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衿：秋盡江南草未凋

許多人都知道，古代波斯在數學、科學、醫學方面都成就非凡，甚至曾是世界之冠；沒有它，後代學術界大概無法進步神速。然而這些成就，並不是在公元前六世紀的開國時期出現，也不是在打敗希臘的塞琉古王朝後產生，而是從西元三世紀薩珊王朝起逐漸成形。接下來整個歐洲對知識排斥，羅馬所失，即是波斯所得。柏拉圖學院的學士，在Nisibis（今日土耳其與敘利亞交界）設立分院繼續授課；被天主教指為異端的基督教教派，紛紛在幼發拉底河畔重建聚會所，某些山區還有當年神學修道院；巴比倫的外郊有幾個馳名當代的猶太學院（Sura， Pumbedita， Nehardea， Pum-Nahara， Mahuza）；伊朗的伊斯法罕（اصفهان‎ Isfahan）曾有世界第二大圖書館，僅次於被焚燒的亞歷山大博物館；古代書珊城以南的貢德沙普爾（گندی‌شاپور‎ Gundeshapur）更是世界最早的醫學院兼綜合大學，建於公元271年，今日仍在（1981年被伊朗政府改名）。

這些尚不包括歷史未能存留的部分。巴比倫一帶學術鼎盛，學院星羅棋布，公元762年後新落成的巴格達（بغداد‎ Baghdad）又繼續領導中東學術界。那時東羅馬帝國、天主教正忙著鎮壓學術，哥德王國、蠻族各國的文化水平仍舊低落；相較之下波斯真是人才濟濟，叫後代歷史家不得不讚一句：“惟楚有材，於斯為盛。”

波斯的國教是拜火教，照例來講對善惡分明應該會看得比基督教還重，但實際上波斯和羅馬一樣注重實際。薩珊王朝期間也曾有一兩次‘護教運動’，但並沒有演變成剷除異己的風波。這對於希臘人、猶太人、非天主教徒是很關鍵的決策。客居異鄉的生活本來就很辛苦，但是只要子孫能活得比自己好，許多人犧牲再多也覺得值得。不過先決條件是：人必須相信這個社會足夠發展，足夠安定，足夠包容，不會把自己族群冷落在外。政府不一定要‘民有’、‘民治’，但‘民享’是絕對必要，因為外來民族要先能得到生活保障，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長處。

說得更坦白，要不是有外來移民，波斯也未必能成為當時的學術中心。希臘帶來蘇格拉底的辯證法、柏拉圖的本質追求、亞里斯多德的觀察歸納；這些對曾被希臘統治過的中東並不生疏，然而知道卻不代表能運用。希臘的思想偏於抽象；對其他文明而言，希臘人似乎總要把平凡的事物，用複雜的方式去想。比方數學中代數（Algebra）的觀念源自三世紀的亞歷山大，但對於已經有算學的人，這未免太囉嗦了，要算答案就去算，何必設定什麼未知數？可是若沒有代數，以後數學絕不可能進化。二十一世紀中學生普遍學習的課題，在五世紀的波斯倒是破殼而出的創舉；之後中東的數學一日千里，連歐洲語言中的‘代數’這個字都源自阿拉伯文。

相反地，波斯也提供了其他民族沒有的思想。羅馬重實際，只要有用的就照單全收；波斯也重實際，但講求的是行動證明。以醫學為例：希臘羅馬一樣有醫療界的師徒傳授，但希臘太講究新奇，而羅馬對病人的治療簡直五花八門，一下子用水蛭吸血退火，一下子用蛆清楚傷口；開刀後防止化膿的方法，用油、酒、醋、硫磺、樹脂、蘇打粉的都有，各地不一；大部分治療後醫師還會叫病人家屬去求神問卜，可說連醫師自己也沒十全把握。波斯對醫療的看法卻十分慎重：貢德沙普爾的醫學院會訓練學生幾年，然後分派三個病人作為試題，三個都醫得好才可以正式行醫。能通過執照考的人當然不多，但絕不會有庸醫亂開業。其他學科——天文、數理、建築、財務也如此；考過的人，即使出身貧賤也會飛黃騰達。假如羅馬強調的是秩序和制度，波斯強調的就是標準和審核；這比較類似中國的科舉進士，只不過波斯考的不是作詩填詞，正確答案永遠只有一個。

而除了希臘和波斯，影響當代學術界最多的還有猶太人。三股腦力激盪之下，撞出了彪炳千古的科學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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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自從第一次亡國，就以舊約聖經為精神支柱。這對於民族傳承是必要的，但長久下來還是會有固步自封的副作用——假若摩西五經沒談到，舊約先知沒論及，文士祭司們也絕不涉及。與希臘的外來文化抗衡時，猶太人已有幾分跟不上時代的跡象；基督教出現後，猶太人更面臨自信動搖的巨變。究竟神向世人啟示的有多少？舊約聖經以外的發展，到底算不算神的智慧？為何歷史選擇的不再是猶太人，而是希臘文明、羅馬政體、基督教普傳天下？

倘若是別的民族，這種內心掙扎可視為即將瓦解的徵兆；然而猶太人並沒有那麼脆弱，他們提出的答案是：舊約聖經的確涵蓋了神所有的啟示，只是人不能全盤明暸而已，所以需要教師（也稱拉比）繼續講解。這一來猶太教可以像其他文明一樣放膽談論哲學理學，卻不會貶低自己的根本信仰。不過很多人還是怕新的發展喧賓奪主，反而把摩西五經的傳統稀釋沖淡了。因此猶太教認定，這些拉比的講解只能口述，不能筆記；要做任何分析判斷，一定要回到舊約聖經的基本去找，不可依賴新潮流行的思想。這是他們堅持的‘綱舉目張’原則，而所有匯集的講解則成為後來的‘口傳律法’（משנה Mishnah，意思是溫習）。到了五世紀，猶太學者對於口傳律法又再補充，是為‘口傳律法註釋’（גמרא Gemara，意思是齊全）。這些附加的知識比起舊約聖經多了不止三十倍，內容更是包羅萬象：司法案件、哲學辯論、道德論、行為規範、金玉良言、童話故事、詩詞集、自然科學、醫療衛生、天文地理、數學、商業、政治、經濟、教育、語言文法等等（不過一般並不深入探討），偏偏所有新學問只能用腦記憶。估計每個學生得花上十到十五年時間深造，而每個學者腦裡至少有幾百萬節經書的容量。

其實雖然大家禁止筆記，私下記錄的仍有不少。後來曾有段時間拜火教趨於極端，對異教徒格殺勿論；猶太人為了防止知識斷層，大家通融，把口述傳統筆錄保存，一時竟有六十三巨冊，幾萬頁長的篇幅，人稱《塔木德》（התלמוד Talmud），是猶太教僅次於舊約聖經的宗教文獻。這些有很多是學生平日偷寫的小抄，居然在危急之際派上用場，倒是出乎宗教人士意外。

然而正因為有塔木德，猶太教才有持續發展的轉機。用幾個例子就可知道：當基督教還在解釋摩西律法的‘屬靈意義’時，塔木德已經指出，食物潔淨不潔淨的律法，是基於衛生條件，所以會囓咬死屍、會傳染疾病、容易腐壞的動物、鳥類、魚類不可吃，掉在地上的果實也是。近親不婚，是因為對胎兒可能有不良影響，不過懷孕時若接觸某些強烈藥劑，也會導致胎兒不健全。部分經卷甚至指出，生男生女比例並不因信仰虔誠而改變。在還沒有正式疾病學、基因學、婦產科的時代，這種充分的科學觀察，已經八九不離十，可圈可點。當時的教師甚至主張，如果孩子先天患了血友病，就不能讓他受割禮，以免流血不止而致死。這是對現實世界的認真肯定，而不是硬把現實塞入宗教原則的轄限。

更重要的是，若沒有口傳文明，猶太人是否還能繼續留名青史？恐怕不會。因為塔木德對猶太人的意義，比舊約聖經還深遠，畢竟它改變了猶太教對神的看法。舊約先知所談到的神，是行公義審判卻又施憐憫的神；但在塔木德中，神無所不在，所以自然界的一切現象也是神的作為，值得學習。換言之，猶太教不再只是哀嘆民族悲憤的狹隘宗教，猶太人開始以知識文化為使命，尤其鼓勵下一代在學術方面青出於藍。五世紀猶太群體中最熱銷的，是給孩子吃了變聰明的補品；將門出將，猶太父母只怕孩子不成材，一個文盲比一個窮人還可恥。這種心態在猶太社會中延續了千百年，我們甚至不必問，為何今日科學、工程、醫學、法學、金融界，猶太人竟多如過江之鯽，各個如魚得水、如虎添翼？他們的民族英雄或許是大衛王，但他們最效仿的偉人，卻是所羅門王。

那麼，到底猶太文化和希臘、波斯的差別在哪裡？在於記憶的訓練。

口傳文明會問世，誠屬偶然；但從小練習背誦這些長篇大論的孩子，不論是熟記死背，總是在增加記憶容量，同時也在培養專注力。不能專心的孩子，絕對不可能把深奧的句子背得滾瓜爛熟。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教育太死板，會扼殺孩子的潛能；實際上沒有訓練過的人，根本不會突然成為天才。如果一個學生只會注意精彩生動的課程，這不過是大腦的基本反射，和普通人對火災命案印象深刻也沒兩樣；單純的外在刺激，並不能達到教育的效果，更不會激發‘天賦’。世界上的確有人能過目不忘、過耳不忘，可是若沒有訓練過專心檢視一件事物、專心聆聽某人說話，然後迅速把這些資料記在腦海，哪能複製見過的東西、轉述聽過的言語？天才，不也在於九十九分的努力麼？

或許還是會有人問：記憶好，又有什麼差別？難道書籍是白寫的？沒錯，書確實能補人腦的不足，但‘書到用時方恨少’也是一般人容易面臨的問題。一個醫師手術時要判斷錯綜複雜的血管神經，難道還有空閒去翻資料查網路？一個律師要在法庭上唇槍舌戰時，難道還能去慢慢讀民法案例、細閱百科全書？每個專業人才，腦子裡都累積了無數知識資產，足備不時之需；記得多，當然不一定能靈活運用，但是記得少，絕對無法在那一行得心應手。

這就是猶太人比對其他兩種文明的最大優勢。在東羅馬帝國，儘管許多教會人士貶低猶太民族，一旦生病時卻往往先找猶太名醫。在蠻族統治的歐洲各地，猶太人擔任高官的也不少。在巴比倫，即使有希臘的抽象理論，波斯的學院栽培，猶太人教育出的精英子弟卻不亞於別人的水準。他們是沒有國家的民族，卻比有國家的人更受敬重，常出席薩珊王國的政經會議上，有些還獲得相當於王公貴族的禮遇，尊稱如同今日高等法官。

