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鄉：雲橫秦嶺家何在（二）

西方歷史學有個字叫Diaspora，中文沒有類似字，一般譯為‘流散’。‘流散’原是專指猶太人被巴比倫擄後，分佈世界各地，無家可歸，但後來也漸漸引申為大幅度的人口遷徙，離鄉背井。這類喬遷，多半不是自願：歐洲中古時代，東歐的斯拉夫民族曾被大量賣給中東的回教國家（今日Slave‘奴隸’這字，原是由Slav‘斯拉夫民族’演變而來）；航海時代，雖然歐洲各國傾力贊助探險家，但是其實也只有貧窮人敢拿性命作賭注，向海洋、叢林、野蠻人挑戰；殖民時期盛行黑奴販賣，因此今天南北美洲都常見黑人；愛爾蘭的馬鈴薯大饑荒，迫使許多人到外地求生；一次世界大戰時，土耳其的額圖曼帝國強迫國內的亞美尼亞人遷走；十八世紀起，中國的苦力被賣到歐美南洋，後來的南洋華僑多半是隨親友到語言能通的地區，所以同樣是華埠、唐人街，主要語言卻可能是粵語、客家、潮州、閩語、吳語等等；印度的外移人口，在全世界僅次於華僑，早期分佈是從印尼到東非，近代則在歐美各地都有。這些都可算是‘流散’——長期的流離失所、集體搬遷。

只是，搬遷也有幸與不幸。像猶太人到了巴比倫，偶爾也可能與當地人起衝突（就像海外華人有時也會受到敵對或歧視的眼光，1969年馬來西亞有五一三事件，1998年印尼也有排華事件）。不過比起歷史上許多失去家園的民族，猶太人已經是特別蒙巴比倫皇帝照顧；到波斯建國後，居魯士大帝甚至下令，只要是猶太人想要回迦南地開墾的，都可以自行歸家，不必禁止（耶利米先知預言被擄七十年後歸來，與事實大概相去不遠）。

當然，這並不代表居魯士沒有政治目的；他之前一進入巴比倫境內就舉行祭河典禮，建國大業完成後，又先後讓許多民族回鄉。說他是仁君，不如說他也很有籠絡人心的手段。雖然巴比倫亡國後人心思變，但是並不一定會尾隨波斯帝國的領導；尤其這麼多民族聚集在巴比倫附近，起義肇事的機會未免太高，更怕的是連鎖反應之下，甚至連兩河流域都保不住。現在只要一通不用錢的詔諭，那些蠢蠢欲動的激進分子，頓時少了一個作亂的理由，攀附的民眾也自會減少。這手段之妙，後代政治家實可作為借鏡。

那麼，這些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是否又像出埃及記，大舉回鄉？歷史並沒有如此記載。正確地說，這份詔諭讓猶太人心情複雜。為什麼要回耶路撒冷？那裡只剩下蕭條、貧窮、和重新開墾的辛勞。用二十世紀的實例對照，許多猶太人為了躲避納粹黨的殘殺，紛紛逃亡美國，但是1948年以色列重新建國後，回到巴勒斯坦定居的猶太人卻不多。若按照今日美國猶太人的觀點，當時波斯帝國的猶太人也會自問：“我在巴比倫城生活得不錯，為何要回去？”

到最後，波斯境內十五萬猶太裔，只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利用這機會回故鄉。後來猶太人中有種說法：一個猶太人用第二個猶太人的錢，送第三個猶太人回巴勒斯坦。這樣的比喻也不過分。在巴比倫的猶太人，有的已經有顯赫地位，有的因貿易經商而家財萬貫，於是他們多半出力出資，讓發展不順利的親友回歸祖國謀生。被擄時是大批東遷，回去時卻是細水涓流慢慢移動。不過耶路撒冷究竟是重新住人了，農業和商業也逐步上軌道，居魯士更從這行省獲取貢品稅收，和預期的效果一樣。唯一不一樣的，只有耶路撒冷原先的重要性。從前它是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現在它只是波斯附庸地區的一座城市，聖殿也沒有了，而猶太文化的傳播卻是在幼發拉底河邊，而不是在大衛之城。既然能力強、錢包闊、文化高的人不回國，耶路撒冷也只不過成為波斯帝國千百個城郭中，無甚與眾不同的一個市集。

我們還是要再問一次：為何不回家？

要回答這問題，也許要看看當時另一個‘流散’民族。畢竟在公元前六世紀，流散最廣的並不是猶太人，而是地中海沿岸的希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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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琴海、巴爾幹半島、土耳其、塞浦路斯、黑海、高加索、意大利南端、埃及、利比亞、西西里島、科西嘉島、法國、西班牙東岸，希臘人在這些地區建立了不下四百個拓殖地。其中有的只是漁村，有的卻是希臘土地上所沒有的繁榮的大都市。雖然說拓殖，其實他們所到之處，並不是沒有其他民族先來佔領；有的與希臘人漸漸同化，有的卻刀劍相對。希臘人在土耳其沿海建了以弗所(Ephesus)，曾經被附近的呂底亞人焚燒多次，燒了又重建，可見雙方並不太平。在波斯建國前後，以弗所的希臘人已經是第三次重建亞底米斯的神廟（這神廟也是古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到新約時代還曾掀起宗教衝突的風波，公元401年被基督教暴徒摧毀）。

類似以弗所這樣的拓殖地比比皆是，亞歷山大東征之前，敘利亞邊境的安提阿(Antioch)，和尼羅河三角洲西側的拉科提斯（後來被改名叫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都已經是當代數一數二的大都市。希臘人在這些地方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發展（呂底亞人是西方最早創造貨幣的民族；埃及的宗教藝術領先當世；安提阿附近的傳說，幾乎完全翻版成為希臘神話中的天神宙斯），然而當地人的排外意識仍不時出現。盲詩人荷馬的第一部史詩是敘述特洛伊戰爭，第二部史詩《奥德赛》卻影射了當時希臘人流散各地的遭遇。

《奥德赛》並非史實，而是冒險故事。主角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戰爭後，觸怒海神，讓他們在大海中漂流，還不時有海難、怪物、災禍出現；奥德修斯卻憑機智勇敢不斷死裡逃生，漂流十年終於回到家。除去故事的成分，荷馬所描述的世界，其實就是當時希臘人流散的領域；故事中有人因貪圖美食，結果被咒詛變成豬；有人吃了蓮花，沉睡在幸福美夢中；有人被關在獨眼巨人的石洞中，一一遭到吞噬；海妖的歌聲會引船撞崖；水怪的漩渦會將船吸到海底粉碎；岸邊的食人族會獵取船員；奥德修斯自己被仙女留在孤島上長達七年，仙女希望與他永成伴侶，他卻惦念故鄉的妻兒，最後還是離島啟航。翻譯成現實，當時流散各地的希臘人，可能被騙被賣，被誘被搶，被捲入利益的陷阱、政治的混亂、甜美的夢想，只有少數能夠在異地安居樂業；然而就算是這些能在別人土地上發展的少數，也一直記得他們自己是希臘人，故鄉在千里汪洋的彼岸。

但是流散的人卻沒有辦法回家。陌生的地方雖然討生活比較難，但是比起自己的家園，卻仍要好太多。當時的希臘還沒有形成國家意識，所有城鎮各自為政，不只是法律、權益、經濟上互相衝突，連文化思想、傳統習俗也往往與鄰村有隔閡。就算是同鄉鎮的人，有錢的地主還是可享相當於貴族的特權，住在雅典豪宅，點收土地的收入；沒錢的佃農則是一生在地主的產業上勞碌，永無翻身之日，否則也有可能因為地主為了還賭債，而被賣到外地為奴。政治上，很多人還標榜古代皇族血統，各自結黨（當時的奧運會，其實只不過是上流社會家族，互相競爭名譽頭銜的比賽）。這種階級制度，完全扼殺了社會進步的可能；不認命的年輕人，就算是不告而別，就算是偷渡充軍做苦力，也希望可以到其他拓殖地方發展。或許有一天他們在異鄉出人頭地，可是祖先的家園卻始終沒有改變，政治一樣紊亂，地主一樣跋扈。回到一個沒有出路的故鄉，值得嗎？

換言之，希臘人那時可稱為地中海的‘一盤散沙’，毫無前景可言。要不是西元前六世紀出了一個有名的改革家梭倫(Solon)，或許世界史上根本不會有希臘值得一提。

梭倫往往被稱為是雅典的民主之父，不過他的改革並非短期見效，甚至在他有生之年也未見到雅典走出世襲的門檻。對於他的記載不多，連他所立新法的詳細部分都很難考證，因為後代有太多法律都一併冠上他的名字，增加可信度。基本上，他的改革是針對古雅典社會在政治、經濟、道德三方面走下坡。希臘各城鎮，有的出暴君，有的殺人奪權，也有投機的貴族藉動亂發橫財。梭倫當時已有賢者的名望，不知是什麼原因，有一年雅典出現政變失敗，全城政黨無法妥協，居然請梭倫來調停，甚至賦予他絕對權威。真相如何，或許不重要了，因為他能夠執行改革，那時的絕對權威其實是很大的關鍵。

他首要之務，就是廢除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苛政，除了殺人償命一條，其他全部刪去。越複雜的律令，越難執行，甚至到最後只有小老百姓任其宰割，地主世家反而懂得鑽漏洞，得以逍遙法外。在那個一點法律改變都會惹怒財主的時代，這算是一位立法者的獲勝，一場勇於正視人命的挑戰。

不止如此，梭倫在經濟上也是大刀闊斧。其一、廢除土地抵押，這可以減少一些辛苦買地的小老百姓再度成為佃農僱工。其二、禁止債主納欠債者為奴，而且以前被納為奴的人也恢復自由；賣到海外的，債主有責任盡量買回。其三、父親要協助孩子尋求謀生之道，否則年老時孩子沒有義務照顧。其四、廢除巨額嫁妝，也不再強迫沒有兄弟的女性要嫁給近親才能繼承遺產。其五、任何人都可以為權益受損的他人申訴。這法令造就了後來的律師制度。其六、統一度量衡，不過不是用雅典為標準，而是用希臘境內最富有的哥林多(Corinth）作定位。其七、雅典開始採用以弗所和土耳其沿岸城邦的鑄幣，促進整個愛琴海的經濟聯繫（在梭倫之前，雅典的貿易船隻還很罕見，也未曾鑄造貨幣）。其八、除了橄欖油之外，不准農產品出口。這條規在當時有其必要：看看希臘的海岸線，可想而知它是山多平原少，糧食短缺也很常見；如果有錢的地主將農產販賣海外，先是出口貿易賺一筆，等希臘境內糧價居高時再賺一筆，那麼普通人民無論怎麼省吃儉用也存不住一毛錢。其九、鼓勵工匠由海外回到雅典，並授予雅典公民身份；這一來許多流散在外的手工業人才，也可以重回祖國創造未來，不但幫助雅典的經濟文化，也降低希臘境內的人才流失問題。

話說回來，梭倫雖被稱為民主之父，他所推廣的‘民主’並不是一人一票，而是按照財產來決定政治權力。公民分為四個收入等級，最富有的人可以擔任城邦執政官，土地生產一定數量的，可以參選為議員，而底下的僱工階級（一半以上的公民）可以參加公民大會。不過凡是在雅典需要時不願拿兵器的人，都會被褫奪公權。

這樣的制度是否完善，我們姑且不討論，但若要一步登天，從世襲走進民主，恐怕會先天下大亂、社會瓦解。同樣地，若要一次改革經濟體系，讓農業社會急速轉化為工商業社會，不只會讓財主憤怒地抵制新政，平民也會因改變太快而無所適從。梭倫在這方面做得很巧妙。他先請雅典人同意，將法律刻在石頭上，接下來十年間不可更改；然後他也沒繼續留在雅典——反正要強迫執行新法，既得利益者必定受威脅，反彈會太強；不如先不強迫執行，讓人慢慢去接受新法，早晚會有人選擇對個人有利的條文，加以推廣。這種‘退一步海闊天空’的態度，竟讓十年後回雅典的梭倫無往不利，連一般痛罵改革的聲浪都沒出現。後世會尊他為古希臘七賢之一，也不無道理。

不論是對希臘本土的人民，或是四百多處拓殖地的僑胞，雅典這樣的徹底改變，讓他們對希臘祖國重建信心。短短五十年內，愛琴海西側的一個小城邦，一躍而成為地中海的經濟重鎮。雅典南端的海神殿，原先是望著無數遊子離鄉遠去，現在卻是望著商船滿載貨品。雅典出品的精美黑陶器，纖細刻畫的藝術，一時享譽外邦，連在巴比倫、埃及、迦太基都身價非凡。能有如此成就，實是希臘人的驕傲。

相比之下，流散的猶太人就沒如此這份‘機運’。這當然也不能怪他們。雖然一般人總認為，每個人都有改變自己、改變環境的潛力，但是也要因素齊全、社會允許為大前提，才有可能發生。像梭倫這樣的人，一百年不見得有一個誕生；而波斯雖然允許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卻沒有讓他們擅自立法，更不可能讓他們自行改革經濟政治（零星記載顯示，回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中，若是有政治領袖之類的人才，多半都被波斯帝國藉故處死，以免猶太人自己立王）。到最後，猶太人只有在異鄉能夠發展，卻無法像希臘雅典一樣大放異彩，殊為可惜。

