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無盡神遊

很早以前，在一個遙遠的地方，有個薩珊王國，國王非常殘暴。他每天要娶一個女子為后，在王宮過夜，但到第二天清晨，卻又殘酷地殺掉這個女子。這樣持續了三年，殺了一千多個女子。百姓紛紛帶女兒逃命他鄉，但國王仍然逼宰相每天替他尋找女子。宰相有兩個女兒，既美貌又聰明。大女兒眼見這麼多女子被國王虐殺，於是自告奮勇願意進宮；到了皇宮，卻又向國王請求，要和妹妹最後一次見面。當晚姐妹相見後，妹妹趁機請姐姐講個故事；國王在旁，自也大感興味，一齊聽故事。沒想到故事講到最精彩的部分，卻已經天亮了。國王不得不允許讓王后多活一天。。。

相信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千零一夜》（又稱天方夜譚）的開場白。薩珊王國確實存在，但書中的國王、王后卻純粹杜撰，並不存於歷史；名字用的倒是古波斯文沒錯。這些也不重要；很多文明都有故事集。埃及、巴比倫、印度有許多失傳的故事。中國先秦以來，儒、墨、道、法、縱橫家各有膾炙人口的故事做說理論證。新舊約聖經有歷史故事和宗教寓言，佛教也有。希臘有伊索寓言、荷馬史詩、和各種神話傳說。羅馬沒有太多發展，至少對希臘的故事去蕪存菁。歐洲中世紀起，蠻族也留下一些英雄故事，像不列顛的《貝奧武夫》、日耳曼的《尼伯龍根之歌》、冰島的詩體《埃達》，多半供人吟唱，內容卻語焉不詳。到後來文藝復興才有意大利的《十日談》、英國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基本上是一群人輪流講故事助興而已。相較之下，同樣是把民間文學加工包裝，一千零一夜的前提就已經很耐人尋味了，而其中辛巴達、阿拉丁、阿里巴巴的段落，更是今天多少兒童耳熟能詳的故事。

為什麼流傳上千年的故事，還會這麼吸引人？簡單講：1）它們包含各階層。古代許多神話故事，都是王公貴族七世祖先的英勇事蹟，但生於帝王家的英雄，從不為三餐忙，畢竟與人民有距離。阿拉伯的神話就大異其趣：辛巴達是出海討生活，阿里巴巴是樵夫，阿拉丁甚至是街上的小混混。把一國之君形容得暴虐無道，也是通俗文學常見手法。可見這些故事真的是民間創造，也是給一般民眾聽的。2）它們不太有公關、說理的性質。歷史故事是記錄過去，英雄故事是標榜偉人，宗教故事是勸人向善，雖然三者也很有意義，但小孩的注意力有限（大人也是），哪會在意一個故事語重心沉？過度攏長，繞大圈子才進入正題，大概只有學者才有興趣。值不值得聽，最後只在乎生動不生動。3）它們想像之奇，古今罕有。從埃及到中東到歐洲，能在天空翱翔的都要有翅膀，為什麼阿拉伯卻異想天開，用一塊毯子飛上天？為什麼一個能騰雲駕霧、呼風喚雨的精靈，竟被鎖在爛鏽的油燈中？為什麼一座沒人看管的石門，會聽‘芝麻開門’的暗號自動打開？故事沒有回答，但是也不必回答。所謂的精彩，是要在大家所熟悉的基礎上，再顛覆常識一下；還要拿捏得恰到好處，怪誕到過於離譜的，聽眾也難以接受。

