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18, 2012
青衿:秋盡江南草未凋
許多人都知道,古代波斯在數學、科學、醫學方面都成就非凡,甚至曾是世界之冠;沒有它,後代學術界大概無法進步神速。然而這些成就,並不是在公元前六世紀的開國時期出現,也不是在打敗希臘的塞琉古王朝後產生,而是從西元三世紀薩珊王朝起逐漸成形。接下來整個歐洲對知識排斥,羅馬所失,即是波斯所得。柏拉圖學院的學士,在Nisibis(今日土耳其與敘利亞交界)設立分院繼續授課;被天主教指為異端的基督教教派,紛紛在幼發拉底河畔重建聚會所,某些山區還有當年神學修道院;巴比倫的外郊有幾個馳名當代的猶太學院(Sura, Pumbedita, Nehardea, Pum-Nahara, Mahuza);伊朗的伊斯法罕(اصفهان Isfahan)曾有世界第二大圖書館,僅次於被焚燒的亞歷山大博物館;古代書珊城以南的貢德沙普爾(گندیشاپور Gundeshapur)更是世界最早的醫學院兼綜合大學,建於公元271年,今日仍在(1981年被伊朗政府改名)。
這些尚不包括歷史未能存留的部分。巴比倫一帶學術鼎盛,學院星羅棋布,公元762年後新落成的巴格達(بغداد Baghdad)又繼續領導中東學術界。那時東羅馬帝國、天主教正忙著鎮壓學術,哥德王國、蠻族各國的文化水平仍舊低落;相較之下波斯真是人才濟濟,叫後代歷史家不得不讚一句:“惟楚有材,於斯為盛。”
波斯的國教是拜火教,照例來講對善惡分明應該會看得比基督教還重,但實際上波斯和羅馬一樣注重實際。薩珊王朝期間也曾有一兩次‘護教運動’,但並沒有演變成剷除異己的風波。這對於希臘人、猶太人、非天主教徒是很關鍵的決策。客居異鄉的生活本來就很辛苦,但是只要子孫能活得比自己好,許多人犧牲再多也覺得值得。不過先決條件是:人必須相信這個社會足夠發展,足夠安定,足夠包容,不會把自己族群冷落在外。政府不一定要‘民有’、‘民治’,但‘民享’是絕對必要,因為外來民族要先能得到生活保障,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長處。
說得更坦白,要不是有外來移民,波斯也未必能成為當時的學術中心。希臘帶來蘇格拉底的辯證法、柏拉圖的本質追求、亞里斯多德的觀察歸納;這些對曾被希臘統治過的中東並不生疏,然而知道卻不代表能運用。希臘的思想偏於抽象;對其他文明而言,希臘人似乎總要把平凡的事物,用複雜的方式去想。比方數學中代數(Algebra)的觀念源自三世紀的亞歷山大,但對於已經有算學的人,這未免太囉嗦了,要算答案就去算,何必設定什麼未知數?可是若沒有代數,以後數學絕不可能進化。二十一世紀中學生普遍學習的課題,在五世紀的波斯倒是破殼而出的創舉;之後中東的數學一日千里,連歐洲語言中的‘代數’這個字都源自阿拉伯文。
相反地,波斯也提供了其他民族沒有的思想。羅馬重實際,只要有用的就照單全收;波斯也重實際,但講求的是行動證明。以醫學為例:希臘羅馬一樣有醫療界的師徒傳授,但希臘太講究新奇,而羅馬對病人的治療簡直五花八門,一下子用水蛭吸血退火,一下子用蛆清楚傷口;開刀後防止化膿的方法,用油、酒、醋、硫磺、樹脂、蘇打粉的都有,各地不一;大部分治療後醫師還會叫病人家屬去求神問卜,可說連醫師自己也沒十全把握。波斯對醫療的看法卻十分慎重:貢德沙普爾的醫學院會訓練學生幾年,然後分派三個病人作為試題,三個都醫得好才可以正式行醫。能通過執照考的人當然不多,但絕不會有庸醫亂開業。其他學科——天文、數理、建築、財務也如此;考過的人,即使出身貧賤也會飛黃騰達。假如羅馬強調的是秩序和制度,波斯強調的就是標準和審核;這比較類似中國的科舉進士,只不過波斯考的不是作詩填詞,正確答案永遠只有一個。
而除了希臘和波斯,影響當代學術界最多的還有猶太人。三股腦力激盪之下,撞出了彪炳千古的科學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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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自從第一次亡國,就以舊約聖經為精神支柱。這對於民族傳承是必要的,但長久下來還是會有固步自封的副作用——假若摩西五經沒談到,舊約先知沒論及,文士祭司們也絕不涉及。與希臘的外來文化抗衡時,猶太人已有幾分跟不上時代的跡象;基督教出現後,猶太人更面臨自信動搖的巨變。究竟神向世人啟示的有多少?舊約聖經以外的發展,到底算不算神的智慧?為何歷史選擇的不再是猶太人,而是希臘文明、羅馬政體、基督教普傳天下?
