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y 15, 2011
望鄉:雲橫秦嶺家何在(一)
十九世紀末的德國歷史哲學家Oswald Spengler認為,所有文明都會經過春夏秋冬的成長過程。他舉例說:以色列民出埃及是春,建立王朝是夏,分裂衰微是秋,而南北兩國先後滅亡則是冬。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民族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對這種演變稍作修正,只要一個國家面對秋冬兩季,能做出適當的抉擇,還是可以再回到春天。然而他對以色列的歷史也同樣採取質疑態度:公元前586年猶大亡國後,這個民族就一直流浪天涯,無家可歸。是不是他們這些人選錯了路,因此復國無望?湯恩比最後結論,猶太人是歷史中的活化石,算是其他國家的借鏡。
可是這兩位有名的學者,似乎都看漏了一點:沒有國家的猶太人,卻不斷創造出文化上的突破,這又該怎麼解釋?
一般古世界被擄的民族,多半會真的變成化石;要不是任人宰割、壓榨排擠,就是與人同化、隨波逐流。猶太人所面對的,與其他民族並無兩樣,尤其在巴比倫享有土地財產權,許多猶太人家境稱得上是小康,有的甚至經商致富,吸引當地人艷羨的眼光(後來猶太人在歷史上好幾次被當作政治攻擊的目標,實在都因為這些人太有錢)。當然,生活得不錯,並不代表他們不想家;被擄的人寫詩:“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這般心境,相信每個離家的遊子都體驗過。不過對第一代離鄉背井的人或許如此,到第二代在巴比倫出生的子女,耶路撒冷這個‘家’已經是很抽象的概念,反而比不上巴比倫河畔的‘家’具體。何況,巴比倫文化既已融入當代各民族的文化,在異鄉長大的子孫,是否還會執著於亞伯拉罕以來的信仰,摩西以來的律法典章?
為了這點,沒有根的猶太人,在自己的文化上做了三項改變。第一就是編寫舊約聖經。這在時間上也算是巧合,因為之前猶大王約西亞,才從聖殿中發現摩西五經中失傳良久的最後一卷。一時全國信仰復興,百姓也認為重要的文化資產絕不可再失去。約西亞死後不久,第一批被擄之民就隨弱冠的小國王來到巴比倫。這些人當中不乏知識分子,身邊可帶的東西不多,卻也包括了律法、詩詞、傳記、歷史、先知書等等。基於失去故國的傷懷,大家自然會開始把典籍匯集起來,還唯恐僅剩的紙草羊皮被毀,又謹慎地抄寫流傳。‘正典’就在這鄉愁中誕生。
在那時代,還沒有任何宗教典籍囊括了這麼多不同類的文獻。印度的吠陀經,基本上是歌詠讚頌,或是祭祀使用的念經與細節規則;由於記錄太片面,連它們是何時產生都不知道。蘇美爾和小亞細亞的宗教文書,幾乎都是用楔形文字刻在石頭上,不讓非祭司職位的人輕易搬運,更不以卷軸流傳;結果記載的少,存留的更少。埃及的神明眾多,宗教記錄也是汗牛充棟,卻沒有一統性,甚至自相矛盾,今日的古埃及學者對它的信仰也不完全了解(只有喪葬部分大體明白)。亞述和巴比倫的宗教記載,神話居多,史實成分偏低,比較有研究價值的大概只有一部分用星象來解釋政治社會的變更。米底的拜火教,雖然有瑣羅亞斯德留下的經典,除去詩詞,大部分只是有關末世的預言。希臘的荷馬史詩,在文學、宗教、和歷史上都很有價值,不過僅限於特洛伊戰爭的傳說;其他方面的記錄完全沒有。
