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的德國歷史哲學家Oswald Spengler認為，所有文明都會經過春夏秋冬的成長過程。他舉例說：以色列民出埃及是春，建立王朝是夏，分裂衰微是秋，而南北兩國先後滅亡則是冬。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民族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對這種演變稍作修正，只要一個國家面對秋冬兩季，能做出適當的抉擇，還是可以再回到春天。然而他對以色列的歷史也同樣採取質疑態度：公元前586年猶大亡國後，這個民族就一直流浪天涯，無家可歸。是不是他們這些人選錯了路，因此復國無望？湯恩比最後結論，猶太人是歷史中的活化石，算是其他國家的借鏡。
可是這兩位有名的學者，似乎都看漏了一點：沒有國家的猶太人，卻不斷創造出文化上的突破，這又該怎麼解釋？
一般古世界被擄的民族，多半會真的變成化石；要不是任人宰割、壓榨排擠，就是與人同化、隨波逐流。猶太人所面對的，與其他民族並無兩樣，尤其在巴比倫享有土地財產權，許多猶太人家境稱得上是小康，有的甚至經商致富，吸引當地人艷羨的眼光（後來猶太人在歷史上好幾次被當作政治攻擊的目標，實在都因為這些人太有錢）。當然，生活得不錯，並不代表他們不想家；被擄的人寫詩：“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這般心境，相信每個離家的遊子都體驗過。不過對第一代離鄉背井的人或許如此，到第二代在巴比倫出生的子女，耶路撒冷這個‘家’已經是很抽象的概念，反而比不上巴比倫河畔的‘家’具體。何況，巴比倫文化既已融入當代各民族的文化，在異鄉長大的子孫，是否還會執著於亞伯拉罕以來的信仰，摩西以來的律法典章？
為了這點，沒有根的猶太人，在自己的文化上做了三項改變。第一就是編寫舊約聖經。這在時間上也算是巧合，因為之前猶大王約西亞，才從聖殿中發現摩西五經中失傳良久的最後一卷。一時全國信仰復興，百姓也認為重要的文化資產絕不可再失去。約西亞死後不久，第一批被擄之民就隨弱冠的小國王來到巴比倫。這些人當中不乏知識分子，身邊可帶的東西不多，卻也包括了律法、詩詞、傳記、歷史、先知書等等。基於失去故國的傷懷，大家自然會開始把典籍匯集起來，還唯恐僅剩的紙草羊皮被毀，又謹慎地抄寫流傳。‘正典’就在這鄉愁中誕生。
在那時代，還沒有任何宗教典籍囊括了這麼多不同類的文獻。印度的吠陀經，基本上是歌詠讚頌，或是祭祀使用的念經與細節規則；由於記錄太片面，連它們是何時產生都不知道。蘇美爾和小亞細亞的宗教文書，幾乎都是用楔形文字刻在石頭上，不讓非祭司職位的人輕易搬運，更不以卷軸流傳；結果記載的少，存留的更少。埃及的神明眾多，宗教記錄也是汗牛充棟，卻沒有一統性，甚至自相矛盾，今日的古埃及學者對它的信仰也不完全了解（只有喪葬部分大體明白）。亞述和巴比倫的宗教記載，神話居多，史實成分偏低，比較有研究價值的大概只有一部分用星象來解釋政治社會的變更。米底的拜火教，雖然有瑣羅亞斯德留下的經典，除去詩詞，大部分只是有關末世的預言。希臘的荷馬史詩，在文學、宗教、和歷史上都很有價值，不過僅限於特洛伊戰爭的傳說；其他方面的記錄完全沒有。
相較之下，舊約聖經是專為被擄的猶太人所寫的‘文化濃縮版’。聖經在意義上是神啟示人所寫的，不論是律法、歷史、詩詞都含有重要的教訓、警告、應許，凡是猶太子民都該熟悉。而為了要熟悉這本正典，猶太人從小就要學一部分，就算不識字也要背誦（至今兩千多年來，猶太人文盲遠比其他民族少，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不過在文化上，聖經是第一份擕帶方便，容易傳播的宗教刊物，而且不必經過祭司神官拉比，只要是識字的人都可以自己讀，或讀給旁人聽（到新約時代，就曾有人請耶穌讀以賽亞書）。這種思想上的解放，和馬丁路德把拉丁文聖經譯為德文的影響一樣深遠。資訊若控制於少數人手中，就容易任人扭曲、斂財謀利；一旦神的話公開於世，人民自可追根究底，不需要被人牽著鼻子誤導。
