國西部也在一個世紀內徹底瓦解。
單從這角度來看，君士坦丁堡的建立，無疑是在加速羅馬城的衰亡。
究竟君士坦丁在做什麼？假若他只憑一時喜好而搬遷，難道他是不諳世事的阿斗之輩？假若這是一時錯誤決策，豈不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假若他是有意推波助瀾，那不更是主動送葬羅馬的未來？我個人總認為，政治人物都不單純，是非善惡難下定論。即使當時決策會留下後遺症，至少東羅馬帝國還能因君士坦丁堡的存在，而繼續維持一千年的偏安局勢。或許這不是君士坦丁預期的結果，但總得算他一份功勞。當然，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問：假若君士坦丁沒有遷都，羅馬存活的機會有多大？之前提過：
- 天時：這時西歐的氣候逐漸寒冷，接下來幾世紀更是荒時暴月、食不充飢；倒是希臘半島、近東地區恢復正常農作，六畜興旺。羅馬向來就倚賴埃及與黑海一帶進口的糧穀維生，現在有利的條件都握在帝國東半部，這種局面能撐多久？
- 地利：羅馬從共和開始，已有一千年發展，皇帝們興修羅馬城是天經地義的事。不過盛極則衰，水利建設不敷使用，石砌街道維修昂貴，車馬街販同擠狹隘市集，卻難以拆除改建。越久遠的城市，麻煩越多；古代的遷都，除了戰亂或政權交替的緣故，多少都因為舊都已失去城市功能。
- 人和：羅馬等候政府救濟的人口太多；到第三世紀末，連皇帝也已經無法駕馭這群‘貧民’。至於皇戚貴族、政府官僚、豪門縉紳，大家只會相互爭奪名譽權益，百般扼制任何改革方針，更讓羅馬變得不可救藥。
第三世紀的羅馬帝國早已多次出現行刺篡位的慘劇。繼公元69年的四帝之年，公元193年居然同時有五個皇帝，公元238年甚至同時有六個皇帝。從238年之後，皇位爭奪戰進入白熱化的新時期，因為那年的羅馬皇帝，是史上第一個既非貴族，也不是中層階級，而是濫用軍權干政，最後穿上紫袍的人。先例既開，就有更多軍人想踴躍登基，之後五十年總共有12任皇帝，個個免不了兇殺血腥。到了公元284年，新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上台，總算暫時中止了這段官場鬥爭。戴克里先這時已經領悟到，一個羅馬皇帝繼承的權柄，根本不足以管轄這廣大的帝國；何況文者不能武，武者不能文，要攬權，就無法分身對抗外敵。所以他乾脆立自己心腹為‘共任皇帝’，再加兩位統帥，總共是四位皇帝共管天下。這有點像今日的副總統分擔責任，差別是連皇帝也有任期，時間到就換兩位統帥接班，以免造成貪婪腐敗的現象。
表面上看來這制度可圈可點，但是實際上利害關係最嚴重的，正是兩位統帥。戴克里先當時的統帥，一個坐鎮土耳其，一個則盤踞意大利北部（他便是君士坦丁的父親）。兩人尚未接任皇帝，就已經積極提拔自己人做將領；為了互示友好，君士坦丁還曾被當作人質交換。然而離鄉背井到土耳其的他，卻在軍事方面表現出色，無論在多瑙河、敘利亞、兩河流域都有卓越的戰績，連皇帝戴克里先也對他青眼有加。
