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會有殖民地與印第安人戰爭，其實也有部分是因大西洋這邊，英國正處於政治動盪。伊麗莎白女王既沒有繼承人，死後傳位給蘇格蘭國王詹姆士，等於是把英格蘭、愛爾蘭、威爾斯與蘇格蘭合併，首度統一不列顛群島。這或許是伊麗莎白為英國所做的最後一件政治改革；畢竟十六世紀的不列顛群島還沒產生民族國家，比起法國、西班牙、瑞典、波蘭、奧匈、土耳其，甚至即將改頭換面的俄國，似乎都慢了點。在一個群雄稱霸的時代，不統一的英國就沒有足夠的軍事武力，未來也不利掌握國際局勢。
問題是，詹姆士和他後代對英國一直很不適應。那時代的倫敦從十二萬人成長到將近百萬人，相當於整個不列顛群島的10%人口全集中在泰晤士河這個樞紐。伊麗莎白很清楚，要治理英國，就要先讓倫敦人民愛戴她，所以每年宗教節日都固定有遊行，讓老百姓能見到女王慈容。十七世紀這些國王卻不習慣接近人民，連遊行都免了。老百姓見不到國王，自然不覺得該效忠皇家。何況這些新國王們都傾向法國、西班牙，姻親對象也是天主教貴族。愛爾蘭是天主教地盤，倒還無所謂；但英國與蘇格蘭都對天主教反感，無論英國國教派、長老會、或是清教徒民眾，大家都直接把天主教與‘血腥瑪麗’的逼迫以及西班牙戰艦的進攻相提並論。更何況傾向天主教的國王，一般會認為自己皇權是神賜的，所以也崇尚中央集權的政體；英國這時卻已經有上下議院（俗稱西敏宮，Palace of Westminster），商家有自己的行業主持人，倫敦更是由各自治市管轄，倫敦市長的領導權還超過貴族議員，差不多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換言之，十七世紀的英國國王們既然想唯我獨尊，就注定會與貴族、議院、商家、人民起衝突。
倫敦這時也還沒有真正的公務人員。用今日英文來看，內閣(cabinet)顧名思義是伺候國王衣著的人，普通法院(chancery)基本上是國王的直屬神父，而商務局(chamber)根本就是國王寢室，因為國庫就在國王床鋪下。雖說中世紀各國國王都如此，但國家人口增多後，政府卻無法與皇室徹底分隔；倫敦的白廳(Whitehall)除了是皇家居所，也是幾千名行政官、外交官、法官書記的辦事處，外加隨從僕役幾萬人，實不亞於法國凡爾賽宮規模之大。只是皇室也就沒什麼隱私權可言了，因為官差廚娘侍衛傭婦都在宮殿中自由來往，各種小道消息更是倫敦各報紙的話題材料。一個國王若畏懼媒體，多半不願久留此地；但要派親信擔任國務大臣，卻還是會遭人民譴責。1630年代因為國王任用天主教神父為政府高幹，一時異議蜂起，倫敦不時有政治抗議的活動；國王改用蘇格蘭的長老會人士，仍因貪污被起訴，甚至國王不得已判一人死刑。這期間議院與國王曾發動兩次內戰，英國甚至一度廢除君主制，直到1660年才又有國王登基。顯然整個英國政體紛亂，而宗教、黨派也太多，沒有一致的見解；主張憲政的、贊同民選的、支持議院的、長老會的、保皇黨的，不勝枚舉，這在歐洲其他君權至上的地方，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後來美國獨立，也與英國的政治開放有密切關係。
偏偏英國霉運當頭，皇室才重被承認，就有一連串的不幸發生。1665年瘟疫讓倫敦人口驟減12%；1666年倫敦大火數月之久，連教堂都化為焦土；1667年荷蘭又突襲英國，甚至大破駐守倫敦的水師船艦。這是那時代英國最艱困的幾年，上層社會卻第一個逃難，任由倫敦自生自滅，無形中暴露了皇室的虛偽無能。再者，國王有十多個庶出的孩子，元配卻無子嗣，能繼承王位居然是公開信奉天主教的弟弟。議院認為，與其讓英國回歸天主教，不如另覓賢能；於是他們由荷蘭請來威廉王子與妻子瑪麗公主，趕走天主教國王，兩伉儷共治維持新教的英國。這就英國歷史家最津津樂道的‘光榮革命’。
