熒燭：末日情結

公元999年，整個歐洲陷入一陣歇斯底里。許多人戰戰兢兢地出發到羅馬的聖彼得教堂，等待‘最後的審判’來臨；有的甚至不辭千里前往當時仍是回教佔領的耶路撒冷。追根究底，新約聖經的最後一卷啟示錄，曾提到魔鬼會被捆綁一千年，之後旁經也跟著預言神在一千年會終結世界。羅馬天主教對這說法並不苟同，還盡可能向信徒澄清解釋，這並非神的指示；然而善男信女並沒因此放心，自殺風潮興起，騎士、富紳、佃農，連兒童都相繼往巴勒斯坦出發，有的甚至拋下親友前往聖地。途中餓死、海難、被搶被騙被賣的至少上千。即使沒去聖地的，也盡可能施捨一切周濟窮人；一些信徒更拋棄所有土地財產，希望在天國可得產業。越靠近年尾，恐懼焦慮的情緒就越極端，凡是刮風打雷月暈流星等等天象出現，就有人流淚跪地祈禱，認為是神憤怒的日子快到了。在最緊要關頭12月31日，成千上百的人午夜聚在教堂中點著燭火，到達中東的人則登上耶路撒冷的錫安山，以求親眼目睹耶穌再來。。。

天亮了，什麼也沒發生。人們不死心，又繼續等。一天過去了，還是沒動靜。失望的民眾開始散去。有的捨盡了所有錢財，淪落在異地乞討；有的到家時田地早已荒蕪；還有的在來回途中染上惡疾。結果公元1000年飢荒慘重，瘟疫又滅了數千人；神聖羅馬帝國東側更遭匈牙利人侵襲，可說是禍不單行，悲劇連連。

上面是18世紀史學家William Robertson所描述的第一個千禧年；是否誇大其詞，已難考證。至少跟後代其他瘋狂的行徑相比，人類的心理反應似乎沒什麼改變，只是今日媒體發達，‘狼來了’的訊息聽多了，較不易上當。儘管如此，大部分有宗教信仰的人，多半仍相信末日終有一天會來到；即使對那些大呼末日預言的人反感，自己其實也認為神總有一天會親審世界，多半還會有毀天滅地的災情伴隨而來。

這種看法當然以基督教為首，然而整本聖經，對末日究竟提過多少？之前說過，最古老的猶太教中並沒有審判的觀念，而是與不同文化交流後，後代的猶太教才產生了天堂地獄的看法。儘管如此，舊約聖經有關世界全毀的章節，幾乎都在早期：諾亞方舟時代洪水滅世，亞伯拉罕時代天火滅盡所多瑪，出埃及記神降十災於埃及。但對於末世，猶太人反倒沒什麼‘驚天動地’的見解。以賽亞預言中東各國要遭毀滅，歷史確實應驗，但他也說末後的世界會不再有飢餓、疾病、死亡，戰爭將永遠消失，刀會打成犁頭，槍會打成鐮刀；但以理書異象雖多，卻盡是形容世界變亂，戰爭迭起，倒不曾描述‘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的世界，而最後他還是預言神會從暴政下拯救以色列子民；撒迦利亞說在末日，以色列人要全部歸國，以色列與猶大南北兩國會再次合一；以西結說耶路撒冷的聖殿會再次建造，殘破的城鎮會重新住滿人；其他先知則說不毛之地會變得五穀豐收，全世界會變得幸福和樂，永遠歸向神。這簡直是希臘‘理想國’的先河。我們大可說，猶太教所相信的末日幾乎都帶有建設性，並不包括全人類的毀滅。

那新約聖經呢？耶穌對審判提過不止一次，也警告過將來的災變，但這兩者是否同時發生？福音書沒說，只是排版順序讓人覺得好像如此（何況耶穌說‘那日’，未必是‘末日’。）使徒的書信不斷談到神的公義審判，更敘述到火煉精金，靈體復活，聖徒被提升天等等，就是沒講到末日浩劫；唯一例外的只有啟示錄。

啟示錄是世界大毀滅的最權威性預言，卻也是獨一無二的預言。篇幅有一半是慘重災情，偏偏語焉不詳，讓後代一堆自封的神學家，鑽牛角尖地想算出神所‘啟示’的恐怖慘狀、終極毀滅究竟何時要發生。近代經學家曾由希臘文的遣詞用字推論：約翰福音與書信的作者使徒約翰，和啟示錄的作者約翰，或許並非同一人。使徒約翰寫的文辭粗淺，卻充滿對人的關懷；啟示錄辭藻華麗，倒很難感受到親和力。初期教會對這種毀滅性想法其實也抱半信半疑的態度，多次大公會議所擬的信經都絕口不提末日；啟示錄甚至到公元397年才被羅馬教皇列入正典，其爭議性可想而知。但不管孰是孰非，這種天災人禍的末日觀，畢竟成為基督教兩千年來根深蒂固的思想。

若說猶太教與基督教根源相同，為何末世觀完全相反？一個認為未來會更美好，一個相信未來會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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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山之水，必有其源；參天之木，必有其根。’大約公元前五百年，波斯拜火教就有最早的火燒世界預言。當然，用拜火教的思維來看，是聖火要潔淨世界，光明要戰勝黑暗，這並不帶有慘絕人寰的禍患意思。希臘對各家學說都不排斥，卻未必採納；對這拜火教的奇怪想法也同樣是馬耳東風，聽聽罷了。在希臘文化薰陶下剛發芽的基督教，可能也曾風聞這種預言。但拜火教徒心目中的神聖，對基督徒卻是南橘北枳，意義大不相同。這與其說是會錯意，不如說是‘焚毀世界’的負面意義對人類更有吸引力。即使不談宗教，今日電影、電玩、小說，一樣常用世界性大毀滅為主題，只不過媒介換成彗星隕石、火山海嘯、外星人攻擊、邪神復活、生化危機、機械征服人類、喪屍佔領地球，想像力層出不窮，但真正核心終歸是老生常談的末日論。

怎麼消極性的破壞反而膾炙人口？用粗淺的看法，人對未來本來就有恐懼感，所以一個末日預言對傳教有利，人會比較願意順從教會的帶領。類似今天的媒體宣傳，一個萬劫不復的地球未來，會讓大家減少資源濫用、降低污染、致力環保。雖然有點行銷手段，但只要目的正當，這種危言聳聽的傳播本身倒無所謂好壞。

但是要造成危言聳聽，也要先滿足人類的知性好奇——新聞報導連鎖強烈地震，核子武器的威脅，科學證明的抗藥性細菌，專家分析的人口爆炸問題，電腦模擬的溫室效應等等。理性上站不住腳的末日論，大家只會當成杞人憂天。啟示錄其實是把大家最熟悉不過的‘戰爭、飢荒、瘟疫、死亡’全部列入末日毀滅的過程，只是加強嚴重性，又與數字配合，讓聽眾讀者感覺確實有此可能。這其中也加上了萬事有始有終的觀點：舊約聖經對七日天地創造的形容，與末世審判毀滅重疊，等於是前後呼應；這是很能被希臘邏輯思維接受的理論，也是當代其他宗教比較欠缺的一種哲學。換言之，末日已經超過普遍的賞善罰惡論，而是鋪陳整個世界由生到死的起承轉合。

然而這只是粗淺的看法。信徒對於末日除了驚慌顫慄之外，還有一部分心理補償的因素。用今日末日科幻電影為例，大家都聯想自己是那些‘世界全毀我獨活’的俊男美女英雄人物，絕不會想像自己是來不及被埋葬的路人甲、路人乙。這是潛意識中一種自負：死的都是無關緊要的人，我很重要，我當然會活下來。基督教徒在讀啟示錄時，同樣下意識地認為自己會經歷整段災變，但還是會活到最後，苦盡甘來，穿上聖潔的白衣，親自被神歡迎到天國。更坦白地說，末日觀之中潛藏人類的私心：世界這麼大，我們其實對不認識的人根本毫不在乎，整個世界滅亡了也是他們倒霉；至於平常和我們作對的人，最好在末日都死的淒慘，才顯得神很公義。

初世紀教會有這種補償心態，倒也情有可原。那時教會被逼迫，信徒被關被砍被陷害被焚燒被獅子咬死，假若一樣要到死後神才審判，這種‘挨打不還手’的應對方法有什麼用？神既有能力醫病趕鬼，怎麼不給大家來個‘現世報’，懲罰那些殘暴無道的人？今日我們回顧歷史，知道這些人並非無意義犧牲，但是當時信徒恐怕只認為‘我活在煉獄中’。假若神不替他們伸冤，教會這麼多人豈不都白死了？

同樣是受排擠，猶太教徒倒沒有求神毀滅眾生，因為他們從不懷疑自己是神的選民，自也不需要神再降災證明自己的重要性。對於巴比倫亡猶大、耶路撒冷聖殿毀滅，他們會相信是神懲罰他們信仰不專一；對於希臘軍閥、羅馬帝國的壓迫，他們會自己起義，組織奮銳黨；對於二次亡國，他們會認為是自己選擇的路不對，不值得怨天尤人。人類的歷史幾乎都在追求永生不朽，但是回教是與猶太教拉關係，基督教是把各民族轉化成‘屬靈的以色列人’才能得到神肯定；只有猶太人堅決相信自己的不朽。更重要的是，即使個體死亡，神也也不會讓整個民族消失，所以無論跌倒多少次，仍會繼續存活。

真正自信的人，不需要貶人抬己以求心理平衡。真正自信的人，不需要否定世界以求自我安慰。

猶太人會珍惜世界的知識資產，基督教卻把不合乎‘真理’的古人著作銷毀；猶太人會經商貿易致富，基督教卻努力建修道院與世隔絕；猶太人會問‘人命何價’，基督教卻盼望世界末日速速來臨。平心而論，基督教的根基畢竟沒有猶太教深，也因此患得患失的心情比猶太教徒強烈。公元999年12月31日，教堂擠滿人群，焦慮的等待午夜來臨，還是說明了當時基督徒對千禧末日的驚慌情緒。若說猶太教是一炬烈火，這時的基督教相較之下只算一支熒燭，足以個人照明，卻無法及遠；足以給人心靈寧靜，卻無法進一步帶來社會安定。

羅馬的午夜彌撒過了，鐘聲也預告新年來臨。小老百姓驚慌的心情終於放鬆，開始接受教皇的祝福。表面上一切恢復正常，實際上潛伏的問題才開始浮現。簡單說：許多人原先以為舊世界要過去，新天地要來到，這時‘落差’心境簡直低潮到極點，只是不想表露在別人面前而已。有些‘預言家’尚認為耶穌升天大約是公元30年，所以千年計算還差一點；可惜第二次還是期望落空，大家仍舊面對殘山剩水。這下子不只是專家顏面掃地，連天主教的權威都受否定。

公元1035年，西班牙的基督教國王們打破了幾世紀的宗教均勢，開始襲擊回教地區。公元1054年，希臘東正教與天主教正式分家。公元1075年，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發生敘任權鬥爭。公元1088年，意大利北方波隆納成立今日歐洲最古老的大學（英國牛津1096年成立，法國巴黎大學則要到1160年成立）。公元1098年，傳統修道院一些人士在法國Cîteaux建立新修道院，意味雙方涇渭分明。乍看之下這五件事沒什麼關聯，實際上整個基督教的國度已經開始瓦解：西班牙南征，代表他們做戰不想等教會人士下旨許可；東正教自立門戶，表示他們不再維持‘教會合一’的假象；敘任權糾紛，表示地方不願成為教皇的政治傀儡；大學的成立，表示有識之士不認為教會有授業解惑的本事；新修道院的出現，表示大家‘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沒有天主教的帶領，自己也可以去尋找神。

或者說，沒有天主教的帶領，大家可能還比較不盲目。千年之際，歐洲基督徒相信聖經教導，未必相信天主教的引導；要不是查理曼大帝去幫忙鎮壓意大利局勢，這時候羅馬還有沒有教皇也很難說；偏偏教皇得勢後，仍然不顧本分，反倒在政治上多管閒事。各地教會貪污腐敗的現象更嚴重；五世紀為了避禍而各處設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到後來幾乎都成為貴族的‘政治監獄’，買賣聖職是司空見慣，修道院裡金屋藏嬌的也很尋常。公元十世紀初已經有一次修道院改革，但是不到兩百年，藏污納垢的問題又再次令人心灰意冷。天主教沒有清理門戶，只叫信徒乖乖接受訓誨，乖乖奉獻。到這千禧年，民眾實際上對教會並不支持，只是看在末日份上不想遭天打雷劈；等到末日盼望落空，信心動搖時，安靜的綿羊們終於開始騷動了。

