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rch 17, 2012

遷都:新人笑,舊人哭


(圖:柏林

要敘述基督教的歷史,肯定會談到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畢竟他是第一位信基督教的羅馬皇帝,也是第一位藉政治名義改變基督教的皇帝。是好是壞,我們先不討論。除了基督教之外,君士坦丁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設立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日伊斯坦堡İstanbul),亦即後來東羅馬帝國的首都。

其實歷朝皇帝都會建立新興都市,一方面,喜新厭舊是人之常情;二方面,皇帝若想留名青史,城市遠比書卷廣為人知;三方面,新建城市也可以促進地方繁榮,增強控制。但是君士坦丁堡的意義,與一般政府花錢造鎮不同:皇帝在位期間,表面上還是以羅馬為重心,實際上政府機能已經逐步轉往東方的新城市,後來更公然‘遷都’。君士坦丁本人出生在東歐(今日塞爾維亞境內),羅馬對他而言不過是個政治舞台;遷都往東,自也不算忘本。不過既然君士坦丁放棄了羅馬,選擇了帝國東部,上行下效,大家自然跟著‘良禽擇木而棲’。而他做了這個抉擇後,帝國西部也在一個世紀內徹底瓦解。

單從這角度來看,君士坦丁堡的建立,無疑是在加速羅馬城的衰亡。

究竟君士坦丁在做什麼?假若他只憑一時喜好而搬遷,難道他是不諳世事的阿斗之輩?假若這是一時錯誤決策,豈不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假若他是有意推波助瀾,那不更是主動送葬羅馬的未來?我個人總認為,政治人物都不單純,是非善惡難下定論。即使當時決策會留下後遺症,至少東羅馬帝國還能因君士坦丁堡的存在,而繼續維持一千年的偏安局勢。或許這不是君士坦丁預期的結果,但總得算他一份功勞。當然,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問:假若君士坦丁沒有遷都,羅馬存活的機會有多大?之前提過:
  • 天時:這時西歐的氣候逐漸寒冷,接下來幾世紀更是荒時暴月、食不充飢;倒是希臘半島、近東地區恢復正常農作,六畜興旺。羅馬向來就倚賴埃及與黑海一帶進口的糧穀維生,現在有利的條件都握在帝國東半部,這種局面能撐多久?
  • 地利:羅馬從共和開始,已有一千年發展,皇帝們興修羅馬城是天經地義的事。不過盛極則衰,水利建設不敷使用,石砌街道維修昂貴,車馬街販同擠狹隘市集,卻難以拆除改建。越久遠的城市,麻煩越多;古代的遷都,除了戰亂或政權交替的緣故,多少都因為舊都已失去城市功能。
  • 人和:羅馬等候政府救濟的人口太多;到第三世紀末,連皇帝也已經無法駕馭這群‘貧民’。至於皇戚貴族、政府官僚、豪門縉紳,大家只會相互爭奪名譽權益,百般扼制任何改革方針,更讓羅馬變得不可救藥。
何況除了天時地利人和的三方面問題,君士坦丁還要為另外兩件事傷腦筋:政黨威脅和通貨膨脹

第三世紀的羅馬帝國早已多次出現行刺篡位的慘劇。繼公元69年的四帝之年,公元193年居然同時有五個皇帝,公元238年甚至同時有六個皇帝。從238年之後,皇位爭奪戰進入白熱化的新時期,因為那年的羅馬皇帝,是史上第一個既非貴族,也不是中層階級,而是濫用軍權干政,最後穿上紫袍的人。先例既開,就有更多軍人想踴躍登基,之後五十年總共有12任皇帝,個個免不了兇殺血腥。到了公元284年,新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上台,總算暫時中止了這段官場鬥爭。戴克里先這時已經領悟到,一個羅馬皇帝繼承的權柄,根本不足以管轄這廣大的帝國;何況文者不能武,武者不能文,要攬權,就無法分身對抗外敵。所以他乾脆立自己心腹為‘共任皇帝’,再加兩位統帥,總共是四位皇帝共管天下。這有點像今日的副總統分擔責任,差別是連皇帝也有任期,時間到就換兩位統帥接班,以免造成貪婪腐敗的現象。

