牴觸：大道以多歧亡羊

荷蘭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在1498年造訪英國，對於各地教會珍藏的‘聖徒遺物’看得皺眉頭。有一次教堂外的乞丐拿一只破草鞋，說是某某聖徒生前穿的，要給朝聖者親吻。伊拉斯謨立刻不留情地說：“難道我們無憑無據就要膜拜每一只爛鞋子麼？那教會怎麼不連古聖徒的痰還是便壺，都留下來給人親吻？”

這話幸好是十五世紀末講的，否則他大概會像之前反對教會的人一般沒好下場。十四世紀英國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翻譯英文聖經，同時也抨擊教皇權力和教會腐化問題，然而雖然他在世期間有許多貴族及平民支持，但死後仍遭掘屍焚燒，連作品都一併銷毀。十五世紀捷克的胡斯(Jan Hus)曾把威克里夫的作品譯為捷克語，讓信徒能廣泛接觸神學思想；可惜身為布拉格大學校長的他，竟被羅馬天主教革除教籍，幾年後甚至被處火刑而死。他的死還曾引發波希米亞第一次宗教內戰。【注：今日國際最大的聖經翻譯協會，就以威克里夫為名，而胡斯也一直是捷克的民族英雄。】

換言之，歐洲是先有改教運動的先驅，才有1517年馬丁路德號召的新教運動。這當中還有幾件要素不可缺：第一、東羅馬帝國滅亡，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兼併巴爾幹半島。這等於是說，連自耶穌以來傳承最久的古羅馬，都徹底消失了，大家心理上不產生疑懼也很難。第二、天主教內訌，許多人爭做教皇，甚至教廷分裂，羅馬一派，法國南部一派。這讓天主教自己聲望嚴重受損，民眾支持程度也大不如從前。第三、民間出現以行乞修道士為主的教流，雖然做法偏激，倒是被天主教認同的派系，尤其創始人亞西西的方濟(San Francesco d'Assisi)自甘貧窮、照顧痲瘋，被尊為聖人。然而方濟會的貧窮，無形中突顯了天主教駟馬高蓋、親疏貴賤的行徑；而他們類似耶穌野地傳教的方法，更讓鄉村各地人民覺得教義和現實似乎不協調。第四、文藝復興的印刷問世、學術普及，讓小老百姓知識水準提升，以前的教規、念珠、香爐、紫煙、甚至傳統的地獄恐嚇，都已經不管用了。與其去教堂看程序繁複的儀式，還不如聽一則簡單的聖經比喻故事；如果上教堂參加彌撒只為了枯燥的念經點蠟燭吃餅乾，那不去也罷。

講得更難聽，將近一千年來，教會已經成為上層人士的專屬俱樂部。許多主教，是專為皇室或某些大家族祈福的；許多神父司職，是貴冑子弟養尊處優、營私舞弊的所在；許多聖職人員，是把教會派系當作政治跳板。但是真正牧養眾多下層人群的，卻是教會中最卑微的‘弟兄’(Friar)，而他們的薪俸也直接由人民來，並非從富豪奉獻、修道院田產賺取。這些弟兄大半橫僿不文，沒受過多少教育，所以只能講最粗淺的聖經故事，但他們時常用經驗幫人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有錢的教堂會設‘告解室’讓信徒不必露臉就可向神父懺悔；窮鄉僻壤不可能有這些設施，信徒除了向教會弟兄面對面談信仰狀況，也把疑難雜症都拿來諮詢，舉凡夫妻失和、鄰居糾紛、牲口有病、借貸遺產等麻煩，全由教會弟兄負責。縱算無法全部解決，牧養的人畢竟幫助穩定民心，讓群眾不會覺得‘神愛世人’純是謊言。這就是為什麼中世紀天主教問題雖多，社會卻未曾離棄神。

然而時代不斷改變之下，教育普及，連窮人都開始識字了，社會的穩定也漸漸出現裂痕。善心的弟兄無法再與邏輯修辭無懈可擊的學士相比，畢竟很多人寧願去聽深入探討的講道，否則要聽缺頭少尾的聖經故事，何不自己看正文？其實這現象也反映於教堂格局：中世紀教堂一定以十架前的祭壇為重心，十五世紀以後的教堂卻一定在祭壇前側有講台，祭壇反而重要性居次。不過各鄉鎮的弟兄們總咽不下這口氣，往往批評這些學士們標新立異，與神的道不合；學士們則諷刺這些弟兄們，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天主教，是食古不化的頑固守舊派，連聖經說什麼都不知道，憑什麼嚷神的道？

可想而知，十五世紀末，雙方針鋒相對已為時不短；但是馬丁路德一旦張貼了九十五條論綱，宗教爭論突然變成全歐洲炙熱的關注焦點。猶如炎夏高空的冷熱空氣層破口，瞬間造成橫掃平原的嚴重龍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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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馬丁路德提到什麼，會讓教會紛爭星火燎原？公元1517年初，教皇為了修建聖彼得大教堂，籌措資金不夠，特別派人到德國一帶販賣贖罪券。贖罪券其實從十字軍東征就開始發售，天主教的解釋是：耶穌雖然赦免了罪，但是人還會不斷犯錯，所以需要教會‘贖罪’。這種謬論，說穿了只是斂財而已，一直被有識之士所譏笑，許多國王也反對自己人民被教會變相抽稅；但民間仍十分盛行，到十五世紀更有人替死者買贖罪券。天主教也很懂得‘奇貨可居’的生財之道，所以平時不隨便發行，一旦上市肯定售罄；有的主教是花很多錢討來職位，贖罪券的收入，當然得先抽成回饋自己。不過1517年北德國的薩克森公爵禁止人民買贖罪券，很多人卻踴躍到鄰近國家搶購，甚至出現黑市拍賣的離譜現象。結果德國各地教會，有民眾到了固定的告解認罪時竟然拿出贖罪券，說是接下來幾個月不必神父麻煩了。馬丁路德當年35歲，一怒之下，覺得整個天主教簡直是詐騙集團，難道耶穌白白賜給人類的恩典，居然要任憑教皇濫用麼？所以他提出這些論綱，就是要挑釁高層主教們，來個公眾辯論，讓虔誠的信徒知道教會是多麼貪婪腐敗。

那天他寫的是拉丁文，又把親手複寫的文件寄給德國兩位負責販賣贖罪券的主教。可是不到兩周，全德國大小教會都出現傳抄的副本；不到兩個月，歐洲各大學已經傳閱了他的宣戰書；1518年一月已經出現譯為德文的印刷本。假若沒有印刷問世，改革大概會像之前宗教運動，熱鬧一陣子又被撲滅；但印刷卻讓宗教改革的呼聲響徹整個北方。很多對天主教不滿的知識分子，甚至討厭教會干政的皇室貴族，都聲援或加入改革的行列。

天主教這時還慢條斯理地姑息對待，三年後才因為改革勢大，草草寫了回覆馬丁路德的反駁。到這程度，馬丁路德也知道，要公眾辯論是不可能了，接下來教會肯定判他是異端，直接處死。果然，不久就有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特別召開的會議，發表訓令要馬丁路德收回四十一條論綱，以及所有批評教會的著作。由於是皇帝親自召見，不出席於禮不合，出席卻多半有生命之憂；薩克森公國的侯爵一向支持馬丁路德，還特別向他保證，絕不讓意外發生。於是在會議上，馬丁路德斬釘截鐵地重申：已經被教會承認的著作，他不會收回；那些攻擊教會弊病及謊言的著作，他也拒絕收回，否則宿疾仍會繼續荼毒信徒；至於其他人身攻擊，他對銳利的言辭道歉，但對討論的教義並不收回，除非對方能證明這些討論是違反聖經。在不斷指責中，馬丁路德堅決強調，他仍相信權威，只不過信的不是教會的權威，而是聖經的權威。

或許這就是宗教改革的分水嶺。要傳統，還是要真理？要妥協，還是要樹敵？

古今中外每個有心改變世界的人，都必須做抉擇。北宋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當然，他太理想化，又有點‘捨我其誰’的自負，做出來的未必符合實際。馬丁路德也一樣；他在會議上毫不讓步，自以為是中流砥柱，到頭來只讓天主教除名、焚書、下逮捕令。那時還是改革派的貴族特別保護，否則他大概要‘出師未捷身先死’，也不必提新教了。

正值此時，德國發生民變，許多老百姓打著反對宗教的口號，到處殺人搶錢，甚至有人要用馬丁路德被逼迫為由，藉機號召暴民。馬丁路德不服從教會，但他畢竟還識大體，立刻寫信要民眾放下武器，因為暴動對抗政府，並非基督徒所該有的行為。這一點讓許多人民失望，甚至從原來的改革派轉往其他激進團體；可是德國的政治人物卻對馬丁路德刮目相看：這個人不是只愛上台作秀，金玉其外的輕浮學子，而是真正有原則的基督工人。別國的熱心分子也陸續來訪，最有名應該是瑞士的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

慈運理是蘇黎士(Zürich)的牧師，也一樣反對天主教的贖罪券、聖母瑪利亞、和聖徒崇拜的傳統。他與馬丁路德暢談後，真有相見恨晚的感覺，於是兩人決意聯手建立屬於耶穌的教會。馬丁路德在北德國已經引用新詩歌、德文聖經，並簡化教會陳設，慈運理也在瑞士採用改良的聖餐儀式，讓信徒可以感受到神，而不是聽一堆不懂的拉丁文。慈運理不愛出頭，所以不像馬丁路德直接對抗天主教，但他在當地辦宗教維新，仍面對瑞士的新舊兩派鬥爭。與其兩人各自孤軍奮戰，何不協力為新教鋪路？

理論上這是最佳方針，可是兩人竟又因為聖餐禮教義的細節而起爭執，最後達不到共識，還是沒有互相支援。兩年後，瑞士有五個省份向慈運理宣戰，導致他受傷而死；馬丁路德一方則是更努力與皇親公爵們拉關係，以求自保。這種保守的態度讓北歐各國國王都接受，但很多下層人民卻看不順眼，紛紛再成立自己的教派；德國的再洗禮派（後來衍生為浸信會），就主張不能和政治人物有瓜葛，所以特別得到人民響應。也有些人認為不論贏的是馬丁路德或是天主教，自己都沒有決定宗教的主權，所以乾脆由本地創辦新教派。活躍於日內瓦和法國的克爾文(Jean Calvin)，成為第二波宗教改革的代表性人物，英國也產生了國教（後來稱為聖公宗），蘇格蘭出現了長老會，荷蘭建立了改革教會，連匈牙利都有自己教派，將馬丁路德與克爾文的教義揉合，截長補短。

會發生這樣的破裂，大概不是馬丁路德預見的結果。但這是很殘酷的歷史悖論。還記得古代以色列分為南北兩國麼？南國標榜大衛王朝的正統性，北國卻不斷有血腥篡位。新教成立也一樣：天主教面對壓力，就更強調自己由彼得保羅延續的傳承，而改教人士卻越走越散。不論出發點是善是惡，是為人民或為自己，一旦開創前例，以後的人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再分家解體。即使馬丁路德的動機純正，目標崇高，新教改革還是落入‘化整為零’的局面。《列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對這時代的單純信徒而言，他們已經分不出真理是什麼，更不知道路該怎麼走。對積極改革的人而言，他們也迷惘了，難道自己為宗教奉獻一生，竟只是獨斷專行，不是出於神的旨意？