種瓜得瓜，只是收割時間距離播種太久了，教會也從未覺得自己行為不檢，更不認為政策有失。假若吸煙一次就咳得死去活來，有誰會上癮到肺部受損？假若手被火灼傷要兩年才感覺得到，誰會知道要縮手減低傷害？天主教幾百年來奠定歐洲基礎，卻也讓歐洲停駐不前；它把耶穌的恩典帶給野蠻人，卻也使信徒對教會萬念俱灰。更壞的是：它安於現狀，安逸到墮落，連作姦犯科的都可以包容；狼羊同飼的後果，就是教會失去‘出淤泥而不染’的意義。聖職人員與一般人半斤八兩，甚至更污穢，那大家又何必敬重他們？德國古典詩人Friedrich Hölderlin曾寫：“會讓人間變成地獄的原因，正是人類試圖使它變為個人天堂。”

威望失去，天主教沒立刻檢討，反而還設法引開民眾注意力，以為掩人耳目就可以改善問題。公元1095年，在教皇一聲令下，巴勒斯坦流奶與蜜的牧場農場，竟成了戰場墳場。。。

潮鳴:驚濤裂岸

談到世界暖化，許多人都首先想到環境災害。實際上中世紀溫暖時期，物產、經濟、人口都受到環境改變的正面影響；真正負面影響，大概只有北冰洋南下的維京人（Viking）。

有誰不知道維京人呢？在一般媒體渲染下，許多人都相信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海盜，孤傲不群的野蠻人，有膽有識的探險家。北歐和帶北歐血統的人，往往以身為維京人後裔為傲，電影書報不時出現加了兩角為飾的‘維京頭盔’。這些印象都不盡不實，卻也都很片面。維京人是海上的商人，也是陸上的農人牧人。他們曾抵達俄國河川，也曾挑戰大西洋，與阿拉伯國家貿易過，甚至船隻航至君士坦丁堡；然而他們根據地始終不離北歐，連英國都不曾徹底佔領過。他們攻擊力曾讓半個歐洲頭痛，但除了船艦外，他們對軍事武器未曾改進。真正有角的頭盔，在北歐遺跡倒很罕見；大部分屍骸的頭蓋骨和脛骨甚至都有碎裂痕跡，表示一般維京人根本沒有盔甲護腳可戴。公元九到十一世紀的歐洲大陸，經濟環境遠比極北之地要優厚，軍兵的配備也遠超過維京人所能負擔的財力。

儘管如此，歷史還是喜歡稱這期間為‘維京時代’。

史上最早的記錄應該是公元787年，三艘維京船造訪英國南方一小國（當時不列顛尚未統一）；這些大概是小商船，也沒什麼真正值錢的貨品，官方人員卻故意刁難，要他們按貨品繳重稅，結果雙方衝突下英國官員被砍死。這件事當時還未引來歐洲各國的注意。公元793年，英國東岸一間修道院被維京人襲擊，教會財產被搶，百餘僧侶被砍死在教堂中，或是被拋入海裡淹死，甚至被綁為奴隸賣到西班牙的阿拉伯王國。為什麼維京人會偷襲這間修道院？史學家沒有解釋，不過那時整個歐洲都震驚了。查理曼的首席學士是英國人，知悉慘案後還悲憤地說：“從沒見過如此令人髮指的惡行。”這次事件也造就了其後一千多年歐洲對北方野蠻人‘血腥暴力’的不變印象，英國的記載更是對維京人凶悍、貪婪、殘暴、惡狼的形容層出不窮。【注：有人基於此事解釋，維京人的襲擊是宗教報復，因為天主教當時正傳入北歐；但這種看法疑點漏洞太多，不值考慮。】

然而當時法蘭克王國，並不認為維京人是威脅，只曾在德國與丹麥邊界建牆做屏障。或許它尚未預見歷史改變的腳踪，畢竟維京人無論怎樣擴張，終究只在惡劣苦寒之地；既然這群野蠻人不像當年哥德人正面挑戰羅馬帝國，自也不足為患。問題是，法蘭克王國分裂後，歐洲政權一時出現中空狀態，大家自掃門前雪。沒有共同防線，海盜也囂張起來了。何況正面進攻的蠻族會迫使分裂的王國再次合作，海上來去無踪的船隻卻只會讓各國自顧不暇。

這也不能全怪維京人。溫暖時期人口增加，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卻已無法供給人口需求，尤其挪威的冰川峽灣，雖是瑰偉的自然奇觀，卻難以住人。距離瑞典最近的丹麥尚有朱特人（日耳曼的一支，在不列顛群島也佔一席之地），沒有維京人容身之處，所以他們才努力造船出海，尋覓新土地拓荒。大約公元700年他們已經前往設德蘭群島（今日英國最北端領土），800年左右又開墾西北方的法羅群島，之後三個世紀還三次意外發現冰島、格陵蘭、紐芬蘭（加拿大東北）。在一個沒有羅盤的時代，這些相隔數百甚至近千公里的島嶼，幾乎是用生命換來的領土——探險成功，固可以此為業，失敗的，就只有葬身萬頃碧波的份。

難怪維京人會如此拼命，不論是殖民、貿易、擄掠、屠戮。因為生命就是他們最大的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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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的朱特人何時被維京人兼併或取代，不得而知，然而德國丹麥間的牆，最老的部分約公元650年建造，所以一開始應該是法蘭克王國抵擋朱特人用的。等到維京人開始往南方挑戰，朱特人退無可退，不是乘船到英國就是與維京人同化。後來法蘭克王國數度興修的牆，則是為了防禦維京人侵襲，‘不教胡馬度陰山’。可能這段時期歐洲的發展只在陸地上，所以防衛工程也只限於陸地。

換言之，中世紀歐洲對海戰是很陌生的；羅馬能跨海征服英國，法蘭克王國卻只視汪洋為天險。中國明朝的航海家鄭和寫道：“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這種觀念早於他的時代太多，甚至到了清朝鴉片戰爭後，中國才被強迫開放港口。歐洲也是：封建時代的首都都設在陸上交通樞紐，根本不會選擇雅典、羅馬、迦太基、書珊、亞歷山大、君士坦丁堡、巴塞隆納、倫敦這類同時控制海陸兩面的城市。到最後維京人來時只會長吁短嘆。

也可以說，是維京人教歐洲要利用海洋。他們在丹麥的第一個首都，就是面對北海的優良港口，早在公元860年已是北歐最大貿易城市。後來又在北海與波羅的海的關衝設立哥本哈根（Copenhagen，København，今日丹麥首都）為港口。即使北歐與冰島的城市不算，維京人還是很會看風水。公元821年愛爾蘭部分沿海土地被佔，維京人建立的第一個城市就是都柏林（Dublin，今愛爾蘭首都），之後再設立的全是良港，今日皆成為都會區。九世紀維京人佔據英國東部，只是一直攻不下倫敦（因為倫敦附近的封建地主放棄新城鎮，仍以古羅馬碉堡回防）；但是以前古羅馬設立的各補給站，他們都將之發展成重鎮（Leicester, Lincoln, Newcastle, York)，其他凡是名字結尾獨特的（Derby, Rugby, Whitby, Selby, Grimsby)，都是當年維京人建的城邑。法國的諾曼底（Normandy）大約公元886年成為維京殖民地，911年這群人還曾攻陷巴黎，西法蘭克王國不得不簽和平條約，封維京人為諾曼公爵（‘諾曼’就是北方人的意思）；他們的後代在這裡孕育了十一世紀起同時統治英法兩地的諾曼人。若再往東看，維京人比條頓騎士早在波蘭、拉托維亞設立據點。雖然波蘭人另有英雄祖先的傳說，不承認維京歷史，但它第一大港格但斯克（Gdańsk）的名字不折不扣是‘丹麥’的別稱，等於自認與維京人關係菲淺。維京人也比俄國人早到聖彼得堡、摩曼斯克；在伏爾加河商道上建立的一個商鎮市集，十三世紀已是烏拉山西的貿易大城，十五世紀被併入臨近的莫斯科公國。他們還曾在九世紀溯溪南下，攻陷一個叫基輔的小鎮（Kiev，Київ，今烏克蘭首都），然後從這鎮創建第一個斯拉夫王國；當地因他們划船而稱之為‘羅斯人’（Rus），沒想到這名字居然成為‘俄羅斯’（Russia）的起源。

‘海浩渺兮汩洪溶，流蘊蘊兮濤洶洶。’一個民族翻江倒海，改變了不止半個歐洲，絕不是徒有蠻力的人辦得到的。怎麼除了血腥暴力之外，歷史記載得這麼零星？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本質難留。離群定居的，多半不稱自己是維京人。與今日有北歐血統的人相反，當時諾曼人、羅斯人根本不以維京為豪。他們到的新地方，文化都比自己優越，何必還要保留自己鐵器時代的低等文化？這也不是妄自菲薄，只是見賢思齊而已。再者，到各地定居的，多半只有北歐的男丁，與當地女子通婚後，下一代混血就已經與丹麥挪威有距離了，以後子孫恐怕連維京人的古北語都不會用。例外的情形只有冰島、格陵蘭之類的地方；這地方的女子原先都是被維京海盜從英國搶來的，既然無法渡洋回鄉，只能設法接受維京生活。

第二，文字改變。商人當然要講顧客的語言，用顧客的文字，這不必提；不過即使在北歐，維京人一樣受到文化衝擊。北歐的語言源自北日耳曼語，但當其他條頓語系的人開始用拉丁字母時，北歐卻還是用如尼字母。這些文字早在公元二世紀就產生，多半是刀刻在立岩上的‘石鼓文’，也有一些刻在刀斧木片首飾上，卻從沒有羊皮紙草的記載，甚至沒有什麼壁畫塗鴉。真正設法把這些字寫在紙上的，還是十三世紀的基督教學者。為什麼非要用刻的不可？這很可能是一念之差產生的傳統：書寫的字沒有刻畫的字流傳久，但寫的速度總要快多了，記錄的事項也比較大量、瑣碎、日常，文盲比例會下降很多，一般人甚至會因文獻的需要而使用某些文字。可惜維京人沒有這樣的想法。後來基督教傳入北歐，拉丁文字逐步取代了雕刻的字母；結果今日北歐各國用的都是拉丁字母，石刻文字只有專家學者看得懂。這種文化斷層不能怪基督教，畢竟維京人遺跡中也沒多少刻記。

第三，宗教薰陶。文字絕跡或許不是教會所能預料的後果，但維京人的生活終究因基督教而結束。維京人好戰，基督教卻倡導與人和睦；維京人善於搶財寶捉奴隸，基督教卻要他們愛人如己；北歐祭祖的傳統很濃（可跟中國相比），基督教卻說賜福的是神不是祖先。乍看之下，維京人怎麼會信耶穌？然而當時確實雙方共存，很多維京人身上戴兩個項鍊：一個是基督的十架，一個是北歐神話索爾的鐵鎚。英國的維京墳墓上往往兩個記號都刻，雙重保障。這一點天主教傳教士並沒有禁止，何況教皇早已用耶誕節囊括各地傳統，何須在意？十世紀丹麥國王哈拉爾一世（Harald "Bluetooth" Gormsson，Haraldr blátǫnn Gormsson）是首次統一丹麥和挪威南方各部族的君王（今天無線通訊的‘藍牙’技術，就是瑞典人以他為名）。但他受洗成為基督徒，倒讓很多維京人愕然。當時記錄莫衷一是，不過有他為例，之後其他北歐國君信耶穌，輿論就沒那麼激烈了。奧拉夫二世（Olaf II Haraldsson）曾渡海攻英國，後世遂有‘倫敦大橋垮下來’的歌謠；他更在公元1015年宣布基督教成為挪威國教，為此天主教還尊他為‘聖奧拉夫’。這雖如同羅馬君士坦丁‘鞏固政權’的方式，維京人倒也不見得是被迫信耶穌，因為同在十一世紀，瑞典、丹麥、冰島都先後成為基督教國家，芬蘭則要到1155年。可以想像，宗教的普及已是大勢所趨。利刃已退，戾氣冰消，似乎是要應驗舊約先知所說的：“獅子與牛犢同群，一個小孩要牽引牠們。”

