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31, 2011

望鄉:雲橫秦嶺家何在(二)

西方歷史學有個字叫Diaspora,中文沒有類似字,一般譯為‘流散’。‘流散’原是專指猶太人被巴比倫擄後,分佈世界各地,無家可歸,但後來也漸漸引申為大幅度的人口遷徙,離鄉背井。這類喬遷,多半不是自願:歐洲中古時代,東歐的斯拉夫民族曾被大量賣給中東的回教國家(今日Slave‘奴隸’這字,原是由Slav‘斯拉夫民族’演變而來);航海時代,雖然歐洲各國傾力贊助探險家,但是其實也只有貧窮人敢拿性命作賭注,向海洋、叢林、野蠻人挑戰;殖民時期盛行黑奴販賣,因此今天南北美洲都常見黑人;愛爾蘭的馬鈴薯大饑荒,迫使許多人到外地求生;一次世界大戰時,土耳其的額圖曼帝國強迫國內的亞美尼亞人遷走;十八世紀起,中國的苦力被賣到歐美南洋,後來的南洋華僑多半是隨親友到語言能通的地區,所以同樣是華埠、唐人街,主要語言卻可能是粵語、客家、潮州、閩語、吳語等等;印度的外移人口,在全世界僅次於華僑,早期分佈是從印尼到東非,近代則在歐美各地都有。這些都可算是‘流散’——長期的流離失所、集體搬遷。

只是,搬遷也有幸與不幸。像猶太人到了巴比倫,偶爾也可能與當地人起衝突(就像海外華人有時也會受到敵對或歧視的眼光,1969年馬來西亞有五一三事件,1998年印尼也有排華事件)。不過比起歷史上許多失去家園的民族,猶太人已經是特別蒙巴比倫皇帝照顧;到波斯建國後,居魯士大帝甚至下令,只要是猶太人想要回迦南地開墾的,都可以自行歸家,不必禁止(耶利米先知預言被擄七十年後歸來,與事實大概相去不遠)。

當然,這並不代表居魯士沒有政治目的;他之前一進入巴比倫境內就舉行祭河典禮,建國大業完成後,又先後讓許多民族回鄉。說他是仁君,不如說他也很有籠絡人心的手段。雖然巴比倫亡國後人心思變,但是並不一定會尾隨波斯帝國的領導;尤其這麼多民族聚集在巴比倫附近,起義肇事的機會未免太高,更怕的是連鎖反應之下,甚至連兩河流域都保不住。現在只要一通不用錢的詔諭,那些蠢蠢欲動的激進分子,頓時少了一個作亂的理由,攀附的民眾也自會減少。這手段之妙,後代政治家實可作為借鏡。

那麼,這些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是否又像出埃及記,大舉回鄉?歷史並沒有如此記載。正確地說,這份詔諭讓猶太人心情複雜。為什麼要回耶路撒冷?那裡只剩下蕭條、貧窮、和重新開墾的辛勞。用二十世紀的實例對照,許多猶太人為了躲避納粹黨的殘殺,紛紛逃亡美國,但是1948年以色列重新建國後,回到巴勒斯坦定居的猶太人卻不多。若按照今日美國猶太人的觀點,當時波斯帝國的猶太人也會自問:“我在巴比倫城生活得不錯,為何要回去?”

到最後,波斯境內十五萬猶太裔,只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利用這機會回故鄉。後來猶太人中有種說法:一個猶太人用第二個猶太人的錢,送第三個猶太人回巴勒斯坦。這樣的比喻也不過分。在巴比倫的猶太人,有的已經有顯赫地位,有的因貿易經商而家財萬貫,於是他們多半出力出資,讓發展不順利的親友回歸祖國謀生。被擄時是大批東遷,回去時卻是細水涓流慢慢移動。不過耶路撒冷究竟是重新住人了,農業和商業也逐步上軌道,居魯士更從這行省獲取貢品稅收,和預期的效果一樣。唯一不一樣的,只有耶路撒冷原先的重要性。從前它是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現在它只是波斯附庸地區的一座城市,聖殿也沒有了,而猶太文化的傳播卻是在幼發拉底河邊,而不是在大衛之城。既然能力強、錢包闊、文化高的人不回國,耶路撒冷也只不過成為波斯帝國千百個城郭中,無甚與眾不同的一個市集。

我們還是要再問一次:為何不回家?