倘若是別的民族,這種內心掙扎可視為即將瓦解的徵兆;然而猶太人並沒有那麼脆弱,他們提出的答案是:舊約聖經的確涵蓋了神所有的啟示,只是人不能全盤明暸而已,所以需要教師(也稱拉比)繼續講解。這一來猶太教可以像其他文明一樣放膽談論哲學理學,卻不會貶低自己的根本信仰。不過很多人還是怕新的發展喧賓奪主,反而把摩西五經的傳統稀釋沖淡了。因此猶太教認定,這些拉比的講解只能口述,不能筆記;要做任何分析判斷,一定要回到舊約聖經的基本去找,不可依賴新潮流行的思想。這是他們堅持的‘綱舉目張’原則,而所有匯集的講解則成為後來的‘口傳律法’(משנה Mishnah,意思是溫習)。到了五世紀,猶太學者對於口傳律法又再補充,是為‘口傳律法註釋’(גמרא Gemara,意思是齊全)。這些附加的知識比起舊約聖經多了不止三十倍,內容更是包羅萬象:司法案件、哲學辯論、道德論、行為規範、金玉良言、童話故事、詩詞集、自然科學、醫療衛生、天文地理、數學、商業、政治、經濟、教育、語言文法等等(不過一般並不深入探討),偏偏所有新學問只能用腦記憶。估計每個學生得花上十到十五年時間深造,而每個學者腦裡至少有幾百萬節經書的容量。
其實雖然大家禁止筆記,私下記錄的仍有不少。後來曾有段時間拜火教趨於極端,對異教徒格殺勿論;猶太人為了防止知識斷層,大家通融,把口述傳統筆錄保存,一時竟有六十三巨冊,幾萬頁長的篇幅,人稱《塔木德》(התלמוד Talmud),是猶太教僅次於舊約聖經的宗教文獻。這些有很多是學生平日偷寫的小抄,居然在危急之際派上用場,倒是出乎宗教人士意外。
然而正因為有塔木德,猶太教才有持續發展的轉機。用幾個例子就可知道:當基督教還在解釋摩西律法的‘屬靈意義’時,塔木德已經指出,食物潔淨不潔淨的律法,是基於衛生條件,所以會囓咬死屍、會傳染疾病、容易腐壞的動物、鳥類、魚類不可吃,掉在地上的果實也是。近親不婚,是因為對胎兒可能有不良影響,不過懷孕時若接觸某些強烈藥劑,也會導致胎兒不健全。部分經卷甚至指出,生男生女比例並不因信仰虔誠而改變。在還沒有正式疾病學、基因學、婦產科的時代,這種充分的科學觀察,已經八九不離十,可圈可點。當時的教師甚至主張,如果孩子先天患了血友病,就不能讓他受割禮,以免流血不止而致死。這是對現實世界的認真肯定,而不是硬把現實塞入宗教原則的轄限。
更重要的是,若沒有口傳文明,猶太人是否還能繼續留名青史?恐怕不會。因為塔木德對猶太人的意義,比舊約聖經還深遠,畢竟它改變了猶太教對神的看法。舊約先知所談到的神,是行公義審判卻又施憐憫的神;但在塔木德中,神無所不在,所以自然界的一切現象也是神的作為,值得學習。換言之,猶太教不再只是哀嘆民族悲憤的狹隘宗教,猶太人開始以知識文化為使命,尤其鼓勵下一代在學術方面青出於藍。五世紀猶太群體中最熱銷的,是給孩子吃了變聰明的補品;將門出將,猶太父母只怕孩子不成材,一個文盲比一個窮人還可恥。這種心態在猶太社會中延續了千百年,我們甚至不必問,為何今日科學、工程、醫學、法學、金融界,猶太人竟多如過江之鯽,各個如魚得水、如虎添翼?他們的民族英雄或許是大衛王,但他們最效仿的偉人,卻是所羅門王。
那麼,到底猶太文化和希臘、波斯的差別在哪裡?在於記憶的訓練。
口傳文明會問世,誠屬偶然;但從小練習背誦這些長篇大論的孩子,不論是熟記死背,總是在增加記憶容量,同時也在培養專注力。不能專心的孩子,絕對不可能把深奧的句子背得滾瓜爛熟。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教育太死板,會扼殺孩子的潛能;實際上沒有訓練過的人,根本不會突然成為天才。如果一個學生只會注意精彩生動的課程,這不過是大腦的基本反射,和普通人對火災命案印象深刻也沒兩樣;單純的外在刺激,並不能達到教育的效果,更不會激發‘天賦’。世界上的確有人能過目不忘、過耳不忘,可是若沒有訓練過專心檢視一件事物、專心聆聽某人說話,然後迅速把這些資料記在腦海,哪能複製見過的東西、轉述聽過的言語?天才,不也在於九十九分的努力麼?
