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因緣，以痴為本。痴者，眾罪之源；智慧，眾行之本。先當斷痴，然後意定。
——釋迦牟尼Siddhārtha Gautama(c.564 - c.484 BC)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子(551 - 479 BC)
我不能教人任何事；我只能讓他們自己去想。
——蘇格拉底Socrates(469 - 399 BC)
那是個文化史上大放異彩的時代。古世界傳播不便，卻幾乎在同時（尤其是公元前600至300年間），世界上北緯30度左右的古文明地帶——中國、印度、中東、希臘——都各自出現了影響深遠的文化思想。
德國哲學家Karl Jaspers稱這段時期為‘軸心時代’，尤其推崇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三人。其實，重要人物何止三人？孔子對中國的重要性，用一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就可知道。不過在他之前還有老子，之後還有百家爭鳴，春秋戰國的學術界可說是異常熱鬧。釋迦牟尼創始佛教，講求眾生平等，但是同時代的笩駄摩那(Mahavira)創辦耆那教(Jainism），提倡非暴力，又有無名氏寫了奧義書(Upanishads)，那時代追求真理的人也非少數。蘇格拉底的詭辯十分有名，但是他之前已有不少著名哲學家（包括數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而他的學生柏拉圖青出於藍，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又集大成，當代風雲人物不勝枚舉。再加上巴比倫的學說紛雜，米底的拜火教遍傳四方，猶太先知們對傳統宗教重新定位，同時代學者真是人才濟濟。
有人認為人才是說有就有，說無就無。這種看法從歷史而言倒是站不住腳。人才並不是想要就有；不論一個人是何等天才，沒有機會和其他天才切磋，仍然不會迸發出智慧的光芒。孟子的‘余豈好辯’，是在不斷的辯論中闡揚真理；三國時代群英問世，是在‘既生瑜何生亮’的挑戰中留名青史；工業革命，是歐洲各國相互較勁的成果；矽谷的高科技，是無數頂尖頭腦競爭而來。《禮記》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沒有環境因素，人才絕不可能誕生。
但是要切磋，其他因素總得先具備：第一、這塊土地上必須有先進的文明。一無所有的蠻荒之地，絕不可能一步登天，衍生超越性的智慧；能達到自我觀察之前，整個社會總要先有充分的宇宙觀，對萬事有所解釋，才能再進一步提出問題。第二、廣大地區必須有共通的語言文化。黃河流域這一點大致成形；北印度的梵文也在幾世紀中逐漸普及；中東的亞蘭文比各民族的語言文字更廣用；波斯沿用了米底文字，後來又輾轉使用以攔和亞蘭文；而希臘文在各個流散的殖民地都被採用。第三，必須有交通作為先決條件。車馬舟船的普及，在沒有大眾媒體的時代，是開拓視野的第一步。孔子周遊列國，一方面是希望找機會實行政治主張，一方面也為了考察當時世界的改變；釋迦牟尼四處拜訪苦行僧，上下求索真理；柏拉圖遊遍義大利、西西里、埃及、迦太基，比對各地不同的理念傳統。不過，倘若沒有需求，交通方面又如何上軌道？荒郊野外的羊腸小徑，千頃碧波的孤舟一葉，都不足以讓學者安全到達目的地，更休提做文化探討了。第四、必須有相當水準的經濟貿易。農工商具備，士人才有用武之地，否則三餐不濟的時代，誰會去探索學術上的疑難？更重要的是，經濟有了基礎，才能讓不同階層的人都來從事文明工作，否則若只有上層子弟能讀書，再怎麼思考也很難突破金玉錦繡之類的沙龍閒談。孔子有教無類，七十二門生貧富兼容；釋迦牟尼提倡眾生平等，耆那教甚至無分男女，扭轉了當時印度的傳統；希臘主張學術不分貴賤，著名的哲學家當中有商人、醫師、工匠、甚至演員；猶大的先知中甚至有農夫。
當然，萬事起頭難，第一代的路程也最艱苦。接下來有學院、講師，學生比較不需要長途跋涉，但是師門傳承之下，也可能有一代不如一代的現象。除非像亞里斯多德，完全否定老師柏拉圖的‘形式’理論，而主張知識是透過經驗觀察所獲得的概念，否則一般學徒只是慕名而來，自己沒有獨立意見，再怎麼切磋琢磨，也達不到舉一反三的效果。另一種可能，是像巴比倫集帝國賢士於一堂。不過如此一來，切磋的機會是有，卻很難精益求精，琢磨出更寶貴的智慧。畢竟學院是皇帝私有，總會迎合皇帝喜好；這樣的學說即使名噪一時，也經不起歷史篩選。第三種可能，就是在教育人口密度高的地區，同時存在好幾種學派，而且每個學派都別樹一幟，互不相讓。中國、印度、希臘的軸心文明，都是從這模式演變而來。
