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袍:為何分煙析產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清‧孔尚任《桃花扇》

很可惜，查理曼的文藝復興僅如曇花一現，公元814年他逝世後就胎死腹中。而法蘭克王國也一樣，在他兒子路易（史稱路易一世）執政時已顯示威望不足，諸侯背信的狀況。他本來三個兒子，為了分權已經鬧得不快，第二任皇后又為他生第四個兒子；結果為了重新分封，引起全國武裝叛變，路易竟被自己兒子趕下台。然而不到一年，兒子們爭奪戰利品、劃分領地不合，只好重讓父親恢復皇位。公元840年路易去世，兒子們再次反目，內戰三年，最後在公元843年立條約三分天下。其後，東西法蘭克王國又逐步瓜分中間地帶，演變為今日的法、德分界。

歷史家一直共認，造成分裂的禍首是路易；他還在世時，親族就有人罵他優柔寡斷。法蘭克人的習慣，財產平分給孩子，王國則是孩子共同管理；畢竟中世紀初期民生條件還很差，國王太子生死難料，一旦繼承斷線，可能會被他人侵占。但是從查理曼開始，經濟上軌道後，子女夭折的機率變少，這種平分的傳統反而變成包袱，甚至釀成家族悲劇。不止如此，路易本人沉浸於宗教熱情中，因此被世人稱作‘虔誠者路易’，其實不是讚揚而是譏刺他軟弱。當時歐洲還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他的虔誠根本是致命傷；正如中國宋徽宗沉浸於書法丹青的藝術中，結果自己被金太宗俘虜，連國家都丟了。

不過路易無能只是一部分問題；封建制度下飛揚跋扈的領主們也不無過錯。查理曼的國度是靠武力征服建立的，語言相異，經濟水平發展不一。各地只是在查理曼的領導能力下才暫時聯合為一體，王國並沒有建立真正有效的行政系統，甚至連常備軍都沒有。雖然法蘭克人有法典，但各地仍依習慣自治。換言之，這種采邑制建立的國家，本身就蘊涵隨時分裂的可能。卡洛林王朝一直用契約承認各地貴族，即使是查理曼，也不能干涉地方經濟與政權獨立；何況他要征召兵馬，又怎能與伯爵們過不去？

問題是，這些貴族畢竟不是國家的官員，而他們要效忠皇帝之前也會先相人。查理曼值得他們訂立契約，但他的領導魅力、管理能力卻沒有遺傳給路易。東方的附庸國既面對新崛起的斯拉夫民族，又看不到法蘭克王國的威望，當然首先脫離路易的統治。接著丹麥、波蘭、不列顛、巴斯克等地也紛紛退出。其餘法國、德國的貴族，為了維護自己利益，攫取更多土地，自然開始分化為不同集團，各自支持路易的孩子們。其實卡洛林王朝真正的直屬領地只有比利時一帶，儘管查理曼派官員與各地伯爵打通關係，整個王國依然像是加盟連鎖；只不過領導人有教皇加冕的響亮招牌，大家與有榮焉。路易的招牌就不怎麼響亮，尤其他虔誠，竟被各地主教騎到頭上；連教皇都來參一腳，宣布自己的權威高過路易的權威。可憐的路易，在成為兒子階下囚之前，居然還被強迫公開跪在大主教前懺悔自己褻瀆神。換言之，是貴族和教會，讓歐洲的帝國大業再次灰飛煙滅。

當然，貴族們也不會平白效忠路易的孩子們；下一代的卡洛林家族純粹淪為傀儡皇帝。公元888年，西法蘭克王國已經形同虛設，巴黎的法蘭西公爵乾脆自己戴上皇冠；公元919年，東法蘭克王國也被篡位，史稱‘神聖羅馬帝國’，實際上與羅馬無關也不能算帝國。查理曼的遺產，從此被埋在傳說中。

但就算路易不軟弱，貴族和教會不干政，法蘭克王國仍然欠缺羅馬帝國一統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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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第一回寫著：“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很籠統的看法；合多久會分？幾十年？還是幾百年？為何不是平分天下，或是四分、五分江山？小說沒有深入探討。

《羅馬衰亡史》1776年出版，其中說：“沒有比懾服一堆偏遠行省更不自然的事。”言下之意，大型帝國都是賠本生意，即使早期吒叱風雲，最後也終必垮台。這種看法基本上影射了美國獨立已如箭在弦，也意味大英帝國將逐漸瓦解；然則英國的‘日不落國’還要持續到一次世界大戰，其間更由美洲、非洲、印度、東洋的經濟貿易，讓小小不列顛群島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再怎麼不自然，歷史並不認為它存在是錯誤。相同地，古代帝國興衰，也不完全是幅員廣大的後遺症；只要沒有‘鞭長莫及’，距離倒不是問題。

美國史學家Will Durant的《世界文明史》認為：“文明的存在先要有地理的許可，還會不時因環境而改變。”這種看法比較宿命論；歷史上的確有一夜消失的意大利龐貝城、中亞的樓蘭、太平洋的復活節島、柬埔寨的吳哥窟、巴基斯坦的哈拉帕、甚至美洲的奧爾梅克文明。然而大型王國的產生，已經有部分原因是為了抵擋環境的改變：中國為了治水而產生夏朝；埃及為了避免飢荒而產生中央集權；以色列人為了杜絕四方外患侵略而立王。要與環境對抗，就必須先集中人力物力，妥善利用。文明再演進到帝國時代，連地理困難也逐步被克服：秦統一中國，三山五嶽已不成問題；亞述踏平兩河流域，巴勒斯坦的山脈天險也無法阻擋；羅馬航過地中海，駛過北非沙漠，跨過阿爾卑斯山，穿越過德國黑森林，駐守過俄國的冰天雪地，無一不是地理局限。假若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法蘭克王國，它面對的地理困難幾乎不到羅馬帝國的十分之一，豈有因幾座山脈就分裂的道理？

西班牙語言學家Antonio de Nebrija早在1492年就提出：“語言是帝國征服的最佳利器。”這話大有先見之明，其後西班牙文成為管理美洲、鞏固皇權、傳播天主教、統一全帝國的根本條件。別國的英文、法文，甚至之前的拉丁文、阿拉伯文，及後來俄文也是。今日某些語言成為外交不可或缺的工具，實因帝國能夠存在，必須先有語言為基礎；否則版圖再大，沒有共同語言，要如何維繫？

這一點，法蘭克王國就望塵莫及了。公元842年，路易的兩個兒子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Straßburg，今屬法國）會晤。由於雙方部下不懂對方語言，誓約用三種語言書寫：拉丁文，北法文，和古高地德文。北法文（Langues d'oïl）只是羅曼語系47種語言之一，古高地德文（Althochdeutsch）只是條頓語系46種之一。法蘭克王國境內究竟有多少種語言，我們難以推算；不過王國的分裂，最後仍是沿這兩大語系的使用範圍為分水嶺。卡洛林王朝的國都阿肯，正位於兩者之間樞紐地帶；它既沒有把自己的法蘭克文（後來荷蘭文的鼻祖）加諸於統治範圍，到頭來反而被兩邊撕裂。【注：法蘭克王國官方語言是拉丁文，民間鮮有人懂。首都使用的法蘭克文，只有些字與發音被納入後來法文。】

包容，是政治上的悖論。儘管《史記》說：“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真正什麼都接受的政府，肯定不久長。一個帝國要容納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宗教、習俗，但同時也一定要積極改造人民，讓所有不同背景的人能認同帝國。這當中勢必有各民族的抗拒，甚至有為了捍衛傳統而粉身碎骨的烈士。有些固有的社會體系會被消滅，但人民也會被帶入從未接觸過的新社會。帝國會造成許多不幸，但也會讓井底之蛙增廣眼界；它會壓制人民自由，但也會提供以前夢想不到的機會；它有血腥殘酷的一面，但它另一面也在發展、孕育、啟開人民的知識力量。這兩面是密不可分的。

也就是說，假若法蘭克王國具備，並且善用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很可能分裂的事根本不會發生。歷史上多少泱泱大國，都曾面對境內語言隔閡：古埃及治下有西亞閃族、北非和努比亞人；古波斯157行省中有說各種語言的民族；古羅馬征服的民族不下百餘；五族共和的中國，也有南腔北調、七大方言的麻煩。可以說，語言分歧並不罕見，越大的帝國語言問題越多。但是強權的存在，畢竟可以遏止國家分化，一方面是把官方語言升為文化傳承，二方面也是壓下有心造反的群體。拉丁文本來只是羅馬城一帶的語言，卻能傳遞給整個地中海地區，甚至在西羅馬滅亡後仍然有千年影響力。中國一向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其實是四書五經奠定了語言基礎，讓整個華夏文明紮根，無論幾千年歷史分合多少次，傳承始終屹立不搖。

只是法蘭克人不願意脅迫他人，其實也無權要求他人。封建的契約，本身就是以不干涉為前提，伯爵們才願意加盟；教會人士也不希望‘基督教’的法蘭克國王，對各地主教大動無明。縱算有像查理曼這樣的領導人，可以指揮文化工作，一旦查理曼去世，各地仍是兵不由將，連官方語言也沒有採用。一個國家成立了近四百年，根基卻從未打穩，這是它最大的遺憾。

老實說，這不單是當時法蘭克人面對的問題。大約法德分家的同時，東羅馬帝國北方的保加利亞人創造了西里爾字母（Cyrillic），成為後來斯拉夫民族的共同文字（包括今日俄文）。東羅馬帝國從公元620年起，已經改官方語言為希臘文；然而它跟法蘭克王國一樣難以推廣官方語言：土耳其一帶普遍使用的是亞美尼亞文、格魯吉亞文、敘利亞文、亞蘭文、甚至阿拉伯文；希臘這邊則充斥各種斯拉夫語言、瓦拉幾文（後來的羅馬尼亞文）、和殘缺不全的俚俗拉丁文。西里爾字母的產生，雖是源於希臘字母，卻也等於是蠻族徹底和拜占庭文化劃清界線。未來的東歐各地，這時已經像法德兩國，開始尋找自己方向了。

我們若要稱這段期間是新的‘巴別塔’語言變遷時期，也不為過。語言的形成多少與社會因素有關，但根據英國牛津大學Quentin Atkinson的研究，新語言的誕生往往很突然，甚至瞬間形成；這段期間可能發音、文法、字形、連造字原則都會大幅改變，之後卻又長期沒有變化。更特別的是，人口少的部族，語言變化也少；人口越多的群體，語言改變的越多。以心理學判斷，語言能幫助群體增加凝聚力，所以為了分辨敵我，人類自會改變語言；改變多少，在乎需要與外人溝通多少。不過會發生突然的語言變化，總有不得已的誘因，否則何必改口沓舌，自討苦吃？

那麼，對九世紀歐洲人而言，最大的改變是什麼？不是王國興替，也不是回教威脅，而是中世紀溫暖時期。

從八世紀到十三世紀，整個歐洲比以往溫暖。這對於物產有莫大影響：釀酒的葡萄在全歐洲都能種植，而麥食出產量也大增，天鵝、野雁、鴛鴦、麻鴨等各樣候鳥成為貴族宴客必備，北大西洋又帶來許多鯡魚，使一般平民都能吃到醃魚補充蛋白質。法蘭克王國經濟起飛，不能不歸功於溫暖時期。農業進步，經濟小康，人口自然增加；十一世紀西歐的人口其實已超過近東或地中海世界。然而人口增加，第一是封建貴族的權力也增加，尤其軍隊是地方徵召來的，國王對地主們恐怕還要盡心竭力地討好。第二是有多餘人口投入戰爭、城郭建築、兵器盔甲製造、馬匹馴養——以前蠻族大遷徙時，戰爭工具都還沒有查理曼時代齊全。第三則是語言分異；誠如前面提到，人口多，敵我意識也變強了，加上貴族不願效忠中央，歐洲的語言豈能不分歧？

假如法蘭克王國從一開始就建立語言標準，這段溫暖時期必可繁榮成軍事、經濟、文化上都有顯赫成就的不朽帝國。可惜它沒有；在瞬息千變的世界裡，它被取代了，被瓜分了，而且可能連為什麼都不知道。

