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三篇寫到以色列、亞述、猶大的衰亡，但是歷史的篩選還在繼續進行，下一個又輪到誰？
答案是巴比倫，不過這在當時恐怕很難猜測。西元前第六世紀的巴比倫，不論在軍事、經濟、文化上，都已經是天下獨一無二的強國，居然建國短短不到一百年就被波斯取代，簡直比中國的元朝都要短，和之前的亞述更是不能相比。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以舊約聖經而言，但以理書是唯一描述巴比倫滅亡的經典，不過但以理書本身寫得玄之又玄，還往往與歷史相左（連猶太人都只認為這本書是‘智慧書’而不是‘先知書’，今日經學家大多認為是後人假借但以理之名所寫）。這當然不代表但以理書不值得做參考，只是‘盡信書不如無書’。但以理這個人應該是真的存在，他曾在外族的朝廷中擔任要職，也曾飽受政敵的陷害攻擊，卻沒有因此被賜死或貶官，甚至做到後來波斯帝國的朝臣；先知以西結提到但以理的逢凶化吉是出於信仰堅定，不過在外族的政治動盪中能夠僥倖不死，實在也算是命大。對當時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但以理無疑是以色列民族的光榮；至於他是不是先知，倒不重要。
只是，為何但以理能夠進入巴比倫朝廷？這一點反而要歸功於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能把帝業拓展如此，政治眼光絕不可少，而他的首要政策就是寬仁。論語說“寬則得眾”，並非無稽之談。上篇提到，同樣是俘虜猶太人，巴比倫比起亞述或埃及都要仁慈，除了不能回國、不能享有巴比倫人的公權之外，其他的生活方面倒是沒有被欺壓。耶利米還曾經寫信，鼓勵被擄的人蓋房屋、種田園、娶妻生子、安居樂業，這正表示巴比倫對猶太人一視同仁，連買賣田產都不干涉。‘無恆產則無恆心’。假若不是巴比倫人就不能擁有土地，那麼這些被擄的‘無產階級’早晚會成為社會動盪的根源；相反地，假若被擄的各民族能在巴比倫開墾，不但能保持社會和諧，還能充實國庫，更能向戰敗地區宣揚巴比倫的‘王道’，讓想造反的人少一個藉口。一舉數得，惠而不費，這才是明君的做法。
不過寬仁只是第一步。尼布甲尼撒的下一步，是從各國的年輕人中選拔人才，集中到國家翰林學院進修。一方面彰顯巴比倫對各民族不分彼此，唯才是用；二方面達成文化交流，促進民族融合；三方面以這些人做各民族的公關，籠絡人心，建立信任；四方面，選拔的人多半是各國的貴冑子弟，也可算是人質控制；五方面，可以用外族人平衡巴比倫的朝政勢力，畢竟迦勒底人也是外族（這很像當年喜克索斯人作埃及法老時，重用約瑟一樣）。不論如何，尼布甲尼撒的政策，可謂開萬世先河，後來希臘羅馬的學府也都開放讓外國人進修。巴比倫能這麼做，除了要有挑戰新事物的膽識，也要有足以排除眾議的政治本錢；畢竟國王再怎麼中央集權，底下的人若不願配合，新法也不過是空夢一場。
說到挑戰新事物，尼布甲尼撒留給後代，最有名的並不是軍事政治的作為，而是他所建的空中花園，古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相傳尼布甲尼撒的妻子，也就是米底公主，身體不佳，無法遠行；尼布甲尼撒為了讓她能看到各地景觀，於是建造這花園，運進各地植物，使她能身歷其境，在宮中如同遊覽異國。這種想像力值得贊佩，不過建起來卻有工程上的困難。喜愛園藝的人都知道，水和土都是很重的東西，設在高樓的花園，其實對建築物的支撐力是極大考驗。再者，水往低處流，要澆灌各層草木，總不能煞風景地動用大量奴隸；若是灌溉設施做不好，頂樓的花卉不是乾死就是淹死，也一樣煞風景。古代還沒有鋼筋水泥、馬達、塑膠管，能夠設計這樣巧工，也真難為了那時的石匠鐵匠（公元前二世紀，空中花園因地震而毀，至今遺跡已不在）。