同樣的現象在十八、十九、二十世紀都再浮現，許多人為了一點教義差別，斷然絕交，分道揚鑣，歧岔越來越多。神，究竟在哪裡？

二十世紀初美國記者作家H. L. Mencken寫過：“人類每個問題總會有簡單的解決方法——乾淨利落，貌似有理，卻是錯誤的。”用今天角度來看，馬丁路德的教會與天主教很明顯不同，但新教各教派之間差別實在不大；而且他們所爭執的，經常是兩種論點並存於聖經上，難道只由於‘因信得救’或‘預定得救’的觀念不合，就要搞得不歡而散？一般小老百姓豈會明白這群神學家在嚷什麼？可惜這就是人性的悲哀：我們認為是敵人的，往往不是直接威脅到我們的，而是某些人刻畫為‘對我們可能不利’的，實際上這些‘敵人’根本與我們無關痛癢。但是大家既然不關注真正能造成傷害的敵人，只去看假想敵和自己的差別，這些差別很快也成為‘威脅’的代名詞。“為什麼絕不可以和那群人來往？”“因為他們與我們不同啊！還需要其他理由麼？”古羅馬人因猶太人不吃豬肉，就把他們視為異類；英法百年戰爭時，英國罵法國人是吃青蛙那種噁心東西的下流畜生；宗教革命時，德國譏刺意大利天主教徒吃蒜頭太多，全身體臭，意大利則反諷德國新教徒是吃血黑香腸的悖逆叛徒（因為聖經禁止吃血）。人本來就都有不同，然而只由於先入為主，又不加溝通，一氣之下劃清界限，結果我們身邊無處不是敵人。

或許那時代天主教的分裂是必然趨向；儘管沒有馬丁路德，一樣有其他熱忱人士會帶動改革。或許馬丁路德沒有別的方式，能讓天主教自我反省；除非他寸步不讓，否則宗教界永遠是姑息態度。但是改革的崎嶇路，卻是他一生最辛勞的考驗；他到晚年健康狀況越差，脾氣也越暴躁，連他同工都私下認為他出言不遜，尖酸刻薄。這已經反映了他自己‘擇善固執’，與別人起摩擦的性格，是宗教改革的契機，也是成立新教七零八落的敗因。人生在世，會遇到障礙並非總是別人的錯，有時絆倒自己的樹幹，偏偏就是自己早年播的種。

至少馬丁路德和慈運理都是誠心為真道奔波的人，並無心使宗教政治化、軍事化。下一代新教領袖們，卻已經要把宗教之爭搬到戰場上。北方捍衛新教的領袖是克爾文教派，而南方鼓吹天主教收復‘失地’的，則是西班牙的耶穌會教士(Jesuits)。接下來將近兩世紀，有半個世界陷入不停的宗教戰爭中。馬丁路德若死後有知，是否哭笑不得？

                        人類在自己小土堆上互相造成的傷害，遠比自然界帶給他們的傷害還大。
                                                                                    ---伏爾泰(Voltaire，法國思想之父，1694-1778)

開船：縱橫四海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位於大西洋畔的葡萄牙(Portugal)，十五世紀人口還不到一百萬人，幾乎是當代歐洲各國最不值得看的地方；同時代英國三百萬，北歐三百萬，西班牙七百萬，德國一千萬，意大利一千兩百萬，農業發達的法國約一千六百萬，連東歐的俄國都有四百萬，波蘭六百萬，鄂圖曼帝國兩千萬。幾千年來大西洋一直是‘世界的盡頭’，所以面向西邊的葡萄牙、愛爾蘭、冰島都成為無關緊要的地區。冰島和愛爾蘭還是維京人幫忙開墾的；葡萄牙則是由羅馬帝國，轉手到回教帝國，再重歸基督教歐洲。歐洲大陸對它卻視而不見，任其獨立。西班牙包括地中海盡頭的直布羅陀海峽，軍事上掌控歐洲和平，商業上壟斷北非市場，重要性自不用說。可憐的葡萄牙既沒有地利便於耕種畜牧，也不是交通樞紐可供發展貿易。這地方面對碧海波濤，除了偶爾幾艘船為了避風浪不得已停靠，否則能有什麼未來可言？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葡萄牙在十五世紀一直‘不認命’地挑戰未知世界。靠海，是它地理上最大的不利，但葡萄牙卻把海轉化為它最有利的條件。1415年葡萄牙首次從大西洋南下到非洲，打破從前歐洲只能由地中海與北非貿易的‘宿命’。接下來葡萄牙船隻開始接觸更遠的西非沿岸、剛果盆地、那米比亞，也陸續發現大西洋上的群島，甚至為南非峽灣取名‘暴風角’，後代討吉利改名為好望角。說是探險精神，實際上這是很不得已的冒險，比起十世紀的維京人有過之無不及。非洲沿岸雖然也有足以貿易的市場，但畢竟不是大宗生意；何況好望角已低於南迴歸線，飽受印度洋颶風和南冰洋冷流襲擊，附近幾乎終年有‘殺人浪’，動輒高達二十公尺，古代船艦往往全隊覆沒。人再怎麼不愛惜自己生命，總沒必要賭命繞過非洲大陸，去面對比大西洋還殘酷的浪濤吧？那究竟他們目的是什麼？

答案很明顯：1492年西班牙另有三艘船橫跨大西洋，發現‘西印度群島’。這名字已經充分表示，對航海時代的人，最重要的世界莫過於‘黃金香料之國’印度。哥倫布大概心裡有數，這些加勒比海的土著，連什麼經濟價值都沒有，怎麼可能是馬可波羅所記載，大家夢想中的富庶東方人？但若不混淆視聽，第二次探險的皇家資金就泡湯了，所以只能趕快把這地方牽強稱為印度群島。然而到第四次出航還拿不出黃金香料為證，連西班牙貴族平民都懷疑了。哥倫布後來被革職、下監、還被控訴子孫要賠償皇室應得的報酬；真相不會說謊，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

相比之下，1498年達伽馬（Vasco da Gama)終於成功繞過非洲，抵達印度，黃金香料滿載而歸。1500年葡萄牙人又發現巴西這塊龐大的土地，更讓西班牙賭在哥倫布身上的投資顯得毫無意義。葡萄牙人口少，探險家卻毫不自我膨脹，互搶功勞；他們知道大西洋的洋流，也知道北美洲的鱈魚，中美洲的鯖魚，南美洲的鮮蝦，卻從沒有像西班牙探險家拼死拼活地佔據土地，要給子孫當基業。接下來西班牙的運氣奇佳，1519年摧毀阿茲特克帝國，1532年攻占印加帝國，獲取黃金無數，可是大部分黃金都淪為探險者家產，皇室得到的根本不多，卻又不能得罪這些有錢有黨羽又有戰艦軍隊的‘征服者’。後來西班牙皇室都派親信為省長，以免探險者獨吞利益，但新大陸兩處最有價值的金庫已經被挖空了，再任命省長也於事無補。換言之，利益至上的西班牙，最後只有極少數人成為暴發戶；而他們既以新大陸金銀為目標，就永遠沒有再去尋找印度了。

可是葡萄牙打通了與東方貿易的海上道路，卻引來一場歷史很少提及的印度洋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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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公元1509年二月三日，地點是印度西側古吉拉特(ગુજરાત,Gujarat)外海的迪烏(Diu)。小地方不足掛齒，可是葡萄牙18艘商船，居然面臨威尼斯、土耳其、埃及、西印度、南印度聯軍的兩百五十多艘戰艦。大家這麼勞師動眾要對付葡萄牙，怎麼回事？

自從蒙古帝國入侵印度，整個南亞又開始四分五裂，到十五世紀末首都德里(Delhi)已經毫無影響力，反而西印度古吉拉特佔了一席之地。古吉拉特是印度河文明發展最盛的地區，又受到波斯文明薰陶，加上這時掌控印度洋商業，東達摩鹿加（Maluku，印尼香料群島），西抵紅海，連中國的錦緞瓷器都高價轉賣歐洲。不難想像，葡萄牙人還沒登陸前，古吉拉特王就是印度洋貿易盟主，雖不反對與西方商人來往。但那僅限於沒有人與自己競爭。而為了平衡國際貿易關係，讓自己繼續保持領袖地位，古吉拉特也絕不改變已有的外交政策，所以貿易只是間接經過埃及（當時稱馬木留克مملوك mamlūk）、鄂圖曼帝國、和威尼斯共和國。

然而大西洋的船卻繞遠路來到南方古國，葡萄牙人還不斷在印度洋上設立經商據點：東非的莫三鼻克、坦尚尼亞、肯亞、索馬利亞、毛利裘斯島、紅海口的索科特拉島、紅海內的衣索比亞、波斯灣口的霍爾木茲海峽、印度沿岸的果阿、科欽，甚至在斯里蘭卡發現歐洲最喜愛的神秘香料原來就是桂皮。他們有時是半妥協半開墾，有時葡萄牙也會打劫埃及商船，搶奪木材香料；冒險歷程有機智，有苦勞，偶爾也有下三濫手段。無論如何，這一連串進軍東方市場，不止讓西印度人感到恐懼，還使國王們覺得自主權受挑戰，連對其他大國的外交都難以交代。至於埃及、阿拉伯、威尼斯，都是與東方貿易的長年夥伴，同享利潤，自不願讓人搶走重要市場。首先與葡萄牙斷交的其實就是威尼斯，更寫信向同盟遊說，要他們賣給葡萄牙的貨物增加關稅，最好再把他們嚴厲懲治一番。這對古吉拉特王正投其所好，於是大家紛紛派兵支援，動用紅海與波斯灣可借的戰艦，甚至威尼斯幫忙把土耳其的地中海艦隊解體，運到紅海再重新組裝，然後大批軍艦浩蕩開往西印度。

所謂排外仇外，往往是利益衝突引發的民族情操。幾世紀後發生在中國、日本的‘滅洋’運動，已經提早在印度展開了。

可能在這些大國眼裡，葡萄牙人口少，照理來說應該只需下馬威，讓他們不戰而降。這對於普通小國有用，偏偏葡萄牙是經歷過驚濤駭浪，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才戰勝海洋，豈能因政治壓力退縮？所以明明只有十多艘商船，戰力不到別人十分之一，卻也咬緊牙根未曾放棄。他們唯一的有利條件，就是船隻不同。這的確是航海史上一大挑戰：文藝復興是造船技術突破的催化劑，但是只有少數地方真的使用新式帆船，原因就在設計困難。現有的人力划槳比較容易控制，甲板載重也穩定，何必靠無法駕馭的風力行船，還搞得船身顛簸，讓坐船的人暈吐不已？再說，葡萄牙人口少，所以才要借助風力；但假若沒有風，甚至逆風，又該如何？傳統帆船只能用鋸齒狀航路左右左右地慢慢前進，不得已也得暫時靠岸，再看天出航；這對要準時交貨的商業而言是無法容許的。葡萄牙人竟然打破常識，設計出桅杆，把迂迴前進的阻力減到最小，幾乎像是能逆風行駛。船身小而輕，也有利於大風浪中傾斜飄行，不致顛覆。所以他們到得了印度洋，並非僥倖，實在要靠技術進步。

這一點卻是印度洋聯軍沒想到的。地中海、紅海、波斯灣的船再堅固，畢竟從未接受過南大西洋、西印度洋的考驗。況且這些軍艦雖然甲板上有炮，卻不能用在側邊，因為會影響到划手的動作，結果只是頭尾能發射武器，船側最大面積僅能任人攻擊，附加的弓箭手也無用武之地。相反地，帆船側面卻是最具攻擊力的砲台。當然，只有這點優勢，還不足以彌補兵力懸殊；葡萄牙商船另一個長處，就是幾十年來水手們善用船炮，比起突然徵召的敵方艦隊應變力更強，瞄準度更佳。所以一開戰，葡萄牙乾脆駛到外海，因為印度的同盟軍不論船艦大小，都不能離岸太遠；然後把無法靠近的幾百艘敵船打得落花流水，救溺尚且不及，更別提作戰了。也就是說，一天之內，陣容浩大的同盟，已經被小小的葡萄牙打得士氣全失。