人生並不是什麼事都可以重新開始。已經過去的，無法挽回的路，或許只能留給其他人嘗試了。。。

濫觴：雄雞一聲天下白

上篇提到耶路撒冷的圓頂清真寺。無獨有偶，德國的阿肯（Aachen，位於德國、荷蘭、比利時三國交界）也有座教堂是八角形建築，是查理曼大帝所建，他死後也埋葬於此。公元800年耶誕節，查理曼大帝曾在羅馬接受教皇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之後歐洲有許多國王則是在這座阿肯的教堂受教皇加冕。連續幾個王朝繼續擴建之下，這個教堂不像教堂，皇宮不像皇宮的建築物，居然曾經影響數百年歐洲歷史。

提到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拉丁文Carolus Magnus，意為‘偉大的查理’），很多人都聽過名字，但他為什麼有名，卻談不上來。要說建立新王國？其實從他祖父開始，已經掌握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的大權，到他父親時更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換言之，闢造新王朝的是查理曼的父親，只是後代史學家一直用查理曼的名義，稱之為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要說征討有功？墨洛溫王朝在第二任國王之下，早已佔領今日的比利時、半個德國、四分之三的法國；第五任國王又兼併了勃艮第人所屬的法國東南部，以及瑞士西部，疆土達到今日西班牙界線。查理曼也算是軍事天才，征服了北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半個意大利，但是比起墨洛溫王朝的功勞，似乎還略遜一籌。要說是奠定歐洲基督教基礎？墨洛溫王朝早在496年就全面接受基督教，當日與國王一同受洗的有三千多將士，可說是第一批皈依羅馬天主教的蠻族。此後天主教雖然也不斷向不列顛群島、日耳曼民族傳教，但是對查理曼的領土幾乎不必再花功夫。要說是政治結構的改變？歐洲的封建制度根本從羅馬末期就流傳下來，西歐一帶社會只有地主與佃農/奴隸的二分法；蠻族入侵後，地主換將領，似乎也算不上是變化；唯一差別是農業技術退步了，第一世紀就存在的收割機、水車，到六世紀反而荒廢棄用，耕作比羅馬時代辛苦，收成也比羅馬時代少，佃農更是毫無翻身機會。要說重建法律制度？墨洛溫王朝從公元五百多年開始就有自己的法典，查理曼只不過沿用傳統罷了。要說是外交手腕？整個歐洲自從民族大遷徙以來，一直靠聯婚做外交，與中國的春秋戰國也沒兩樣。查理曼有十個妻妾，十八個孩子，後代歐洲各國皇室幾乎都和查理曼有點關係；但是總不能只憑孩子多寡來稱一個國王偉大吧。

看來，要了解查理曼之前，必須先認識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在所有蠻族中，算是很不起眼的民族。比起驍勇善戰的哥德人、匈人、日耳曼人，羅馬史籍對法蘭克人的記載幾乎少得可憐，甚至連‘法蘭克’這名字都是羅馬人隨便的蔑稱。這也難怪，與其他蠻族不同的是：法蘭克人不是由戰士領導的部族，而領導的族長幾乎都不參戰。用地理判斷，它剛好夾在羅馬軍隊和日耳曼核心之間的三不管地帶，做屏障緩衝，法蘭克人平時被買來當農丁奴隸，戰時供軍隊徵兵，必要時羅馬捉幾個‘賊寇’丟到競技場，算是出征有功。可想而知，法蘭克人根本不是一個族群，而是日耳曼部落的零星殘渣所匯集成，流落日耳曼邊境，萊茵河中下游的人群；它沒有領導的戰士，因為真正的日耳曼戰士，根本不需要逃亡到萊茵河畔來；而住在河濱的人，自然也會仿效羅馬，從事日耳曼人所不齒的農耕工作。

但是這個不起眼又無家可歸的民族，卻是所有蠻族中吸收羅馬制度最多的人。法蘭克人雖然偶爾也會與羅馬軍隊起衝突，但是萊茵河一帶，比起多瑙河沿岸十一個羅馬大營，實可稱為‘西線無戰事’。農業文化所需要的領導人，已經不再是打劫擄掠的戰士，而是管理民眾的智者；他們固然也要懂得保護自己，但是首要的終歸是內政。蠻族遷徙後，哥德人、匈人、勃艮第人、倫巴第人、蘇維滙人都大舉稱王，分封戰士肥土良田為產業，有些羅馬軍閥也割地自據一方；很多法蘭克人的戰士見狀，有樣學樣，紛紛去搶法國北部的土地為自己財產。但是一番搶奪之後，不只讓社會元氣大傷，這些戰士自己又完全不知道要如何管治地方，結果除了作威作福之外，只造就了貧困蕭條。反倒是原來就聚居萊茵河畔的法蘭克人，建立了像樣的王國（就是墨洛溫王朝）。它絕不像其他蠻族，除了打仗之外一無所知；它的法律67條，暫時填補了羅馬滅亡後的空白；它努力消滅有威脅性的鄰居，但對不在乎政治的新地主們也一任自然，賦予他們封建的自由，除了對王國有某些義務之外，並不干涉。結果，一個萊茵河畔的弱小群體，輾轉數百載後，竟然經營了一個龐大的王國，法蘭克這名字至今未滅。【注：歐洲的封建並非中國的同族分封，國王‘賜地’往往只是形式，各地主升格成‘伯爵’也只是名義。】

套用新約聖經的比喻，一個芥菜種居然長成大樹，連各樣飛鳥都來棲息它樹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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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法蘭克人信天主教，與羅馬天主教也走得很近，查理曼受到教皇加冕，仍算是世上第一遭。這件事說是公關也無不可，挑在公元800年耶誕節，本來就是黃道吉日，共襄盛舉的民眾肯定一生難忘。再者，加冕的事會讓人民立刻聯想到舊約聖經撒母耳膏立國王的記載，不論對查理曼本人或是羅馬教皇而言，都可以加強名譽。

然而教皇為什麼加冕查理曼，為什麼不是加冕東羅馬帝國的皇帝？從君士坦丁以來，教皇沒有給任何羅馬皇帝戴過一頂皇冠，一方面是他們權力都是皇帝給的，有什麼資格反過來宣告皇帝是神揀選的人？二方面，君士坦丁東遷後，羅馬已經失去原來的政治地位，羅馬的教皇自然也不值得皇帝浪費時間。更坦白說，君士坦丁堡有自己的主教，何必再去理會羅馬的教皇？三方面，蠻族入侵後，整個羅馬帝國被切成兩半，後來連西羅馬都淪陷番邦鐵腕下，即使蠻族不去撲滅天主教，東羅馬皇帝也和教皇失去交流。若要保衛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豈非駐兵羅馬不成？天高皇帝遠，與其惹是生非，乾脆讓羅馬教皇自生自滅算了。

顯然，當時羅馬天主教教皇的處境是很尷尬的：雖有宗教上的地位，卻沒有政治上的實質。像愛爾蘭、法國勃艮第、南意大利各小國，甚至西班牙的巴斯克等等已接受基督教的地區，早就有自己的主教、修道院、地產、信徒奉獻，未必需要聽從羅馬（不過連主教和修道院之間也一直有權力鬥爭）；而尚未接受基督教的地區，多半是拜北歐眾神、克爾特人迷信、地方神鬼、或是古羅馬的神明，就算有願意信基督教的，也比較傾向基督教的旁宗分支（日耳曼人就傾向東方的雅利安教派，後來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黨還以‘雅利安人’為號召，這點不必多談。）再加上黑暗時期有許多宗教人士，寧可在修道院終其一生，也不願為教皇賣力。所以到最後，羅馬教皇仍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從羅馬帝國到東哥德王國到倫巴第王國，自始至終向人低頭。

不止這樣，到七世紀，北非又被阿拉伯人佔領，羅馬天主教等於是失去大部分影響範圍。教皇的世界無形中縮小到只剩羅馬和身邊幾個郡縣，機能也單純化了。自此天主教只能自詡為西歐蠻族中唯一孤立的宗教傳承者。這種看法當然是自我膨脹，但是不這樣安慰自己，天主教當時已經失去存在意義。

也因此教皇在信教地區用偏激來整肅聖職人員，卻也對天主教做了許多妥協。不少有關耶穌的傳統是在蠻族統治下增加的：法蘭克人喜歡長髮，耶穌的肖像也是長髮垂肩；日耳曼人金發碧眼，耶穌的肖像也配合信徒改變顏色；西班牙甚至連聖母瑪利亞和十二使徒都是黑髮褐眼古銅皮膚。北歐和英國的傳統都被加入耶誕的慶祝，以前希臘、埃及、巴勒斯坦的初世紀教會歷史則全部忘得乾淨，不再重溫舊夢了。

改變歸改變，教皇的紙老虎地位依舊。公元772年教皇請北意大利的倫巴第王國歸還租借的城鎮，倫巴第王不但食言，還帶兵進攻羅馬。教皇趕快向查理曼求救，而倫巴第王也派使者請查理曼不要動兵。查理曼聽了兩邊說辭，最後選擇教皇；公元773年法蘭克大軍翻越阿爾卑斯山，居然一年之內就滅了倫巴第王國，拯救羅馬，查理曼甚至搶了倫巴第人的鐵冠自己戴。他倒沒有來個‘漁翁得利’，羅馬的土地仍舊歸還教皇。教皇喜出望外，也以古羅馬名義封他為榮譽貴族。

可惜這只是回到原點，教皇無權的問題仍不見改善。公元799年，新任教皇因為出身貧寒，被教會派系排擠，甚至差點遭唆使的暴徒剜眼；驚魂未定之餘，趕緊逃到查理曼所在地。次年查理曼護送教皇回羅馬，懲治元兇，趕走反對派人士，終於讓教皇真正有政治力量。教皇為了答謝查理曼，也在此加冕他。稱他‘羅馬人的皇帝’雖然很混肴視聽，但查理曼兩次捍衛羅馬天主教，已經比光說不做的東羅馬皇帝值得結盟。何況‘花花轎子人抬人’，我給你響亮的名號，你也會多幫我一把；尤其查理曼本來就喜歡名聲，現在有教皇親賜頭銜，更不會虧待教會，免得沽名釣譽。查理曼自己當然也飄飄然，昨日還是蠻族，今日儼然成為歐洲的領導，豈有不樂的？不過事實證明，查理曼並不濫用這頭銜，畢竟他也怕教皇反客為主，變成自己是沾天主教的光才名正言順。

當然，君士坦丁堡會為此事震怒，但那時他們還在與北方的保加利亞人爭戰，東邊又要抵擋回教勢力，想制裁教皇根本有心無力，更不用說攻打查理曼了。

這樣敘述，好像查理曼只是時勢造成的機會主義者，其實也不盡然。他的江山的確是許多人累積下來的功勞，不過他自己也是畢生與兵戎為伍，甚至總是在前線指揮。根據考古學家遺體鑑定，查理曼身高190公分，比中世紀的平均身長高一個頭；站在軍隊前威風凜凜，不過真正廝殺時也是最明顯的目標。查理曼一生沒受過重傷，可算命大。

更重要的是，查理曼是那時代最有管理頭腦的人。在一個封建時代，軍隊都要向各伯爵、各主教的領地徵來，但這一來素質參差不齊，作戰畢竟很冒險。查理曼對這些徵兵要求很嚴，曾有一份詔書命令某主教，某月某日帶兵到北德國，其中要求“每個騎士都要配備盾、槍、長劍、短劍、長弓、箭囊、和足夠六個月用的箭，還要準備三個月的軍糧，挑選最短的路線到達，途中除了水草木材之外不可向百姓徵用任何事物。違背指揮者重罰；拒絕參戰者處死。”這種紀律已經可比羅馬鼎盛時期，而且還沒開戰前已經詳細考慮作戰時間多久，需要多少人馬。翻翻前後歷史，一千年的中世紀戰爭大多很隨便，許多國王根本沒考慮過要怎樣善用兵力，結果糧草用完了、陣亡太多了、大家打累了才草草退兵，拖延幾年甚至逾百年的戰事也不在話下。相對之下，查理曼不打無謂的仗，但要打就非贏不可，而要贏就非得策劃周詳不可。單以他當一位總司令，常備不懈，絕不苟且的態度而言，稱霸天下也是應該。