然而，文化古都巴比倫，這時卻開始產生思想上的改變，甚至可說是畸形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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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撒逝世於公元前562年。兒子繼任不久，就被尼布甲尼撒的女婿篡位；幾經波折下，帝國由創建的迦勒底人轉手到巴比倫人徹底控制。公元前556年上位的國王那波尼德(Nabonidus)，和尼布甲尼撒根本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只是‘新巴比倫帝國’這響亮招牌也不需要改。
既然國王和大半朝臣都是自己人，管理帝國應當是沒有隔閡了吧？不過那波尼德本人並不算是個好皇帝。按理來說他是巴比倫人，偏偏他特別崇尚亞述的古物，幾次尋訪夷平的尼尼微等城市，向亞述的月神祭祀，甚至還叫人畫製亞述末代君王的肖像，簡直有點自詡為亞述君主再世的味道。（根據記載，那波尼德的母親是亞述地帶月神的祭司。這若是事實，那他或許有一半亞述的血統；只是剛推倒迦勒底勢力的巴比倫人，又怎麼會挑一個血統不明的人做王？看來恐怕還是那波尼德在為‘尋根’的行動自圓其說。）說真的，亞述末期的幾個皇帝，都遠比不上尼布甲尼撒，而且巴比倫自己的文化，已是古世界之冠。難道只因為厭惡迦勒底人，就必須捨近求遠地推崇一個被埋葬的古國？
若只是皇帝個人的奇怪嗜好，也沒多大關係。那波尼德登基第三年，居然拋下巴比倫的一切，前往阿拉伯曠野的一個綠洲，一住十年；這不只讓朝臣不知所措，更讓老百姓認為皇帝是瘋了。（但以理書提到尼布甲尼撒喪心病狂，像野獸一般遠離人間，七年後歸來；可能作者把國王名字搞錯了。）到底那波尼德去綠洲做什麼？客觀地說，這綠洲是和阿拉伯貿易聯絡的市集。以前亞述的普勒和西拿基立，都曾經向這地方要求納貢，這時綠洲卻不在巴比倫帝國境內。那波尼德若要重建貿易關係，也不無道理。但是這又有很大的疑問：要建交何必親自去？又何必花十年時間？還耗用國庫公款，在這綠洲中建立許多廟宇神殿？
史學家認為，那波尼德會離開巴比倫，主因在於他個人不喜歡傳統宗教。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人，最主要的神明是河神，而皇帝每年都要定時隆重祭祀，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和中國有北京的天壇，意義是一樣的）。那波尼德卻不想祭拜巴比倫的各神祗，只想單拜亞述的月神，最後乾脆到沙漠中專心侍奉，追求明月的啟示；至於國家，就扔給自己的兒子伯沙撒(Belshazzar)去管。
伯沙撒這名字，對讀過舊約聖經的人應該不陌生。但以理書記述，他在宴樂中褻瀆以色列人的神，突然出現有手在牆上寫字，卻無人識得，伯沙撒趕緊傳但以理來。但以理卻說，這字的意思是：‘你的國壽被衡量，到此為止，今日要分給別人。’果然當夜，波斯和米底合兵攻破巴比倫。這段敘述讓人印象深刻，但是實際上歷史大事，很少有一天注定的。依照巴比倫的文獻，那時波斯已經併吞了米底王國，然後由亞述東邊的山口，大舉進攻巴比倫帝國。伯沙撒見情勢緊張，趕緊傳信，請父王那波尼德立刻回巴比倫穩定大局。那波尼德心不甘情不願地回京坐鎮，但是這時底格里斯河上的許多城市已經淪陷。波斯王居魯士(Cyrus II，又譯為古列)是明智之人，他才攻占了底格里斯河，就立刻舉行祭河神的盛大儀式；民眾見到，無不心花怒放——自己巴比倫王不來祭河，反而波斯王代替他來祈求五穀豐登——結果波斯大軍還沒到，很多城池已經開門歡迎。那波尼德見各省響應造反，一發不可收拾，於是親自帶兵去對抗居魯士；結果駐紮的城市反而要捉他來向波斯投降，那波尼德只得逃回巴比倫。同年十月，巴比倫城的守衛，幾乎毫不抵抗地讓波斯大軍進城（甚至還鋪綠枝綠葉在地上，以示和平），伯沙撒被殺，那波尼德遁逃不久也被捉。以時間來看，居魯士攻巴比倫帝國，攻得慢條斯理，這可能代表他大部分是先做外交工作、安撫工作，然後不用一兵就可以讓巴比倫各省歸順。
