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整段中世紀歷史，最有名的歐洲人不是皇帝貴族，不是教宗學士，也不是將領海盜，而是一個市井庸俗、微不足道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馬可波羅的父親與叔父一向在拜占庭和近東地區經商，家境小康，但家人團聚機會卻不多。馬可波羅第一次見到父親還是十五歲，不過那時他已經學了會計、外幣、估價、貨運等各種商業知識。公元1271年，十七歲的馬可波羅也加入商隊行列，沒想到一去就是24年，其間由迦南地到土耳其，再轉往巴格達、波斯、中亞，經由絲路進入中國，還特別得到元世祖忽必烈接見。由於年輕的馬可學會了四種語言，而波羅家對各地的商業知識累積不少，忽必烈很器重他們；記載沒敘述，一般推測有相當官職。馬可波羅本人甚至巡視過中國南方東方各省，也抵達過安南與緬甸，幾乎等於是元朝外交隨從。然而忽必烈卻不准他們回國，這麼有用的人才失去了，哪裡找人補？問題是皇帝年事已高，一旦龍馭賓天，多半會派系爭鬥，與忽必烈關係越近的就越危險。1292年蒙古公主要嫁到西亞的伊兒汗國，馬可波羅與父親叔父才順便‘不辭而別’，途中又經過新加坡、印尼蘇門答臘、斯里蘭卡、南印度潘地亞王國，到達波斯後輾轉回到土耳其、拜占庭，最後還因威尼斯與鄰國熱那亞交戰而成為俘虜，差點客死異鄉。他在獄中講述旅遊經過，被寫成《馬可波羅遊記》。才剛出書就有人質疑內容可信度，馬可波羅甚至說：“我可以誠實講，這經歷猶如做生意賺錢...規模大到驚人，若非親眼目睹，根本沒人敢為證。”之後他成為威尼斯的著名富商，卻始終沒有再離開過家園；公元1324年在家中病逝，享年六十九歲。
究竟馬可波羅到過中國麼？幾世紀來一直沒有定論，不過今日學者多半認為，就算把商人一貫的浮誇吹噓都列入考慮，馬可波羅的經歷仍是記載十三世紀東方世界最可信的史料之一，而他對中國的農工製造業的評價，對照宋代的記錄也不假。誠如他自己說的，沒到過這域外，哪知天外有天？
中國人對這段東西交流的歷史感到自豪，是很正常；縱算當時宋亡元興，兵荒馬亂剛結束，但十三世紀東亞的產業、經濟、文化、科技、社會制度，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確實不可否認，所以會有歐洲人前來拜訪，絕非偶然。令人訝異是歐洲對馬可波羅居然也銘記在心，甚至可說西方開始注意遠東，開始研究航海，都始於馬可波羅；連1492年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也是深受馬可波羅影響。即使很多人不相信馬可波羅真的到過中國，遠東世界畢竟成為當代熱門話題。換言之，是馬可波羅改變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單以這點來看，連十字軍、宗教界、學術界人物都要甘拜下風。
其實馬可波羅並不是最早拜訪東亞的歐洲人；已經有好幾位西方探險家比他早沿絲路抵達中國。他也不是造訪地方最廣的人；與他大約同年代，北非摩洛哥有人旅行，從黑海到北京到南洋到東非到撒哈拉沙漠，幾乎踏遍當年建有清真寺的世界各地。那為什麼這些人沒有馬可波羅的影響力大？
原因很簡單：正因為他是商人，才知道怎樣把東方的好處‘行銷’給歐洲人。一本旅遊指南固然可以引發讀者興趣，但一本經濟報告卻會讓讀者捫心自問：別人能，我們為什麼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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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紀的中國因唐朝衰亡而暫時停擺，但五十多年後宋朝建立，採取崇文抑武的政策，雖然軍事上消極積弱，卻也衍生了中國歷史上經濟、科技、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土木工程、機械冶金、繅車紡織、運河航海，無一不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火藥、鉛彈、石油、煙球、地雷，都是這時代的產物，敦煌壁畫中居然也包括最早的火槍大砲，而後來蒙古能建立龐大帝國，四天攻破巴格達、八天攻破耶路撒冷，同樣不能不歸功於火藥發明。