而他背後的智囊團一樣很可觀。為他出謀劃策的人有不列顛群島的人，有西哥德人，有倫巴第人，有日耳曼人，有義大利人，有教會執事，也有商家，堪稱宰相肚量。查理曼‘唯才是用’並不限於軍事攻略而已，他是中世紀第一位統一度量衡的國王，也是首先改用銀幣的人。那時東羅馬帝國與西歐早無商業貿易，法德一帶又不產金，金幣根本早就不流通，而真金又容易被私藏或被作為飾品，因此人民往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換。這是商業上的瓶頸。查理曼乾脆廢除金幣，新鑄銀幣，一時大半個歐洲也以他的銀幣為標準，從波蘭到英國到西班牙，貿易終於上軌道（今日歐元發行前，也有人舉查理曼改幣制為例）。查理曼在公元802年又提出會計法，嚴格限定收入與支出的記賬項目。從那時開始，歐洲的經濟不再是靠地中海、東羅馬，而是自己創造新的經濟中心；北海一帶與法、德、比利時開始有頻繁船隻往來，而阿爾卑斯山的東西驛道也是商家必爭之地。

在教育方面，查理曼帶動了所謂‘卡洛林文藝復興’，是中世紀三次文藝復興的第一回。有經濟的復甦，才有文化的發展。查理曼手下文官努力蒐集了四世紀的羅馬文獻，舉凡文學、藝術、建築、司法、經學，只要能保留的都盡量抄寫保存。為了書寫方便，那時文官發明了歐洲最早的斜體草書，不重正楷只求易讀。卡洛林式建築一半仿古，一半也加入新的經驗；像阿肯的八角形教堂，雖然別出心裁，用的卻是很紮實的傳統建築架構，只是屋頂改尖，減少積雪壓力。查理曼自己對音樂特別有興趣，還專門請教會樂師發揮才華，成為後來天主教典型的‘格列高利聖詠’。雖然大部分文化工作都只限於識字的宗教人士，一般民眾無法分享，這段文藝復興總是保住了一點昔日的輝煌，以待來者。何況訓練每個教會人士都能讀懂拉丁文聖經，並不是壞事，否則他們不知內容，又如何教導一般信徒？

我們可以說，查理曼是歐洲的秦始皇，只是他並沒有一步登天地統一天下；我們也可以說，查理曼是西方的掃羅、大衛，只是他從不對親信將領暗藏殺機，或對美女欲得而甘心；我們還可以說，查理曼是中世紀的亞歷山大，只是他比亞歷山大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道理。他沒有所羅門的富可敵國，卻比所羅門擅於扶危濟困的外交；他沒有凱撒的權謀計策，卻也從未到處樹敵。比起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很少人知道查理曼究竟做了什麼，但或許這正是他最大的優點：查理曼絕不會‘一口吸盡西江水’，他知道自己能做多少，不能的也不勉強。老子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查理曼不耗費終生想去摧毀東羅馬或是回教的西班牙，也不因為經濟輸給人而寢不成寐，更不去冀望全國百姓都能達到古羅馬的高文化水準。他只是按部就班，為幾百年後的歐洲新世界打下基礎。在他之後有無數國王，把教皇加冕的儀式當作終生志業，幾乎類似今日有些人把畢業文憑當作一生最大的榮耀，眼界實在窄小得可憐。白天並不是因公雞啼叫而來臨，而是公雞在最合宜的時刻啼叫，人類因此獲益；後代加冕者妄自尊大，猶如公雞亂啼，徒增噪雜而已，難道他們真的敢跟查理曼相提並論麼？

一個人為什麼偉大？假若有一天，個人所有的豐功偉業都被遺忘乾淨，但世人仍記得他的英名，這大概也很偉大了吧。

逍遙：無盡神遊

很早以前，在一個遙遠的地方，有個薩珊王國，國王非常殘暴。他每天要娶一個女子為后，在王宮過夜，但到第二天清晨，卻又殘酷地殺掉這個女子。這樣持續了三年，殺了一千多個女子。百姓紛紛帶女兒逃命他鄉，但國王仍然逼宰相每天替他尋找女子。宰相有兩個女兒，既美貌又聰明。大女兒眼見這麼多女子被國王虐殺，於是自告奮勇願意進宮；到了皇宮，卻又向國王請求，要和妹妹最後一次見面。當晚姐妹相見後，妹妹趁機請姐姐講個故事；國王在旁，自也大感興味，一齊聽故事。沒想到故事講到最精彩的部分，卻已經天亮了。國王不得不允許讓王后多活一天。。。

相信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千零一夜》（又稱天方夜譚）的開場白。薩珊王國確實存在，但書中的國王、王后卻純粹杜撰，並不存於歷史；名字用的倒是古波斯文沒錯。這些也不重要；很多文明都有故事集。埃及、巴比倫、印度有許多失傳的故事。中國先秦以來，儒、墨、道、法、縱橫家各有膾炙人口的故事做說理論證。新舊約聖經有歷史故事和宗教寓言，佛教也有。希臘有伊索寓言、荷馬史詩、和各種神話傳說。羅馬沒有太多發展，至少對希臘的故事去蕪存菁。歐洲中世紀起，蠻族也留下一些英雄故事，像不列顛的《貝奧武夫》、日耳曼的《尼伯龍根之歌》、冰島的詩體《埃達》，多半供人吟唱，內容卻語焉不詳。到後來文藝復興才有意大利的《十日談》、英國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基本上是一群人輪流講故事助興而已。相較之下，同樣是把民間文學加工包裝，一千零一夜的前提就已經很耐人尋味了，而其中辛巴達、阿拉丁、阿里巴巴的段落，更是今天多少兒童耳熟能詳的故事。

為什麼流傳上千年的故事，還會這麼吸引人？簡單講：1）它們包含各階層。古代許多神話故事，都是王公貴族七世祖先的英勇事蹟，但生於帝王家的英雄，從不為三餐忙，畢竟與人民有距離。阿拉伯的神話就大異其趣：辛巴達是出海討生活，阿里巴巴是樵夫，阿拉丁甚至是街上的小混混。把一國之君形容得暴虐無道，也是通俗文學常見手法。可見這些故事真的是民間創造，也是給一般民眾聽的。2）它們不太有公關、說理的性質。歷史故事是記錄過去，英雄故事是標榜偉人，宗教故事是勸人向善，雖然三者也很有意義，但小孩的注意力有限（大人也是），哪會在意一個故事語重心沉？過度攏長，繞大圈子才進入正題，大概只有學者才有興趣。值不值得聽，最後只在乎生動不生動。3）它們想像之奇，古今罕有。從埃及到中東到歐洲，能在天空翱翔的都要有翅膀，為什麼阿拉伯卻異想天開，用一塊毯子飛上天？為什麼一個能騰雲駕霧、呼風喚雨的精靈，竟被鎖在爛鏽的油燈中？為什麼一座沒人看管的石門，會聽‘芝麻開門’的暗號自動打開？故事沒有回答，但是也不必回答。所謂的精彩，是要在大家所熟悉的基礎上，再顛覆常識一下；還要拿捏得恰到好處，怪誕到過於離譜的，聽眾也難以接受。

有人認為阿拉丁與阿里巴巴並不在原來的一千零一夜當中，但古代傳抄不佳，有誰知道哪個是正版？何況以神燈、魔毯、四十大盜的內容而言，就算不是原版，也只有阿拉伯人想得到這等奇境。因為歷史上實在沒幾個地方能像阿拉伯一般，對世界的看法如此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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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學派這名詞很容易遭誤解。它並不是學術自成一家，充其量只是一種不在乎世俗眼光、固有傳統、邏輯思維的哲學人生觀。希臘也曾有逍遙學，但主要是對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科學開放驗證，可惜從未成氣候，畢竟希臘對許多外在事物還是很在乎，尤其各學派相互較量，角逐第一，這和‘逍遙’的本意背道而馳，就難發展得淋漓盡致。然而幾百年後在阿拉伯沙漠中，卻又有人抱持相同的想法。這不是傳承前代思想，而是敢於挑戰：我所作所為，無一不是前人從所未行的事。萬事開創在我，駭人聽聞，物議沸然，又有什麼關係？

用藝術為例：原始文明只會用簡單顏色線條代表人物，埃及金字塔中的壁圖算是比較進步，但單靠臉根本認不出是什麼人，即使有雕像製造，每個木乃伊臉型都沒兩樣。進入鐵器文明後，大部分地方藝術都進步一點，卻只有希臘把人像的五官鬚髮、骨骼肌肉、表情動作修飾得那麼仔細，那麼栩栩如生。又獨樹一格地把殿宇石柱、花鳥雕飾都講究地設計檢討。造價當然不菲，但接下來幾百年來整個地中海都不斷模仿這種新藝術。可是到羅馬帝國式微時，阿拉伯人仍算文智淺陋，希臘以來的美學等於斷層了。那也無所謂。假若阿拉伯人設法東施效顰，頂多只會達到歐洲蠻族的粗糙藝術階段；但正因為阿拉伯不理會前代傳統，反而衍生不同凡響的阿拉伯藝術。單純的幾何圖形太不自然？管他的，沙漠中本來就沒什麼像樣的‘自然美’。清真寺的尖頂和建築高度相差太遠？管他的，不會倒塌就好了。整棟宮殿紅得太刺眼？管他的，自己喜歡就好。鑲金的花紋太繁複太俗氣？管他的，每一面牆壁都要這麼花這麼俗。看起來每一種條件都不符合美學，但是加在一齊，卻也不醜，甚至大有獨特風味。

當然這種藝術發展不是一蹴而就。公元七世紀的阿拉伯只不過在家用器皿上加裝飾，八世紀的玻璃杯上已有燦爛流動的五色圖樣，其他手工藝更是馳名遠近。這有一半是時勢所逼。回教在637年就攻破耶路撒冷，然而他們對這塊地方太敬重，遲遲不敢建造清真寺，唯恐稱不上這個亞伯拉罕獻祭過，大衛、所羅門統治過，穆罕默德見過阿拉的城都。可是到689年，麥加的禁寺已經開始第二次翻修，麥地那的先知清真寺也第三度增建，耶路撒冷竟還沒有一個代表性的回教建築。倭馬亞王朝認為這會影響聲譽，尤其散居各地的猶太人還年年回耶路撒冷過逾越節，不管政治上或宗教上都有點喧賓奪主，所以無論如何要建一座像樣的清真寺。這下子設計師可煞費苦心，雖然經費不是問題，但假若參考希臘羅馬建築太多，恐怕哈里發要發怒砍頭；假若太古板，哈里發大概還是要發怒砍頭。最後是用正八角形為骨架，以舊址的大理石柱加強風格，上面再做大量拱形，以五色斑斕的土耳其琉璃片做馬賽克，中央圓頂則是參考君士坦丁堡的傳統宮殿。（1993年約旦國王出資，用80公斤黃金為圓頂清真寺做個俗不可耐的金頂，並非原有。）希臘羅馬建築設計以圓形方形為主流，八角形建築倒不多；這座‘八方信徒齊參拜’的清真寺，確實令人眼睛一亮，從此更奠定了阿拉伯式的建築傳統。別人不敢用的形狀，他們反而隨心所欲地應用，而簡單的形狀旁，又用反複緊連的花紋相襯。十六世紀回教的莫臥兒王朝統治印度時，曾建造泰姬陵，單一座陵墓就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印度文化，至今觀光客絡繹不絕。十字軍東征時，基督徒見到中東建築藝術，大為驚嘆，一時‘阿拉伯式花紋’成為意大利、法國時尚，只是貌似而神不同，仍然少了一點逍遙的味道。

