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y 8, 2011

縹緲:尋尋覓覓



連續三篇寫到以色列、亞述、猶大的衰亡,但是歷史的篩選還在繼續進行,下一個又輪到誰?

答案是巴比倫,不過這在當時恐怕很難猜測。西元前第六世紀的巴比倫,不論在軍事、經濟、文化上,都已經是天下獨一無二的強國,居然建國短短不到一百年就被波斯取代,簡直比中國的元朝都要短,和之前的亞述更是不能相比。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以舊約聖經而言,但以理書是唯一描述巴比倫滅亡的經典,不過但以理書本身寫得玄之又玄,還往往與歷史相左(連猶太人都只認為這本書是‘智慧書’而不是‘先知書’,今日經學家大多認為是後人假借但以理之名所寫)。這當然不代表但以理書不值得做參考,只是‘盡信書不如無書’。但以理這個人應該是真的存在,他曾在外族的朝廷中擔任要職,也曾飽受政敵的陷害攻擊,卻沒有因此被賜死或貶官,甚至做到後來波斯帝國的朝臣;先知以西結提到但以理的逢凶化吉是出於信仰堅定,不過在外族的政治動盪中能夠僥倖不死,實在也算是命大。對當時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但以理無疑是以色列民族的光榮;至於他是不是先知,倒不重要。

只是,為何但以理能夠進入巴比倫朝廷?這一點反而要歸功於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能把帝業拓展如此,政治眼光絕不可少,而他的首要政策就是寬仁。論語說“寬則得眾”,並非無稽之談。上篇提到,同樣是俘虜猶太人,巴比倫比起亞述或埃及都要仁慈,除了不能回國、不能享有巴比倫人的公權之外,其他的生活方面倒是沒有被欺壓。耶利米還曾經寫信,鼓勵被擄的人蓋房屋、種田園、娶妻生子、安居樂業,這正表示巴比倫對猶太人一視同仁,連買賣田產都不干涉。‘無恆產則無恆心’。假若不是巴比倫人就不能擁有土地,那麼這些被擄的‘無產階級’早晚會成為社會動盪的根源;相反地,假若被擄的各民族能在巴比倫開墾,不但能保持社會和諧,還能充實國庫,更能向戰敗地區宣揚巴比倫的‘王道’,讓想造反的人少一個藉口。一舉數得,惠而不費,這才是明君的做法。

不過寬仁只是第一步。尼布甲尼撒的下一步,是從各國的年輕人中選拔人才,集中到國家翰林學院進修。一方面彰顯巴比倫對各民族不分彼此,唯才是用;二方面達成文化交流,促進民族融合;三方面以這些人做各民族的公關,籠絡人心,建立信任;四方面,選拔的人多半是各國的貴冑子弟,也可算是人質控制;五方面,可以用外族人平衡巴比倫的朝政勢力,畢竟迦勒底人也是外族(這很像當年喜克索斯人作埃及法老時,重用約瑟一樣)。不論如何,尼布甲尼撒的政策,可謂開萬世先河,後來希臘羅馬的學府也都開放讓外國人進修。巴比倫能這麼做,除了要有挑戰新事物的膽識,也要有足以排除眾議的政治本錢;畢竟國王再怎麼中央集權,底下的人若不願配合,新法也不過是空夢一場。

說到挑戰新事物,尼布甲尼撒留給後代,最有名的並不是軍事政治的作為,而是他所建的空中花園古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相傳尼布甲尼撒的妻子,也就是米底公主,身體不佳,無法遠行;尼布甲尼撒為了讓她能看到各地景觀,於是建造這花園,運進各地植物,使她能身歷其境,在宮中如同遊覽異國。這種想像力值得贊佩,不過建起來卻有工程上的困難。喜愛園藝的人都知道,水和土都是很重的東西,設在高樓的花園,其實對建築物的支撐力是極大考驗。再者,水往低處流,要澆灌各層草木,總不能煞風景地動用大量奴隸;若是灌溉設施做不好,頂樓的花卉不是乾死就是淹死,也一樣煞風景。古代還沒有鋼筋水泥、馬達、塑膠管,能夠設計這樣巧工,也真難為了那時的石匠鐵匠(公元前二世紀,空中花園因地震而毀,至今遺跡已不在)。