要回答這問題,也許要看看當時另一個‘流散’民族。畢竟在公元前六世紀,流散最廣的並不是猶太人,而是地中海沿岸的希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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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琴海、巴爾幹半島、土耳其、塞浦路斯、黑海、高加索、意大利南端、埃及、利比亞、西西里島科西嘉島、法國、西班牙東岸,希臘人在這些地區建立了不下四百個拓殖地。其中有的只是漁村,有的卻是希臘土地上所沒有的繁榮的大都市。雖然說拓殖,其實他們所到之處,並不是沒有其他民族先來佔領;有的與希臘人漸漸同化,有的卻刀劍相對。希臘人在土耳其沿海建了以弗所(Ephesus),曾經被附近的呂底亞人焚燒多次,燒了又重建,可見雙方並不太平。在波斯建國前後,以弗所的希臘人已經是第三次重建亞底米斯的神廟(這神廟也是古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到新約時代還曾掀起宗教衝突的風波,公元401年被基督教暴徒摧毀)。

類似以弗所這樣的拓殖地比比皆是,亞歷山大東征之前,敘利亞邊境的安提阿(Antioch),和尼羅河三角洲西側的拉科提斯(後來被改名叫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都已經是當代數一數二的大都市。希臘人在這些地方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發展(呂底亞人是西方最早創造貨幣的民族;埃及的宗教藝術領先當世;安提阿附近的傳說,幾乎完全翻版成為希臘神話中的天神宙斯),然而當地人的排外意識仍不時出現。盲詩人荷馬的第一部史詩是敘述特洛伊戰爭,第二部史詩《奥德赛》卻影射了當時希臘人流散各地的遭遇。

《奥德赛》並非史實,而是冒險故事。主角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戰爭後,觸怒海神,讓他們在大海中漂流,還不時有海難、怪物、災禍出現;奥德修斯卻憑機智勇敢不斷死裡逃生,漂流十年終於回到家。除去故事的成分,荷馬所描述的世界,其實就是當時希臘人流散的領域;故事中有人因貪圖美食,結果被咒詛變成豬;有人吃了蓮花,沉睡在幸福美夢中;有人被關在獨眼巨人的石洞中,一一遭到吞噬;海妖的歌聲會引船撞崖;水怪的漩渦會將船吸到海底粉碎;岸邊的食人族會獵取船員;奥德修斯自己被仙女留在孤島上長達七年,仙女希望與他永成伴侶,他卻惦念故鄉的妻兒,最後還是離島啟航。翻譯成現實,當時流散各地的希臘人,可能被騙被賣,被誘被搶,被捲入利益的陷阱、政治的混亂、甜美的夢想,只有少數能夠在異地安居樂業;然而就算是這些能在別人土地上發展的少數,也一直記得他們自己是希臘人,故鄉在千里汪洋的彼岸。

但是流散的人卻沒有辦法回家。陌生的地方雖然討生活比較難,但是比起自己的家園,卻仍要好太多。當時的希臘還沒有形成國家意識,所有城鎮各自為政,不只是法律、權益、經濟上互相衝突,連文化思想、傳統習俗也往往與鄰村有隔閡。就算是同鄉鎮的人,有錢的地主還是可享相當於貴族的特權,住在雅典豪宅,點收土地的收入;沒錢的佃農則是一生在地主的產業上勞碌,永無翻身之日,否則也有可能因為地主為了還賭債,而被賣到外地為奴。政治上,很多人還標榜古代皇族血統,各自結黨(當時的奧運會,其實只不過是上流社會家族,互相競爭名譽頭銜的比賽)。這種階級制度,完全扼殺了社會進步的可能;不認命的年輕人,就算是不告而別,就算是偷渡充軍做苦力,也希望可以到其他拓殖地方發展。或許有一天他們在異鄉出人頭地,可是祖先的家園卻始終沒有改變,政治一樣紊亂,地主一樣跋扈。回到一個沒有出路的故鄉,值得嗎?

換言之,希臘人那時可稱為地中海的‘一盤散沙’,毫無前景可言。要不是西元前六世紀出了一個有名的改革家梭倫(Solon),或許世界史上根本不會有希臘值得一提。

梭倫往往被稱為是雅典的民主之父,不過他的改革並非短期見效,甚至在他有生之年也未見到雅典走出世襲的門檻。對於他的記載不多,連他所立新法的詳細部分都很難考證,因為後代有太多法律都一併冠上他的名字,增加可信度。基本上,他的改革是針對古雅典社會在政治、經濟、道德三方面走下坡。希臘各城鎮,有的出暴君,有的殺人奪權,也有投機的貴族藉動亂發橫財。梭倫當時已有賢者的名望,不知是什麼原因,有一年雅典出現政變失敗,全城政黨無法妥協,居然請梭倫來調停,甚至賦予他絕對權威。真相如何,或許不重要了,因為他能夠執行改革,那時的絕對權威其實是很大的關鍵。