不過就在君士坦丁身為人質的這段期間，皇帝戴克里先發動了最殘酷的基督教殲滅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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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03年初，戴克里先獲得神廟中的阿波羅神諭，開始大肆屠殺基督徒。當時土耳其地帶有剛完工不久的大教堂，被焚毀一空，經文卷籍全部付諸火海。然而逼迫的背後卻有更重要的原因：當時所有教堂的財金全部被沒收充公，許多基督徒的家產也蕩然無存。對照羅馬帝國的貨幣，公元三世紀的金幣銀幣是越鑄越爛，參雜其他金屬也越多，所以越晚期的貨幣保存得越差。但是等到戴克里先的貨幣改制，又突然出現相當不錯的貨幣，這當然不是挖掘到新的礦脈，而是搜刮了部分民間的財物，然後趁機調整貨幣，遏止之前的‘劣幣逐良幣’現象。類似這樣的‘宗教逼迫’在歷史上倒不罕見：後來的十字軍東征，很多是藉機征討某些‘異端’教會群體（還有猶太人）；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黨也是迫害猶太人之後，才得到相當的資金為自己加強軍備。換言之，要殺人搶錢，也可以名正言順，甚至讓半個國家都一齊‘勇往值錢’。
可是到公元304年底，戴克里先突然身體不適，次年就提早讓位給統帥。當時有政治輿論、民間傳言，說是他被神懲罰；羅馬人敬畏神，相信天譴的人自然很多。新的統帥上寶座，立刻停止逼迫屠殺的事，還特頒公文，宣告所有宗教都合法。君士坦丁的父親身為‘共任皇帝’，這次卻被政敵搶先一步；而且戴克里先下台之前，早知道兩人嫌隙，便故意擺他們一道，另外起用兩個統帥，讓原先各自培植勢力的兩黨無法正面衝突。不過父親既然當上皇帝，君士坦丁總算被調任英國處理軍務，不必繼續在東方當人質。
不幸的是，第二年君士坦丁的父親就因病過世；臨死前堅持要兒子直接繼承他的皇位，免得其他統帥先聲奪人，自己黨羽全被換掉。那時在他統轄之下的英法地區都願意為君士坦丁效命，西班牙舉棋不定，意大利則尚未臣服。長年寄人籬下，君士坦丁倒磨練出不同凡響的應變能力。他立刻叫人為自己畫肖像，像中卻是穿紫袍戴桂冠；使者送給政敵時還聲稱，是君士坦丁手下軍隊‘強迫’他穿的。言下之意：我有足夠的軍隊撐腰，你們敢不把我放在眼裡？政敵見到，氣得當場燒了肖像，但是這時不能意氣用事，最後大家妥協，讓君士坦丁退一步，不當皇帝當統帥，算是暫時認同他。
能在政權上分一杯羹，已經是很好的開始。那年有蠻族想趁亂偷襲，反而被君士坦丁擊敗，從此帝國西北對這統帥口服心服。這段期間，他在法德交界的各城邑鼓勵基督教發展，甚至把以前強奪的財產都還給教會。他的政敵本來宣布基督教合法，後來仍是出爾反爾地迫害；相比之下，君士坦丁雖然還沒信基督教，他的‘仁政’至少讓許多教會信徒放心得多。
接下來君士坦丁逐步掃除政治對手，尤其讓其他各派勢力相互批鬥，自己則置身意大利政局外，最後再來漁翁得利。公元310年，東方的皇帝駕崩，四帝共治的規矩也名存實亡了。東部的兩派政黨互相殘殺，西部則是另一黨人馬與君士坦丁在意大利米蘭(Milan)附近開戰。不過內戰一開始，羅馬立刻徵稅加倍，貿易頓減，意大利本土幾乎不攻自破。一次戰役，君士坦丁面對的是自己兩倍的敵人，情況並不樂觀，但是他先用‘以慢打快’的戰術，讓急進的對手惹人民抱怨，然後雙方開戰時，君士坦丁居然用特殊的旗幟為記——記載說他夢到異象，神對他說，要以這標誌獲勝(In hoc signo vinces)，後代藝術家因此描繪‘十架旗開得勝’的景象；實際上那時君士坦丁用的是XP標誌。但是這旗幟一上戰場，真的讓君士坦丁無堅不摧；他的對手戰敗逃走時，淹死河裡。公元312年十月，君士坦丁佔領羅馬城，不久就命人在使徒殉道處建教堂（今日的聖彼得、聖保羅大教堂）。之後十多年，他還會以‘任何人都不可逼迫基督教’為理由，徹底消滅其他皇帝統帥，重新統一羅馬帝國。