然而,文化古都巴比倫,這時卻開始產生思想上的改變,甚至可說是畸形突變。

* * * * *

尼布甲尼撒逝世於公元前562年。兒子繼任不久,就被尼布甲尼撒的女婿篡位;幾經波折下,帝國由創建的迦勒底人轉手到巴比倫人徹底控制。公元前556年上位的國王那波尼德(Nabonidus),和尼布甲尼撒根本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只是‘新巴比倫帝國’這響亮招牌也不需要改。

既然國王和大半朝臣都是自己人,管理帝國應當是沒有隔閡了吧?不過那波尼德本人並不算是個好皇帝。按理來說他是巴比倫人,偏偏他特別崇尚亞述的古物,幾次尋訪夷平的尼尼微等城市,向亞述的月神祭祀,甚至還叫人畫製亞述末代君王的肖像,簡直有點自詡為亞述君主再世的味道。(根據記載,那波尼德的母親是亞述地帶月神的祭司。這若是事實,那他或許有一半亞述的血統;只是剛推倒迦勒底勢力的巴比倫人,又怎麼會挑一個血統不明的人做王?看來恐怕還是那波尼德在為‘尋根’的行動自圓其說。)說真的,亞述末期的幾個皇帝,都遠比不上尼布甲尼撒,而且巴比倫自己的文化,已是古世界之冠。難道只因為厭惡迦勒底人,就必須捨近求遠地推崇一個被埋葬的古國?

若只是皇帝個人的奇怪嗜好,也沒多大關係。那波尼德登基第三年,居然拋下巴比倫的一切,前往阿拉伯曠野的一個綠洲,一住十年;這不只讓朝臣不知所措,更讓老百姓認為皇帝是瘋了。(但以理書提到尼布甲尼撒喪心病狂,像野獸一般遠離人間,七年後歸來;可能作者把國王名字搞錯了。)到底那波尼德去綠洲做什麼?客觀地說,這綠洲是和阿拉伯貿易聯絡的市集。以前亞述的普勒和西拿基立,都曾經向這地方要求納貢,這時綠洲卻不在巴比倫帝國境內。那波尼德若要重建貿易關係,也不無道理。但是這又有很大的疑問:要建交何必親自去?又何必花十年時間?還耗用國庫公款,在這綠洲中建立許多廟宇神殿?

史學家認為,那波尼德會離開巴比倫,主因在於他個人不喜歡傳統宗教。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人,最主要的神明是河神,而皇帝每年都要定時隆重祭祀,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和中國有北京的天壇,意義是一樣的)。那波尼德卻不想祭拜巴比倫的各神祗,只想單拜亞述的月神,最後乾脆到沙漠中專心侍奉,追求明月的啟示;至於國家,就扔給自己的兒子伯沙撒(Belshazzar)去管。

伯沙撒這名字,對讀過舊約聖經的人應該不陌生。但以理書記述,他在宴樂中褻瀆以色列人的神,突然出現有手在牆上寫字,卻無人識得,伯沙撒趕緊傳但以理來。但以理卻說,這字的意思是:‘你的國壽被衡量,到此為止,今日要分給別人。’果然當夜,波斯和米底合兵攻破巴比倫。這段敘述讓人印象深刻,但是實際上歷史大事,很少有一天注定的。依照巴比倫的文獻,那時波斯已經併吞了米底王國,然後由亞述東邊的山口,大舉進攻巴比倫帝國。伯沙撒見情勢緊張,趕緊傳信,請父王那波尼德立刻回巴比倫穩定大局。那波尼德心不甘情不願地回京坐鎮,但是這時底格里斯河上的許多城市已經淪陷。波斯王居魯士(Cyrus II,又譯為古列)是明智之人,他才攻占了底格里斯河,就立刻舉行祭河神的盛大儀式;民眾見到,無不心花怒放——自己巴比倫王不來祭河,反而波斯王代替他來祈求五穀豐登——結果波斯大軍還沒到,很多城池已經開門歡迎。那波尼德見各省響應造反,一發不可收拾,於是親自帶兵去對抗居魯士;結果駐紮的城市反而要捉他來向波斯投降,那波尼德只得逃回巴比倫。同年十月,巴比倫城的守衛,幾乎毫不抵抗地讓波斯大軍進城(甚至還鋪綠枝綠葉在地上,以示和平),伯沙撒被殺,那波尼德遁逃不久也被捉。以時間來看,居魯士攻巴比倫帝國,攻得慢條斯理,這可能代表他大部分是先做外交工作、安撫工作,然後不用一兵就可以讓巴比倫各省歸順。