可是信了基督教，許多維京人難免會對以往的殺戮搶劫感到慚愧，漸而開始悔過，把一切驍勇善戰的祖先過去盡可能遺忘乾淨。發軔之始所留下的英武石刻，這時已鮮有人拜讀；之後北歐人不出無名之師，海波平息，幾百年來一直‘閒事莫理，閒地莫企’，根本無人記得當年洪流潢潦的景況。再則維京人與阿拉伯人最大宗的貿易，正是各國擄掠來的奴隸；既然他們不再從事沒本錢買賣，只憑北歐的物產，就沒有貿易夥伴的價值了。

何況北方的興起，要感謝中世紀溫暖時期；到接下來的小冰河期（公元1350-1850年），北冰洋再度凍結難行，維京人與美洲殖民地也逐漸失去聯絡。一個曾是雲奔潮湧、放蕩不羈的民族，便這樣消失在歷史的傳說中；就像滔天濁浪退去後，幾乎沒有留下什麼。

不，也不能說什麼都沒有。他們的子孫在法國、英國、俄國，都還有戲可唱，各自精彩。維京時代要過去了，長船上載著英雄的遺體被點燃，火光消失在冰海的彼端；岸上的人則在祝禱，祈求天佑子孫永昌。是基督教也好，是維京傳統信仰也好，人在世上真正的宿願永遠相同，不是麼？

                        人生要回頭看才能明白，卻要往前看才能繼續活。
                                                        --- 索倫·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丹麥哲學家，存在主義之父，1813-1855

割袍:為何分煙析產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清‧孔尚任《桃花扇》

很可惜，查理曼的文藝復興僅如曇花一現，公元814年他逝世後就胎死腹中。而法蘭克王國也一樣，在他兒子路易（史稱路易一世）執政時已顯示威望不足，諸侯背信的狀況。他本來三個兒子，為了分權已經鬧得不快，第二任皇后又為他生第四個兒子；結果為了重新分封，引起全國武裝叛變，路易竟被自己兒子趕下台。然而不到一年，兒子們爭奪戰利品、劃分領地不合，只好重讓父親恢復皇位。公元840年路易去世，兒子們再次反目，內戰三年，最後在公元843年立條約三分天下。其後，東西法蘭克王國又逐步瓜分中間地帶，演變為今日的法、德分界。

歷史家一直共認，造成分裂的禍首是路易；他還在世時，親族就有人罵他優柔寡斷。法蘭克人的習慣，財產平分給孩子，王國則是孩子共同管理；畢竟中世紀初期民生條件還很差，國王太子生死難料，一旦繼承斷線，可能會被他人侵占。但是從查理曼開始，經濟上軌道後，子女夭折的機率變少，這種平分的傳統反而變成包袱，甚至釀成家族悲劇。不止如此，路易本人沉浸於宗教熱情中，因此被世人稱作‘虔誠者路易’，其實不是讚揚而是譏刺他軟弱。當時歐洲還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他的虔誠根本是致命傷；正如中國宋徽宗沉浸於書法丹青的藝術中，結果自己被金太宗俘虜，連國家都丟了。

不過路易無能只是一部分問題；封建制度下飛揚跋扈的領主們也不無過錯。查理曼的國度是靠武力征服建立的，語言相異，經濟水平發展不一。各地只是在查理曼的領導能力下才暫時聯合為一體，王國並沒有建立真正有效的行政系統，甚至連常備軍都沒有。雖然法蘭克人有法典，但各地仍依習慣自治。換言之，這種采邑制建立的國家，本身就蘊涵隨時分裂的可能。卡洛林王朝一直用契約承認各地貴族，即使是查理曼，也不能干涉地方經濟與政權獨立；何況他要征召兵馬，又怎能與伯爵們過不去？

問題是，這些貴族畢竟不是國家的官員，而他們要效忠皇帝之前也會先相人。查理曼值得他們訂立契約，但他的領導魅力、管理能力卻沒有遺傳給路易。東方的附庸國既面對新崛起的斯拉夫民族，又看不到法蘭克王國的威望，當然首先脫離路易的統治。接著丹麥、波蘭、不列顛、巴斯克等地也紛紛退出。其餘法國、德國的貴族，為了維護自己利益，攫取更多土地，自然開始分化為不同集團，各自支持路易的孩子們。其實卡洛林王朝真正的直屬領地只有比利時一帶，儘管查理曼派官員與各地伯爵打通關係，整個王國依然像是加盟連鎖；只不過領導人有教皇加冕的響亮招牌，大家與有榮焉。路易的招牌就不怎麼響亮，尤其他虔誠，竟被各地主教騎到頭上；連教皇都來參一腳，宣布自己的權威高過路易的權威。可憐的路易，在成為兒子階下囚之前，居然還被強迫公開跪在大主教前懺悔自己褻瀆神。換言之，是貴族和教會，讓歐洲的帝國大業再次灰飛煙滅。

當然，貴族們也不會平白效忠路易的孩子們；下一代的卡洛林家族純粹淪為傀儡皇帝。公元888年，西法蘭克王國已經形同虛設，巴黎的法蘭西公爵乾脆自己戴上皇冠；公元919年，東法蘭克王國也被篡位，史稱‘神聖羅馬帝國’，實際上與羅馬無關也不能算帝國。查理曼的遺產，從此被埋在傳說中。

但就算路易不軟弱，貴族和教會不干政，法蘭克王國仍然欠缺羅馬帝國一統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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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第一回寫著：“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很籠統的看法；合多久會分？幾十年？還是幾百年？為何不是平分天下，或是四分、五分江山？小說沒有深入探討。

《羅馬衰亡史》1776年出版，其中說：“沒有比懾服一堆偏遠行省更不自然的事。”言下之意，大型帝國都是賠本生意，即使早期吒叱風雲，最後也終必垮台。這種看法基本上影射了美國獨立已如箭在弦，也意味大英帝國將逐漸瓦解；然則英國的‘日不落國’還要持續到一次世界大戰，其間更由美洲、非洲、印度、東洋的經濟貿易，讓小小不列顛群島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再怎麼不自然，歷史並不認為它存在是錯誤。相同地，古代帝國興衰，也不完全是幅員廣大的後遺症；只要沒有‘鞭長莫及’，距離倒不是問題。

美國史學家Will Durant的《世界文明史》認為：“文明的存在先要有地理的許可，還會不時因環境而改變。”這種看法比較宿命論；歷史上的確有一夜消失的意大利龐貝城、中亞的樓蘭、太平洋的復活節島、柬埔寨的吳哥窟、巴基斯坦的哈拉帕、甚至美洲的奧爾梅克文明。然而大型王國的產生，已經有部分原因是為了抵擋環境的改變：中國為了治水而產生夏朝；埃及為了避免飢荒而產生中央集權；以色列人為了杜絕四方外患侵略而立王。要與環境對抗，就必須先集中人力物力，妥善利用。文明再演進到帝國時代，連地理困難也逐步被克服：秦統一中國，三山五嶽已不成問題；亞述踏平兩河流域，巴勒斯坦的山脈天險也無法阻擋；羅馬航過地中海，駛過北非沙漠，跨過阿爾卑斯山，穿越過德國黑森林，駐守過俄國的冰天雪地，無一不是地理局限。假若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法蘭克王國，它面對的地理困難幾乎不到羅馬帝國的十分之一，豈有因幾座山脈就分裂的道理？

西班牙語言學家Antonio de Nebrija早在1492年就提出：“語言是帝國征服的最佳利器。”這話大有先見之明，其後西班牙文成為管理美洲、鞏固皇權、傳播天主教、統一全帝國的根本條件。別國的英文、法文，甚至之前的拉丁文、阿拉伯文，及後來俄文也是。今日某些語言成為外交不可或缺的工具，實因帝國能夠存在，必須先有語言為基礎；否則版圖再大，沒有共同語言，要如何維繫？

這一點，法蘭克王國就望塵莫及了。公元842年，路易的兩個兒子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Straßburg，今屬法國）會晤。由於雙方部下不懂對方語言，誓約用三種語言書寫：拉丁文，北法文，和古高地德文。北法文（Langues d'oïl）只是羅曼語系47種語言之一，古高地德文（Althochdeutsch）只是條頓語系46種之一。法蘭克王國境內究竟有多少種語言，我們難以推算；不過王國的分裂，最後仍是沿這兩大語系的使用範圍為分水嶺。卡洛林王朝的國都阿肯，正位於兩者之間樞紐地帶；它既沒有把自己的法蘭克文（後來荷蘭文的鼻祖）加諸於統治範圍，到頭來反而被兩邊撕裂。【注：法蘭克王國官方語言是拉丁文，民間鮮有人懂。首都使用的法蘭克文，只有些字與發音被納入後來法文。】

包容，是政治上的悖論。儘管《史記》說：“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真正什麼都接受的政府，肯定不久長。一個帝國要容納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宗教、習俗，但同時也一定要積極改造人民，讓所有不同背景的人能認同帝國。這當中勢必有各民族的抗拒，甚至有為了捍衛傳統而粉身碎骨的烈士。有些固有的社會體系會被消滅，但人民也會被帶入從未接觸過的新社會。帝國會造成許多不幸，但也會讓井底之蛙增廣眼界；它會壓制人民自由，但也會提供以前夢想不到的機會；它有血腥殘酷的一面，但它另一面也在發展、孕育、啟開人民的知識力量。這兩面是密不可分的。

也就是說，假若法蘭克王國具備，並且善用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很可能分裂的事根本不會發生。歷史上多少泱泱大國，都曾面對境內語言隔閡：古埃及治下有西亞閃族、北非和努比亞人；古波斯157行省中有說各種語言的民族；古羅馬征服的民族不下百餘；五族共和的中國，也有南腔北調、七大方言的麻煩。可以說，語言分歧並不罕見，越大的帝國語言問題越多。但是強權的存在，畢竟可以遏止國家分化，一方面是把官方語言升為文化傳承，二方面也是壓下有心造反的群體。拉丁文本來只是羅馬城一帶的語言，卻能傳遞給整個地中海地區，甚至在西羅馬滅亡後仍然有千年影響力。中國一向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其實是四書五經奠定了語言基礎，讓整個華夏文明紮根，無論幾千年歷史分合多少次，傳承始終屹立不搖。

只是法蘭克人不願意脅迫他人，其實也無權要求他人。封建的契約，本身就是以不干涉為前提，伯爵們才願意加盟；教會人士也不希望‘基督教’的法蘭克國王，對各地主教大動無明。縱算有像查理曼這樣的領導人，可以指揮文化工作，一旦查理曼去世，各地仍是兵不由將，連官方語言也沒有採用。一個國家成立了近四百年，根基卻從未打穩，這是它最大的遺憾。

老實說，這不單是當時法蘭克人面對的問題。大約法德分家的同時，東羅馬帝國北方的保加利亞人創造了西里爾字母（Cyrillic），成為後來斯拉夫民族的共同文字（包括今日俄文）。東羅馬帝國從公元620年起，已經改官方語言為希臘文；然而它跟法蘭克王國一樣難以推廣官方語言：土耳其一帶普遍使用的是亞美尼亞文、格魯吉亞文、敘利亞文、亞蘭文、甚至阿拉伯文；希臘這邊則充斥各種斯拉夫語言、瓦拉幾文（後來的羅馬尼亞文）、和殘缺不全的俚俗拉丁文。西里爾字母的產生，雖是源於希臘字母，卻也等於是蠻族徹底和拜占庭文化劃清界線。未來的東歐各地，這時已經像法德兩國，開始尋找自己方向了。