一個人的行為，動機何在？是出於宗教的虔誠，還是政治的利益？君士坦丁信教時已經四十歲，但是他並沒有放棄以往的羅馬宗教，身為皇帝的他還是到各廟各壇獻祭。他提拔基督徒任官職，但是仍以平等為前提，所有宗教的聖職人員都不必納稅。他退還從基督教搜刮來的財產，卻又針對其他看不順眼的宗教團體勒索搶錢，平衡國庫。君士坦丁本人還有很強的控制慾，經常用皇帝的頭銜干涉宗教：公元321年，他強迫基督教與非基督教都要一同舉行‘太陽日’，從此以後基督教中多了12月25日為‘耶誕節’。今日天主教不在逾越節辦聖餐，頂多只在復活節剝餅飲杯，也是當時君士坦丁決定的。在他引導之下，希臘羅馬的眾神，逐一被同化成‘主保聖人’（Patron Saint，某位聖徒特別保佑某種人）的奇怪傳統。他還主動舉辦多次教義討論會，包括公元325年著名的尼西亞會議，更親自裁決誰是正教，誰是異端。政治與宗教的牽連，大概以君士坦丁為最。
只是，他對宗教大發熱心，並不代表其他政治經濟的問題就可以不必解決。當時戴克里先設立四帝共治，不正因為一個皇帝無法管轄全帝國麼？現在輪到君士坦丁恢復獨裁，又如何應付問題？他的答案是：不該解決的問題，根本就不值得解決。這並不是拿帝國的命運開玩笑，更不是避重就輕的姑息態度。老子說過：“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如果龐大的帝國是難以維持的狀態，一個皇帝再怎麼案牘勞形，也於事無補。與其撐到最後照樣心死黃河邊，君士坦丁寧可只要殘缺的版圖，足以安邦定國。
至於要哪部分，自然是富有的一半。
更正確地說，當時爭權獲勝的不論是誰，都會得到相同的結論。之前軍人干政時期，很多皇帝根本‘直把杭州當汴州’，從未踏入羅馬一步；君士坦丁的政敵會以帝國東方為本營，就是因為這裡比羅馬值得開發。Max Weber《作為職業的政治》中寫道：“對政治家來說，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這三項資質是非常重要的。”倘若君士坦丁不取東方，反而被人捷足先登，最後一樣會懊悔莫及。
經濟繁榮的時期，人會有拓荒精神，願意挑戰未知的事物，就算羅馬西北的英法地區出產不豐，土壤與地中海有異，還是值得投資，值得慢慢改良適合種植的品種。但是帝國通貨膨脹後，失敗的風險變高了，人寧可往物產豐饒的地方去，短期投資比較有利；更好的是在新的貿易路線上開發據點，左右逢源。大西洋邊的土地，尚必須廣種薄收，要獲得報酬太長期，物競天擇之下自然變得蕭條；歐亞交界的君士坦丁堡則掌握了多瑙河、黑海、地中海的貨船運輸，海峽最南端的關卡還被稱為‘金角灣’，繁華可想而知。戴克里先雖然設法改善帝國經濟，但是除了新貨幣之外並沒有實際成效；他推行的價格控制反而導致貨物短缺，黑市氾濫，結果通貨膨脹、經濟危機益發嚴重。到了君士坦丁時期，羅馬的貧富差距已經過分懸殊，暴動迭起，不法事件與日俱增；公元328年，他正式設立君士坦丁為新都，把‘朽木不可雕’的羅馬城拋在腦後。
也許，並不是君士坦丁放棄羅馬，而是歷史的演變把羅馬遺忘了。不過歷史終究是由他的手改寫，一切後果也只能算在他頭上。算不算其實也沒差，畢竟君士坦丁無暇分心；遷都沒多久，多瑙河北岸竟又出現另一支強悍的蠻族——哥德人（Goths)。
野獸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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