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撒母耳之前先請讀者想想，若是一群人民對國家心灰意冷，這個國家的領導又不握主權，那要如何重建民眾的信任？
公元1154年的英國就曾有這樣的困難。當時的英國是法國諾曼底公爵獲得教皇同意所攻占，領土橫跨英吉利海峽，卻沒有實際統一性的政治體系。諾曼底人入侵後曾有幾次王位轉手，最後到亨利二世（Henry II）手上已是人心思變的時代。亨利二世是法國諾曼底人，但是到那時，當一個英國國王根本毫無權力——畢竟英國從羅馬時代一向採取‘天高皇帝遠’的態度。羅馬衰亡後曾有傳說的亞瑟王、撒克遜王朝、丹麥王朝、威塞克斯王朝等等。但不論是誰當王，英國幾乎都是貴族掌實權。諾曼底人建新王朝後天主教勢力更大，喧賓奪主，反而冷落了真正的國王。而這時十字軍東征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許多貴族地主正在中東努力地送命，當然不可能分身來處理英國自己領地上的糾紛。再加上之前的王位爭奪中，有很多臨時的分封爵位，而受封之地往往是政敵的勢力範圍。可是舊貴族是既得利益者，權力若被搶走也不會善罷甘休。最後整個英國陷入教會、舊貴族、和新貴族的權力分配中，混亂可想而知。
然而沒有實權的亨利二世，卻建立了英國中世紀最強大的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因為他的一系列改革讓司法權力集中於國王手中。從他以來，英國習慣法的形成，奠定了國家的基礎，到大英殖民帝國興起後，更影響了今日世界的法律（最代表的就是十二人陪審制）。這一點亨利二世功不可沒。
究竟這個國王如何辦到這樣的改革？說穿了也很簡單，他在英國首次設立巡迴裁判所（Circuit Court）的制度。所謂巡迴裁判，就是每年循環到固定的地方判案，附近百姓若有法律上的糾紛無法自理，可以等國王的裁判團到這地區時再提出申訴。這種辦案方式有幾個好處：第一，人民不用到倫敦上訴，古時交通不便，到首都一趟可能要幾週，但是官僚重重，要等到案件受理可能還要幾個月，真正辦理時間又會有許多折騰。這段時間住哪裡？食宿費哪來？雖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沒錢人終究得認命。現在若有巡迴裁判，對一般人豈不方便多了？只要知道國王的法官每年十月會來，就可以早種早收，不影響民生而爭取公正裁決。而國王的裁判團這段時間只負責這地帶的案情，也可以減少官僚上的時間浪費。
第二，民間的司法機構多少和貴族或教會有關係，偏私在所難免。比方有一個侯爵的兒子隨便奪取佃農的牛羊，而教堂的聖職又是侯爵夫人的表親，那這個被欺壓的佃農根本無從申冤。但是若有法官仗國王名銜，叫侯爵家賠償，這類蔽私護短的行為總會減少。而消息傳開後，其他受過冤屈的人，也更會想找國王的巡迴法官判決。貴族和教會當然會對國王反感，但是要廢除國王可不容易。何況辦案越多，民眾向心力也越強，真要推倒國王可能自取其辱。有遠見的貴族，也許還寧願早點依附國王這邊，以免自己勢力被點滴消減，最後連封建的地業也劃歸別人。
第三，歐洲中世紀的法律多半是羅馬帝國留下的，到公元十二世紀已經效力不張，再要墨守成規也沒人理會。既沒有法律，許多判案方式就更加離譜。假設一個青年說他的未婚妻被別人強搶，那就兩人刀劍對決，留下沒死的就是天意判決的結果。還有一種可能，地方司法人士想出一道難題，你克服了難題就是你有理，否則神既不為你開路，當然是你理虧。（這種做法在許多歷史黑暗時期都出現過，波斯曾有人被丟到獅子坑，居然沒被咬死，那就代表控告他的人有罪，全部該被獅子吞吃。這樣的法律判決實在說不上合理兩字，更不用說公正了。）巡迴裁判除了保衛人民權益，也在重新訂定法律標準，不是強迫被告用生命證明忠善，而是用法律制度的理智來維護人權。