歷史猶如漣漪，萬里外的戰爭，居然餘震波及半個世界。失去了貿易地位，印度不久也政變，由莫臥兒王朝取代分裂的印度半島，然而被外族奪去的商機卻始終要不回來。意大利和威尼斯不再能像以前壟斷東方市場，之後經濟逐漸走下坡，連文藝復興也一併消失在曾經風光的回憶中。埃及是同盟中最弱的一環，戰後立刻被土耳其併吞。土耳其是同盟中唯一有足夠軍力捲土再來的國家，只是它積極訓練三十年，1538年又派船同樣在迪烏與葡萄牙對峙，沒想到還是鎩羽慘敗；從此鄂圖曼帝國對自己‘海禁’，不再開拓印度洋事業。西班牙一向特別標榜英雄氣概（從他們鬥牛的傳統就知道），這次竟被葡萄牙比下去，肯定心有不甘，所以罷黜了哥倫布，改由武鬥派人士進軍新大陸。英國、荷蘭更是由此得到勉勵，連人口更少的葡萄牙都能挑戰世界強國，自己何嘗不能？

葡萄牙自己則因為這次成功，更進一步往世界各地探險。參與迪烏戰役的十八艘船中，有位船長叫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後來成為第一位率領艦隊環繞地球的人。統帥印度洋船隊的將領阿爾伯克基(Afonso de Albuquerque)則繼續前往馬來半島的馬六甲海峽，與暹邏（今泰國）建交，佔走土耳其最後的香料市場。其他人則抵達越南峴港、中國內伶仃島、日本種子島，連台灣的別稱‘福爾摩沙’(Ilha Formosa)都是他們取名的。那時代的觀星測量、地圖繪製，沒有人比得上葡萄牙。雖然葡萄牙帝國為時僅六十年，佔領面積也小，但幾乎都是良港。單是東亞：1557年廣州同意讓葡萄牙人租澳門做貨運站；1571年葡萄牙買了一個日本小漁村，發展成後來的長崎。他們身為航海的先鋒，確實推動了人類文明，不容置疑。

但人口少，也是它最大的隱憂，畢竟它旁邊就是貪得無厭的西班牙。1578年葡萄牙王去世，年僅24歲；西班牙的腓力二世(Felipe II)立刻趁火打劫，侵略葡萄牙，1581年腓力被正式加冕為新合併王國的國君，海外的所有領土也全歸共有。偏偏西班牙接管殖民地後又不懂經營之道，重要地帶逐步被英國與荷蘭搶走。葡萄牙雖然努力捍衛巴西的主權，其他地區卻分身乏術了。最後還因商業損失太重，與西班牙展開長達二十年的獨立戰爭；獨立是成功了，亞洲的投資可惜已是東海逝波，覆水難收。

不過西班牙會失去殖民地，倒有一半是基於宗教紛爭。世事改變的速度常會出乎意料。迪烏戰爭後不到八年，德國竟有人敢在教堂大門上，張貼了九十五條反對的論綱。。。

展翅：站在巨人肩膀上（二）

拉斐爾(Raphael)1514年畫的這兩個小天使，大概是被後代抄襲最多次的作品，差不多每個人都見過，卻未必知道原作是誰。其實兩個小天使只是整幅《聖母圖》的部分，但是能這麼傳神地繪出小孩天真無邪的模樣，既好奇又乖乖坐在旁邊；雖然並非細緻工筆畫，卻需要極高的觀察力和想像力，才能把日常可見的表情捕捉得無懈可擊。

文藝復興的藝術名人很多，最出眾的莫過於三位：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不過藝術家多半是很有個性的人，這三人也不例外。達文西以繪畫為名，不管是《蒙娜麗莎》或是《最後的晚餐》，見過作品的人無不驚嘆，爭相以高價訂金求他賞臉；然而他真正完成的卻不到十幅圖，其他的不是由學徒完成，就是聘他作畫的人另尋藝匠，甚至為此鬧過多次官司。多才多藝的人往往會分心，達文西在這方面倒很嚴重，不論數學、天文學、光學、建築、工程、醫學、生物學、甚至材料科學，他樣樣鑽研，樣樣精通，許多筆記中發明之奇，連後代才智之士都自嘆不如；可是這一來他只憑心血來潮才動用畫筆，真正能完成的藝術就很有限了。當然，達文西因為精研科學而使作品格外寫實，也是好事；而他超越當時思維的廣泛構想，畢竟比幾幅世界名畫更值得人拜服。

米開朗基羅是兼具繪畫、雕刻、建築天賦的才子，而他作品也大膽得出名。根據記載，米開朗基羅雕的大衛像，原是前人開工卻未完成的作品，後來擺了三十多年任憑風吹雨打，許多藝術家仍覺得形狀不對、平衡欠佳，難以下手；反而是26歲的米開朗基羅認為可用，花兩年功夫創出這座5公尺高，5000公斤重的驚世作品。用‘化腐朽為神奇’來形容他的藝術，倒不為過。只是若作品不夠大膽、不夠震憾，米開朗基羅卻也不屑去做。他有些作品，正面看鬼斧神工，側面卻沒有完成，其他人也深怕替他完工可能壞事，到最後一直只有半成品。為什麼未曾完工？後代學者認為，一般人讚歎的作品，米開朗基羅可能還嫌不理想，自己鑿出的成品沒有想像的完美，一惱了就不繼續。這是完美主義者容易犯的毛病。他還有個固執處，就是不喜歡畫背景；不管是教堂天花板的《創世紀》或是壁畫《最後的審判》，人都浮在空中，或坐在沒有特色的椅子上。對他而言，人體是最好的主題，別的題材都是多餘。

相比之下，拉斐爾是很低調的人，甚至很腼腆，怕與外界接觸；然而很多當代藝術家都願意與他共事，連想偷他構圖點子的人，都因他不吝賜教，乾脆名正言順成為他學徒。他所畫的，無論是宗教內容的《基督變容》，或非宗教主題的《雅典學院》，都有種平靜安詳、文雅和諧的氣氛，甚至反對異教繪畫的天主教人士，見到他的非宗教作品也不得不佩服。拉斐爾死時只37歲，相傳是肺病或是水銀中毒（古代當藥用），但他留下作品之多，文藝復興鮮少人能及。假若達文西是把自然科學的‘真’帶入藝術，米開朗基羅把藝術的‘美’發揮到極致，拉斐爾所追求的可稱為藝術的‘善’。雖然一般人對他印象沒有其他兩位名家深刻，但他作品同樣完美無瑕，自成一格，在鮮明豐富中不失莊重溫柔。

話說回來，文藝復興名人甚多，卻幾乎都集中在北意大利，倒非偶然。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這塊土地上多的是古羅馬的傑作，要復興，豈能不學習最佳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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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希臘，意大利那時代對珍貴古物的好奇較強；希臘（拜占庭帝國）經濟在十字軍東征後已經渙散，要‘復興’也有心無力；意大利則因商業帶動，連古董市場也是水漲船高。之前說文人到處採訪修道院尋找失傳典籍，不過藝術更容易發現：意大利南北任何遺跡中，幾乎都有斷壁頹垣、殘破石像，可供工匠學習，偶爾也找得到完整的，賣得到高價。年輕人只要肯挖掘，賺外快倒不難。既有市場，希臘也運來剛出土的古老藝術品，比方1506年發現的Laocoön，更是由羅馬教皇耗資投標而得。

然而出土文物對文藝復興卻很關鍵。南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說：“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再優秀的才能也要從觀摩開始。佛羅倫斯和其他新興商業大城，喜歡炫耀財富，雖然富商巨賈金銀絲綢不少，但這只是效仿王公貴族的奢靡，還顯不出自己比他們氣闊，因此建築、雕刻、繪畫就脫穎而出，成為一擲千金的高級工業。有的雕刻是為陵寢，有的建築是為生意，有的繪畫中的聖徒，其實就是自己的肖像。不過虛榮心底下，畢竟讓出錢的人要求藝術必須真實，否則何必多事？中古時代對人的表情只作象徵性描繪，雖然輪廓五官俱全，可惜總少了真實感，甚至男人的臉只是女人加鬍子，老人的臉只是青年加皺紋而已。古羅馬的雕刻就細心多了，不論男女老少，許多存留下來的頭像都能突顯被雕塑的人所流露的確實神情。更重要的是：藝術做得真實與否，可以立刻與真人相比。十三世紀的Nicola Pisano開始發揮意大利的藝術，儘管只是模仿希臘羅馬的大理石雕刻，已經讓那時代建教堂的人不斷聘請。一開始是教堂中幾座塑像，後來則是教堂牆上的雕刻藝術，之後又有公開競標。佛羅倫斯從1401年起，幾乎每年都有競賽，成為文藝復興最具號召力的傳統；裁判三十多人，包括社會名流、教會人士、商會和附近城鎮元老，而主題也向全意大利公佈，無論是銅門、雕廊、廣場石像——只要手藝出眾，設計賞心悅目的，都可以一夜成名。

只是雕像並不便宜，好的大理石不易求得，而金銅雕塑又沒有石頭珍貴。最耗費的還是藝匠工資，以及等待時間。基本上，要雕一塊大理石之前，藝術家已經要先擬好幾份草稿，再用粘土或石膏製造小模型，給花錢的人審核通過；這當中可能要用蠟做反模，方便複製，免得審核後需要修改；之後還要在工作室中用木頭或便宜石材做局部練習，尤其是人體像的頭手等細節，越是能表達肢體語言的部分就越難處理；再者，每塊石頭紋理不盡相同，鑿得不對就無法挽回。有許多名家，像Lorenzo Ghiberti，是‘慢工出細活’型的人，甚至為了一小角雕不好而化上兩年時間。

為了節省雕塑時間，多那太羅用複合材料，把木石與金屬並用；Andrea del Verrochio是開專業匠房兼藝廊，讓差不多完成的雕刻再做顏面加工就可運貨；Cellini則是完全不用石材，直接做不輸於大理石的青銅像。當然，這些方法都很有用，但再快也比不上繪畫快。雕刻是立體藝術，繪畫則是平面藝術，既省時又不需尋覓材料，也不必怕雕壞了一小片就前功盡棄，大不了再多塗一層修飾就好。

可是文藝復興時被發現的壁畫卻沒有雕刻多，畢竟畫在牆上的比石像難保存，意大利遺下的牆已經傷痕累累，希臘本土更是半點不留；要不是1748年發現火山掩埋的龐貝城，我們恐怕也不知道希臘羅馬的壁畫已有遠近比例、採光、透視等技術。中世紀畫家只有希臘一帶還有殘缺的繪畫藝術，但文藝復興時代的Masaccio、Giotto等人卻是本能地領悟，怎樣把立體世界巧妙地重現於平面上，還出書指導其他藝術家。從1430年以後，幾乎所有畫家都會水平線和消失點這些基礎。

只是還有個問題較難解決：早期的壁畫都是為了裝飾教會牆壁而做，作圖方式幾乎已經延續千年，就是用熟石膏塗抹牆壁，尚未乾燥前還要上幾層石灰粉使它光滑。顏料則是用搗碎的各種礦石加蛋白，趁牆壁未乾時趕快作畫。如此一來，石灰產生的化學作用才會讓壁畫持久，否則在乾燥的牆上作畫，反而會褪色剝落。希臘羅馬傳統畫家還會把牆壁上蠟，保持畫面光鮮。這整道手續要越快完成越好，所以一般的畫都不很大，而大型壁畫幾乎都要分好幾塊作業；畫家先用木炭勾輪廓，然後一天畫一小部分。文藝復興時代壁畫顏色都比較亮，其實是因為沒時間多上顏料。而這種畫法容易產生的毛病，自然是每部分作業不均勻，而畫錯的也像雕刻一樣，無法掩飾。好處是畫家必須把整幅畫想清楚才動工，處理比較穩當；壞處是畫家無法隨心所欲改變構圖，畫中人物難免表情木訥。

