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商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的同時，還有個詞叫‘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也稱啟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這名字不像‘文藝復興’是後代稱呼，反而是當代哲人自己下的定義。雖然有幾分自我推銷，倒也很籠統地勾畫出這時期的學術目標。但是比起科學家，我們或許只聽過當代名人，卻很少把他們大名與理性時代這名詞銜接起來。
舉例而言：德國唯心論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詩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劇作家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英國政治哲學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倡天賦人權的洛克(John Locke)、作家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寫《羅馬衰亡史》的吉本(Edward Gibbon)、蘇格蘭懷疑主義的休謨(David Hume)、《國富論》的史密斯(Adam Smith)、愛爾蘭的經驗主義者伯克萊(George Berkeley)、荷蘭形上學的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歷史批評辭典》的作者貝爾(Pierre Bayle)、法國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三權分立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社會契約論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百科全書》的狄德羅(Denis Diderot)、《自然通史》的布豐(Comte de Buffon)、主張女性也有繼承財產權、投票權、工作權的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意大利犯罪學的貝卡里亞(Cesare Beccaria)、美國的富蘭克林、寫《常識》的人權鬥士潘恩(Thomas Paine)、共和主義的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後來擔第三任總統)。隨手舉出當代哲人，名單已經洋洋灑灑，這尚且不包括英法的文化沙龍參與人，或是其他各國較沒名氣的地方哲人。但這時代究竟是什麼模樣？似乎沒有明確印象。
康德在1784年定義理性時代的精神，就是‘敢於知道’(Sapere aude)。確實這些哲人敢於冒險求知，標榜批評的權利，也接受獨立思考和必然的孤獨。康德的解釋比數學家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又青出於藍；啟蒙，是由兒稚進入成人的過程，所以也開始要對思考負責。不過這倒不代表哲人有共識。他們是知交，但除了推廣知識，他們第二嗜好還是唇槍舌劍的比賽，連對朋友也不放水。當代歐洲的公認學術語言是法文，這些哲人沒有不諳法文的（富蘭克林在法國大享盛名，傑弗遜還擔任過駐法大使），而多數評論也由法蘭西學術院刊登。很多嘴尖舌頭快的批評實在無禮已極；後代對理性時代的評價——憨痴的樂觀、虛偽的純理學、謬論狡辯——都來自那時文人對罵的常用字眼。儘管如此，以諷刺見長的伏爾泰仍說：“我不贊同你的話，但我極力維護你說話的權利。”被他評得一文不值的哲人，不知該氣恨他還是感謝他？