由於有司法改變，亨利二世才重獲百姓的信任，奠定王朝長遠的基礎。不過歷史上最早設置巡迴裁判制度的可不是他，而是以色列士師時代的撒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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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開始當士師時，適逢以色列人對自己國家的信心盪到谷底。和非利士人交戰不勝，抬出了約櫃（舊約聖經中神能力的象徵，見《法櫃奇兵》電影），結果不止慘敗，連約櫃都被非利士人奪走。後來非利士人因疾病將約櫃送回，卻只停留在邊境，沒回到以法蓮山地的政教中心示羅。也就是說，戰後的以色列沒有領導，沒有軍隊，也沒有宗教心靈上的倚靠，說是一盤散沙倒是恰當。不多久，非利士人看以色列民根本沒動靜，乾脆就再接再厲，繼續蠶食鯨吞巴勒斯坦的土地。
撒母耳是前任大祭司的親傳徒弟，之前征戰時大祭司和他兩個兒子都死了，薪火相傳就輪到撒母耳做宗教領導。他年紀雖輕，這重擔總不能推給別人；不能推，那就當仁不讓吧。他召集了以色列民間有志之士，趕赴前線的瞭望台。入侵的非利士人聽說有義兵來到，也立刻列陣對恃，先聲奪人。以色列的義兵人數雖不輸給非利士人，畢竟寸鐵在手未曾揮過，面對大敵心有餘悸，未戰先怯，還如何能退敵？這緊要關頭，撒母耳鎮靜地做他身為祭司的工作，在戰場上獻羔羊給神。他這樣做不止穩定軍心，也提醒民眾為何而戰。不一刻，雷聲響徹山谷，以色列人趁勢擊潰敵軍，直把非利士人趕離邊界為止。
這場戰役並不大，對當時扭轉局勢卻很重要。後來以色列人會逐步收復失土，但是史書記載反而沒有這次戰爭詳細。當日他們在戰場上凱旋後，還曾堆石為記感謝神，因為這心境的改變絕不亞於昔日過約旦河進迦南的感受。沒有約櫃並不代表神的榮耀離開以色列，沒有國王也不代表以色列民要任人宰割，只要撒母耳做領導，敵人再強也不怕。其實以色列民間的士師向來不是從宗教出身，畢竟政教合一的體制有不少弊病。但這時候的以色列，至少要先有人能扶危拯溺，哪怕是一個祭司獨撐大局也好。
年輕的撒母耳就這樣身兼祭司和士師的工作。
只是，這個年輕人沒有因職位自滿。撒母耳是徹底的實踐主義者，在他之前同樣有許多祭司和士師，卻不見得有人思考過，是否還缺少了什麼？否則為何國家傾塌，危牆到處，民生艱難？他反覆追想，終於獲得一個答案：以前有摩西的律法，也要有各支派長老執法，和摩西偶爾的訓誡。現在前不見古人，以色列還知法執法麼？
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1689年寫《政府論》提到，政治社會的建立不為別的目的，而是為了保障每個人今生財產所有權。他主張天賦人權，每個人的責任是保護自己的權利，並尊重他人的同等權利。不過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權威只能建立在被統治者同意的基礎上，這就是‘社會契約’。換言之，所有政府都只是人民委託的代理人；若代理人背叛了人民意願，甚至濫用權力，這個政府被解散也是理所當然，而人民也有權再建立新政府。
洛克的論點一針見血，但就算他沒說，一般人心裡也隱約想過類似的結論：連人民權利都保護不了的政府，要它何用？這並不是民眾嚮往無政府狀態，而是不願增添累贅。如果繳了重稅還要自己準備槍彈打敵人，那這個政府的存在根本沒有必要。不過要保護人民權利，並不只是對外增備軍防；有時候人民最大的威脅反而是自己的朋友鄰舍。個人權利受損，也許還有鄉里長者和解；鄉鎮名譽被抹黑，有沒有讓人信服的權威來調停？倘若沒有，後果又如何？