到底差距在哪裡？看文字就知道。基督教歐洲對寫字比較拘謹，除了抄寫時把字體美化，並沒做太多改變。阿拉伯卻產生各式各樣的書法，有的古拙質樸，有的骨幹清奇，有的縱高伏低，有的如酒醉率意，有的甚至改裝為幾何圖形、點綴花紋的一部分，不細看還不知道是字。歷代哈里發與皇帝都有漂亮的簽名；中國雖然古代書法也美不勝收，卻無人把字寫成一隻獅子、一葉輕舟、一團花絮。這種不拘一格的過人想像力、創造力，才是逍遙的真髓；別人畫虎不成反類犬，就不值得看了。

不過能想像創造，也要有千錘百煉、磨棱刓角的能耐，把新創的事物提升到完美的境界。這是很耗時耗資耗力的追求，甚至窮其一生還無法趨近完美。許多藝術家、文學家點金無術，為了謀生總得做二流功夫賺錢；然而有所欲即有所蔽，敷衍了事的作品，很難給人放浪不羈的感受。而標新立異卻沒有多下一番苦工，仍舊不能算經典之作。再者，千里馬也要遇伯樂，文化也要識貨的人。有足夠的經濟，才有璀璨的文化；但經濟達到某個階段，人卻會為了爭名利而賣弄文藝、趨附流行、花巧多端，名人的作品反而越來越沒品。可是假如市面上盡是慕名之輩，再爛的作品也能捧紅，其他人如何能脫穎而出？假如大家都一味誇讚，礙於面子不敢批評，真正的傑作又如何誕生？最後一個時代的文化，恐怕都經不起歷史篩選。阿拉伯那時代雖然文化才起步，卻沒有傳統的名牌，沒有自詡的專家，所以大家反而可以用自己的眼光定奪好壞。

其他學問也是。一般而言，哲學發展要晚於文藝，因為後者常由宗教崇拜衍生，前者卻是從對宗教思想的審視而產生。七世紀的倭馬亞王朝用政治武力打下江山，宗教對於統一整個帝國大有幫助，最好賦予絕對權威。750年推翻政權的阿拔斯王朝，卻不必再拉攏宗教人士，何況它定都巴格達，正是之前薩珊的學術中心，所以政府鼓勵之下，一時百家爭鳴。與古希臘不同的是，阿拉伯人沒有希臘人喜歡辯論我對你錯的興趣；他們開放地探討試驗，只是為了要把創造想像力運用在科學醫學數學領域，不是要技壓全場，讓別人甘拜下風。這正符合‘逍遙’的本質。其後百餘年，巴格達登峰造極的學者無數。數學家花剌子密（al-Khwārizmī，عَبْدَالله مُحَمَّد بِن مُوسَى اَلْخْوَارِزْمِي）逝於850年，是最早引用印度十位數字演算的人，對三角函數、多次方程式、天文計算也有重大貢獻，今日算學（Algorithm）一詞就是以他為名。賈比爾（Jābir ibn Hayyān，جابر بن حیان）被稱為化學之父，也是最早的煉金師，最早製造硫酸、硝酸、王水、熒光劑，並對硫、砷、汞、銻、鉍等元素分類的人（以那時技術，他還無法提煉鋁、鈉、鉀等元素）。巴塔尼（al-Battānī，محمد بن جابر بن سنان البتاني）是第一位計算一年為365天5小時46分24秒的人，他的作品六百年後還影響了歐洲的哥白尼。拉齊（al-Razi，محمد زکریای رازی）是小兒科之父，也是最早區分麻疹與天花病源，最早做視力測驗，最早研究氣喘的人。他對有機化學也不遺餘力，舉凡苯、萘、胺、醇、醛、酮、有機酸都試驗過；回教徒不飲酒，他竟是第一個提煉出高純度酒精的研究家。海什木（al-Haytham，أبو علي، الحسن بن الحسن بن الهيثم）被中世紀歐洲譽為第一物理學家，在代數幾何與光學研究上大有啟發（早於法國笛卡兒的發明），更製造圓鏡反射望遠鏡觀測天體。他還整理過歐幾里德、亞里斯多德、托勒密幾百年前的數學物理學作品，可說是為近代科學鋪路。比魯尼（al-Bīrūnī，أبو الريحان البيروني）是精通百科的才子，尤其對地球科學下工夫最多。他是第一個實驗證明地球外面是真空的人，也是第一個計算行星運行的橢圓軌道會變更，並推測日月蝕的人；他一千年前計算的精準度，連今日天文學家還用他的數據作參考。伊本·西那（ibn Sīnā，ابن سينا，歐洲稱Avicenna）應該是西方最認識的阿拉伯學者，他的作品猶如百科全書，其中單是醫療典籍就已經五個世紀在西方被視如神明，尤其對藥材的運用，對手術器材的研發，對肺結核、糖尿病等問題的討論，一直到1650年法國都還把它當醫學院教材。他很強調運動是健康之母，也很強調心理健康；對他而言，抑鬱、恐懼比真正疾病還難醫。其他方面，他也探討造山運動，確定光速不變；他的百科全書從醫學、天文、煉金、地質、物理、數學、邏輯、形上學、回教神學、哲學、甚至詩詞都有。

這些名字今日大概很少人聽過；其實知不知道也不重要。《莊子·逍遙遊》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所說的是生命的理想，但‘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於無窮者’並不是指追求成仙。逍遙，在於消解人類對於世俗價值的盲從與執著。不在乎自己，不在乎功名，才能無所拘束地去做想做的事。何況這些科學上有貢獻的人至少有人知道；許多中東藝術家建了美崙美奐的宮宇，卻沒留下名字；連一千零一夜作者是誰也無人知道。沒名字，倒也逍遙；樹大招風，有名的既怕遭人妒，又怕觸犯天顏、官方查禁、連累身家，何必自討苦吃？

然而科技研究，所面對的世俗盲從，還不只限於功名。這其中另有一層文化上的特異之處，可算是阿拉伯的最大優勢：回教有許多觀念源於猶太教，所以對巫術魔法也視為禁忌；但宗教歸宗教，阿拉伯人對靈異術法、煉丹畫符並不排斥，甚至樂於接受。就如同神燈裡的精靈無所謂好壞，只在乎燈主人善惡，阿拉伯人也不認為這些雜學有什麼不對的。有研究，才有進化；有進化，才又能排除古老的蒙昧。長生不老的慾望，會進一步導向燋金爍石的冶煉，再形成對物質化學的認識；邪靈瘴氣的傳說，會進一步成為採草熬藥的傳統，再引發對症下藥的學問，而醫學的產生無形中也消除了原有的迷信。今天歐洲語言中地平經度、天頂、測徑規、密碼索引、兵火、蒸餾器、咖啡、蘇打、碱、樟腦、生漆、糖漿、萬靈藥、紗布、許多天文學、有機化學、解剖學單字，甚至黃金珠寶的克拉單位，都源自阿拉伯。假若以中世紀歐洲藐視學術、殘殺巫師藥婆的慣例，要到幾千年後才能出現像樣的科學？

一千零一夜中，國王聽了將近三年的故事，終於被感動，不再濫殺無辜，從此與王后白頭偕老。故事背後，一個剛孵化的文明，也正在每天不斷地努力打破古世界傳統，為全人類的未來開路。靜夜中，一個個鍥而不捨的改進，好像王后源源不絕的故事，在等待千年的中世紀結束。

逐鹿：月兒彎彎照九州

 

世上宗教派別不少，歷史悠久的卻不多，其中能廣傳的更罕見。我有個假設：一個宗教會如何發展，大概看創始人離世後三十年就知道。摩西逝世後三十年，差不多是約書亞年老，士師時代的前奏；以色列人目標只是進迦南，目的既然已達，接下來又是無政府狀態，飽受外敵凌辱。瑣羅亞斯德被害後三十年，拜火教很快成為貴族所崇尚的新主流；然而正因為下層民眾不得其門而入，最後連波斯本地也被其他宗教佔領。釋迦牟尼入涅槃後三十年，信徒一方面大規模推行修道生活，一方面把尊師的雕塑神性化；原先的禪理哲思，自然演變為寺廟禮佛，不食人間煙火的傳統。耶穌升天後三十年，大約是彼得、保羅殉道的同時；然而信徒對於逼迫卻無所懼怕，而之後兩千年還有無數基督徒，把為主受苦視同榮耀。穆罕默德過世後三十年，回教徒已經往阿拉伯之外的地區拓展疆土；儘管公元661年敘利亞人攬權，成為倭馬亞王朝（Umayyad Caliphate），接下來幾十年間仍然建立了廣大的阿拉伯帝國。

換言之，回教所奠定的基礎一向是用武力打天下；其實可蘭經也沒吩咐信徒要努力從事‘聖戰’，可是穆罕默德自己都統一了阿拉伯半島，之後的領導（也稱哈里發Khalifa）豈能被人看輕？他們當然繼續‘勇往直前’。到敘利亞總督不願再聽命於回教領袖，改由自己擔任哈里發時，整個波斯薩珊王朝已經被回教徒所滅，北非突尼西亞也建立了存留至今的清真寺。回教相信穆罕默德是最後的先知，但他沒有兒子，所以早期的哈里發幾乎都是穆罕默德的姻親，在宗教上卻未必有什麼尊貴地位；他們唯一能獲得民眾承認的，主要還是政治軍事、攻城掠地之類的豐功偉業。說它不像宗教倒像政治，也不為過。

不過，回教短時間就傳播廣遠，確實是沒有任何宗教比得上。穆罕默德逝世不到百年，阿拉伯人已將一彎弦月的標誌散佈天下，勢力達鼎盛，範圍從歐洲的西班牙（711年征服）、摩洛哥與北非（665）、突尼西亞與利比亞（652）、埃及（639）、阿拉伯半島（633）、巴勒斯坦（636）、敘利亞（637）、塞浦路斯島（654）、巴比倫及兩河流域（638）、亞美尼亞（639）、高加索山（737）、伊朗高原（644）、巴基斯坦及印度河流域（712）、中亞（715，751年還與中國唐朝發生怛羅斯戰役），其間又挑戰過君士坦丁堡兩次。東羅馬帝國稱之為薩拉森帝國（Saracen），是源自古希臘對西奈半島的名稱；中國則稱之為大食帝國，稱其宗教為回教，字源大概來自中亞的回人與塔吉克人。‘伊斯蘭’這名字居然連歐洲和遠東都不知道，也算稀奇。

單由輝煌戰果來看，阿拉伯人就足以自豪了——它鯨吞古世界的速度比羅馬快，統治的人口比波斯多，帝國比亞歷山大征服的版圖耐久，佔領的土地面積也是前無古人的世界之冠（後代英國、蒙古、俄國、西班牙、和中國清朝才刷新紀錄）。倒是回教對這些戰爭鮮少掛齒；他們一旦談論這段歷史，幾乎都在為哪個哈里發的正統性爭辯不休，卻對真正改變世界的事實不屑一顧。西方社會也對阿拉伯帝國的崛起充滿偏見，尤其基督教國家總認為阿拉伯人是用鋼刀威脅被征服的民眾信回教。

這兩種觀點都有偏頗。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世界各國政治體係不同，但一個只憑宗教或只憑暴力的政權，恐怕很難延持一千三百年。偏激狂熱、有勇無謀之輩，難道足以塑造一個留名青史的大帝國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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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宗教都會提倡道德典範。回教也不例外；前幾任哈里發都是行為端正的人，有的與民眾一齊挨餓，有的一生周濟窮人，有的戰爭過後仍不忘慰問人民。比起東羅馬課稅重重的政府、波斯不知民間疾苦的貴族、沙漠中作威作福的酋長、欺壓百姓的地頭蛇、甚至天主教高高在上的教皇，這些哈里發深受人民愛戴，並非純粹是虔誠尊敬而已。今天很多人直覺認為，一個政治領袖有信仰，比較不會行為不檢點。雖然回教的一夫多妻制備受批評，但這在古世界司空見慣，不必大做文章。