至於波斯帝國東征西討，這時疆界已東至印度河與中亞的興都庫什山脈，北達高加索，西邊又併入埃及與土耳其。接下來自然也盯上了愛琴海對岸這顆耀眼的新星。。。

望鄉：雲橫秦嶺家何在（一）

十九世紀末的德國歷史哲學家Oswald Spengler認為，所有文明都會經過春夏秋冬的成長過程。他舉例說：以色列民出埃及是春，建立王朝是夏，分裂衰微是秋，而南北兩國先後滅亡則是冬。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民族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對這種演變稍作修正，只要一個國家面對秋冬兩季，能做出適當的抉擇，還是可以再回到春天。然而他對以色列的歷史也同樣採取質疑態度：公元前586年猶大亡國後，這個民族就一直流浪天涯，無家可歸。是不是他們這些人選錯了路，因此復國無望？湯恩比最後結論，猶太人是歷史中的活化石，算是其他國家的借鏡。

可是這兩位有名的學者，似乎都看漏了一點：沒有國家的猶太人，卻不斷創造出文化上的突破，這又該怎麼解釋？

一般古世界被擄的民族，多半會真的變成化石；要不是任人宰割、壓榨排擠，就是與人同化、隨波逐流。猶太人所面對的，與其他民族並無兩樣，尤其在巴比倫享有土地財產權，許多猶太人家境稱得上是小康，有的甚至經商致富，吸引當地人艷羨的眼光（後來猶太人在歷史上好幾次被當作政治攻擊的目標，實在都因為這些人太有錢）。當然，生活得不錯，並不代表他們不想家；被擄的人寫詩：“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這般心境，相信每個離家的遊子都體驗過。不過對第一代離鄉背井的人或許如此，到第二代在巴比倫出生的子女，耶路撒冷這個‘家’已經是很抽象的概念，反而比不上巴比倫河畔的‘家’具體。何況，巴比倫文化既已融入當代各民族的文化，在異鄉長大的子孫，是否還會執著於亞伯拉罕以來的信仰，摩西以來的律法典章？

為了這點，沒有根的猶太人，在自己的文化上做了三項改變。第一就是編寫舊約聖經。這在時間上也算是巧合，因為之前猶大王約西亞，才從聖殿中發現摩西五經中失傳良久的最後一卷。一時全國信仰復興，百姓也認為重要的文化資產絕不可再失去。約西亞死後不久，第一批被擄之民就隨弱冠的小國王來到巴比倫。這些人當中不乏知識分子，身邊可帶的東西不多，卻也包括了律法、詩詞、傳記、歷史、先知書等等。基於失去故國的傷懷，大家自然會開始把典籍匯集起來，還唯恐僅剩的紙草羊皮被毀，又謹慎地抄寫流傳。‘正典’就在這鄉愁中誕生。

在那時代，還沒有任何宗教典籍囊括了這麼多不同類的文獻。印度的吠陀經，基本上是歌詠讚頌，或是祭祀使用的念經與細節規則；由於記錄太片面，連它們是何時產生都不知道。蘇美爾和小亞細亞的宗教文書，幾乎都是用楔形文字刻在石頭上，不讓非祭司職位的人輕易搬運，更不以卷軸流傳；結果記載的少，存留的更少。埃及的神明眾多，宗教記錄也是汗牛充棟，卻沒有一統性，甚至自相矛盾，今日的古埃及學者對它的信仰也不完全了解（只有喪葬部分大體明白）。亞述和巴比倫的宗教記載，神話居多，史實成分偏低，比較有研究價值的大概只有一部分用星象來解釋政治社會的變更。米底的拜火教，雖然有瑣羅亞斯德留下的經典，除去詩詞，大部分只是有關末世的預言。希臘的荷馬史詩，在文學、宗教、和歷史上都很有價值，不過僅限於特洛伊戰爭的傳說；其他方面的記錄完全沒有。

相較之下，舊約聖經是專為被擄的猶太人所寫的‘文化濃縮版’。聖經在意義上是神啟示人所寫的，不論是律法、歷史、詩詞都含有重要的教訓、警告、應許，凡是猶太子民都該熟悉。而為了要熟悉這本正典，猶太人從小就要學一部分，就算不識字也要背誦（至今兩千多年來，猶太人文盲遠比其他民族少，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不過在文化上，聖經是第一份擕帶方便，容易傳播的宗教刊物，而且不必經過祭司神官拉比，只要是識字的人都可以自己讀，或讀給旁人聽（到新約時代，就曾有人請耶穌讀以賽亞書）。這種思想上的解放，和馬丁路德把拉丁文聖經譯為德文的影響一樣深遠。資訊若控制於少數人手中，就容易任人扭曲、斂財謀利；一旦神的話公開於世，人民自可追根究底，不需要被人牽著鼻子誤導。

然後，這一本書的形成，又造就了其他兩項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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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之前，曾是猶太人的宗教中心；現在耶路撒冷回不去，聖殿也沒有了，信仰何去何從？猶太人因此在巴比倫設立會堂(Synagogue)，亦即‘聚會的場所’。這種會堂之後會被基督教和回教模仿，成為眾所皆知的教堂和清真寺；但是在公元前六世紀，會堂的形成倒是顛覆傳統。舉凡古世界信仰，幾乎和獻祭都離不開關係：耶路撒冷的聖殿主要是祭壇；巴比倫王千里迢迢去朝聖，為的也是要在特定的廟堂獻祭；就連佛教，雖不講求殺生的獻祭，一般民間的三牲供品仍然常見。猶太人的會堂卻不是獻祭的場所，他們聚集，只是為了聽人朗誦舊約聖經，或是偶爾有拉比在場時，可以為經節釋疑。

換言之，因為無法到耶路撒冷獻祭，猶太教反而由物資層面提升到精神層面。若要在固定地方崇拜神，勢必與土地分不開；一旦分開，民族信仰勢必煙消雲散。但若是把宗教提升，不再需要獻祭，那不管何時何地都可以繼續敬拜神。一個有形的宗教變得無形，也變得更有韌性，不再因亡國而無法傳承。

這並不代表獻祭不存在。基本上一般文明中祭祀的目的有兩種：一是祈福，一是祛祸。像希臘人出海前要向海神獻公牛，兩者都有。猶太人對禍福的看法和其他宗教不同，認為神本來就會賜福給人，只因為人有罪，神才降災在世，所以要用獻祭來贖罪，重新與神建交。但是到了先知書，觀念已有修正：神所喜悅的，並不是牛羊為祭，因為公義憐憫等美德，要比祭品儀式更蒙神悅納。或者再往前引申，道德的人生才是最好的獻祭；污穢的行為才是最大的罪惡。假若生活不改變，獻祭再多也沒有用。這樣的觀念，在文化上實際地打破了貧富貴賤的區分，有錢人不再能用獻祭讓自己心安理得，貧窮人也不因買不起祭物而得不到祝福。對猶太人而言，沒有獻祭的信仰，反而要比有祭壇的宗教更能作為社會約束力。

既然不再獻祭，其他與神建交的行為就更顯重要。猶太教的第三項改變，就是禱告——這並不是說之前禱告的行為不存在，而是禱告的意義變得更廣。傳統上，除非是神人，否則普通人是要獻完祭才能向神求（比方撒母耳的母親長久無子，也是與丈夫一同獻祭後才向神求子）。所以禱告本身只是附加行為，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能蒙神垂聽。但這時的猶太教已經不再有這種障礙。既然獻祭都可以精神化，禱告也就可以直接求神贖罪，求神幫助，不再需要牛羊的血做媒介。也可以說，禱告就包含了獻祭的全部。

就像聖經和會堂，禱告也是思想上的躍進。小老百姓不再受到傳統限制，隨時隨地都可以禱告，還不用花錢。這個觀念不止對猶太教影響深遠，其他中東的宗教也頗受震撼；到今日，禱告已經成為全世界共用的信仰行為。

然而小老百姓的信仰得自由，祭司和神廟的工作人員卻大受威脅。以前民眾要準備牛羊雞鴨斑鳩野兔來求神，這些司職人員當然也從中獲取好處；現在大家認為自己禱告就可以，這群既得利益者豈不是一下子失去重要性？在巴比倫時期，由於政府多方贊助宗教活動，問題尚未浮現。到波斯王大流士(Darius I，也有譯為大利烏)，文化思想的衝突終於達到白熱化，而當時成為成為眾矢之的，就是猶太民族的高官但以理。

根據記述，但以理每天三次禱告，這件事朝中所有人都知道。其實三次禱告的應該不只是他，到今天許多猶太會堂還是有早午晚三次聚集禱告的習慣，不方便到會堂的也可以在家或在工作地方自行禱告（回教徒甚至一日五次伏地祈禱）。不過當時攻擊但以理的人卻特地要求大流士王，除了國王之外，三十天之內不准有人向神求什麼，否則要扔到獅子坑咬死。說穿了，如果只是為了要陷害但以理，這未免太大費周章，而且聯署人之多，更意味弦外有音。這些人真正的目的，恐怕是要肅清民間自由禱告的風氣，讓追隨這種‘離經叛道’潮流的人受嚴厲懲罰，才不會影響祭司教士的聲威和財源。

大流士面對提案，或許也很困擾。波斯建國以來一向不干涉各民族的習慣；民間要怎樣敬拜神，只要不太離譜，國王又何必過問？現在居然有不同民族的總長、欽差、總督、謀士、巡撫都來求立禁令，還立刻要挾他要加蓋玉璽，不准更改。區區一件禱告的行為，何必要這麼多官員一同來重視？難道這麼多人都和廟宇有瓜葛，甚或背後各有祭司撐腰？而且三十天之後，會不會再用同樣的威脅手段，追加十年二十年的禁令，誰也不知道。只是若不依這一大群人，帝國搞不好要內亂，宮中搞不好要政變。大流士只得硬著頭皮立令蓋章，而第二天但以理就被捕。

會第一個捉但以理懲治，或許部分出於私心，不過既然禱告的風氣始於猶太人，釜底抽薪之計，最好也是從猶太人開始下手。再者，但以理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倘若連這樣的人也因為自由禱告而遭獅子吞吃，其他還有誰那麼大膽，敢觸犯天條？只是這些想保護自己利益的官員，全部失算了。或許是神蹟，或許是大流士特別施手段，被扔到獅子坑中的但以理居然沒死，顯然禱告並不是過錯，而是連神都認可的行為舉動。既然天意已顯，大流士立刻破除禁令，廣布天下可以自由禱告，同時把要求立令的官員全丟到獅子坑裡。（想當然，敢要挾國王的人，下場只有一個。）

對於波斯帝國境內沒錢祭神的人，這判決當然是喜訊。對於猶太人而言，這卻決定了一個民族是否能到任何地方生根。三項改變對猶太教而言，缺一不可。沒有聖經，就是遺忘啟示的真理；沒有會堂，就是捨棄自己的身世；沒有禱告，就是喪失心靈的寄託。

同樣的環境，不一定會產生同樣的反應。流浪的猶太人走得過困境，並非偶然，因為幾百年來他們所走的，一向是別人沒有嘗試的一條路；這時國破家亡，面對逆境的反應仍然是絕無僅有。其他被擄到巴比倫的民族——赫梯、亞蘭、腓尼基、摩押、亞們、以東、耶布斯、非利士——都不再以原來的種族繼續生存，畢竟祖傳的神祗換成了巴比倫的神祗，也沒什麼大不了；固有的價值觀換成戰勝國的價值觀，自己臉上貼金，還可以蔑視他人；反正‘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故鄉太遙遠了，望穿千山萬水也不可能回家，還是在新土地上苟且偷生比較現實。

猶太人在這一點要比其他民族強悍，它沒有強顏歡笑地說自己四海可以為家，也沒有垂頭喪氣地送葬自己的過去；它能做的，是把國家帶在身邊，是讓宗教昇華，是將巴勒斯坦的文化繼續傳承下去。而這傳承，並不是墨守成規，停滯進化，反倒是為全民族的生存而超越奮鬥。《周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或許離開了祖國，才重新體驗亞伯拉罕所理解的：神是無所不在。那麼今後的猶太人無論到何方，神一樣可以與他們同往。

在世人眼中，它是活化石。但是世人早已淡忘的歷史，是否就不存在？世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文化，是否就不必尋思它們發祥何處？

（待續）

縹緲：尋尋覓覓

連續三篇寫到以色列、亞述、猶大的衰亡，但是歷史的篩選還在繼續進行，下一個又輪到誰？

答案是巴比倫，不過這在當時恐怕很難猜測。西元前第六世紀的巴比倫，不論在軍事、經濟、文化上，都已經是天下獨一無二的強國，居然建國短短不到一百年就被波斯取代，簡直比中國的元朝都要短，和之前的亞述更是不能相比。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以舊約聖經而言，但以理書是唯一描述巴比倫滅亡的經典，不過但以理書本身寫得玄之又玄，還往往與歷史相左（連猶太人都只認為這本書是‘智慧書’而不是‘先知書’，今日經學家大多認為是後人假借但以理之名所寫）。這當然不代表但以理書不值得做參考，只是‘盡信書不如無書’。但以理這個人應該是真的存在，他曾在外族的朝廷中擔任要職，也曾飽受政敵的陷害攻擊，卻沒有因此被賜死或貶官，甚至做到後來波斯帝國的朝臣；先知以西結提到但以理的逢凶化吉是出於信仰堅定，不過在外族的政治動盪中能夠僥倖不死，實在也算是命大。對當時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但以理無疑是以色列民族的光榮；至於他是不是先知，倒不重要。