換言之，真正的歷史就算沒有神示凶兆，誰也看得出居魯士為何成功，那波尼德為何失敗。
世界上有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國王，也有為丹青荒廢國政的皇帝，但是像那波尼德這種為宗教而喪失帝國的人，恐怕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到底他十年凝視沙漠中的海市蜃樓，看見了什麼？他十年追求綠洲中的鏡花水月，得到了什麼？就算不討論亞述的月神值不值得他膜拜，若要求仙，為何不傳位給他人？若要求善，為何不先天下之憂而憂？若要求智，為何不留在巴比倫集思廣益？若要沉思，為何不挑更孤獨的地方？
宗教狂熱在古今中外都不罕見，不過那波尼德那時代所遇到的，也許還不只是宗教思想的衝擊。因為比它更早，尼布甲尼撒時代就已經開始有‘清談誤國’的現象。但以理書提到，尼布甲尼撒夢到一座巨像，金頭銀胸銅腰鐵腿，據解說是代表他之後世界各帝國的歷史（解經家一向注疏，巴比倫就是金頭，接下來是波斯、希臘，而羅馬就是最後的鐵腿）。以今天史籍資料來對照，這種說法簡直謬論，難道巴比倫之前的埃及、赫梯文明、大衛王朝、甚至亞述帝國都不值一哂麼？那羅馬帝國之後的歷史，還有同時代的中國、印度、阿拉伯，又算什麼？就算以註解的這些時代強加解釋，中間也有斷層，也有同時存在的國家，怎麼塞都不很符合這個‘人體模型’（除非有人腿是頭的二十幾倍長）。然而尼布甲尼撒會對這說辭如此執著，顯然他對探討國祚的理論相當有興趣，幾乎欲罷不能。
就像中國在魏晉南北朝喜歡探討天人、陰陽、象數、吉凶、本末、符應等觀念一樣，巴比倫這時代的學說也可算為‘玄學’，很多博士術士都依附政治，流於荒誕。以中國哲學史作比較，文化思想大概都由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這個方向進化。唯一不同的是，中國的界線算很穩定，文化發源的黃河長江流域也沒什麼移動，所以思想的改變趨於漸進式；巴比倫就沒這麼幸運，文化發展除了自己兩河流域，附近的埃及、巴勒斯坦、希臘、土耳其、米底、波斯、印度、阿拉伯都有可能產生不同的哲學，互相影響。所以同一時代可能有蘇美爾法典、神魔聊齋、占星天象、數字命理學、三道輪迴說、煉金術、享樂主義、獨一神觀等等思想一併存在。尼布甲尼撒會設立帝國大學，有一半也是因為各種學說難分是非（不過他在意的只是對帝國有用的學說）。
雖然‘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但是又有哪個皇帝有時間聽遍天下所有學說？到最後當然都是揀有興趣的聽。這一來許多學士也努力投其所好，越玄幻的故事就越吊人胃口，越不可能的奇蹟就越引人入勝，越加油添醋的敘述就越讓人感動。真正潛心探討國務的討論，反而被這些虛無縹緲的說辭淘汰了。但以理書的誇大不實，很可能是受到那時代‘薰陶’的作者，盡量想讓作品膾炙人口。我個人倒認為但以理是那種嘴巴不甜的人，因為後來波斯的居魯士是個實事求是的人，他會選但以理留在朝廷，足見但以理不廢話、不胡扯、不做排場、不鬧噱頭。明君識賢臣，相得益彰。
而巴比倫的最後皇帝那波尼德，追隨了靈異玄幻的論調，十多年為宗教之故，不務正業，遠離塵囂。國君不像國君，官吏也成了無頭蒼蠅，人民更不知道是否還有安定的日子過。自己去尋求永恆不朽，不管他人生死，如此本末倒置，最後連個巴比倫城都保不住。
“良好的政府不會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但它至少不會讓問題變得更糟。”
---Robert J. Samuelson，華盛頓郵報社論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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