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歐洲有不少政治變革，規模與影響力都值得青史題名，但留下成果卻很難說。以下是我個人對這時代政治的頒獎：
第一名是普魯士(Prussia)。好比周朝演變為諸侯國，神聖羅馬帝國也分裂為各自為政的王國；普魯士等於是那時的秦國，變法成功後，未來即將把整個日耳曼地帶再度統一，成為今日熟悉的德國。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是它的商鞅，用法紀讓普魯士富國強兵；也是它的張儀，用手段讓其他王國個別與自己結盟；又是它的范雎，與俄國、奧地利聯手，三國瓜分中間的波蘭；還是它的呂不韋，廣招天下名士，提倡文藝音樂科學，卻秉持獨到的政治主張，不讓文人干政；他自己是國王，等於把眾多政治才略全加在秦始皇身上。短短幾十年，小小的普魯士版圖增大不止十倍；不過它絕非不計成本地軍事擴張，而是量力而為，不急著有生之年統一德國，所以也沒有別人國庫赤字的問題。
第二名是俄國。莫斯科大公國曾與東羅馬帝國有姻親關係，又信奉希臘東正教，所以拜占庭被土耳其人攻陷後，莫斯科就自封為‘第三羅馬’，連沙皇(Tsar,царь)也源於凱撒(Caesar)頭銜。這是對人民誇大，其實當時莫斯科文化不高，每次有中亞游牧民族入侵，就出兵消滅，然後把那地方併入俄國。輾轉地整個西伯利亞都進了俄國版圖，還曾在滿州外與中國簽定尼布楚條約；可是地方大，防守範圍也大，而軍事產生的文化，終究難進大雅之堂。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Пётр Вели́кий)上台，毅然採取西化，在泥沼之地建立新都，即今日聖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他強迫莫斯科貴族要在新首都建宅邸，否則沒資格覲見皇帝；他也鼓勵生產，讓以前奴役於貴族下的佃農，改奴役於工廠老闆下；他還興辦大學，讓一群法德來的教授，對不識法文德文拉丁文的俄國學生們授課；他鼓吹軍事，也首設徵兵比例制，卻沒考慮貴族都把強壯男丁留著耕田，沒用的才給政府徵去。彼得大帝理想高，大刀闊斧地改革卻往往事倍功半，許多政策甚至要到後來凱薩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 Екатерина II Великая)才改得比較像樣。當然，三國瓜分波蘭後，俄國佔領了東歐不少土地，只是國家有70%消費用於軍事上，其他方面發展就很有限了。俄國沙皇們還有個難改的惡習：他們讓國家‘有法可依、執法必嚴’，卻不願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程度。貪污在上層社會根本是不必隱瞞的現實。
第三名是美國。幾乎無人不知1776年美洲殖民地的獨立戰爭，但戰爭從1775年延續到1783年，十三州當中更有許多人向英國投誠，或希望喬治三世(George III)趕快撲滅動亂，恢復安寧。加拿大的魁北克全部被英國重新佔據，其他各地的獨立運動也不團結。老實講，下層社會哪在乎自己屬英國美國？真正搞獨立的人，無非是想要一個對自己有利的領導，所以獨立後還曾推舉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當國王，管他什麼民主共和的政治體系。獨立戰爭中固然有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但美國獨立與之前的印第安人暴動事件實在很像：戰鬥力不差，要與經濟大國長期抗戰，還是勝算渺茫，畢竟物資條件差太遠了。要不是英國的世仇——法國拼命支持美國獨立，就算賠本倒貼也要讓倫敦灰頭土臉，荷蘭也積極販賣武器給十三州，西班牙更是頻繁滋擾英國船艦——否則美國獨立戰爭究竟能撐多久？即便如此，獨立戰爭中英國死了兩萬，美國死了五萬，這種消耗戰可不划算。再者英國戰爭貸款八千萬英鎊，對倫敦不算什麼；美國卻花上四億美金作薪餉，另有國債四千萬，州債一億多美金，幾乎全欠給法國與荷蘭。一個剛興起的農業國差點要被赤字壓垮，勝利的代價也太昂貴了。【注：有關美國獨立後的經濟問題，以後再談。】