只是，為何但以理能夠進入巴比倫朝廷？這一點反而要歸功於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能把帝業拓展如此，政治眼光絕不可少，而他的首要政策就是寬仁。論語說“寬則得眾”，並非無稽之談。上篇提到，同樣是俘虜猶太人，巴比倫比起亞述或埃及都要仁慈，除了不能回國、不能享有巴比倫人的公權之外，其他的生活方面倒是沒有被欺壓。耶利米還曾經寫信，鼓勵被擄的人蓋房屋、種田園、娶妻生子、安居樂業，這正表示巴比倫對猶太人一視同仁，連買賣田產都不干涉。‘無恆產則無恆心’。假若不是巴比倫人就不能擁有土地，那麼這些被擄的‘無產階級’早晚會成為社會動盪的根源；相反地，假若被擄的各民族能在巴比倫開墾，不但能保持社會和諧，還能充實國庫，更能向戰敗地區宣揚巴比倫的‘王道’，讓想造反的人少一個藉口。一舉數得，惠而不費，這才是明君的做法。

不過寬仁只是第一步。尼布甲尼撒的下一步，是從各國的年輕人中選拔人才，集中到國家翰林學院進修。一方面彰顯巴比倫對各民族不分彼此，唯才是用；二方面達成文化交流，促進民族融合；三方面以這些人做各民族的公關，籠絡人心，建立信任；四方面，選拔的人多半是各國的貴冑子弟，也可算是人質控制；五方面，可以用外族人平衡巴比倫的朝政勢力，畢竟迦勒底人也是外族（這很像當年喜克索斯人作埃及法老時，重用約瑟一樣）。不論如何，尼布甲尼撒的政策，可謂開萬世先河，後來希臘羅馬的學府也都開放讓外國人進修。巴比倫能這麼做，除了要有挑戰新事物的膽識，也要有足以排除眾議的政治本錢；畢竟國王再怎麼中央集權，底下的人若不願配合，新法也不過是空夢一場。

說到挑戰新事物，尼布甲尼撒留給後代，最有名的並不是軍事政治的作為，而是他所建的空中花園，古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相傳尼布甲尼撒的妻子，也就是米底公主，身體不佳，無法遠行；尼布甲尼撒為了讓她能看到各地景觀，於是建造這花園，運進各地植物，使她能身歷其境，在宮中如同遊覽異國。這種想像力值得贊佩，不過建起來卻有工程上的困難。喜愛園藝的人都知道，水和土都是很重的東西，設在高樓的花園，其實對建築物的支撐力是極大考驗。再者，水往低處流，要澆灌各層草木，總不能煞風景地動用大量奴隸；若是灌溉設施做不好，頂樓的花卉不是乾死就是淹死，也一樣煞風景。古代還沒有鋼筋水泥、馬達、塑膠管，能夠設計這樣巧工，也真難為了那時的石匠鐵匠（公元前二世紀，空中花園因地震而毀，至今遺跡已不在）。

然而，文化古都巴比倫，這時卻開始產生思想上的改變，甚至可說是畸形突變。

* * * * *

尼布甲尼撒逝世於公元前562年。兒子繼任不久，就被尼布甲尼撒的女婿篡位；幾經波折下，帝國由創建的迦勒底人轉手到巴比倫人徹底控制。公元前556年上位的國王那波尼德(Nabonidus)，和尼布甲尼撒根本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只是‘新巴比倫帝國’這響亮招牌也不需要改。

既然國王和大半朝臣都是自己人，管理帝國應當是沒有隔閡了吧？不過那波尼德本人並不算是個好皇帝。按理來說他是巴比倫人，偏偏他特別崇尚亞述的古物，幾次尋訪夷平的尼尼微等城市，向亞述的月神祭祀，甚至還叫人畫製亞述末代君王的肖像，簡直有點自詡為亞述君主再世的味道。（根據記載，那波尼德的母親是亞述地帶月神的祭司。這若是事實，那他或許有一半亞述的血統；只是剛推倒迦勒底勢力的巴比倫人，又怎麼會挑一個血統不明的人做王？看來恐怕還是那波尼德在為‘尋根’的行動自圓其說。）說真的，亞述末期的幾個皇帝，都遠比不上尼布甲尼撒，而且巴比倫自己的文化，已是古世界之冠。難道只因為厭惡迦勒底人，就必須捨近求遠地推崇一個被埋葬的古國？

若只是皇帝個人的奇怪嗜好，也沒多大關係。那波尼德登基第三年，居然拋下巴比倫的一切，前往阿拉伯曠野的一個綠洲，一住十年；這不只讓朝臣不知所措，更讓老百姓認為皇帝是瘋了。（但以理書提到尼布甲尼撒喪心病狂，像野獸一般遠離人間，七年後歸來；可能作者把國王名字搞錯了。）到底那波尼德去綠洲做什麼？客觀地說，這綠洲是和阿拉伯貿易聯絡的市集。以前亞述的普勒和西拿基立，都曾經向這地方要求納貢，這時綠洲卻不在巴比倫帝國境內。那波尼德若要重建貿易關係，也不無道理。但是這又有很大的疑問：要建交何必親自去？又何必花十年時間？還耗用國庫公款，在這綠洲中建立許多廟宇神殿？

史學家認為，那波尼德會離開巴比倫，主因在於他個人不喜歡傳統宗教。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人，最主要的神明是河神，而皇帝每年都要定時隆重祭祀，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和中國有北京的天壇，意義是一樣的）。那波尼德卻不想祭拜巴比倫的各神祗，只想單拜亞述的月神，最後乾脆到沙漠中專心侍奉，追求明月的啟示；至於國家，就扔給自己的兒子伯沙撒(Belshazzar)去管。

伯沙撒這名字，對讀過舊約聖經的人應該不陌生。但以理書記述，他在宴樂中褻瀆以色列人的神，突然出現有手在牆上寫字，卻無人識得，伯沙撒趕緊傳但以理來。但以理卻說，這字的意思是：‘你的國壽被衡量，到此為止，今日要分給別人。’果然當夜，波斯和米底合兵攻破巴比倫。這段敘述讓人印象深刻，但是實際上歷史大事，很少有一天注定的。依照巴比倫的文獻，那時波斯已經併吞了米底王國，然後由亞述東邊的山口，大舉進攻巴比倫帝國。伯沙撒見情勢緊張，趕緊傳信，請父王那波尼德立刻回巴比倫穩定大局。那波尼德心不甘情不願地回京坐鎮，但是這時底格里斯河上的許多城市已經淪陷。波斯王居魯士(Cyrus II，又譯為古列)是明智之人，他才攻占了底格里斯河，就立刻舉行祭河神的盛大儀式；民眾見到，無不心花怒放——自己巴比倫王不來祭河，反而波斯王代替他來祈求五穀豐登——結果波斯大軍還沒到，很多城池已經開門歡迎。那波尼德見各省響應造反，一發不可收拾，於是親自帶兵去對抗居魯士；結果駐紮的城市反而要捉他來向波斯投降，那波尼德只得逃回巴比倫。同年十月，巴比倫城的守衛，幾乎毫不抵抗地讓波斯大軍進城（甚至還鋪綠枝綠葉在地上，以示和平），伯沙撒被殺，那波尼德遁逃不久也被捉。以時間來看，居魯士攻巴比倫帝國，攻得慢條斯理，這可能代表他大部分是先做外交工作、安撫工作，然後不用一兵就可以讓巴比倫各省歸順。

換言之，真正的歷史就算沒有神示凶兆，誰也看得出居魯士為何成功，那波尼德為何失敗。

世界上有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國王，也有為丹青荒廢國政的皇帝，但是像那波尼德這種為宗教而喪失帝國的人，恐怕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到底他十年凝視沙漠中的海市蜃樓，看見了什麼？他十年追求綠洲中的鏡花水月，得到了什麼？就算不討論亞述的月神值不值得他膜拜，若要求仙，為何不傳位給他人？若要求善，為何不先天下之憂而憂？若要求智，為何不留在巴比倫集思廣益？若要沉思，為何不挑更孤獨的地方？

宗教狂熱在古今中外都不罕見，不過那波尼德那時代所遇到的，也許還不只是宗教思想的衝擊。因為比它更早，尼布甲尼撒時代就已經開始有‘清談誤國’的現象。但以理書提到，尼布甲尼撒夢到一座巨像，金頭銀胸銅腰鐵腿，據解說是代表他之後世界各帝國的歷史（解經家一向注疏，巴比倫就是金頭，接下來是波斯、希臘，而羅馬就是最後的鐵腿）。以今天史籍資料來對照，這種說法簡直謬論，難道巴比倫之前的埃及、赫梯文明、大衛王朝、甚至亞述帝國都不值一哂麼？那羅馬帝國之後的歷史，還有同時代的中國、印度、阿拉伯，又算什麼？就算以註解的這些時代強加解釋，中間也有斷層，也有同時存在的國家，怎麼塞都不很符合這個‘人體模型’（除非有人腿是頭的二十幾倍長）。然而尼布甲尼撒會對這說辭如此執著，顯然他對探討國祚的理論相當有興趣，幾乎欲罷不能。

就像中國在魏晉南北朝喜歡探討天人、陰陽、象數、吉凶、本末、符應等觀念一樣，巴比倫這時代的學說也可算為‘玄學’，很多博士術士都依附政治，流於荒誕。以中國哲學史作比較，文化思想大概都由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這個方向進化。唯一不同的是，中國的界線算很穩定，文化發源的黃河長江流域也沒什麼移動，所以思想的改變趨於漸進式；巴比倫就沒這麼幸運，文化發展除了自己兩河流域，附近的埃及、巴勒斯坦、希臘、土耳其、米底、波斯、印度、阿拉伯都有可能產生不同的哲學，互相影響。所以同一時代可能有蘇美爾法典、神魔聊齋、占星天象、數字命理學、三道輪迴說、煉金術、享樂主義、獨一神觀等等思想一併存在。尼布甲尼撒會設立帝國大學，有一半也是因為各種學說難分是非（不過他在意的只是對帝國有用的學說）。

雖然‘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但是又有哪個皇帝有時間聽遍天下所有學說？到最後當然都是揀有興趣的聽。這一來許多學士也努力投其所好，越玄幻的故事就越吊人胃口，越不可能的奇蹟就越引人入勝，越加油添醋的敘述就越讓人感動。真正潛心探討國務的討論，反而被這些虛無縹緲的說辭淘汰了。但以理書的誇大不實，很可能是受到那時代‘薰陶’的作者，盡量想讓作品膾炙人口。我個人倒認為但以理是那種嘴巴不甜的人，因為後來波斯的居魯士是個實事求是的人，他會選但以理留在朝廷，足見但以理不廢話、不胡扯、不做排場、不鬧噱頭。明君識賢臣，相得益彰。

而巴比倫的最後皇帝那波尼德，追隨了靈異玄幻的論調，十多年為宗教之故，不務正業，遠離塵囂。國君不像國君，官吏也成了無頭蒼蠅，人民更不知道是否還有安定的日子過。自己去尋求永恆不朽，不管他人生死，如此本末倒置，最後連個巴比倫城都保不住。

              “良好的政府不會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但它至少不會讓問題變得更糟。”
                                                                      ---Robert J. Samuelson，華盛頓郵報社論筆者

哀歌：欲哭無淚

亞述的滅亡，讓當代中東產生了政權中空。巴比倫/迦勒底由於和米底合作，得以佔領兩河流域的黃金地段；其他與它聯手攻陷尼尼微的各民族，短暫獨立後，又在短短幾年內一一被巴比倫打敗。這時的巴比倫只掌控了底格里斯河上下游，其實範圍還不到今日伊拉克的一半；接下來還有從土耳其到紅海的整塊地盤要收復（加上亞述皇室在土耳其邊境，還有一小撮土地，不除總是心腹之患）。問題是巴比倫建國未久，難以左右兼顧，因此開國元君必須坐鎮中央，另派戰場上一同出生入死的兒子，也就是尼布甲尼撒，往西進軍。

不過當時有野心有魄力的領導人，並非只在巴比倫；遠在尼羅河畔的埃及第二十六王朝，原是亞述扶植的傀儡，這時也出現了一位罕見的法老尼科二世(Necho II，就是上篇提及要去協助亞述末代皇室的埃及王，舊約聖經譯為尼哥)。尼科本人驍勇善戰，對內政外交也有相當的心得。他在位時與土耳其的呂底亞人、愛琴海的希臘人都有密切的貿易關係，甚至還派遣了腓尼基的船艦隊，歷時三年環繞非洲一圈。既然埃及重新取代了亞述在地中海的勢力，那接下來尼科的擴張目標，自然也是巴勒斯坦一帶。換言之，埃及會去幫助亞述的孤臣孽子，是很大膽的下注：最好的打算，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否則若能因此鞏固自己在近東的勢力範圍，也不吃虧。

也就是說，當年亞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東西兩大勢力。兩雄相遇，起衝突是早晚的事。但這一來就苦了夾在兩頭猛獸之間的各小國，舉凡亞美尼亞、基利家、亞蘭、腓尼基、亞們、摩押、猶大、非利士、以東、亞瑪力、阿拉伯等地，是該向巴比倫靠攏？還是該向埃及投誠？上篇提到，當時巴勒斯坦起先都依附埃及，唯獨猶大王約西亞(Josiah）出兵攔截尼科，希望埃及不要去幫助亞述，不幸戰死。約西亞算是治國的能才，可惜要對抗埃及，直如以卵擊石；而他之後的猶大王，更缺乏外交上的判斷力，不是舉棋不定，就是執迷不悟。

若要說‘眾人皆醉我獨醒’，大概只有先知耶利米一人。

耶利米(Jeremiah）出生於祭司家，也有地產，幼年生活算幸福；但是到了29歲他開始預言國家的毀滅，滿口卻只有消極和淒涼，甚至後來所有經學家都稱他為‘哭泣的先知’。這時正值猶大的約西亞王努力振興宗教之時，為何耶利米如此悲觀？其實他的寫作中隱藏了許多與當世的人截然相反的政見，引用一句就看得出來：“你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尼羅河的水呢？你為何在亞述路上要喝幼發拉底河的水呢？”言下之意，當時有太多人為了討好埃及，還是討好兩河流域，爭執不休。耶利米的原則卻是：猶大根本不該去國際政治上攪渾水。東西兩勢力要去爭，就讓他們去爭算了，自己退一步海闊天空，豈不甚好？