其實猶太人對中東的思想改變，不只是教育而已。猶太教相信神不分國界民族，塔木德又把猶太人演進成為世界性的民族。奇妙的是，正因為他們沒有國家，才終於懂得自由。他們對哲理的看法不再局限於宗教、傳統、民族：法律是根據每塊土地的需要而設立的，但是羅馬的慣例並不符合北歐，波斯的典章也不適用於埃及。那麼在各國的法律之外，是否仍有更廣義的規範可循？如果有，那麼環境因素影響多大？如果沒有，難道必須只選一種原則作為參考？這種想法無形中也被帶入科學研討。同類的植物，為什麼西班牙產的和巴勒斯坦產的，藥效不相同？固定的劑量成分，為什麼在法國藥到病除，在北非作用不顯？一樣開刀，為什麼有人恢復如常，有人卻生理失常？講求理論的人，似乎非把疾病歸納到什麼‘靈魂體’的學說或‘水火風土’四元素構造不可；但偉論太多，反不見效。理論固然可提供共通解釋，細節部分卻又似是而非，那這怎麼算真正的知識？真正做學問，既要明白什麼是統一看法，也要辨識什麼是不符合公認準則的現象，從當中學習經驗。分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沒有別人鑽研學術的便利，卻也減少‘天下皆知斯為善’的片面邏輯。天下之大，再普及的理論也不一定完全正確。十五世紀航海時代開始，歐洲人才體會到自己的準則並非世界共通準則；然而五世紀的猶太人，早已有這種世界觀。要接受世界，要先有虛懷若谷的心胸；而能夠見識多廣，對於科學精神是很有幫助的。

不過這也不代表猶太人獨占鰲頭。三股文明各有千秋，在兩河流域其實不相上下，甚至不斷砥礪琢磨，相輔相成。有識之士多半教無常師，既可汲取希臘變幻無窮的思想，又可接受波斯的實務教育，再加上猶太式的頭腦訓練、經驗累積，人類的精神智慧可說是發揮得淋漓盡致。不久還會加入兩股新的文明力量：印度的數字使用和阿拉伯的逍遙學派，相互爭輝之下，幾乎把當代中東的才智技能昇華了一大階段，基督教的歐洲簡直可望而不可即。

但在黃金時期來臨之前，中東的學術界還要先經歷南邊沙漠刮起的一陣宗教熱浪。

封閉：知識的退化（二）

公元438年的羅馬皇帝曾下聖旨：“我們特別命令那些自稱是真基督徒的，不可濫用宗教權力，用暴力對待猶太人和異教徒。他們在帝國中並沒有任何違反秩序的行為，也沒有不遵守法律。假如有任何基督徒以暴力對待和平居住的人，或是搶奪他們財物，必要償還所奪取的三倍或四倍。”

這道律令的存在，其實已顯示當年基督教對猶太人歧視有多重。偏偏法律內容籠統含糊，假若人都被打死了，還提什麼償還？而且立法立得太晚，帝國這時傾覆在即，就算有法律又怎能執行？羅馬帝國儘管注重秩序，對於當時基督教拔本塞源的極端行為，根本無法制止。當然，這並不代表五個世紀以來雙方相處關係惡劣，畢竟羅馬時代不能和今日相比：一個有競技場的社會中，暴力、蠻橫、不義的惡行早就不足為道；偶爾若有幾次種族衝突問題出現，也不代表猶太人被施壓了幾百年。公元212年的皇帝曾下詔保護，所有猶太人都算羅馬公民。公元327年起，君士坦丁雖然偏向基督教，但也只限制猶太人不能任官，不能購地，不能與基督徒通婚。公元361年掌權的皇帝不喜歡基督教，改讓猶太人恢復平等權利，還允許猶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可惜兩年後他戰場負傷，發炎而死，猶太人重建耶路撒冷的計劃也跟著胎死腹中。

然而基督教與猶太教關係惡化，實可追朔到猶太亡國後的過渡期。那時基督教是非法，仍不斷被逼迫；倒是猶太人聖殿被毀之後，各地會堂照樣運作。也因此早期基督徒往往在猶太會堂中尋求庇護。可是他們一面被保護，一面又傳福音，這讓猶太人很反感：我們看你們可憐才收容，你們怎麼恩將仇報，反過來妖言惑眾？基督徒其實也怕被猶太人連累，因為亡國後猶太人還繼續組織革命運動，若被捲入是非，後果不堪設想。於是兩個宗教基於不同動機，各自與對方劃清界限，基督教從此遠離與猶太教有關的傳統。

不過這又造成一層問題：要杜絕猶太的傳統，那舊約聖經算不算數？要知道以色列人是自上古傳承的民族，舊約聖經即使在希臘羅馬學術界也有不可磨滅的人文歷史地位；何況沒有舊約聖經，福音書和使徒書信所傳的，豈不都失去神聖的意義？難道要把耶穌視同其他埃及、希臘、土耳其異教的主神敬拜麼？為了解決這難題，基督教界用盡他們所能找到有利的預言，刻意強調教會才是亞伯拉罕的應許真正傳人，而猶太人是已經被先知們厭憎放棄的子民。

既然答案有了，剩下就簡單得多。基督教的知識份子開始努力捕風捉影，說猶太人背叛摩西、撒母耳、大衛、以賽亞、耶利米，是隨從其他假先知的邪教；換言之，猶太先知們的祝福都是針對基督教，咒詛都是針對猶太人。一份文書還不夠，熟悉希臘文的基督教分子，又筆走龍蛇，以量取勝地對信徒灌輸新‘觀念’。這種宗教狂熱所編造出的謊言，使雙方從此誤會仇恨更深，再也見不到對方的優點。在基督教中長大的下一代，更是根深蒂固地認為猶太人是墮落的一群，五毒俱全，連和他們住太近都會被玷污。

孟子曾說：“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這話並不全對；有些人並不是自己不懂還想去教別人，而是明明自己心知肚明，卻昧著良心誤導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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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有個術語叫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指的是一個組織群體中，個人決策受到眾人影響，反而容易做出比自己做決策時更極端的抉擇。畢竟個人決策，會盡量避免風險，以免自己受損；但身處團體中，風險減少，而群體內原本就存在的傾向，卻可以加強，使隱藏的偏見或極端的態度擴大到支配整個群體。

更危險的是，群眾容易錯認權威。物理大師Richard Feynman就曾說：“這時代講求專精。一個人即使在某方面有專長，其他方面仍是一知半解...一個科學家談論非科學的項目，也會和一個普通人一樣笨。”但是大部分人很盲目，只要是投資理財的高手、好萊塢的電影明星，連他所講的育嬰指南、營養偏方，都奉若神明篤信不疑，從未經過大腦辨別是非。名人、權威們也容易自我膨脹，被捧紅了一時，就沽名釣譽地大談自己外行的題材，把個人的偏見傳導給聽眾。

君士坦丁堡的主教John Chrysostom也是這樣的人。他在釋經學上的貢獻不可否認，但他還做了一系列講道，專門指責猶太人的‘罪惡’（今僅存八篇）。那時在敘利亞的安提阿，尚有相當的猶太團體繼續守猶太教的節期，吃猶太教規定的飲食；由於他們不去理會基督教各教派的教義紛爭，反而有很多基督徒加入他們，甚至有不少基督教婦女認為嫁給猶太教男子比較有生活保障。這讓主教很憤怒，嚴厲斥責：“你們身為基督徒，怎麼敢和那些讓基督流血的人聚在一齊，然後還來教會領受基督寶血的聖餐？”這話其實邏輯上漏洞很多，但在他積威之下可沒人敢反駁。主教還罵不夠，接下來一系列講道中，他不斷含血噴人，一下子說猶太人是狗種，一下子說他們的節期慶祝都是淫亂，一下子說猶太會堂是在開妓院做生意，一下子說猶太人身藏瘟疫要傳染全世界人。似乎自己言辭不足為證，他還亂引新舊約聖經，連跟猶太人無關的經節都拿來做補充。最後更以耶路撒冷被毀來強調，猶太人本來就是神的敵人、魔鬼的同黨，所以死有餘辜。以前被除，現在也該被除。被他這麼嘴尖舌頭快，教會中其他事不關己的人，也一齊響應君士坦丁堡的‘反猶太主義’；有些更把這些講道譯為拉丁文，讓西羅馬帝國也來齊心‘剿匪’。

以二十一世紀的觀點，最令人費解的還是基督教對他人的激昂情緒、強烈信念。像這類煽動，不過是用蔑俗的文句，雜亂的經節，再加天堂地獄的露骨形容，怎麼竟能使教會裡的知識份子一同被迷惑？這恐怕不止因為大家同感時代威脅、外患遽增、稅收益重，還有很大原因是教會越來越專制獨裁。不苟同教會高層人士的，等一下就被宣判是異端，剷除務盡。即使個人不同意教會的作風，又怎麼敢反對上級？

相比之下，奧古斯丁對猶太人就沒有偏激的態度；單這一點已可看出他比John Chrysostom有成熟的智慧。奧古斯丁寫道：猶太人和基督徒，都有相同的祖先亞伯拉罕，也都繼承相同的人性墮落。即使猶太人不識耶穌，他們仍被神選為傳承真理的工人。更重要的是，救恩畢竟是從猶太人來的；基督教實不該過河拆橋。這種雅量在當時基督教界可說罕見，連後來一千多年的天主教中也不多得。今日天主教為了洗清從前反猶太的醜陋形象，還特別抬舉奧古斯丁的作品。

可是否認，並不能改寫歷史；洗刷，也不能彌補錯誤。

羅馬帝國遷都君士坦丁堡後，已經沒有羅馬城的包袱，但是生存仍很重要。翻譯成帝國政策：徵兵徵稅抵禦蠻族是當急之務，不過決不能為了防禦而瓦解人民的向心力。基督教縱算得到肯定，仍受到內部教派與外來異教的威脅，也因此宗教與政治雖然目的不同，卻有類似的憂患恐懼。命脈相連，自也‘有權同享，有責同當’。當代法律好幾次禁止獻祭的事，不論是羅馬傳統宗教、猶太教、或是異族習俗都一樣，違者斬首。其他酷刑也有份。這無形中是在逐步強迫人民選擇：你們要繼續當羅馬人，就要接受‘正確’的宗教。

官方容許了，許多地方對猶太人更是手下不留情，有些還挑猶太會堂做箭靶，視為是自己為教會‘大發熱心’的證明。西班牙Minorca島嶼上，曾有當地主教得意洋洋地記錄自己召集幾個鄉里的所有基督徒，在安息日挑釁猶太人與他們談判。猶太人當然不願意，但見對方人多勢眾，來意不善，只好先退入猶太會堂。主教乾脆焚燒會堂，迫得猶太人開門投降；至於他們是否被強迫接受耶穌，不得而知。像這樣用武力恐嚇猶太人的下三濫手段，在當時卻有很多人鼓勵，猶太人竟是有緣無處訴；也難怪許多羅馬大城裡的猶太團體，短時間內都消失了。

其他異教被基督徒威脅的照樣有，甚至可能比猶太教還尋常，只是記錄不如猶太教來得多。埃及算是異教林立的地方（所謂異教也包括希臘哲學和艾西斯崇拜），從公元412年起，亞歷山大的教宗Cyril徹底掃蕩當地異教，他身邊甚至有願為耶穌而死的‘護教大隊’。這些隊員本是社會下階層挑選出來的，對付他人的手法也殊不光明正大。由於他們帶來太多驚恐，連皇帝都勒令他們隊員不可超過五百人。自從教宗上台後，整個亞歷山大城變得猶如全體戒嚴。城主向教宗抗議，認為宗教人士不該管世俗的事，結果被人打斷骨頭。猶太會堂自也免不了劫難。