當然，個人行為端正還不夠。《大學》所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是許多宗教人士達不到的境界：自己求善，卻無力改變社會。回教世界倒真的做到這一點：由於阿拉伯從一開始就是政教合一，所以地方官貪污濫刑的，哈里發還會親自處決，大快人心。阿拉伯人一向執法嚴厲，不過只要是用在好的方向，民眾反而會對這新的宗教政府更欽佩。

其實只要有清廉的行政官，已經比百分之八十的政府機構成功了；但對哈里發而言，這還不夠，必須謹遵阿拉指示的宗教法。這些宗教法除了飲食齋戒、婚葬儀式、犯錯懲罰，也包括所有權、贈與、慈善信託等項目。穆罕默德是商人出身，可蘭經中有關商業的規條倒不少。這當然與時代背景有關：假若摩西五經晚了一千六百年書寫，肯定也會涵蓋買賣契約成立的律法。可蘭經的商業法中，最重要的觀念是風險平等。對回教而言，所有不提供服務就賺取利潤的行為，是七大罪行之一，連帶所有不平等貿易的事項也都禁止。阿拉伯人的金融制度講求借貸雙方的合作，很少有大公司成立；不過個人的錯誤，或是坐失機宜而造成虧損，宗教法也不會去保障。換言之，今日社會的高利貸、有限公司、股份、基金、保險，在回教國家都屬非法。

仔細想想，這些法律對普通人民是很有幫助的。一個農民借錢種田，倘若今年收成欠佳，無法償還，反而一身債務，豈不是永世無法翻身？二十世紀初普魯士（德國）與美國首先開始改進農業貸款法案，讓農民減租、銀行不可奪佃改租約。這使普通人民受益匪淺，農業出產大幅增長，更奠定長遠的經濟起飛；之後許多國家也紛紛仿效。七世紀的中東當然不知道後代會出現類似的變法，但很多人願意來信回教，的確是因為宗教法能讓他們改善生活。起初回教徒征服疆土，人民只是逆來順受，但一段時間後又覺得由阿拉伯人統治反而比羅馬、波斯、蠻族統治來得好，何必留戀故國？

儘管如此，我們也不能一廂情願地美化阿拉伯帝國。最早幾任哈里發並不是要締造天下為公的國度，各地地方官幾乎都是麥加、麥地那的門人。說好聽是獎勵那些支持穆罕默德為先知的早期信徒，實際上整個社會是劃分成三個宗教層次：極少的統治階層、極少的統治人親屬、和大多數平民，到今日仍然如此。明朝黃宗羲《原君》提到：“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說穿了，哈里發派他們當執政官，也等於是論功行賞，封王封侯；雖然做不好的會被‘大義滅親’，但整個阿拉伯帝國畢竟是這種宗教封建所搭起來的政治結構，利弊參半——優點是各地王侯可以自己決定用兵，擴充帝國版圖；缺點是地方與中央難免起衝突。

敘利亞人就是因為這種封建世襲制，才拒絕再服從麥加，改由自己人掌權當皇帝。簡單講：我的行政官都是麥加領導人的叔侄翁婿，即使沒在我的地盤上作威作福，我自己也毫無主權可言。與其忍氣吞聲，怎麼不乾脆給他們碰壁？他們不管派誰來，我一概否認就是了；他們要罵我無禮，我大可用退出帝國為要挾，反正我在宗教上沒虧欠阿拉。這種政治抗爭不只是敘利亞，連南葉門、突尼西亞、阿富汗地區都出現過，到最後哈里發對他們也莫可奈何。只是敘利亞人比較積極，威脅哈里發是第一步，派人刺殺是第二步，孤立外交是第三步，最後他們以宗教分裂為由，讓哈里發自請隱退，息事寧人，從此由敘利亞的總督兼任宗教領導人。阿拉伯人畢竟文化還很單純，比不上敘利亞在強權之間磨練爾虞我詐的政治手段。倒是許多回教徒認為敘利亞人狡猾無恥，不值得當回教的精神領袖；什葉派從此衍生，順從敘利亞的則為遜尼派。公元750年，倭馬亞王朝又被巴比倫的阿拔斯王朝取代；上位者聲稱是穆罕默德叔叔的直系傳人，在什葉派支持下再度奪權。一千多年後的今日，兩派人馬還在為誰值得當皇帝而砍得頭破血流、炸得肝腦塗地，也只能說回教的政治基礎一直是建立在無知人民的犧牲上。【注：阿拔斯王朝中國史稱‘黑衣大食’，造紙技術約在此時傳入中東。】

阿拉伯人在作戰方面倒是很有一套。當年君士坦丁堡要擋住進襲的哥德人，用的就是阿拉伯傭兵。由於阿拉伯半島出產不多，發展有限，歷史上長時間都有人到外地當商旅、奴隸、傭兵。阿拉伯人沒有過人的智計，軍事方面也不比敵人進步，但是他們卻很會掌握先機，所以兵力不多，卻戰無不克。穆罕默德打下整個阿拉伯，是先強行佔領沙漠中的綠洲；阿拉伯佔領之後，適逢南伊拉克發生洪災，哈里發立刻率兵往幼發拉底河，來個渾水摸魚；那時東羅馬帝國與波斯薩珊王朝還在鷸蚌相爭，雙方精疲力竭時，竟被阿拉伯人連下數城，還包括兩個緊鄰的小附庸國相繼淪陷。大概因為穆罕默德之前，阿拉伯各部族總是自己人內訌，所以穆罕默德一死，再無核心人物，兩大國都對新勢力放輕戒心了。這預測倒沒錯，穆罕默德死後確實有反撲現象；但是新任哈里發上台，不到一年就平定內亂，然後繼續武力擴張。根據記錄，當時征服埃及亞歷山大城的銅牆鐵壁，只用了四千人，圍城六個月羅馬援軍不至，亞歷山大只好投降；征服兩河流域，用不到兩萬人，全部是自願軍。他們敢為宗教犧牲，固然很有魄力，但他們的能力也是重點。以波斯大軍的作戰經驗，與阿拉伯相抗十二年，居然還常碰到情報路線被斷，補給路線被阻的問題；薩珊文獻稱他們‘來去無踪’，可說是對阿拉伯輕騎極高讚譽。

而他們釜底抽薪的能力更是首屈一指。阿拉伯人的戰術很簡單也很難破；他們先用游擊隊在敵軍造成混亂，擾到對方開始出錯，首尾各自為戰，才個別擊破。說是計策，不如說是沙漠中訓練出來，無師自通的本領，以前各部族一向如此對戰。曾有一次回教部隊一萬五千人，面臨羅馬、波斯、與阿拉伯基督教徒的十五萬聯軍；結果回教徒左右散隊搶橋樑，成功地把十五萬大軍困如甕中捉鱉，驚亂中跳河溺死或被回教徒弓箭射死的不計其數。同樣的方法不斷重複使用，竟能無敵天下，阿拉伯人的戰法恐怕比‘程咬金三道板斧’還厲害。

只是他們也很會搶財寶。基本上回教對自動歸順的地方是一介不取，花力氣打下來的城池卻全算為自己紅利。薩珊的首都被攻陷時，這群阿拉伯部隊像是沒見過錢，除了五分之一的戰利品送往麥地那的哈里發，每個小兵都奪了可換算今日美金二十五萬的巨資，另有四萬波斯貴族被他們賣為奴隸。這般搶奪，跟亞歷山大當年洗劫中東也不遑多讓，重要城市一時元氣大傷。財富得來容易，兵卒自是揮金如土，沒錢了又繼續征討。回教帝國擴張神速，但除了麥加與麥地那財源廣進，一般人奉獻生命鮮血，卻未必在經濟上有什麼進步。那也好，正可以用人民的貪念促進軍事，再藉著猛虎惡狼似的武力，讓敵人嚇破膽，不戰而降。

至少阿拉伯帝國對征服的地區比較有宗教包容心。回教興起甚晚，畢竟有自知之明，它這時文化還遠遜於基督教、拜火教、猶太教、甚至印度教或佛教。與其指摘別人真理的不是，引來反感，倒不如提供宗教自由。這對可蘭經傳統似乎大反常態，但是若不通融，今天建立的帝國明天就完蛋了，有什麼用？像埃及，雖然已有六百年基督教傳統，但教派紛爭不斷，尤其與羅馬總是異端、邪教相稱；到回教徒統治時，既不禁止宗教發展，各基督教派很快地誠心歸順，認同回教政府，比對東羅馬帝國還由衷致謝。其他地區沒這麼感恩戴德，不過原本怕阿拉伯人會強迫自己改信回教的，總是鬆一口氣；只要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又何必惹是生非？

然而商業的宗教法，阿拉伯帝國並沒有公平實施。比方稅收：回教徒和非回教徒被徵的稅金是不同的，有的回教徒甚至不必繳稅；沙漠中的游牧駱駝商隊被課稅更重，因為那時許多游牧民族還拜眾神。也就是說，回教雖不禁止其他宗教，卻用稅法與各樣條款約束人民，結果民眾為了自身權益，最後還是自動信回教。這種做法其實是基於權力影響範圍：與麥加距離遠的西班牙，就不敢這樣偏待百姓，畢竟回教徒還是少數，其他基督教、猶太教、蠻族傳統宗教的人民若對這些不平等的法律有意見，甚至起義反抗，難道麥加來得及派遣部隊鎮壓？像黎巴嫩距離阿拉伯不算遠，可是阿拉伯帝國若採用偏袒政策，這塊土地大可投靠東羅馬，所以當時推羅西頓一帶反而各教派鼎立，不受哈里發宗教控制。但距離麥加近的地區，還有已征服的波斯、埃及地區，就比較沒有平等可言；中東一帶不信回教的，往往淪為‘被保護民’，用錢孝敬官老爺。結果除了少數固執的民族（像猶太人、亞美尼亞基督徒等），其他隔幾代後還是被回教同化。‘包容’只是掩人耳目，政教合一的國家是不會讓人民有選擇的。【注：佛教於唐代傳入中國，發祥地印度河流域卻因為回教征服而消逝無踪。】

《禮記》有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阿拉伯帝國對人民還不僅單方面控制，而是多管齊下，正反兼備。但它善惡參半的統治手法，卻創造出為時十三世紀長的宗教帝國。這竟然出於一個沒什麼文化的民族，更令人嘆服。只行仁政的國家，人民會踐踏；只行暴政的國家，人民會反抗；走在兩者之間的，才能建立不朽的基業。

是對？是錯？歷史自有定論，也不必膚淺之輩大費唇舌。

                    你要顯得慈悲、守信、人道、虔誠、正直，而且要有行為為證。但是你必須同時做好心理準備，當你必須不這麼做的時候，你要有辦法，並且知道如何反其道而行。
                                        ——馬基維利（1469-1527），《君主論》

讒鬩：同室操戈

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島，發展卻向來遠遜於尼羅河、兩河流域、或巴勒斯坦，甚至還比不上衣索比亞。

舊約聖經曾提到亞伯拉罕的另一支子孫以實瑪利人，在迦南地以南的西奈曠野做貿易；然而這稱呼與米甸人似乎可以交換使用，而士師時代以後兩個名字都消失了。所羅門王期間曾有士巴，是阿拉伯半島南端葉門的香料貿易王國；不過中東的大型帝國興起後，路上貿易也取代了海上貿易。巴比倫時期，阿拉伯東北的科威特地帶曾有迦勒底人一度掌權管轄整個兩河流域；只是政權易主後也沒什麼文化留下。波斯和希臘爭奪埃及和中東，居然沒有人對阿拉伯有興趣。希律王上台之前，阿拉伯西北的納巴泰人還算是比較有文明的群體，至少今日約旦的佩特拉（لبتراء, Petra）列位‘世界新七大奇蹟’當中，而沙漠裡人煙罕至的Mada'in Saleh（مدائن صالح）古墓群，也深受外來文化薰陶；可惜被羅馬兼併後，歷史又遺忘了他們。