然後，這一本書的形成，又造就了其他兩項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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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之前，曾是猶太人的宗教中心；現在耶路撒冷回不去，聖殿也沒有了，信仰何去何從？猶太人因此在巴比倫設立會堂(Synagogue)，亦即‘聚會的場所’。這種會堂之後會被基督教和回教模仿，成為眾所皆知的教堂和清真寺；但是在公元前六世紀，會堂的形成倒是顛覆傳統。舉凡古世界信仰，幾乎和獻祭都離不開關係：耶路撒冷的聖殿主要是祭壇；巴比倫王千里迢迢去朝聖，為的也是要在特定的廟堂獻祭；就連佛教，雖不講求殺生的獻祭，一般民間的三牲供品仍然常見。猶太人的會堂卻不是獻祭的場所，他們聚集，只是為了聽人朗誦舊約聖經，或是偶爾有拉比在場時，可以為經節釋疑。
換言之，因為無法到耶路撒冷獻祭，猶太教反而由物資層面提升到精神層面。若要在固定地方崇拜神，勢必與土地分不開；一旦分開，民族信仰勢必煙消雲散。但若是把宗教提升，不再需要獻祭，那不管何時何地都可以繼續敬拜神。一個有形的宗教變得無形，也變得更有韌性，不再因亡國而無法傳承。
這並不代表獻祭不存在。基本上一般文明中祭祀的目的有兩種：一是祈福，一是祛祸。像希臘人出海前要向海神獻公牛，兩者都有。猶太人對禍福的看法和其他宗教不同，認為神本來就會賜福給人，只因為人有罪，神才降災在世，所以要用獻祭來贖罪，重新與神建交。但是到了先知書，觀念已有修正：神所喜悅的，並不是牛羊為祭，因為公義憐憫等美德，要比祭品儀式更蒙神悅納。或者再往前引申，道德的人生才是最好的獻祭；污穢的行為才是最大的罪惡。假若生活不改變，獻祭再多也沒有用。這樣的觀念，在文化上實際地打破了貧富貴賤的區分，有錢人不再能用獻祭讓自己心安理得，貧窮人也不因買不起祭物而得不到祝福。對猶太人而言，沒有獻祭的信仰，反而要比有祭壇的宗教更能作為社會約束力。
既然不再獻祭，其他與神建交的行為就更顯重要。猶太教的第三項改變，就是禱告——這並不是說之前禱告的行為不存在，而是禱告的意義變得更廣。傳統上，除非是神人，否則普通人是要獻完祭才能向神求（比方撒母耳的母親長久無子，也是與丈夫一同獻祭後才向神求子）。所以禱告本身只是附加行為，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能蒙神垂聽。但這時的猶太教已經不再有這種障礙。既然獻祭都可以精神化，禱告也就可以直接求神贖罪，求神幫助，不再需要牛羊的血做媒介。也可以說，禱告就包含了獻祭的全部。
就像聖經和會堂，禱告也是思想上的躍進。小老百姓不再受到傳統限制，隨時隨地都可以禱告，還不用花錢。這個觀念不止對猶太教影響深遠，其他中東的宗教也頗受震撼；到今日，禱告已經成為全世界共用的信仰行為。
然而小老百姓的信仰得自由，祭司和神廟的工作人員卻大受威脅。以前民眾要準備牛羊雞鴨斑鳩野兔來求神，這些司職人員當然也從中獲取好處；現在大家認為自己禱告就可以，這群既得利益者豈不是一下子失去重要性？在巴比倫時期，由於政府多方贊助宗教活動，問題尚未浮現。到波斯王大流士(Darius I，也有譯為大利烏)，文化思想的衝突終於達到白熱化，而當時成為成為眾矢之的，就是猶太民族的高官但以理。