我們若要稱這段期間是新的‘巴別塔’語言變遷時期，也不為過。語言的形成多少與社會因素有關，但根據英國牛津大學Quentin Atkinson的研究，新語言的誕生往往很突然，甚至瞬間形成；這段期間可能發音、文法、字形、連造字原則都會大幅改變，之後卻又長期沒有變化。更特別的是，人口少的部族，語言變化也少；人口越多的群體，語言改變的越多。以心理學判斷，語言能幫助群體增加凝聚力，所以為了分辨敵我，人類自會改變語言；改變多少，在乎需要與外人溝通多少。不過會發生突然的語言變化，總有不得已的誘因，否則何必改口沓舌，自討苦吃？

那麼，對九世紀歐洲人而言，最大的改變是什麼？不是王國興替，也不是回教威脅，而是中世紀溫暖時期。

從八世紀到十三世紀，整個歐洲比以往溫暖。這對於物產有莫大影響：釀酒的葡萄在全歐洲都能種植，而麥食出產量也大增，天鵝、野雁、鴛鴦、麻鴨等各樣候鳥成為貴族宴客必備，北大西洋又帶來許多鯡魚，使一般平民都能吃到醃魚補充蛋白質。法蘭克王國經濟起飛，不能不歸功於溫暖時期。農業進步，經濟小康，人口自然增加；十一世紀西歐的人口其實已超過近東或地中海世界。然而人口增加，第一是封建貴族的權力也增加，尤其軍隊是地方徵召來的，國王對地主們恐怕還要盡心竭力地討好。第二是有多餘人口投入戰爭、城郭建築、兵器盔甲製造、馬匹馴養——以前蠻族大遷徙時，戰爭工具都還沒有查理曼時代齊全。第三則是語言分異；誠如前面提到，人口多，敵我意識也變強了，加上貴族不願效忠中央，歐洲的語言豈能不分歧？

假如法蘭克王國從一開始就建立語言標準，這段溫暖時期必可繁榮成軍事、經濟、文化上都有顯赫成就的不朽帝國。可惜它沒有；在瞬息千變的世界裡，它被取代了，被瓜分了，而且可能連為什麼都不知道。

人生並不是什麼事都可以重新開始。已經過去的，無法挽回的路，或許只能留給其他人嘗試了。。。

濫觴：雄雞一聲天下白

上篇提到耶路撒冷的圓頂清真寺。無獨有偶，德國的阿肯（Aachen，位於德國、荷蘭、比利時三國交界）也有座教堂是八角形建築，是查理曼大帝所建，他死後也埋葬於此。公元800年耶誕節，查理曼大帝曾在羅馬接受教皇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之後歐洲有許多國王則是在這座阿肯的教堂受教皇加冕。連續幾個王朝繼續擴建之下，這個教堂不像教堂，皇宮不像皇宮的建築物，居然曾經影響數百年歐洲歷史。

提到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拉丁文Carolus Magnus，意為‘偉大的查理’），很多人都聽過名字，但他為什麼有名，卻談不上來。要說建立新王國？其實從他祖父開始，已經掌握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的大權，到他父親時更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換言之，闢造新王朝的是查理曼的父親，只是後代史學家一直用查理曼的名義，稱之為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要說征討有功？墨洛溫王朝在第二任國王之下，早已佔領今日的比利時、半個德國、四分之三的法國；第五任國王又兼併了勃艮第人所屬的法國東南部，以及瑞士西部，疆土達到今日西班牙界線。查理曼也算是軍事天才，征服了北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半個意大利，但是比起墨洛溫王朝的功勞，似乎還略遜一籌。要說是奠定歐洲基督教基礎？墨洛溫王朝早在496年就全面接受基督教，當日與國王一同受洗的有三千多將士，可說是第一批皈依羅馬天主教的蠻族。此後天主教雖然也不斷向不列顛群島、日耳曼民族傳教，但是對查理曼的領土幾乎不必再花功夫。要說是政治結構的改變？歐洲的封建制度根本從羅馬末期就流傳下來，西歐一帶社會只有地主與佃農/奴隸的二分法；蠻族入侵後，地主換將領，似乎也算不上是變化；唯一差別是農業技術退步了，第一世紀就存在的收割機、水車，到六世紀反而荒廢棄用，耕作比羅馬時代辛苦，收成也比羅馬時代少，佃農更是毫無翻身機會。要說重建法律制度？墨洛溫王朝從公元五百多年開始就有自己的法典，查理曼只不過沿用傳統罷了。要說是外交手腕？整個歐洲自從民族大遷徙以來，一直靠聯婚做外交，與中國的春秋戰國也沒兩樣。查理曼有十個妻妾，十八個孩子，後代歐洲各國皇室幾乎都和查理曼有點關係；但是總不能只憑孩子多寡來稱一個國王偉大吧。

看來，要了解查理曼之前，必須先認識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在所有蠻族中，算是很不起眼的民族。比起驍勇善戰的哥德人、匈人、日耳曼人，羅馬史籍對法蘭克人的記載幾乎少得可憐，甚至連‘法蘭克’這名字都是羅馬人隨便的蔑稱。這也難怪，與其他蠻族不同的是：法蘭克人不是由戰士領導的部族，而領導的族長幾乎都不參戰。用地理判斷，它剛好夾在羅馬軍隊和日耳曼核心之間的三不管地帶，做屏障緩衝，法蘭克人平時被買來當農丁奴隸，戰時供軍隊徵兵，必要時羅馬捉幾個‘賊寇’丟到競技場，算是出征有功。可想而知，法蘭克人根本不是一個族群，而是日耳曼部落的零星殘渣所匯集成，流落日耳曼邊境，萊茵河中下游的人群；它沒有領導的戰士，因為真正的日耳曼戰士，根本不需要逃亡到萊茵河畔來；而住在河濱的人，自然也會仿效羅馬，從事日耳曼人所不齒的農耕工作。

但是這個不起眼又無家可歸的民族，卻是所有蠻族中吸收羅馬制度最多的人。法蘭克人雖然偶爾也會與羅馬軍隊起衝突，但是萊茵河一帶，比起多瑙河沿岸十一個羅馬大營，實可稱為‘西線無戰事’。農業文化所需要的領導人，已經不再是打劫擄掠的戰士，而是管理民眾的智者；他們固然也要懂得保護自己，但是首要的終歸是內政。蠻族遷徙後，哥德人、匈人、勃艮第人、倫巴第人、蘇維滙人都大舉稱王，分封戰士肥土良田為產業，有些羅馬軍閥也割地自據一方；很多法蘭克人的戰士見狀，有樣學樣，紛紛去搶法國北部的土地為自己財產。但是一番搶奪之後，不只讓社會元氣大傷，這些戰士自己又完全不知道要如何管治地方，結果除了作威作福之外，只造就了貧困蕭條。反倒是原來就聚居萊茵河畔的法蘭克人，建立了像樣的王國（就是墨洛溫王朝）。它絕不像其他蠻族，除了打仗之外一無所知；它的法律67條，暫時填補了羅馬滅亡後的空白；它努力消滅有威脅性的鄰居，但對不在乎政治的新地主們也一任自然，賦予他們封建的自由，除了對王國有某些義務之外，並不干涉。結果，一個萊茵河畔的弱小群體，輾轉數百載後，竟然經營了一個龐大的王國，法蘭克這名字至今未滅。【注：歐洲的封建並非中國的同族分封，國王‘賜地’往往只是形式，各地主升格成‘伯爵’也只是名義。】

套用新約聖經的比喻，一個芥菜種居然長成大樹，連各樣飛鳥都來棲息它樹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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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法蘭克人信天主教，與羅馬天主教也走得很近，查理曼受到教皇加冕，仍算是世上第一遭。這件事說是公關也無不可，挑在公元800年耶誕節，本來就是黃道吉日，共襄盛舉的民眾肯定一生難忘。再者，加冕的事會讓人民立刻聯想到舊約聖經撒母耳膏立國王的記載，不論對查理曼本人或是羅馬教皇而言，都可以加強名譽。

然而教皇為什麼加冕查理曼，為什麼不是加冕東羅馬帝國的皇帝？從君士坦丁以來，教皇沒有給任何羅馬皇帝戴過一頂皇冠，一方面是他們權力都是皇帝給的，有什麼資格反過來宣告皇帝是神揀選的人？二方面，君士坦丁東遷後，羅馬已經失去原來的政治地位，羅馬的教皇自然也不值得皇帝浪費時間。更坦白說，君士坦丁堡有自己的主教，何必再去理會羅馬的教皇？三方面，蠻族入侵後，整個羅馬帝國被切成兩半，後來連西羅馬都淪陷番邦鐵腕下，即使蠻族不去撲滅天主教，東羅馬皇帝也和教皇失去交流。若要保衛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豈非駐兵羅馬不成？天高皇帝遠，與其惹是生非，乾脆讓羅馬教皇自生自滅算了。

顯然，當時羅馬天主教教皇的處境是很尷尬的：雖有宗教上的地位，卻沒有政治上的實質。像愛爾蘭、法國勃艮第、南意大利各小國，甚至西班牙的巴斯克等等已接受基督教的地區，早就有自己的主教、修道院、地產、信徒奉獻，未必需要聽從羅馬（不過連主教和修道院之間也一直有權力鬥爭）；而尚未接受基督教的地區，多半是拜北歐眾神、克爾特人迷信、地方神鬼、或是古羅馬的神明，就算有願意信基督教的，也比較傾向基督教的旁宗分支（日耳曼人就傾向東方的雅利安教派，後來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黨還以‘雅利安人’為號召，這點不必多談。）再加上黑暗時期有許多宗教人士，寧可在修道院終其一生，也不願為教皇賣力。所以到最後，羅馬教皇仍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從羅馬帝國到東哥德王國到倫巴第王國，自始至終向人低頭。

不止這樣，到七世紀，北非又被阿拉伯人佔領，羅馬天主教等於是失去大部分影響範圍。教皇的世界無形中縮小到只剩羅馬和身邊幾個郡縣，機能也單純化了。自此天主教只能自詡為西歐蠻族中唯一孤立的宗教傳承者。這種看法當然是自我膨脹，但是不這樣安慰自己，天主教當時已經失去存在意義。

也因此教皇在信教地區用偏激來整肅聖職人員，卻也對天主教做了許多妥協。不少有關耶穌的傳統是在蠻族統治下增加的：法蘭克人喜歡長髮，耶穌的肖像也是長髮垂肩；日耳曼人金發碧眼，耶穌的肖像也配合信徒改變顏色；西班牙甚至連聖母瑪利亞和十二使徒都是黑髮褐眼古銅皮膚。北歐和英國的傳統都被加入耶誕的慶祝，以前希臘、埃及、巴勒斯坦的初世紀教會歷史則全部忘得乾淨，不再重溫舊夢了。

改變歸改變，教皇的紙老虎地位依舊。公元772年教皇請北意大利的倫巴第王國歸還租借的城鎮，倫巴第王不但食言，還帶兵進攻羅馬。教皇趕快向查理曼求救，而倫巴第王也派使者請查理曼不要動兵。查理曼聽了兩邊說辭，最後選擇教皇；公元773年法蘭克大軍翻越阿爾卑斯山，居然一年之內就滅了倫巴第王國，拯救羅馬，查理曼甚至搶了倫巴第人的鐵冠自己戴。他倒沒有來個‘漁翁得利’，羅馬的土地仍舊歸還教皇。教皇喜出望外，也以古羅馬名義封他為榮譽貴族。

可惜這只是回到原點，教皇無權的問題仍不見改善。公元799年，新任教皇因為出身貧寒，被教會派系排擠，甚至差點遭唆使的暴徒剜眼；驚魂未定之餘，趕緊逃到查理曼所在地。次年查理曼護送教皇回羅馬，懲治元兇，趕走反對派人士，終於讓教皇真正有政治力量。教皇為了答謝查理曼，也在此加冕他。稱他‘羅馬人的皇帝’雖然很混肴視聽，但查理曼兩次捍衛羅馬天主教，已經比光說不做的東羅馬皇帝值得結盟。何況‘花花轎子人抬人’，我給你響亮的名號，你也會多幫我一把；尤其查理曼本來就喜歡名聲，現在有教皇親賜頭銜，更不會虧待教會，免得沽名釣譽。查理曼自己當然也飄飄然，昨日還是蠻族，今日儼然成為歐洲的領導，豈有不樂的？不過事實證明，查理曼並不濫用這頭銜，畢竟他也怕教皇反客為主，變成自己是沾天主教的光才名正言順。