挨打不還手的耶穌，不知對這種基督教暴行，感想如何？

當然，帝國廣大，各地還是有自治的角落，權貴們也不喜歡被中央干涉。即使政府嚴令，猶太教並沒有被消滅。根據零星史料，五世紀的巴勒斯坦，猶太教反而有復蘇現象。不過基督教對這些看不到的死角也不放過。下一個對異教痛下毒手的，是公元527年上位的東羅馬皇帝查世丁尼一世（Justinian I）。他竭力恢復羅馬勢力，甚至一度使東羅馬的版圖延伸到大西洋。然而他頒布法律，廢除君士坦丁寬容所有宗教的政策，改為信奉異教者死。由於地方權貴不一定服從中央，查世丁尼直接挑名勝古蹟，殺雞儆猴。土耳其多處古廟被毀；埃及所有艾西斯神殿全部關閉；死海南端一處古老祭壇被改為教堂，還刻上宗教勝利的讚美諛詞；所有哲學教師的執照被吊銷；雅典興盛九百年的柏拉圖學院，在公元529年被宣告解散。

上海文化作家余秋雨教授曾寫過：“蒙昧往往有樸實的外表，野蠻常常有勇敢的假相。從歷史眼光來看，野蠻是人們逃開蒙昧的必由階段，相對於蒙昧是種進步；但是，野蠻又絕不願就範於文明，它會回過身去與蒙昧結盟，一齊來對抗文明：外表樸實的對手和外表勇敢的對手，前者是無知到無可理喻，後者是強蠻到無可理喻。更麻煩的是，這些對手可能與已有的文明混成一體，甚至悄悄地潛入人們心底，使我們尋找時常常尋找到自己的父輩，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歷史。”

或許這是讀歷史最令人沮喪的地方。我們看得到羅馬滅亡之際知識退化、蠻橫不仁，但是追根究底，卻是誰的過錯？是宗教？是政府？是知識份子？是無知人民？或許大家都有責任，也或許世界改變得讓大家不知所措，結果以極端來掩飾內心的不安。但是一個燦爛文化所失去的，可能永遠也尋不回來了。

至於猶太人，聰明的他們一樣會尋求謀生之道。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羅馬帝國東邊，還有波斯的薩珊王國，在宗教迫害的期間，許多猶太人和柏拉圖學院的眾學者，已經逃往東方，在幼發拉底河邊一個被遺忘幾百年的地區，設立了那時代的常春藤聯盟。

封閉：知識的退化（一）

                    人類的歷史，錯誤多如汪洋，只偶爾有幾處朦朧的真理可找。
                                                    --- Cesare de Beccaria，意大利法學家(1738 - 1794)

奧古斯丁是理想主義者，然而他所期待的世界並沒有出現。眾所皆知，西羅馬滅亡後取代而起的，不是神的國度，而是長達一千年的中世紀（Middle Ages），也通稱歐洲黑暗時期。所謂的黑暗，指的是文化的失落、學術的遺忘、傳統的銷毀。從蘇格拉底時代八百多年來，希臘學術的繁盛，居然在中世紀消失得一乾二淨，甚至到文藝復興時歐洲才又重新認識古希臘的學術巔峰之作。一個人走錯路，沒什麼奇怪的；但一大群人類集體墮落，究竟怎麼了？

歷史上文明消失通常是長期影響，短期發生的知識退化並不常見。但也正因它罕見，所以總在人心留下深刻烙印。中國的焚書坑儒（和近代的文革）、埃及亞歷山大的博物館被毀、中東巴格達的圖書館被蒙古帝國燒盡、中美洲阿茲特克文明自毀歷史文獻、意大利的‘虛榮之火’、西班牙的宗教判決、德國納粹焚書，都是令人髮指的事蹟。其他禁書的法令，比方許多共產國家嚴禁宗教文物，許多基督教國家排斥‘不道德’的作品（百年前還包括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許多回教國家抵制西方思想等等，一樣是文明的枷鎖。只是和文明的火葬相比，已經小巫見大巫了。

那麼，難道羅馬末期的人特別厭惡知識？難道哥德人、日耳曼人、匈人都見不得別人好，恨不得根除一切希臘文的學術？其實不盡然。對於這類的文化‘致命傷’，我們很難特別歸咎於一項原因。政治的改變，會讓固有的傳統消失；經濟的衰退，會使原先有能力送孩子上學的父母放棄計劃；戰爭會造成人口頓減，間接讓文化傳承後繼無力；若是語言不通，人要溝通都來不及了，根本沒時間去體會詩詞、話劇、演說、辯論的精華；若是生活背景相差懸殊，人要學習磨麥、製輪、造橋、煉鋼就有困難了，哪有閒暇去理解什麼三角函數、原子理論、邏輯矛盾、共和政體？

更重要的是，文化流傳並不是自發的現象，孔子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個人所修習的尚且如此，何況是千百年累積、千萬人傳承的文化？問題是，亂世中要傳遞文化並不簡單：一方面學生分心，學得也少；二方面政治壓力大，蠻族國王們自己大字不識，對那些文縐縐的討論難免反感；三方面社會頻頻出現‘學術無用論’的說法，即使知識份子再努力，也無法與時代巨流抗衡。當時在東哥德王國統治下，曾有學者Boethius努力留下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文獻，自己也為哲學、科學、數學、天文、幾何、音樂等科目做一些整理。可惜他被誣告處死，後來也沒有其他學者繼承遺志；天主教封他為殉道聖徒，然而他的作品在黑暗時期的教會中未曾流傳，文藝復興時代他才被尊稱是‘最後的羅馬人’。這種讚揚實在令人汗顏，即使後代推崇他勇氣可嘉，一樣沒意義，畢竟到此時文明已經斷層千年之久。

不過一般西方歷史學家認為,整個歐洲封閉的最關鍵原因，卻是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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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很常說一句‘Sapientiam sapientum perdam’（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這句話出自舊約聖經，原是預言猶大的毀滅；到新約時代使徒保羅又引申為神的道勝過世上的智慧；然而從此教會裡卻不斷有人以偏概全，認為除了基督教，其他文化都不值一哂。

這種扭曲的想法大概每個宗教都有，只是份量問題。剛開始發展的信仰，是在逼迫中成長，所以擯斥其他思想也不無道理：既可算是宗教上的‘保護政策’，也可以安慰患難中的信徒。可惜到了君士坦丁鼓勵基督教時，本來被藐視的信仰現在終於合法，許多基督徒反而自大起來。我管你是名聞遐邇的學者，只要你不認同我，你就是在鼓吹‘人的智慧’，阻擋神的道。結果宗教的自由竟變成縱虎出匣，不只是偏激的主教慫恿信徒焚燒非宗教書籍，連教會裡也為了神觀不合而拼命拉攏皇帝做靠山——成王敗寇，贏的是國教，政府還免除稅收；輸的是異端，所有典籍盡皆銷毀。君士坦丁之後，不同皇帝偏向不同教派。暴力之下，幾乎每個教派都有失喪的斷簡殘篇，連天主教的教父作品都大半失傳。

爭真理，爭到最後，怎麼大家一起野蠻？

奧古斯丁儘管遠居北非，但他寫作廣傳，影響範圍龐大，恐怕也難以獨善其身。他的意見往往被天主教用來攻擊東方各教派，他自己也不排斥這種‘品牌推銷’增加知名度，只是他絕不用希臘文做教義辯論，算是一種消極應付。對於大部分信徒，奧古斯丁建議不要太好奇，太追根究底地探討教義，否則恐怕會迷失自己。沒想到他的話被斷章取義地說是不要對其他學問好奇；中世紀神學家更變本加厲地認為，對世界的好奇，就是出於魔鬼的引誘。這個結論未免下得太離譜，而更離譜的是，走上了歪路，居然也沒有人敢質疑。

希臘從軸心時代開始，一直不斷精益求精、青出於藍，這和他們對知識學問的看法有關。埃及、巴比倫的文明往往著重權威，學生沒有資格反駁老師所教的；希臘卻不認為個人的智慧足以囊括一切學問，即使老師也可能出錯。敢不敢承認錯誤，實事求是，就是學術探討的首要課程。因此學生必須先了解老師的觀念，再進一步提出自己的見解剖析，甚至推翻突破老師的論點。希臘文化並不像中東注重傳統、羅馬強調秩序。辯論在雅典社會中不止被容許，還被鼓勵。這種教育制度說亂確實很亂，但假使柏拉圖一百個學生中，出了一個亞里斯多德，那總比訓練一大批只會朗誦‘詩云子曰’的跟班有進步的可能。諾貝爾醫學獎得主Albert Szent-Györgyi曾講過：“發現，在於看了大家所看過的事物，卻想出沒有人想過的疑問。”唐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而毀於隨。”就算是博古通今的學派，若只因襲前人，不另出機樞，早晚會被埋葬。

初世紀基督教受到希臘文化影響，倒沒有劃地自限的態度。他們雖有保羅書信，但信徒並不因此認為保羅已經是最具權威的啟蒙導師。的確，保羅的書信有許多重要觀點，但是他演繹歸納類推反證的手法，其實還不夠慎密，比起希臘的學術論文，或羅馬的演說修辭，都稱不上一流。第二世紀的教父作品縱使駁雜不純，品質不一，畢竟是提出自己額外的見解，而不是一如既往地重述使徒遺訓，辯證方面也比保羅細心得多。他們會做出聖靈論、嗣子論、三一論的假設，其實仍然是根據福音書再進一步分析。柏拉圖主義本來就教人可以用理性去分析世上絕對的‘善’（也稱為‘道’logos，Λόγος），早期的基督教又把這觀念昇華成‘新柏拉圖主義’：從使徒約翰提出‘道成肉身’的觀點以來，基督徒中的知識份子也竭力用理性探討耶穌的本質。

然而見解的分歧，並不是教會願意接受的現象。希臘學者們對真理的研討很客觀，論事不論人，而且也願意承認自己的推理還不夠充分，甚至兩邊可能都有錯誤，足以相互學習。許多教會人士卻沒有這番雅量，畢竟人討論宗教時都難免感情用事，即使自知辯不過人也要義正詞嚴。希臘文化從不認為真理必須捍衛，因為真理像艷陽光芒萬丈，無法遮掩；宗教人士卻要拼命捍衛真理，因為真理是靠自己傳播，沒有妥協的餘地。

或許每個宗教都會面對這種排外的心態，但是倘若信徒清心寡欲，倒也不影響其他文化發展。偏偏四世紀末的基督教被升格成國教，相對地教皇們也認為有救全世界靈魂的神聖使命，更有主宰信徒奉獻與國家稅收的‘重責大任’。金融政治對教會的腐蝕性多強，不需多言；但現實永遠是不留情面的。有權的教派，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更攻擊其他政敵是魔鬼的工人。奧古斯丁的老師安波羅修，雖然善於管理教會，但他也是不擇手段的野心家，為了把天主教的‘正確性’普及全帝國，連煽動、媒體、造勢、操縱輿論都敢做。他的目標達到了；更好的是，西羅馬教會裡的知識份子被他批鬥倒了，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文盲信徒，多半也不諳拉丁文，要控制、要洗腦、要敲詐都容易得多。