在這時油彩問世了，十六世紀中期更是油彩的天下。油彩的好處是顏色深淺可以任意發揮，甚至不必輪廓，只需要用漸層色‘霧濛濛’地製造分界。達文西就首先把這技術發揮得淋漓盡致，但佛羅倫斯對壁畫要求太高，反而是威尼斯對這種‘可以改變主意’的新繪畫方式很感興趣，一時出現Giorgione、Titian等名師。油彩也很能配合顧客的要求，只要出錢的人看不順眼，可以立即更改，包君滿意。很奇怪的是，油彩跟印刷一樣，早在法德荷蘭出現，後來才被意大利畫家廣用；而荷蘭一帶又把造船的帆布應用在藝術上。這一來畫框可以隨處攜帶，圖畫更可大可小；有適合的畫布，肖像畫自也暢銷起來，畫家更能實地取材，把真正的人活生生地搬到畫中，把金銀珠寶貂皮雁翎，用尋常的顏料永久留念於圖上。藝術不再是教會、國王與財主的專利；儘管藝術家仍繼續為教堂、宮殿的壁畫盡力，這只是他們賺錢工作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但是真正自由的還不只是畫家的經濟來源，而是作畫的靈感。Andrea Mantegna對人身邊的環境特別感興趣，所畫的無論是牛馬獵犬，豪宅茅屋，甚至古羅馬廢墟，都畫得很出色；Gentile Bellini特別到巴勒斯坦取材，不只清真寺，連駱駝、長頸鹿、沙漠景觀都在他筆下呈現原貌。Giovanni Bellini從未離開過威尼斯，但他畫田裡工作的農夫，玩樂器的孩子，都是前人未曾嘗試的課題。Botticelli的材料多半是希臘神話，比方《維納斯的誕生》或《春》，圖中竟有190多種花卉。文藝復興並非只有文人飽讀詩書，連藝人也往往對史地數理生物學熟悉到令人訝異；不過若沒有這些知識，就沒有相對的觀察力，技術再高明也只能拾人牙慧，哪能留名後世？

對小老百姓而言，雕刻和繪畫都只能每週在教堂裡見到，建築物本身卻是日日可見。財主要炫耀錢多，莫過於建新屋。但古代建築宏偉的圓頂、石柱畢竟很笨重，這時代哪來夠多的奴隸搬動？那簡單，圓頂可以仿製，卻不必用厚重的水泥；Filippo Brunelleschi首先就用輕盈的材料做頂，再用鐵條內外加工。文藝復興的工程只在‘仿古’，不是‘復古’；他們造的是細瘦的古式樑柱，但有鋼鐵為輔就很足夠，甚至樑柱只作裝飾不作支柱。有的建築混合了大理石、木材、鐵條、黃銅，一切保留天然色，讓單純變成美麗的代名詞。Donato Bramante強調房子大小還其次，空間利用更重要；他設計的庭院宮殿未必最大，卻能給人空間遼闊的感覺，這是他由古羅馬建築比例所做的應用。

而整個文藝復興最有名的建築，莫過於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從1452年開始到1667年竣工，前後居然動用十多位名建築師，包括米開朗基羅在內。由於經歷32任教皇，每人各有意見，有的加高建築，有的加圓頂又被後人拆除，有的增加埃及運來的方尖碑，還曾受其他教會人士批評。最後Gian Lorenzo Bernini為聖彼得廣場建橢圓外環的廊柱，才讓這地方成為羅馬最出名的景點。實際上這時文藝復興早已過了巔峰期，進入黃昏，而當時羅馬除了聖彼得大教堂，附近都是殘破不堪的的房舍。

復興，畢竟只能局限於少數地區。但是大體而言，要站在巨人肩膀上，必須有技術、教育、投資為前提，否則連巨人的眼光都達不到了，還提什麼看得更遠？北意大利尚且有資產與人才投入文化事業，羅馬一帶就比較缺乏這些要素，其他國家更不能比。換言之，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所帶動的創造風氣，到十七世紀初已經演化為工匠們兢兢業業因襲的‘典範’，只能精雕細琢到極致，再也廖無新意。

何況達文西、拉斐爾、米開朗基羅這些人是因不懈的努力才凌駕希臘羅馬的藝術巨業，他們之後的人又該如何，才能站在文藝復興的肩上？

這並不是說輝煌的文藝復興後繼無人，而是社會改變的腳步太快了，它再也無法同步發展。而矛盾的是，促成社會改變的原動力卻也是文藝復興自己。因為，在它之後出現了三項曠世巨變：航海時代、新教產生、以及商業革命。。。

展翅：站在巨人肩膀上（一）

寫《神曲》的但丁，其實對拉丁文、希臘文都有很深的造詣，可是整部大作卻是用佛羅倫斯的意大利方言（托斯卡納語）。但丁早在1305年就對意大利文做了預言：“這是新太陽。舊太陽已經無法照亮人類。”他很清楚，一般民眾永遠無法學會拉丁文，所以他親自證實，即使平日說的語言，也能昇華為美妙詩詞、經典文章。在但丁之後，意大利文成為學者文人的驕傲，連21世紀的意大利人都讀得懂八百年前寫的《神曲》；從來沒有作家對一個現代語言影響這麼深巨。

‘文藝復興’當然是後代冠上的名稱，今天對這段歷史的研究簡直數算不完，單是探討藝術方面就有多少大學圖書館滿滿的論文。不過文藝復興何時開始？何時結束？是否專指意大利的發展？這些問題都沒有定論。讀文化史總有錯覺，似乎中世紀後產生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後又銜接巴洛克時期、浪漫時期；實際上大部分時期並非劃分這麼絕對，往往相互重疊，逐步演化。何況文藝復興要說是從多那太羅(Donatello)的雕刻開始也可以，說從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建築開始也可以，甚至說從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科學發明開始也無不可。連到了文藝復興盛期，像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這等名家都還不斷為後代創造嶄新標準。

廣義地說，文化上的復興並不罕見。古埃及有中王朝與新王朝的復興，基本上都是把早期的輝煌加以發揚光大。波斯是重新塑造古代蘇美爾、亞述、巴比倫的傳統，又引進中亞、埃及、迦南地的文明。希臘的黃金時期過後，亞歷山大的將領們各自瓜分土地，卻也致力把希臘式的建築藝術、學術思想，帶到各地；而羅馬繼承了希臘的傳統，縱算沒有突破，一樣是推廣文化，從不列顛群島到摩洛哥到猶太地到高加索山，到處可見文明極致。猶太人在巴格達孕育第二次文化蛻變；回教文明則在西班牙開創第二春。查理曼大帝是復興拉丁文化，鼓勵舊學，只是火候未到；神聖羅馬帝國也在重新發展古羅馬，同樣不成氣候。中世紀末的學者又開始鑽研古希臘哲學典籍，但是除了哥德式建築，其他文藝發展倒很有限。中國是每隔一段時間就除舊迎新，再隔一段時間又懷念往日經典，在文化交替中不斷增加新色彩。

這些自然都可稱為‘文藝復興’，只是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總不太相似。埃及新王朝的盧克索神殿造得比古王朝的金字塔懾人，羅馬競技場建得比雅典的帕德嫩神廟豪華，可是這畢竟是帝國的作風。的確，文化必須有經濟為前提，但‘有錢能使鬼推磨’，沒錢時又如何？從雅典民主到馬其頓帝國再到羅馬治世，經濟規模一直不斷擴張，相對社會可以花在藝術建築方面的閒錢也增加了；然而西羅馬滅亡前已經通貨膨脹驚人，要建築早期的豪宅也有困難；滅亡後更是經濟衰退，文化倒流。中世紀無論怎麼努力興建，就是達不到古羅馬的高標準。十字軍東征時期，英國已經可以建造希臘式的迴廊，也就是說工匠手藝足以媲美古人，只是不可能像古羅馬在建築業上的消費額多，到最後只建過一處仿古的陵寢，其餘不是高聳參天的教堂，就是粗糙普通的中世紀瓦屋土堡。這兩者差別未免太大，顯然貴族與平民的文化水平並非一齊提升。

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也是靠經濟開始。意大利北方的佛羅倫斯、熱那亞、米蘭、威尼斯，都已經在商業上有相當水準，才請得起良工巧匠。但是這些地方的發展卻常是整條街、整塊廣場、整片市容的改進。也就是說，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是整個社會共襄盛舉，並非貴族專利。鵰鶚騰空，雀鳥一樣也有機會展翅飛翔。

到底兩種發展有什麼不同？文藝復興的契機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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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個角度來想：羅馬的輝煌雖然建立在希臘的智慧創造上，它的建築始終是靠勞力，而不是靠腦力。哈德良長城、碉堡、驛道、水利建設、議院、市政廳，全部是靠徵召人民或是外族奴隸建造的。由於羅馬帝國百戰百勝，自然不愁勞工不夠；然而這卻使羅馬的工程技術缺乏創新改良的必要，石牆越築越厚，磚壘越造越高。羅馬政府還怕用新技術會造成失業，人民會暴動。到最後羅馬帝國經濟最繁榮時，科技只比古代雅典進步沒多少；連軍事方面，羅馬海軍都沒採用希臘發明的風帆，寧可耗用大量奴隸划軍艦。這種思維上的劃地自限，使整個社會故步自封；等到經濟不行了，更導致技術退化。

中世紀卻因為人口頓減，加上基督教的影響，所以奴隸有限，連流動工人也很罕見。要像古羅馬造大型建築的，幾乎都不了了之。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想在威爾斯新建宏偉的城堡，當地工人卻已被教會徵去建教堂，而後因人手不足，工資額外昂貴，城堡還沒建一半就快國庫透支。法國也一樣。再加上黑死病席捲歐洲，許多建築計劃根本找不到足夠的人力完工。

這就是為什麼中世紀末期創造了許多節省人力的改良。有的發明很簡單，卻很實用，比方今日工地仍使用的獨輪車，或是讓馬馱運更有效的韁繩。由於中世紀的武士盔甲重，歐洲馴養的馬也必須力大；而有這些馬，更替代以前的耕牛，農民再把以前木造的犁換成鐵製，使生產力大增。馬車也開始採用性能更佳的輪子，增強承載重量。陸運變得方便，甚至比河運便宜，每年也增建道路橋樑，讓馬車方便載貨。水車磨坊是遠古的發明，但羅馬卻一直用奴隸或驢子做這類粗重工作；這一方面也是羅馬不願用鐵替代木製輪軸。中世紀卻用大量鑄鐵（含碳量2%以上的合金，堅固似鋼）做各種工具器械。十二世紀英國已有五千多座水車，荷蘭更有八千多座風車，打穀磨麥，甚至用於抽水，把窪地變成可耕地。後來風車的帆也被應用在船業：十三世紀北海一帶首次產生不靠人力划的真正帆船，十四世紀葡萄牙又將它改良為兩桅或三桅的多層帆船，還可載幾百噸物資，足以遠渡重洋，前往羅馬鼎盛時期的划槳艦隊永遠達不到的世界（這些以後再談。）產業改革還讓歐洲內外貿易每一代不斷加倍。儘管流通的貿易也有壞處——比方貧民窟增加，黑死病播散等等——不過歷史證明，連黑死病都無法遏止整個歐洲創造財富的速度，反而因人口不足，使許多人更想辦法節省人力。同時也因商業突飛猛進，使歐洲的銀行業、保險業普及，會計學的複式簿記更在此時問世。換言之，這時代歐洲的經濟已經超越有史以來的總金額。有了錢，才有文藝。

不過錢並非平均分配；大部分資產都集中在北意大利（佛羅倫斯、威尼斯、米蘭）或是萊茵河流域（法國東北、比利時、荷蘭、到德國西北的平原區）。這兩區自然成為工匠手藝最競爭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結論，之前發生在歐洲的三項要素，終於演化為文藝復興的芽孢：哥德式建築讓歐洲培養製造技術，馬可波羅讓歐洲追求繁榮富裕，戰爭飢荒瘟疫讓歐洲改變產業模式。水到渠成，才有文化事業的開端。坦白講，世界大部分地區在復興文化，都是官方從上面推動；歐洲的文藝復興卻是在沒有達官貴人干擾下先行開始，後來才有教皇國王紛紛請名藝術家為自己設計教堂宮殿。否則貴族錢再多也只當銅臭，有何藝術可言？