第四名則是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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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的三個首腦人物，分別是馬拉(Jean-Paul Marat)、丹頓(Georges Danton)、羅伯斯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三個都是知識份子，但是都各有毛病。馬拉愛做天才夢，批評牛頓、拉瓦錫的科學作品被嗤笑，就以為是社會欺壓他，從此自稱是‘人民的朋友’，尖酸抨擊所有權勢人物。丹頓是理想主義者，但他也會搶別人功勞，還大肆逢人自誇，算是有強烈出頭慾的知識份子。羅伯斯比是律師出身，言語得體又有說服力，而且不被賄賂所污，乍看之下是最佳領導，實際上他自我中心又死不認錯，還很會演政治秀懾服人民大會。其他重要人物也有幾個是媒體文人，剩下的則多半是譁眾取寵之輩。
演員到齊了，背景呢？1789年法國人口兩千六百萬，只有16%住在城市，巴黎人口甚至才70萬。法國的都市文明遠遜於英國荷蘭，但是中世紀留下的傳統又比其他國家多。英國八百萬人口，貴族只不過220戶；法國有三倍人口，卻有兩萬五千戶貴族，也就是十二萬享有特權的人。革命前夕政府的收入，過半用於還債；宮廷開銷、理財無能、幾番戰爭累積下來的赤字相當可觀，偏偏貴族多少與皇室有契約免稅；法國對傳統格外重視，這一來所有重擔自是全由小老百姓肩負。不幸1788年收成欠佳，麵包價格大漲。年輕的路易十六優柔寡斷，並不適合當亂世中的皇帝；他多年來想鼓勵法國種馬鈴薯，人民不肯，等到大家肚子餓才向政府訴苦，國王哪能無中生有？（後代說瑪麗皇后曾問：“為何不吃蛋糕？”實際上這是抨擊政府的文人謠傳的；盧梭寫這段小說諷刺貴族時，奧地利公主瑪麗才九歲，尚未嫁到法國。）
巴黎聚集的饑民越多，政府勢必要增加軍火應急；然而人民也很快查出火藥藏在巴士底監獄(Bastille)。七月14日人民攻破監獄，目的可不是為了解放犯人，而是為了防政府拿火藥來對付自己。既已造反了，大家一不做二不休，號召全國一齊推翻貴族壓制。短期之內軍民衝突各有死傷，市長被殺，許多貴族逃往國外，但政權終於落入人民手中。皇室與大部分貴族都被軟禁，等待法院裁判。
然而這只是開場白。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聽起來好像是愚民政策，但柏拉圖也認為，權力與酒一樣，未曾沾染的人一旦接觸，混亂的後果肯定不堪設想。革命成功，百廢待興，千頭萬緒，絕不是寫一份憲法就能了事。民眾有投票權，但能被選入人民大會的卻必須是繳稅高的人，結果新政府的組成還是有錢的上層人士、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以及從革命中獲利的機會主義者。換言之就是‘既得利益階級’，‘百無一用是書生’，‘小人得志’三種人。有這種代表可說是人民的不幸，偏偏老百姓總愛挑講話好聽的人領導自己。法國大革命不久也衍生法令滋彰的現象，而且最麻煩的往往是最瑣碎的法令。為了強調平等，新政府居然改定秋分為一年之始（晝夜等長），每月固定30天，每週10天，360天外加5天的共和日。為了打破傳統，整個法國被重劃為83郡，每郡大小差不多（人口多寡卻不見得相似），各出代表到巴黎。後來更強調革命的紅白藍三色，不穿這三色的就是不愛國。更離譜的是，許多知識分子為了破除迷信，所以竭盡所能地廢除宗教。先前的聖彼得廣場、聖保羅大道，全改名為民主廣場、博愛路，連與宗教有關的姓氏、地名都翻版了，這造成的社會混亂可想而知。巴黎許多教會成了政黨議會廳，政府還強迫所有神父牧師要由政府委派，否則至少要向民主政府宣誓效忠。這或許為了杜絕羅馬教皇干涉，但幾乎所有聖職人員都反對；他們是神的僕人，為什麼要淪為政府職員？縱算巴黎有教堂行止不端，鄉下還有很多竭力牧養子民的神父，深得人民敬愛。法國西部就首先反對新政府的宗教法規，吶喊“還我們國王與神父！”南部一些地區也堅決與巴黎劃清界限。
革命演變為國家分裂，文人政客臉往哪裡擺？馬拉立刻咆哮：“我們被出賣了！”積極呼籲不是盟友就是敵人。問題是，巴黎的糧食畢竟要由鄉村運輸進來，現在國家不再統一，貿易頓減，城裡通貨膨脹比革命前更嚴重。1791年印的紙幣，不到三個月已經貶值30%。其他歐洲各國擔心民主風氣會傳染給自己，一致對法國經濟封鎖，港口蕭條不說，富商也紛紛良禽擇木而棲；普魯士與奧地利更帶兵威脅邊境，一方面逼新政府分心，一方面籌劃如何搭救路易十六與瑪麗皇后。不幸路易十六逃跑失敗，革命人士先是宣稱國王被外敵綁架，幸得愛國軍解救。然而這時他們也擔心，自己的權勢是建立在國王屈服的空殼上，法國可還沒放棄君主制；假若國王不願再做傀儡，這場鬧劇還能繼續演麼？於是腳本再次改寫，路易被強迫設立‘憲法君主制’，幾個月後人民大會廢除國王，改為共和，又幾個月後文人放話：路易不是被綁架，而是瑪麗皇后私通母國奧地利，所以兩人都犯了叛國罪，背棄人民。這樣循序漸進地轉移權位，到1793年初，路易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政客們也無法長久平息饑民的憤怒，乾脆拿國王做代罪羔羊，用他的死‘施行正義’，‘大快人心’。而行刑工具就是斷頭台(guillotine)。