這也難怪。巴勒斯坦的死海已經雨量甚低，再往南的阿拉伯沙漠更是黃沙遍野，晝夜溫差懸殊。亞熱帶高氣壓盤繞之下，整個阿拉伯半島只有瀕臨印度洋的葉門雨量充沛；西邊靠紅海的兩座山脈，至少穩定氣候，提供百里寬的狹隘‘絲路’可行，但是山脈東緣的麥地那（اَلْمَدِينَة Medina）等地方是靠綠洲水源，而山脈間唯一關口麥加（مكة Mecca）的井裡還只有半海水，勉強可飲。換言之，沙漠中文化貧瘠，只有邊緣尚有發展，剩下的廣大範圍甚至到公元六世紀都沒什麼可看性。

也正因為他們什麼都沒有，所以對亡國後逃難的猶太人特別接納。當時羅馬與波斯長久對峙，許多猶太人不希望被戰火波及，乾脆到那塊連軍隊都沒興趣的地方去發展。阿拉伯從此獲得手工藝、金匠，連帶巴勒斯坦的椰棗也普遍種植於水源，成為綠洲中典型的‘沙漠麵包’。猶太人已有上千年的城市文明，麥地那被他們發展成可供定居貿易的城市，麥加更是熙來攘往，儼然成為西部的小都會。與歐洲不同的是，阿拉伯人倒很喜歡這些猶太移民，尤其他們清心寡欲的獨一神觀、對生命、家庭、教育的重視，是沙漠民族很敬佩的。在阿拉伯話中他們被稱為‘有書的民族’，而猶太人亡國後五百年間，舊約聖經也成為許多阿拉伯人耳熟能詳的故事。

究竟阿拉伯人對舊約聖經有多看重？以他們自詡為亞伯拉罕的子孫就可知道。古羅馬人推崇希臘文化，所以用一個特洛伊戰爭的英雄作為自己的祖先傳說；古日本人心儀中華文化，有些家譜竟還追朔到漢高祖劉邦，攀附杜撰的用意未免太坦白。阿拉伯人也是；其實他們多半不是以實瑪利人的後裔，卻對這段傳承重視到要添加傳說，追增族譜，高攀偉人，好顯得自己與猶太人是親兄弟，同氣連枝。這種心態笨拙得有點可愛，英國曾有人幽默地說：“模仿是最真誠的讚賞。”猶太人看鄰居對自己文化如此敬重又如此亂吹，大概只笑一笑，不予置評。

沒想到事隔多年，‘親兄弟’居然大動干戈，而引燃紛爭的卻是一個叫穆罕默德的麥加商人。

*     *     *     *     *

穆罕默德（محمد Muhammad）出身沒落部族，早年父母與祖父都相繼過世，由叔叔照管。既然家道中落，他們也必須遠至印度洋、敘利亞、地中海做貿易維生。有人認為他不識字，所以可蘭經（القرآن Quran）不可能是他寫的；這種看法倒有破綻，穆罕默德從小沒機會受教育，但他絕不是不學無術的人，何況一個商人若不識字，被騙的機會太高，賠本生意可划不來。穆罕默德自述是在敘利亞第一次接觸基督教，根據可蘭經，他被一個神父稱為有資質、有慧根，這大概是鼓勵他信耶穌，不必深究。

可是接觸了基督教後，倒激發了他辨識貨物的本能。商人反應，自然會掌握貴重的事物。若把宗教當貨品挑剔，結論多半如下：基督教對末日、審判、永生的看法，是猶太教缺乏的，只是十架、罪孽、犧牲等論點不吸引人；而猶太教的神觀、天使、經卷、先知傳統，又是阿拉伯人所熱衷的，偏偏他們自認為是唯一被揀選的民族，竟很少有機會揚眉吐氣，反而屢次在國際間灰頭土臉，賣相難看。用商人的眼光來看，能截長補短固然好，但美中不足的是，這些仍是舶來品，仍與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沾不上邊。要推銷給自己族人，該怎麼改良包裝才好？

也許這不是他的出發點。從蛛絲馬跡可看出，穆罕默德在社會上有地位，又很給人面子，而且詼諧健談，是個值得信賴的成功商人。但回教畢竟是集合別人的宗教思想而成，為何非要言之鑿鑿地講成是麥加的山洞中，天使直接啟示來的？不過四十歲的穆罕默德，倒有一種異想天開的啟發：

（信道者、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和其他獨一神論教派信徒，凡信神和末日，並且行善的，將來在主那裡必得享受自己的報酬。他們將沒有恐懼，也不憂愁。——可蘭經·黃牛62節）

可想而知，早期穆罕默德倡導的新宗教，還持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肚量。阿拉伯人敬重猶太人，又覺得基督教是歷史的佼佼者；若有宗教能涵蓋雙方特長，應該兩者都能接受吧！只是事與願違，世上多的是互不相讓的標準。簡單舉例：假若家電用品的變電器規格有十五種，肯定會有人想把這些規格統一，然而這種新規格不但難以矯正問題，市面上反而增加成有十六種規格。阿拉伯的這個新宗教即使用意再好，結果也徒然添了一種新信仰而已。

公元613年穆罕默德首先傳給家人、遠親，然後往陌生人推廣。當時麥加畢竟沒有中央政權，更沒有司法機構，有錢有影響力的主要是部落酋長。早期踴躍信回教的，很多是奴隸階級，這對傳統宗教人士是一大威脅，對當時社會經濟也會礙手礙腳。穆罕默德本族用地位為誘，想打動他不要再傳；他卻不願懸崖勒馬，造成許多奴隸被殺，信徒被逼迫逃往衣索比亞。穆罕默德情急之下，便宣稱麥加所崇拜的三位女神是阿拉的女兒（這些話後來他自己收回，聲稱是魔鬼誤導），可是這只達到蚍蜉撼樹的效果，麥加的權貴仍不放過他，連自己族人都不願再保護。無奈之下，公元622年他與回教徒遷往麥地那，等於是被放逐。

麥地那其實猶太人不少，其中三個群體，財勢足以廣交自固。這對於回教有好有壞：好的是當地阿拉伯人已很接受猶太文化；壞的是猶太教與回教勢必針鋒相對。

說起來，這還第二次猶太教代人作嫁，為新宗教鋪路。第一次是翻成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已經在地中海一帶流通，等到使徒保羅抵達歐洲，水到渠成，基督教很快就被廣泛接受。這一次則是阿拉伯人逐漸由泛神論的傳統宗教進入獨一神觀，然後穆罕默德的啟示一播散開，立刻有許多人接受阿拉。倘若不是猶太教的觀念深植這塊土地上，回教只會曇花一現，消逝無踪；但正因為有猶太人的文化傳遞，所以穆罕默德稱以撒、雅各、約瑟、摩西、亞倫、大衛、所羅門、以利亞等人為阿拉的先知，並沒有人需要問這些是誰；他再把施洗約翰、耶穌、和自己都納入先知行列中，一個殊不相干的阿拉伯半島，居然與千里外的宗教文化歷史結合成連體嬰，實在有點畸形。阿拉伯人精神水平本來就落後他人，很容易潛意識地用新思想掩蓋自卑，而這種心態比基督徒更強烈：基督教是把猶太人的歷史當作自己的預表，回教則是把猶太人的歷史強佔為自己的資產。

猶太人大驚之下，豈能繼續袖手旁觀？不過要抗議這種文化侮辱，有誰理會？何況穆罕默德一到麥地那，就為城裡法律起草，表面上是各民族和睦相處，有難同當，實際上回教卻在鼓勵猶太人拋棄傳統，接受新信仰。許多猶太人首先就否認穆罕默德是先知，連對舊約聖經記載都不熟悉的井底之蛙，憑什麼來教導人？

於是穆罕默德抵達麥地那不到六個月，猶太教首次與回教徒衝突，甚至行刺穆罕默德沒成功。一部分猶太人被回教徒斷水斷糧，投降後財產沒收，還得離開阿拉伯。另一部分猶太人沒有正面挑戰，卻到麥加遊說權貴，請他們來制裁回教徒。那年，麥加派了萬人討剿麥地那，圍城近一個月。爭戰本非穆罕默德所長，何況這時他也年邁，整個回教的存亡懸於一線，沒想到猶太人又在後頭攪局，城裡不時有奸細混入，襲擊回教徒重要幹部。穆罕默德知道是猶太人搞鬼，卻對他們一籌莫展，只能一面派間諜混入外面包圍的麥加軍隊，一面祈禱奇蹟出現。奇蹟竟真的降臨。一陣罕見的沙漠風暴，吹得讓麥加的萬人隊呼吸困難，軍備盡失，潰不成軍地撤退。穆罕默德感謝阿拉之餘，旋即懲治叛徒。當天麥地那的猶太人，男丁全部被斬或是酷刑治死，婦女全部淪為奴隸。儘管如此，穆罕默德仍是憤怒難息，一改先前的口吻，反而說：

（信道的人啊！你們不要以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為盟友。他們其實是同黨。你們中間誰以他們為盟友，就是他們的一份子，阿拉必不引導不義的民眾。——可蘭經·筵席51節）

死裡逃生的他，再也無意用寬廣的心胸對待世界。他對反抗的人嚴辭有加：“敵對阿拉和祂使者，而且擾亂地方的人，他們的報應是處以死刑，或釘死在十字架上，或把手腳輾轉割去，或驅逐出境。這是他們在今世所受的凌辱；他們在後世還將受重大的刑罰。”原先回教徒是朝耶路撒冷跪地祈禱，從這次事件以後，他們祈禱的方向改為麥加。可蘭經之外的《語錄》中，穆罕默德對麥地那的這些猶太人一直無法釋懷，不斷罵他們充滿惡毒詭詐，與阿拉為敵，既懦弱又善變，既固執又自大，殺害先知，顛倒真理，永遠不潔淨，永遠被阿拉咒詛。說得要多難聽有多難聽。‘愛則加諸膝，惡則墜諸淵’的極端態度，似乎奠定了上千年的回教傳統。

環境會使人改變，人卻不認為是自己變了。今天有許多西方宗教家批評可蘭經偏激，也有許多清真寺的阿訇（領袖）強調可蘭經的和平思想；兩者其實都存在，只因為歷史過程，產生了兩片截然不同的經文。

麥加攻打穆罕默德失敗，顏面掃地，於是與他簽定和平條約，互不侵犯，但是偶爾還是難免摩擦。公元630年，雙方又撕破臉。這時穆罕默德勢力已足以抗衡麥加，而麥加依然群狼無首，自然毫不費力就被佔領了。大部分城民被赦免不殺，當然趕快皈依阿拉。之後兩年，穆罕默德的軍隊迅捷攻占整個阿拉伯，回教也成為阿拉伯人的共同信仰。【注：以麥加的規模大小，應該也有猶太裔定居，卻不知他們是否聞風而逃？或是被回教徒撲滅殆盡？史載無從考證。】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享年六十三歲。或許他統一阿拉伯的心願已了，臨死前又倡導，阿拉伯人與非阿拉伯人一樣平等，種族與膚色在神眼裡都不重要。他禁止以往阿拉伯各族血仇血報，既然同是信徒，就不必再爭執。對一個沒有共同國家，沒有共同信仰的阿拉伯人而言，這只算是唱高調；但有了國家信仰，這些話就不再是空談，而是建造未來的基礎。蓋棺定論，穆罕默德是成功的政治家，宗教是手段，統一才是真諦。沒有他，阿拉伯半島或許還沒有像樣的文化。

只是手段背後，對猶太人似乎有點忘恩負義。。。

青衿：秋盡江南草未凋

許多人都知道，古代波斯在數學、科學、醫學方面都成就非凡，甚至曾是世界之冠；沒有它，後代學術界大概無法進步神速。然而這些成就，並不是在公元前六世紀的開國時期出現，也不是在打敗希臘的塞琉古王朝後產生，而是從西元三世紀薩珊王朝起逐漸成形。接下來整個歐洲對知識排斥，羅馬所失，即是波斯所得。柏拉圖學院的學士，在Nisibis（今日土耳其與敘利亞交界）設立分院繼續授課；被天主教指為異端的基督教教派，紛紛在幼發拉底河畔重建聚會所，某些山區還有當年神學修道院；巴比倫的外郊有幾個馳名當代的猶太學院（Sura， Pumbedita， Nehardea， Pum-Nahara， Mahuza）；伊朗的伊斯法罕（اصفهان‎ Isfahan）曾有世界第二大圖書館，僅次於被焚燒的亞歷山大博物館；古代書珊城以南的貢德沙普爾（گندی‌شاپور‎ Gundeshapur）更是世界最早的醫學院兼綜合大學，建於公元271年，今日仍在（1981年被伊朗政府改名）。