換言之,真正的歷史就算沒有神示凶兆,誰也看得出居魯士為何成功,那波尼德為何失敗。

世界上有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國王,也有為丹青荒廢國政的皇帝,但是像那波尼德這種為宗教而喪失帝國的人,恐怕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到底他十年凝視沙漠中的海市蜃樓,看見了什麼?他十年追求綠洲中的鏡花水月,得到了什麼?就算不討論亞述的月神值不值得他膜拜,若要求仙,為何不傳位給他人?若要求善,為何不先天下之憂而憂?若要求智,為何不留在巴比倫集思廣益?若要沉思,為何不挑更孤獨的地方?

宗教狂熱在古今中外都不罕見,不過那波尼德那時代所遇到的,也許還不只是宗教思想的衝擊。因為比它更早,尼布甲尼撒時代就已經開始有‘清談誤國’的現象。但以理書提到,尼布甲尼撒夢到一座巨像,金頭銀胸銅腰鐵腿,據解說是代表他之後世界各帝國的歷史(解經家一向注疏,巴比倫就是金頭,接下來是波斯、希臘,而羅馬就是最後的鐵腿)。以今天史籍資料來對照,這種說法簡直謬論,難道巴比倫之前的埃及、赫梯文明、大衛王朝、甚至亞述帝國都不值一哂麼?那羅馬帝國之後的歷史,還有同時代的中國、印度、阿拉伯,又算什麼?就算以註解的這些時代強加解釋,中間也有斷層,也有同時存在的國家,怎麼塞都不很符合這個‘人體模型’(除非有人腿是頭的二十幾倍長)。然而尼布甲尼撒會對這說辭如此執著,顯然他對探討國祚的理論相當有興趣,幾乎欲罷不能。

就像中國在魏晉南北朝喜歡探討天人、陰陽、象數、吉凶、本末、符應等觀念一樣,巴比倫這時代的學說也可算為‘玄學’,很多博士術士都依附政治,流於荒誕。以中國哲學史作比較,文化思想大概都由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這個方向進化。唯一不同的是,中國的界線算很穩定,文化發源的黃河長江流域也沒什麼移動,所以思想的改變趨於漸進式;巴比倫就沒這麼幸運,文化發展除了自己兩河流域,附近的埃及、巴勒斯坦、希臘、土耳其、米底、波斯、印度、阿拉伯都有可能產生不同的哲學,互相影響。所以同一時代可能有蘇美爾法典、神魔聊齋、占星天象、數字命理學、三道輪迴說、煉金術享樂主義、獨一神觀等等思想一併存在。尼布甲尼撒會設立帝國大學,有一半也是因為各種學說難分是非(不過他在意的只是對帝國有用的學說)。

雖然‘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但是又有哪個皇帝有時間聽遍天下所有學說?到最後當然都是揀有興趣的聽。這一來許多學士也努力投其所好,越玄幻的故事就越吊人胃口,越不可能的奇蹟就越引人入勝,越加油添醋的敘述就越讓人感動。真正潛心探討國務的討論,反而被這些虛無縹緲的說辭淘汰了。但以理書的誇大不實,很可能是受到那時代‘薰陶’的作者,盡量想讓作品膾炙人口。我個人倒認為但以理是那種嘴巴不甜的人,因為後來波斯的居魯士是個實事求是的人,他會選但以理留在朝廷,足見但以理不廢話、不胡扯、不做排場、不鬧噱頭。明君識賢臣,相得益彰。

而巴比倫的最後皇帝那波尼德,追隨了靈異玄幻的論調,十多年為宗教之故,不務正業,遠離塵囂。國君不像國君,官吏也成了無頭蒼蠅,人民更不知道是否還有安定的日子過。自己去尋求永恆不朽,不管他人生死,如此本末倒置,最後連個巴比倫城都保不住。
              “良好的政府不會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但它至少不會讓問題變得更糟。”
                                                                      ---Robert J. Samuelson華盛頓郵報社論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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