相較之下,舊約聖經是專為被擄的猶太人所寫的‘文化濃縮版’。聖經在意義上是神啟示人所寫的,不論是律法、歷史、詩詞都含有重要的教訓、警告、應許,凡是猶太子民都該熟悉。而為了要熟悉這本正典,猶太人從小就要學一部分,就算不識字也要背誦(至今兩千多年來,猶太人文盲遠比其他民族少,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不過在文化上,聖經是第一份擕帶方便,容易傳播的宗教刊物,而且不必經過祭司神官拉比,只要是識字的人都可以自己讀,或讀給旁人聽(到新約時代,就曾有人請耶穌讀以賽亞書)。這種思想上的解放,和馬丁路德把拉丁文聖經譯為德文的影響一樣深遠。資訊若控制於少數人手中,就容易任人扭曲、斂財謀利;一旦神的話公開於世,人民自可追根究底,不需要被人牽著鼻子誤導。
然後,這一本書的形成,又造就了其他兩項改變。
* * * * *
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之前,曾是猶太人的宗教中心;現在耶路撒冷回不去,聖殿也沒有了,信仰何去何從?猶太人因此在巴比倫設立會堂(Synagogue),亦即‘聚會的場所’。這種會堂之後會被基督教和回教模仿,成為眾所皆知的教堂和清真寺;但是在公元前六世紀,會堂的形成倒是顛覆傳統。舉凡古世界信仰,幾乎和獻祭都離不開關係:耶路撒冷的聖殿主要是祭壇;巴比倫王千里迢迢去朝聖,為的也是要在特定的廟堂獻祭;就連佛教,雖不講求殺生的獻祭,一般民間的三牲供品仍然常見。猶太人的會堂卻不是獻祭的場所,他們聚集,只是為了聽人朗誦舊約聖經,或是偶爾有拉比在場時,可以為經節釋疑。
換言之,因為無法到耶路撒冷獻祭,猶太教反而由物資層面提升到精神層面。若要在固定地方崇拜神,勢必與土地分不開;一旦分開,民族信仰勢必煙消雲散。但若是把宗教提升,不再需要獻祭,那不管何時何地都可以繼續敬拜神。一個有形的宗教變得無形,也變得更有韌性,不再因亡國而無法傳承。
這並不代表獻祭不存在。基本上一般文明中祭祀的目的有兩種:一是祈福,一是祛祸。像希臘人出海前要向海神獻公牛,兩者都有。猶太人對禍福的看法和其他宗教不同,認為神本來就會賜福給人,只因為人有罪,神才降災在世,所以要用獻祭來贖罪,重新與神建交。但是到了先知書,觀念已有修正:神所喜悅的,並不是牛羊為祭,因為公義憐憫等美德,要比祭品儀式更蒙神悅納。或者再往前引申,道德的人生才是最好的獻祭;污穢的行為才是最大的罪惡。假若生活不改變,獻祭再多也沒有用。這樣的觀念,在文化上實際地打破了貧富貴賤的區分,有錢人不再能用獻祭讓自己心安理得,貧窮人也不因買不起祭物而得不到祝福。對猶太人而言,沒有獻祭的信仰,反而要比有祭壇的宗教更能作為社會約束力。
既然不再獻祭,其他與神建交的行為就更顯重要。猶太教的第三項改變,就是禱告——這並不是說之前禱告的行為不存在,而是禱告的意義變得更廣。傳統上,除非是神人,否則普通人是要獻完祭才能向神求(比方撒母耳的母親長久無子,也是與丈夫一同獻祭後才向神求子)。所以禱告本身只是附加行為,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能蒙神垂聽。但這時的猶太教已經不再有這種障礙。既然獻祭都可以精神化,禱告也就可以直接求神贖罪,求神幫助,不再需要牛羊的血做媒介。也可以說,禱告就包含了獻祭的全部。
就像聖經和會堂,禱告也是思想上的躍進。小老百姓不再受到傳統限制,隨時隨地都可以禱告,還不用花錢。這個觀念不止對猶太教影響深遠,其他中東的宗教也頗受震撼;到今日,禱告已經成為全世界共用的信仰行為。
然而小老百姓的信仰得自由,祭司和神廟的工作人員卻大受威脅。以前民眾要準備牛羊雞鴨斑鳩野兔來求神,這些司職人員當然也從中獲取好處;現在大家認為自己禱告就可以,這群既得利益者豈不是一下子失去重要性?在巴比倫時期,由於政府多方贊助宗教活動,問題尚未浮現。到波斯王大流士(Darius I,也有譯為大利烏),文化思想的衝突終於達到白熱化,而當時成為成為眾矢之的,就是猶太民族的高官但以理。