這觀點就算到了二十世紀都鮮有人接受，連二次世界大戰，也只有瑞士等寥寥數國，永遠當世界中立國。實際上要中立，除了要有像阿爾卑斯山的先天地理條件，真正不可或缺的，倒是一個國家在政治上不仰賴他人的決心。從地理分析，猶大本身沒有出產木材金鐵，糧食耕作也不特別豐裕，所以就算佔領了也沒有實際價值。再來，猶大不靠海，不論是埃及北上，還是亞述/巴比倫南下，都只會經過非利士地平緩的‘濱海公路’，根本不會經過死海以西的丘陵地，所以猶大也不會被當作補給驛道。第三，猶大雖是小國，之前的‘戰績’卻絕不會讓人小看；單單亞述攻城時一日折兵十八萬人，就足以讓後世各國不敢隨便挑釁，惟恐觸怒猶大的神明；只要猶大不去招惹別人，別人也會識相地網開一面。歸納這些條件，猶大真的要採取中立，也並非不可能。

可是先知的遠見，畢竟忠言逆耳。不只是約西亞不聽，連之後幾任國王，也沒有一人接納建議。

* * * * *

為什麼一個理智的答案，當時竟沒有人願意相信？這基本原因在乎經濟條件。猶大自從所羅門的鼎盛以來，生活素質還是很高，即使南北紛爭、朝貢亞述、兵連禍結的年代也從未改變。然而金環銀飾、綾羅綢緞、象牙玻璃、貨物財寶，沒有一樣是出自猶大（不過這時猶大的工匠鐵匠倒是舉世聞名）。畢竟今日的自由貿易，在古代根本不存在。假若耶路撒冷保持中立，進出口可能會大受影響，許多靠買賣奢侈品的中上層富商，都難以生存，而這些人又是最能影響政策，賄賂高官的人。反過來說，假如耶路撒冷靠攏埃及或是兩河流域，不但能增加政治資本，還可以在貿易上左右逢源。

不過除了物質成面，心理成面或許還更強烈。之前的希西家，一下子向亞述搖尾乞憐，一下子又拼命要與第三國結盟，渾然忘了猶大已非往昔的泱泱大國；到約西亞時代，這種心理持續惡化。一面是毫無自信地向外邦的神祗獻祭，一面又高傲地自認為是神所揀選的天之驕子，面對外敵還死不認輸。這種自慚又自負的兩極化心理，最常出現在盛極而衰的國家社會——懷想已逝的黃金時期，總還覺得自己應是叱吒九州的偉大帝國；但坐看今日的虛弱國勢，又為時過境遷而黯然神傷——越是無法面對現實，就越喜歡用誇大的驕傲行為，來掩飾內心的自我否定。

或者可以說，約西亞會慘死埃及刀劍下，也是因為經濟和心理的雙重影響。那時耶利米名氣不大，朝中權貴就算聽到他的警告，也不會當一回事。總而言之，國王和大臣一致贊同，既然亞述天命已盡，當然要趕快和巴比倫套交情拉關係。而要拉近距離，最好就是出兵攔截埃及。法老尼科看到約西亞的軍隊，還鄭重告訴他：“你不是我的敵人，別來擋路，否則必會違逆天意的。”話說得不客氣，卻是在暗中點醒，猶大要挑戰埃及軍隊，必敗無疑。偏偏約西亞不識好歹，別人不想殺他，他竟還用頸子來挨人一刀，簡直是死有餘辜。

讀者或許會想，既然國王都死了，猶大哪裡還敢違抗埃及？假如真的這樣，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約西亞原有四個兒子，長子可能早夭，所以二兒子繼位。那時是西元前609年，埃及大軍到達土耳其的邊界，與亞述殘兵會合，一同出擊巴比倫。不到三個月，居然後方又出現小動作，而且還是先前戰敗的猶大再次與巴比倫勾結；法老尼科怒極，當年冬天親自率兵到耶路撒冷，把猶大王綁到埃及囚禁，再另立同父異母的三兒子為王（還索賠白銀三公噸，黃金六十磅）。後來二兒子客死埃及監獄，屍首也未曾送回耶路撒冷。

三兒子也好不到哪去。起先還乖乖地服從埃及；但是三年後東西兩勢力的爭奪戰還在進行，埃及甚至敗退到敘利亞西南部，猶大這時又開始賣弄聰明，趕快向尼布甲尼撒獻上金銀輸誠。幾年後，尼布甲尼撒勢如破竹地打下亞蘭和非利士地，大軍已達埃及邊界，卻遭埃及勢力再度反攻，尼科趁勢追擊巴比倫；這下子不止猶大，連其他巴勒斯坦的小國，也紛紛倒戈向埃及，本來要歲貢巴比倫的財寶立刻改送埃及。這般朝秦暮楚，不只交不到盟友，反而惹惱了巴比倫和埃及兩邊。不多久，尼布甲尼撒重整陣容，又讓埃及攻勢停頓。然後那年年底，巴比倫開始殺雞儆猴，馬車掉轉向耶路撒冷，報復他們見利忘義的這筆仇；法老尼科一方面尚要整兵待戰，二方面也不齒猶大等國的反覆無常，所以根本懶得派兵來救。猶大這時再要向尼布甲尼撒低聲下氣、跪地求饒，已經太遲了。

美國革命的重要人物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說：“不惜犧牲自由以圖苟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獲得安全。”平安時，就算做錯決定，也無傷大雅；動亂時，一個錯誤的決定，可能會讓人付出沉重的代價。公元前599年，尼布甲尼撒討伐耶路撒冷，可是猶大並不像撒瑪利亞，長期艱苦對抗亞述，也不像之前的希西家，還修城牆挖水道；這次耶路撒冷被包圍不到一年，朝野上下早已無心戀戰，只想用最快的方式解決問題。不久，約西亞的三兒子被殺，屍首從城牆上被拋下來（耶利米的預言，不幸應驗）；看來這群大臣祭司，既無才幹也無定見，一部分人以為交出國王的人頭，就能平息巴比倫的憤怒，就能止息干戈；結果國王死了，尼布甲尼撒還是沒有退軍；另一半的人眼見危難未解，又開始罵朝廷同事，犧牲了國王竟然於事無補。紛擾中，三兒子的獨生子被立為王（歷代志記載他只有八歲），上面卻有許多人爭著當攝政王；外敵當前自己還搞內訌，大概也國祚不長了。

不到三個月，八歲的小國王開城投降巴比倫，然後他與城中權貴、工匠鐵匠共八千餘人，一齊被擄到巴比倫。這當然輪不到他來做決定，不過一旦他成為尼布甲尼撒的階下囚，不必受猶大各政黨擺佈，又何嘗不是種解脫？根據巴比倫記載，他在異鄉尚有妻室，育有五子，終生食君之祿，被擄的猶太人照常尊他為王（後來的先知以西結，一直用這位‘落難’國王的年表記事，儘管他皇位只坐了三個月）。這比起被擄到埃及的二伯父算是很優待；想來他下台時只是個孩子，巴比倫王若是以大欺小，未免顯得不光明磊落。

更正確地說，尼布甲尼撒為了表現‘仁威並濟’的態度，雖然把耶路撒冷摧殘得面目全非，卻沒有拆毀聖殿；雖然擄走弱冠國王，卻另立約西亞的四兒子為王。這一點倒是考慮得十分周詳，畢竟安撫人心是戰後首要工作；若是趕盡殺絕，不只猶大會狗急跳牆、困獸反噬，其他近東國家也會對巴比倫反感，甚至寧死不降。次年巴比倫繼續收拾腓尼基等地，很快地把整個巴勒斯坦都併入版圖，只是軍隊到了加薩走廊還是無法平定埃及。法老尼科在這方面也有一套：他這時年紀大了，知道在有生之年無法逐鹿中原，所以死前還告誡兒子，雖然尼布甲尼撒大軍氣勢如虹，但是以紅海到地中海的沙漠區作為防守，巴比倫再強也難以攻克西奈半島；反正君子報仇三年不晚，現在只要節制埃及對巴勒斯坦的野心，不僅自保有餘，還能消耗對手兵力（後來到巴比倫滅亡時，埃及第二十六王朝依然存在）。

若說智者能得天下，那時兩大勢力的領袖都是強手；不過智者所得，也必是愚者所失。猶大的新王上台，鑑於前幾任的失敗，於是請了先知耶利米做政治顧問；只是他和兩個哥哥也差不多，才剛獲得巴比倫的信任，就又開始兩面三刀，暗通埃及，策劃造反（其實埃及才是真正主謀，不過這次法老做得不留痕跡，表面上倒像是整個巴勒斯坦在積極脫離巴比倫的掌控）。公元前589年，尼科的兒子也去世，新法老上位，年少氣盛，又開始挑釁尼布甲尼撒。猶大王這時早已不願再當巴比倫的傀儡，立刻率先與埃及結盟。

這件事幾乎所有老臣都反對，耶利米甚至戴上鎖犯人的木軛（意喻猶大王也會如此遭殃），請國王三思。然而傾向埃及的一黨人，也串通了其他先知，在大庭廣眾前折斷耶利米戴的軛，還聲稱神也會如此折斷巴比倫加在猶大頸上的軛。這一來，無知百姓立刻認為耶利米是烏鴉嘴，天天咒詛。耶利米實在是有苦難言；他何嘗不愛自己的國家？但是每當他傳講審判將至的信息，就免不了被同胞痛恨，往往還得一再忍受鞭打、監禁、逼迫、孤立等種種苦楚。何況，講實話的，總是討人厭；耶利米一生無妻無子，也只能說是必然的命運。

巴比倫看到猶大第二次叛亂，大概恨不得上次就把耶路撒冷夷平；為這小小地方動兵兩次，也太不值得了。不過這次戰爭，倒是猶大自從南北兩國分裂後，最奮勇努力的一次。尼布甲尼撒基於上回耶路撒冷的貪生怕死，剛開始只派遣非正式部隊去鎮壓；沒想到派去的部隊慘敗而歸。為了避免造反的雪球越滾越大，尼布甲尼撒立刻親自率兵，發動閃電攻勢；可是這次廢墟中的耶路撒冷，居然攻了一年還攻不下，簡直像當年浴血抗戰亞述的撒瑪利亞一樣。尼布甲尼撒猛然醒悟，一定是埃及在暗中支援。他趕快移師布陣，埋伏襲擊埃及的補給，不到幾週已經把法老的軍隊打得大呼投降。猶大這時連最後的外援也沒了，接下來六個月，城中真是慘無天日。公元前587年一月，耶路撒冷城破，聖殿被毀，猶大王和跟隨的人潛逃，還不到耶利哥，已經被巴比倫軍全數逮捕。約西亞的四兒子，也就是猶大最後一個國王，眼睜睜地看自己所有孩子被殺，然後雙目被剜，運往巴比倫後囚禁到死。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面對滿地的焦土瓦礫，耶利米真是難過到極點。他寫道：

神啊，求你觀看！見你向誰這樣行？
婦人豈可吃自己所生育，手裡所搖弄的嬰孩嗎？
祭司和先知豈可在聖所中被殺戮嗎？
少年人和老年人都躺在街上；處女和壯丁都倒在刀下；
你發怒的日子殺死他們，毫不顧惜...
無人逃脫，無人存留。
我所搖弄、所養育的嬰孩，仇敵都殺淨了。

尼布甲尼撒把四千六百多人分批擄到巴比倫，城裡只留下窮、老、病、瘸之類的人。他倒是很賞識這位直諫敢言的先知，希望耶利米能為他效力；耶利米卻不願離開祖國。尼布甲尼撒無奈，只好請他輔助‘猶大行省’的新設省長。其實這位省長也是猶太人，他一上任就鼓勵逃難的人回來重墾農地，重栽葡萄園。這對於社會安定很有效，正如《尚書》說的“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許多人見到終於可以有淳樸寧靜的生活，省長也平易近人，都很願意到這地方重新起步。

可是好景不長，大約五年後，又有人自稱是皇室後代，組隊刺殺了省長，連同巴比倫的文武官員都一齊宰了。消息一傳開，原本可以安居樂業的猶太人，因為怕尼布甲尼撒來報復，只好紛紛逃往埃及。這個‘皇室後代’被人所殺，然後殺他的人自立為省長，當下要所有民眾隨他下埃及。耶利米苦勸他，不要再惹是生非了。新省長不止不聽，竟把耶利米五花大綁，連同民眾一齊帶往埃及。

不過這次尼布甲尼撒並沒有帶兵來問罪；或者可以說，他根本不需要向猶太人討還公道——因為下埃及的這些人全都被騙了。就像當年亞述擄走北國以色列的人，一去不回；這次集體去埃及的猶太人，也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他們是被賣為奴，是被操勞到死，還是被流放到鳥不生蛋的荒原？總之記載從此斷線。為了躲避仇敵巴比倫這頭猛獸，他們竟被埃及這‘朋友’像巨蟒一般吞噬，而且還是自投羅網。

雅各的子孫，如今愚蠢至斯，還能說什麼？傷心，為的是什麼？流淚，又為的是什麼？

耶利米的餘生也在埃及度過，只是音訊全無，更不知他何時過世。他寫過的悲詞哀歌、斷簡殘篇，被流落巴比倫的猶太人拾回，年代雜亂地編為一冊；不過讀來讀去，都只有相同的感受：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隕落：霸者的末路