但比起別人，安波羅修已經很正派了；其餘做盡醜事的大有人在：之前提過，東羅馬有主教以皇帝為靠山，大肆搶劫其他教派的教堂；亞歷山大有主教慫恿信徒去殺人焚書。希臘、土耳其到中東各地的阿波羅神廟，一一被打碎，改建成教堂。中世紀基督教傳入歐洲各蠻族的領域，伴隨的也是籠絡酋長、狐假虎威的強逼政策，信奉傳統宗教的都會殺頭。有傳說今天德國的椒鹽卷餅（Pretzel）其實本來是圓的，日耳曼人原是做來祭拜太陽；但為了怕基督教懲罰，才改為今天的形狀。而這些只是中世紀初期的現象；越進入黑暗時期，假借宗教名義行惡的越多。

美國恐怖作家H. P. Lovecraft寫道：“把一群有極度強烈宗教情操的人聚集在一起，保證會出現犯罪、變態、瘋狂等黑暗病例。”從歷史看來，此話不假。

更極端，也更複雜的心理情結是：第五世紀的基督教開始歧視猶太人，甚至到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西方基督教界中還有很多人抱持‘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耶穌本來就是猶太人，基督教也在巴勒斯坦誕生，為什麼從第五世紀開始，教會卻一面接受舊約聖經，一面又勸皇帝廢除猶太籍官員、禁止猶太教傳播、甚至褫奪猶太人的羅馬公民戶籍？

（待續）

幕垂：明日如何？

                    晉風日已頹，窮途方慟哭。
                                                        ---李白《古風》

對羅馬衰亡史還要補充幾點：

一、既然哥德人如此強悍，為什麼當時還會被中亞草原的民族趕往多瑙河？哥德人的背後是匈人(Huns)，今天匈牙利人的一部分祖先，當時分佈中亞到西伯利亞之間。有人認為匈人就是中國史上的‘匈奴’，但從兩地遺跡的基因鑑定並不能證實。中國北匈奴西遷，比歐洲匈人出現早了280年。有些匈奴部落講的是突厥語系；而匈牙利話只與俄國烏拉山語系有淵源，與天山瀚海一帶的民族語言毫無聯繫。兩者關係是否只是名稱接近而已，尚無定論。不過正式講起來，中亞的游牧民族並沒有很明確的分界，一個民族之內也往往沒有直接的血統關係。有的只是語言相同，活動範圍相近，有的甚至沒有酋長，所以很難用今日的角度分析。歐洲對匈人的記載：1）他們精於騎獵，2）他們會用刀劃俘虜敵人的臉，讓刀疤終身不去，3）他們把生肉放在大腿與馬背之間壓軟了吃，4）他們不願住房屋——匈人不像哥德人東西稀少，便於遷徙，而是他們根本居住在馬背上、出生在馬車裡——對匈人而言，進入土造的地方，猶如進入墳墓。這和後代蒙古人、韃靼人的習慣幾乎沒兩樣。未來蒙古軍事武力如何，當年匈人想必也不弱。

二、既然哥德人如此強悍，君士坦丁堡怎麼還撐得住？這其實有軟硬兩面：東羅馬先引進阿拉伯的傭兵來對付哥德人，以毒攻毒，一時倒也沒有落敗。等到哥德人士氣冷卻一點，東羅馬皇帝又特別向哥德人招安，讓他們當羅馬的士卒將領，給他們薪俸反比一般士兵還高。這固然可以讓戰爭停止，但是其他士兵心理總會不平；而哥德人摸清楚羅馬脾性之後，更開始腳踏兩條船：今天穿亞麻長袍與大臣們平起平坐，明天又換上獸皮襲擊帝國重鎮。西哥德王國的首任國王Alaric就是如此：他懶得替皇帝戍邊，自己帶哥德人洗劫了希臘半島上雅典、斯巴達、哥林多等地，結果懦弱的皇帝不但沒有派人討伐，反而派他擔任巴爾幹半島西部行省總司令。公元410年，‘總司令’又明知故犯，再度帶領哥德人攻陷羅馬城。儘管後來西羅馬的軍隊重新收復羅馬，整個帝國已經元氣大傷；之後到滅亡，羅馬也不再是西方的首都。

三、既然哥德人如此強悍，何以歷史上名聲不響亮？這問題比較複雜，因為羅馬對那時代記載有限，但是它很像中國的五胡亂華時代：百餘年間北方各族問鼎中原，在華夏各地建立數十個大小強弱不等的國家，間而破壞了中原的政治經濟架構。西方也一樣。本位主義的羅馬人不喜歡去了解其他民族，敘述不詳；然而歷史學最常用的，是德文的Völkerwanderung（民族大遷徙）一字，因為那時除了哥德人和匈人，還有盎格魯人、薩克森人、朱特人移往不列顛群島；法蘭克人遷入法國；蘇維滙人搬到西班牙、葡萄牙；弗里斯人到荷蘭；勃艮第人到丹麥；倫巴第人到奧地利；斯拉夫人到俄國；格皮德人到摩爾多瓦；阿瓦爾人到波蘭；阿蘭人到羅馬尼亞；保加爾人到保加利亞；日耳曼人建立大小邦國；汪達爾人流動各地，甚至從西歐轉至北非發展。加上東羅馬有阿拉伯、兩河流域、埃及的其他民族，到公元700年以後，連東羅馬帝國都只剩下希臘與土耳其的部分地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了，繼而取代的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的局面。

美國哈德遜畫派名家Thomas Cole曾繪五幅油畫：《蠻荒》《田園》《全盛》《毀滅》《衰亡》，共稱《帝國的歷程》，用的就是羅馬的經過。山水不改，物是人非。這是很令人感傷的閉幕式，尤其羅馬再三被摧殘，到最後大家都不忍再看。公元476年西羅馬消失時，歷史僅剩抽噎啜泣，嗚咽無聲。

不過，有人會因為惆悵的夕陽而黯然神傷，卻也有人因為羅馬的終結而心靈覺醒。

* * * * *

四世紀末的教會，出現了許多偉大的神父；他們幾乎都是知識份子，也致力把基督教的哲學基礎做總整理。哈德良堡戰役後不久，耶柔米(St. Jerome)花了二十多年完成拉丁文通俗聖經譯本（Vulgate，武加大譯本），讓不識希臘文的信徒也可以聽懂；法國的馬丁(St. Martin of Tours)在修道院與主教的工作之間徘徊，讓想追求清修的人有地方可去；南意大利的本尼狄克(St. Benedict of Nursia)創立了西方修道院制度的第一份標準；土耳其的三位重要神父（St. Basil of Caesarea, St. Gregory of Nyssa, St. Gregory of Nazianzus）結合了教會中的神觀探討與柏拉圖式的分析，卻不因哲學而忽視了救恩；君士坦丁堡的主教St. John Chrysostom為新舊約的釋經學做了相當貢獻，讓白紙黑字變得生活化、個人化；米蘭的主教安波羅修(St. Ambrose)則是當代著名的拉丁教父，他既有管理教會的才能，又曾接受律師教育，因此把修辭、辯證的演講方式活用在講道中。

一個時代會出現這麼多基督教學者，並不偶然。這些人不是因基督教被定為國教而大發熱心，畢竟政府公定某個宗教，反而會讓這個宗教安於故俗，溺於舊聞，停止長進。這時代的基督教卻完全相反：他們會有不懈的熱忱，正因為羅馬在走下坡。猶太人是亡國後才編定舊約聖經；但是羅馬尚未淪亡，基督教已經開始探索明日將如何。一個時代要過去了，他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他們能做些什麼？別人還在萎糜不振時，他們已經把心志活力投入基督教文化的發揚光大。基督教甚至在為整個帝國重定坐標。

而這些知識分子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奧古斯丁是北非行省希波的主教。這不算什麼崇高地位；基督教尚未成為羅馬國教前，單單北非行省就有七百位主教。但是奧古斯丁的著作倒令人咋舌；他自己估計寫過九十三本書（還少算了二十多本），三百多封書信給其他教會，另有五百多篇平時講道被記錄下來廣為流傳（他一生大約講道八千多次）。當年曾有人驚嘆：“以奧古斯丁讀書之多，很難想像他還有時間寫作，而他寫這麼多，更難想像有人能全部讀完。”當然，若只是以量取勝，就不值一提了，不過奧古斯丁是融合了初世紀以來的作品，再加上個人的見解，終而創出‘集大成’的論述。可以說從使徒保羅以來，他應該是對基督教影響最深的人。

歷史對奧古斯丁偏見很深，而且總來自沒讀過他作品的人。他的《懺悔錄》(Confessiones)可說是西方歷史上第一本自傳，然而許多不學無術的人根本不了解，拉丁文Confiteri的意思是‘見證’而不是‘懺悔’；換言之，這本書是他的《見證集》，內容包括他人生的一部分，還有絕大部分是以天地萬物來見證神的偉大。稱之為懺悔錄已經很誤導了，後來竟有人加油添醋，說他年輕時代生活放蕩淫亂，接受主之後才改邪歸正；其實根本亂講。奧古斯丁從小博聞強記，愛好羅馬文物，尤其對古羅馬演講家悠然神往；他十一歲就到學院深造，十七歲去迦太基專攻修辭學。他真正讓母親難過的，大概只有他比較不認同天主教，而是認同靈智派學說；即使這一點也不能說是道德淪喪。學院中多的是不檢點的年輕人，奧古斯丁卻沒說自己真的有不良記錄；他和一個女子共度十三年，生有一子，雖不是結婚，倒也不是亂搞關係。羅馬對社會等級一向分得很嚴，他們可能不能正式結婚，但這種非婚姻的‘婚姻’當時教會仍然承認。何況奧古斯丁的興趣是在學術方面，不是在放縱情慾；他之後到羅馬、米蘭等地深造，甚至在安波羅修之下繼續鑽研講道學。對他而言，真理是沒有止境的追逐，他也樂此不疲。這一點從他的自傳應該很清楚，偏偏膚淺的人拼命要無中生有，想入非非，從平凡無奇的記錄中惡意渲染。

然而奧古斯丁對當代最大的衝擊不是他的自傳，而是《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那時羅馬帝國面對危亡，很多羅馬人開始認為從君士坦丁起，整個帝國就是因為信奉基督教，捨本忘祖，才會危機四伏；也就是說，基督教是導致衰敗的罪魁禍首。一般人不辨菽麥，會相信這種誤解也不為怪，但是要如何扭轉這種看法卻不容易。難道要說是神在考驗羅馬帝國，最後必定否極泰來？公元413年奧古斯丁寫此書，並沒有用安慰的方式，而是開門見山地強調：羅馬本身不是永恆的，它道德的衰退本來就會自取其禍。但是世界有兩個極端：一個是地上之城，一個則是神的城。羅馬會毀滅，歷史早已註定，畢竟它已經朽木不可雕；然而另一個城卻是真金不怕火煉。