當然，君士坦丁堡會為此事震怒，但那時他們還在與北方的保加利亞人爭戰，東邊又要抵擋回教勢力，想制裁教皇根本有心無力，更不用說攻打查理曼了。

這樣敘述，好像查理曼只是時勢造成的機會主義者，其實也不盡然。他的江山的確是許多人累積下來的功勞，不過他自己也是畢生與兵戎為伍，甚至總是在前線指揮。根據考古學家遺體鑑定，查理曼身高190公分，比中世紀的平均身長高一個頭；站在軍隊前威風凜凜，不過真正廝殺時也是最明顯的目標。查理曼一生沒受過重傷，可算命大。

更重要的是，查理曼是那時代最有管理頭腦的人。在一個封建時代，軍隊都要向各伯爵、各主教的領地徵來，但這一來素質參差不齊，作戰畢竟很冒險。查理曼對這些徵兵要求很嚴，曾有一份詔書命令某主教，某月某日帶兵到北德國，其中要求“每個騎士都要配備盾、槍、長劍、短劍、長弓、箭囊、和足夠六個月用的箭，還要準備三個月的軍糧，挑選最短的路線到達，途中除了水草木材之外不可向百姓徵用任何事物。違背指揮者重罰；拒絕參戰者處死。”這種紀律已經可比羅馬鼎盛時期，而且還沒開戰前已經詳細考慮作戰時間多久，需要多少人馬。翻翻前後歷史，一千年的中世紀戰爭大多很隨便，許多國王根本沒考慮過要怎樣善用兵力，結果糧草用完了、陣亡太多了、大家打累了才草草退兵，拖延幾年甚至逾百年的戰事也不在話下。相對之下，查理曼不打無謂的仗，但要打就非贏不可，而要贏就非得策劃周詳不可。單以他當一位總司令，常備不懈，絕不苟且的態度而言，稱霸天下也是應該。

而他背後的智囊團一樣很可觀。為他出謀劃策的人有不列顛群島的人，有西哥德人，有倫巴第人，有日耳曼人，有義大利人，有教會執事，也有商家，堪稱宰相肚量。查理曼‘唯才是用’並不限於軍事攻略而已，他是中世紀第一位統一度量衡的國王，也是首先改用銀幣的人。那時東羅馬帝國與西歐早無商業貿易，法德一帶又不產金，金幣根本早就不流通，而真金又容易被私藏或被作為飾品，因此人民往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換。這是商業上的瓶頸。查理曼乾脆廢除金幣，新鑄銀幣，一時大半個歐洲也以他的銀幣為標準，從波蘭到英國到西班牙，貿易終於上軌道（今日歐元發行前，也有人舉查理曼改幣制為例）。查理曼在公元802年又提出會計法，嚴格限定收入與支出的記賬項目。從那時開始，歐洲的經濟不再是靠地中海、東羅馬，而是自己創造新的經濟中心；北海一帶與法、德、比利時開始有頻繁船隻往來，而阿爾卑斯山的東西驛道也是商家必爭之地。

在教育方面，查理曼帶動了所謂‘卡洛林文藝復興’，是中世紀三次文藝復興的第一回。有經濟的復甦，才有文化的發展。查理曼手下文官努力蒐集了四世紀的羅馬文獻，舉凡文學、藝術、建築、司法、經學，只要能保留的都盡量抄寫保存。為了書寫方便，那時文官發明了歐洲最早的斜體草書，不重正楷只求易讀。卡洛林式建築一半仿古，一半也加入新的經驗；像阿肯的八角形教堂，雖然別出心裁，用的卻是很紮實的傳統建築架構，只是屋頂改尖，減少積雪壓力。查理曼自己對音樂特別有興趣，還專門請教會樂師發揮才華，成為後來天主教典型的‘格列高利聖詠’。雖然大部分文化工作都只限於識字的宗教人士，一般民眾無法分享，這段文藝復興總是保住了一點昔日的輝煌，以待來者。何況訓練每個教會人士都能讀懂拉丁文聖經，並不是壞事，否則他們不知內容，又如何教導一般信徒？

我們可以說，查理曼是歐洲的秦始皇，只是他並沒有一步登天地統一天下；我們也可以說，查理曼是西方的掃羅、大衛，只是他從不對親信將領暗藏殺機，或對美女欲得而甘心；我們還可以說，查理曼是中世紀的亞歷山大，只是他比亞歷山大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道理。他沒有所羅門的富可敵國，卻比所羅門擅於扶危濟困的外交；他沒有凱撒的權謀計策，卻也從未到處樹敵。比起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很少人知道查理曼究竟做了什麼，但或許這正是他最大的優點：查理曼絕不會‘一口吸盡西江水’，他知道自己能做多少，不能的也不勉強。老子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查理曼不耗費終生想去摧毀東羅馬或是回教的西班牙，也不因為經濟輸給人而寢不成寐，更不去冀望全國百姓都能達到古羅馬的高文化水準。他只是按部就班，為幾百年後的歐洲新世界打下基礎。在他之後有無數國王，把教皇加冕的儀式當作終生志業，幾乎類似今日有些人把畢業文憑當作一生最大的榮耀，眼界實在窄小得可憐。白天並不是因公雞啼叫而來臨，而是公雞在最合宜的時刻啼叫，人類因此獲益；後代加冕者妄自尊大，猶如公雞亂啼，徒增噪雜而已，難道他們真的敢跟查理曼相提並論麼？

一個人為什麼偉大？假若有一天，個人所有的豐功偉業都被遺忘乾淨，但世人仍記得他的英名，這大概也很偉大了吧。

逍遙：無盡神遊

很早以前，在一個遙遠的地方，有個薩珊王國，國王非常殘暴。他每天要娶一個女子為后，在王宮過夜，但到第二天清晨，卻又殘酷地殺掉這個女子。這樣持續了三年，殺了一千多個女子。百姓紛紛帶女兒逃命他鄉，但國王仍然逼宰相每天替他尋找女子。宰相有兩個女兒，既美貌又聰明。大女兒眼見這麼多女子被國王虐殺，於是自告奮勇願意進宮；到了皇宮，卻又向國王請求，要和妹妹最後一次見面。當晚姐妹相見後，妹妹趁機請姐姐講個故事；國王在旁，自也大感興味，一齊聽故事。沒想到故事講到最精彩的部分，卻已經天亮了。國王不得不允許讓王后多活一天。。。

相信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千零一夜》（又稱天方夜譚）的開場白。薩珊王國確實存在，但書中的國王、王后卻純粹杜撰，並不存於歷史；名字用的倒是古波斯文沒錯。這些也不重要；很多文明都有故事集。埃及、巴比倫、印度有許多失傳的故事。中國先秦以來，儒、墨、道、法、縱橫家各有膾炙人口的故事做說理論證。新舊約聖經有歷史故事和宗教寓言，佛教也有。希臘有伊索寓言、荷馬史詩、和各種神話傳說。羅馬沒有太多發展，至少對希臘的故事去蕪存菁。歐洲中世紀起，蠻族也留下一些英雄故事，像不列顛的《貝奧武夫》、日耳曼的《尼伯龍根之歌》、冰島的詩體《埃達》，多半供人吟唱，內容卻語焉不詳。到後來文藝復興才有意大利的《十日談》、英國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基本上是一群人輪流講故事助興而已。相較之下，同樣是把民間文學加工包裝，一千零一夜的前提就已經很耐人尋味了，而其中辛巴達、阿拉丁、阿里巴巴的段落，更是今天多少兒童耳熟能詳的故事。

為什麼流傳上千年的故事，還會這麼吸引人？簡單講：1）它們包含各階層。古代許多神話故事，都是王公貴族七世祖先的英勇事蹟，但生於帝王家的英雄，從不為三餐忙，畢竟與人民有距離。阿拉伯的神話就大異其趣：辛巴達是出海討生活，阿里巴巴是樵夫，阿拉丁甚至是街上的小混混。把一國之君形容得暴虐無道，也是通俗文學常見手法。可見這些故事真的是民間創造，也是給一般民眾聽的。2）它們不太有公關、說理的性質。歷史故事是記錄過去，英雄故事是標榜偉人，宗教故事是勸人向善，雖然三者也很有意義，但小孩的注意力有限（大人也是），哪會在意一個故事語重心沉？過度攏長，繞大圈子才進入正題，大概只有學者才有興趣。值不值得聽，最後只在乎生動不生動。3）它們想像之奇，古今罕有。從埃及到中東到歐洲，能在天空翱翔的都要有翅膀，為什麼阿拉伯卻異想天開，用一塊毯子飛上天？為什麼一個能騰雲駕霧、呼風喚雨的精靈，竟被鎖在爛鏽的油燈中？為什麼一座沒人看管的石門，會聽‘芝麻開門’的暗號自動打開？故事沒有回答，但是也不必回答。所謂的精彩，是要在大家所熟悉的基礎上，再顛覆常識一下；還要拿捏得恰到好處，怪誕到過於離譜的，聽眾也難以接受。

有人認為阿拉丁與阿里巴巴並不在原來的一千零一夜當中，但古代傳抄不佳，有誰知道哪個是正版？何況以神燈、魔毯、四十大盜的內容而言，就算不是原版，也只有阿拉伯人想得到這等奇境。因為歷史上實在沒幾個地方能像阿拉伯一般，對世界的看法如此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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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學派這名詞很容易遭誤解。它並不是學術自成一家，充其量只是一種不在乎世俗眼光、固有傳統、邏輯思維的哲學人生觀。希臘也曾有逍遙學，但主要是對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科學開放驗證，可惜從未成氣候，畢竟希臘對許多外在事物還是很在乎，尤其各學派相互較量，角逐第一，這和‘逍遙’的本意背道而馳，就難發展得淋漓盡致。然而幾百年後在阿拉伯沙漠中，卻又有人抱持相同的想法。這不是傳承前代思想，而是敢於挑戰：我所作所為，無一不是前人從所未行的事。萬事開創在我，駭人聽聞，物議沸然，又有什麼關係？

用藝術為例：原始文明只會用簡單顏色線條代表人物，埃及金字塔中的壁圖算是比較進步，但單靠臉根本認不出是什麼人，即使有雕像製造，每個木乃伊臉型都沒兩樣。進入鐵器文明後，大部分地方藝術都進步一點，卻只有希臘把人像的五官鬚髮、骨骼肌肉、表情動作修飾得那麼仔細，那麼栩栩如生。又獨樹一格地把殿宇石柱、花鳥雕飾都講究地設計檢討。造價當然不菲，但接下來幾百年來整個地中海都不斷模仿這種新藝術。可是到羅馬帝國式微時，阿拉伯人仍算文智淺陋，希臘以來的美學等於斷層了。那也無所謂。假若阿拉伯人設法東施效顰，頂多只會達到歐洲蠻族的粗糙藝術階段；但正因為阿拉伯不理會前代傳統，反而衍生不同凡響的阿拉伯藝術。單純的幾何圖形太不自然？管他的，沙漠中本來就沒什麼像樣的‘自然美’。清真寺的尖頂和建築高度相差太遠？管他的，不會倒塌就好了。整棟宮殿紅得太刺眼？管他的，自己喜歡就好。鑲金的花紋太繁複太俗氣？管他的，每一面牆壁都要這麼花這麼俗。看起來每一種條件都不符合美學，但是加在一齊，卻也不醜，甚至大有獨特風味。