北國以色列的滅亡，對南國猶大算是前車之鑑。當時猶大王希西家(Hezekiah)聽從先知以賽亞的忠告，不去國際政治上攪渾水，不隨便籠絡亞述其他附庸國，該繳的歲貢照交不誤。他們目睹撒瑪利亞的慘狀，雖然心有戚戚，也只能自求多福，畢竟這已是意料中的事。

國王和先知雖明白這一點，但並不是猶大國每個人都這麼想；有些人甚至膚淺地認為撒瑪利亞的淪亡，純粹是宗教上的墮落，只要耶路撒冷為神大發熱心，這種弱肉強食的事就絕不會臨到自己國家。希西家本人優柔寡斷，自然會採取中立，對內對外都不得罪人，既然保守派想要發起宗教復興，他當然也順水推舟，甚至把猶太教中類似偶像崇拜的習俗都一一廢除。以賽亞本人對復興運動倒不很苟同，在以賽亞書一開始，就對這些狂熱分子當頭棒喝：形式上的諸多牛羊獻祭，遠不如對自己身邊的人多幾分關懷。（順便一提，以賽亞書的詩詞寫得文縐縐，但是它對傳統觀念的革新，卻有如宗教上的分水嶺。到21世紀的今天，猶太人和天主教徒還是認為得救在於傳統儀式，基督教則認為得救在於相信，只有以賽亞和當時一些先知認為得救在於行公義施憐憫。這和中國墨家倡導的‘兼愛’、或是耶穌的‘愛人如己’一樣，都殊途同歸地教人不能只為自己想，也藉著提倡道德，讓社會國家真正茁壯。其他思想譬如儒家的‘不欲勿施’、漢摩拉比法典的‘以眼還眼’、佛教的‘勿殺生’、古希臘七賢的‘不惡待鄰舍’，畢竟比較獨善其身，也是社會上一般人做得到的程度；至於哪一邊近乎真理，我不予置評。）

問題不在宗教復興，而是在狂熱背後隱藏的自負。人好像在向神說：“你看，我們現在每年五次重大獻祭，每月初一十五禁食懺悔，我們這樣虔誠，你總不會不顧念我們吧？”

世間萬事，有時的確會‘心誠則靈’，但是許多人討價還價的交易態度，和誠實兩字倒是扯不上關係。猶大在宗教上大發熱心之後，也對亞述的威脅開始否定。舉棋不定的希西家聽信了保守派，停止向亞述繳保護費，然後似乎是要暖身運動一下，猶大攻擊了西邊靠地中海的非利士人。這其實只算偷襲，雖然連續進攻到非利士的首都加薩，卻不代表猶大的軍事力量夠輕重。不過短暫的勝利還是足以提升人民的自信。希西家一邊開始養兵待戰，一邊又聯絡鄰近大國埃及和亞蘭，等於是北中南三路同時起義。

以賽亞建議不被採用，眼見國王一錯再錯，還是忍不住出聲警告，千萬不要和埃及聯手，甚至亞蘭、摩押、以東、腓尼基等地也會面臨重大毀滅，和他們合作只會後患無窮。仔細看當代亞述地圖，猶大雖然稱臣，畢竟擁有自主權，尚可偏安一隅；其他附近各國早已名存實亡，由亞述指派省長管理；要起義，非得向政府上層動刀不可。可是亞述人又不是白痴，他們一樣會設置情報網，一樣可以監視各省的風吹草動，鉅細靡遺；表面上毫無動靜，其實早已暗中增兵。也因此，北中南三地剛要發難，亞述立刻先聲奪人，掃蕩北方亞蘭和南方埃及的叛黨，然後大軍從容不迫地進攻耶路撒冷。猶大和他人攜手合作，兩個盟友竟然什麼忙也沒幫，最後還要自己硬著頭皮承受亞述的憤怒。

時值公元前701年，距離撒瑪利亞的毀滅不過二十年，歷史的教訓仍再次被淡忘。當代亞述王西拿基立(Sennacherib)進攻猶大，擄掠了四十多城，踐踏良田無數，希西家後悔不聽諫言，因此把國中所有金銀都盡數理賠（甚至皇宮樑柱和聖殿門上的金箔都被刮下來做贖金。）亞述並沒有因為希西家花錢消災而退兵，既然這些猶太人吃硬不吃軟，他豈能不痛懲一番，讓巴勒斯坦不敢再隨便動亂？轉眼亞述大軍抵達耶路撒冷城門前，西拿基立還故意叫人用希伯來話挑釁：“天下哪一國靠自己神祗能倖免不死？你們燒香拜錯神，希西家居然還叫你們去為他送命，真的妄想有救麼？”這種不戰而屈人的手法高明了得；差勁的是，希西家派去和亞述談判的人竟沒半分辯才，只會請罪式地求亞述的‘罵手’不要用希伯來話，以免動搖民心。外交官這麼窩囊，希西家身為國王，恐怕只能為自己披麻服喪罷了。

讀舊約聖經記載至此，大概要認為南國猶大氣數已盡，不必看了。實際上這場戰爭的結果，簡直像小說般倒轉乾坤，始料未及。

* * * * *

根據尼尼微出土的六角柱，亞述對這次戰爭自稱勝利，功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過亞述軍國主義太強，戰場失利的人也必定政壇失勢，所以歷代君王一向對戰事誇大，不足為奇。真正稀奇的倒是希臘歷史家希羅多德和巴比倫史官，都提到亞述慘敗。舊約聖經的說法是：一向主和的先知以賽亞，也因為西拿基立的高傲褻瀆，而對敵軍下了驕兵必敗的預言。然後一夜之間，神擊殺了亞述大軍十八萬五千人，嚇得亞述王不敢再戰。希羅多德的記載有點異想天開，說是周遭田裡所有老鼠闖入亞述大營，吞咬了弓箭盾牌，沒有武器的亞述大軍只好退兵。希臘畢竟離中東遠，道聽途說的機率很大，或許老鼠是真的有，亞述碰上的卻是史上第一次黑死病。

‘黑死病’的名字13世紀才出現，但是早在第六世紀它就曾經吞噬君士坦丁堡四成居民，歐洲一半人口；接下來幾世紀瘟疫消聲匿跡，13世紀在黑海卻再度爆發，數年間奪走歐洲三成到六成人的性命，（有人說瘟疫是蒙古人從中國帶來，有人說是沿絲路散播，兩種說法都很難證實，不過宋元交替時全中國人口減半，或許也不盡是漁陽鼙鼓所造成的殺傷；無獨有偶，蒙古大軍1299年攻耶路撒冷時，似乎也面臨災病，之後回教勢力不費一兵一卒就重佔失地。）不論如何，到今天人類對它還是談‘鼠’色變。真正黑死病的病原是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經過跳蚤傳染，不過名稱廣傳，其他類似的鼠疫也都統稱黑死病；在歐洲和中東近代歷史，往往同地區五年到十五年又會瘟疫復發，代表它突變性很高，加上古代社會衛生條件不佳，相同的細菌竟在歐亞地帶蟄伏三世紀之久。十九世紀殖民帝國興起後，變種的疾病又由歐洲傳回亞洲，單在印度就死了幾千萬人（廣州和香港一帶受波及約十萬人）。

但是假如亞述敗在黑死病下，為何猶大沒有瘟疫跡象？這要歸功兩個原因。第一，考古學家證實，當時希西家為了和亞述長期抗戰，在耶路撒冷外重建城牆，把原本城郊的住戶也保護在新城牆內，又預先在耶路撒冷地下挖了五百多公尺的水道，從城外引進水源，以防被敵軍截斷或下毒污染。地下水道做得足以一人通過，緊急時也可用於居民逃生。希西家本人缺乏斷才，在這件事上卻絲毫不膿包。由於城內不受敵軍疾病引發的食水污染，也就沒有遭受猛烈瘟疫的侵襲。第二，猶太教的衛生律例較嚴格，吃飯前要洗手，不乾淨的動物不能吃，死屍更是不能隨便碰。戰場上的亞述屍體，大概只有痲瘋病患會去撿兵刃碎銀來賣錢，而痲瘋患者又不能和一般居民雜處，隔離之下自可杜絕黑死病蔓延。這些衛生觀念在今天是基本常識，對古代人卻只是種麻煩，要不是宗教律例，誰願意給自己添不便？不過正因為是宗教規定，所以讓猶太人不至於步亞述大軍的後塵。

西拿基立折兵慘重，只好退回尼尼微；他自誇勝利，其餘人心知肚明。舊約聖經的說法，他不久就被自己兩個兒子刺殺；根據亞述帝王年表，刺殺的事其實在公元前681年，已經是耶路撒冷戰役的二十年後，兩者並無因果關係。

然而這次戰役，對兩國都產生了重大改變。

先說猶大。死裡逃生的希西家王，當然感謝上蒼眷顧，不過為了避免下次再有類似狀況，他還是聽從先知以賽亞，對亞述的歲貢絕不遲繳。可是人的心理很奇怪，剛撿回一命時對能活下來已經是心滿意足，過不多時卻覺得大難不死本來就是天意，再不多時更認為自己真有化險為夷的命，結果反而從起初的謝恩之心變為狂妄自大。希西家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和亞述戰爭後，又曾經病得奄奄一息，原本以為陽壽已盡，卻又僥倖生還。那時亞述的附庸國巴比倫，聽說耶路撒冷戰役中希西家以少勝多，當然想學習如何退敵，如此自己有一天也能掙脫亞述的枷鎖；不過為了不引起亞述疑心，只說是因為希西家大病痊癒向他道賀。可是巴比倫的使者見到的希西家，既非驍勇善戰的武士，也不是智謀超群的軍師，只是一個炫耀自己財力的國王。先前向亞述賠償的金銀不算，猶大這時已經不比中東各國富裕，何必把金銀財寶、貿易貨品、軍事武器都讓別人瞧個夠？看來希西家真正的目的還是想和巴比倫建交，上次與埃及、亞蘭合作，竟然落得孤掌難鳴，這次若與巴比倫聯手，兩面夾攻亞述，絕不會像前次敗得那麼難看。但是既然要交涉，總要讓人覺得自己是有實力的夥伴，才能提升雙方建交的可能性。

只是，希西家願意向巴比倫大獻殷勤，難道巴比倫就不會衡量猶大國值不值得合作？《莊子》說：“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以猶大的人力財力物力，打游擊戰還可以，要徹底擊敗亞述幾乎是做夢。使者看在眼裡，根本沒興趣和希西家結盟（後來他們選擇結盟的對象，是伊朗西北的米底人），但是表面上還是客氣周旋一番。巴比倫使者走後，以賽亞覲見國王，才大罵希西家是自作聰明，沒能力對付亞述就算了，現在居然還自己增加後患。先知甚至預言，希西家所誇耀的財寶，有一天都要歸巴比倫。不過國王這回自討沒趣，卻沒因此承認以賽亞的眼光銳利；後來他和先知的關係日益惡化，以賽亞的晚年，是活在不被國王宣召、不被朝臣信任、政黨多方攻擊之中（以賽亞書中可見一斑）。希西家死後兒子繼位，主和派的人徹底失勢，主戰派的人立刻將以賽亞這個建議納貢的‘頑冥老糊塗’下獄處死（有些記載說是被鋸子鋸死）。

忠臣的路，為何總是荊棘遍布？

再說亞述。西拿基立戰場不如意，後來二十年也較少發動戰爭（所謂少是與其他亞述帝王相比）。他大部分時間致力發展尼尼微，城裡大小庭院幾乎都是他建的，公元前690年又為尼尼微建設水道（從所羅門起，當代大都市幾乎都已經引水入城，尼尼微在這方面的確落人一等），城內原本狹隘的巷道也清理拓寬。這和亞述以往的文化完全相反，軍國主義的傳統和現代化的都市，差別太大；雖然建築可以叫各國擄來的奴隸去做，但是這些建設對軍事有什麼幫助？不過西拿基立還是排除眾議做這些建設。他的看法是，亞述有一流的軍事武力，卻沒有和他相稱的農業和都市文明。或者說，世人所謂的‘窮兵黷武’，其實也有不得已的原因：亞述既然在其他文明發展落後，金銀不夠了就必須再去勒索，奴隸不夠了就必須再去擄掠，可是錢多了，物資只會漲價，人多了，糧食只會不夠吃（甚至到撒瑪利亞毀滅後，才因為清油不夠而在尼尼微城外開闢橄欖園）。亞述帝國發展，從利比亞到波斯灣，以往靠著戰爭與征服奪取了財富，卻留不住財富；可是難道不靠打仗就無法致富麼？

這個問題後來蒙古人也碰到過，答案也很類似。一個世界帝國已經完成，欠缺的是文明方面，也因此忽必烈看中了中國——只要盡量利用他們的人才、技術和經濟能力，就可以吸收無限的財富，分配給整個蒙古。不過商人工匠學者，都必須要有夠繁榮的都市才能存在，忽必烈要攬為己用，也必須有現代化的建設。換言之，為了更長遠的帝國未來，忽必烈不顧元老們的反對，還是建立了‘大都’（後來的北京一部分）。

西拿基立對尼尼微的發展，代表他對亞述帝國的永久性深深考量過；或許耶路撒冷的戰役讓他明白，人力有時而窮，一味追求軍事勝利，對帝國自己的代價其實很重，若不知變通，亞述絕不會有前途。他有生之年，尼尼微的人口達到十五萬人，比起巴比倫或耶路撒冷都龐大，國家圖書館有數千泥板文書，足見他致力文化的決心。可是他的領悟卻讓許多守舊人士不滿，連他的兒子們也不諒解。亞述文獻記載，他是在修建的廟宇中，被兒子推倒的巨大守護神像壓死的，意思似乎是說，你那麼喜歡建築，那就讓建築物害死你好了。