根據記述，但以理每天三次禱告，這件事朝中所有人都知道。其實三次禱告的應該不只是他，到今天許多猶太會堂還是有早午晚三次聚集禱告的習慣，不方便到會堂的也可以在家或在工作地方自行禱告（回教徒甚至一日五次伏地祈禱）。不過當時攻擊但以理的人卻特地要求大流士王，除了國王之外，三十天之內不准有人向神求什麼，否則要扔到獅子坑咬死。說穿了，如果只是為了要陷害但以理，這未免太大費周章，而且聯署人之多，更意味弦外有音。這些人真正的目的，恐怕是要肅清民間自由禱告的風氣，讓追隨這種‘離經叛道’潮流的人受嚴厲懲罰，才不會影響祭司教士的聲威和財源。
大流士面對提案，或許也很困擾。波斯建國以來一向不干涉各民族的習慣；民間要怎樣敬拜神，只要不太離譜，國王又何必過問？現在居然有不同民族的總長、欽差、總督、謀士、巡撫都來求立禁令，還立刻要挾他要加蓋玉璽，不准更改。區區一件禱告的行為，何必要這麼多官員一同來重視？難道這麼多人都和廟宇有瓜葛，甚或背後各有祭司撐腰？而且三十天之後，會不會再用同樣的威脅手段，追加十年二十年的禁令，誰也不知道。只是若不依這一大群人，帝國搞不好要內亂，宮中搞不好要政變。大流士只得硬著頭皮立令蓋章，而第二天但以理就被捕。
會第一個捉但以理懲治，或許部分出於私心，不過既然禱告的風氣始於猶太人，釜底抽薪之計，最好也是從猶太人開始下手。再者，但以理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倘若連這樣的人也因為自由禱告而遭獅子吞吃，其他還有誰那麼大膽，敢觸犯天條？只是這些想保護自己利益的官員，全部失算了。或許是神蹟，或許是大流士特別施手段，被扔到獅子坑中的但以理居然沒死，顯然禱告並不是過錯，而是連神都認可的行為舉動。既然天意已顯，大流士立刻破除禁令，廣布天下可以自由禱告，同時把要求立令的官員全丟到獅子坑裡。（想當然，敢要挾國王的人，下場只有一個。）
對於波斯帝國境內沒錢祭神的人，這判決當然是喜訊。對於猶太人而言，這卻決定了一個民族是否能到任何地方生根。三項改變對猶太教而言，缺一不可。沒有聖經，就是遺忘啟示的真理；沒有會堂，就是捨棄自己的身世；沒有禱告，就是喪失心靈的寄託。
同樣的環境，不一定會產生同樣的反應。流浪的猶太人走得過困境，並非偶然，因為幾百年來他們所走的，一向是別人沒有嘗試的一條路；這時國破家亡，面對逆境的反應仍然是絕無僅有。其他被擄到巴比倫的民族——赫梯、亞蘭、腓尼基、摩押、亞們、以東、耶布斯、非利士——都不再以原來的種族繼續生存，畢竟祖傳的神祗換成了巴比倫的神祗，也沒什麼大不了；固有的價值觀換成戰勝國的價值觀，自己臉上貼金，還可以蔑視他人；反正‘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故鄉太遙遠了，望穿千山萬水也不可能回家，還是在新土地上苟且偷生比較現實。
猶太人在這一點要比其他民族強悍，它沒有強顏歡笑地說自己四海可以為家，也沒有垂頭喪氣地送葬自己的過去；它能做的，是把國家帶在身邊，是讓宗教昇華，是將巴勒斯坦的文化繼續傳承下去。而這傳承，並不是墨守成規，停滯進化，反倒是為全民族的生存而超越奮鬥。《周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或許離開了祖國，才重新體驗亞伯拉罕所理解的：神是無所不在。那麼今後的猶太人無論到何方，神一樣可以與他們同往。
在世人眼中，它是活化石。但是世人早已淡忘的歷史，是否就不存在？世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文化，是否就不必尋思它們發祥何處？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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