這種看法在當日也不算別出機杼，今天更是了無新意，為什麼一本書會有如此影響？真正肇因可能是當時教會的政治化，讓奧古斯丁都感到失望。基督教既已成為羅馬國教，教會與帝國關係也日漸扭曲，主教們各自藉用政治關係為自己添加利益、剷除對手、謀職升遷。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並不是在向信徒解釋歷史的宿命，而是在說服自己：神與世俗並沒有合作的必要；人民或許先入為主，認為羅馬帝國是歷史唯一的贏家，但是歷史之前是什麼？之後又是什麼？

‘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奧古斯丁把羅馬的歷史重新審視：世上的國度，即使文明再高，仍舊是不完美的。古羅馬詩人自稱羅馬是為了天神的正義而創設的；奧古斯丁卻不甘示弱地引歷史強調，羅馬從起初就是稔惡藏奸的所在——凡是世俗的機構都不可能達到完全正義。當然，羅馬有知識文化，也有殘酷不仁；有明哲皇帝，也有宵小之輩；有教會發揚光大，也有道德醜惡面；它不是地上之城‘巴比倫’，也不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任何文明都有人的污穢，而會被毀滅的也是這份自私貪婪惡毒。他把救贖論推演至全人類世界，結論是：最後審判就是在為社會去蕪存菁，留下真正神的國度。

他所說的是神的國度，不是教會。他有生之年曾經多次用犀利的言辭，斥責羅馬教皇所寵信的人所講的‘偉論’。要分析教義並沒什麼不對，但是有權力的人往往強迫所有人接受他們的意見；這是奧古斯丁最反感的部分。基督教的教義本來就不容易消化，大家見解不同，才需要圍在一張桌子徹底地討論，不是麼？可惜他直言並不能改變任何事，儘管他的著作能影響許多主教，對教會政治卻沒有幫助。一個天昏地暗的時代，不止整個帝國進入癌症末期，連教會也在枯槁。美國神學家Reinhold Niebuhr說：“文明死亡之前總是拼命向自己證明自己多麼永恆不垂，甚至為了證明自己有多堅強，反而破壞了社會秩序。”

那時代的信徒，其實都認清了這現象；有的逃避，有的獨善其身。但是羅馬滅亡的前後，居然還有許多神父在牧養信徒之餘，又積極地留下自己的心血，以待來人。即使不能改變世界，也不能卑劣地度過短短一生。奧古斯丁的講道中有句勸慰：“人總說：時代惡劣，時代艱困。但我們應該努力好好地活，因為我們就是時代——我們如何，時代就如何。”

也許能做到這一點的人不多，不過這確實是每個人在亂世中所能追求的目標。或許世界的枷鎖太多了：土地財產的保障、社會的安定、宗教的權威。人給自己多重緊箍，以為這就是生命的意義，到最後只是自欺欺人的假象，在蠻族的侵襲之下根本經不起考驗。唯有拋開這些世俗的枷鎖，人才能返璞歸真。奧古斯丁沒有祈禱國家不滅亡，只祈禱自己能明白神在歷史中要做什麼。他的作品也許對後代而言都太過深奧，但是至少他個人已經找到了人生的呼召，也找到了回家的途徑。

他，自由了。

危傾：黑雲壓城城欲摧

北歐瑞典南部，最靠近丹麥的地區，稱為哥德地（Götaland，或譯為約塔蘭）。這裡是哥德人最早的故鄉。不過在公元前三百年，哥德人已逐步移往歐洲大陸。公元三世紀左右沿著波蘭的河流遷徙，四世紀初更分散到東歐的羅馬尼亞、烏克蘭一帶。羅馬帝國動亂時，哥德人還曾在黑海上做海盜，甚至侵犯愛琴海和希臘半島，活躍囂張了幾年。這和中國13至16世紀，沿海地區遭受倭寇出海搶掠的歷史有點類似，而後來英國‘探險家’搶奪西班牙船艦也是如此，今日開發中國家盜取歐美智慧財產權亦不例外。正確說來，晚興起的文明，總會有洗劫繁榮地區，走捷徑致富的企圖；這是用最少的人力獲得最高報酬的一種方法，歷史當然不否定它的可行性。然而‘强得易貧’也是歷史的教訓；習於強取的人，能不能走出‘海盜’的階段，進入真正的文明，還要看這些民族對未來的適應能力。

君士坦丁在公元334、336年兩次打敗哥德人，史上記載近十萬哥德人戰死，尚有許多淪為奴隸。但是哥德人並未投降；一時的慘敗，讓他們更努力汲取羅馬長處。休戰後哥德人一方面開始學習拉丁文、希臘文；二方面增加與羅馬帝國的貿易關係；三方面藉著‘共同保衛前線’為由，充分獲取軍事經驗。羅馬帝國其實並不能長期與蠻族抗戰，以往‘籬牢犬不入’的堡壘時代早已成為過去，所以對手願意合作，正是求之不得。接下來數十年雙方倒也太平無事，哥德人在東歐牧羊，增加生產力，還幫助羅馬抵禦俄國伏爾加河流域更遠的強敵。既有新來生力軍補充軍防，羅馬皇帝也盡量不干預哥德人的發展。

可惜外交上的互惠，並不代表雙方是友非敵；多瑙河以南的人民，仍把北方的哥德人視為茹毛飲血的餓虎貪狼。德國的日耳曼民族至少還會開墾耕種；這些北方常遷徙不紮根的民族，該不該信任？《國語·吳語》說：“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那時君士坦丁堡也有許多將領認為，不應縱容哥德人任意活動。無奈君士坦丁的數任繼承人，儘管也是軍事將領，卻都缺乏前瞻性，只想步步為營，不想惹事生非，更不想耗用國庫。何況哥德人是熟悉的民族；從烏克蘭、俄國、到中亞草原，還有太多未知的敵人；何必玩兵黷武，加添自己麻煩？

事實證明，沒解決的問題，終究要釀成禍端。公元369年，哥德人贊助君士坦丁堡的政客爭奪皇位，沒有成功，反而導致皇帝瓦倫斯(Valens)對哥德人進行焦土政策，焚毀多瑙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又大幅縮減了與哥德人的物資貿易。哥德人種植不多，大半還是會從羅馬進口糧食，換取忠誠；這次的破壞卻讓雙方關係僵化。用羅馬的角度來看：我沒殺你們十萬人，你們就該感激我了，這不是很仁慈了麼？但是用哥德人的角度來看：你們羅馬人平時對我們大肆利用，現在居然還師出無名地燒了我們的田地，我們怎麼能再相信你？再者，你們的經濟制裁讓我們生計斷絕，生活水平嚴重倒退，還要賣子女為奴，我們不怪你又怪誰？

公元376年，哥德人與羅馬帝國再次交戰，竟然一戰六年，皇帝瓦倫斯戰死，帝國軍隊節節敗退。哥德人甚至佔領了一大塊羅馬行省（包括今日巴爾幹半島上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馬其頓、科索沃、波士尼亞、黑山、克羅地亞、阿爾巴尼亞等地區），自立王國。這是從六百年前與北非迦太基戰爭以來，羅馬最丟臉的戰績。

更諷刺的是，戰爭的起因，卻是一場人為的飢荒。

* * * * *

要稱哥德人是蠻族，世上還有許多民族比他們更野蠻。那年中亞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大舉西征，哥德人首當其衝，黑海、烏克蘭一帶根據地相繼失陷。不少難民流離南移，擠在多瑙河北岸，糧食短缺，哀鴻遍野。一般而言，羅馬軍隊對於徘徊邊界的外族，是不會手下留情的；多瑙河除了冬季結冰，平時河寬一里，想偷渡的就算沒溺死，也會被羅馬兵斬死。然而沒有皇帝的指示，軍隊終究不敢擅自大開殺戒。

不過那時瓦倫斯不在君士坦丁堡，而是在東方與波斯的薩珊王朝交戰。哥德人特地請人到土耳其的前線遊說皇帝，希望能讓族人遷到多瑙河以南發展。瓦倫斯一收到消息，竟真的下令，要大臣設定喬遷地區讓哥德人移居，而且在搬遷準備期間，軍隊會先建難民營，每日供應哥德人糧食一份。說得好聽，其實瓦倫斯主要是想用‘安撫’的方式讓哥德人歸順，順便選取青壯的哥德人開墾沒人要的土地，改善經濟，充實軍伍。換言之，皇帝一開始就沒安好心，打算只收留有用的人口，剩下的老弱婦孺就拋棄在多瑙河北岸。

追根究底，瓦倫斯會這麼做，還是因為他在民間風評很差。君士坦丁以來幾乎代代皇帝都是基督徒，但是瓦倫斯對宗教太狂熱，而且是那種太在意一己私忿的狂熱。許多他看不順眼的主教都被他貶謫流放，有些還引起民眾群體抗議。他常常不假思索地發號施令，但卻很少考慮到‘牽一髮動全身’的後果——這次的‘仁政’也一樣。

貪美名者，終要被名所毀。因為多瑙河以北的情況，從一開始就急速惡化：難民營擁擠不堪，衛生條件糟得可怕，而軍隊供給的糧食根本不夠這群難民吃。

難道一個羅馬帝國連慈善工作都做不來？倒也不是。皇帝下令賑災，真正被救濟的卻不是難民。說穿了，鎮守多瑙河的將領，根本無意把這群難民遷入內地；別人的災難，正是他們賺暴利的良機。貪污在羅馬軍隊早就屢見不鮮，軍方與糧商的‘協定’一向是發橫財的不二法門，每個人自然把詐騙計劃拖得越久越好。假若糧食短缺，飢餓的人只好賄賂士兵；而本來要免費發給難民的食物，在黑市反而會賣得更高價。

當然，這種違法亂紀、公然欺詐的行徑，終會管不住；將領們撈錢多了，既怕被朝臣上奏彈劾，更怕難民暴動，總得趕快草草預備難民喬遷地。多瑙河沿岸的守備軍，全部被調來控制移居的哥德人，避免生事；反正難民營剩下的只有殘疾傷病者，成不了氣候；而且哥德人這時有求於己，多瑙河岸不防守也沒關係。不過羅馬帝國境內的人民，看到這浩浩蕩蕩的外族人穿越自己田地，總難以放心。哥德人早已經對羅馬軍隊傲慢貪婪的態度沒好感，現在要步行幾週到目的地，又是一批士兵鞍不離馬，甲不離身地監視他們行動，也是心裡有氣；不過只能自我安慰，到新的地方總會比較好過吧！

十幾天後，羅馬前鋒已經見到一座城。對哥德人而言，這已經是他們見過最都市化的地方，坐落青蔥的山谷，林地廣大，土壤又肥沃，他們當然以為這就是羅馬帝國給他們準備的喬遷地區。何況走這麼久，早就累了，大家只希望能在城裡露宿，能獲得軍隊承諾已久的糧食。然而事實根本不是如此，城不是要給人的，裡面什麼也沒預備；城主只想叫這些哥德人繼續上路，居民更是緊閉城門，希望這群蠻子趕快滾。失望的哥德人掏出身邊僅存的物品，想換取糧食給家人吃，城民卻始終不肯。結果雙方衝突爆發，士兵上前調停。大家本來就擔心難民與守衛不成比例，現在最壞的噩夢終於發生：哥德人被逼得狗急跳牆、困獸反噬，這時他們不止殺了士兵，搶了武器裝備，更放手擄掠這座禁止通行的城，裡面城民無一倖免。不過一座城還不夠他們發洩；怒氣沖天的哥德人又奪了馬匹，將附近所有農村全部搶盡、屠盡、燒盡。有了馬，他們也立刻星夜趕回多瑙河以北，把這一切‘侮辱’傳給自己同胞知道，免得族人再被矇騙。最後在部族酋長率領之下，大批哥德人造筏渡過多瑙河，準備向羅馬討回公道。