而這些學派所留下最獨特的，也最引人入勝的，可能還是它的問答方式，又稱辯證法。論語有不少學生問老師的對話；佛教的禪修也常是師生討論；蘇格拉底對話錄幾乎是長篇對辯；舊約聖經最後的先知書，一樣以提問題作為釋疑（許多拉比文學也是）。各家各派的答覆，有些機智，有些詰問，有些另有深意，有些甚至無理取鬧，但不可否認，這比以前單方向的傳道授業進步多了。
儘管如此，這幾種文明的進化，相似程度倒很有限。比方，它們對知識的追求有顯著不同：佛教主張頓悟，儒家主張博學，希臘主張啟發。比方，它們產生的文化系統還是有大體上的差異：希臘是本質性的哲學，以色列是人性化的宗教，巴比倫是包羅萬象的玄學，印度是超越塵世的形而上學，中國則是百家各自提倡實用主義。然而促使它們產生的政治因素，卻又有幾分類似——它們都是在一個舊時代將亡，一個新時代又尚未來到的前夕誕生的。
換句話說，它們都是黑夜中的第一絲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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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埃及記和青銅文明崩壞以來，到此時已經有七八世紀。這段時間世界各地都有王朝，填補權力真空，穩定社會亂象。中國的周朝填補了殷商之後的政治缺口，但到這時已經天子有名無實。孔子所期望的，是周朝起初的治世。他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這種嚮往，正也因為春秋戰國的亂象，讓至聖先師痛心疾首，才會去追求古代的和諧。老子其實也針對這問題提出政見：“無為，則無不治。”韓非說：“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墨子開頭第一句話：“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其他如名家說‘以正名實而化天下’，兵家說‘存亡之道，不可不察’，這麼多人都費盡心力在為亂世尋求出路，實在也令人敬仰。
別的地方也不遑多讓。巴勒斯坦的大衛王朝已經提過。印度半島自從雅利安人入侵後，也曾有吠陀文明，但是到釋迦牟尼的時代，已經分裂為部落族群各自為政（《中阿含經》稱之為‘十六大國’，其他典籍用‘英雄時代’來形容，但是可想而知是長期戰亂的紛擾歲月），直到公元前261年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東征西討，才又有統一印度的帝國。中東的亞述走了，接下來的迦勒底、巴比倫、以攔、和亞述舊部爭相奪權，埃及、阿拉伯、西徐亞、呂底亞、米底又各據勢力，在波斯未統一之前，同樣是多難之秋。希臘戰勝波斯，本應可以產生相對的民族國家，但是抗戰完畢不久，又演變成雅典和斯巴達爭奪領導，歷時431-404BC，戰得兩敗俱傷；蘇格拉底曾參與此戰役，或許正因為厭倦了這無止息的血腥，才使他追根究底地質問各學派，把這些智者自以為是的無知，赤裸裸地呈現在眾人面前（後來因樹敵太多，被賜毒酒而亡）。他弟子柏拉圖對老師的死感到灰心，因此寫了《理想國》留待未來的哲學家皇帝。亞里斯多德認為單有哲學理念還不夠，其他邏輯、科學、醫學、音樂、美學、文學、修辭學、政治學也一樣重要。
所謂‘亂世’，指的並不是你砍我殺的兇殘，而是社會無知、無序、失控、蠻惡、近利、弱肉強食等現象。思想家踏過了不同的泥土，見識過不同的風俗習慣，卻找不到一塊土地能作為人性的模範。他們自己何嘗不希望駐留在一個和諧安寧的家園？何嘗不希望能享受一個真善美的所在？然而他們都看不到未來的治世，只見到無盡的黑夜。
這對於一個文化人是很沮喪的事，但也因為每個思想家都心裡有數，在有生之年見不到黎明，所以只能把眼光放得更遠。因此這些文化都產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