有人認為阿拉丁與阿里巴巴並不在原來的一千零一夜當中，但古代傳抄不佳，有誰知道哪個是正版？何況以神燈、魔毯、四十大盜的內容而言，就算不是原版，也只有阿拉伯人想得到這等奇境。因為歷史上實在沒幾個地方能像阿拉伯一般，對世界的看法如此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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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學派這名詞很容易遭誤解。它並不是學術自成一家，充其量只是一種不在乎世俗眼光、固有傳統、邏輯思維的哲學人生觀。希臘也曾有逍遙學，但主要是對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科學開放驗證，可惜從未成氣候，畢竟希臘對許多外在事物還是很在乎，尤其各學派相互較量，角逐第一，這和‘逍遙’的本意背道而馳，就難發展得淋漓盡致。然而幾百年後在阿拉伯沙漠中，卻又有人抱持相同的想法。這不是傳承前代思想，而是敢於挑戰：我所作所為，無一不是前人從所未行的事。萬事開創在我，駭人聽聞，物議沸然，又有什麼關係？

用藝術為例：原始文明只會用簡單顏色線條代表人物，埃及金字塔中的壁圖算是比較進步，但單靠臉根本認不出是什麼人，即使有雕像製造，每個木乃伊臉型都沒兩樣。進入鐵器文明後，大部分地方藝術都進步一點，卻只有希臘把人像的五官鬚髮、骨骼肌肉、表情動作修飾得那麼仔細，那麼栩栩如生。又獨樹一格地把殿宇石柱、花鳥雕飾都講究地設計檢討。造價當然不菲，但接下來幾百年來整個地中海都不斷模仿這種新藝術。可是到羅馬帝國式微時，阿拉伯人仍算文智淺陋，希臘以來的美學等於斷層了。那也無所謂。假若阿拉伯人設法東施效顰，頂多只會達到歐洲蠻族的粗糙藝術階段；但正因為阿拉伯不理會前代傳統，反而衍生不同凡響的阿拉伯藝術。單純的幾何圖形太不自然？管他的，沙漠中本來就沒什麼像樣的‘自然美’。清真寺的尖頂和建築高度相差太遠？管他的，不會倒塌就好了。整棟宮殿紅得太刺眼？管他的，自己喜歡就好。鑲金的花紋太繁複太俗氣？管他的，每一面牆壁都要這麼花這麼俗。看起來每一種條件都不符合美學，但是加在一齊，卻也不醜，甚至大有獨特風味。

當然這種藝術發展不是一蹴而就。公元七世紀的阿拉伯只不過在家用器皿上加裝飾，八世紀的玻璃杯上已有燦爛流動的五色圖樣，其他手工藝更是馳名遠近。這有一半是時勢所逼。回教在637年就攻破耶路撒冷，然而他們對這塊地方太敬重，遲遲不敢建造清真寺，唯恐稱不上這個亞伯拉罕獻祭過，大衛、所羅門統治過，穆罕默德見過阿拉的城都。可是到689年，麥加的禁寺已經開始第二次翻修，麥地那的先知清真寺也第三度增建，耶路撒冷竟還沒有一個代表性的回教建築。倭馬亞王朝認為這會影響聲譽，尤其散居各地的猶太人還年年回耶路撒冷過逾越節，不管政治上或宗教上都有點喧賓奪主，所以無論如何要建一座像樣的清真寺。這下子設計師可煞費苦心，雖然經費不是問題，但假若參考希臘羅馬建築太多，恐怕哈里發要發怒砍頭；假若太古板，哈里發大概還是要發怒砍頭。最後是用正八角形為骨架，以舊址的大理石柱加強風格，上面再做大量拱形，以五色斑斕的土耳其琉璃片做馬賽克，中央圓頂則是參考君士坦丁堡的傳統宮殿。（1993年約旦國王出資，用80公斤黃金為圓頂清真寺做個俗不可耐的金頂，並非原有。）希臘羅馬建築設計以圓形方形為主流，八角形建築倒不多；這座‘八方信徒齊參拜’的清真寺，確實令人眼睛一亮，從此更奠定了阿拉伯式的建築傳統。別人不敢用的形狀，他們反而隨心所欲地應用，而簡單的形狀旁，又用反複緊連的花紋相襯。十六世紀回教的莫臥兒王朝統治印度時，曾建造泰姬陵，單一座陵墓就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印度文化，至今觀光客絡繹不絕。十字軍東征時，基督徒見到中東建築藝術，大為驚嘆，一時‘阿拉伯式花紋’成為意大利、法國時尚，只是貌似而神不同，仍然少了一點逍遙的味道。