出了這麼大的糗，羅馬駐守多瑙河的將領卻遲遲沒有報告皇帝——瓦倫斯居然一年多後才知道事態嚴重。怎麼回事？官場的定理是欺上瞞下；想升遷的人絕不會做傻事，自曝其醜。身為將領的，寧可向皇帝通報難民問題已經解決，絕不願及時向皇帝求增援救兵。何況羅馬一向常勝不敗，即使現在局勢危急，他們仍極度自信，還在平原佈陣，準備殺幾個蠻子頭目邀功。要從多瑙河南岸徵兵兩三萬人並不難，但是這裡距離君士坦丁堡已經不到三百里，皇帝又正與波斯人交戰；一旦調兵對抗哥德人，首都的防守怎麼辦？最後能調動的部隊或許只有五千。不過這五千人至少是訓練過的士兵，甲胄、刀劍、槍矛也比較齊全；相比之下哥德人數量逾萬，真正戰士卻不多，手上頂多只有一隻長槍，一面木盾，連短劍也是首領才有的奢侈品。

乍看之下，羅馬勝算還是很大；尤其難民暴動才剛開始，大多數哥德人對羅馬軍仍然心存恐懼，士氣不堅。那為什麼反而是羅馬輸了？原因不外乎太久沒用陣仗，居然不堪一擊，破綻百出。幾百年來銅牆鐵壁般的邊界鎮守，使得羅馬人沒有機會‘練兵’，只有追殺流寇的經驗而已。等到哥德人正面衝擊，羅馬兵才知道自己防守太脆弱了。何況‘野蠻’並不等於‘有勇無謀’，哥德人的總司令還很懂得戰略，第一次成功或許是僥倖，但之後接二連三的勝利，絕非偶然。每一次獲勝，哥德人得到的物資軍備就更多，也更勤加練習。

至於羅馬這邊，既沒有向人道歉的肚量，又不懂得以德服人；這種有錯難改的態度，不幸卻成了羅馬的絆腳石。當時羅馬帝國的軍隊已經有些是哥德民族的傭兵，其中還有兩個酋長在哈德良堡(Arianople)附近守城；這時皇帝瓦倫斯得到消息，為了怕他們被自己同胞招攬，立刻命令全部傭兵到敘利亞報到。傭兵本來就效忠出錢的人，也無意反抗羅馬帝國的指令；然而這時所有羅馬人聽說有多瑙河之變，竟如驚弓之鳥，恨不得趕快把哥德人趕走。哈德良堡的總督甚至發武器給城裡人民‘自衛’。

蘇洵的《辨奸論》寫過：“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也是一樣，從徵兆就可推知會發生什麼事。民眾的不信任，演變成丟石頭，再變成亂射箭。本來不是要造反的傭兵也被惹火了：我們為你們羅馬人賣命打仗守城，換來的是這樣的感謝麼？那天許多老百姓慘死街頭，兩隊傭兵也參與暴動，再加上被賣到周遭的奴隸聯合響應，哥德人聲勢已經浩大得讓君士坦丁堡深受壓力。

瓦倫斯這時後悔太遲了，不吃羊肉空惹一身膻，‘仁政’沒達到，反而讓自己心急火燎；與波斯的對抗只好作罷，改去討伐哥德人。接下來幾場消耗戰，雙方都損失慘重；但是哥德人曾經飽受飢餓勞頓，現在又公然造反，沒有回頭餘地了，所以這時反而倔強不怕死。羅馬軍隊則剛好相反，養尊處優慣了，被派到帝國邊界已經心不甘情不願，何況軍隊中不少是英、法、西班牙、北非的男丁，從軍只是職業，要為羅馬送命倒也沒必要；再加上剛開戰就折損三分之一的士卒，竟還無法擊敗對手，頓時帝國氣焰大減，逃兵越來越多。羅馬的將軍們仍不肯改變策略，還以為冬天到了，哥德人在冰雪中自然要解散；可是，既然哥德人所向披靡，擄掠不停，其他的蠻族知道了又會怎麼做？

沒錯，東歐幾個重要的蠻族，全部來和哥德人合作，一齊搶劫羅馬帝國。此所謂‘有財大家發’。

公元378年，整個帝國東方陷入空前的危機，沒有人知道要如何擺脫動亂。皇帝瓦倫斯本來就不受群眾愛戴，這時更是被萬民唾棄。為了先安定民心，他派了最精銳的隊伍，連續幾回‘夜襲’成功之後，再由瓦倫斯親自率軍做最後的攻擊。如此一來，萬軍之戰，功勞盡歸一人。為了誇耀，皇帝幾乎把可用的士兵全部搬上戲台，還特地犒賞大軍，讓氣氛炒得更激昂。不過戰爭可不是兒戲；哥德人的總司令早已故佈疑陣，不直接挑戰羅馬，反用小隊讓瓦倫斯輕敵，主力其實正繞道等著羅馬大軍自投羅網。結果在進退兩難的坡道上，皇帝中伏，其他人抵擋箭雨尚且無暇，更別提救援了。有的將領早就與皇帝不合，這時竟帶部隊先行退去。據說那天，瓦倫斯在親兵和太監掩護下改裝逃走，到一間農舍避難，蠻人來搜時本來可以躲過一劫；但是偏偏親衛中有人從屋頂上誤向哥德人射箭，哥德人當然二話不說就焚燒了農舍，結果連同皇帝都一齊被燒死。

羅馬人是很迷信的。不少人認為瓦倫斯的死，是因為他藐視主教，被神懲罰，所以繼位的皇帝為了顯示自己敬虔，立刻宣布以天主教為國教。實際上整段悲劇幾乎與宗教無關，頂多只能怪瓦倫斯自己固執，追慕虛名。

之後幾年，哥德人建立自己的國度，把羅馬帝國切成東西兩塊，陸地上已無法相通。而這段期間，蠻族仍不斷滋擾巴爾幹半島。但是君士坦丁堡至少把外牆守得密不透風，到最後入侵的人得不到好處，乾脆把目標指向西羅馬。。。

遷都：新人笑，舊人哭

（圖：柏林）

要敘述基督教的歷史，肯定會談到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畢竟他是第一位信基督教的羅馬皇帝，也是第一位藉政治名義改變基督教的皇帝。是好是壞，我們先不討論。除了基督教之外，君士坦丁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設立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日伊斯坦堡İstanbul)，亦即後來東羅馬帝國的首都。

其實歷朝皇帝都會建立新興都市，一方面，喜新厭舊是人之常情；二方面，皇帝若想留名青史，城市遠比書卷廣為人知；三方面，新建城市也可以促進地方繁榮，增強控制。但是君士坦丁堡的意義，與一般政府花錢造鎮不同：皇帝在位期間，表面上還是以羅馬為重心，實際上政府機能已經逐步轉往東方的新城市，後來更公然‘遷都’。君士坦丁本人出生在東歐（今日塞爾維亞境內），羅馬對他而言不過是個政治舞台；遷都往東，自也不算忘本。不過既然君士坦丁放棄了羅馬，選擇了帝國東部，上行下效，大家自然跟著‘良禽擇木而棲’。而他做了這個抉擇後，帝國西部也在一個世紀內徹底瓦解。

單從這角度來看，君士坦丁堡的建立，無疑是在加速羅馬城的衰亡。

究竟君士坦丁在做什麼？假若他只憑一時喜好而搬遷，難道他是不諳世事的阿斗之輩？假若這是一時錯誤決策，豈不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假若他是有意推波助瀾，那不更是主動送葬羅馬的未來？我個人總認為，政治人物都不單純，是非善惡難下定論。即使當時決策會留下後遺症，至少東羅馬帝國還能因君士坦丁堡的存在，而繼續維持一千年的偏安局勢。或許這不是君士坦丁預期的結果，但總得算他一份功勞。當然，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問：假若君士坦丁沒有遷都，羅馬存活的機會有多大？之前提過：

• 天時：這時西歐的氣候逐漸寒冷，接下來幾世紀更是荒時暴月、食不充飢；倒是希臘半島、近東地區恢復正常農作，六畜興旺。羅馬向來就倚賴埃及與黑海一帶進口的糧穀維生，現在有利的條件都握在帝國東半部，這種局面能撐多久？
• 地利：羅馬從共和開始，已有一千年發展，皇帝們興修羅馬城是天經地義的事。不過盛極則衰，水利建設不敷使用，石砌街道維修昂貴，車馬街販同擠狹隘市集，卻難以拆除改建。越久遠的城市，麻煩越多；古代的遷都，除了戰亂或政權交替的緣故，多少都因為舊都已失去城市功能。
• 人和：羅馬等候政府救濟的人口太多；到第三世紀末，連皇帝也已經無法駕馭這群‘貧民’。至於皇戚貴族、政府官僚、豪門縉紳，大家只會相互爭奪名譽權益，百般扼制任何改革方針，更讓羅馬變得不可救藥。

何況除了天時地利人和的三方面問題，君士坦丁還要為另外兩件事傷腦筋：政黨威脅和通貨膨脹。

第三世紀的羅馬帝國早已多次出現行刺篡位的慘劇。繼公元69年的四帝之年，公元193年居然同時有五個皇帝，公元238年甚至同時有六個皇帝。從238年之後，皇位爭奪戰進入白熱化的新時期，因為那年的羅馬皇帝，是史上第一個既非貴族，也不是中層階級，而是濫用軍權干政，最後穿上紫袍的人。先例既開，就有更多軍人想踴躍登基，之後五十年總共有12任皇帝，個個免不了兇殺血腥。到了公元284年，新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上台，總算暫時中止了這段官場鬥爭。戴克里先這時已經領悟到，一個羅馬皇帝繼承的權柄，根本不足以管轄這廣大的帝國；何況文者不能武，武者不能文，要攬權，就無法分身對抗外敵。所以他乾脆立自己心腹為‘共任皇帝’，再加兩位統帥，總共是四位皇帝共管天下。這有點像今日的副總統分擔責任，差別是連皇帝也有任期，時間到就換兩位統帥接班，以免造成貪婪腐敗的現象。

表面上看來這制度可圈可點，但是實際上利害關係最嚴重的，正是兩位統帥。戴克里先當時的統帥，一個坐鎮土耳其，一個則盤踞意大利北部（他便是君士坦丁的父親）。兩人尚未接任皇帝，就已經積極提拔自己人做將領；為了互示友好，君士坦丁還曾被當作人質交換。然而離鄉背井到土耳其的他，卻在軍事方面表現出色，無論在多瑙河、敘利亞、兩河流域都有卓越的戰績，連皇帝戴克里先也對他青眼有加。