然而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真正促成光榮革命的，既非政治也非宗教，而是倫敦的急速發展，讓不穩定的社會變動更劇。說得更難聽，光榮革命只是改調，並沒有為動亂劃上休止符；真正穩定英國的，倒是它腳下的另一種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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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產業貿易船運增加，倫敦富有是理所當然；但生活在這裡倒很不舒適。泰晤士河往東流，風向也朝東，所以煤炭燒的黑煙，與民間垃圾污水，全都向下游去。可想而知，宮殿議院豪宅珠寶店盡建在西區，而倫敦橋以東到處貧民窟。這裡擁擠不堪，疾病、罪犯、失火、建築倒塌等意外，幾乎是家常便飯。估計當時全城平均，每一千人生育率是35人，死亡率卻是40人；天花、麻疹、霍亂、白喉、流感、猩紅熱、百日咳、汗熱病、肺結核，層出不窮；40%死的是兩歲以下的兒童，能活到十五歲以上的還不到60%。由於食水污染，喝清水的人會暴病死，喝啤酒或喝茶的人反而免於疾病，所以兩種價格都較貴，是稍有收入民眾的日常飲料；喝更便宜的琴酒卻會醉到無法工作，貧民窟的人常以此澆愁愁更愁，窮更窮，意外溺斃的大有人在。
既然環境這麼惡劣，倫敦的成長率又怎麼來的？答案很明顯：每年仍有六千至八千人希望能到首都找工作；這些或許是英國各鄉鎮移民進來，或者是由威爾斯、蘇格蘭、愛爾蘭前來，甚至法國比利時、猶太人、非洲人也有（很多是為了逃避天主教逼迫。）大家多半聽說城市工作機會比較好，有身份的可以靠介紹信去為貴族富紳辦事，女的可以當保姆；有點經濟基礎的還可以進學校，以後當家教。次一等的可入商人工會當徒弟，尤其當時最費人力是裁縫業，佔了倫敦製造業三分之一，倫敦東側的絲綢工業就耗用約五萬人；其餘造船、造紙、家具、五金、時鐘、藝品業也很可觀。資質好的匠人，薪資是比英國其他地方高了30%以上，而當學徒的有一天也可能自己開業。良機難求，難怪年輕人趨之若鶩。
但是真正抵達後卻可能夢幻破滅。第一，骯髒擁擠的環境對健康危害不小。第二，大城市裡生活複雜，人際關係冷漠，雖然自由，畢竟同僚多親友少；所以處處有未來，卻也處處有危險；人可以改頭換面，也可能失去方向；鄉下來的姑娘或許會憧憬城裡女孩開放地上街買東西，但大家也都聽聞那些被誘拐賣掉的可怕。換言之，既來到倫敦，一般人都多幾分謹慎，多幾分責任心，小心抉擇；不過也正因如此，彼此戒心都很強，讓大家變得更冷漠。第三、當學徒被苦待的絕非少數，有的小弟被打到殘廢，女工還會被強暴。而且許多商行會要求學徒不准婚嫁，不准有孩子；縱算這是基於商務效率，卻也否定了正常人性。實際數據顯示，來到倫敦的前半年就有60%的人打退堂鼓，真正能出師的只是少數。那沒有出師的人又做什麼？有勇氣的會轉行，沒勇氣的會回家，其餘無家可歸的或許就走上無奈之路，男娼女妓，更甚者扒手盜竊、殺人越貨。倫敦每年吊死的犯人都公然示眾，讓倫敦橋前腐屍味很重；但人要求生存，恐嚇了又有何用？今天殺雞儆猴，明天還是故態復萌。
按這樣下去，倫敦注定會像今日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首都一般，又窮又髒又擁擠，城市收入再多也不夠乞丐分；人民動亂，又會導致領導人集權鎮壓，就算叛變而改朝換代，上位者仍要想辦法鞏固勢力，如此不斷惡性循環何時了？
然而英國卻幸運地迴避了這條腥臭之路。那時英國已經是僅次於荷蘭的第二大經濟國，所以議院的眼光也以國家繁榮為重心，而不是自己勾心鬥角、營私貪污。從1650年起，西敏宮通過了一連串對英國商家有利的條款，不論美洲煙草、東亞薑末、印度棉花、非洲靛青染料，都一定要以英國的商船出入口，尤其加勒比海種植製造的蔗糖，是當代利潤最高的商品。這和許多國家大異其趣。像法國西班牙，壟斷市場的通常是與國王關係匪淺的私人企業，賺錢再多也只進入個人口袋；英國卻在議院的力量下讓國家壟斷世界的市場。加上英國強大的海軍為靠山，其他國家再有魄力的私人公司，也不敢與虎謀皮。
