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rch 30, 2013

牴觸:大道以多歧亡羊


荷蘭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在1498年造訪英國,對於各地教會珍藏的‘聖徒遺物’看得皺眉頭。有一次教堂外的乞丐拿一只破草鞋,說是某某聖徒生前穿的,要給朝聖者親吻。伊拉斯謨立刻不留情地說:“難道我們無憑無據就要膜拜每一只爛鞋子麼?那教會怎麼不連古聖徒的痰還是便壺,都留下來給人親吻?”

這話幸好是十五世紀末講的,否則他大概會像之前反對教會的人一般沒好下場。十四世紀英國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翻譯英文聖經,同時也抨擊教皇權力和教會腐化問題,然而雖然他在世期間有許多貴族及平民支持,但死後仍遭掘屍焚燒,連作品都一併銷毀。十五世紀捷克胡斯(Jan Hus)曾把威克里夫的作品譯為捷克語,讓信徒能廣泛接觸神學思想;可惜身為布拉格大學校長的他,竟被羅馬天主教革除教籍,幾年後甚至被處火刑而死。他的死還曾引發波希米亞第一次宗教內戰。【注:今日國際最大的聖經翻譯協會,就以威克里夫為名,而胡斯也一直是捷克的民族英雄。】

換言之,歐洲是先有改教運動的先驅,才有1517年馬丁路德號召的新教運動。這當中還有幾件要素不可缺:第一、東羅馬帝國滅亡,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兼併巴爾幹半島。這等於是說,連自耶穌以來傳承最久的古羅馬,都徹底消失了,大家心理上不產生疑懼也很難。第二、天主教內訌,許多人爭做教皇,甚至教廷分裂,羅馬一派,法國南部一派。這讓天主教自己聲望嚴重受損,民眾支持程度也大不如從前。第三、民間出現以行乞修道士為主的教流,雖然做法偏激,倒是被天主教認同的派系,尤其創始人亞西西的方濟(San Francesco d'Assisi)自甘貧窮、照顧痲瘋,被尊為聖人。然而方濟會的貧窮,無形中突顯了天主教駟馬高蓋、親疏貴賤的行徑;而他們類似耶穌野地傳教的方法,更讓鄉村各地人民覺得教義和現實似乎不協調。第四、文藝復興的印刷問世、學術普及,讓小老百姓知識水準提升,以前的教規、念珠香爐、紫煙、甚至傳統的地獄恐嚇,都已經不管用了。與其去教堂看程序繁複的儀式,還不如聽一則簡單的聖經比喻故事;如果上教堂參加彌撒只為了枯燥的念經點蠟燭吃餅乾,那不去也罷。

講得更難聽,將近一千年來,教會已經成為上層人士的專屬俱樂部。許多主教,是專為皇室或某些大家族祈福的;許多神父司職,是貴冑子弟養尊處優、營私舞弊的所在;許多聖職人員,是把教會派系當作政治跳板。但是真正牧養眾多下層人群的,卻是教會中最卑微的‘弟兄’(Friar),而他們的薪俸也直接由人民來,並非從富豪奉獻、修道院田產賺取。這些弟兄大半橫僿不文,沒受過多少教育,所以只能講最粗淺的聖經故事,但他們時常用經驗幫人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有錢的教堂會設‘告解室’讓信徒不必露臉就可向神父懺悔;窮鄉僻壤不可能有這些設施,信徒除了向教會弟兄面對面談信仰狀況,也把疑難雜症都拿來諮詢,舉凡夫妻失和、鄰居糾紛、牲口有病、借貸遺產等麻煩,全由教會弟兄負責。縱算無法全部解決,牧養的人畢竟幫助穩定民心,讓群眾不會覺得‘神愛世人’純是謊言。這就是為什麼中世紀天主教問題雖多,社會卻未曾離棄神。

然而時代不斷改變之下,教育普及,連窮人都開始識字了,社會的穩定也漸漸出現裂痕。善心的弟兄無法再與邏輯修辭無懈可擊的學士相比,畢竟很多人寧願去聽深入探討的講道,否則要聽缺頭少尾的聖經故事,何不自己看正文?其實這現象也反映於教堂格局:中世紀教堂一定以十架前的祭壇為重心,十五世紀以後的教堂卻一定在祭壇前側有講台,祭壇反而重要性居次。不過各鄉鎮的弟兄們總咽不下這口氣,往往批評這些學士們標新立異,與神的道不合;學士們則諷刺這些弟兄們,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天主教,是食古不化的頑固守舊派,連聖經說什麼都不知道,憑什麼嚷神的道?