不過就在君士坦丁身為人質的這段期間，皇帝戴克里先發動了最殘酷的基督教殲滅運動。

* * * * *

公元303年初，戴克里先獲得神廟中的阿波羅神諭，開始大肆屠殺基督徒。當時土耳其地帶有剛完工不久的大教堂，被焚毀一空，經文卷籍全部付諸火海。然而逼迫的背後卻有更重要的原因：當時所有教堂的財金全部被沒收充公，許多基督徒的家產也蕩然無存。對照羅馬帝國的貨幣，公元三世紀的金幣銀幣是越鑄越爛，參雜其他金屬也越多，所以越晚期的貨幣保存得越差。但是等到戴克里先的貨幣改制，又突然出現相當不錯的貨幣，這當然不是挖掘到新的礦脈，而是搜刮了部分民間的財物，然後趁機調整貨幣，遏止之前的‘劣幣逐良幣’現象。類似這樣的‘宗教逼迫’在歷史上倒不罕見：後來的十字軍東征，很多是藉機征討某些‘異端’教會群體（還有猶太人）；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黨也是迫害猶太人之後，才得到相當的資金為自己加強軍備。換言之，要殺人搶錢，也可以名正言順，甚至讓半個國家都一齊‘勇往值錢’。

可是到公元304年底，戴克里先突然身體不適，次年就提早讓位給統帥。當時有政治輿論、民間傳言，說是他被神懲罰；羅馬人敬畏神，相信天譴的人自然很多。新的統帥上寶座，立刻停止逼迫屠殺的事，還特頒公文，宣告所有宗教都合法。君士坦丁的父親身為‘共任皇帝’，這次卻被政敵搶先一步；而且戴克里先下台之前，早知道兩人嫌隙，便故意擺他們一道，另外起用兩個統帥，讓原先各自培植勢力的兩黨無法正面衝突。不過父親既然當上皇帝，君士坦丁總算被調任英國處理軍務，不必繼續在東方當人質。

不幸的是，第二年君士坦丁的父親就因病過世；臨死前堅持要兒子直接繼承他的皇位，免得其他統帥先聲奪人，自己黨羽全被換掉。那時在他統轄之下的英法地區都願意為君士坦丁效命，西班牙舉棋不定，意大利則尚未臣服。長年寄人籬下，君士坦丁倒磨練出不同凡響的應變能力。他立刻叫人為自己畫肖像，像中卻是穿紫袍戴桂冠；使者送給政敵時還聲稱，是君士坦丁手下軍隊‘強迫’他穿的。言下之意：我有足夠的軍隊撐腰，你們敢不把我放在眼裡？政敵見到，氣得當場燒了肖像，但是這時不能意氣用事，最後大家妥協，讓君士坦丁退一步，不當皇帝當統帥，算是暫時認同他。

能在政權上分一杯羹，已經是很好的開始。那年有蠻族想趁亂偷襲，反而被君士坦丁擊敗，從此帝國西北對這統帥口服心服。這段期間，他在法德交界的各城邑鼓勵基督教發展，甚至把以前強奪的財產都還給教會。他的政敵本來宣布基督教合法，後來仍是出爾反爾地迫害；相比之下，君士坦丁雖然還沒信基督教，他的‘仁政’至少讓許多教會信徒放心得多。

接下來君士坦丁逐步掃除政治對手，尤其讓其他各派勢力相互批鬥，自己則置身意大利政局外，最後再來漁翁得利。公元310年，東方的皇帝駕崩，四帝共治的規矩也名存實亡了。東部的兩派政黨互相殘殺，西部則是另一黨人馬與君士坦丁在意大利米蘭(Milan)附近開戰。不過內戰一開始，羅馬立刻徵稅加倍，貿易頓減，意大利本土幾乎不攻自破。一次戰役，君士坦丁面對的是自己兩倍的敵人，情況並不樂觀，但是他先用‘以慢打快’的戰術，讓急進的對手惹人民抱怨，然後雙方開戰時，君士坦丁居然用特殊的旗幟為記——記載說他夢到異象，神對他說，要以這標誌獲勝(In hoc signo vinces)，後代藝術家因此描繪‘十架旗開得勝’的景象；實際上那時君士坦丁用的是XP標誌。但是這旗幟一上戰場，真的讓君士坦丁無堅不摧；他的對手戰敗逃走時，淹死河裡。公元312年十月，君士坦丁佔領羅馬城，不久就命人在使徒殉道處建教堂（今日的聖彼得、聖保羅大教堂）。之後十多年，他還會以‘任何人都不可逼迫基督教’為理由，徹底消滅其他皇帝統帥，重新統一羅馬帝國。

一個人的行為，動機何在？是出於宗教的虔誠，還是政治的利益？君士坦丁信教時已經四十歲，但是他並沒有放棄以往的羅馬宗教，身為皇帝的他還是到各廟各壇獻祭。他提拔基督徒任官職，但是仍以平等為前提，所有宗教的聖職人員都不必納稅。他退還從基督教搜刮來的財產，卻又針對其他看不順眼的宗教團體勒索搶錢，平衡國庫。君士坦丁本人還有很強的控制慾，經常用皇帝的頭銜干涉宗教：公元321年，他強迫基督教與非基督教都要一同舉行‘太陽日’，從此以後基督教中多了12月25日為‘耶誕節’。今日天主教不在逾越節辦聖餐，頂多只在復活節剝餅飲杯，也是當時君士坦丁決定的。在他引導之下，希臘羅馬的眾神，逐一被同化成‘主保聖人’（Patron Saint，某位聖徒特別保佑某種人）的奇怪傳統。他還主動舉辦多次教義討論會，包括公元325年著名的尼西亞會議，更親自裁決誰是正教，誰是異端。政治與宗教的牽連，大概以君士坦丁為最。

只是，他對宗教大發熱心，並不代表其他政治經濟的問題就可以不必解決。當時戴克里先設立四帝共治，不正因為一個皇帝無法管轄全帝國麼？現在輪到君士坦丁恢復獨裁，又如何應付問題？他的答案是：不該解決的問題，根本就不值得解決。這並不是拿帝國的命運開玩笑，更不是避重就輕的姑息態度。老子說過：“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如果龐大的帝國是難以維持的狀態，一個皇帝再怎麼案牘勞形，也於事無補。與其撐到最後照樣心死黃河邊，君士坦丁寧可只要殘缺的版圖，足以安邦定國。

至於要哪部分，自然是富有的一半。

更正確地說，當時爭權獲勝的不論是誰，都會得到相同的結論。之前軍人干政時期，很多皇帝根本‘直把杭州當汴州’，從未踏入羅馬一步；君士坦丁的政敵會以帝國東方為本營，就是因為這裡比羅馬值得開發。Max Weber《作為職業的政治》中寫道：“對政治家來說，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這三項資質是非常重要的。”倘若君士坦丁不取東方，反而被人捷足先登，最後一樣會懊悔莫及。

經濟繁榮的時期，人會有拓荒精神，願意挑戰未知的事物，就算羅馬西北的英法地區出產不豐，土壤與地中海有異，還是值得投資，值得慢慢改良適合種植的品種。但是帝國通貨膨脹後，失敗的風險變高了，人寧可往物產豐饒的地方去，短期投資比較有利；更好的是在新的貿易路線上開發據點，左右逢源。大西洋邊的土地，尚必須廣種薄收，要獲得報酬太長期，物競天擇之下自然變得蕭條；歐亞交界的君士坦丁堡則掌握了多瑙河、黑海、地中海的貨船運輸，海峽最南端的關卡還被稱為‘金角灣’，繁華可想而知。戴克里先雖然設法改善帝國經濟，但是除了新貨幣之外並沒有實際成效；他推行的價格控制反而導致貨物短缺，黑市氾濫，結果通貨膨脹、經濟危機益發嚴重。到了君士坦丁時期，羅馬的貧富差距已經過分懸殊，暴動迭起，不法事件與日俱增；公元328年，他正式設立君士坦丁為新都，把‘朽木不可雕’的羅馬城拋在腦後。

也許，並不是君士坦丁放棄羅馬，而是歷史的演變把羅馬遺忘了。不過歷史終究是由他的手改寫，一切後果也只能算在他頭上。算不算其實也沒差，畢竟君士坦丁無暇分心；遷都沒多久，多瑙河北岸竟又出現另一支強悍的蠻族——哥德人（Goths)。

野獸來了。

潮流：入境隨俗

今天，十架是基督教的不二象徵；其實在公元三世紀之前，基督徒並不用十架為標誌，只有逼迫他們的人才會把十架劃在他們牆上，像是要咒詛他們去死。那時代的信徒真正用的，往往是‘XP’標誌（希臘文‘基督’ΧΡΙΣΤΟΣ的頭兩個字母），從英國到北非沙漠邊緣的遺跡，甚至早期信徒的石棺上都可看見。十架會被普及化，還要到基督教被承認合法以後才有可能。不只十架，很多人一說到天主教，就會直接聯想到教皇、聖母瑪利亞、眾聖徒、三一神觀等等；然而這些都是當時羅馬基督教界沒有的。

那麼這些觀念傳統，究竟何時出現，它們又出自何處？

第一世紀使徒們去世之後，各地教會仍然有長職負責，較大的基督教區還有宗主（Patriarch，或譯為牧首），但是由於教會分佈甚廣，相互之間聯絡仍有困難。第二世紀的教會領導人也留下許多書信作品，以後被整理成為‘教父作品’。比起保羅書信，這時候的著作缺乏勸慰全教會的整體性，畢竟他們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會被流傳下來，寫得自然不是很有系統，只因應當時需要而提筆。有的是信徒行為手冊，有的是殉道記；雖然也有些是為了辯護基督教教義而寫，但是內容已有點駁而不純，後來也沒有被列入正典。較有名的是革利免（Clement of Rome）寫給哥林多教會，委婉責備他們黨派紛爭，甚至年輕一輩驅逐長老等問題。負責羅馬教會的革利免，自也清楚羅馬對‘秩序’的重視，所以他主張神所造的宇宙是最有秩序，因此基督教也應依照秩序，不得混亂。

這種看法對教會影響很深遠。羅馬的法官兼作家Pliny the Younger曾對皇帝提過，基督徒過的生活既和平又道德，值得全羅馬作為典範；當代著名醫學家Galen從162年到羅馬行醫，也指出基督徒的生活有紀律、懂節制、道德崇高，比起一般人暴飲暴食、放縱情慾而染上疾病的要少。坦白說，基督徒屢次被無辜犧牲，給城裡暴民做精神上的宣洩，實在令人義憤填膺。但是他們卻沒有自暴自棄，跟暴民一齊威脅羅馬的秩序，也沒有像猶太人一般，死纏不休地挑戰羅馬政府。借用耶穌的登山寶訓：“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謙遜忍耐的基督徒，行為上無可指責，這些優點連不信的人都觀察得到，反而比政府的惡意污衊來得有說服力。

何況教會能後來居上，勝過異教，並不是因為基督徒不怕死。當時曾有皇帝嘲笑說：“既然這群人視死如歸，那我們又何必手下留情？”言下之意，敢死，固然精神可嘉，卻還不值得讓人尊敬。二十世紀的歷史家Will Durant認為，基督教能獲勝，是因為它的教義，比傳統希臘羅馬眾神，甚至異族崇拜，都要進步得多。羅馬宗教紛雜，神明的旨意卻難以測度；基督教則不一樣：神到世上是為了救人，更教導人要放眼在永生。正因為這個外來宗教對人生的解釋更有說服力，也更能補足人類的需要，所以雖然逼迫不斷，民眾還是願意相信。

