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以利亞是神的代言人，其他的神學生又算什麼？看到別人上鏡頭出盡風頭，一些本來噤若寒蟬的學士，也開始輕狂起來，趨炎附勢、故弄玄虛、甚至用誇大的行動來證明自己也是神的代言人。（不過再怎麼誇大，也大不過天降烈火吧？）這些當然不全是一派，亞哈既畏於以利亞所顯的神蹟，又不便得罪皇后一黨的腓尼基人，朝中多半要‘公平’用人。不過用什麼人，結果也相去不遠；畢竟以利亞還潛居西奈山靜思時，迦南地濫竽充數、招搖撞騙的‘先知’，竟多得像蚜蟲白蟻，不斷腐壞國政。
最嚴重的大概是他們對亞哈的建言。亞哈在位時雖然致力恢復約旦河東，但北方的亞蘭也一直覬覦河東土地，還趁亞哈打敗亞們摩押之餘，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亞哈不得已，只好和南國猶大議和，藉機慫恿兩國聯合出兵。猶大這時招惹不起北國，但又不想浪費兵馬去攻這塊對自己毫無利益的地盤，只好問：先知們怎麼說？偏偏一堆自封的先知都說作戰必勝，還有人做精鐵牛角以示凱旋。猶大王不死心，再問有沒有其他先知，最後召來一位‘烏鴉嘴’的先知，說國王必死在這些謊言中。亞哈不信，仍舊聯合出兵，果真兵敗如山倒，自己死在戰車上，屍體被運回撒瑪利亞，兒子繼任為王。
然而亞哈一死，約旦河東的政局就更失控，繼亞蘭之後，摩押也再度叛變。接著，亞哈之子上台不到一年，居然自己在皇宮內摔跌導致重傷（以北國政權易位的常見性，這次是否有人為因素，不得而知），病情不得好轉，國王於是遣人到非利士去求問神明。雖然非利士也稱之為巴力（就是‘主’的意思），為什麼是非利士神祗，而不是腓尼基的巴力？或許父親死在戰場上，讓他認為巴力不夠靈，加上‘遠來的和尚會念經’的錯覺，他當然認為越是難求的卜簽越可信。
不過信差才剛上路，就當道逢貴人。從西奈山回來的以利亞，親自迎接使者，只留下一句話：“你們為何去問非利士的巴力，難道以色列中沒有神麼？所以神說國王必不下床，必定要死。”使者帶口信回報，不久國王真的逝世，因沒有子嗣，由弟弟繼位。
這件事比起烈火試先知，當然顯得微不足道，而且以後果而論，和其他報不祥音訊的先知也無不同。但以利亞話中另有玄機，他其實也可以說：“你們難道不知道哪位是真神？為何要去求問偶像？”只是他沒有這樣說。由記載上作比較，以前先知的警告多半著重於個人禍福，早期的以利亞說話則是以信仰真假為中心，不過現在的發言卻又加上一層民族意識——換言之，宗教即是民族，民族即是宗教。以色列既然有神，身為以色列國王豈能捨本逐末？所以該死。或者對民眾而言，國王因無知自食其果，人民自己又該如何？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小老百姓也許無法分辨‘真偽’，但辨認‘敵我’卻做得到。不能從上矯正，就從下著手吧。
民族主義的抬頭，並非近代才有的國際局勢，其實自從歷史上有人發起愛國運動，民族主義就一直存在（以色列人自從進迦南地，對民族的重視也相對提高）。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都活在單一民族的國家，畢竟有共同的血統、語言、文化、甚至神話作為國家的基本結構，族群的歸屬感自然成為建國的精神意識。當然，現代很多打著民族旗幟的，幾乎都以排外為宗旨，也往往演變成軍國主義或分離獨立，偏激的甚至主張自己的優越性，還導致‘種族清洗’（中國也一向提到‘非我族類’云云）。正因如此，民族主義多半被冠上極端的形象，一般人更因種族衝突造成的負面影響，而對整個民族產生反感。
然而以色列的民族信仰主義，卻是史上罕見。今天要討論以色列這個國家，總會和猶太人、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的歷史文化、還有猶太教分割不開。泱泱大國會把語言文化向他人傳播（漢字就沿用於日本韓國，西班牙文就流通半個美洲），熱心的傳教士則會把宗教文化與他人分享（天主教遍及歐美，回教徒從印尼到摩洛哥都有）；像以色列這樣不主動對外宣揚文化，又沒有被外來文化淹沒的，也算是歷史上的奇蹟。