這些尚不包括歷史未能存留的部分。巴比倫一帶學術鼎盛，學院星羅棋布，公元762年後新落成的巴格達（بغداد‎ Baghdad）又繼續領導中東學術界。那時東羅馬帝國、天主教正忙著鎮壓學術，哥德王國、蠻族各國的文化水平仍舊低落；相較之下波斯真是人才濟濟，叫後代歷史家不得不讚一句：“惟楚有材，於斯為盛。”

波斯的國教是拜火教，照例來講對善惡分明應該會看得比基督教還重，但實際上波斯和羅馬一樣注重實際。薩珊王朝期間也曾有一兩次‘護教運動’，但並沒有演變成剷除異己的風波。這對於希臘人、猶太人、非天主教徒是很關鍵的決策。客居異鄉的生活本來就很辛苦，但是只要子孫能活得比自己好，許多人犧牲再多也覺得值得。不過先決條件是：人必須相信這個社會足夠發展，足夠安定，足夠包容，不會把自己族群冷落在外。政府不一定要‘民有’、‘民治’，但‘民享’是絕對必要，因為外來民族要先能得到生活保障，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長處。

說得更坦白，要不是有外來移民，波斯也未必能成為當時的學術中心。希臘帶來蘇格拉底的辯證法、柏拉圖的本質追求、亞里斯多德的觀察歸納；這些對曾被希臘統治過的中東並不生疏，然而知道卻不代表能運用。希臘的思想偏於抽象；對其他文明而言，希臘人似乎總要把平凡的事物，用複雜的方式去想。比方數學中代數（Algebra）的觀念源自三世紀的亞歷山大，但對於已經有算學的人，這未免太囉嗦了，要算答案就去算，何必設定什麼未知數？可是若沒有代數，以後數學絕不可能進化。二十一世紀中學生普遍學習的課題，在五世紀的波斯倒是破殼而出的創舉；之後中東的數學一日千里，連歐洲語言中的‘代數’這個字都源自阿拉伯文。

相反地，波斯也提供了其他民族沒有的思想。羅馬重實際，只要有用的就照單全收；波斯也重實際，但講求的是行動證明。以醫學為例：希臘羅馬一樣有醫療界的師徒傳授，但希臘太講究新奇，而羅馬對病人的治療簡直五花八門，一下子用水蛭吸血退火，一下子用蛆清楚傷口；開刀後防止化膿的方法，用油、酒、醋、硫磺、樹脂、蘇打粉的都有，各地不一；大部分治療後醫師還會叫病人家屬去求神問卜，可說連醫師自己也沒十全把握。波斯對醫療的看法卻十分慎重：貢德沙普爾的醫學院會訓練學生幾年，然後分派三個病人作為試題，三個都醫得好才可以正式行醫。能通過執照考的人當然不多，但絕不會有庸醫亂開業。其他學科——天文、數理、建築、財務也如此；考過的人，即使出身貧賤也會飛黃騰達。假如羅馬強調的是秩序和制度，波斯強調的就是標準和審核；這比較類似中國的科舉進士，只不過波斯考的不是作詩填詞，正確答案永遠只有一個。

而除了希臘和波斯，影響當代學術界最多的還有猶太人。三股腦力激盪之下，撞出了彪炳千古的科學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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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自從第一次亡國，就以舊約聖經為精神支柱。這對於民族傳承是必要的，但長久下來還是會有固步自封的副作用——假若摩西五經沒談到，舊約先知沒論及，文士祭司們也絕不涉及。與希臘的外來文化抗衡時，猶太人已有幾分跟不上時代的跡象；基督教出現後，猶太人更面臨自信動搖的巨變。究竟神向世人啟示的有多少？舊約聖經以外的發展，到底算不算神的智慧？為何歷史選擇的不再是猶太人，而是希臘文明、羅馬政體、基督教普傳天下？

倘若是別的民族，這種內心掙扎可視為即將瓦解的徵兆；然而猶太人並沒有那麼脆弱，他們提出的答案是：舊約聖經的確涵蓋了神所有的啟示，只是人不能全盤明暸而已，所以需要教師（也稱拉比）繼續講解。這一來猶太教可以像其他文明一樣放膽談論哲學理學，卻不會貶低自己的根本信仰。不過很多人還是怕新的發展喧賓奪主，反而把摩西五經的傳統稀釋沖淡了。因此猶太教認定，這些拉比的講解只能口述，不能筆記；要做任何分析判斷，一定要回到舊約聖經的基本去找，不可依賴新潮流行的思想。這是他們堅持的‘綱舉目張’原則，而所有匯集的講解則成為後來的‘口傳律法’（משנה Mishnah，意思是溫習）。到了五世紀，猶太學者對於口傳律法又再補充，是為‘口傳律法註釋’（גמרא Gemara，意思是齊全）。這些附加的知識比起舊約聖經多了不止三十倍，內容更是包羅萬象：司法案件、哲學辯論、道德論、行為規範、金玉良言、童話故事、詩詞集、自然科學、醫療衛生、天文地理、數學、商業、政治、經濟、教育、語言文法等等（不過一般並不深入探討），偏偏所有新學問只能用腦記憶。估計每個學生得花上十到十五年時間深造，而每個學者腦裡至少有幾百萬節經書的容量。

其實雖然大家禁止筆記，私下記錄的仍有不少。後來曾有段時間拜火教趨於極端，對異教徒格殺勿論；猶太人為了防止知識斷層，大家通融，把口述傳統筆錄保存，一時竟有六十三巨冊，幾萬頁長的篇幅，人稱《塔木德》（התלמוד Talmud），是猶太教僅次於舊約聖經的宗教文獻。這些有很多是學生平日偷寫的小抄，居然在危急之際派上用場，倒是出乎宗教人士意外。

然而正因為有塔木德，猶太教才有持續發展的轉機。用幾個例子就可知道：當基督教還在解釋摩西律法的‘屬靈意義’時，塔木德已經指出，食物潔淨不潔淨的律法，是基於衛生條件，所以會囓咬死屍、會傳染疾病、容易腐壞的動物、鳥類、魚類不可吃，掉在地上的果實也是。近親不婚，是因為對胎兒可能有不良影響，不過懷孕時若接觸某些強烈藥劑，也會導致胎兒不健全。部分經卷甚至指出，生男生女比例並不因信仰虔誠而改變。在還沒有正式疾病學、基因學、婦產科的時代，這種充分的科學觀察，已經八九不離十，可圈可點。當時的教師甚至主張，如果孩子先天患了血友病，就不能讓他受割禮，以免流血不止而致死。這是對現實世界的認真肯定，而不是硬把現實塞入宗教原則的轄限。

更重要的是，若沒有口傳文明，猶太人是否還能繼續留名青史？恐怕不會。因為塔木德對猶太人的意義，比舊約聖經還深遠，畢竟它改變了猶太教對神的看法。舊約先知所談到的神，是行公義審判卻又施憐憫的神；但在塔木德中，神無所不在，所以自然界的一切現象也是神的作為，值得學習。換言之，猶太教不再只是哀嘆民族悲憤的狹隘宗教，猶太人開始以知識文化為使命，尤其鼓勵下一代在學術方面青出於藍。五世紀猶太群體中最熱銷的，是給孩子吃了變聰明的補品；將門出將，猶太父母只怕孩子不成材，一個文盲比一個窮人還可恥。這種心態在猶太社會中延續了千百年，我們甚至不必問，為何今日科學、工程、醫學、法學、金融界，猶太人竟多如過江之鯽，各個如魚得水、如虎添翼？他們的民族英雄或許是大衛王，但他們最效仿的偉人，卻是所羅門王。

那麼，到底猶太文化和希臘、波斯的差別在哪裡？在於記憶的訓練。

口傳文明會問世，誠屬偶然；但從小練習背誦這些長篇大論的孩子，不論是熟記死背，總是在增加記憶容量，同時也在培養專注力。不能專心的孩子，絕對不可能把深奧的句子背得滾瓜爛熟。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教育太死板，會扼殺孩子的潛能；實際上沒有訓練過的人，根本不會突然成為天才。如果一個學生只會注意精彩生動的課程，這不過是大腦的基本反射，和普通人對火災命案印象深刻也沒兩樣；單純的外在刺激，並不能達到教育的效果，更不會激發‘天賦’。世界上的確有人能過目不忘、過耳不忘，可是若沒有訓練過專心檢視一件事物、專心聆聽某人說話，然後迅速把這些資料記在腦海，哪能複製見過的東西、轉述聽過的言語？天才，不也在於九十九分的努力麼？

或許還是會有人問：記憶好，又有什麼差別？難道書籍是白寫的？沒錯，書確實能補人腦的不足，但‘書到用時方恨少’也是一般人容易面臨的問題。一個醫師手術時要判斷錯綜複雜的血管神經，難道還有空閒去翻資料查網路？一個律師要在法庭上唇槍舌戰時，難道還能去慢慢讀民法案例、細閱百科全書？每個專業人才，腦子裡都累積了無數知識資產，足備不時之需；記得多，當然不一定能靈活運用，但是記得少，絕對無法在那一行得心應手。

這就是猶太人比對其他兩種文明的最大優勢。在東羅馬帝國，儘管許多教會人士貶低猶太民族，一旦生病時卻往往先找猶太名醫。在蠻族統治的歐洲各地，猶太人擔任高官的也不少。在巴比倫，即使有希臘的抽象理論，波斯的學院栽培，猶太人教育出的精英子弟卻不亞於別人的水準。他們是沒有國家的民族，卻比有國家的人更受敬重，常出席薩珊王國的政經會議上，有些還獲得相當於王公貴族的禮遇，尊稱如同今日高等法官。

其實猶太人對中東的思想改變，不只是教育而已。猶太教相信神不分國界民族，塔木德又把猶太人演進成為世界性的民族。奇妙的是，正因為他們沒有國家，才終於懂得自由。他們對哲理的看法不再局限於宗教、傳統、民族：法律是根據每塊土地的需要而設立的，但是羅馬的慣例並不符合北歐，波斯的典章也不適用於埃及。那麼在各國的法律之外，是否仍有更廣義的規範可循？如果有，那麼環境因素影響多大？如果沒有，難道必須只選一種原則作為參考？這種想法無形中也被帶入科學研討。同類的植物，為什麼西班牙產的和巴勒斯坦產的，藥效不相同？固定的劑量成分，為什麼在法國藥到病除，在北非作用不顯？一樣開刀，為什麼有人恢復如常，有人卻生理失常？講求理論的人，似乎非把疾病歸納到什麼‘靈魂體’的學說或‘水火風土’四元素構造不可；但偉論太多，反不見效。理論固然可提供共通解釋，細節部分卻又似是而非，那這怎麼算真正的知識？真正做學問，既要明白什麼是統一看法，也要辨識什麼是不符合公認準則的現象，從當中學習經驗。分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沒有別人鑽研學術的便利，卻也減少‘天下皆知斯為善’的片面邏輯。天下之大，再普及的理論也不一定完全正確。十五世紀航海時代開始，歐洲人才體會到自己的準則並非世界共通準則；然而五世紀的猶太人，早已有這種世界觀。要接受世界，要先有虛懷若谷的心胸；而能夠見識多廣，對於科學精神是很有幫助的。

不過這也不代表猶太人獨占鰲頭。三股文明各有千秋，在兩河流域其實不相上下，甚至不斷砥礪琢磨，相輔相成。有識之士多半教無常師，既可汲取希臘變幻無窮的思想，又可接受波斯的實務教育，再加上猶太式的頭腦訓練、經驗累積，人類的精神智慧可說是發揮得淋漓盡致。不久還會加入兩股新的文明力量：印度的數字使用和阿拉伯的逍遙學派，相互爭輝之下，幾乎把當代中東的才智技能昇華了一大階段，基督教的歐洲簡直可望而不可即。