以印刷為例來分析：羅馬帝國著作不少，但很少有大量流通的文書；他們不是沒有釘裝的牛皮紙書籍，卻因傳統習慣而一直用卷軸。真正開始採用釘裝書的反而是早期基督徒，方便攜帶閱讀，也方便轉抄。十字軍東征後，紙張取代了牛皮紙，十三世紀連造紙都是用水車，成為平民都買得起的產品，一大張尚且不到一毛錢。這一點是東西社會很大的不同：中國與中東都有造紙技術，但價格不菲，又時時有‘洛陽紙貴’的現象，反而是歐洲因為紙張便宜，使識字率大幅上升，更讓活字印刷立刻廣用。德國首次印聖經不算，當時萊茵河地區每個城市都出現印刷廠，有的提供翻譯的希臘羅馬名作，有的出版當代文人的著述，甚至有教會人士寫靈修叢書，三十年間連續加印99版，簡直是世上第一遭出現‘暢銷書’。這麼多書籍問世，市場競爭下，印刷自也越來越精美，連封面都有專業畫家設計。意大利的印刷業還特別制定清晰易讀的字體，就是今日所有報紙、電腦通用的‘羅馬字體’與‘斜體’。公元1500年的威尼斯就有150家印刷公司，英國、匈牙利、波蘭、西班牙等地區也都有自己的廠商刊行。沒有印刷術之前，歐洲最大的皇家圖書館根本收藏不到幾百本書；印刷開始不到半世紀，整個歐洲已有九億本精裝書，市面上甚至有彩印廣告，推銷本季新書。

這樣看來，文藝復興其實是技術、經濟、與人類才智的結合。而這三者最重要的還是那些文化上的天才。但丁的作品是寫在便宜的紙上，之後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談》，英國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則是用簡單木版印刷在紙上。這些通俗的民間故事，與但丁的天堂地獄景象，倒有異曲同工之妙：印刷本來就是應大眾消費而產生，而內容也必須是大家有辦法理解的事物。更好的是，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取代了不再廣用的拉丁文，這讓沒有錢入私塾求學的平民也可以看書。再往後發展，法國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的《巨人傳》，英國莎士比亞的劇作，西班牙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訶德》，已經是活字印刷的機器展品，內容更是從故事中反映社會，無論諷刺、感嘆、震驚、懸疑、悲憫，都要拿捏的更具體，卻又不令人嫌造作。這一方面代表當時讀者已經很進步，能體會作者筆下的思維，一方面也印證文藝復興的名人，都是多才多藝之士。

薄伽丘做過行政官、外交官、朝臣、參謀，也是博聞好古的學者，意大利從北到南許多修道院中，封藏千年的希臘羅馬文物地圖，都是他第一個去重新發掘。（不知修道院的僧侶呆守陳年宿貨，如入寶山而空手回，有何感想？）他還把古代的神祗編輯成百科全書，使讀聖經的人方便參考；當時這差點讓他被教會除名，但後來許多畫家都從他描述的神話構想嶄新作品。繼承薄伽丘的，是人文主義之父彼特拉克(Petrarch)，他作的詩幾乎都成為意大利的歌謠，連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都是模仿他。彼特拉克特別去造訪東羅馬帝國塵封已久的圖書館，又到處旅遊增廣見聞，還在比利時發現兩篇失傳的羅馬議員演講稿。見到古羅馬文物，他也努力學習漂亮工整的字體，用黑藍紅三色墨水分別書寫內容、標題、註解，毅力可媲美藝術家；意大利的活字印刷有部分就是觀摩他的字跡。歐洲的‘黑暗時期’一詞是彼特拉克首創，而為了教人走出黑暗，他提倡古代教育——文法、修辭學、哲學、歷史——作為必修學科。長期以來教會一直覺得這些是浪費時間，所以只重神學；但這不僅否定基礎，更因‘學生不能高過老師’的傳統教條，使師生關係一向不佳。人文主義剛好相反，許多新學院是為熱愛古代智慧結晶而出現，大家彼此都是亦師亦友，無所謂等級區分。有人甚至認為這時代懂希臘文比懂拉丁文更值得，因為希臘社會比羅馬平等，學術思想也更自由。

實際上人文主義學家在傳統大學中被排擠得很厲害，但他們在北意大利的政壇卻如魚得水，所以對社會的影響反而比大學教授們可觀。他們文辭好，辯才強，又有獨樹一格的思考判斷力，是執政者最渴求的能臣。在他們協助下，北意大利的政治外交，民生經濟，甚至軍事戰力都已達相當水準。由於他們對希臘羅馬學得多，自也仿效古典流行，穿著風雅，庭院良巧，連為國王舉辦喪禮都如古羅馬權貴，還寫出不錯的宮廷小說、政治理論。他們擔任太子教師，更培養許多未來領導有過人的文藝辨賞能力，才有下一階段更偉大的驚世作品出現。

《神曲》中，但丁稱古羅馬詩豪維吉爾是他的引路人，然而只能引他走過地獄，卻不能為他展示天堂。這已經暗示，文藝復興是走在前人路上，可是到達古人的範疇，還要獨闢蹊徑，否則一樣停留在地獄的邊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人要超越過去，而不是複製往昔。

也許這就是文藝復興與其他文化重建的最大差別。羅馬的文化事業是錢堆砌出來的，中世紀則是邯鄲學步，希望能用仿古肯定自己；只有佛羅倫斯等地，是徹底實踐古人的精神，自己尋求不斷進化，顛覆傳統，突破常識。他們沒有復興拉丁文，卻復興羅馬文學；他們沒有追求希臘的百家爭鳴，卻讓幾千家印刷廠桃李爭輝。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是要東施效顰，模仿古羅馬的氣派。他們知道自己不是泱泱大國，也沒必要把國家改造成文化巨人——他們只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讓自己看得更遠而已。

（待續）

苦難：行過死蔭幽谷

沒讀過新約聖經的人，多半也聽說過啟示錄的四匹馬：第一是白馬，騎馬的有弓箭有冠冕，征無不勝；第二是紅馬，騎馬的手執大刀，能奪去世間的太平；第三是黑馬，騎馬的握有天平，計量食物短缺，不可浪費；第四是灰馬，騎馬的名為死亡，能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啟示錄沒說，但一般都畫他拿鐮刀。）後三者很明顯屬不祥，不過第一匹馬又代表什麼呢？從二世紀以來，教會一向認為騎白馬的象徵基督；然而到了十五世紀，許多人已經認為白馬代表強權侵略、暴君駕臨，也就是說，四匹馬都是噩兆。中世紀一幅著名的木版畫，就是以四馬齊驅，踐踏人命為題材。

會有這種新解釋，其實與當代歷史關聯不小。從十四世紀開始，整個歐洲惡運不斷，而且接踵而至：公元1304-1305、1310、1315-1317、1321、1330-1334、1349-1351、1358-1360、1369、1371、1374-1375、和1390年，歐洲各地都出現飢荒，英法受災最慘，其中1315到1317年尤其嚴重，西方歷史家向來只稱它為‘大飢荒’，因為農作奇差，種收比例甚至低到只有一比二（平均一顆種子只收穫兩顆麥子）。之前由於歐洲暖化，西方人口暴增，連今日法國總人口都沒有十三世紀多；但十四世紀天氣變冷，卻導致夏天陽光不足，冬天凜冽難當，收割季節雷雨交加。換言之，天候差，人口多，加上中世紀政府不懂得應付危難，三方面不利，自然承受不了飢荒來襲。保守估計，英國出現95次飢荒，法國75次，歐洲西北因糧食短缺而被淘汰的至少十分之一，這還不包括故意殺死老弱嬰兒在內。

禍不單行，1330年代起，中亞開始有黑死病病例；接下來印度、歐亞大草原、兩河流域、敘利亞、高加索各地都屍橫遍野，估計十四世紀中國死於鼠疫的就有兩千五百萬人以上，一樣災情可怖。至於疾病究竟是沿絲路或海運散佈各地，已難考證。1346年拜占庭受感染，40%人口病死，熱那亞商船為了避禍，反而把疾病傳到意大利、西西里島；1347年埃及染病；1348年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接二連三發作；1349年阿拉伯麥加遭殃，1350年德國與北歐病發；1351年俄國也性命難保。當然，瘟疫傳染並非這麼單純，細菌散佈可說是無孔不入，防不勝防。根據記錄，1347年黑海一帶受蒙古軍攻伐，久戰不下，蒙古兵卒乾脆把病死屍體用投石機拋入城內，結果雙方都膿腫黑斑、高燒嘔血、二到七日內死狀淒慘。這段期間固然也有地方未受波及（冰島、波蘭），但絕大部分都慘不忍睹：1348到1350年瘟神奪命最嚴重，之後又多次復發，到1667年還陰霾不散。激進分子乾脆說是猶太人、吉普賽人、殘障痲瘋人士故意下毒，引起一波喪心病狂又於事無補的屠殺。1377年威尼斯統治的一個城鎮開始採用‘隔離檢疫’的措施，入境者拘留三十天，尚且被教會人士罵是無情惡魔。罵歸罵，大家為了自身安全，也紛紛採取同樣方法隔離；可惜三十天還不足病菌潛伏期，死亡率仍不見改善。1403年威尼斯設立離島分區，拘留期延長為四十天，才開始控制瘟疫。這時歐洲人口已經又被淘汰了三成至六成，連貴族平均壽命都只有十七歲而已。

與這兩災禍同步出現的，是國際性的戰爭。波蘭與條頓騎士國（Teutonic Order，今愛沙尼亞、立陶宛）為了波羅的海領域前後戰了九次；俄國與蒙古長期抗戰，從1223年首次交鋒到1480年把韃靼人驅逐出境，同樣耗時耗力；土耳其人自從十字軍東征失敗以來就一直靜待其變，等到東羅馬帝國出現危機，土耳其人也開始對付拜占庭，前後兩世紀，直到1453年東羅馬滅亡，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稱雄，終於為歷史劃下句點。不過一般人最熟悉的還是英法百年戰爭，從1337到1453年，英國長弓隊與法國重騎兵隊展開拉鋸戰，其中還包括聖女貞德(Jeanne d'Arc)拯救法國士氣的英勇事蹟。雖然百年戰爭一開始是家族爭奪王位，最後卻演變為兩個民族國家的興起；而這段期間武器與戰略的改變，也逐漸讓封建時代的騎士、厚甲、弓箭成為過去，步兵打敗騎兵，火砲勝過長劍的時代已經來臨。說它是中世紀最重要的戰役，倒不為過，但這百餘年來犧牲了多少生命，代價實在沉重。

然而歐洲的苦難並不止於飢荒瘟疫戰爭。十四到十六世紀發生了多次農民與貴族、主教、國王、資產階級的抗爭；這是在十四世紀以前從未有的現象。1277年保加利亞國王因抵擋不住蒙古入侵，卻還向貧乏的人民增稅，釀成民眾殺國王自立的結果。之後英、法、荷蘭、比利時、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匈牙利、羅馬尼亞、瑞典、瑞士等地頻頻出事。抗爭的導火線很多，飢荒瘟疫戰爭都增加下層社會的負擔，但社會貧富不均、封建地主向佃農增租、窮人日益窘困、通貨膨脹嚴重、國家苛稅問題重重，才是官逼民反的主因。不過抗爭的背後往往都是有心人栽花：唯利是圖的商人、無繼承權的騎士、被控為異端除名的教士等等，民眾依舊是替死鬼。德國從1336年到1525年之間共有六十多起民眾暴動，‘神聖羅馬帝國’變得名存實亡，德國分裂成許多州郡，直到1871年才被普魯士重新統一。意大利和東歐也一樣，尤其拜占庭，人民抗爭之下，使原先就脆弱的東羅馬帝國更難以抵擋土耳其勢力，終至滅亡。