不過倘若只有這樣，增加的財富仍只限於富豪，下層社會不可能雨露均霑。倫敦保護自己的市場，卻不是保護公司。伊麗莎白時代最大的十二商家包括金匠工會、裁縫工會、造酒工會、製鹽工會、漁業工會等等；不到一百年內，這些傳統製造業已經沒有昔時地位，代之而起的是莫斯科公司、西班牙公司、巴勒斯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東印度公司、維吉尼亞公司、麻省公司、哈德遜灣公司。能成立這些新公司，不可少的是證券股票的問世，但另一方面也必須削弱原來商會的力量。這一點倫敦議院做得很積極。比方說：本來裁縫工會佔了全城所有紡織鞋帽業，但與荷蘭戰爭期間，紡織市場不振，英國羊毛外銷也受重挫；新的貿易公司趁機把滯銷的成衣售到世界其他市場，獲利不菲。裁縫工會想分一杯羹，自己卻沒有運輸管道，怎麼辦？當然是去向議院官說套交情了。沒想到議院不站在商會這邊，只保持中立，誰能貿易誰就是贏家。一下子本來穩若泰山的大商會，一個一個都失去貿易權。當然，新公司也會被更新的公司取代，本來的東印度公司就敗給‘新東印度公司’而結業；甚至‘牙買加咖啡屋’本來只經營咖啡豆貿易，後來卻因為蒐集資料詳盡，竟變成專攻市場資料分析的投資公司。這是一種不斷競爭，不斷突破的商業模式，今日或許司空見慣，但在十七世紀英國以外還罕見得很。
而要成立公司，資金也是基礎。倫敦這時已成立了25家銀行，貸款給這些新公司；不過大家更熱衷股票。儘管有股市大跌、南洋泡沫等問題，甚至證券交易人員被列為比扒手小偷還低級的人渣，許多老百姓仍認為公司股票的投資報酬率高很多，銀行的6%利率根本不能比。曾有家公司專門打撈當年與西班牙海戰的戰艦殘骸，竟讓投資者獲利百倍。能有這種賺錢機會，還是要靠聰明的人想到這些開公司的可能性，然後貸款分股後，把計劃實踐。短短幾十年間，倫敦出現了人力公司、保險公司、國防工業、幾百家報社雜誌社、補習班、連賭場和妓院都成立連鎖店上市，實在匪夷所思。
對人民而言，有了新產業，就不用忍受以前奴隸式的學徒制度，可以自由嘗試前代沒有的行業。小老百姓為了爭取新工作，很多人開始努力讀書；十六世紀倫敦還有不少人無法辨認自己名字；十八世紀初首都幾乎沒有人不會寫字。‘任何人都可能成功’不啻是那時倫敦的座右銘。
相反地，對國王和保守人士而言，改變的衝擊太大了，他們消受不起。人口增加，古代的城牆早已容不下這些人，倫敦周圍都是新興地區，更不受以前禁軍、望族、商會的控制管轄。議院的法案受到民眾肯定，國王貴族反而重要性大減。銀行股市的錢只看有前途的公司行號，國債期票竟乏人問津，畢竟有誰想替不賺錢的國王買單？不到一世紀內皇家地位動搖，而後公務員更與皇室分開獨立，國王形同虛設，猶如涸轍之鮒，再無發號司令的威嚴了。這也是為什麼守舊派想讓英國回歸天主教，因為他們潛意識裡逃避現實，希望重溫舊夢，重覓以前的單純世界。更直接說，倘若回不到過去，這些人一樣沒有未來。
好吧，你想繼續做皇帝夢，人民也有求上進的夢。你要把傳統的社會架構再次加在英國土地上，人民可不願意。你拒絕世界的進步，天下難道沒有值得的人選？這就是光榮革命的真正幕後推手。英國所找的，是肯與議院分權的新國王。倫敦所要的，是肯給人民自由發展的新領袖。逝者如斯，大不列顛總不能為了國王一己私心而斷送更寶貴的商業革命、金融革命。威廉與瑪麗登基後不久，英國更把國庫從皇家的寢室搬出來，由國家性的上市銀行主持一切收支；這就是今日猶在的巴克萊銀行(Barclays)與英國銀行(Bank of England)。十八世紀的倫敦是中產階級比例最高的地方，街上有舶來品店、樂器行、書坊藝廊、各式服裝店、懷錶店、眼鏡店、戲院、異國口味的餐廳，紳士淑女們以逛街為消遣，幾乎與今日相差無幾。為了生活需求，以前狹隘擁擠的倫敦街道已經拓寬鋪實；商店林立後，自不再有前代‘廢水街上潑，垃圾任意丟’的壞現象；政府也讓公司承包，設置街燈，有效地降低犯罪率。沒有趕走之前的國王，英國大概只能發展得左支右絀，人民也只能見風轉舵地向掌權者屈膝；但國王走了，議院才有機會興邦立國，人民才有膽量開創新企業、嘗試新工作，讓整個社會步步進化，因而締造繁榮的英國。
歷史從來不為小人物寫。對老百姓而言，光榮其實是無關緊要的名詞；自己從貧乏到小康，才是值得紀念的辛路歷程。
話說回來，光榮革命的同時，還有另一種更震撼的改變。那時代真正的名人，叫做哥白尼、伽利略、哈維、虎克、笛卡兒、牛頓、萊布尼茲、拉瓦錫、富蘭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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