他首要之務,就是廢除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苛政,除了殺人償命一條,其他全部刪去。越複雜的律令,越難執行,甚至到最後只有小老百姓任其宰割,地主世家反而懂得鑽漏洞,得以逍遙法外。在那個一點法律改變都會惹怒財主的時代,這算是一位立法者的獲勝,一場勇於正視人命的挑戰。

不止如此,梭倫在經濟上也是大刀闊斧。其一、廢除土地抵押,這可以減少一些辛苦買地的小老百姓再度成為佃農僱工。其二、禁止債主納欠債者為奴,而且以前被納為奴的人也恢復自由;賣到海外的,債主有責任盡量買回。其三、父親要協助孩子尋求謀生之道,否則年老時孩子沒有義務照顧。其四、廢除巨額嫁妝,也不再強迫沒有兄弟的女性要嫁給近親才能繼承遺產。其五、任何人都可以為權益受損的他人申訴。這法令造就了後來的律師制度。其六、統一度量衡,不過不是用雅典為標準,而是用希臘境內最富有的哥林多(Corinth)作定位。其七、雅典開始採用以弗所和土耳其沿岸城邦的鑄幣,促進整個愛琴海的經濟聯繫(在梭倫之前,雅典的貿易船隻還很罕見,也未曾鑄造貨幣)。其八、除了橄欖油之外,不准農產品出口。這條規在當時有其必要:看看希臘的海岸線,可想而知它是山多平原少,糧食短缺也很常見;如果有錢的地主將農產販賣海外,先是出口貿易賺一筆,等希臘境內糧價居高時再賺一筆,那麼普通人民無論怎麼省吃儉用也存不住一毛錢。其九、鼓勵工匠由海外回到雅典,並授予雅典公民身份;這一來許多流散在外的手工業人才,也可以重回祖國創造未來,不但幫助雅典的經濟文化,也降低希臘境內的人才流失問題。

話說回來,梭倫雖被稱為民主之父,他所推廣的‘民主’並不是一人一票,而是按照財產來決定政治權力。公民分為四個收入等級,最富有的人可以擔任城邦執政官,土地生產一定數量的,可以參選為議員,而底下的僱工階級(一半以上的公民)可以參加公民大會。不過凡是在雅典需要時不願拿兵器的人,都會被褫奪公權。

這樣的制度是否完善,我們姑且不討論,但若要一步登天,從世襲走進民主,恐怕會先天下大亂、社會瓦解。同樣地,若要一次改革經濟體系,讓農業社會急速轉化為工商業社會,不只會讓財主憤怒地抵制新政,平民也會因改變太快而無所適從。梭倫在這方面做得很巧妙。他先請雅典人同意,將法律刻在石頭上,接下來十年間不可更改;然後他也沒繼續留在雅典——反正要強迫執行新法,既得利益者必定受威脅,反彈會太強;不如先不強迫執行,讓人慢慢去接受新法,早晚會有人選擇對個人有利的條文,加以推廣。這種‘退一步海闊天空’的態度,竟讓十年後回雅典的梭倫無往不利,連一般痛罵改革的聲浪都沒出現。後世會尊他為古希臘七賢之一,也不無道理。

不論是對希臘本土的人民,或是四百多處拓殖地的僑胞,雅典這樣的徹底改變,讓他們對希臘祖國重建信心。短短五十年內,愛琴海西側的一個小城邦,一躍而成為地中海的經濟重鎮。雅典南端的海神殿,原先是望著無數遊子離鄉遠去,現在卻是望著商船滿載貨品。雅典出品的精美黑陶器,纖細刻畫的藝術,一時享譽外邦,連在巴比倫、埃及、迦太基都身價非凡。能有如此成就,實是希臘人的驕傲。

相比之下,流散的猶太人就沒如此這份‘機運’。這當然也不能怪他們。雖然一般人總認為,每個人都有改變自己、改變環境的潛力,但是也要因素齊全、社會允許為大前提,才有可能發生。像梭倫這樣的人,一百年不見得有一個誕生;而波斯雖然允許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卻沒有讓他們擅自立法,更不可能讓他們自行改革經濟政治(零星記載顯示,回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中,若是有政治領袖之類的人才,多半都被波斯帝國藉故處死,以免猶太人自己立王)。到最後,猶太人只有在異鄉能夠發展,卻無法像希臘雅典一樣大放異彩,殊為可惜。

至於波斯帝國東征西討,這時疆界已東至印度河與中亞的興都庫什山脈,北達高加索,西邊又併入埃及與土耳其。接下來自然也盯上了愛琴海對岸這顆耀眼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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