之前以色列中發生圍剿便雅憫支派的慘劇，就是個血淋淋的例子。
其實便雅憫支派這件事對撒母耳影響極深，他雖然是以法蓮人，他老家卻是便雅憫境內的拉瑪（Ramah）。當時不分青紅皂白的滅門屠殺，後世曾有詩云：“在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是拉結（便雅憫之母）哭她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撒母耳長大後追根朔源，自會明白本身既是濫殺一方的後裔，又是被害人的同鄉，何其矛盾？如果那時有領導人秉公站出來說話，也許這群怒氣填膺的道德捍衛者反而會冷靜一下。然後若能由雙方分別質問原告證詞，那後來的兇殺可能都不會發生。但是這千古冤案既難以追根究底，已死的人也無法為自己討回公道，撒母耳縱算心有戚戚，又能做什麼？只能盡量避免類似的瘋狂在以色列中重演罷了。如何避免？這就要靠法律的力量了。
身兼二職的思想家，又背上第三份工作，成為民間的法官。正確說來，女士師底波拉也曾擔任法官，不過她是固定在一處判案，一般民眾知道有疑難糾紛可到某地找她斷定是非，卻未必會善用她的智慧——不因她是女人，而是因跋涉不便。撒母耳考慮了這問題，於是開始實行巡迴裁判的服務：從西邊非利士邊界，到北邊以法蓮境內，往東邊約旦河西岸，再折向南方回到拉瑪。範圍有限，但是個人量力而為，再廣就無法妥當地司法了。而且他這位法官東奔西走，年復一年從無間斷，如此造福民眾，自己卻要比誰都累，何苦呢？可是這樣折騰的工作若無人做，社會豈能改善？
蘇軾說：“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說真的，一般的天才很少有毅力，因為重複的事令他們感到厭煩。與其鍥而不捨地專精一事，他們還寧可多方嘗試，以期觸類旁通。可是天下多數的事會考驗人的耐力，要把事情做好不能不克服枯燥厭倦的心境。比方說一位教授，總不能只是興致來時教兩下；一個開公司的人，也不能心血來潮時才生產運銷；為人父母的，更不能沒興趣養孩子就將他們拋棄。這還只是一般日常生活或職業上的責任，要辦更重要的事，絕沒有人願意讓一個才智出眾卻熱度三分鐘的人上台指揮，畢竟這種人，只夠資格做短時間的鑽研發展，其他事上恐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撒母耳要做巡迴法官，誠然精神可嘉，但是假若一年半載見不到成效就氣餒不做，或三五年就想換更有衝勁的施政方式，那麼人民對政府尚未信任就又目睹朝令夕改的混亂，哪裡還會抱存希望？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提到“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這句話可只不是針對人際關係說的；天下有太多的政客抱著理想和熱忱，卻把國家越救越糟，這是很可怕的‘痛’愛。
不過，巡迴裁判制的好處並不只在於政治民生，其他方面的間接影響更是始所未料。正如開採鑽石的人，偶然也會發現其他寶石，甚至這些寶石價值比鑽石還高。亨利二世施行巡迴裁判後，有許多好事之徒開始是跟著看熱鬧，但漸漸的，這些看熱鬧的人也加入了法律公正性的討論。而且為了證明他們見解有理，有的開始把判案經過詳細記錄，然後討論新的案件時提出類似的舊例。這種作法演變成後來英美法律的‘判決先例’方式，和世界大部分地區先有律例再由法官詮釋的方法大不相同。既然先例有效，司法就能因應時代的需要而進化。也許抵觸傳統，也許太順應潮流，但是文化思想總是會新舊交替，倘若今日的判決不符合今日社會所用，難道幾百年前的皇家法典、教皇聖諭，人民就該至死謹遵不渝？