到底差距在哪裡？看文字就知道。基督教歐洲對寫字比較拘謹，除了抄寫時把字體美化，並沒做太多改變。阿拉伯卻產生各式各樣的書法，有的古拙質樸，有的骨幹清奇，有的縱高伏低，有的如酒醉率意，有的甚至改裝為幾何圖形、點綴花紋的一部分，不細看還不知道是字。歷代哈里發與皇帝都有漂亮的簽名；中國雖然古代書法也美不勝收，卻無人把字寫成一隻獅子、一葉輕舟、一團花絮。這種不拘一格的過人想像力、創造力，才是逍遙的真髓；別人畫虎不成反類犬，就不值得看了。

不過能想像創造，也要有千錘百煉、磨棱刓角的能耐，把新創的事物提升到完美的境界。這是很耗時耗資耗力的追求，甚至窮其一生還無法趨近完美。許多藝術家、文學家點金無術，為了謀生總得做二流功夫賺錢；然而有所欲即有所蔽，敷衍了事的作品，很難給人放浪不羈的感受。而標新立異卻沒有多下一番苦工，仍舊不能算經典之作。再者，千里馬也要遇伯樂，文化也要識貨的人。有足夠的經濟，才有璀璨的文化；但經濟達到某個階段，人卻會為了爭名利而賣弄文藝、趨附流行、花巧多端，名人的作品反而越來越沒品。可是假如市面上盡是慕名之輩，再爛的作品也能捧紅，其他人如何能脫穎而出？假如大家都一味誇讚，礙於面子不敢批評，真正的傑作又如何誕生？最後一個時代的文化，恐怕都經不起歷史篩選。阿拉伯那時代雖然文化才起步，卻沒有傳統的名牌，沒有自詡的專家，所以大家反而可以用自己的眼光定奪好壞。

其他學問也是。一般而言，哲學發展要晚於文藝，因為後者常由宗教崇拜衍生，前者卻是從對宗教思想的審視而產生。七世紀的倭馬亞王朝用政治武力打下江山，宗教對於統一整個帝國大有幫助，最好賦予絕對權威。750年推翻政權的阿拔斯王朝，卻不必再拉攏宗教人士，何況它定都巴格達，正是之前薩珊的學術中心，所以政府鼓勵之下，一時百家爭鳴。與古希臘不同的是，阿拉伯人沒有希臘人喜歡辯論我對你錯的興趣；他們開放地探討試驗，只是為了要把創造想像力運用在科學醫學數學領域，不是要技壓全場，讓別人甘拜下風。這正符合‘逍遙’的本質。其後百餘年，巴格達登峰造極的學者無數。數學家花剌子密（al-Khwārizmī，عَبْدَالله مُحَمَّد بِن مُوسَى اَلْخْوَارِزْمِي）逝於850年，是最早引用印度十位數字演算的人，對三角函數、多次方程式、天文計算也有重大貢獻，今日算學（Algorithm）一詞就是以他為名。賈比爾（Jābir ibn Hayyān，جابر بن حیان）被稱為化學之父，也是最早的煉金師，最早製造硫酸、硝酸、王水、熒光劑，並對硫、砷、汞、銻、鉍等元素分類的人（以那時技術，他還無法提煉鋁、鈉、鉀等元素）。巴塔尼（al-Battānī，محمد بن جابر بن سنان البتاني）是第一位計算一年為365天5小時46分24秒的人，他的作品六百年後還影響了歐洲的哥白尼。拉齊（al-Razi，محمد زکریای رازی）是小兒科之父，也是最早區分麻疹與天花病源，最早做視力測驗，最早研究氣喘的人。他對有機化學也不遺餘力，舉凡苯、萘、胺、醇、醛、酮、有機酸都試驗過；回教徒不飲酒，他竟是第一個提煉出高純度酒精的研究家。海什木（al-Haytham，أبو علي، الحسن بن الحسن بن الهيثم）被中世紀歐洲譽為第一物理學家，在代數幾何與光學研究上大有啟發（早於法國笛卡兒的發明），更製造圓鏡反射望遠鏡觀測天體。他還整理過歐幾里德、亞里斯多德、托勒密幾百年前的數學物理學作品，可說是為近代科學鋪路。比魯尼（al-Bīrūnī，أبو الريحان البيروني）是精通百科的才子，尤其對地球科學下工夫最多。他是第一個實驗證明地球外面是真空的人，也是第一個計算行星運行的橢圓軌道會變更，並推測日月蝕的人；他一千年前計算的精準度，連今日天文學家還用他的數據作參考。伊本·西那（ibn Sīnā，ابن سينا，歐洲稱Avicenna）應該是西方最認識的阿拉伯學者，他的作品猶如百科全書，其中單是醫療典籍就已經五個世紀在西方被視如神明，尤其對藥材的運用，對手術器材的研發，對肺結核、糖尿病等問題的討論，一直到1650年法國都還把它當醫學院教材。他很強調運動是健康之母，也很強調心理健康；對他而言，抑鬱、恐懼比真正疾病還難醫。其他方面，他也探討造山運動，確定光速不變；他的百科全書從醫學、天文、煉金、地質、物理、數學、邏輯、形上學、回教神學、哲學、甚至詩詞都有。