基督教神學家Paul Tillich被認為是最先使用終極關懷這詞。所謂終極關懷，是源於人的存在有限，而又期盼無限，以達到永恆的一種精神渴望。這與一般宗教並無兩樣，但是哲學家由觀察人生所引發的問題，往往與宗教推演出的答案起衝突。在這以前，人類知識有限，經驗也有限，天子就是龍，法老就是太陽神之子，婆羅門就是最上層不可侵犯的社會階級；可是到了軸心時代，大環境已經不再能接受這種愚昧無知，何況認識的世界越廣，就越會對本來接受的‘真理’產生懷疑：人是什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活著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世界的規則是什麼？宇宙循環是有原因，還是無目的地進行？動植物的生態與人類相近，為什麼他們沒有智慧？生老病死，是善是惡？攻伐交戰，能獲得什麼？我的敵人是誰？他們為什麼該死？我所效忠的又是誰？他們又為什麼該被服從？為什麼不是‘人生而平等’？既然人生過程中充滿了習俗、社會傳統、道德倫理、甚至原本宗教的掩飾面具，那麼最好的生活方式應該如何？對於這類生命本源和死亡價值的探索，就成為終極性思考。
或者，終極關懷就是在悲天憫人的理念為前提之下，尋求新的解釋。論語的‘子不語怪力亂神’，因為以往的神話毫無說服力。佛家說眾生皆苦，徹底解脫才能入涅槃，也是因為傳統制度束縛之下，人只有永世的困惑。猶大的先知從以賽亞開始，不講求諸多獻祭，而要求社會做到公義憐憫，仍然是因為幾百年來的習俗，說一套做一套，無法為人民帶來幸福。尋覓哲理到了終極，才能返璞歸真，正視人生價值，也才能把這最根本的理念呈現在世人眼前。
可惜的是，這種以人為本的世界觀，對那些時代都太早了。有的被世俗瑣碎的禮教重重包覆，有的被標新立異的學說搶盡風頭，有的被盲目逐流的門生頂禮膜拜，有的甚至被固守傳統的激進派辱罵逼迫。這實在與思想家的終極關懷天差地遠。偉大的理念，留下的是什麼？更可惜的是，後世也鮮少能撥雲見日，重尋先哲當年的探索。柏拉圖曾做過解釋：一群人住在山洞中，洞壁上映出外面世界的事物，這些人也以為映在壁上的，是不可更改的真理。有一天，其中一個人走到外面，發現外界的事物，比洞壁上的更真實。他回去告訴人，卻沒有一個相信他，不是扭曲他的形容，就是視他為異己。雅典的成名大哲，尚且嘆息曲高和寡、知音幾人，別的思想家也有相同的苦惱。佛陀有多次幾乎被親戚暗殺。孔子自比為美玉一塊，等待識貨之人。以賽亞書甚至感嘆地說：“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能從一些信條經典中，了解起初的宗旨：也許是濟世，也許是度人，也許是倡導忠孝信誠的德行，也許是教導修身養性的藝術，也許是訓練未來明君的課程，也許是幫助改變天下的動力。《淮南子·氾論訓》說：“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文明的演進，就像千百條來自不同源頭的江河，但最後都歸入大海；各人做的事不同，但都為了求能更好地治理社會。金庸的武俠小說曾引過波斯明教傳入中土的史料，其中有教徒念誦的經文：“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這種大仁大義的胸襟，可說是拜火教發祥時的哲人心聲。我們即使不認同它的教義，也不能不被它的博愛精神感動。
只是，再崇高的精神，也難以改變歷史。孔子逝世後三百多年間，社會日益動盪，甚至曾有禁書令出現；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也不免用儒學壟斷天下思想。釋迦牟尼在沙羅雙樹下入滅後，三百年內佛教在印度從未取得優勢，印度以外的地區更沒聽說過；阿育王殺戮百萬，建立強權後，才宣布佛教為國教，傳播海外；但他倡導正法，有一半也是出於統治需要。波斯的亞達薛西雖然崇尚拜火教，但說穿了，一個君王要的不是超越塵世的終極關懷，而是招撫萬人的管理方針。哲學理想到頭來還是被當成工具，無法掙脫世界的濫用。
現實，卻也是歷史。
而在希臘，另一個起落無常的時代即將接踵而至。公元前343年，亞里斯多德受聘到希臘北方教書。他的學生之一，就是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的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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