普遍來說，宋朝社會尊師重道，政治比較開明廉潔；宦官亂政、地方割據、兵變民亂的次數特別少，規模也遠不及其他朝代。據統計，北宋時中國生產毛額(GDP)佔世界總經濟量的22.7%，人口到北宋滅亡前成長不止三倍；這一方面是產業改變，一方面也是農業進步。六世紀北魏的《齊民要術》中提到三十七種榖類，到宋朝幾乎全被改良種取代了；今日常見的白米可說是宋朝引進、雜交培育後，出現一年多收的新品種。馬可波羅談到福州地區的製糖業，本來是淡黃色，後來引進巴比倫樹灰煉精糖的技術，結果做出來的更甜更潔白，比起中東的蔗糖實有過之無不及。南宋吳自牧提到開門八件事：柴米油鹽酒醬醋茶，顯然商業發展已經達到相當水準，以前的奢侈品，這時代都成了家庭各樣必需品。
當然，中國長時間對外貿易的最重要產品，畢竟還是絲綢。有將近三千年歷史，中國是唯一產蠶絲的地方，其他國家想引進這門繁複技術，成功機率卻很低；古埃及、波斯、希臘都羨慕東方綾羅，往往還視為傳家寶，但只有拜占庭皇帝特地派人去中國偷蠶；蠶是偷到了，但耗費養殖，抽出來的絲卻只夠御用，處理技術也遠不及中國出口貨，到最後大家仍踴躍購買‘絲路’運來的昂貴織錦。
這並不是因為中國人口眾多，過剩人口足以推動大量生產。十一世紀的腳踏紡車，這時已被改進，無論絲棉麻毛都可精細紡織，甚至用水車或動物代勞的紡織機，在一些偏遠鄉鎮也常見到。元朝王禎的《農書》特別提到，用水力紡織比讓女人紡織便宜好幾倍，速度也比人工快，所以產麻的地方幾乎都這麼做。技術進步，產品也因此更突破；十二世紀歐洲最珍視的色丁（Satin，有光澤的絲織品，俗稱綢緞）其實就是‘泉州’翻譯成阿拉伯文的誤稱；福建泉州當日已是‘海上絲路起點’，印尼的黃金、香料，泰國的珍珠、象牙，錫蘭的寶石、橡膠、玳瑁，印度的染料、釉彩、乾果，全部由此處進入中國。
對於這些製造業、奢侈品，史書比較難考察，不過還有其他資料可供參考：根據中國歷代稅收記錄，自漢朝開始用木炭和鐵來煉鋼，冶金一向是國稅中最重要的部分。唐朝中葉到北宋，鐵的產量增長大約六倍，1078年的產量還達到1.27億公斤——差不多是整個歐洲1700年的產量。蘇軾擔任徐州知府期間，曾獻表詳細說明36座鐵熔爐生產情況，每座熔爐都有幾百名工人。開封一帶兵器鑄造帶動了繁榮的大都會區，城裡甚至多達五十家戲班樂匠，演出動輒吸引幾千觀眾；而為了煉鋼，附近山林幾乎都伐光了，連木炭都價格漲得普通家庭買不到，1013年還曾因寒冬造成開封民亂。為了工業需要，鋼鐵廠開始使用黃河上下游，山西、河南、河北的煤炭；這樣不但應用了近千年沒用途的廢料，也免得山林窮竭。蘇軾提到：“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礦何勞鍛”，顯然不需要再大肆破壞生態，一樣能達到經濟繁榮。1050年碳價已經便宜到一般家庭都在用，之後碳市場還在逐年增加。當然，冶金並不只是武器鑄造，其他炊具、農具、工具、錢幣、建築、水利杵錐、機械組件、藝術、樂器，全與金屬工業息息相關。
可以說，馬可波羅見到中國人人衣鮮亮麗，家家朱門雕欄，處處石砌磚道，餐餐美饌佳餚，簡直驚呆了。單江面上船舶就超過全歐洲總船數，任何一艘海艦上人員都近千，大盤商批發交易遠航的規模，根本不是威尼斯可望其項背的；但中盤商也一樣可觀，每個碼頭上運卸、庫存、借貸、進出停靠，指揮得猶如流水不息。馬可波羅對肥美的養殖魚蝦、薄如透明的瓷器，甚至用來煉鋼的‘黑色石頭’，都好奇萬分。宋朝的交子(銀票)更是早在1024年就大量流通，甚至比金銀更廣用；儘管後來通貨膨脹問題層出不窮，要能讓整個社會接受‘法定貨幣’的制度，政府畢竟要穩定到讓大眾認同，而政府也必須長時間維持這些紙鈔的匯價。馬可波羅發現市場上大家全用替代貨幣，與真正金幣沒兩樣，讚歎不已；這若是在四分五裂、敵友難分的歐洲，根本不可能出現，連要想像都很難。
但馬可波羅卻不知道，假若中國按照當時經濟科技繼續發展，應該要比歐洲提早四百年出現工業革命。歷史卻並非如此；巔峰狀態的中國，這時已經碰上瓶頸，發展受限。歐洲所嚮往的遠東變得滯留不前，甚至開始退步；十八世紀法國發明亞麻織布機，實在很像是抄襲五百年前的中國設計，可是同樣過了五百年，中國的自動紡織機竟然失傳了。怎麼會這樣？十三世紀中國的武器製造有不少使用火藥，後來只剩下煙火鞭炮，清朝康熙皇帝反而要向傳教士學火槍大砲的基礎。