或許還是會有人問:記憶好,又有什麼差別?難道書籍是白寫的?沒錯,書確實能補人腦的不足,但‘書到用時方恨少’也是一般人容易面臨的問題。一個醫師手術時要判斷錯綜複雜的血管神經,難道還有空閒去翻資料查網路?一個律師要在法庭上唇槍舌戰時,難道還能去慢慢讀民法案例、細閱百科全書?每個專業人才,腦子裡都累積了無數知識資產,足備不時之需;記得多,當然不一定能靈活運用,但是記得少,絕對無法在那一行得心應手。
這就是猶太人比對其他兩種文明的最大優勢。在東羅馬帝國,儘管許多教會人士貶低猶太民族,一旦生病時卻往往先找猶太名醫。在蠻族統治的歐洲各地,猶太人擔任高官的也不少。在巴比倫,即使有希臘的抽象理論,波斯的學院栽培,猶太人教育出的精英子弟卻不亞於別人的水準。他們是沒有國家的民族,卻比有國家的人更受敬重,常出席薩珊王國的政經會議上,有些還獲得相當於王公貴族的禮遇,尊稱如同今日高等法官。
其實猶太人對中東的思想改變,不只是教育而已。猶太教相信神不分國界民族,塔木德又把猶太人演進成為世界性的民族。奇妙的是,正因為他們沒有國家,才終於懂得自由。他們對哲理的看法不再局限於宗教、傳統、民族:法律是根據每塊土地的需要而設立的,但是羅馬的慣例並不符合北歐,波斯的典章也不適用於埃及。那麼在各國的法律之外,是否仍有更廣義的規範可循?如果有,那麼環境因素影響多大?如果沒有,難道必須只選一種原則作為參考?這種想法無形中也被帶入科學研討。同類的植物,為什麼西班牙產的和巴勒斯坦產的,藥效不相同?固定的劑量成分,為什麼在法國藥到病除,在北非作用不顯?一樣開刀,為什麼有人恢復如常,有人卻生理失常?講求理論的人,似乎非把疾病歸納到什麼‘靈魂體’的學說或‘水火風土’四元素構造不可;但偉論太多,反不見效。理論固然可提供共通解釋,細節部分卻又似是而非,那這怎麼算真正的知識?真正做學問,既要明白什麼是統一看法,也要辨識什麼是不符合公認準則的現象,從當中學習經驗。分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沒有別人鑽研學術的便利,卻也減少‘天下皆知斯為善’的片面邏輯。天下之大,再普及的理論也不一定完全正確。十五世紀航海時代開始,歐洲人才體會到自己的準則並非世界共通準則;然而五世紀的猶太人,早已有這種世界觀。要接受世界,要先有虛懷若谷的心胸;而能夠見識多廣,對於科學精神是很有幫助的。
不過這也不代表猶太人獨占鰲頭。三股文明各有千秋,在兩河流域其實不相上下,甚至不斷砥礪琢磨,相輔相成。有識之士多半教無常師,既可汲取希臘變幻無窮的思想,又可接受波斯的實務教育,再加上猶太式的頭腦訓練、經驗累積,人類的精神智慧可說是發揮得淋漓盡致。不久還會加入兩股新的文明力量:印度的數字使用和阿拉伯的逍遙學派,相互爭輝之下,幾乎把當代中東的才智技能昇華了一大階段,基督教的歐洲簡直可望而不可即。
但在黃金時期來臨之前,中東的學術界還要先經歷南邊沙漠刮起的一陣宗教熱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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