當然這種藝術發展不是一蹴而就。公元七世紀的阿拉伯只不過在家用器皿上加裝飾，八世紀的玻璃杯上已有燦爛流動的五色圖樣，其他手工藝更是馳名遠近。這有一半是時勢所逼。回教在637年就攻破耶路撒冷，然而他們對這塊地方太敬重，遲遲不敢建造清真寺，唯恐稱不上這個亞伯拉罕獻祭過，大衛、所羅門統治過，穆罕默德見過阿拉的城都。可是到689年，麥加的禁寺已經開始第二次翻修，麥地那的先知清真寺也第三度增建，耶路撒冷竟還沒有一個代表性的回教建築。倭馬亞王朝認為這會影響聲譽，尤其散居各地的猶太人還年年回耶路撒冷過逾越節，不管政治上或宗教上都有點喧賓奪主，所以無論如何要建一座像樣的清真寺。這下子設計師可煞費苦心，雖然經費不是問題，但假若參考希臘羅馬建築太多，恐怕哈里發要發怒砍頭；假若太古板，哈里發大概還是要發怒砍頭。最後是用正八角形為骨架，以舊址的大理石柱加強風格，上面再做大量拱形，以五色斑斕的土耳其琉璃片做馬賽克，中央圓頂則是參考君士坦丁堡的傳統宮殿。（1993年約旦國王出資，用80公斤黃金為圓頂清真寺做個俗不可耐的金頂，並非原有。）希臘羅馬建築設計以圓形方形為主流，八角形建築倒不多；這座‘八方信徒齊參拜’的清真寺，確實令人眼睛一亮，從此更奠定了阿拉伯式的建築傳統。別人不敢用的形狀，他們反而隨心所欲地應用，而簡單的形狀旁，又用反複緊連的花紋相襯。十六世紀回教的莫臥兒王朝統治印度時，曾建造泰姬陵，單一座陵墓就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印度文化，至今觀光客絡繹不絕。十字軍東征時，基督徒見到中東建築藝術，大為驚嘆，一時‘阿拉伯式花紋’成為意大利、法國時尚，只是貌似而神不同，仍然少了一點逍遙的味道。

到底差距在哪裡？看文字就知道。基督教歐洲對寫字比較拘謹，除了抄寫時把字體美化，並沒做太多改變。阿拉伯卻產生各式各樣的書法，有的古拙質樸，有的骨幹清奇，有的縱高伏低，有的如酒醉率意，有的甚至改裝為幾何圖形、點綴花紋的一部分，不細看還不知道是字。歷代哈里發與皇帝都有漂亮的簽名；中國雖然古代書法也美不勝收，卻無人把字寫成一隻獅子、一葉輕舟、一團花絮。這種不拘一格的過人想像力、創造力，才是逍遙的真髓；別人畫虎不成反類犬，就不值得看了。

不過能想像創造，也要有千錘百煉、磨棱刓角的能耐，把新創的事物提升到完美的境界。這是很耗時耗資耗力的追求，甚至窮其一生還無法趨近完美。許多藝術家、文學家點金無術，為了謀生總得做二流功夫賺錢；然而有所欲即有所蔽，敷衍了事的作品，很難給人放浪不羈的感受。而標新立異卻沒有多下一番苦工，仍舊不能算經典之作。再者，千里馬也要遇伯樂，文化也要識貨的人。有足夠的經濟，才有璀璨的文化；但經濟達到某個階段，人卻會為了爭名利而賣弄文藝、趨附流行、花巧多端，名人的作品反而越來越沒品。可是假如市面上盡是慕名之輩，再爛的作品也能捧紅，其他人如何能脫穎而出？假如大家都一味誇讚，礙於面子不敢批評，真正的傑作又如何誕生？最後一個時代的文化，恐怕都經不起歷史篩選。阿拉伯那時代雖然文化才起步，卻沒有傳統的名牌，沒有自詡的專家，所以大家反而可以用自己的眼光定奪好壞。

其他學問也是。一般而言，哲學發展要晚於文藝，因為後者常由宗教崇拜衍生，前者卻是從對宗教思想的審視而產生。七世紀的倭馬亞王朝用政治武力打下江山，宗教對於統一整個帝國大有幫助，最好賦予絕對權威。750年推翻政權的阿拔斯王朝，卻不必再拉攏宗教人士，何況它定都巴格達，正是之前薩珊的學術中心，所以政府鼓勵之下，一時百家爭鳴。與古希臘不同的是，阿拉伯人沒有希臘人喜歡辯論我對你錯的興趣；他們開放地探討試驗，只是為了要把創造想像力運用在科學醫學數學領域，不是要技壓全場，讓別人甘拜下風。這正符合‘逍遙’的本質。其後百餘年，巴格達登峰造極的學者無數。數學家花剌子密（al-Khwārizmī，عَبْدَالله مُحَمَّد بِن مُوسَى اَلْخْوَارِزْمِي）逝於850年，是最早引用印度十位數字演算的人，對三角函數、多次方程式、天文計算也有重大貢獻，今日算學（Algorithm）一詞就是以他為名。賈比爾（Jābir ibn Hayyān，جابر بن حیان）被稱為化學之父，也是最早的煉金師，最早製造硫酸、硝酸、王水、熒光劑，並對硫、砷、汞、銻、鉍等元素分類的人（以那時技術，他還無法提煉鋁、鈉、鉀等元素）。巴塔尼（al-Battānī，محمد بن جابر بن سنان البتاني）是第一位計算一年為365天5小時46分24秒的人，他的作品六百年後還影響了歐洲的哥白尼。拉齊（al-Razi，محمد زکریای رازی）是小兒科之父，也是最早區分麻疹與天花病源，最早做視力測驗，最早研究氣喘的人。他對有機化學也不遺餘力，舉凡苯、萘、胺、醇、醛、酮、有機酸都試驗過；回教徒不飲酒，他竟是第一個提煉出高純度酒精的研究家。海什木（al-Haytham，أبو علي، الحسن بن الحسن بن الهيثم）被中世紀歐洲譽為第一物理學家，在代數幾何與光學研究上大有啟發（早於法國笛卡兒的發明），更製造圓鏡反射望遠鏡觀測天體。他還整理過歐幾里德、亞里斯多德、托勒密幾百年前的數學物理學作品，可說是為近代科學鋪路。比魯尼（al-Bīrūnī，أبو الريحان البيروني）是精通百科的才子，尤其對地球科學下工夫最多。他是第一個實驗證明地球外面是真空的人，也是第一個計算行星運行的橢圓軌道會變更，並推測日月蝕的人；他一千年前計算的精準度，連今日天文學家還用他的數據作參考。伊本·西那（ibn Sīnā，ابن سينا，歐洲稱Avicenna）應該是西方最認識的阿拉伯學者，他的作品猶如百科全書，其中單是醫療典籍就已經五個世紀在西方被視如神明，尤其對藥材的運用，對手術器材的研發，對肺結核、糖尿病等問題的討論，一直到1650年法國都還把它當醫學院教材。他很強調運動是健康之母，也很強調心理健康；對他而言，抑鬱、恐懼比真正疾病還難醫。其他方面，他也探討造山運動，確定光速不變；他的百科全書從醫學、天文、煉金、地質、物理、數學、邏輯、形上學、回教神學、哲學、甚至詩詞都有。

這些名字今日大概很少人聽過；其實知不知道也不重要。《莊子·逍遙遊》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所說的是生命的理想，但‘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於無窮者’並不是指追求成仙。逍遙，在於消解人類對於世俗價值的盲從與執著。不在乎自己，不在乎功名，才能無所拘束地去做想做的事。何況這些科學上有貢獻的人至少有人知道；許多中東藝術家建了美崙美奐的宮宇，卻沒留下名字；連一千零一夜作者是誰也無人知道。沒名字，倒也逍遙；樹大招風，有名的既怕遭人妒，又怕觸犯天顏、官方查禁、連累身家，何必自討苦吃？

然而科技研究，所面對的世俗盲從，還不只限於功名。這其中另有一層文化上的特異之處，可算是阿拉伯的最大優勢：回教有許多觀念源於猶太教，所以對巫術魔法也視為禁忌；但宗教歸宗教，阿拉伯人對靈異術法、煉丹畫符並不排斥，甚至樂於接受。就如同神燈裡的精靈無所謂好壞，只在乎燈主人善惡，阿拉伯人也不認為這些雜學有什麼不對的。有研究，才有進化；有進化，才又能排除古老的蒙昧。長生不老的慾望，會進一步導向燋金爍石的冶煉，再形成對物質化學的認識；邪靈瘴氣的傳說，會進一步成為採草熬藥的傳統，再引發對症下藥的學問，而醫學的產生無形中也消除了原有的迷信。今天歐洲語言中地平經度、天頂、測徑規、密碼索引、兵火、蒸餾器、咖啡、蘇打、碱、樟腦、生漆、糖漿、萬靈藥、紗布、許多天文學、有機化學、解剖學單字，甚至黃金珠寶的克拉單位，都源自阿拉伯。假若以中世紀歐洲藐視學術、殘殺巫師藥婆的慣例，要到幾千年後才能出現像樣的科學？

一千零一夜中，國王聽了將近三年的故事，終於被感動，不再濫殺無辜，從此與王后白頭偕老。故事背後，一個剛孵化的文明，也正在每天不斷地努力打破古世界傳統，為全人類的未來開路。靜夜中，一個個鍥而不捨的改進，好像王后源源不絕的故事，在等待千年的中世紀結束。

逐鹿：月兒彎彎照九州

 

世上宗教派別不少，歷史悠久的卻不多，其中能廣傳的更罕見。我有個假設：一個宗教會如何發展，大概看創始人離世後三十年就知道。摩西逝世後三十年，差不多是約書亞年老，士師時代的前奏；以色列人目標只是進迦南，目的既然已達，接下來又是無政府狀態，飽受外敵凌辱。瑣羅亞斯德被害後三十年，拜火教很快成為貴族所崇尚的新主流；然而正因為下層民眾不得其門而入，最後連波斯本地也被其他宗教佔領。釋迦牟尼入涅槃後三十年，信徒一方面大規模推行修道生活，一方面把尊師的雕塑神性化；原先的禪理哲思，自然演變為寺廟禮佛，不食人間煙火的傳統。耶穌升天後三十年，大約是彼得、保羅殉道的同時；然而信徒對於逼迫卻無所懼怕，而之後兩千年還有無數基督徒，把為主受苦視同榮耀。穆罕默德過世後三十年，回教徒已經往阿拉伯之外的地區拓展疆土；儘管公元661年敘利亞人攬權，成為倭馬亞王朝（Umayyad Caliphate），接下來幾十年間仍然建立了廣大的阿拉伯帝國。

換言之，回教所奠定的基礎一向是用武力打天下；其實可蘭經也沒吩咐信徒要努力從事‘聖戰’，可是穆罕默德自己都統一了阿拉伯半島，之後的領導（也稱哈里發Khalifa）豈能被人看輕？他們當然繼續‘勇往直前’。到敘利亞總督不願再聽命於回教領袖，改由自己擔任哈里發時，整個波斯薩珊王朝已經被回教徒所滅，北非突尼西亞也建立了存留至今的清真寺。回教相信穆罕默德是最後的先知，但他沒有兒子，所以早期的哈里發幾乎都是穆罕默德的姻親，在宗教上卻未必有什麼尊貴地位；他們唯一能獲得民眾承認的，主要還是政治軍事、攻城掠地之類的豐功偉業。說它不像宗教倒像政治，也不為過。

不過，回教短時間就傳播廣遠，確實是沒有任何宗教比得上。穆罕默德逝世不到百年，阿拉伯人已將一彎弦月的標誌散佈天下，勢力達鼎盛，範圍從歐洲的西班牙（711年征服）、摩洛哥與北非（665）、突尼西亞與利比亞（652）、埃及（639）、阿拉伯半島（633）、巴勒斯坦（636）、敘利亞（637）、塞浦路斯島（654）、巴比倫及兩河流域（638）、亞美尼亞（639）、高加索山（737）、伊朗高原（644）、巴基斯坦及印度河流域（712）、中亞（715，751年還與中國唐朝發生怛羅斯戰役），其間又挑戰過君士坦丁堡兩次。東羅馬帝國稱之為薩拉森帝國（Saracen），是源自古希臘對西奈半島的名稱；中國則稱之為大食帝國，稱其宗教為回教，字源大概來自中亞的回人與塔吉克人。‘伊斯蘭’這名字居然連歐洲和遠東都不知道，也算稀奇。

單由輝煌戰果來看，阿拉伯人就足以自豪了——它鯨吞古世界的速度比羅馬快，統治的人口比波斯多，帝國比亞歷山大征服的版圖耐久，佔領的土地面積也是前無古人的世界之冠（後代英國、蒙古、俄國、西班牙、和中國清朝才刷新紀錄）。倒是回教對這些戰爭鮮少掛齒；他們一旦談論這段歷史，幾乎都在為哪個哈里發的正統性爭辯不休，卻對真正改變世界的事實不屑一顧。西方社會也對阿拉伯帝國的崛起充滿偏見，尤其基督教國家總認為阿拉伯人是用鋼刀威脅被征服的民眾信回教。