是什麼改變了中國？有人總會說物極必反，風水輪流；這種模糊看法就不討論了。也有人說蠻族入侵，契丹女真蒙古，打斷了中國的科技經濟發展；這倒並不全錯，但憑良心說，中國並沒有像羅馬帝國之後的歐洲，文化完全湮沒。即使蒙古時代的杭州，仍然充滿了讓馬可波羅嘆為觀止的工商業；江西的景德鎮，宋元明清都一直承官方欽定為御窯廠。還有人說中國當時仍停在傳統經濟，縱使產業發達，毛額除以總人口並沒有真的成長；這有點本末倒置，並不是錢變多才叫發展，而是發展後錢自然變多：工業革命的英國同樣是人口與產業一齊上升，但除了北海工業地帶，其他地方薪水恐怕還明顯降低；然而薪水只是社會切面的一部分，假若儲蓄可以增加，不也代表經濟改善？
普利茲獎得主Jared Diamond曾寫道，中國對經濟的限制是造成東西發展差距的主因。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仁宗卻認為下西洋太浪費，宣告停止；宣宗又解開海禁，派鄭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憲宗時大臣們認為下西洋是一大弊政，有害無益，竟連以前的海圖資料都銷毀。可以說，皇帝諭旨要如何，就算朝三暮四，摧毀經濟也沒人敢講話。這現象並不僅存於中國；日本戰國後，德川家康同樣為了武士尊嚴而禁止國內使用火槍，還封鎖了日本250年。Jared Diamond的看法，是政治地理產生這樣的專制：東方講究大一統，所以皇帝主宰經濟，沒有皇帝撐腰的產業肯定窮途末路；西方不見九州同，反而讓一個國家發展不下去的事業，在另一個國家萌芽茁壯。比方哥倫布得不到葡萄牙的贊助，也得不到意大利熱那亞或威尼斯的支持，就向西班牙國王皇后遊說，最後反而是西班牙改寫探險時代的歷史。這類傳記在近代歐洲比比皆是，世界其他地方反而有太多人才，因為得不到支持而抑鬱終生。
而這兩種經濟體制，最大的差別還是人力運用。商家要得到贊助，往往會考慮人力物力財力，否則很難說服別人出錢；官方鼓勵的營業，卻不必在乎節省成本，甚至有機會用浪費來公飽私囊。中國宋代發明活字印刷，無人不曉，但到清朝還一直有書籍用耗費人力的木版印刷，因為人口眾多、人工易得，再多的人從事生產，對政府也沒損失。相反地，西歐自從有活字印刷，木版幾乎很快地被淘汰；德國最早印聖經的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只僱用了二十幾人，否則賺錢不易，單付工資已經要讓他破產了。
這些問題，對於專精貨殖的馬可波羅，大概還難以理解。他只知道東方富庶繁華，連威尼斯都要自慚形穢，殊不知西方將來反而要後來居上——而他自己，就是締造這進步的重要橋樑。沒有他千山萬水長途跋涉，見識到中國，歐洲的文藝復興可能要暫緩，發現新大陸可能要延後，西方的經濟起飛可能今日才剛問世。
正因為他是商人，所以能容忍一般為學的人所不齒的職業，甚至入微觀察每個卑微的產業。正因為他是商人，所以能與其他‘市井小人’稱兄道弟，間而了解東方人如何做生意。正因為他是商人，所以能把中國最燦爛的一面呈現給西方。其實身在朝中，他所看到過的黑暗絕不會少，對各樣社會問題也應該耳濡目染；但他省略了這些不雅、不潔、不平等、不道德的細節，只讓歐洲把中國的優秀富饒當作值得努力看齊的目標。沒有他山之石，人就容易敝帚自珍；但有了比較的對象，人絕不會再安逸滿足於現況的。這是商人的眼光，業者的判斷，行家的手腕。當《馬可波羅遊記》問世，風靡西方，會有這麼多人批評他胡扯，不正代表他‘廣告’得很成功，讓整個歐洲為之欣然神往麼？
中國社會地位一向是‘士農工商’的排列順序，商人總是被瞧不起，中世紀歐洲絕多數也是抬舉騎士、教士、學士，鄙視商家、銀行業、和放高利貸的猶太人。然而膚淺的觀念，並不會影響歷史；真正有影響力的，只有播種的人。
西方蛻變的第二顆種子，種下了。。。
即使是最小的人，也可以改變未來的過程。
——J. R. R. Tolkien，《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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