根據記述,但以理每天三次禱告,這件事朝中所有人都知道。其實三次禱告的應該不只是他,到今天許多猶太會堂還是有早午晚三次聚集禱告的習慣,不方便到會堂的也可以在家或在工作地方自行禱告(回教徒甚至一日五次伏地祈禱)。不過當時攻擊但以理的人卻特地要求大流士王,除了國王之外,三十天之內不准有人向神求什麼,否則要扔到獅子坑咬死。說穿了,如果只是為了要陷害但以理,這未免太大費周章,而且聯署人之多,更意味弦外有音。這些人真正的目的,恐怕是要肅清民間自由禱告的風氣,讓追隨這種‘離經叛道’潮流的人受嚴厲懲罰,才不會影響祭司教士的聲威和財源。
大流士面對提案,或許也很困擾。波斯建國以來一向不干涉各民族的習慣;民間要怎樣敬拜神,只要不太離譜,國王又何必過問?現在居然有不同民族的總長、欽差、總督、謀士、巡撫都來求立禁令,還立刻要挾他要加蓋玉璽,不准更改。區區一件禱告的行為,何必要這麼多官員一同來重視?難道這麼多人都和廟宇有瓜葛,甚或背後各有祭司撐腰?而且三十天之後,會不會再用同樣的威脅手段,追加十年二十年的禁令,誰也不知道。只是若不依這一大群人,帝國搞不好要內亂,宮中搞不好要政變。大流士只得硬著頭皮立令蓋章,而第二天但以理就被捕。
會第一個捉但以理懲治,或許部分出於私心,不過既然禱告的風氣始於猶太人,釜底抽薪之計,最好也是從猶太人開始下手。再者,但以理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倘若連這樣的人也因為自由禱告而遭獅子吞吃,其他還有誰那麼大膽,敢觸犯天條?只是這些想保護自己利益的官員,全部失算了。或許是神蹟,或許是大流士特別施手段,被扔到獅子坑中的但以理居然沒死,顯然禱告並不是過錯,而是連神都認可的行為舉動。既然天意已顯,大流士立刻破除禁令,廣布天下可以自由禱告,同時把要求立令的官員全丟到獅子坑裡。(想當然,敢要挾國王的人,下場只有一個。)
對於波斯帝國境內沒錢祭神的人,這判決當然是喜訊。對於猶太人而言,這卻決定了一個民族是否能到任何地方生根。三項改變對猶太教而言,缺一不可。沒有聖經,就是遺忘啟示的真理;沒有會堂,就是捨棄自己的身世;沒有禱告,就是喪失心靈的寄託。
同樣的環境,不一定會產生同樣的反應。流浪的猶太人走得過困境,並非偶然,因為幾百年來他們所走的,一向是別人沒有嘗試的一條路;這時國破家亡,面對逆境的反應仍然是絕無僅有。其他被擄到巴比倫的民族——赫梯、亞蘭、腓尼基、摩押、亞們、以東、耶布斯、非利士——都不再以原來的種族繼續生存,畢竟祖傳的神祗換成了巴比倫的神祗,也沒什麼大不了;固有的價值觀換成戰勝國的價值觀,自己臉上貼金,還可以蔑視他人;反正‘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故鄉太遙遠了,望穿千山萬水也不可能回家,還是在新土地上苟且偷生比較現實。
猶太人在這一點要比其他民族強悍,它沒有強顏歡笑地說自己四海可以為家,也沒有垂頭喪氣地送葬自己的過去;它能做的,是把國家帶在身邊,是讓宗教昇華,是將巴勒斯坦的文化繼續傳承下去。而這傳承,並不是墨守成規,停滯進化,反倒是為全民族的生存而超越奮鬥。《周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或許離開了祖國,才重新體驗亞伯拉罕所理解的:神是無所不在。那麼今後的猶太人無論到何方,神一樣可以與他們同往。
在世人眼中,它是活化石。但是世人早已淡忘的歷史,是否就不存在?世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文化,是否就不必尋思它們發祥何處?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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