撒母耳時代的文化改變不盡相似，卻也很可觀。有人開始隨從撒母耳記錄判決結果，這些人慢慢成為後來的‘文士’。以色列人所謂的文士，就是法律顧問、政府書記、法官仲裁、或國庫管賬的通稱。他們的記錄不止助益於地方訴訟，也足以讓當時的人查詢人口比例、地產分配、農業發展、貨幣外貿。乍看之下毫不起眼，但是資料多了，經驗的累積自然會改變社會。舉例而言，我在這地方種小麥，每年收成差強人意，有一次卻聽說幾里外的農莊，土壤比我貧瘠居然收成比我好，原來他們是採用輪耕方法，種的又是新引進的品種，結穗比我多兩倍。這一來我也不甘示弱，怎麼能在這些作物上輸給別人？像這樣的改變比比皆是，但是到頭來知識對社會的影響，最明顯的還是經濟上的成長。法律只保障財產不被奪走，知識卻可以讓貨物增值。了解人力物力的分配，就能更有效率地物盡其用。從撒母耳之後到國家鼎盛時期，以色列民一代比一代富有，這一點還必須歸功當時的文士。
另一種文化改變，有心人士開始隨從撒母耳之後，自會產生學徒制度。和一般學徒不同的是，他們並非正式修業，也不是訓練一技之長，更沒有師徒名分。然而這些跟隨的人就像孔子門生一樣，後來也自己闖出一番成就。撒母耳的巡迴判決，其實在他以後就沒有人實施，但是他傳授的法律判決，卻讓迦南地產生一種法學上的傳承，這種傳承比他的巡迴裁判影響更深遠，甚至成為日後以色列文化的代表。這些有經驗的法學教師，原先職稱各地有異，以色列成立王國後慢慢都被尊稱為‘拉比’（拉比就是老師的意思。這名稱在摩西五經未曾出現過。）他們探討宗教上的誡命和民間的口傳律例，也不時留下一些判決要旨、釋經講義、和至理名言。雖然許多已經失傳，但是拉比的制度從古至今，在猶太人當中從未間斷，他們在猶太律法上的權威性也未曾改變。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大部分人根本不識字，但是猶太人卻世世代代重視教育，或許正因為這些老師是他們文化最核心的一部分。
可以說以色列文化的改變，是撒母耳做夢也從未想過的。他可能只求穩固國家的根基，絲毫沒考慮如何留名萬世，甚至沒留下什麼著作。但是他的學生卻集結了從他以來的歷史文獻，還恭敬地以老師之名為書名，就是舊約聖經的撒母耳記。這好比孔子門生集錄整理出《論語》一書，至聖先師自己反倒沒看過；蘇格拉底是西方哲學之父，可是唯一可靠的《對話錄》卻出於柏拉圖之手。其實撒母耳本人在撒母耳記中佔的篇幅不多，也不是最重要的角色，但是書名掛的卻不是後來的任何國王。若是在中國，這本書大概要稱項羽本紀、高祖本紀等等。為什麼以色列人反而稱它‘撒母耳記’？單這一點就很耐人尋味。至少在學生心中，沒有恩師撒母耳，以後以色列的歷史都要空白。
哈佛大學名數學家丘成桐教授曾寫道：“我們歷盡艱難，雖然也能從中汲取教訓，卻遠不如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所獲得的經驗多。”身兼數職的撒母耳，並沒有教以色列人要逆來順受地等神拯救。他很主動地著手解決以色列民所面對的困難，而他的教導又激勵下一代年輕人去改變社會。這種積極的態度，打破了士師時代數百年的頹廢喪志，沉湎往昔。如果一個民族只是自我哀憐怨嘆，那它永遠無法免除內憂外患的宿命。與其妄自菲薄，何不從個人能做的開始做？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以色列最後一位祭司兼士師，毅然走出了領導的城堡，也因他半生教導百姓，從此喚醒了絕望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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