不過若把民族和宗教劃上等號，仍和原本信仰本質有出入，以後的人還會增加疑問和誤解。那以利亞又為何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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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對民族信仰的質疑，莫過於後來基督教的誕生。使徒們原先只把福音傳給猶太人，但由於猶太人不肯信，反而非猶太人渴慕福音，因此使徒說：是猶太人自己棄絕真理，神才讓外邦人有機會得救。當然，這一來基督教和猶太教的隔閡就更大了。
可是信仰上的困惑，倒不用等到基督教出世，以利亞之後很多先知和拉比，也寫下自己難明之處。有人問：如果神擊打四周敵國，為以色列伸冤，為何又興起更兇殘的國家來威脅以色列？有人問：以利亞行過讓死人復活的神蹟，為何那人是腓尼基寡婦的孩子，不是以色列人的孩子？以利亞的接班人曾經讓一位亞蘭將軍大痲瘋得醫治，為何他不曾醫治自己以色列人？（這問題甚至到新約時代還有人提過。）更出名的是一位叫約拿(Jonah)的先知，被神差遣去敵國亞述的首都尼尼微城傳警告，結果敵國上下禁食懺悔，災禍因此沒有降臨，然而先知自己卻忿忿不平地認為，以色列的神怎麼反而去幫外族人？
其實曠野中亞伯拉罕認識的神，根本不屬於任何國家民族；約瑟當年向法老解夢，拯救的不只是雅各一族，也是拯救當時天下面臨飢荒的所有人；摩西雖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當中也不乏迦勒之類的異族人；掃羅大衛以來四疆平定，對以色列是修生養息，對其他國家又何嘗不然？所羅門時代富甲天下，難道四周列國沒有因此獲益？這樣說來，猶太教根本不應只局限於猶太人；以利亞要號召民族信仰主義，倒是走退原路，甚至可稱是以偏概全、劃地自限（以宣傳而言，幾乎有點拉攏本位主義者的味道。）這對於一個堅持宗教真偽的人，明智麼？
或者，他這樣做實是別有目的？
有一件事，當時的巴勒斯坦可能不知就裡，連今日學者或許也未見全貌。從公元前九百年開始，全世界多處有氣溫降低的跡象，有人稱為鐵器時期的冷卻期，它沒有小冰河期的影響巨大，但和歷史仍有密切關聯。然而氣候變更出現在各地卻並非同時：中東一帶可能從耶羅波安以來就慢慢降溫，希臘卻在此時得到溫暖的洋流；等到希臘在公元前四百多年開始氣溫下降，義大利半島卻開始蓬勃發展；再輪到義大利的羅馬帝國感受寒冷已是公元第二世紀。這種長時間的‘風水輪流轉’，很難從歷史判斷，氣象學家甚至要從千年神木的年輪才分析得出氣候的改變。不過就算當局者對氣候變化一無所知，降溫所引發的社會變動，仍會擺佈他們的一生。（事先聲明，歷史並不是宿命論，世界的變動也不單純由於一個因素引起。這裡只是提出一種觀點做參考。）
上古文明留下資料不足，但羅馬帝國的文獻至少算充分，所以要討論氣候對歷史的影響，還是要比對羅馬歷史。公元第一世紀，奧古斯都成為第一位皇帝時，羅馬正值氣候最佳狀況，農產豐收，人口也不斷增加；可是到了第二世紀Marcus Aurelius執政時，羅馬人的世界已經變冷了；皇帝雖然是羅馬歷史上五賢君之一，卻也無法讓欠收的農作恢復從前。沒有豐收，人民也開始有營養不良、生育率降低、疾病纏身的問題。更棘手的是，人口既然不再增加，政府的稅收和軍隊編制都會開始出缺口；歐洲西部的蠻族也就變得難以抵擋。
這時全羅馬帝國人口尚有六千五百萬。不過氣候越來越寒冷，連大自然的食物都變少了，也因此野生動物開始靠近人類住處覓食。這會造成兩個麻煩，第一是野獸攻擊人類；第二是野獸遷徙時會帶來村民未曾接觸過的疾病，甚至導致瘟疫。這些疾病掃掉了當時歐洲近半的人口，連皇帝Marcus Aurelius也死於瘟疫。公元200年羅馬人口已不到四千萬。