這些名字今日大概很少人聽過；其實知不知道也不重要。《莊子·逍遙遊》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所說的是生命的理想，但‘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於無窮者’並不是指追求成仙。逍遙，在於消解人類對於世俗價值的盲從與執著。不在乎自己，不在乎功名，才能無所拘束地去做想做的事。何況這些科學上有貢獻的人至少有人知道；許多中東藝術家建了美崙美奐的宮宇，卻沒留下名字；連一千零一夜作者是誰也無人知道。沒名字，倒也逍遙；樹大招風，有名的既怕遭人妒，又怕觸犯天顏、官方查禁、連累身家，何必自討苦吃？

然而科技研究，所面對的世俗盲從，還不只限於功名。這其中另有一層文化上的特異之處，可算是阿拉伯的最大優勢：回教有許多觀念源於猶太教，所以對巫術魔法也視為禁忌；但宗教歸宗教，阿拉伯人對靈異術法、煉丹畫符並不排斥，甚至樂於接受。就如同神燈裡的精靈無所謂好壞，只在乎燈主人善惡，阿拉伯人也不認為這些雜學有什麼不對的。有研究，才有進化；有進化，才又能排除古老的蒙昧。長生不老的慾望，會進一步導向燋金爍石的冶煉，再形成對物質化學的認識；邪靈瘴氣的傳說，會進一步成為採草熬藥的傳統，再引發對症下藥的學問，而醫學的產生無形中也消除了原有的迷信。今天歐洲語言中地平經度、天頂、測徑規、密碼索引、兵火、蒸餾器、咖啡、蘇打、碱、樟腦、生漆、糖漿、萬靈藥、紗布、許多天文學、有機化學、解剖學單字，甚至黃金珠寶的克拉單位，都源自阿拉伯。假若以中世紀歐洲藐視學術、殘殺巫師藥婆的慣例，要到幾千年後才能出現像樣的科學？

一千零一夜中，國王聽了將近三年的故事，終於被感動，不再濫殺無辜，從此與王后白頭偕老。故事背後，一個剛孵化的文明，也正在每天不斷地努力打破古世界傳統，為全人類的未來開路。靜夜中，一個個鍥而不捨的改進，好像王后源源不絕的故事，在等待千年的中世紀結束。

逐鹿：月兒彎彎照九州

 

