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讀過新約聖經的人，多半也聽說過啟示錄的四匹馬：第一是白馬，騎馬的有弓箭有冠冕，征無不勝；第二是紅馬，騎馬的手執大刀，能奪去世間的太平；第三是黑馬，騎馬的握有天平，計量食物短缺，不可浪費；第四是灰馬，騎馬的名為死亡，能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啟示錄沒說，但一般都畫他拿鐮刀。）後三者很明顯屬不祥，不過第一匹馬又代表什麼呢？從二世紀以來，教會一向認為騎白馬的象徵基督；然而到了十五世紀，許多人已經認為白馬代表強權侵略、暴君駕臨，也就是說，四匹馬都是噩兆。中世紀一幅著名的木版畫，就是以四馬齊驅，踐踏人命為題材。
會有這種新解釋，其實與當代歷史關聯不小。從十四世紀開始，整個歐洲惡運不斷，而且接踵而至：公元1304-1305、1310、1315-1317、1321、1330-1334、1349-1351、1358-1360、1369、1371、1374-1375、和1390年，歐洲各地都出現飢荒，英法受災最慘，其中1315到1317年尤其嚴重，西方歷史家向來只稱它為‘大飢荒’，因為農作奇差，種收比例甚至低到只有一比二（平均一顆種子只收穫兩顆麥子）。之前由於歐洲暖化，西方人口暴增，連今日法國總人口都沒有十三世紀多；但十四世紀天氣變冷，卻導致夏天陽光不足，冬天凜冽難當，收割季節雷雨交加。換言之，天候差，人口多，加上中世紀政府不懂得應付危難，三方面不利，自然承受不了飢荒來襲。保守估計，英國出現95次飢荒，法國75次，歐洲西北因糧食短缺而被淘汰的至少十分之一，這還不包括故意殺死老弱嬰兒在內。
禍不單行，1330年代起，中亞開始有黑死病病例；接下來印度、歐亞大草原、兩河流域、敘利亞、高加索各地都屍橫遍野，估計十四世紀中國死於鼠疫的就有兩千五百萬人以上，一樣災情可怖。至於疾病究竟是沿絲路或海運散佈各地，已難考證。1346年拜占庭受感染，40%人口病死，熱那亞商船為了避禍，反而把疾病傳到意大利、西西里島；1347年埃及染病；1348年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接二連三發作；1349年阿拉伯麥加遭殃，1350年德國與北歐病發；1351年俄國也性命難保。當然，瘟疫傳染並非這麼單純，細菌散佈可說是無孔不入，防不勝防。根據記錄，1347年黑海一帶受蒙古軍攻伐，久戰不下，蒙古兵卒乾脆把病死屍體用投石機拋入城內，結果雙方都膿腫黑斑、高燒嘔血、二到七日內死狀淒慘。這段期間固然也有地方未受波及（冰島、波蘭），但絕大部分都慘不忍睹：1348到1350年瘟神奪命最嚴重，之後又多次復發，到1667年還陰霾不散。激進分子乾脆說是猶太人、吉普賽人、殘障痲瘋人士故意下毒，引起一波喪心病狂又於事無補的屠殺。1377年威尼斯統治的一個城鎮開始採用‘隔離檢疫’的措施，入境者拘留三十天，尚且被教會人士罵是無情惡魔。罵歸罵，大家為了自身安全，也紛紛採取同樣方法隔離；可惜三十天還不足病菌潛伏期，死亡率仍不見改善。1403年威尼斯設立離島分區，拘留期延長為四十天，才開始控制瘟疫。這時歐洲人口已經又被淘汰了三成至六成，連貴族平均壽命都只有十七歲而已。
與這兩災禍同步出現的，是國際性的戰爭。波蘭與條頓騎士國（Teutonic Order，今愛沙尼亞、立陶宛）為了波羅的海領域前後戰了九次；俄國與蒙古長期抗戰，從1223年首次交鋒到1480年把韃靼人驅逐出境，同樣耗時耗力；土耳其人自從十字軍東征失敗以來就一直靜待其變，等到東羅馬帝國出現危機，土耳其人也開始對付拜占庭，前後兩世紀，直到1453年東羅馬滅亡，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稱雄，終於為歷史劃下句點。不過一般人最熟悉的還是英法百年戰爭，從1337到1453年，英國長弓隊與法國重騎兵隊展開拉鋸戰，其中還包括聖女貞德(Jeanne d'Arc)拯救法國士氣的英勇事蹟。雖然百年戰爭一開始是家族爭奪王位，最後卻演變為兩個民族國家的興起；而這段期間武器與戰略的改變，也逐漸讓封建時代的騎士、厚甲、弓箭成為過去，步兵打敗騎兵，火砲勝過長劍的時代已經來臨。說它是中世紀最重要的戰役，倒不為過，但這百餘年來犧牲了多少生命，代價實在沉重。