然而羅馬的基督徒，並不代表整個基督教界。儘管革利免好言相勸，儘管羅馬的基督徒潔身自愛，那時基督教的重心根本不在羅馬。

* * * * *

最早使用‘教皇’尊稱的，是埃及的亞歷山大教會。最早寫三一神觀的，是敘利亞的安提阿教會，後來被北非迦太基教會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發揚光大。而最早的聖母瑪利亞則是源自於帝國當時的艾西斯崇拜（Cult of Isis）。

艾西斯是古埃及的女神；根據傳說，她丈夫被殺害，是她設法讓丈夫復活，而後來她兒子又為父報仇，順理成章當上古埃及第一任法老。幾千年的傳說演變之下，艾西斯成為眾神之母，既掌管死亡又兼生育之神，連同守護孩童，更以皇后身份母儀天下。亞歷山大未到尼羅河之前，整個上埃及幾乎都是艾西斯的信徒，至今殿宇仍在。自從希臘的托勒密王朝統治埃及之後，艾西斯崇拜也輾轉流入希臘羅馬社會，尤其在羅馬帝國時代特別興旺，大小城鎮都香火鼎盛。很特殊的是：艾西斯的崇拜幾乎吸收了以往所有女性神祗的特質，變得比男性神祗還偉大。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希臘羅馬社會中，這是很特異的現象。或許人已經厭倦了之前過度陽剛的宗教，才希望尋找不同的信仰思考方向，尤其在希臘文化褪色之後，艾西斯更代表了一種母親對子女的關愛，從搖籃到墳墓的安詳幸福。縱算這個外來宗教沒有廣為傳揚，信徒仍是蜂擁而至。

當然，艾西斯崇拜只滿足了當時人心的一部分需求；另一部分卻是由基督教補足了。我們不難理解：與其只幸福地活到死，何不再加死後上天堂？平心而論，當時兩種外來宗教倒有許多雷同之處，就是不分貴賤，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與神建立一對一關係，也因此在下層社會中特別普遍。艾西斯是保衛女性的代表，而耶穌幫助婦女的例子也不勝枚舉。其他希臘羅馬的傳統信仰、外族異教，卻不特別重視女性。這可能與當代社會性別比例有關：據估計，公元200年左右，羅馬城裡男女比例大約131：100；距離首都較遠的地區，甚至有140：100的嚴重現象。殺嬰的現象在羅馬帝國並不罕見；希臘出土的族譜文獻顯示，六百個家庭中，只有六戶養超過一個女兒。既然比例如此懸殊，到某個程度社會也會變得畸形。羅馬的記錄，10%女孩十一歲之前結婚，44%女孩十四歲之前出嫁。雖然早婚在古代社會很常見，但早到某種程度，並非女性之福，根本像商品被出價高的人買走，而由於生理方面尚未發育完全，還有很多女孩死於產事。可是在基督教家庭中只有20%女孩十四歲之前出嫁，甚至有將近一半的女孩十八歲之後才出嫁；新約聖經更有許多婦女擔任教會執事，女性在教會中的地位比起在社會上高得多。艾西斯的信徒也是一樣，充分讓女性提高社會地位。有學者認為，不論是艾西斯崇拜或是基督教，都是因為虔誠婦女而傳入上流社會。

但是相似處只到此為止了。基督教有許多艾西斯崇拜缺乏的，不過它畢竟沒有女性神祗作為代言人。有心之人自然會想，何不截長補短，讓‘聖母瑪利亞’取而代之？福音書中的家譜已經提到，瑪利亞也是大衛皇室的後裔，加上她童女生下耶穌，身份格外不同。然而新約聖經可沒說要敬拜耶穌的母親。公元二世紀末的教會，為了要把瑪利亞‘升格’神性化，居然出現‘皇后’、‘眾聖徒之母’、‘耶穌與世人間的中保’、‘聖母升天’等教義，加油添醋、畫蛇添足太多了。信徒把一切美德都歸諸於瑪利亞，更有人根據亞當夏娃的傳統，硬是稱瑪利亞為‘新的夏娃’，還有人編寫‘瑪利亞傳’，真是越扯越遠。考古學家所發現西元前的艾西斯懷抱兒子的雕像，和後來的聖母抱子像沒兩樣。到西元四世紀，聖母瑪利亞的崇拜已經根深蒂固，再也剷除不掉了。

這種改變，是初世紀信徒們始料不及的。入境隨俗，本來就利弊參半；基督教固然可以汲取羅馬文化的優點，卻也容易近墨者黑，甚至誤入歧途。諷刺的是，教會對聖母瑪利亞的敬拜，並沒有讓男女平等的觀念普及，卻有許多神父斷章取義地要求女人絕對服從男人。歐洲從十二世紀起，甚至有年輕女孩被冠以‘女巫’名義獵殺。如此看來，反倒是沒有敬拜瑪利亞的初期教會，比較重視婦女信徒。

改變，不一定有意義；可是人往往在良久之後，還繼續為無意義的改變編造理由。

三一神觀的演變也是如此。當時福音書中有片段敘述，卻還沒有‘父、子、聖靈’的稱呼；一般教會也不在乎，反正信耶穌得救就很夠了。但是這在學術發達的希臘一帶卻引起糾紛，尤其排斥基督教的評論家，總喜歡挑出經卷裡的蛛絲馬跡來考倒基督徒：“你們不是只相信一位神麼？為什麼寫的一套，講的一套？那不是自相矛盾了？”面對質難，教會裡的知識份子自然要努力澄清，證明信仰有理。只是著述多，抄襲的也多，真正有條理的文章倒很少。何況有許多事，越解釋越複雜；不信的人沒興趣聽，信徒反而越聽越糊塗。更糟的是，仍然有信徒要打破沙鍋繼續追問：假若耶穌是被生下來的，那麼出生之前存不存在？假若耶穌和天父一樣是自古就存在，那他怎麼能算是被造？假若三個位格都相等，但是三個都彼此分開，那怎麼能算是只有一位神？到最後連神學家都說：我們不是神，自然無法全部了解其中的奧秘。這等於是沒解釋，浪費唇舌又死不認賬。

除了神觀，教會裡的知識份子也喜歡探討猶太教裡的‘屬靈意義’，既可與猶太人劃清界線，又暗示自己比猶太人懂得多。教父作品中有不少是在字面意義之外大做文章，另外尋找第二、三層的意義，還認為這些引申意義比字面、歷史、倫理的本來意義更重要更經典。新約聖經的希伯來書已經有這現象，二世紀的教會文學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比方猶太人不吃豬肉，他們就解釋是不可活得像豬一樣；猶太人不吃兔子，他們就解釋是不可性關係氾濫。這種‘屬靈’的啟示，實在牽強得讓人不敢領教。猶太教的內容不夠討論，他們還蒐集其他宗教的神話。比方中東傳說的火鳥死而復生，他們就把這傳說當成是預表耶穌復活。講難聽一點，這種無稽‘論文’在今天的學術界都會被淘汰，當時教會卻沾沾自喜地認為是至寶，實在有點敝帚自珍的味道。

同樣地，教皇的制度也是無中生有。早期基督教發展期間，很自然地學到羅馬人對組織結構的重視。其實古今中外一般宗教的發展，都不是很有系統，許多是各祭壇自己訂立敬拜方式，青廟黃廟不往來；基督教卻努力讓各教會的崇拜方式一致，洗禮方式一致，更發行信徒行為手冊給各教會，還為了教義問題開過好幾次會議。說它民主，不如說它很有企管概念；畢竟人總是比較習慣固定的宗教儀式，到任何地方都不陌生。也正因為各地教會有頻繁聯絡，才沒有在逼迫下被各個擊破，反而讓它互通有無、同舟共濟、迅速成長。

然而群龍無首的問題尚未解決。革利免雖然以羅馬教會名義寫信，但他也只以道德為由，並不認為羅馬有權管轄哥林多教會。到了二世紀中葉，亞歷山大的宗主自稱‘教皇’時，其他地方的宗主也不甘示弱，各自開始給自己‘加官進爵’。羅馬的宗主甚至以繼承彼得、保羅兩使徒的名義，宣稱羅馬代代主教都算是教皇。這其實和救恩根本無關，到最後不過是搞政治派系，搞得自己敵友難分。不過比起聖母瑪利亞的崇拜，教皇的設立至少有點功勞。那時教義上的紛爭不少，若沒有權威性人物消釋嫌隙，肯定會在教會裡結怨。羅馬的教皇會成為後來唯一的天主教代表人物，也是因為當時羅馬教會在闡釋教義、止息異端上有不少貢獻，才逐漸被各地教會認同。

不過其他的教皇並沒有認輸，尤其是被指為異端的‘政壇’敗將，豈肯善罷？到基督教合法化之後，反對的聲浪更烈：你這個羅馬的主教算哪根蔥？還不是靠皇帝關係狐假虎威？四世紀的尼西亞會議(Council of Nicaea)後，教會裡僵化的關係終於到了‘圖窮匕首見’的程度。最早脫離的是東方亞述教會（不是後來的希臘東正教），曾傳到波斯、印度、中國等地（唐朝稱之為景教）。接下來埃及亞歷山大的教皇也逐漸與羅馬脫離關係，自己在埃及獨立，甚至慢慢走火入魔，唆使信徒惡性攻擊不信的人。古世界七大奇觀之一，亞歷山大的燈塔，其實是亞歷山大的教皇命令教眾去摧毀的，連同當代最大的亞歷山大圖書館都被焚毀一空，盛極一時的大學學者被殺戮乾淨。只因為一個宗教首腦不容許其他文化的存在，古世界的智慧資產竟要面臨浩劫。至於希臘、土耳其一帶，是由以弗所教會為首，雖然沒用教皇頭銜，但是在神學上向來自認第一，根本不願附庸羅馬之下，屢次在教會會議中與羅馬作對；到了東羅馬帝國時期，君士坦丁堡教會成為重要的政治勢力，宗主們自然也不再聽命於羅馬教皇。後來成立的東正教只以耶穌為領導，並沒有立教皇，而各地方宗主也不像羅馬教皇有權威。

換言之，政治派系到最後還是讓整個基督教界四分五裂；教皇的名義更是分裂的導火線。

基督教既然在羅馬帝國境內生根發芽，肯定會受到羅馬潮流的影響。只是，明明現有的宗教就已經很有吸引力，何必還要去‘隨波逐流’地加入雜亂的教義，戴上虛榮的冠冕，追逐世界的頭銜，到最後自己也變得‘俗不可耐’？明朝學者傅山有四句書法名言：“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可惜懂得這原則的人不多。看似笨拙的，其實卻是最寶貴的；看似亮麗光鮮的，其實卻是把自己塗抹得不倫不類。教會信徒的道德秩序，對某些人來說，遠比不上行銷、論述、政權來得重要，而歷史終究也只記得聖母崇拜、神觀探討、教皇設立等細節。

百代光陰雲煙過，本來面目君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