雖說是哲人，大家意見卻很分歧。休謨是超保守派；孔多塞是超先進派；狄德羅討厭古文明；吉本熱愛希臘羅馬文化；盧梭崇拜柏拉圖的理想國；傑弗遜連《共和國》一書都無法平心看完。不過比起前代的哲人，十八世紀思想家全是外向型的人，也都敢於表現。他們朋友關係很情緒化，辯論時吵架不斷，和解時涕淚縱橫，連自己的私房事都不忌諱地公開。盧梭的《懺悔錄》對社會不公平狀態和追求自由深入探討，其中有關教育、友誼、愛情、倫理、方面的描述幾可稱是自我暴露。歌德寫了感情悲劇《少年維特的煩惱》，一夜成為當代最紅的作品，卻也算是歌德本人的自傳。再者，他們派系分明，但是若有哪個哲人作品被禁，他們又不分派系地去支援。許多哲人是與權威衝突而成名，但他們並不反對權威。與其他時代的思想家相比，理性時代的哲人比較懂得善用媒體，或參政改變社會；富蘭克林曾是印刷匠，孟德斯鳩等人也當過議員。這好比是中國儒墨道法各家的哲學宗師們，也兼備縱橫家的影響力，效果自然大不相同。
但是最奇特的是：理性時代這些哲人，大半都反宗教。科學家在問：神要啟示我們什麼？哲學家卻說：神從沒向我們開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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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人對宗教的攻擊，多少是為了鞏固自己的觀點，批判其他論調，還有一些是為了學術名望、政壇利益、出版收入等等。霍爾巴赫（Baron d'Holbach）是那時代無神論的最著名代表，寫作中不時抨擊：“基督教依靠的是欺騙、無知和輕信。”他家境富裕，一生未曾窮過，自己也鼓吹物質主義；但每本作品連書名都像是要無端惹話題，似乎有越多人提筆反駁，才越顯得自己偉大。他確實也帶起很多爭辯，而法國各報社為了突破銷售量，更不斷鼓勵慫恿他‘語不驚人死不休’。
這種瑣碎心理不去探究，一個論點能吸引讀者正反兩面回應，畢竟是要能觸及大家內心的疑惑。伏爾泰認為無神論很誤導，對社會也危險，但他仍堅持一個無神論的世界遠比基督教世界可看。休謨的懷疑主義本來就先設定世界虛假，無神論正是投其所好。萊辛打算自創新宗教。盧梭對神觀比較不聞不問，雖然對法國天主教不滿，卻也不附和無神論者。這讓狄德羅大為搖頭，說：“反正只要他不站在我們一邊，教會就算讓他潑泥也甘願是吧？”言下之意竟不把他當作自己人，反而把敵我雙方分得斬釘截鐵，無可妥協。其實這時代哲人還挺類似軍事將領，他們如同軍隊招兵買馬一般，努力將大學院士、官僚律師、書商家教都攔為己方信徒，甚至對報社施壓，讓不贊同自己的投稿作廢。對追求浪漫主義的地方，他們強調是宗教壓抑天生感情，讓人得不到真自由，所以罪大惡極；對君主制反對聲浪大的地方，他們更提出是基督教為這群國王們撐腰壓榨人民，因此對歐洲的影響弊多於利。
真的麼？俗語說‘文人相輕’，紙上談兵在學術界並非稀有；寫文章的人不管有沒有實際經驗，有沒有客觀見識，只要氣勢澎湃，修辭漂亮，再加上一些科學數據填鴨，名人語錄加料，讀者一樣會點頭稱是。科幻作家Isaac Asimov寫道：“現代人最悲哀的，是科學增添知識，遠比社會增添智慧來得快。”今日教育普及，能分辨報導誇大不實的人卻很有限；何況實驗室的成果尚不代表百分之百正確，更甭談沒有實驗室的哲學。世界之大，複雜性可想而知，科學有萬有引力一類的公式可循，哲學卻沒有。然而哲人若承認自己觀點狹義，還辯什麼？大不了以偏概全，一樣可以自圓其說；以最粗淺的模型來比擬世界，一樣可以娛樂讀者。
舉例而言，十八世紀學者對歷史的剖析很膚淺。他們把時代劃分為埃及中東古文明、希臘羅馬時代、中世紀黑暗時代、以及他們自己所處的啟蒙時代；其中兩個是宗教文明，另兩個是理性文明，而人類的認知一直像單擺，週期性地由一種擺向另一種。會有這種古怪看法，只能說這些哲人對歷史知道得太片面；今日歷史家對這謬論可不敢恭維。希臘羅馬出過不少哲學家，但社會仍舊虔誠；中世紀歐洲黑暗，但哥德式建築依然證明人類理性未曾埋沒；再加上近東遠東的發展，十八世紀的歷史見解已經不攻自破。研究得越多，越不敢以管窺天，把不合自己理論的部分省略。智者千慮尚且有失，何況野人獻曝？