其實就算他不被殺，西拿基立得道在黃昏，對亞述來說也太晚了。整個帝國這時已經四海鼎沸，前面說過，巴比倫已經在積極尋覓可聯手的夥伴，其他地方也不遑多讓。西拿基立第一次攻巴比倫是在耶路撒冷戰役之前，那時擄掠了城內一切財寶，卻沒有對人民下手；這代表巴比倫的技術經濟，毀了可惜。亞述在巴比倫設立一個又一個傀儡國王，卻招架不住民間的反叛勢力，後來甚至西拿基立自己的兒子失陷敵營，才迫使他向巴比倫下重手。公元前689年，巴比倫只剩斷壁殘垣，後來幾年也沒人居住。對這件事西拿基立一直覺得惋惜，所以他死後繼承皇位的最小兒子還是重建巴比倫。

然而亞述對巴比倫優待，對其他地方還是一樣軍國主義掛帥。後來的皇帝對於天下洶洶、義賊四起，反應也越霸道殘酷（甚至有戰敗國的首領被關在狗籠到死，其他挖眼割鼻、斷手腳、剝皮、活活燒死的不計其數）。暴政之下的確無人敢再反抗，（上埃及曾一度反叛，結果底比斯的法老全家被折磨死；巴比倫曾兩次起義，結果城中權貴被殘殺一空，只差城池沒被焚；後遂無問津者矣）。這時國中總算見到十餘年‘太平’，可是亞述的盛世也到此為止了。為了繼續控制巴比倫，亞述另立一個白痴做巴比倫王，這個白痴何時死的，記載得並不詳細，可能亞述的暴君一殯天，巴比倫的傀儡也立刻死於非命，因為幾乎同一時期，底格里斯河的上下游兩地區都出現政治混亂，約有四年時間亞述沒有皇帝，巴比倫也沒有國王。

難道亞述的霸主，竟沒有個像樣的兒子繼位？那倒也不是，太子是有，一個帝國要如何繼續下去卻是難題：要不斷擴張，在古世界並不容易；要高壓鎮惡，反作用力也很猛烈（亞述的暴政，巴比倫就學了用在亞述派遣的官員身上）；要帝國富強，亞述的基礎打得不夠；要重用附庸國的人，保守人士又不願意。零星的史料暗示，當時亞述宮中擾攘紛爭，究竟有幾派也不清楚，唯一知道的是，尼尼微幾乎每個朝臣都有自己擁戴的太子。附庸國見到尼尼微自己窩裡反，當然也趁勢作亂；沒有國王的巴比倫，這時興起了一個卓越的軍事將領，掙脫了兩百多年來的亞述管轄，開創了新巴比倫王國（其實他們不是巴比倫人，而是迦勒底人，位於今日科威特一帶；諷刺的是，當時亞述執政黨為了避免巴比倫乘機造反，才叫迦勒底人先來鎮守，想不到竟是養虎為患）。

見到附庸國紛紛獨立，尼尼微的政黨才大夢初醒，趕快合作對付叛亂；只是亡羊補牢，已是後悔莫及。巴比倫的新國王為了不再受到亞述的暴政統治，早就和米底人聯手，南北兩路合攻亞述。（由於米底距離亞述較近，起先是米底人大捷，但接下來一年的拉鋸戰，米底人自知兵力不足，於是向巴比倫提出政治婚姻，藉以拉攏強權；娶了米底公主的巴比倫太子，就是後來的尼布甲尼撒王Nebuchadnezzar）。那時巴比倫王是總參謀，正面用聯軍圍困佯攻，暗中卻引入暴發的洪水冲破城牆，聯軍隨即突破防線，攻進城裡。公元前612年，世界帝國亞述的首都，顯赫一時的尼尼微，就這樣被全盤毀滅；巴比倫人與米底人，和後來加入的西徐亞人、書珊人、烏拉爾圖人，總共搶奪了幾個月，到冬季將至才罷手。

雖然當代各國都痛恨這‘血腥的獅穴’、‘殺人流血的城’，但是對它的形容也一向是‘堅不可摧’，所以這對當代許多人都是驚愕的消息。猶大的先知曾寫下：

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國的上來攻擊你...
他勇士的盾牌是紅的，精兵都穿朱紅衣服。
在他預備爭戰的日子，戰車上的鋼鐵閃爍如火...
王招聚他的貴冑；他們步行絆跌，速上城牆，預備擋牌。
河閘開放，宮殿沖沒。
王后蒙羞，被人擄去；宮女搥胸，哀鳴如鴿...
尼尼微自古以來充滿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現在居民卻都逃跑...
你們搶掠金銀罷！因為所積蓄的無窮，華美的寶器無數。
現在空虛荒涼，人心消化，雙膝相碰，臉都變色...

不止猶大，遠在希臘的詩人，也為亞述的愚昧而歎息。亞述剩餘的皇室，在更北邊一小撮地方苟延殘息，又向埃及借兵再戰，只是最後還是被巴比倫滅盡（當時埃及軍隊要去援助亞述帝國的最後希望，猶大王還曾設法阻止，以防兇殘的帝國死灰復燃；不幸戰死，屍體被運回耶路撒冷）。

後代對於這帝國的消失，往往一言以蔽，好像它只是曇花一現；實際上，亞述一個世紀多的鼎盛，絕非過眼雲煙。雖然它被新巴比倫取代，但是巴比倫盛極時版圖也沒有它大，而亞述的軍事文明，在人類史上更是不可抹殺（後來的中東都是它的門生）。何以人們總認為它是日出冰消，好景不長？說穿了，只因為它所有的附庸國都痛恨它，所以記載的歷史也都緘口不言其成就。

二十世紀美國作家Eric Hoffer說：“你從敵人對付你的手段，就可以知道他最怕的是什麼。”用這觀點來想，亞述其實最怕的，就是自己這個帝國盛世的滅亡。其實亞述自己並不是容易發展的土地，在精神層面也比較缺乏——沒有肥沃月彎的泥土和不朽的蘇美爾知識文明，沒有尼羅河的黑土和金字塔下靈魂不滅的理念，沒有米底的青翠山谷和嚮往真理的火焰，也沒有迦南的奶與蜜和超越宇宙萬物的獨一神觀——亞述唯一能相信的，就只有自己的力量。這樣的命運，和歷史上許多游牧民族都很相似：它向外拓展，正因為自己什麼都沒有；它建立龐大帝國，正因為要證明自己的存在；它可恨，正因為它貫徹了自己獨特的軍國主義，不希望努力爭來的又轉眼失去；而它滅亡，正因為這條腥臭的路走到底，已經此路不通，曾經征服的中東諸國，又各自與己為敵，四面楚歌之下，只有奮力戰死一途，別無他路了。

時至今日，尼尼微依然一片荒涼。

還記得，當年先知約拿來傳警告，一座城市走了三天才走完...

脅迫：從憤怒到絕望

耶戶的中興大約維持了一百年，傳五代到他玄孫，正值國勢強大，東方的亞述卻也同時在睡獅覺醒。當時的亞述王普勒（Tiglath-Pileser III）可算是那一代的成吉思汗，連亞述自己的史料也稱他是‘血和雷的締造者’。普勒上台前，亞述剛發生多次大規模內亂，國力水平明顯下降，地方總督拒絕服從中央，附屬國紛紛獨立，巴比倫地區的部落還常侵擾邊境，更有北方強國切斷通往伊朗、土耳其和敘利亞的商路，讓亞述的經濟大受打擊。普勒奪得尼尼微的政權之後，立刻實施幾項重要改革：第一就是削減官員權力，而實施的方法就是多劃省份（當時一塊伊拉克大小的王國已經分成80省，後來波斯沿用這種管制妙方，整個中東劃成一百五十幾省）；第二是允許平民直接向國王上書，以監視各級官僚；第三是組織政府常備軍，促使無地可耕的人紛紛加入軍隊（騎兵和戰車兵還是由亞述人擔任，非亞述人只能充當步兵），不過普勒還利用擴充的人才來增設工兵，也因此亞述在攻城的技術方面比當代各國高明，這在軍事上算是重要進步。

更正確地說，亞述已經存在了一千多年，到了普勒才總算創制出一直夢寐以求的軍事武力。當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懾服先前的附屬國，然後大軍直指巴比倫；波斯灣一帶全部佔領後，又打擊北方，掃蕩至源頭；接下來才對敘利亞和以色列開弓。

不過這樣動兵，對亞述可是勞民傷財。普勒在這一點做得比較土匪，和納粹德國有得比：他總是用威逼的方式讓小國臣服，不想被滅的就乖乖繳上保護費。收了巨額‘消災費’，亞述就更有本錢擴增自己的軍力，以後反而對小國脅迫更甚。這種下流行徑，果然讓亞述在短短幾年內，烏雲重新籠罩整個兩河流域，然後對以色列也不例外——若不肯繳錢，撒瑪利亞城的居民就等著亞述的大軍來到吧！

為了該不該納貢，北國以色列起了很大的紛爭，朝中也分為主和與主戰兩黨，一黨傾向付錢給亞述，一黨主張就算耗光國庫增強防衛，也絕不給亞述一毛錢。

這是個關係生死的外交問題，兩黨既然談不攏，接下來便是一連串快得可怕的行刺。耶戶王朝（主戰派）斷線了，上位者（主和派）坐不到一個月又被弒，接任的國王拒絕向亞述納貢，怕主和派另外擁城自立，甚至把那些城都屠殺殆盡。亞述沒收到贖金，大隊兵馬真的攻進巴勒斯坦，要以色列自己叩頭認輸，心想自己投鞭斷流，當代其他國家沒有不聞風喪膽的。沒想到以色列居然不吃這套，反而選擇開戰。這等‘自殺’行徑，普勒上台以來可還沒見過。

1775年3月23日，蘇格蘭裔美國人Patrick Henry，在維吉尼亞州議會上演講最後一句：“不自由，毋寧死。”他極力呼籲十三州的人民：“我們的請願受到輕侮，我們的抗議招致了新的暴力，我們的哀求被人置之不理，我們被人輕蔑地一腳從御座前踢開。事到如今，我們再也不能沉迷於虛無縹緲的和平希望之中了。希望已不能存在！假如我們想得到自由，假如我們要拯救我們長久以來奮鬥珍存的權利，假如我們不願徹底捨棄長期從事的生活，假如我們曾經發誓‘不取得最後勝利決不放棄’，也如此為神的光榮而爭戰的話，那麼，我們必須戰鬥！我再重複一遍，必須戰鬥！”

這番話激勵了多少美國人參與獨立革命，但是比他們早兩千五百多年前，以色列人面對強敵，卻也是如此堅決反抗。其實以色列和亞述的頭一場戰爭，有許多方面對猶太人很不利：亞述在戰事上累積經驗，更因為帝國龐大，補給隊早已訓練有素；再加上工兵的設立，不但拓寬主要幹道，方便行軍，更大量製造了前所未有的行天車、投石機、破城槌、甩石部隊等等（許多軍事技術都有石刻為證），也難怪它當時對各附庸國發動閃電攻勢，所向披靡，無人能擋。

可是也正因為對手實力太強，使得以色列人發揮了以往罕見的團結精神。

* * * * *

單者易折，眾則難摧。當年的戰事，舊約聖經上只有一言畢之，後代史學家也是幾句話草草帶過，似乎這是歷史上無足輕重的小戰役。然而仔細分析，以色列的戰力遠不及亞述，卻在王國北界，就是大馬士革南方，和亞述大軍抗衡幾個月之久。這幾個月的奮戰，對以色列而言實在是備嘗艱苦，對亞述而言更是有損顏面，到後來甚至大軍有招架不住、逃兵不斷的跡象。久攻不下，轉眼冬季將至，普勒也急了，萬一其他歸順的附庸國又趁機叛變，豈不是前功盡棄？他趕快另調一支軍隊，從敘利亞北方沿地中海南下，勢如破竹闖入黎巴嫩，以便對以色列左右夾攻。見此光景，以色列王自然知道，傾全國之力尚且只能對付一邊的敵軍，那麼再打下去亦無勝算，只好向富豪大戶搜刮，用十五噸白銀向亞述求和。

一場怒髮衝冠、義憤填膺的民族抗爭，居然是如此收尾？讀的人恐怕都會覺得不是滋味，可是走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做人就是這麼無奈。不止如此，按照亞述的記錄，兩國談和那年是公元前742年，對照舊約聖經的歷史，當時的以色列王也在那年逝世。或許這場戰爭廝殺得難分難解，竟讓國王心力交瘁，終於到油盡燈枯的地步，以至於和約簽完不久就撒手歸天，由兒子繼位。

但是戰爭所留下的後遺症還很多，尤其是大筆的‘賠償金’，簡直是把以色列國洗劫一空，以後的政府又怎麼撐下去？

這或許是為什麼繼位的兒子第二年就被暗殺。國家窘困，財主還被政府勒索銀子，許多人鐵定會怪罪前任國王，先耗資戰爭，然後又耗資向人稱臣；不過‘禍首’已經入土，只好拿兒子討公道。人性醜惡面看不盡，見多也麻木了，毋庸贅言。然而暗殺國王，財政問題還是沒辦法解決，新上任的領導人更不願向撒瑪利亞的居民多課稅（尤其是曾助他一臂之力的財團，所謂‘兔子不吃窩邊草’），那要怎麼保持政府營運，怎麼向亞述呈繳歲貢？