但在黃金時期來臨之前，中東的學術界還要先經歷南邊沙漠刮起的一陣宗教熱浪。

封閉：知識的退化（二）

公元438年的羅馬皇帝曾下聖旨：“我們特別命令那些自稱是真基督徒的，不可濫用宗教權力，用暴力對待猶太人和異教徒。他們在帝國中並沒有任何違反秩序的行為，也沒有不遵守法律。假如有任何基督徒以暴力對待和平居住的人，或是搶奪他們財物，必要償還所奪取的三倍或四倍。”

這道律令的存在，其實已顯示當年基督教對猶太人歧視有多重。偏偏法律內容籠統含糊，假若人都被打死了，還提什麼償還？而且立法立得太晚，帝國這時傾覆在即，就算有法律又怎能執行？羅馬帝國儘管注重秩序，對於當時基督教拔本塞源的極端行為，根本無法制止。當然，這並不代表五個世紀以來雙方相處關係惡劣，畢竟羅馬時代不能和今日相比：一個有競技場的社會中，暴力、蠻橫、不義的惡行早就不足為道；偶爾若有幾次種族衝突問題出現，也不代表猶太人被施壓了幾百年。公元212年的皇帝曾下詔保護，所有猶太人都算羅馬公民。公元327年起，君士坦丁雖然偏向基督教，但也只限制猶太人不能任官，不能購地，不能與基督徒通婚。公元361年掌權的皇帝不喜歡基督教，改讓猶太人恢復平等權利，還允許猶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可惜兩年後他戰場負傷，發炎而死，猶太人重建耶路撒冷的計劃也跟著胎死腹中。

然而基督教與猶太教關係惡化，實可追朔到猶太亡國後的過渡期。那時基督教是非法，仍不斷被逼迫；倒是猶太人聖殿被毀之後，各地會堂照樣運作。也因此早期基督徒往往在猶太會堂中尋求庇護。可是他們一面被保護，一面又傳福音，這讓猶太人很反感：我們看你們可憐才收容，你們怎麼恩將仇報，反過來妖言惑眾？基督徒其實也怕被猶太人連累，因為亡國後猶太人還繼續組織革命運動，若被捲入是非，後果不堪設想。於是兩個宗教基於不同動機，各自與對方劃清界限，基督教從此遠離與猶太教有關的傳統。

不過這又造成一層問題：要杜絕猶太的傳統，那舊約聖經算不算數？要知道以色列人是自上古傳承的民族，舊約聖經即使在希臘羅馬學術界也有不可磨滅的人文歷史地位；何況沒有舊約聖經，福音書和使徒書信所傳的，豈不都失去神聖的意義？難道要把耶穌視同其他埃及、希臘、土耳其異教的主神敬拜麼？為了解決這難題，基督教界用盡他們所能找到有利的預言，刻意強調教會才是亞伯拉罕的應許真正傳人，而猶太人是已經被先知們厭憎放棄的子民。

既然答案有了，剩下就簡單得多。基督教的知識份子開始努力捕風捉影，說猶太人背叛摩西、撒母耳、大衛、以賽亞、耶利米，是隨從其他假先知的邪教；換言之，猶太先知們的祝福都是針對基督教，咒詛都是針對猶太人。一份文書還不夠，熟悉希臘文的基督教分子，又筆走龍蛇，以量取勝地對信徒灌輸新‘觀念’。這種宗教狂熱所編造出的謊言，使雙方從此誤會仇恨更深，再也見不到對方的優點。在基督教中長大的下一代，更是根深蒂固地認為猶太人是墮落的一群，五毒俱全，連和他們住太近都會被玷污。

孟子曾說：“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這話並不全對；有些人並不是自己不懂還想去教別人，而是明明自己心知肚明，卻昧著良心誤導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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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有個術語叫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指的是一個組織群體中，個人決策受到眾人影響，反而容易做出比自己做決策時更極端的抉擇。畢竟個人決策，會盡量避免風險，以免自己受損；但身處團體中，風險減少，而群體內原本就存在的傾向，卻可以加強，使隱藏的偏見或極端的態度擴大到支配整個群體。

更危險的是，群眾容易錯認權威。物理大師Richard Feynman就曾說：“這時代講求專精。一個人即使在某方面有專長，其他方面仍是一知半解...一個科學家談論非科學的項目，也會和一個普通人一樣笨。”但是大部分人很盲目，只要是投資理財的高手、好萊塢的電影明星，連他所講的育嬰指南、營養偏方，都奉若神明篤信不疑，從未經過大腦辨別是非。名人、權威們也容易自我膨脹，被捧紅了一時，就沽名釣譽地大談自己外行的題材，把個人的偏見傳導給聽眾。

君士坦丁堡的主教John Chrysostom也是這樣的人。他在釋經學上的貢獻不可否認，但他還做了一系列講道，專門指責猶太人的‘罪惡’（今僅存八篇）。那時在敘利亞的安提阿，尚有相當的猶太團體繼續守猶太教的節期，吃猶太教規定的飲食；由於他們不去理會基督教各教派的教義紛爭，反而有很多基督徒加入他們，甚至有不少基督教婦女認為嫁給猶太教男子比較有生活保障。這讓主教很憤怒，嚴厲斥責：“你們身為基督徒，怎麼敢和那些讓基督流血的人聚在一齊，然後還來教會領受基督寶血的聖餐？”這話其實邏輯上漏洞很多，但在他積威之下可沒人敢反駁。主教還罵不夠，接下來一系列講道中，他不斷含血噴人，一下子說猶太人是狗種，一下子說他們的節期慶祝都是淫亂，一下子說猶太會堂是在開妓院做生意，一下子說猶太人身藏瘟疫要傳染全世界人。似乎自己言辭不足為證，他還亂引新舊約聖經，連跟猶太人無關的經節都拿來做補充。最後更以耶路撒冷被毀來強調，猶太人本來就是神的敵人、魔鬼的同黨，所以死有餘辜。以前被除，現在也該被除。被他這麼嘴尖舌頭快，教會中其他事不關己的人，也一齊響應君士坦丁堡的‘反猶太主義’；有些更把這些講道譯為拉丁文，讓西羅馬帝國也來齊心‘剿匪’。

以二十一世紀的觀點，最令人費解的還是基督教對他人的激昂情緒、強烈信念。像這類煽動，不過是用蔑俗的文句，雜亂的經節，再加天堂地獄的露骨形容，怎麼竟能使教會裡的知識份子一同被迷惑？這恐怕不止因為大家同感時代威脅、外患遽增、稅收益重，還有很大原因是教會越來越專制獨裁。不苟同教會高層人士的，等一下就被宣判是異端，剷除務盡。即使個人不同意教會的作風，又怎麼敢反對上級？

相比之下，奧古斯丁對猶太人就沒有偏激的態度；單這一點已可看出他比John Chrysostom有成熟的智慧。奧古斯丁寫道：猶太人和基督徒，都有相同的祖先亞伯拉罕，也都繼承相同的人性墮落。即使猶太人不識耶穌，他們仍被神選為傳承真理的工人。更重要的是，救恩畢竟是從猶太人來的；基督教實不該過河拆橋。這種雅量在當時基督教界可說罕見，連後來一千多年的天主教中也不多得。今日天主教為了洗清從前反猶太的醜陋形象，還特別抬舉奧古斯丁的作品。

可是否認，並不能改寫歷史；洗刷，也不能彌補錯誤。

羅馬帝國遷都君士坦丁堡後，已經沒有羅馬城的包袱，但是生存仍很重要。翻譯成帝國政策：徵兵徵稅抵禦蠻族是當急之務，不過決不能為了防禦而瓦解人民的向心力。基督教縱算得到肯定，仍受到內部教派與外來異教的威脅，也因此宗教與政治雖然目的不同，卻有類似的憂患恐懼。命脈相連，自也‘有權同享，有責同當’。當代法律好幾次禁止獻祭的事，不論是羅馬傳統宗教、猶太教、或是異族習俗都一樣，違者斬首。其他酷刑也有份。這無形中是在逐步強迫人民選擇：你們要繼續當羅馬人，就要接受‘正確’的宗教。

官方容許了，許多地方對猶太人更是手下不留情，有些還挑猶太會堂做箭靶，視為是自己為教會‘大發熱心’的證明。西班牙Minorca島嶼上，曾有當地主教得意洋洋地記錄自己召集幾個鄉里的所有基督徒，在安息日挑釁猶太人與他們談判。猶太人當然不願意，但見對方人多勢眾，來意不善，只好先退入猶太會堂。主教乾脆焚燒會堂，迫得猶太人開門投降；至於他們是否被強迫接受耶穌，不得而知。像這樣用武力恐嚇猶太人的下三濫手段，在當時卻有很多人鼓勵，猶太人竟是有緣無處訴；也難怪許多羅馬大城裡的猶太團體，短時間內都消失了。

其他異教被基督徒威脅的照樣有，甚至可能比猶太教還尋常，只是記錄不如猶太教來得多。埃及算是異教林立的地方（所謂異教也包括希臘哲學和艾西斯崇拜），從公元412年起，亞歷山大的教宗Cyril徹底掃蕩當地異教，他身邊甚至有願為耶穌而死的‘護教大隊’。這些隊員本是社會下階層挑選出來的，對付他人的手法也殊不光明正大。由於他們帶來太多驚恐，連皇帝都勒令他們隊員不可超過五百人。自從教宗上台後，整個亞歷山大城變得猶如全體戒嚴。城主向教宗抗議，認為宗教人士不該管世俗的事，結果被人打斷骨頭。猶太會堂自也免不了劫難。

挨打不還手的耶穌，不知對這種基督教暴行，感想如何？

當然，帝國廣大，各地還是有自治的角落，權貴們也不喜歡被中央干涉。即使政府嚴令，猶太教並沒有被消滅。根據零星史料，五世紀的巴勒斯坦，猶太教反而有復蘇現象。不過基督教對這些看不到的死角也不放過。下一個對異教痛下毒手的，是公元527年上位的東羅馬皇帝查世丁尼一世（Justinian I）。他竭力恢復羅馬勢力，甚至一度使東羅馬的版圖延伸到大西洋。然而他頒布法律，廢除君士坦丁寬容所有宗教的政策，改為信奉異教者死。由於地方權貴不一定服從中央，查世丁尼直接挑名勝古蹟，殺雞儆猴。土耳其多處古廟被毀；埃及所有艾西斯神殿全部關閉；死海南端一處古老祭壇被改為教堂，還刻上宗教勝利的讚美諛詞；所有哲學教師的執照被吊銷；雅典興盛九百年的柏拉圖學院，在公元529年被宣告解散。

上海文化作家余秋雨教授曾寫過：“蒙昧往往有樸實的外表，野蠻常常有勇敢的假相。從歷史眼光來看，野蠻是人們逃開蒙昧的必由階段，相對於蒙昧是種進步；但是，野蠻又絕不願就範於文明，它會回過身去與蒙昧結盟，一齊來對抗文明：外表樸實的對手和外表勇敢的對手，前者是無知到無可理喻，後者是強蠻到無可理喻。更麻煩的是，這些對手可能與已有的文明混成一體，甚至悄悄地潛入人們心底，使我們尋找時常常尋找到自己的父輩，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歷史。”

或許這是讀歷史最令人沮喪的地方。我們看得到羅馬滅亡之際知識退化、蠻橫不仁，但是追根究底，卻是誰的過錯？是宗教？是政府？是知識份子？是無知人民？或許大家都有責任，也或許世界改變得讓大家不知所措，結果以極端來掩飾內心的不安。但是一個燦爛文化所失去的，可能永遠也尋不回來了。

至於猶太人，聰明的他們一樣會尋求謀生之道。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羅馬帝國東邊，還有波斯的薩珊王國，在宗教迫害的期間，許多猶太人和柏拉圖學院的眾學者，已經逃往東方，在幼發拉底河邊一個被遺忘幾百年的地區，設立了那時代的常春藤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