一種災難就足以動搖社會，歐洲竟然魑魅魍魎四大魔王同時光顧。難道真如啟示錄預言，是遭神審判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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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假若挑其中一種浩劫發生在我們身邊，會有什麼現象？看到一個死人，我們會動容流淚；看到許多人罹難，我們會泣不成聲；但當死亡人數達萬，我們反而麻木了。這並不是無惻隱之心，而是為了面對現實未來而產生的抗壓性。十四世紀的中國同樣發生過鼠疫，人口頓減；但瘟疫過後，政治經濟文化仍繼續運轉，產業也沒有顯著改變。這是人類社會特有的韌性，縱算面臨地震海嘯、颶風火災、世界大戰、核電廠爆炸、恐怖份子襲擊，一樣都能夠再站起來。

只是這種韌性通常都建立在‘補充’社會所失去的人口，社會本身並沒有進化的必要。飢荒會減少競食者，但飢荒過後人並不會因此節制生育，也不會考慮“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的隱憂。戰爭會剝奪農業人口，但戰爭期間婦女依然會繼續扛農作重擔，而戰後的人除了紀念忠烈，就是教訓子孫要盡忠報國、除惡安邦，很少會對戰爭留下的教訓做檢討。同樣是世界各地都流行黑死病，歷史並沒有記載中國、印度、回教地區出現隔離制度，反正要死的終究要死，活下來的反而可以繼承遺產、繁衍眾多。說難聽點：可以克服的危機，就不會產生轉機。

歐洲卻因為連環慘災，人口一直無法恢復十三世紀的水平。黑死病最猖獗的時期，曾有主教埋怨人口減少，導致洗衣費用上漲；這句話實在很不像一個信基督教的人該說的，但是話的背後也意味，大家只希望最好災難趕快過去，人口增加後服務費可以降低。更惡劣的是，教會裡許多穿金戴銀的主教，還拼命倡導人民不該追慕世上的財富，實在偽善得離譜。其實那時代教會人士幾乎都是貴族親戚，整個社會就只有上層下層。特權階級當然也會死於戰爭瘟疫，但是比起他們壓榨的小市民們所遭遇的，又算什麼？‘無產階級’(Proletariat)這個字在拉丁文，本是說這階層的人唯一貢獻只有延續香火、供應人丁，從古羅馬以來一直帶有輕蔑之意。然而若沒有這些無產階級作貴族的腳墊，貴族還能站得住多久？而這群只會發號司令，搜刮民脂，卻無法解決飢荒瘟疫戰爭問題的貴族，人民又怎麼甘心做他們的奴役？

說穿了，正因為長達兩世紀的災變，才使歐洲貴族日趨沒落，中產階級問世。這是世界其他受災地方見不到的社會變化。英法百年戰爭，已經證明貴族所組織的騎兵，在戰場上根本無用武之地；雙方很快地組織民兵為正規軍，取代幾百年的貴族壟斷軍事。聖女貞德會號召民眾抵抗英軍，正代表人民的自由意識抬頭；而她會被傾英派的主教定罪是異端抗逆，被活活燒死，也正代表貴族恐懼下層人民崛起。黑死病席捲歐洲，威尼斯共和國會首先採取行動，防微杜漸，正意味小市民們在努力想辦法拯救自己；而教會批評隔離檢疫不道德，也正意味上層社會怕這些民眾自制後，就再也不會服從特權階級了。

但是他們怕的，卻是歷史注定的方向，誰也無法更改。威尼斯以商家協會為政府，勢不能像其他貴族橫征暴斂，為一頂皇冠爭得血流成河，為一個教皇頭銜行凶對打，本性暴露無遺。沒有貴冑子弟的威尼斯，反而會積極地化解民間災情，杜絕飢荒疾病，以免破壞市場利潤。這是一種政治上的維新：王權不再建立於血統繼承，而是由妥善管理國家，間接獲得人民認同。

這就是為什麼威尼斯成為歐洲第一個走出中世紀陰影的國家，而其他意大利各小國也不甘居後，紛紛在政治上圖強。看看當時歐洲各地，英法百年戰爭後，英國自己又為了爭權展開玫瑰戰爭；而法國因百年戰爭戰勝，讓君王特權變得更大，顯然未來的階層鬥爭已經要更殘暴血腥；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佔領希臘和東歐，中央集權的皇帝卻從此不再有作為，只知永享榮華；中歐德國已經分裂；北歐也因氣候改變而蕭條；南歐西班牙還在辦盛大的皇室聯婚；只有意大利的各共和國，不斷在天災人禍中尋找康莊大道。1513年佛羅倫斯共和國（Repubblica Fiorentina）出現馬基維利的名著《君主論》，可說是集大成的思想；世襲的皇家用不著擔心民心不服，但沒有皇室，國王一定要用打、用偷、用騙、用名聲、用仁政、用法治維持政權，操縱民眾心理。歐洲歷史從羅馬凱撒大帝以來，從沒有像意大利各國這麼努力追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同樣的改變也反映在民間。十三世紀的普通農民，從未考慮過繁衍的意義，反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許多人到了適婚年齡，村裡早就安排結婚對象，無從選擇。可是十四世紀的飢荒瘟疫，卻讓人延後成婚年齡，而挑選對象也要看經濟能力、健康狀況。許多女孩寧願嫁給有產階級，至少可讓自己與後代免受飢荒折磨，更可以不必繼續住在污穢擁擠的農舍、貧民窟，隨時等瘟神來索命。基於要求條件，男孩也得想辦法努力改善生計，否則只能一輩子光棍。這種壓力在每個產業改變的社會都會出現，雖似無情，但年輕人的努力，畢竟打破了傳統的階級二分法；願意上進的貧民也能成為富紳地主，一事無成的貴族也會淪為清貧浪人。根據英、法、意大利各地的資料，這時代還沒形成像樣的中產階級，而上下階層的人口比例也沒改變多少，但是提高的工資、降低的地租，卻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更促進階層流動。即使貴族沒消失，社會換血畢竟不是壞事。

而生活素質提升了，人們也更注重生兒育女——不是要生越多越好，然後任憑飢荒瘟疫戰爭淘汰，而是盡可能確保生下的孩子都有辦法存活。意大利佛羅倫斯平均婦女只生三胎，算是中世紀生育率最低的地方。那時代的英國佃農已經不像前代‘量產’，更不必辛苦種植還不夠家人吃。有多餘的資財，還可以改善住屋，整頓田園，儲備糧食未雨綢繆。這是一種對未來投資的觀念，接下來三百多年英國的儲蓄超過歐洲各地，終至工業革命誕生，絕非偶然的巧合。繁衍的意義，就是要下一代比這一代更優秀。沒有多餘人口，反而可以讓社會進步得更快。

我們也許對這看法質疑：今日世界人口絕對超過工業革命前的總數，難道世界就負成長麼？其實這想法有點混餚因果關係。要進步就必須先有投資，而進步後，整個世界雖然同享利益，並不等於大家同樣成長。人口多和經濟生產量高是兩回事；今日人口倍增的地區首指中東和非洲，70%人口都在25歲以下，但這兩地區真正投資在自己國家的卻少得可憐。同在中東，以色列人口七百萬，成長率只排世界七十名之後，又不像中東鄰國產石油，但它在科技經濟貿易軍事文化方面的投資與生產卻高得驚人。印度的人口成長遠高於中國，經濟成長卻遠不如，原因何在？貿易經商的人總認為人口多，市場就有潛力，卻忘了過剩人口會消耗資產，而一堆三餐不得溫飽的人民，反成為威脅政府的定時炸彈。中世紀的社會改變，節育政策，並不是剖腹藏珠的不得已下策，而是有心為了長遠未來而選擇的百年大計。

沒有人自願接受苦難，但是遇見無法逆轉的重災，人能不能從中學習？舊約先知以賽亞說過：“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也許浩劫毀滅是歷史注定，但天意並不是要審判世人，更不是要人間覆巢無完卵。就像古埃及遭受十災，有人無法面對殘破，憤世嫉俗，也有人奮勇走出了困境。而找到路的人，還會有更豐盛的未來等著他們。歐洲也是一樣，儘管行過死蔭幽谷，屍骸狼藉，卻在這段不幸中突破了階級的瓶頸，挑戰了政權的目的，改進了家庭的建立，也扭轉了中世紀長期的窮困。

世上確實有人類無法承受的風浪，但是兩百多年的辛酸歷程，歐洲還是走過去了。風瀟雨晦，仍然未曾屈撓。滿身創痕，仍然殘而不廢。病痛加身，仍然弱而不虛。生死茫茫，仍然不言放棄。

因為苦難的日子將要完畢，而歐洲有史以來最絢爛的時期，即將開幕。。。

東西：跨越千山萬水

（圖：新疆塔里木盆地、崑崙山脈、帕米爾高原）

很奇怪，整段中世紀歷史，最有名的歐洲人不是皇帝貴族，不是教宗學士，也不是將領海盜，而是一個市井庸俗、微不足道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馬可波羅的父親與叔父一向在拜占庭和近東地區經商，家境小康，但家人團聚機會卻不多。馬可波羅第一次見到父親還是十五歲，不過那時他已經學了會計、外幣、估價、貨運等各種商業知識。公元1271年，十七歲的馬可波羅也加入商隊行列，沒想到一去就是24年，其間由迦南地到土耳其，再轉往巴格達、波斯、中亞，經由絲路進入中國，還特別得到元世祖忽必烈接見。由於年輕的馬可學會了四種語言，而波羅家對各地的商業知識累積不少，忽必烈很器重他們；記載沒敘述，一般推測有相當官職。馬可波羅本人甚至巡視過中國南方東方各省，也抵達過安南與緬甸，幾乎等於是元朝外交隨從。然而忽必烈卻不准他們回國，這麼有用的人才失去了，哪裡找人補？問題是皇帝年事已高，一旦龍馭賓天，多半會派系爭鬥，與忽必烈關係越近的就越危險。1292年蒙古公主要嫁到西亞的伊兒汗國，馬可波羅與父親叔父才順便‘不辭而別’，途中又經過新加坡、印尼蘇門答臘、斯里蘭卡、南印度潘地亞王國，到達波斯後輾轉回到土耳其、拜占庭，最後還因威尼斯與鄰國熱那亞交戰而成為俘虜，差點客死異鄉。他在獄中講述旅遊經過，被寫成《馬可波羅遊記》。才剛出書就有人質疑內容可信度，馬可波羅甚至說：“我可以誠實講，這經歷猶如做生意賺錢...規模大到驚人，若非親眼目睹，根本沒人敢為證。”之後他成為威尼斯的著名富商，卻始終沒有再離開過家園；公元1324年在家中病逝，享年六十九歲。

究竟馬可波羅到過中國麼？幾世紀來一直沒有定論，不過今日學者多半認為，就算把商人一貫的浮誇吹噓都列入考慮，馬可波羅的經歷仍是記載十三世紀東方世界最可信的史料之一，而他對中國的農工製造業的評價，對照宋代的記錄也不假。誠如他自己說的，沒到過這域外，哪知天外有天？

中國人對這段東西交流的歷史感到自豪，是很正常；縱算當時宋亡元興，兵荒馬亂剛結束，但十三世紀東亞的產業、經濟、文化、科技、社會制度，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確實不可否認，所以會有歐洲人前來拜訪，絕非偶然。令人訝異是歐洲對馬可波羅居然也銘記在心，甚至可說西方開始注意遠東，開始研究航海，都始於馬可波羅；連1492年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也是深受馬可波羅影響。即使很多人不相信馬可波羅真的到過中國，遠東世界畢竟成為當代熱門話題。換言之，是馬可波羅改變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單以這點來看，連十字軍、宗教界、學術界人物都要甘拜下風。

其實馬可波羅並不是最早拜訪東亞的歐洲人；已經有好幾位西方探險家比他早沿絲路抵達中國。他也不是造訪地方最廣的人；與他大約同年代，北非摩洛哥有人旅行，從黑海到北京到南洋到東非到撒哈拉沙漠，幾乎踏遍當年建有清真寺的世界各地。那為什麼這些人沒有馬可波羅的影響力大？