這兩種觀點都有偏頗。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世界各國政治體係不同，但一個只憑宗教或只憑暴力的政權，恐怕很難延持一千三百年。偏激狂熱、有勇無謀之輩，難道足以塑造一個留名青史的大帝國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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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宗教都會提倡道德典範。回教也不例外；前幾任哈里發都是行為端正的人，有的與民眾一齊挨餓，有的一生周濟窮人，有的戰爭過後仍不忘慰問人民。比起東羅馬課稅重重的政府、波斯不知民間疾苦的貴族、沙漠中作威作福的酋長、欺壓百姓的地頭蛇、甚至天主教高高在上的教皇，這些哈里發深受人民愛戴，並非純粹是虔誠尊敬而已。今天很多人直覺認為，一個政治領袖有信仰，比較不會行為不檢點。雖然回教的一夫多妻制備受批評，但這在古世界司空見慣，不必大做文章。

當然，個人行為端正還不夠。《大學》所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是許多宗教人士達不到的境界：自己求善，卻無力改變社會。回教世界倒真的做到這一點：由於阿拉伯從一開始就是政教合一，所以地方官貪污濫刑的，哈里發還會親自處決，大快人心。阿拉伯人一向執法嚴厲，不過只要是用在好的方向，民眾反而會對這新的宗教政府更欽佩。

其實只要有清廉的行政官，已經比百分之八十的政府機構成功了；但對哈里發而言，這還不夠，必須謹遵阿拉指示的宗教法。這些宗教法除了飲食齋戒、婚葬儀式、犯錯懲罰，也包括所有權、贈與、慈善信託等項目。穆罕默德是商人出身，可蘭經中有關商業的規條倒不少。這當然與時代背景有關：假若摩西五經晚了一千六百年書寫，肯定也會涵蓋買賣契約成立的律法。可蘭經的商業法中，最重要的觀念是風險平等。對回教而言，所有不提供服務就賺取利潤的行為，是七大罪行之一，連帶所有不平等貿易的事項也都禁止。阿拉伯人的金融制度講求借貸雙方的合作，很少有大公司成立；不過個人的錯誤，或是坐失機宜而造成虧損，宗教法也不會去保障。換言之，今日社會的高利貸、有限公司、股份、基金、保險，在回教國家都屬非法。

仔細想想，這些法律對普通人民是很有幫助的。一個農民借錢種田，倘若今年收成欠佳，無法償還，反而一身債務，豈不是永世無法翻身？二十世紀初普魯士（德國）與美國首先開始改進農業貸款法案，讓農民減租、銀行不可奪佃改租約。這使普通人民受益匪淺，農業出產大幅增長，更奠定長遠的經濟起飛；之後許多國家也紛紛仿效。七世紀的中東當然不知道後代會出現類似的變法，但很多人願意來信回教，的確是因為宗教法能讓他們改善生活。起初回教徒征服疆土，人民只是逆來順受，但一段時間後又覺得由阿拉伯人統治反而比羅馬、波斯、蠻族統治來得好，何必留戀故國？

儘管如此，我們也不能一廂情願地美化阿拉伯帝國。最早幾任哈里發並不是要締造天下為公的國度，各地地方官幾乎都是麥加、麥地那的門人。說好聽是獎勵那些支持穆罕默德為先知的早期信徒，實際上整個社會是劃分成三個宗教層次：極少的統治階層、極少的統治人親屬、和大多數平民，到今日仍然如此。明朝黃宗羲《原君》提到：“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說穿了，哈里發派他們當執政官，也等於是論功行賞，封王封侯；雖然做不好的會被‘大義滅親’，但整個阿拉伯帝國畢竟是這種宗教封建所搭起來的政治結構，利弊參半——優點是各地王侯可以自己決定用兵，擴充帝國版圖；缺點是地方與中央難免起衝突。

敘利亞人就是因為這種封建世襲制，才拒絕再服從麥加，改由自己人掌權當皇帝。簡單講：我的行政官都是麥加領導人的叔侄翁婿，即使沒在我的地盤上作威作福，我自己也毫無主權可言。與其忍氣吞聲，怎麼不乾脆給他們碰壁？他們不管派誰來，我一概否認就是了；他們要罵我無禮，我大可用退出帝國為要挾，反正我在宗教上沒虧欠阿拉。這種政治抗爭不只是敘利亞，連南葉門、突尼西亞、阿富汗地區都出現過，到最後哈里發對他們也莫可奈何。只是敘利亞人比較積極，威脅哈里發是第一步，派人刺殺是第二步，孤立外交是第三步，最後他們以宗教分裂為由，讓哈里發自請隱退，息事寧人，從此由敘利亞的總督兼任宗教領導人。阿拉伯人畢竟文化還很單純，比不上敘利亞在強權之間磨練爾虞我詐的政治手段。倒是許多回教徒認為敘利亞人狡猾無恥，不值得當回教的精神領袖；什葉派從此衍生，順從敘利亞的則為遜尼派。公元750年，倭馬亞王朝又被巴比倫的阿拔斯王朝取代；上位者聲稱是穆罕默德叔叔的直系傳人，在什葉派支持下再度奪權。一千多年後的今日，兩派人馬還在為誰值得當皇帝而砍得頭破血流、炸得肝腦塗地，也只能說回教的政治基礎一直是建立在無知人民的犧牲上。【注：阿拔斯王朝中國史稱‘黑衣大食’，造紙技術約在此時傳入中東。】

阿拉伯人在作戰方面倒是很有一套。當年君士坦丁堡要擋住進襲的哥德人，用的就是阿拉伯傭兵。由於阿拉伯半島出產不多，發展有限，歷史上長時間都有人到外地當商旅、奴隸、傭兵。阿拉伯人沒有過人的智計，軍事方面也不比敵人進步，但是他們卻很會掌握先機，所以兵力不多，卻戰無不克。穆罕默德打下整個阿拉伯，是先強行佔領沙漠中的綠洲；阿拉伯佔領之後，適逢南伊拉克發生洪災，哈里發立刻率兵往幼發拉底河，來個渾水摸魚；那時東羅馬帝國與波斯薩珊王朝還在鷸蚌相爭，雙方精疲力竭時，竟被阿拉伯人連下數城，還包括兩個緊鄰的小附庸國相繼淪陷。大概因為穆罕默德之前，阿拉伯各部族總是自己人內訌，所以穆罕默德一死，再無核心人物，兩大國都對新勢力放輕戒心了。這預測倒沒錯，穆罕默德死後確實有反撲現象；但是新任哈里發上台，不到一年就平定內亂，然後繼續武力擴張。根據記錄，當時征服埃及亞歷山大城的銅牆鐵壁，只用了四千人，圍城六個月羅馬援軍不至，亞歷山大只好投降；征服兩河流域，用不到兩萬人，全部是自願軍。他們敢為宗教犧牲，固然很有魄力，但他們的能力也是重點。以波斯大軍的作戰經驗，與阿拉伯相抗十二年，居然還常碰到情報路線被斷，補給路線被阻的問題；薩珊文獻稱他們‘來去無踪’，可說是對阿拉伯輕騎極高讚譽。

而他們釜底抽薪的能力更是首屈一指。阿拉伯人的戰術很簡單也很難破；他們先用游擊隊在敵軍造成混亂，擾到對方開始出錯，首尾各自為戰，才個別擊破。說是計策，不如說是沙漠中訓練出來，無師自通的本領，以前各部族一向如此對戰。曾有一次回教部隊一萬五千人，面臨羅馬、波斯、與阿拉伯基督教徒的十五萬聯軍；結果回教徒左右散隊搶橋樑，成功地把十五萬大軍困如甕中捉鱉，驚亂中跳河溺死或被回教徒弓箭射死的不計其數。同樣的方法不斷重複使用，竟能無敵天下，阿拉伯人的戰法恐怕比‘程咬金三道板斧’還厲害。

只是他們也很會搶財寶。基本上回教對自動歸順的地方是一介不取，花力氣打下來的城池卻全算為自己紅利。薩珊的首都被攻陷時，這群阿拉伯部隊像是沒見過錢，除了五分之一的戰利品送往麥地那的哈里發，每個小兵都奪了可換算今日美金二十五萬的巨資，另有四萬波斯貴族被他們賣為奴隸。這般搶奪，跟亞歷山大當年洗劫中東也不遑多讓，重要城市一時元氣大傷。財富得來容易，兵卒自是揮金如土，沒錢了又繼續征討。回教帝國擴張神速，但除了麥加與麥地那財源廣進，一般人奉獻生命鮮血，卻未必在經濟上有什麼進步。那也好，正可以用人民的貪念促進軍事，再藉著猛虎惡狼似的武力，讓敵人嚇破膽，不戰而降。

至少阿拉伯帝國對征服的地區比較有宗教包容心。回教興起甚晚，畢竟有自知之明，它這時文化還遠遜於基督教、拜火教、猶太教、甚至印度教或佛教。與其指摘別人真理的不是，引來反感，倒不如提供宗教自由。這對可蘭經傳統似乎大反常態，但是若不通融，今天建立的帝國明天就完蛋了，有什麼用？像埃及，雖然已有六百年基督教傳統，但教派紛爭不斷，尤其與羅馬總是異端、邪教相稱；到回教徒統治時，既不禁止宗教發展，各基督教派很快地誠心歸順，認同回教政府，比對東羅馬帝國還由衷致謝。其他地區沒這麼感恩戴德，不過原本怕阿拉伯人會強迫自己改信回教的，總是鬆一口氣；只要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又何必惹是生非？

然而商業的宗教法，阿拉伯帝國並沒有公平實施。比方稅收：回教徒和非回教徒被徵的稅金是不同的，有的回教徒甚至不必繳稅；沙漠中的游牧駱駝商隊被課稅更重，因為那時許多游牧民族還拜眾神。也就是說，回教雖不禁止其他宗教，卻用稅法與各樣條款約束人民，結果民眾為了自身權益，最後還是自動信回教。這種做法其實是基於權力影響範圍：與麥加距離遠的西班牙，就不敢這樣偏待百姓，畢竟回教徒還是少數，其他基督教、猶太教、蠻族傳統宗教的人民若對這些不平等的法律有意見，甚至起義反抗，難道麥加來得及派遣部隊鎮壓？像黎巴嫩距離阿拉伯不算遠，可是阿拉伯帝國若採用偏袒政策，這塊土地大可投靠東羅馬，所以當時推羅西頓一帶反而各教派鼎立，不受哈里發宗教控制。但距離麥加近的地區，還有已征服的波斯、埃及地區，就比較沒有平等可言；中東一帶不信回教的，往往淪為‘被保護民’，用錢孝敬官老爺。結果除了少數固執的民族（像猶太人、亞美尼亞基督徒等），其他隔幾代後還是被回教同化。‘包容’只是掩人耳目，政教合一的國家是不會讓人民有選擇的。【注：佛教於唐代傳入中國，發祥地印度河流域卻因為回教征服而消逝無踪。】

《禮記》有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阿拉伯帝國對人民還不僅單方面控制，而是多管齊下，正反兼備。但它善惡參半的統治手法，卻創造出為時十三世紀長的宗教帝國。這竟然出於一個沒什麼文化的民族，更令人嘆服。只行仁政的國家，人民會踐踏；只行暴政的國家，人民會反抗；走在兩者之間的，才能建立不朽的基業。

是對？是錯？歷史自有定論，也不必膚淺之輩大費唇舌。

                    你要顯得慈悲、守信、人道、虔誠、正直，而且要有行為為證。但是你必須同時做好心理準備，當你必須不這麼做的時候，你要有辦法，並且知道如何反其道而行。
                                        ——馬基維利（1469-1527），《君主論》

讒鬩：同室操戈

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島，發展卻向來遠遜於尼羅河、兩河流域、或巴勒斯坦，甚至還比不上衣索比亞。