不知是哪個缺德的人（也可能是被幕後指使）在此時提議，何不擄掠南國猶大的國庫，送禮自用兩相宜？此言一出，以色列新政府立刻叫好，也不管南北兩國‘本是同根生’、‘五百年前是一家’云云，反正可以解決當前急務，理智道義全部拋到九霄雲外了。只是與亞述交戰後，士氣仍然低靡，要打猶大未必有勝算，還是聯合亞蘭一同出兵，頂多是和盟軍分紅，總不至於做賠本生意。（注：有另一種解釋說，當年亞蘭和以色列都想擺脫亞述的鐵掌，唯獨猶大不附和，因而對抗亞述的同盟國群起攻之。這也有可能，不過以後來戰爭的發展判斷，亞述真正的目標只有以色列，並不包括亞蘭。何況外交上的口是心非、反覆無常，遠比不上金銀財寶有說服力；當真要出兵，多半還是私心為重。）

政治如下棋對弈，偏偏有不少搞政治的人不諳此道，只想一步，算不到下一步；短視近利，不知後患無窮。以色列一想到有錢可搶，就奮不顧身地大開殺戒——根據歷代志記載，南國猶大曾經一天之內折兵十二萬，許多將領都戰死了，連國王自己的太子也犧牲了，還有許多被以色列軍擄為奴隸；非利士和以東也趁火打劫，順便對猶大擄掠一番。猶大王求助無門，只得用耶路撒冷皇宮和聖殿存放的黃金，向亞述求救。奸猾的普勒大概早知會如此，但是黃金收了，亞述大軍仍是好整以暇地在首都尼尼微待命；又等了一年，猶大真的已經無力回天，而以色列和亞蘭也開始互相猜忌時，普勒才發動精兵，開始剿滅巴勒斯坦的內部動亂。

由於有上次頭痛的經驗，普勒這回乾脆採用迂迴戰術，直接沿地中海進攻以色列。軍隊在腓尼基地區充分補給後，就跨入耶斯列平原，以‘圍魏救趙’的方式侵襲撒瑪利亞。平原戰是亞述所擅長的（第一次和以色列交戰是在戈蘭高地，普勒或許認為地勢不利，未能充分展示軍力），可是這次以色列仍是絲毫不退縮膽怯，頑強抵抗之下，亞述竟也佔不到便宜。普勒原先想速戰速決，眼見這裡僵持不下，於是分一部分兵力跨過迦密山脈，從西邊偷襲撒瑪利亞；然而以色列在這橫向的商道上，也守得滴水不進。亞述軍隊席捲地中海沿岸十五公里的地域，卻沒有幾個值得搶奪的小城鎮，到最後實在熬不下去，全部軍隊一齊往南，到非利士境內大肆掠奪（古代戰爭中，搶奪是提升士氣的重要法門，雖然補給不至匱乏，士兵若搶不到錢和女人，勢必軍心渙散，領兵者也無法再接再厲，百戰百勝）。

學了兩次乖，翌年春季普勒又引兵攻以色列。這回不走小徑，直取中路。以色列北方幾層邊防重鎮，都一一被亞述擊破焚燒；過了加利利海，兩軍卻在平原的古戰場上，再次難分勝負，雙方都死傷異常慘重（這地方從此成為希伯來文中的‘修羅場’，希臘文譯為‘哈米吉多頓’Armaggedon，也引申為末日善惡對決的大毀滅）。雙方軍隊實力懸殊，但以色列民是為自己家園背水一戰，而亞述畢竟家鄉遠在天邊，思鄉情切的士兵本來就不想躺在別人的土地上，何況是腥臭的戰場上；亞述王苦撐一陣子，終於還是放棄撒瑪利亞，改進攻約旦河東無人防守的地區。最後統計，亞述佔領的土地不少，只是沒有獲得決定性勝利，終究是功虧一簣。

第三年，普勒再回到巴勒斯坦時，這次他不先向以色列下手，而是對亞蘭的大馬士革動兵。亞蘭可沒有以色列難纏，要大軍對付實是殺雞用牛刀；不過普勒的目的並不是要嚴懲敘利亞，而是要在大馬士革建立一個靠近以色列，可進攻退守的基地。當然，城內的人一些留下供應軍隊，其他都作為奴隸遷往亞述。偏偏人算不如天算，他準備工作就緒，接下來開始和以色列義軍對陣時，亞述帝國內的巴比倫地區卻出現叛軍，形勢危急，真要氣死亞述王也。這一來，以色列也不用攻了，約旦河邊的戰車戰馬，只好又無功而返，大馬士革的基地修建，自也全屬白費（後來猶大王到這基地想朝見普勒，親謝救命之恩；人沒見到，他還是拼命諂媚亞述，甚至仿製一座祭壇在聖殿裡使用）。

平心而論，以色列和亞述的戰爭，雖然贏得僥倖，倒也不可小覷；和古代許多戰爭相比，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就像1939年蘇聯和芬蘭交戰，或許只是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小幕，可是蘇聯軍力是芬蘭三倍，飛機是二十倍，坦克兩百倍；六個月苦戰，最後居然芬蘭七萬多人傷亡，蘇聯三十二萬人陣亡，連蘇聯坦克都大半被毀，芬蘭人的勇敢從此在歷史上不可磨滅。以色列和亞述軍力比較，甚至要比芬蘭對蘇聯的狀況更惡劣，然而普勒王前後十年竟然還攻不下以色列。

不過‘勇敢’是從其他人的角度來看；對以色列人自己，這次的戰爭讓他們多年忍受飢餓流亡，眼睜睜地看親生骨肉曝屍荒野，看鄉鄰摯友血肉橫飛；縱算戰爭結束會鬆一口氣，但是這真的是勝利麼？假若結局是普勒王死在巴勒斯坦，亞述帝國向以色列賠不是，或是兩國簽約互不犯界，那麼死傷再多也不枉然。可惜事實並非如此，三年來的浴血奮戰，只得了個不了了之的結局，人民心裡又怎能平衡？

我們並不是怕血流淚流，只恨一切血淚盡皆白流。

矛盾的情結，使垂傾的國家再度政變。那年，以色列國王被刺，由一位既非將軍也非國戚的人繼位（亞述的版本，是派人刺死主戰派的國王，再扶立一個沒有異心的傀儡來執掌撒瑪利亞。究竟真相如何，無從考證）。這位國王叫何細亞(Hoshea)，為了不再連年兵荒，首先五年是乖乖地納貢。公元前727年，普勒逝世，何細亞猜想亞述此時必定群龍無首，眾子奪位，於是決定不再繼續臣服亞述，更聯合埃及，同時從附庸國中脫隊。可是他猜錯了，普勒死前早已授命由兒子繼任，亞述根本沒有突發狀況，一個月內就加冕新王，然後對以色列發動十餘年來第三次戰爭。

然而以色列蕞爾小國，曾經讓普勒這個天縱之將萬般棘手，現在還是讓新任皇帝焦頭爛額。這一戰，又是三年難分勝負。亞述新王剛上台就碰釘子，當然連冬天也不顧，全力開火；只是明明以色列早已彈盡糧絕，寸步難行，卻無論如何不肯投降，讓這亞述皇帝欲做不成，欲罷不能，到後來甚至因為急於強攻撒瑪利亞，遭到以色列反擊，在一月的寒風中客死異鄉。亞述並沒有因此對迦南地死心，留在尼尼微的攝政王繼任後，終於在大軍壓境的威勢下，攻取撒瑪利亞，夷平以色列（何細亞下落不明，可能已和敵軍同歸於盡）。

懦弱，是對是錯？抗爭，是好是壞？三任敵國皇帝，三次壯烈戰役；倘若後代歷史學家認為這是小事一樁，當時的亞述王可沒這麼想。為了永遠不要再面對如此可畏的敵人，他下令將所有以色列國的人民全部強遷到亞述內地，再由巴比倫等其他省份遷移人來安置以色列。當日被迫強遷的以色列民，只剩下兩萬多人。

關於這悲慘的命運，有人說是因為拜偶像離棄神，有人說是淫亂奢侈醉酒，有人說是缺乏公義憐憫，只有史書還保留一點來龍去脈，可是短短幾行字，道不出崮中辛酸。

公元前722年，北國亡。

屠戮：半壁山河血染紅

                              安德烈亞：    一個沒有英雄的國家是不快樂的！...
                              伽利略：      不，一個需要英雄的國家，才是不快樂的。
                                                                                      ——Bertolt Brecht，德國劇作詩人（1898-1956），《伽利略傳》

雖說時勢造英雄，英雄背後往往是個支離破碎的世界。捍衛真理，只因為社會崇信謬誤；打抱不平，只因為邪佞滿地；力挽狂瀾，只因為亂石崩雲、驚淘裂岸，天下已無安身之處。可是有救世熱忱的人，卻不一定會考慮，這樣救是否能達到目的？如果沒有對症下藥，純粹只把問題趕到別的角落，或是讓它暫時消聲匿跡，那又哪算是救？如果竭盡所能還不足以改善社會的一小部分，那又當如何？如果一群人民只仰賴英雄來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樣的人將來又怎能成為國家棟樑？

歐洲中世紀神父Bernard of Clairvaux說過：“通往地獄的路是由善意鋪成的。”國君可以為人民大開糧倉，解救飢荒；然而今日的溫飽，只會讓過多的人口繼續繁衍，明日人民飢餓更甚今日。總統可以為人民短期製造工作，減少失業痛苦；然而欠缺謀生能力的人，既沒有為自己訓練再職能力，大環境又沒有恢復原狀，短期工作一旦結束，仍要向人乞討一分錢。醫藥進步，許多先天性疾病的患者也能存活；然而疾病的基因卻因此繼續傳給下代，讓子孫一樣需要相同的昂貴醫療。慈善機構可以捐款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然而層層貪污之下，只有這些國家的元首坐收利益，甚至用錢增加壓制民眾的武器，小老百姓只會比原先景況更差。1970年代石油危機，讓世界各國從此千方百計努力穩定中東政局；然而這些中東國家政局有外國撐腰，政客就更不需要自己人民的擁戴；懶得管國家問題，大可置之腦後；不想看民生艱難，大可肅清街道；最後中東社會問題日益嚴重，還是導致世界各國焦頭爛額。

這裡有個共同的癥結：社會問題就像一個人有病痛，痛本身只是徵兆，並不是真正的病源。一味地想止痛，又因為怕痛而不接受手術，到頭來豈非受害更深？話說回來，要對社會動手術，勢必會流血，太善良的人總是於心不忍，要為死刑犯求情，要為八旬老人求內臟，要為成績不及的考生增加學校，要為低收入戶提高最低薪資（或是房貸優惠），要為無力撫養的人創辦兒童福利，要為殘障人士保障名額...結果法令滋增下，看似人民受益，社會美化了，殊不知化妝品下的癌症仍在蔓延。墨子說：“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不能治還亂治一通，病人不死也被庸醫整得半條命。

閒話少說。亞哈長子死後，次子繼位，不過皇太后耶洗別的腓尼基人勢力還在。以利亞雖是耶洗別的死對頭，在世時卻一直無法打垮對手，這份工作只能留給後代去完成了。他的接班人以利沙、其他先知、和以色列有心之士謀定而後動，選擇一位將軍耶戶（Jehu）來對付亞哈家。耶戶此時還在約旦河東與亞蘭大軍對峙，一個先知的門徒特地來見他，請他借步說話時才私下膏他做王。這種膏立的事，從北國耶羅波安以來史無前例（耶羅波安是被預言，卻沒有被膏）。耶戶的同僚知道他被膏，急忙請他上座，向他示誠。那天，河東大軍全部歸順。

打鐵趁熱，耶戶的個性也不愛拖泥帶水（可能因這樣的個性，和朝中權臣合不來，反而被留在前線）。當時南北兩國聯軍對抗亞蘭，兩國國王都在加利利海附近的城郭耶斯列，距離撒瑪利亞還有一段距離，算是第二防線兼補給城市。耶戶可也狡獪，先是不准軍隊中有人私自通風報信，然後自己帶一隊人馬往耶斯列。到了附近，守望的人見有兵馬，總會先遣哨兵查探，耶戶卻把碰到的隊伍也攔到自己旄下，讓他們沒時間快馬通報。守望的人看到趕車的速度像是耶戶。大將軍親自到來，多半有大吉大凶之事，於是兩國國王都親自套車來迎。沒想到耶戶一開口就說：“你母親耶洗別雙手污穢，國家焉能平安？”北國國王一驚，要逃走時已經被一箭穿心，當場死在車上。不過耶戶也沒放過南國國王（耶洗別的女兒嫁到猶大，這時猶大王和北國國王算是舅甥關係），大隊軍兵將他追到附近古戰場殺死。

這一折騰，已有人警告耶斯列城裡的太后耶洗別（為何她也來到戰場？是否要靠關係向腓尼基借兵？還是她兒子只是傀儡皇帝？）兒子死訊傳來，耶洗別心知大勢已去，也沒哭泣，只是整裝待戮；耶戶殺完兩個國王，到了耶斯列城下，她還譏刺對方自尋死路，必遭報應（她用來罵人的名字，是北國史上弒主自立的將領，七日內自焚而死，由暗利王朝取而代之）。耶戶不去管她挑釁，只叫城裡服侍的太監將她拋下來摔死，自己看也不看就進城填飽肚子，更任由貧民去搶太后屍體上的貴重之物（後來只找到頭骨和手腳）。

一天之內，死了三個政治人物，南北兩國局勢全變了。但是這只是前菜，耶戶所引發的連鎖反應，才剛要開始。

* * * * *

先說南國猶大，國王的死訊傳到耶路撒冷，耶洗別的女兒亞他利雅（Athaliah）見自己的兒子死了，不知是她本來就野心勃勃，還是見不得國王的其他同父異母兄弟繼位，甚或是為了保護自己腓尼基人的勢力範圍，總之，她立刻開始剿滅王室，包括自己其他兒孫，然後成為女皇帝。可想而知，當時大衛的子孫被屠殺的絕非少數，其他的親衛侍從，高官要臣，大概也盡被斬殺。