表面上看來這制度可圈可點,但是實際上利害關係最嚴重的,正是兩位統帥。戴克里先當時的統帥,一個坐鎮土耳其,一個則盤踞意大利北部(他便是君士坦丁的父親)。兩人尚未接任皇帝,就已經積極提拔自己人做將領;為了互示友好,君士坦丁還曾被當作人質交換。然而離鄉背井到土耳其的他,卻在軍事方面表現出色,無論在多瑙河、敘利亞、兩河流域都有卓越的戰績,連皇帝戴克里先也對他青眼有加。

不過就在君士坦丁身為人質的這段期間,皇帝戴克里先發動了最殘酷的基督教殲滅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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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03年初,戴克里先獲得神廟中的阿波羅神諭,開始大肆屠殺基督徒。當時土耳其地帶有剛完工不久的大教堂,被焚毀一空,經文卷籍全部付諸火海。然而逼迫的背後卻有更重要的原因:當時所有教堂的財金全部被沒收充公,許多基督徒的家產也蕩然無存。對照羅馬帝國的貨幣,公元三世紀的金幣銀幣是越鑄越爛,參雜其他金屬也越多,所以越晚期的貨幣保存得越差。但是等到戴克里先的貨幣改制,又突然出現相當不錯的貨幣,這當然不是挖掘到新的礦脈,而是搜刮了部分民間的財物,然後趁機調整貨幣,遏止之前的‘劣幣逐良幣’現象。類似這樣的‘宗教逼迫’在歷史上倒不罕見:後來的十字軍東征,很多是藉機征討某些‘異端’教會群體(還有猶太人);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黨也是迫害猶太人之後,才得到相當的資金為自己加強軍備。換言之,要殺人搶錢,也可以名正言順,甚至讓半個國家都一齊‘勇往值錢’。

可是到公元304年底,戴克里先突然身體不適,次年就提早讓位給統帥。當時有政治輿論、民間傳言,說是他被神懲罰;羅馬人敬畏神,相信天譴的人自然很多。新的統帥上寶座,立刻停止逼迫屠殺的事,還特頒公文,宣告所有宗教都合法。君士坦丁的父親身為‘共任皇帝’,這次卻被政敵搶先一步;而且戴克里先下台之前,早知道兩人嫌隙,便故意擺他們一道,另外起用兩個統帥,讓原先各自培植勢力的兩黨無法正面衝突。不過父親既然當上皇帝,君士坦丁總算被調任英國處理軍務,不必繼續在東方當人質。

不幸的是,第二年君士坦丁的父親就因病過世;臨死前堅持要兒子直接繼承他的皇位,免得其他統帥先聲奪人,自己黨羽全被換掉。那時在他統轄之下的英法地區都願意為君士坦丁效命,西班牙舉棋不定,意大利則尚未臣服。長年寄人籬下,君士坦丁倒磨練出不同凡響的應變能力。他立刻叫人為自己畫肖像,像中卻是穿紫袍戴桂冠;使者送給政敵時還聲稱,是君士坦丁手下軍隊‘強迫’他穿的。言下之意:我有足夠的軍隊撐腰,你們敢不把我放在眼裡?政敵見到,氣得當場燒了肖像,但是這時不能意氣用事,最後大家妥協,讓君士坦丁退一步,不當皇帝當統帥,算是暫時認同他。

能在政權上分一杯羹,已經是很好的開始。那年有蠻族想趁亂偷襲,反而被君士坦丁擊敗,從此帝國西北對這統帥口服心服。這段期間,他在法德交界的各城邑鼓勵基督教發展,甚至把以前強奪的財產都還給教會。他的政敵本來宣布基督教合法,後來仍是出爾反爾地迫害;相比之下,君士坦丁雖然還沒信基督教,他的‘仁政’至少讓許多教會信徒放心得多。

接下來君士坦丁逐步掃除政治對手,尤其讓其他各派勢力相互批鬥,自己則置身意大利政局外,最後再來漁翁得利。公元310年,東方的皇帝駕崩,四帝共治的規矩也名存實亡了。東部的兩派政黨互相殘殺,西部則是另一黨人馬與君士坦丁在意大利米蘭(Milan)附近開戰。不過內戰一開始,羅馬立刻徵稅加倍,貿易頓減,意大利本土幾乎不攻自破。一次戰役,君士坦丁面對的是自己兩倍的敵人,情況並不樂觀,但是他先用‘以慢打快’的戰術,讓急進的對手惹人民抱怨,然後雙方開戰時,君士坦丁居然用特殊的旗幟為記——記載說他夢到異象,神對他說,要以這標誌獲勝(In hoc signo vinces),後代藝術家因此描繪‘十架旗開得勝’的景象;實際上那時君士坦丁用的是XP標誌。但是這旗幟一上戰場,真的讓君士坦丁無堅不摧;他的對手戰敗逃走時,淹死河裡。公元312年十月,君士坦丁佔領羅馬城,不久就命人在使徒殉道處建教堂(今日的聖彼得聖保羅大教堂)。之後十多年,他還會以‘任何人都不可逼迫基督教’為理由,徹底消滅其他皇帝統帥,重新統一羅馬帝國。