可想而知,十五世紀末,雙方針鋒相對已為時不短;但是馬丁路德一旦張貼了九十五條論綱,宗教爭論突然變成全歐洲炙熱的關注焦點。猶如炎夏高空的冷熱空氣層破口,瞬間造成橫掃平原的嚴重龍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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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馬丁路德提到什麼,會讓教會紛爭星火燎原?公元1517年初,教皇為了修建聖彼得大教堂,籌措資金不夠,特別派到德國一帶販賣贖罪券。贖罪券其實從十字軍東征就開始發售,天主教的解釋是:耶穌雖然赦免了罪,但是人還會不斷犯錯,所以需要教會‘贖罪’。這種謬論,說穿了只是斂財而已,一直被有識之士所譏笑,許多國王也反對自己人民被教會變相抽稅;但民間仍十分盛行,到十五世紀更有人替死者買贖罪券。天主教也很懂得‘奇貨可居’的生財之道,所以平時不隨便發行,一旦上市肯定售罄;有的主教是花很多錢討來職位,贖罪券的收入,當然得先抽成回饋自己。不過1517年北德國的薩克森公爵禁止人民買贖罪券,很多人卻踴躍到鄰近國家搶購,甚至出現黑市拍賣的離譜現象。結果德國各地教會,有民眾到了固定的告解認罪時竟然拿出贖罪券,說是接下來幾個月不必神父麻煩了。馬丁路德當年35歲,一怒之下,覺得整個天主教簡直是詐騙集團,難道耶穌白白賜給人類的恩典,居然要任憑教皇濫用麼?所以他提出這些論綱,就是要挑釁高層主教們,來個公眾辯論,讓虔誠的信徒知道教會是多麼貪婪腐敗。

那天他寫的是拉丁文,又把親手複寫的文件寄給德國兩位負責販賣贖罪券的主教。可是不到兩周,全德國大小教會都出現傳抄的副本;不到兩個月,歐洲各大學已經傳閱了他的宣戰書;1518年一月已經出現譯為德文的印刷本。假若沒有印刷問世,改革大概會像之前宗教運動,熱鬧一陣子又被撲滅;但印刷卻讓宗教改革的呼聲響徹整個北方。很多對天主教不滿的知識分子,甚至討厭教會干政的皇室貴族,都聲援或加入改革的行列。

天主教這時還慢條斯理地姑息對待,三年後才因為改革勢大,草草寫了回覆馬丁路德的反駁。到這程度,馬丁路德也知道,要公眾辯論是不可能了,接下來教會肯定判他是異端,直接處死。果然,不久就有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特別召開的會議,發表訓令要馬丁路德收回四十一條論綱,以及所有批評教會的著作。由於是皇帝親自召見,不出席於禮不合,出席卻多半有生命之憂;薩克森公國的侯爵一向支持馬丁路德,還特別向他保證,絕不讓意外發生。於是在會議上,馬丁路德斬釘截鐵地重申:已經被教會承認的著作,他不會收回;那些攻擊教會弊病及謊言的著作,他也拒絕收回,否則宿疾仍會繼續荼毒信徒;至於其他人身攻擊,他對銳利的言辭道歉,但對討論的教義並不收回,除非對方能證明這些討論是違反聖經。在不斷指責中,馬丁路德堅決強調,他仍相信權威,只不過信的不是教會的權威,而是聖經的權威。

或許這就是宗教改革的分水嶺。要傳統,還是要真理?要妥協,還是要樹敵?

古今中外每個有心改變世界的人,都必須做抉擇。北宋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當然,他太理想化,又有點‘捨我其誰’的自負,做出來的未必符合實際。馬丁路德也一樣;他在會議上毫不讓步,自以為是中流砥柱,到頭來只讓天主教除名、焚書、下逮捕令。那時還是改革派的貴族特別保護,否則他大概要‘出師未捷身先死’,也不必提新教了。

正值此時,德國發生民變,許多老百姓打著反對宗教的口號,到處殺人搶錢,甚至有人要用馬丁路德被逼迫為由,藉機號召暴民。馬丁路德不服從教會,但他畢竟還識大體,立刻寫信要民眾放下武器,因為暴動對抗政府,並非基督徒所該有的行為。這一點讓許多人民失望,甚至從原來的改革派轉往其他激進團體;可是德國的政治人物卻對馬丁路德刮目相看:這個人不是只愛上台作秀,金玉其外的輕浮學子,而是真正有原則的基督工人。別國的熱心分子也陸續來訪,最有名應該是瑞士的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

慈運理是蘇黎士(Zürich)的牧師,也一樣反對天主教的贖罪券、聖母瑪利亞、和聖徒崇拜的傳統。他與馬丁路德暢談後,真有相見恨晚的感覺,於是兩人決意聯手建立屬於耶穌的教會。馬丁路德在北德國已經引用新詩歌、德文聖經,並簡化教會陳設,慈運理也在瑞士採用改良的聖餐儀式,讓信徒可以感受到神,而不是聽一堆不懂的拉丁文。慈運理不愛出頭,所以不像馬丁路德直接對抗天主教,但他在當地辦宗教維新,仍面對瑞士的新舊兩派鬥爭。與其兩人各自孤軍奮戰,何不協力為新教鋪路?