舊約聖經曾提到亞伯拉罕的另一支子孫以實瑪利人，在迦南地以南的西奈曠野做貿易；然而這稱呼與米甸人似乎可以交換使用，而士師時代以後兩個名字都消失了。所羅門王期間曾有士巴，是阿拉伯半島南端葉門的香料貿易王國；不過中東的大型帝國興起後，路上貿易也取代了海上貿易。巴比倫時期，阿拉伯東北的科威特地帶曾有迦勒底人一度掌權管轄整個兩河流域；只是政權易主後也沒什麼文化留下。波斯和希臘爭奪埃及和中東，居然沒有人對阿拉伯有興趣。希律王上台之前，阿拉伯西北的納巴泰人還算是比較有文明的群體，至少今日約旦的佩特拉（لبتراء, Petra）列位‘世界新七大奇蹟’當中，而沙漠裡人煙罕至的Mada'in Saleh（مدائن صالح）古墓群，也深受外來文化薰陶；可惜被羅馬兼併後，歷史又遺忘了他們。

這也難怪。巴勒斯坦的死海已經雨量甚低，再往南的阿拉伯沙漠更是黃沙遍野，晝夜溫差懸殊。亞熱帶高氣壓盤繞之下，整個阿拉伯半島只有瀕臨印度洋的葉門雨量充沛；西邊靠紅海的兩座山脈，至少穩定氣候，提供百里寬的狹隘‘絲路’可行，但是山脈東緣的麥地那（اَلْمَدِينَة Medina）等地方是靠綠洲水源，而山脈間唯一關口麥加（مكة Mecca）的井裡還只有半海水，勉強可飲。換言之，沙漠中文化貧瘠，只有邊緣尚有發展，剩下的廣大範圍甚至到公元六世紀都沒什麼可看性。

也正因為他們什麼都沒有，所以對亡國後逃難的猶太人特別接納。當時羅馬與波斯長久對峙，許多猶太人不希望被戰火波及，乾脆到那塊連軍隊都沒興趣的地方去發展。阿拉伯從此獲得手工藝、金匠，連帶巴勒斯坦的椰棗也普遍種植於水源，成為綠洲中典型的‘沙漠麵包’。猶太人已有上千年的城市文明，麥地那被他們發展成可供定居貿易的城市，麥加更是熙來攘往，儼然成為西部的小都會。與歐洲不同的是，阿拉伯人倒很喜歡這些猶太移民，尤其他們清心寡欲的獨一神觀、對生命、家庭、教育的重視，是沙漠民族很敬佩的。在阿拉伯話中他們被稱為‘有書的民族’，而猶太人亡國後五百年間，舊約聖經也成為許多阿拉伯人耳熟能詳的故事。

究竟阿拉伯人對舊約聖經有多看重？以他們自詡為亞伯拉罕的子孫就可知道。古羅馬人推崇希臘文化，所以用一個特洛伊戰爭的英雄作為自己的祖先傳說；古日本人心儀中華文化，有些家譜竟還追朔到漢高祖劉邦，攀附杜撰的用意未免太坦白。阿拉伯人也是；其實他們多半不是以實瑪利人的後裔，卻對這段傳承重視到要添加傳說，追增族譜，高攀偉人，好顯得自己與猶太人是親兄弟，同氣連枝。這種心態笨拙得有點可愛，英國曾有人幽默地說：“模仿是最真誠的讚賞。”猶太人看鄰居對自己文化如此敬重又如此亂吹，大概只笑一笑，不予置評。

沒想到事隔多年，‘親兄弟’居然大動干戈，而引燃紛爭的卻是一個叫穆罕默德的麥加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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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محمد Muhammad）出身沒落部族，早年父母與祖父都相繼過世，由叔叔照管。既然家道中落，他們也必須遠至印度洋、敘利亞、地中海做貿易維生。有人認為他不識字，所以可蘭經（القرآن Quran）不可能是他寫的；這種看法倒有破綻，穆罕默德從小沒機會受教育，但他絕不是不學無術的人，何況一個商人若不識字，被騙的機會太高，賠本生意可划不來。穆罕默德自述是在敘利亞第一次接觸基督教，根據可蘭經，他被一個神父稱為有資質、有慧根，這大概是鼓勵他信耶穌，不必深究。

可是接觸了基督教後，倒激發了他辨識貨物的本能。商人反應，自然會掌握貴重的事物。若把宗教當貨品挑剔，結論多半如下：基督教對末日、審判、永生的看法，是猶太教缺乏的，只是十架、罪孽、犧牲等論點不吸引人；而猶太教的神觀、天使、經卷、先知傳統，又是阿拉伯人所熱衷的，偏偏他們自認為是唯一被揀選的民族，竟很少有機會揚眉吐氣，反而屢次在國際間灰頭土臉，賣相難看。用商人的眼光來看，能截長補短固然好，但美中不足的是，這些仍是舶來品，仍與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沾不上邊。要推銷給自己族人，該怎麼改良包裝才好？

也許這不是他的出發點。從蛛絲馬跡可看出，穆罕默德在社會上有地位，又很給人面子，而且詼諧健談，是個值得信賴的成功商人。但回教畢竟是集合別人的宗教思想而成，為何非要言之鑿鑿地講成是麥加的山洞中，天使直接啟示來的？不過四十歲的穆罕默德，倒有一種異想天開的啟發：

（信道者、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和其他獨一神論教派信徒，凡信神和末日，並且行善的，將來在主那裡必得享受自己的報酬。他們將沒有恐懼，也不憂愁。——可蘭經·黃牛62節）

可想而知，早期穆罕默德倡導的新宗教，還持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肚量。阿拉伯人敬重猶太人，又覺得基督教是歷史的佼佼者；若有宗教能涵蓋雙方特長，應該兩者都能接受吧！只是事與願違，世上多的是互不相讓的標準。簡單舉例：假若家電用品的變電器規格有十五種，肯定會有人想把這些規格統一，然而這種新規格不但難以矯正問題，市面上反而增加成有十六種規格。阿拉伯的這個新宗教即使用意再好，結果也徒然添了一種新信仰而已。

公元613年穆罕默德首先傳給家人、遠親，然後往陌生人推廣。當時麥加畢竟沒有中央政權，更沒有司法機構，有錢有影響力的主要是部落酋長。早期踴躍信回教的，很多是奴隸階級，這對傳統宗教人士是一大威脅，對當時社會經濟也會礙手礙腳。穆罕默德本族用地位為誘，想打動他不要再傳；他卻不願懸崖勒馬，造成許多奴隸被殺，信徒被逼迫逃往衣索比亞。穆罕默德情急之下，便宣稱麥加所崇拜的三位女神是阿拉的女兒（這些話後來他自己收回，聲稱是魔鬼誤導），可是這只達到蚍蜉撼樹的效果，麥加的權貴仍不放過他，連自己族人都不願再保護。無奈之下，公元622年他與回教徒遷往麥地那，等於是被放逐。

麥地那其實猶太人不少，其中三個群體，財勢足以廣交自固。這對於回教有好有壞：好的是當地阿拉伯人已很接受猶太文化；壞的是猶太教與回教勢必針鋒相對。

說起來，這還第二次猶太教代人作嫁，為新宗教鋪路。第一次是翻成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已經在地中海一帶流通，等到使徒保羅抵達歐洲，水到渠成，基督教很快就被廣泛接受。這一次則是阿拉伯人逐漸由泛神論的傳統宗教進入獨一神觀，然後穆罕默德的啟示一播散開，立刻有許多人接受阿拉。倘若不是猶太教的觀念深植這塊土地上，回教只會曇花一現，消逝無踪；但正因為有猶太人的文化傳遞，所以穆罕默德稱以撒、雅各、約瑟、摩西、亞倫、大衛、所羅門、以利亞等人為阿拉的先知，並沒有人需要問這些是誰；他再把施洗約翰、耶穌、和自己都納入先知行列中，一個殊不相干的阿拉伯半島，居然與千里外的宗教文化歷史結合成連體嬰，實在有點畸形。阿拉伯人精神水平本來就落後他人，很容易潛意識地用新思想掩蓋自卑，而這種心態比基督徒更強烈：基督教是把猶太人的歷史當作自己的預表，回教則是把猶太人的歷史強佔為自己的資產。

猶太人大驚之下，豈能繼續袖手旁觀？不過要抗議這種文化侮辱，有誰理會？何況穆罕默德一到麥地那，就為城裡法律起草，表面上是各民族和睦相處，有難同當，實際上回教卻在鼓勵猶太人拋棄傳統，接受新信仰。許多猶太人首先就否認穆罕默德是先知，連對舊約聖經記載都不熟悉的井底之蛙，憑什麼來教導人？

於是穆罕默德抵達麥地那不到六個月，猶太教首次與回教徒衝突，甚至行刺穆罕默德沒成功。一部分猶太人被回教徒斷水斷糧，投降後財產沒收，還得離開阿拉伯。另一部分猶太人沒有正面挑戰，卻到麥加遊說權貴，請他們來制裁回教徒。那年，麥加派了萬人討剿麥地那，圍城近一個月。爭戰本非穆罕默德所長，何況這時他也年邁，整個回教的存亡懸於一線，沒想到猶太人又在後頭攪局，城裡不時有奸細混入，襲擊回教徒重要幹部。穆罕默德知道是猶太人搞鬼，卻對他們一籌莫展，只能一面派間諜混入外面包圍的麥加軍隊，一面祈禱奇蹟出現。奇蹟竟真的降臨。一陣罕見的沙漠風暴，吹得讓麥加的萬人隊呼吸困難，軍備盡失，潰不成軍地撤退。穆罕默德感謝阿拉之餘，旋即懲治叛徒。當天麥地那的猶太人，男丁全部被斬或是酷刑治死，婦女全部淪為奴隸。儘管如此，穆罕默德仍是憤怒難息，一改先前的口吻，反而說：

（信道的人啊！你們不要以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為盟友。他們其實是同黨。你們中間誰以他們為盟友，就是他們的一份子，阿拉必不引導不義的民眾。——可蘭經·筵席51節）

死裡逃生的他，再也無意用寬廣的心胸對待世界。他對反抗的人嚴辭有加：“敵對阿拉和祂使者，而且擾亂地方的人，他們的報應是處以死刑，或釘死在十字架上，或把手腳輾轉割去，或驅逐出境。這是他們在今世所受的凌辱；他們在後世還將受重大的刑罰。”原先回教徒是朝耶路撒冷跪地祈禱，從這次事件以後，他們祈禱的方向改為麥加。可蘭經之外的《語錄》中，穆罕默德對麥地那的這些猶太人一直無法釋懷，不斷罵他們充滿惡毒詭詐，與阿拉為敵，既懦弱又善變，既固執又自大，殺害先知，顛倒真理，永遠不潔淨，永遠被阿拉咒詛。說得要多難聽有多難聽。‘愛則加諸膝，惡則墜諸淵’的極端態度，似乎奠定了上千年的回教傳統。

環境會使人改變，人卻不認為是自己變了。今天有許多西方宗教家批評可蘭經偏激，也有許多清真寺的阿訇（領袖）強調可蘭經的和平思想；兩者其實都存在，只因為歷史過程，產生了兩片截然不同的經文。

麥加攻打穆罕默德失敗，顏面掃地，於是與他簽定和平條約，互不侵犯，但是偶爾還是難免摩擦。公元630年，雙方又撕破臉。這時穆罕默德勢力已足以抗衡麥加，而麥加依然群狼無首，自然毫不費力就被佔領了。大部分城民被赦免不殺，當然趕快皈依阿拉。之後兩年，穆罕默德的軍隊迅捷攻占整個阿拉伯，回教也成為阿拉伯人的共同信仰。【注：以麥加的規模大小，應該也有猶太裔定居，卻不知他們是否聞風而逃？或是被回教徒撲滅殆盡？史載無從考證。】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享年六十三歲。或許他統一阿拉伯的心願已了，臨死前又倡導，阿拉伯人與非阿拉伯人一樣平等，種族與膚色在神眼裡都不重要。他禁止以往阿拉伯各族血仇血報，既然同是信徒，就不必再爭執。對一個沒有共同國家，沒有共同信仰的阿拉伯人而言，這只算是唱高調；但有了國家信仰，這些話就不再是空談，而是建造未來的基礎。蓋棺定論，穆罕默德是成功的政治家，宗教是手段，統一才是真諦。沒有他，阿拉伯半島或許還沒有像樣的文化。

只是手段背後，對猶太人似乎有點忘恩負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