然而苦難還沒結束。人口減少，帝國為了支付慣常作業和軍事開支，只好削減金幣，可是這又立刻導致通貨膨脹，讓政府更傾危。公元235年，帝國陷入內亂，接下來五十年的內戰，各路權貴不斷爭奪皇位，羅馬政府已經成為廢棄的機械，而內戰又讓生育年齡的人口再度減少。公元310年，羅馬的官方數字說有五千五百萬人口，其實這已經包括新增的東歐地盤，也就是說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在帝國東方，甚至集中在較穩定也較繁榮的君士坦丁堡一帶。羅馬的文化此時已經一分為二，將來在政治上也會分道揚鑣。東羅馬的形成，只會讓義大利原來的羅馬更加式微，有些皇帝乾脆不再待在羅馬城了，這一來許多人民自會跟著喬遷東渡。西方人口已經夠少，官方只好裁減軍隊數量；沒有足夠的邊防，日後也無以抵擋日耳曼哥德人的入侵。
當然也有皇帝想改變人口的缺乏，但是西歐的氣溫到西元第五世紀仍未好轉，人口仍不斷下降。公元378年哥德人強攻東羅馬的君士坦丁堡，居然獲勝；東羅馬政府敗中求活，便加倍防守邊境，讓哥德人無機可趁。只是，東羅馬防守越嚴，蠻族勢必轉攻西方，西羅馬的處境也就越危險。在軍隊不足，自身難保的劣勢之下，羅馬城三番兩次被攻陷，公元476年，西羅馬亡。那時沒有人知道，歐洲的寒冷氣溫還要持續三百多年之久。
若把羅馬調換以色列，蠻族調換亞蘭、亞們、摩押、以東，應該也可以想像當時景況。當時迦南地不斷有戰爭、飢荒、瘟疫的事，（亞蘭圍攻撒瑪利亞時，就有嚴重的物價上漲，城內易子而食的悲劇；後來亞述來攻耶路撒冷時，一夜之間因瘟疫死了十八萬人，無功而返。）其實舊約聖經也記了好幾回野獸攻擊人類的慘事，最糟的一次有兩隻熊撕裂咬死了四十二個孩童。（記載說這些是神的懲罰，未免太牽強。）其他如爭權奪位的內戰，不止以色列，亞蘭和亞述也發生多次，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能禁止。各地資源糧食不足，弱肉強食的現象就會更頻繁，然而強者的國度仍然不久長。後來南國的先知以賽亞(Isaiah)預言，不只是猶大以色列，當代中東所有國家都要走上窮途末路；這無形中也暗示著，世界已經變了，沒有一國能獨善其身，也沒有一國能以武力對抗天意。亞述敗在巴比倫之下，巴比倫又敗在波斯之下；波斯統治時代，巴比倫曾想反叛獨立，三次都沒成功，可見此時巴比倫人口蕭條，已不足抗衡波斯的勢力。
要到中東一帶氣溫慢慢回升，已經是波斯帝國的前葉，居魯士大帝(Cyrus，或譯為古列）時代。當時他統治的許多人種，有不少都稱他是有道賢君，一方面是他讓宗教開放（這對以色列有莫大影響，以後再談）；二方面其實也是農作物產增加，人民逐漸恢復自給自足，間而歸功於國君；三方面，原先荒蕪的各國土地，居魯士讓各國的人回去自行開墾（這也影響以色列不淺），於是帝國人口再度增加，稅收和軍事得以更上層樓。不過，當年土地為何荒蕪？為何這時撒種能夠收割？難道只因一個皇帝的命令，就能化沙漠為良田？
幾百年的異常氣候，改變了近東歷史，造成文化斷層，一個個王國被焚城吞併，一個個民族被時代的洪流埋葬；但是人生如滄海一粟，在亞哈那時代，誰又知道未來將如何？知道了，又該如何面對？
或許，以利亞所提倡的民族信仰精神，只是出於他本人的愛國情操。也或許，他只是嫉惡如仇，堅持以色列人不可和其他信仰同流合污。不論出發點如何，他讓這些迷惘的以色列民找到新的亮光，這亮光不是從焚燒的祭壇上來，而是從點燃的民族自尊而來。或許，他也很清楚，民族和信仰一旦變得不可割捨，也會讓人極端情緒化、盲目崇拜自己民族、看不起別國文化、甚至對其他團體懷惡意與仇恨。不過，假如生命沒有了，再崇高的理念有什麼用？假如國土淪亡了，再博愛的精神有什麼用？假如民族垂危了，再純正的信仰有什麼用？
德國歷史哲學家黑格爾(Georg Hegel)說：“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就像天堂地獄的觀念能符合人心的渴求，民族信仰的產生也不無道理。只有種族，勢必被同化；只有宗教，勢必被排斥；但若民族和信仰結合，反而能深植人心，如此就算以色列王國不復存在，血和靈魂都不會消失。
在我的想像中，那天西奈山上，一個滿懷救國熱心的先知哭了，因為他預見了這世代的未來。但是淚水過後，他還是選擇自己決定的路，繼續走下去。
其後千百年，一個古老的民族像是一炬烈火，在風雨中不斷地搖曳，卻始終未曾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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