可惜理性時代的哲人已經是為反而反。不少學者其實幼年都曾在天主教學校中長大，蒙耶穌會教士指導；他們卻很少人感謝過恩師，反而不斷起哄，把聖經、神父、儀禮視如敝屣，連哥德式教堂都引他們反感。這好比青少年叛逆期，把父母師長呵護全視為束縛，只與自己狐群狗黨混，動不動惡毒謾罵。中國近代曾有非湯武、薄周孔的執拗，美國有反對科學教育的偏激，同出一轍。十八世紀許多哲人邏輯欠強，辭藻卻不凡，堪稱舌燦蓮花，還不時把自己形容為孤獨的烈士，博取讀者同情；即使討厭他們見解的人，也搶著傳閱他們‘毒舌派’言論。粉絲信徒多了，影響力深了，哲人也拋棄了虛懷若谷的求知精神。
然而他們拒絕了基督教，等於是把自己的傳承連根拔起，留下的洞又怎麼填補？這就是為什麼理性時代想努力標榜希臘羅馬，也就是歐洲的另一個傳承。不過連這點也看得出哲人自以為是的毛病。愛好羅馬歷史的吉本，就曾犀利地評判羅馬帝國的問題；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一般人哪有耐性讀完他的鉅作？提倡共和主義的傑弗遜，竟不願接受柏拉圖的《共和國》，意味古人的智慧一樣有瑕疵，現實世界中根本無法持久。可是當時人一聽說古雅典有民主、古羅馬有共和，就舉雙手贊成，誰去思索這種政體實際與否？倫敦日報上印刷的，總會天外飛來一筆，造作地加兩三句拉丁文裝學識淵博。古希臘文史家Xenophon列舉文化悖論；十八世紀哲人也嚷基本常識、社會責任、事不可盡信云云，還把諷刺詩體學個十足十。古羅馬唯物論者Lucretius反對靈魂不滅、神創世界的看法；哲人也東施效顰，大喊迷信該除，否則有愧先賢。二世紀羅馬的Marcus Aurelius是少有的明君兼思想家，對當時基督教卻毫不留情；但在理性主義者穿鑿附會之下，他成了聰明、慷慨、寬容、集所有美德於一身的皇帝，然後文人又把這完美的形容拿去讇諛他們想討好的國君們。
縱算讀古書能知興替，幫助思想家增長見聞，十八世紀大半文人畢竟不是思想家；他們早有自己的理念目標、利益宗旨，所以只想用古文化傳承做為言論武器，提高聲勢、遊說權貴、鬥倒異己。儒有大儒，有小儒；大儒還能懂得體道而為，小儒卻用迂腐的成見去改變世界。狄德羅會排斥復古，絕非自己未曾研究過古籍，而是對這群開口閉口希臘羅馬的人感到厭倦。一群頑皮的孩子拿石頭砸老舊教堂的玻璃，然後躲到廢墟中避禍，結果發現廢墟竟是龐大都市的遺址，自己也開始做夢，以為可以學它搭建更美的城市，來彌補自己砸教堂所闖的禍，所以興孜孜地到處炫耀自己多聰明。
作家許知遠說：“人無法做到無我，看世界有我，就看不清形勢與來龍去脈。”
我們並不是希望人類認知永遠停滯不前，也不是要否定理性時代這些哲人的貢獻；他們確實帶給人類許多另類思考，甚至可說解放了不少傳統的禁錮，讓大家對社會惡習重新審視。但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一知半解的哲學，可能比食古不化的宗教更棘手。因為發明炸藥的，無法控制血肉橫飛的恐怖；發現相對論的，無法遏止核彈氾濫的災害。孟德斯鳩相信政治會不斷進化，最後達到他理想的終極狀態；但是怎麼進化？身為貴族的他大概沒想過。伏爾泰對人類未來抱持無限樂觀，可是他逝世於1778年，法國的路易十六才剛加冕不久。1789年霍爾巴赫離世，他畢生鼓吹無神論，死時竟還被埋在巴黎教堂。
這些滿懷希望的理性主義者，都未曾見到他們哲學結出的果實，也不知道他們教育出來的信徒，還繼續將他們的偉論‘發揚光大’。是非只為多開口，話講得越多，就越煙霧瀰漫，最後大家都見不到方向，也分不出前途危險。
"La plus belle des ruses du diable est de vous persuader qu'il n'existe pas."
魔鬼最高明的伎倆，就是說服你，他根本不存在。
--- Charles Baudelaire, 法國詩人,"Le Joueur Généreux" 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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