然而歐洲的苦難並不止於飢荒瘟疫戰爭。十四到十六世紀發生了多次農民與貴族、主教、國王、資產階級的抗爭；這是在十四世紀以前從未有的現象。1277年保加利亞國王因抵擋不住蒙古入侵，卻還向貧乏的人民增稅，釀成民眾殺國王自立的結果。之後英、法、荷蘭、比利時、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匈牙利、羅馬尼亞、瑞典、瑞士等地頻頻出事。抗爭的導火線很多，飢荒瘟疫戰爭都增加下層社會的負擔，但社會貧富不均、封建地主向佃農增租、窮人日益窘困、通貨膨脹嚴重、國家苛稅問題重重，才是官逼民反的主因。不過抗爭的背後往往都是有心人栽花：唯利是圖的商人、無繼承權的騎士、被控為異端除名的教士等等，民眾依舊是替死鬼。德國從1336年到1525年之間共有六十多起民眾暴動，‘神聖羅馬帝國’變得名存實亡，德國分裂成許多州郡，直到1871年才被普魯士重新統一。意大利和東歐也一樣，尤其拜占庭，人民抗爭之下，使原先就脆弱的東羅馬帝國更難以抵擋土耳其勢力，終至滅亡。
一種災難就足以動搖社會，歐洲竟然魑魅魍魎四大魔王同時光顧。難道真如啟示錄預言，是遭神審判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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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假若挑其中一種浩劫發生在我們身邊，會有什麼現象？看到一個死人，我們會動容流淚；看到許多人罹難，我們會泣不成聲；但當死亡人數達萬，我們反而麻木了。這並不是無惻隱之心，而是為了面對現實未來而產生的抗壓性。十四世紀的中國同樣發生過鼠疫，人口頓減；但瘟疫過後，政治經濟文化仍繼續運轉，產業也沒有顯著改變。這是人類社會特有的韌性，縱算面臨地震海嘯、颶風火災、世界大戰、核電廠爆炸、恐怖份子襲擊，一樣都能夠再站起來。
只是這種韌性通常都建立在‘補充’社會所失去的人口，社會本身並沒有進化的必要。飢荒會減少競食者，但飢荒過後人並不會因此節制生育，也不會考慮“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的隱憂。戰爭會剝奪農業人口，但戰爭期間婦女依然會繼續扛農作重擔，而戰後的人除了紀念忠烈，就是教訓子孫要盡忠報國、除惡安邦，很少會對戰爭留下的教訓做檢討。同樣是世界各地都流行黑死病，歷史並沒有記載中國、印度、回教地區出現隔離制度，反正要死的終究要死，活下來的反而可以繼承遺產、繁衍眾多。說難聽點：可以克服的危機，就不會產生轉機。
歐洲卻因為連環慘災，人口一直無法恢復十三世紀的水平。黑死病最猖獗的時期，曾有主教埋怨人口減少，導致洗衣費用上漲；這句話實在很不像一個信基督教的人該說的，但是話的背後也意味，大家只希望最好災難趕快過去，人口增加後服務費可以降低。更惡劣的是，教會裡許多穿金戴銀的主教，還拼命倡導人民不該追慕世上的財富，實在偽善得離譜。其實那時代教會人士幾乎都是貴族親戚，整個社會就只有上層下層。特權階級當然也會死於戰爭瘟疫，但是比起他們壓榨的小市民們所遭遇的，又算什麼？‘無產階級’(Proletariat)這個字在拉丁文，本是說這階層的人唯一貢獻只有延續香火、供應人丁，從古羅馬以來一直帶有輕蔑之意。然而若沒有這些無產階級作貴族的腳墊，貴族還能站得住多久？而這群只會發號司令，搜刮民脂，卻無法解決飢荒瘟疫戰爭問題的貴族，人民又怎麼甘心做他們的奴役？
說穿了，正因為長達兩世紀的災變，才使歐洲貴族日趨沒落，中產階級問世。這是世界其他受災地方見不到的社會變化。英法百年戰爭，已經證明貴族所組織的騎兵，在戰場上根本無用武之地；雙方很快地組織民兵為正規軍，取代幾百年的貴族壟斷軍事。聖女貞德會號召民眾抵抗英軍，正代表人民的自由意識抬頭；而她會被傾英派的主教定罪是異端抗逆，被活活燒死，也正代表貴族恐懼下層人民崛起。黑死病席捲歐洲，威尼斯共和國會首先採取行動，防微杜漸，正意味小市民們在努力想辦法拯救自己；而教會批評隔離檢疫不道德，也正意味上層社會怕這些民眾自制後，就再也不會服從特權階級了。
但是他們怕的，卻是歷史注定的方向，誰也無法更改。威尼斯以商家協會為政府，勢不能像其他貴族橫征暴斂，為一頂皇冠爭得血流成河，為一個教皇頭銜行凶對打，本性暴露無遺。沒有貴冑子弟的威尼斯，反而會積極地化解民間災情，杜絕飢荒疾病，以免破壞市場利潤。這是一種政治上的維新：王權不再建立於血統繼承，而是由妥善管理國家，間接獲得人民認同。