理論上這是最佳方針,可是兩人竟又因為聖餐禮教義的細節而起爭執,最後達不到共識,還是沒有互相支援。兩年後,瑞士有五個省份向慈運理宣戰,導致他受傷而死;馬丁路德一方則是更努力與皇親公爵們拉關係,以求自保。這種保守的態度讓北歐各國國王都接受,但很多下層人民卻看不順眼,紛紛再成立自己的教派;德國的再洗禮派(後來衍生為浸信會),就主張不能和政治人物有瓜葛,所以特別得到人民響應。也有些人認為不論贏的是馬丁路德或是天主教,自己都沒有決定宗教的主權,所以乾脆由本地創辦新教派。活躍於日內瓦和法國的克爾文(Jean Calvin),成為第二波宗教改革的代表性人物,英國也產生了國教(後來稱為聖公宗),蘇格蘭出現了長老會,荷蘭建立了改革教會,連匈牙利都有自己教派,將馬丁路德與克爾文的教義揉合,截長補短。

會發生這樣的破裂,大概不是馬丁路德預見的結果。但這是很殘酷的歷史悖論。還記得古代以色列分為南北兩國麼?南國標榜大衛王朝的正統性,北國卻不斷有血腥篡位。新教成立也一樣:天主教面對壓力,就更強調自己由彼得保羅延續的傳承,而改教人士卻越走越散。不論出發點是善是惡,是為人民或為自己,一旦開創前例,以後的人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再分家解體。即使馬丁路德的動機純正,目標崇高,新教改革還是落入‘化整為零’的局面。《列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對這時代的單純信徒而言,他們已經分不出真理是什麼,更不知道路該怎麼走。對積極改革的人而言,他們也迷惘了,難道自己為宗教奉獻一生,竟只是獨斷專行,不是出於神的旨意?

同樣的現象在十八、十九、二十世紀都再浮現,許多人為了一點教義差別,斷然絕交,分道揚鑣,歧岔越來越多。神,究竟在哪裡?

二十世紀初美國記者作家H. L. Mencken寫過:“人類每個問題總會有簡單的解決方法——乾淨利落,貌似有理,卻是錯誤的。”用今天角度來看,馬丁路德的教會與天主教很明顯不同,但新教各教派之間差別實在不大;而且他們所爭執的,經常是兩種論點並存於聖經上,難道只由於‘因信得救’或‘預定得救’的觀念不合,就要搞得不歡而散?一般小老百姓豈會明白這群神學家在嚷什麼?可惜這就是人性的悲哀:我們認為是敵人的,往往不是直接威脅到我們的,而是某些人刻畫為‘對我們可能不利’的,實際上這些‘敵人’根本與我們無關痛癢。但是大家既然不關注真正能造成傷害的敵人,只去看假想敵和自己的差別,這些差別很快也成為‘威脅’的代名詞。“為什麼絕不可以和那群人來往?”“因為他們與我們不同啊!還需要其他理由麼?”古羅馬人因猶太人不吃豬肉,就把他們視為異類;英法百年戰爭時,英國罵法國人是吃青蛙那種噁心東西的下流畜生;宗教革命時,德國譏刺意大利天主教徒吃蒜頭太多,全身體臭,意大利則反諷德國新教徒是吃血黑香腸的悖逆叛徒(因為聖經禁止吃血)。人本來就都有不同,然而只由於先入為主,又不加溝通,一氣之下劃清界限,結果我們身邊無處不是敵人。

或許那時代天主教的分裂是必然趨向;儘管沒有馬丁路德,一樣有其他熱忱人士會帶動改革。或許馬丁路德沒有別的方式,能讓天主教自我反省;除非他寸步不讓,否則宗教界永遠是姑息態度。但是改革的崎嶇路,卻是他一生最辛勞的考驗;他到晚年健康狀況越差,脾氣也越暴躁,連他同工都私下認為他出言不遜,尖酸刻薄。這已經反映了他自己‘擇善固執’,與別人起摩擦的性格,是宗教改革的契機,也是成立新教七零八落的敗因。人生在世,會遇到障礙並非總是別人的錯,有時絆倒自己的樹幹,偏偏就是自己早年播的種。

至少馬丁路德和慈運理都是誠心為真道奔波的人,並無心使宗教政治化、軍事化。下一代新教領袖們,卻已經要把宗教之爭搬到戰場上。北方捍衛新教的領袖是克爾文教派,而南方鼓吹天主教收復‘失地’的,則是西班牙的耶穌會教士(Jesuits)。接下來將近兩世紀,有半個世界陷入不停的宗教戰爭中。馬丁路德若死後有知,是否哭笑不得?

                        人類在自己小土堆上互相造成的傷害,遠比自然界帶給他們的傷害還大。
                                                                                    ---伏爾泰(Voltaire,法國思想之父,1694-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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