提到斷頭台，至今仍叫人不寒而慄。會設計這鍘刀，主要還是為了公平——仁慈的劊子手也許會讓犯人少受罪，但‘服務品質’很難控制；用機器操作就沒這麻煩，鋼刀之前人人平等。不過機器效率高，卻讓行刑過程中少了惻隱、懺悔、潔淨、教化的作用，只留下震懾性的恐怖；不久之後中立派失勢，21名人大代表36分鐘內全部斷頭完畢。效果好，反而讓觀眾麻木，再也不把人當人看待，甚至看到過癮，明天還希望再看更多的恐怖鏡頭。
1793年正月21日，路易十六斷頭，民眾歡呼。萬萬想不到，八天後歐洲各國全部向法國宣戰。之前不攻並非投鼠忌器，而是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現在國王被斬了，朝野再難合作，正是漁翁得利。同時期巴黎與法國各地關係越來越僵，反對巴黎知識份子的聲浪也越重。不久有個外地女子來向馬拉‘密報’反革命人士的行動，卻趁機用刀殺了這個挑動民憤的‘人民朋友’。她或許認為馬拉死了，法國的政治問題就會跟著消逝，所以即使自己被判斷頭也值得；但是馬拉的死，只讓政府變得更極端，甚至執意要先對付反革命地區，再共同抵抗外侮。於是戒嚴令開始了，繼續守主日領聖餐的信徒，甚至私藏十字架的人，都被視為反革命而逮捕。許多聖經被焚燒，有錢人財產充公；這當然也是為了軍隊資金，畢竟法國已經赤字累累，要如何對付各地不接受啟蒙的天主教徒？
內戰初，許多天主教徒仍對巴黎革命軍降者不殺；但是巴黎卻把作戰失敗的將領因指揮不當而送上斷頭台。這一來新司令官不敢再憐憫敵人，結果不惜槍彈，見一個殺一個，全郡竟死了四萬平民。法國許多村莊被燒成灰，搶著渡河的亂箭射死，投降的居然還用大砲轟，沒斷氣的也活埋，連十歲以下的孩童都溺刑處死。消息傳出，整個法國雞飛狗跳；南部有鐵匠得上級訂單，要新造斷頭台，一時人心惶惶，既忿恨巴黎的高壓政策，又擔心自己步他人後塵。巴黎更籠罩在恐怖氣氛中，瑪麗皇后被誣通報敵人，斷頭；老成持重、反對宗教內戰的一群人大代表，都被控告是串通反革命黨，全體被鍘；哲學家孔多塞等人在獄中服毒自盡；不知情的人為反派一敗塗地而歡呼，但理想主義的丹頓卻驚呆了。丹頓本來對新共和政府抱有極大期望，所以為了國家仍努力支持羅伯斯比；現在眼見政府殺人如麻，對市民大肆搶奪，理想全碎。他立刻請自己人提筆，意圖用媒體改變恐怖政策。
文人總會過度相信自己重要性，殊不知社會大亂後，他們根本無力挽回大局。羅伯斯比見到報紙上的諷喻，等於威脅自己權勢，立刻叫爪牙對丹頓政治攻擊。人民大會上既不讓他們發言，審查會也對丹頓一派的人雞蛋裡挑骨頭，更演了一段‘莫須有’的判決。1794年四月，丹頓等人斷頭；三個領導人物只剩一個了。
小老百姓對丹頓這名人之死，畢竟有幾分猜疑。羅伯斯比處決丹頓後，變得更加偏執，恐懼流言。有人在公堂外竊竊私語，就認為是講自己壞話，可誅；有人對公安不敬，就是藐視革命，可誅；有人抱怨革命後肚子更餓，喧囂起哄的人當然可誅；連不識字的人販賣報紙都可誅。著名科學家拉瓦錫等人都被斬首。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下，整個巴黎簡直是大型禁獄。最後人大代表終於受不了，怕自己會下一個上斷頭台，於是大家投票，羅伯斯比該上斷頭台，立時押解監禁。據說民眾幸災樂禍，知道他隔日將被砍，大家都爭著來譏笑名人：“喲，羅伯斯比皇帝，您今天氣色不太好呢！”只有一個老人悄聲對他說：“我的弟兄，神，終究是存在的。”
1794年七月28日，羅伯斯比身首異處，恐怖政治至此結束。法國大革命歷時五年兩週，總計16594人被送上斷頭台，其中只有878人是貴族，也就是有93%以上都是平民。遺憾的是，沒有流血政變的普魯士、俄國，反而比美國、法國有成效。這是理性時代所料不到的現象，而真正原因卻是前兩者是國君用法律鞏固勢力，同時也推動社會新秩序，可稱是雙贏；後兩者則太相信自由、民意是無形力量，卻不了解每個團體各有目的，結果為了保護權益，大家砍得腥風血雨，慘無人色。
羅伯斯比死後，政府逐一肅清激進派。那些判別人斷頭不眨眼的，現在面對槍斃現場，多半都成了貪生怕死之輩，醜態百出。然而其中還有人對革命本質未曾懷疑，臨死前仍高聲唱著革命國歌，從容就義。
好個悲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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