再說北國以色列，耶戶不愛拖泥帶水，卻很會拐彎抹角。他穩定了耶斯列的局勢，立刻寫信給撒瑪利亞總督和皇家太師太傅們，叫他們眾多太子中選一位來代替國王。這其實類似秦朝趙高用‘指鹿為馬’來試驗朝中哪些人該殺。撒瑪利亞的權貴也很識相，模稜兩可地說：“我們都是你屬下，我們也不立什麼王，你看怎麼辦都好。”於是耶戶叫每個太師去殺太子們，提頭來見。見到首級後，耶戶卻裝糊塗說：“我背叛國王，將他殺了，這些又是誰殺的？”說好聽是臣民一齊替天行道，說難聽是借刀殺人。而且話中暗示，你們和我是一丘之貉，既已開殺，就是自呈‘投名狀’，要效忠別黨也太晚了。

這時耶斯列城裡的亞哈家餘黨，已經剪除乾淨，耶戶才出動前往撒瑪利亞。總督雖已是自己一派的人，太子們也死了，耶戶到了撒瑪利亞還是又殺了一批，斬草除根，讓亞哈家一個不剩（亞他利雅除外）。剪除異己的政治手段，大概沒什麼不同，不過耶戶可還沒殺完，再來一次拐彎抹角。他招聚眾民說：“亞哈侍奉巴力還算冷淡，耶戶卻更熱心。現在要為巴力舉行大祭，所有巴力祭司、先知、和一切敬拜的人，一個不能少，否則必不得活。”這話其實破綻很多，先前他在耶斯列就已經殺了巴力祭司，這次要通傳恐怕一樣得封鎖消息；不過也無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所有人都會趕快努力‘揣摩上意’，說不定新王耶戶只是朝三暮四，何況之前殺了這麼多人，一定有很多官職要補缺，最好別現在得罪他，免得以後沒機會。

可是這一次耶戶仍是在試探這些腓尼基黨的人。祭典開始，所有人都穿上特製禮服，廟宇中從前到後塞滿了人，為了不讓人起疑脫逃，口蜜腹劍的耶戶還是親自來招呼這一黨的重要人物，然後獻完了祭走出來，外面埋伏的人立刻撲殺這群巴力教眾，廟裡沒一個人倖免。《孟子·離婁上》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耶戶不必發動戰爭，照樣殺人盈城；之後整座廟殿被焚燒，改作公廁（畢竟流血太多，不祥之地很難做其他用途，這裡是黃金地段，不善用又可惜），北國中的腓尼基實力從此煙消雲散。

回到南國猶大，亞他利雅當女皇帝轉眼過了六年，卻不知道還有個自己的孫子沒死，而藏的地方正是耶路撒冷的聖殿。到了這孩子七歲時，祭司請護衛兵和軍隊隊長們來，讓他們親眼目睹大衛家唯一存留的骨血。猶大畢竟是注重傳統的地方，先前以為皇室全滅，無人可效忠，現在看到天有眼，如何不老淚橫流？於是在親衛、軍隊、和祭司的見證之下，七歲的太子被膏為王。接著亞他利雅被殺，巴力祭司和腓尼基黨羽也盡皆伏誅。兩次的政變，同樣是風捲殘雲，血濺紛飛。

短短六年間，兩國各有驚心動魄的政黨大換血，雖然以舊約聖經的角度是真理獲勝，一時卻讓兩國都元氣大傷。北國原先還與亞蘭爭戰，這時因內亂，反而讓約旦河東再次失陷，連同亞們摩押，甚至南國猶大，都同時受到亞蘭侵襲。唇亡齒寒，沒有北方的屏障，巴勒斯坦各地等於都要向敘利亞稱臣。

不過我個人認為，就算屠戮沒發生，以當時各國強弱之勢，約旦河東一樣會被亞蘭攻占，積弱的南北兩國也一樣要向敘利亞朝貢；政黨殺戮，雖然讓外敵有機可乘，卻也迫使國家必須先整頓內政，改善經濟。也許有人認為應該先除外侮，再清門戶，但這是文人之見，兵家《吳子》倒是說：“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耶戶是武將出身，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卻只能在前線奮勇退敵，眼見朝政日廢，國庫日空，庸者居高位，能人遭白眼。撒瑪利亞城內文德不興，官僚腐敗，只有邪教猖獗。就算今日能戰勝亞蘭，明日又如何？

但是要改，怎麼下手？又是否真能下手？

這種問題，其實古今中外都很常見。有人說，世上最常見的莫過於為爭奪資源而戰爭。不過就算不是戰爭，一個國家有限的資源（人力物力財力）也不夠平均分配。在中東一帶氣候環境逐漸改變之下，資源更是逐年縮減。民生困難時，最令人反感的還是社會上享特權的人，他們的工作和報酬根本不成正比。

舉例說明：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基本上是沙烏地家(Al Saud)的產業。以前只稱阿拉伯（不過這命名已可看出國王的心理：假如英國被皇室改稱為‘溫莎聯合王國’，假如美國獨立戰爭後國家改名為‘華盛頓合眾國’，那麼主權在誰手上就很明顯了，產業要怎麼分配，自也由國王自己決定）。沙烏地家並不算小，目前有將近四千個王子（家族每年還會產下三四十個男嬰）。而這些王子從國家領巨額月奉之外，各樣的獻金、私簽合約、金融油水、以及特殊管道也不少，所有的開銷到最後都向國庫報賬。雖然阿拉伯的石油年收入極其可觀，但是這些王子們揮霍成性，往往讓國家每年經濟透支百分之四十。保守估計，皇家賬單超過一兆美金。當然，大部分財產都握在最有權勢的兩百多人手中，而有錢有勢的王子們又用黃金鈔票來換取政治影響力。現任國王致力減低皇家的預算，這對人民或許是好事，對其他王子卻成了嚴重威脅；自己家族勾心鬥角的事已是司空見慣，更常看到的則是利用層層官僚來阻擋決策者。之前國王為了圖強維新，想興建科技大學，可是自己皇室內卻反對讓國家過度西方化，結果幾年幾十億的預算之下，官員盡是在畫些不切實際的增建藍圖，寫些異想天開的授課內容；國王堅持要到大學視察，才知道居然都尚未動土，沙漠中幾株棕櫚樹，算得上是什麼大學？不過負責的，偏偏也是家族首腦人物，嘴上不否定國王決策，卻藉故不動手，國王又哪能奈何他們？

再舉例：歐美各國在金融風暴後，政府和工會勢力衝突更加激烈。由於工會人員是保證職，就算不給工作也要發幾成薪資，加上退休費驚人，多數公司都盡量遏制員工組織工會。也因此失業問題上升時，政府多半會自己增加工作來彌補私人企業裁員（當中有一半以上是教職人員）。而政府僱員工會又比一般公司的工會強大。請神容易送神難，大家既然看中了穩定的政府工作，靠官說走進機構崗位的實非少數，靠關係製造新職位上任的也不罕見（不過‘莫須有’的職位，也會衍生‘莫須有’的文書工作、交際應酬、以及權力分配）。久而久之，政府自是深受財政赤字困擾。經濟良好時，尚且不能減低政府的人事費用，經濟不景氣時，大家都緊抱鐵飯碗，裁員又如何裁起？之前歐洲幾個國家財政嚴重，才引起歐盟各國關注，想盡量改善他們赤字問題，偏偏工會又不容許自己權利被削，結果希臘雅典還發生暴動。其他許多地方也好不到哪去，美國舊金山附近有小鎮，因入不敷出而希望政府員工能減薪減退休金，員工不願妥協，2008年小鎮宣告破產，現在連警察、消防隊等基本市鎮需要都是由其他鄉鎮協助。雖然工會也知道政府財力有限，但是人永遠是以自己為優先。近日來有些州要廢掉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居然引來千萬工會人士在政府大廈前抗議；實際上工會爭取到的各種福利，已經比非公會的人高太多，領高薪還抗爭，分明是吵大聲才有糖吃的行徑。

三舉例：世上有許多巫卜神棍，實乃欺世盜名之輩。先把各種妖魔鬼怪說得嚇死人，再把自己扮演成唯一能驅邪除妖的權威，然後就財源廣進了。這當中要訣，自是在於如何將不存在的魑魅魍魎、兇獸毒蟲，講得煞有其事；再把聽眾的疾病、嬰孩的啼哭、諸事不順都歸咎於這些邪鬼山精；最後也要成功地演一齣‘斬妖除魔’的戲，讓求助的人如釋重擔，進而對權威誠心拜服，感激不盡；渾不知自己一場驚恐只是杯弓蛇影，根本被耍得魔由心生。凡靠迷信維生的職業，越能引起村民的心理共鳴，就越能斂財。不過一般老百姓不懂的是，大部分政客所做的，和這些騙子也沒兩樣，只是他們說辭多半如下：若不是我管轄某地，早已民不聊生，災病蔓生；若不是我倡導新法，早已經濟萎頓，盜賊四起；若不是我發號司令，早已列強瓜分，國破家亡（當然政客不會說得這麼沒技巧）。謊言拆穿了，固然也很可笑，可是一個國家被這種人騙得烏煙瘴氣、官場歪風瀰漫，相信人民一定都笑不出來。

見到世間醜態，很多人都會抱消極態度，有的是不敢得罪他人，有的是有心無力。一般傳統社會都‘超穩定’，因為個人不被重視，社會也就很少有自治能力；明明知道身邊很多制度不合理，說出來卻沒人聽，甚至連說得機會都沒有。要講理，別說社會不答應，連家庭成員也會強烈反對，最後只好委曲求全苟且活著。當然，這並不代表社會不會變，不過要到‘窮斯濫矣’，也就是完全沒救的時候，才會被強迫改變。‘大亂大治’似乎是古代歷史不變的鐵則。

也就是說，耶戶的出現，正是對以色列封閉的中央集權造成轉機。

耶戶的做法直截了當：殺！反正自私者眾，不除不行。以色列歷史中曾經受膏的人，大概數他最暴君，雖然猶太教一直強調這是為了報應亞哈家的惡行，為了打倒腓尼基的宗教，不過假若交換立場，我們若活在那時代，看到撒瑪利亞血流成渠，恐怕也要怵目驚心，惶惶不可终日。讀歷史的人或許要問：神怎麼會揀選這麼狠毒的人當國王？但是反過來想，正人君子用婉言義行，真的能讓社會改善麼？耶洗別都可以強搶平民的葡萄園，要讓一個正直善良的人蒙羞而死，又有什麼難處？就算要妥協，難道惡人不會得寸進尺，出爾反爾？聖賢的道德標準，在小人當道的時代，根本是達不到的境界。

文人之虛，不如武人之實。不用霸道的行為，就不足以把社會從污穢的死巷裡趕出來。公元190年，東漢末年董卓入洛陽，廢帝另立後，殺文官七十人，武官五十人，國戚三千六百多人。這場腥風血雨，使董卓在正史演義中都成了大奸巨惡的角色。可是三千多國戚可能還只是一小部分，這麼多人憑關係而富且貴，也算是漢朝的不幸。（《紅樓夢》中，賈家因為女兒是皇妃，居然錢多到可以建大觀園；類似的奢華，各朝代都有。）

然而耶戶並不是一味嗜殺。他不擇手段，卻也是極有能力的管理家。政治穩定之後，他開始鼓勵工商，讓人民修生養息，還派使臣送禮到亞述（亞述的石刻誤以為耶戶也是暗利王朝的後人）。在他有生之年，以色列尚未恢復早期的實力，接下來五十年內，北國卻再度成為強權，還三次打敗亞蘭，不止收復約旦河東，連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和黎巴嫩邊界的河流也劃入版圖，腓尼基更淪落為以色列的附庸國。有故事說是先知以利沙死前祝福當時國王（耶戶的孫子），叫他用箭擊地，結果國王只擊打三次，所以未能完全消滅亞蘭。不過這故事杜撰的可能性比較高，亞蘭雖是連戰連敗，以色列也未必能擴張那麼快。人民不願遷徙到新的土地建家園，政府又鞭長莫及，再強盛的王國也無法完全擊潰對手。但是國家能再次中興，耶戶的功勞應該位居第一。人民可能只記得他屠戮的可怕，卻不知道他們所享受的國富民強，其實是耶戶‘先亂後治’所奠定的基礎。

這一點，南國猶大就沒有做到。一樣是鮮血染紅，但七歲的小國王並沒有所羅門的智慧才華，更沒有耶戶的改革魄力。雖然聖殿祭司對他有恩，他的王位畢竟是靠血統而來，也從不覺得國家動亂是出於皇室積弱，更不感念祭司的輔佐（後來還有兔死狗烹的憾事）。同一時期，北國經濟軍事已有小成，南國卻沒有顯著進展。再五十年，北國的疆界從敘利亞到死海，南國仍是坐守祖先餘蔭而已。舊約聖經記載他是好國王，那是基於宗教（還有對大衛家愛屋及烏），不過以對國家的貢獻而言，他顯然比耶戶份量不足。

殺人如麻的傢伙，可能是萬惡不赦的罪人，也可能是救亡圖存的英雄。可惜世人只著重於‘殘暴’的一面，看不到他‘仁義’的一面，這位真正有遠見的‘偉人’，永遠會在撰史的庸才筆下背負污名。

真理常常並不在歷史的手上，但所有興衰榮辱的结局，歷史却要永遠地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