一個人的行為,動機何在?是出於宗教的虔誠,還是政治的利益?君士坦丁信教時已經四十歲,但是他並沒有放棄以往的羅馬宗教,身為皇帝的他還是到各廟各壇獻祭。他提拔基督徒任官職,但是仍以平等為前提,所有宗教的聖職人員都不必納稅。他退還從基督教搜刮來的財產,卻又針對其他看不順眼的宗教團體勒索搶錢,平衡國庫。君士坦丁本人還有很強的控制慾,經常用皇帝的頭銜干涉宗教:公元321年,他強迫基督教與非基督教都要一同舉行‘太陽日’,從此以後基督教中多了12月25日為‘耶誕節’。今日天主教不在逾越節辦聖餐,頂多只在復活節剝餅飲杯,也是當時君士坦丁決定的。在他引導之下,希臘羅馬的眾神,逐一被同化成‘主保聖人’(Patron Saint,某位聖徒特別保佑某種人)的奇怪傳統。他還主動舉辦多次教義討論會,包括公元325年著名的尼西亞會議,更親自裁決誰是正教,誰是異端。政治與宗教的牽連,大概以君士坦丁為最。

只是,他對宗教大發熱心,並不代表其他政治經濟的問題就可以不必解決。當時戴克里先設立四帝共治,不正因為一個皇帝無法管轄全帝國麼?現在輪到君士坦丁恢復獨裁,又如何應付問題?他的答案是:不該解決的問題,根本就不值得解決。這並不是拿帝國的命運開玩笑,更不是避重就輕的姑息態度。老子說過:“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如果龐大的帝國是難以維持的狀態,一個皇帝再怎麼案牘勞形,也於事無補。與其撐到最後照樣心死黃河邊,君士坦丁寧可只要殘缺的版圖,足以安邦定國。

至於要哪部分,自然是富有的一半。

更正確地說,當時爭權獲勝的不論是誰,都會得到相同的結論。之前軍人干政時期,很多皇帝根本‘直把杭州當汴州’,從未踏入羅馬一步;君士坦丁的政敵會以帝國東方為本營,就是因為這裡比羅馬值得開發。Max Weber作為職業的政治》中寫道:“對政治家來說,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這三項資質是非常重要的。”倘若君士坦丁不取東方,反而被人捷足先登,最後一樣會懊悔莫及。

經濟繁榮的時期,人會有拓荒精神,願意挑戰未知的事物,就算羅馬西北的英法地區出產不豐,土壤與地中海有異,還是值得投資,值得慢慢改良適合種植的品種。但是帝國通貨膨脹後,失敗的風險變高了,人寧可往物產豐饒的地方去,短期投資比較有利;更好的是在新的貿易路線上開發據點,左右逢源。大西洋邊的土地,尚必須廣種薄收,要獲得報酬太長期,物競天擇之下自然變得蕭條;歐亞交界的君士坦丁堡則掌握了多瑙河、黑海、地中海的貨船運輸,海峽最南端的關卡還被稱為‘金角灣’,繁華可想而知。戴克里先雖然設法改善帝國經濟,但是除了新貨幣之外並沒有實際成效;他推行的價格控制反而導致貨物短缺,黑市氾濫,結果通貨膨脹、經濟危機益發嚴重。到了君士坦丁時期,羅馬的貧富差距已經過分懸殊,暴動迭起,不法事件與日俱增;公元328年,他正式設立君士坦丁為新都,把‘朽木不可雕’的羅馬城拋在腦後。

也許,並不是君士坦丁放棄羅馬,而是歷史的演變把羅馬遺忘了。不過歷史終究是由他的手改寫,一切後果也只能算在他頭上。算不算其實也沒差,畢竟君士坦丁無暇分心;遷都沒多久,多瑙河北岸竟又出現另一支強悍的蠻族——哥德人(Goths)

野獸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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