原因很簡單：正因為他是商人，才知道怎樣把東方的好處‘行銷’給歐洲人。一本旅遊指南固然可以引發讀者興趣，但一本經濟報告卻會讓讀者捫心自問：別人能，我們為什麼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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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紀的中國因唐朝衰亡而暫時停擺，但五十多年後宋朝建立，採取崇文抑武的政策，雖然軍事上消極積弱，卻也衍生了中國歷史上經濟、科技、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土木工程、機械冶金、繅車紡織、運河航海，無一不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火藥、鉛彈、石油、煙球、地雷，都是這時代的產物，敦煌壁畫中居然也包括最早的火槍大砲，而後來蒙古能建立龐大帝國，四天攻破巴格達、八天攻破耶路撒冷，同樣不能不歸功於火藥發明。普遍來說，宋朝社會尊師重道，政治比較開明廉潔；宦官亂政、地方割據、兵變民亂的次數特別少，規模也遠不及其他朝代。據統計，北宋時中國生產毛額(GDP)佔世界總經濟量的22.7%，人口到北宋滅亡前成長不止三倍；這一方面是產業改變，一方面也是農業進步。六世紀北魏的《齊民要術》中提到三十七種榖類，到宋朝幾乎全被改良種取代了；今日常見的白米可說是宋朝引進、雜交培育後，出現一年多收的新品種。馬可波羅談到福州地區的製糖業，本來是淡黃色，後來引進巴比倫樹灰煉精糖的技術，結果做出來的更甜更潔白，比起中東的蔗糖實有過之無不及。南宋吳自牧提到開門八件事：柴米油鹽酒醬醋茶，顯然商業發展已經達到相當水準，以前的奢侈品，這時代都成了家庭各樣必需品。

當然，中國長時間對外貿易的最重要產品，畢竟還是絲綢。有將近三千年歷史，中國是唯一產蠶絲的地方，其他國家想引進這門繁複技術，成功機率卻很低；古埃及、波斯、希臘都羨慕東方綾羅，往往還視為傳家寶，但只有拜占庭皇帝特地派人去中國偷蠶；蠶是偷到了，但耗費養殖，抽出來的絲卻只夠御用，處理技術也遠不及中國出口貨，到最後大家仍踴躍購買‘絲路’運來的昂貴織錦。

這並不是因為中國人口眾多，過剩人口足以推動大量生產。十一世紀的腳踏紡車，這時已被改進，無論絲棉麻毛都可精細紡織，甚至用水車或動物代勞的紡織機，在一些偏遠鄉鎮也常見到。元朝王禎的《農書》特別提到，用水力紡織比讓女人紡織便宜好幾倍，速度也比人工快，所以產麻的地方幾乎都這麼做。技術進步，產品也因此更突破；十二世紀歐洲最珍視的色丁（Satin，有光澤的絲織品，俗稱綢緞）其實就是‘泉州’翻譯成阿拉伯文的誤稱；福建泉州當日已是‘海上絲路起點’，印尼的黃金、香料，泰國的珍珠、象牙，錫蘭的寶石、橡膠、玳瑁，印度的染料、釉彩、乾果，全部由此處進入中國。

對於這些製造業、奢侈品，史書比較難考察，不過還有其他資料可供參考：根據中國歷代稅收記錄，自漢朝開始用木炭和鐵來煉鋼，冶金一向是國稅中最重要的部分。唐朝中葉到北宋，鐵的產量增長大約六倍，1078年的產量還達到1.27億公斤——差不多是整個歐洲1700年的產量。蘇軾擔任徐州知府期間，曾獻表詳細說明36座鐵熔爐生產情況，每座熔爐都有幾百名工人。開封一帶兵器鑄造帶動了繁榮的大都會區，城裡甚至多達五十家戲班樂匠，演出動輒吸引幾千觀眾；而為了煉鋼，附近山林幾乎都伐光了，連木炭都價格漲得普通家庭買不到，1013年還曾因寒冬造成開封民亂。為了工業需要，鋼鐵廠開始使用黃河上下游，山西、河南、河北的煤炭；這樣不但應用了近千年沒用途的廢料，也免得山林窮竭。蘇軾提到：“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礦何勞鍛”，顯然不需要再大肆破壞生態，一樣能達到經濟繁榮。1050年碳價已經便宜到一般家庭都在用，之後碳市場還在逐年增加。當然，冶金並不只是武器鑄造，其他炊具、農具、工具、錢幣、建築、水利杵錐、機械組件、藝術、樂器，全與金屬工業息息相關。

可以說，馬可波羅見到中國人人衣鮮亮麗，家家朱門雕欄，處處石砌磚道，餐餐美饌佳餚，簡直驚呆了。單江面上船舶就超過全歐洲總船數，任何一艘海艦上人員都近千，大盤商批發交易遠航的規模，根本不是威尼斯可望其項背的；但中盤商也一樣可觀，每個碼頭上運卸、庫存、借貸、進出停靠，指揮得猶如流水不息。馬可波羅對肥美的養殖魚蝦、薄如透明的瓷器，甚至用來煉鋼的‘黑色石頭’，都好奇萬分。宋朝的交子(銀票)更是早在1024年就大量流通，甚至比金銀更廣用；儘管後來通貨膨脹問題層出不窮，要能讓整個社會接受‘法定貨幣’的制度，政府畢竟要穩定到讓大眾認同，而政府也必須長時間維持這些紙鈔的匯價。馬可波羅發現市場上大家全用替代貨幣，與真正金幣沒兩樣，讚歎不已；這若是在四分五裂、敵友難分的歐洲，根本不可能出現，連要想像都很難。

但馬可波羅卻不知道，假若中國按照當時經濟科技繼續發展，應該要比歐洲提早四百年出現工業革命。歷史卻並非如此；巔峰狀態的中國，這時已經碰上瓶頸，發展受限。歐洲所嚮往的遠東變得滯留不前，甚至開始退步；十八世紀法國發明亞麻織布機，實在很像是抄襲五百年前的中國設計，可是同樣過了五百年，中國的自動紡織機竟然失傳了。怎麼會這樣？十三世紀中國的武器製造有不少使用火藥，後來只剩下煙火鞭炮，清朝康熙皇帝反而要向傳教士學火槍大砲的基礎。

是什麼改變了中國？有人總會說物極必反，風水輪流；這種模糊看法就不討論了。也有人說蠻族入侵，契丹女真蒙古，打斷了中國的科技經濟發展；這倒並不全錯，但憑良心說，中國並沒有像羅馬帝國之後的歐洲，文化完全湮沒。即使蒙古時代的杭州，仍然充滿了讓馬可波羅嘆為觀止的工商業；江西的景德鎮，宋元明清都一直承官方欽定為御窯廠。還有人說中國當時仍停在傳統經濟，縱使產業發達，毛額除以總人口並沒有真的成長；這有點本末倒置，並不是錢變多才叫發展，而是發展後錢自然變多：工業革命的英國同樣是人口與產業一齊上升，但除了北海工業地帶，其他地方薪水恐怕還明顯降低；然而薪水只是社會切面的一部分，假若儲蓄可以增加，不也代表經濟改善？

普利茲獎得主Jared Diamond曾寫道，中國對經濟的限制是造成東西發展差距的主因。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仁宗卻認為下西洋太浪費，宣告停止；宣宗又解開海禁，派鄭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憲宗時大臣們認為下西洋是一大弊政，有害無益，竟連以前的海圖資料都銷毀。可以說，皇帝諭旨要如何，就算朝三暮四，摧毀經濟也沒人敢講話。這現象並不僅存於中國；日本戰國後，德川家康同樣為了武士尊嚴而禁止國內使用火槍，還封鎖了日本250年。Jared Diamond的看法，是政治地理產生這樣的專制：東方講究大一統，所以皇帝主宰經濟，沒有皇帝撐腰的產業肯定窮途末路；西方不見九州同，反而讓一個國家發展不下去的事業，在另一個國家萌芽茁壯。比方哥倫布得不到葡萄牙的贊助，也得不到意大利熱那亞或威尼斯的支持，就向西班牙國王皇后遊說，最後反而是西班牙改寫探險時代的歷史。這類傳記在近代歐洲比比皆是，世界其他地方反而有太多人才，因為得不到支持而抑鬱終生。

而這兩種經濟體制，最大的差別還是人力運用。商家要得到贊助，往往會考慮人力物力財力，否則很難說服別人出錢；官方鼓勵的營業，卻不必在乎節省成本，甚至有機會用浪費來公飽私囊。中國宋代發明活字印刷，無人不曉，但到清朝還一直有書籍用耗費人力的木版印刷，因為人口眾多、人工易得，再多的人從事生產，對政府也沒損失。相反地，西歐自從有活字印刷，木版幾乎很快地被淘汰；德國最早印聖經的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只僱用了二十幾人，否則賺錢不易，單付工資已經要讓他破產了。

這些問題，對於專精貨殖的馬可波羅，大概還難以理解。他只知道東方富庶繁華，連威尼斯都要自慚形穢，殊不知西方將來反而要後來居上——而他自己，就是締造這進步的重要橋樑。沒有他千山萬水長途跋涉，見識到中國，歐洲的文藝復興可能要暫緩，發現新大陸可能要延後，西方的經濟起飛可能今日才剛問世。

正因為他是商人，所以能容忍一般為學的人所不齒的職業，甚至入微觀察每個卑微的產業。正因為他是商人，所以能與其他‘市井小人’稱兄道弟，間而了解東方人如何做生意。正因為他是商人，所以能把中國最燦爛的一面呈現給西方。其實身在朝中，他所看到過的黑暗絕不會少，對各樣社會問題也應該耳濡目染；但他省略了這些不雅、不潔、不平等、不道德的細節，只讓歐洲把中國的優秀富饒當作值得努力看齊的目標。沒有他山之石，人就容易敝帚自珍；但有了比較的對象，人絕不會再安逸滿足於現況的。這是商人的眼光，業者的判斷，行家的手腕。當《馬可波羅遊記》問世，風靡西方，會有這麼多人批評他胡扯，不正代表他‘廣告’得很成功，讓整個歐洲為之欣然神往麼？

中國社會地位一向是‘士農工商’的排列順序，商人總是被瞧不起，中世紀歐洲絕多數也是抬舉騎士、教士、學士，鄙視商家、銀行業、和放高利貸的猶太人。然而膚淺的觀念，並不會影響歷史；真正有影響力的，只有播種的人。

西方蛻變的第二顆種子，種下了。。。

                    即使是最小的人，也可以改變未來的過程。
                                                            ——J. R. R. Tolkien，《魔戒》

仰止：邁向光明

先來腦力激盪一下：假若你是歐洲中世紀的有錢貴族，但你既不願贊助十字軍東征，又不想開罪天主教，該怎麼做？

相信大家都猜到了，就是捐款建築。十三世紀開始，歐洲各地建了許多美崙美奐的教堂，到今日仍是遊客絡繹不絕。法國巴黎聖母院、亞眠教堂、蘭斯教堂、沙特爾教堂；德國科隆大教堂、弗萊堡教堂、雷根斯堡教堂；英國西敏寺、坎特伯雷教堂、索爾茲伯里教堂、約克座堂；意大利米蘭大教堂、錫耶納教堂；西班牙巴塞隆納教堂、里昂教堂、布爾戈斯教堂；葡萄牙巴塔利亞修道院；其餘愛爾蘭、比利時、荷蘭、瑞士、丹麥、挪威、瑞典、芬蘭、波蘭、捷克、奧地利、匈牙利等地，這種不計成本、縷金雕玉的教堂，多得令人咂舌。那時代人對這種新造型沒什麼名稱，後代藝術史卻給它起名為‘哥德式建築’。‘哥德’這名字含有貶義，代表民智未開的低落文明；然而‘哥德式建築’卻是琉光璀璨，讓歐洲人永遠自豪的無價之寶。