這就是為什麼威尼斯成為歐洲第一個走出中世紀陰影的國家，而其他意大利各小國也不甘居後，紛紛在政治上圖強。看看當時歐洲各地，英法百年戰爭後，英國自己又為了爭權展開玫瑰戰爭；而法國因百年戰爭戰勝，讓君王特權變得更大，顯然未來的階層鬥爭已經要更殘暴血腥；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佔領希臘和東歐，中央集權的皇帝卻從此不再有作為，只知永享榮華；中歐德國已經分裂；北歐也因氣候改變而蕭條；南歐西班牙還在辦盛大的皇室聯婚；只有意大利的各共和國，不斷在天災人禍中尋找康莊大道。1513年佛羅倫斯共和國（Repubblica Fiorentina）出現馬基維利的名著《君主論》，可說是集大成的思想；世襲的皇家用不著擔心民心不服，但沒有皇室，國王一定要用打、用偷、用騙、用名聲、用仁政、用法治維持政權，操縱民眾心理。歐洲歷史從羅馬凱撒大帝以來，從沒有像意大利各國這麼努力追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同樣的改變也反映在民間。十三世紀的普通農民，從未考慮過繁衍的意義，反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許多人到了適婚年齡，村裡早就安排結婚對象，無從選擇。可是十四世紀的飢荒瘟疫，卻讓人延後成婚年齡，而挑選對象也要看經濟能力、健康狀況。許多女孩寧願嫁給有產階級，至少可讓自己與後代免受飢荒折磨，更可以不必繼續住在污穢擁擠的農舍、貧民窟，隨時等瘟神來索命。基於要求條件，男孩也得想辦法努力改善生計，否則只能一輩子光棍。這種壓力在每個產業改變的社會都會出現，雖似無情，但年輕人的努力，畢竟打破了傳統的階級二分法；願意上進的貧民也能成為富紳地主，一事無成的貴族也會淪為清貧浪人。根據英、法、意大利各地的資料，這時代還沒形成像樣的中產階級，而上下階層的人口比例也沒改變多少，但是提高的工資、降低的地租，卻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更促進階層流動。即使貴族沒消失，社會換血畢竟不是壞事。
而生活素質提升了，人們也更注重生兒育女——不是要生越多越好，然後任憑飢荒瘟疫戰爭淘汰，而是盡可能確保生下的孩子都有辦法存活。意大利佛羅倫斯平均婦女只生三胎，算是中世紀生育率最低的地方。那時代的英國佃農已經不像前代‘量產’，更不必辛苦種植還不夠家人吃。有多餘的資財，還可以改善住屋，整頓田園，儲備糧食未雨綢繆。這是一種對未來投資的觀念，接下來三百多年英國的儲蓄超過歐洲各地，終至工業革命誕生，絕非偶然的巧合。繁衍的意義，就是要下一代比這一代更優秀。沒有多餘人口，反而可以讓社會進步得更快。
我們也許對這看法質疑：今日世界人口絕對超過工業革命前的總數，難道世界就負成長麼？其實這想法有點混餚因果關係。要進步就必須先有投資，而進步後，整個世界雖然同享利益，並不等於大家同樣成長。人口多和經濟生產量高是兩回事；今日人口倍增的地區首指中東和非洲，70%人口都在25歲以下，但這兩地區真正投資在自己國家的卻少得可憐。同在中東，以色列人口七百萬，成長率只排世界七十名之後，又不像中東鄰國產石油，但它在科技經濟貿易軍事文化方面的投資與生產卻高得驚人。印度的人口成長遠高於中國，經濟成長卻遠不如，原因何在？貿易經商的人總認為人口多，市場就有潛力，卻忘了過剩人口會消耗資產，而一堆三餐不得溫飽的人民，反成為威脅政府的定時炸彈。中世紀的社會改變，節育政策，並不是剖腹藏珠的不得已下策，而是有心為了長遠未來而選擇的百年大計。
沒有人自願接受苦難，但是遇見無法逆轉的重災，人能不能從中學習？舊約先知以賽亞說過：“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也許浩劫毀滅是歷史注定，但天意並不是要審判世人，更不是要人間覆巢無完卵。就像古埃及遭受十災，有人無法面對殘破，憤世嫉俗，也有人奮勇走出了困境。而找到路的人，還會有更豐盛的未來等著他們。歐洲也是一樣，儘管行過死蔭幽谷，屍骸狼藉，卻在這段不幸中突破了階級的瓶頸，挑戰了政權的目的，改進了家庭的建立，也扭轉了中世紀長期的窮困。
世上確實有人類無法承受的風浪，但是兩百多年的辛酸歷程，歐洲還是走過去了。風瀟雨晦，仍然未曾屈撓。滿身創痕，仍然殘而不廢。病痛加身，仍然弱而不虛。生死茫茫，仍然不言放棄。
因為苦難的日子將要完畢，而歐洲有史以來最絢爛的時期，即將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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