但新的建築文化會出現，並不是模仿回教文明。哥德式建築採用的，其實是結合歐洲幾百年來早就存在的尖形拱門、肋狀拱形、屋頂飛拱設計。這些造型都是為了解決建築物的承壓問題而發明，但是發明之後，卻讓新的建築物不再受傳統高度和跨度的限制。到了這時代，設計師又刻意展現教堂的高聳峭拔；扶壁支架不做在室內，而是加在教堂外面，不致擋住視線。挑高也有助於視覺延伸，可讓心靈穩定、舒緩減壓，使教堂多一分安寧感。可是假若加高了建築卻灰暗陰森，豈不破壞美感？為了空間照明，建築師們充分使用彩色玻璃製造大面積花窗。彩色玻璃自古代腓尼基、羅馬就有，但兩者卻都沒有玻璃窗，反倒是歐洲與中東各自開竅，分別發明窗戶藝術。花窗工業那時在敘利亞、巴勒斯坦一帶鼎盛，在法國也不遑多讓；今日哥德式教堂與中東清真寺裡，多半還鑲嵌近千年的玻璃，歷久彌新，叫人不得不佩服古人才智。不過輕盈美觀的拱廊、浮雕繁複的門柱、精巧細緻的玫瑰窗柳葉窗，在中東就看不到了。

為什麼歐洲會突然迸出這麼卓越的藝術水準？原因不少。經濟水準夠高，當然是必要條件，但歷史上一樣有‘衣食足卻不知榮辱’的國家。城市文明的普及也是重要因素，畢竟每個城市都想增加特色，與眾不同；可是追求獨特只是城主虛榮，大半民眾潛意識裡，有沒有特色實無差別。執政者鼓勵文化，也不可或缺，然而之前查理曼大帝、法蘭克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們，都曾大筆‘投資’於文化工作，卻難以生根萌芽。十三世紀的材料科學、工匠技術堪稱一流；不過同時代的拜占庭、羅馬一帶，工匠更多材料更美，卻從未建過類似的教堂城堡，連著名的比薩斜塔都只是延續羅馬式建築，不算突破。現代許多藝術家講求創新超越、自我解脫、塑造個性，這固然也是藝術的前提，不過若沒有讓世界認同的價值，稀奇古怪的創作又怎麼經得起時間考驗？何況教堂是許多人進出的場所，假如主教看得皺眉，信徒避之若浼，設計師這碗飯也不用吃了。

比較可接受的觀點是：歐洲自東征起，開始接觸外面世界，因此必須給自己一個定位；十字軍失敗後，大家心理受激，於是突然開始翻動自己塵封已久的文化遺產。尤其是西羅馬滅亡前後的哲學經典，在這段期間奠定了學術主義的基礎。等到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作品重新譯成拉丁文，終於使得歐洲思想、科技、藝術、文化、學術各方面突飛猛進。這種看法有幾分說服力，但也有很大漏洞：不是每個受刺激的人都能奮發圖強，有的會更作繭自縛、劃地自限。

事實證明，十二世紀開始，歐洲知識份子邁向光明，腳下卻還有更多的天主教反對勢力，拼命要把這些人拉回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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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反對，是‘唯獨聖經’的主張。今日基督教各教派仍認為聖經是所有教義的唯一來源，因此稱為唯獨聖經；但在中古時代，天主教說唯獨聖經，意思卻是只有聖經該被尊重，聖經以外的著作都不可取，也不可過目。結果大家不斷地貶低世界其他學問，甚至除了一本聖經翻得滾瓜爛熟，其他著作卻從未讀過。

然而自從歐洲產生大學之後，許多學者並不全盤認同這種固步自封的態度，相對提出‘文化無祖國’的看法，尤其對回教、猶太教的法學、醫學文獻特別有興趣。他們很願意去讀十世紀波斯大哲伊本·西那(Ibn Sina)、十二世紀西班牙回教學者阿維洛伊（Averroës）的作品，去探討埃及猶太哲學家邁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的典籍。在北法國，最有名的聖經權威居然是猶太裔的拉希（Rashi），連基督教的學生也不時向他求教亞蘭文；拉希自己倒很喜歡基督教的詩頌音樂，還曾把希伯來民謠與法國聖詠彼此互相傳授。他的著作影響了後來巴黎神學院的利爾（Nicolas de Lyre），而利爾的寫作又影響了後來德國的馬丁路德。

這並不是‘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因為同時代歐洲學者出名的也不少。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倫（Anselm）被稱為最後的教父，是繼五世紀的奧古斯丁之後最有邏輯思考力的理學家。赫爾斯（Alexander Hales）是中世紀最早開始引用希臘亞里斯多德的學者；他引經據典很多，連同時代別人沒聽過的學者，都是經他介紹。奧坎（William of Occam）是牛津與巴黎大學的名人，最著名的是強調：‘可以簡單的，就不要用複雜的方式做’；這種看法至今在數學推演、科學研究、和電腦軟體設計都常提到。西班牙的馬迪（Ramón Martí）曾被派去向猶太人做宗教批鬥，但他卻提出報告說，猶太教的塔木德不但不是邪書，反而證明基督教的真理，所以不應燒毀；以當年西班牙宗教荼毒的瘋狂，單是講這句話就要相當勇氣。波拿文西（Bonaventura）認為經學討論意義不大，探討人的心思意念倒比較重要。培根（Roger Bacon；十六世紀文藝復興另有一個培根）向西歐學術界重新強調觀察的重要性，不是經由對典籍的辯論，而是通過實驗來證明真理。阿奎那（Thomas Aquinas）認為自然與神學並不衝突，還曾說：“沒有任何智慧是可以不經由感覺而獲得的。”他也是中世紀歐洲第一個講‘盡信書不如無書’，第一個講‘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的人。

只是，天主教對這些新觀念又會如何對待？安瑟倫曾被流放兩次，其他人也曾被貶官；波拿文西被明昇暗降，乾脆自己辭職；培根被囚禁而終；奧坎差點被賜死，後來放棄哲學，只寫政治。阿奎那是奔波勞碌而病死，一說是被毒死，死後還被天主教唾棄五十年；為此，但丁的《神曲》特地替他抱不平。其他有的被教皇施壓，要用他們的口才推銷十字軍東征；不服從教會的自然革職，但服從的也等於是教皇走狗，從此被學術界鄙視。有的屈服於威逼利誘，為了保住教會職位而三緘其口，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從1210到1277年，巴黎大學許多名學者被下禁令，十三、十四世紀天主教頒布的‘異端譴責’前後居然多達十六次。根據文獻，1277年的譴責包括禁讀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回教、猶太教、以及這些新學派的作品，不從者要被教會除名。這種集權手段幾乎扼殺了那時的文化發展，也使文藝復興延後兩三世紀。

就像西元初世紀，法利賽人為了捍衛猶太教的真理而逼迫基督徒，這時天主教一樣為了捍衛傳統而撲殺新學派。然而新的思想並沒有滅亡；學者們不再開口見喉，明目張膽地挑戰權威，只能用矯飾掩蓋對學術的辯證。這成為‘惡魔代言人’一詞的由來，因為學者要避諱天主教的禁諭，幾乎都用這種開場白：“我是虔誠的僕人，當然不會這麼想，但假若我是魔鬼的手下，豈不是會問...?”天主教對這種迎合粉飾的辦法倒也沒轍，畢竟大家沒有公然叛教，說話方式又夠圓滑，勉強算是循規蹈矩；儘管對討論內容有所懷疑，要怎麼捉把柄？尚書說：“滿招損，謙受益。”即使是造作，也比撞得頭破血流來得有用。

第二類反對，是‘人性本惡’的思維。基督教對罪惡源自祖先的看法根深蒂固，所以一向注重懺悔赦罪、教條約束；不過許多讀過希臘羅馬回教著作的人，已經開始認為後天比先天重要。阿奎那贊同人出生時如‘白板’，沒有與生俱來的心智，而是逐漸由感官和經驗而來，所以教育勝於懲罰。法國聖伯納（Bernard of Clairvaux）是首倡靈修的人，他標榜民眾教育，今日許多傳統教派每週按年曆朗誦聖經片段，幾年循環一次，就是從聖伯納傳下的方針。

偏偏連這麼基本的觀念，當時天主教也不讓步。之前提過，擅自讀經的有罪，一般民眾只會背三十字長的聖母經，其中拉丁文意思更是一竅不通。不知道，教就好了，何必讓信徒永遠無知？很顯然天主教界的上層人士，表面上說神愛世人，其實自己根本不把小老百姓當人看待；無知正好利用，無知不會對自己權力產生威脅，無知就不致揭發自己惡行。不過這種藐視，卻總是用罪來敷衍，反正人民是硬頸項，悖逆，觸犯神，生老病死是活該，因為他們生於罪惡，理當死於罪惡。

那到底宗教人士對自己約束多少？很可悲，天主教這時也是苛以待己。先前因為修道院藏污納垢，所以十一世紀教會反而變本加厲，全面禁止聖職人員與感情有染。換言之，要從事聖工，就不能結婚，否則教會也有權力使婚姻無效。然而這並不只是主教、修道院長的必備條件；那時牛津、劍橋、巴黎大學等地都還與天主教關連甚深，因此大學教授們也都被迫獨身。有的學校對院士在校外撫養‘妾室’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假若醜聞傳開，大家卻又毫不留情地處分院士。

而這種畸形倫理也造就許多悲劇。當時巴黎大學著名學者阿伯拉（Pierre Abélard）結交一位才女，可說是天作之合，不幸戀情曝光，阿伯拉居然慘遭閹割，戀人也被迫進入修女院，從此兩人牛郎織女，到死無法相見。倒是法國民眾很同情這對碧人，還特別將他們死後同葬。這是一種無聲的消極抗議，卻也是最真誠的心靈支援。人就是人，何必把七情六欲都冠為罪孽？天主教大概也知道做得過火，後來對於聖職人員的‘處分’都盡量低調。十六世紀初馬丁路德改教，首先就贊同聖職人員可以結婚，自己也以身作則，還特別引新約聖經，讓已婚的教會人士不必離婚。歐洲各大學開始不限制教授的私事，更認為結婚的人比較不會風流，不致污穢大學聲譽。

論語說：“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雖然十二、三世紀對人性否定，至少後世從這些偏激的行動中省思，從不人道的政策中領悟仁愛，從錯誤中找出正確的方向。黑暗中有許多人都盡量明哲保身，但是保住了自己，下一代還是繼續活在黑暗中，何時了結？要邁向光明，就不能屈於權勢；不管是熱心倡導新思想的學者，咄咄逼人的辯士，不恥下問的大學生，按部就班的改革家，甚至用行動表明心意的民眾，大家都在為光明而奮鬥。湯顯祖寫：“風雨隱寒岩。”易經說：“明夷利艱貞。”或許世界會笑他們是‘笨牛’，不自量力，但是笨牛自有它存在的意義，因為世界將要轉變，而這些不畏艱難的小人物，正是締造光明的原動力。

不過縱算有心，也未必成事。其實十三世紀能出現文化改變，還要歸功於地理。由於阿爾卑斯山的阻隔，使英法德地區與意大利天主教保持距離。西歐的封建制度弊端不少，但各地自治的結果，卻讓大家習慣‘自己動手做’，不需等國王教皇許可。倫敦、巴黎的大學能夠形成新學派，中世紀最早建的意大利波隆納大學卻望塵莫及。法國人民敢抒發自己心聲，意大利人民卻不敢。哥德式建築在英法德三處發揚光大，意大利、希臘卻延續古羅馬建築傳統，甚至到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北方才產生幾棟哥德式教堂，顯然接受程度很慢。可以肯定，哥德式教堂也是天主教的第三類反對；它沒有強烈干涉，自己意大利卻不准興建；古羅馬有千年的建築美學，何必仿效法國新流行？梵蒂岡有千年的神學傳統，何必再做什麼新研究？

若把歐洲地圖劃分哥德式教堂存在不存在的地區，這條線就已經預示將來新教與天主教範圍的分水嶺。沒有十二、三世紀的人與黑暗搏鬥，宗教改革是永遠不會出現的。

世上沒有一步登天的發展，卻有聚沙成塔的奇蹟。今日我們站在仰之彌高的教堂裡，聆聽優雅聖樂飄揚時，也應該知道：人，正在不斷的挫折中成熟；光明，正在不斷的探索中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