世上宗教派別不少，歷史悠久的卻不多，其中能廣傳的更罕見。我有個假設：一個宗教會如何發展，大概看創始人離世後三十年就知道。摩西逝世後三十年，差不多是約書亞年老，士師時代的前奏；以色列人目標只是進迦南，目的既然已達，接下來又是無政府狀態，飽受外敵凌辱。瑣羅亞斯德被害後三十年，拜火教很快成為貴族所崇尚的新主流；然而正因為下層民眾不得其門而入，最後連波斯本地也被其他宗教佔領。釋迦牟尼入涅槃後三十年，信徒一方面大規模推行修道生活，一方面把尊師的雕塑神性化；原先的禪理哲思，自然演變為寺廟禮佛，不食人間煙火的傳統。耶穌升天後三十年，大約是彼得、保羅殉道的同時；然而信徒對於逼迫卻無所懼怕，而之後兩千年還有無數基督徒，把為主受苦視同榮耀。穆罕默德過世後三十年，回教徒已經往阿拉伯之外的地區拓展疆土；儘管公元661年敘利亞人攬權，成為倭馬亞王朝（Umayyad Caliphate），接下來幾十年間仍然建立了廣大的阿拉伯帝國。

換言之，回教所奠定的基礎一向是用武力打天下；其實可蘭經也沒吩咐信徒要努力從事‘聖戰’，可是穆罕默德自己都統一了阿拉伯半島，之後的領導（也稱哈里發Khalifa）豈能被人看輕？他們當然繼續‘勇往直前’。到敘利亞總督不願再聽命於回教領袖，改由自己擔任哈里發時，整個波斯薩珊王朝已經被回教徒所滅，北非突尼西亞也建立了存留至今的清真寺。回教相信穆罕默德是最後的先知，但他沒有兒子，所以早期的哈里發幾乎都是穆罕默德的姻親，在宗教上卻未必有什麼尊貴地位；他們唯一能獲得民眾承認的，主要還是政治軍事、攻城掠地之類的豐功偉業。說它不像宗教倒像政治，也不為過。

不過，回教短時間就傳播廣遠，確實是沒有任何宗教比得上。穆罕默德逝世不到百年，阿拉伯人已將一彎弦月的標誌散佈天下，勢力達鼎盛，範圍從歐洲的西班牙（711年征服）、摩洛哥與北非（665）、突尼西亞與利比亞（652）、埃及（639）、阿拉伯半島（633）、巴勒斯坦（636）、敘利亞（637）、塞浦路斯島（654）、巴比倫及兩河流域（638）、亞美尼亞（639）、高加索山（737）、伊朗高原（644）、巴基斯坦及印度河流域（712）、中亞（715，751年還與中國唐朝發生怛羅斯戰役），其間又挑戰過君士坦丁堡兩次。東羅馬帝國稱之為薩拉森帝國（Saracen），是源自古希臘對西奈半島的名稱；中國則稱之為大食帝國，稱其宗教為回教，字源大概來自中亞的回人與塔吉克人。‘伊斯蘭’這名字居然連歐洲和遠東都不知道，也算稀奇。

單由輝煌戰果來看，阿拉伯人就足以自豪了——它鯨吞古世界的速度比羅馬快，統治的人口比波斯多，帝國比亞歷山大征服的版圖耐久，佔領的土地面積也是前無古人的世界之冠（後代英國、蒙古、俄國、西班牙、和中國清朝才刷新紀錄）。倒是回教對這些戰爭鮮少掛齒；他們一旦談論這段歷史，幾乎都在為哪個哈里發的正統性爭辯不休，卻對真正改變世界的事實不屑一顧。西方社會也對阿拉伯帝國的崛起充滿偏見，尤其基督教國家總認為阿拉伯人是用鋼刀威脅被征服的民眾信回教。

這兩種觀點都有偏頗。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世界各國政治體係不同，但一個只憑宗教或只憑暴力的政權，恐怕很難延持一千三百年。偏激狂熱、有勇無謀之輩，難道足以塑造一個留名青史的大帝國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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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宗教都會提倡道德典範。回教也不例外；前幾任哈里發都是行為端正的人，有的與民眾一齊挨餓，有的一生周濟窮人，有的戰爭過後仍不忘慰問人民。比起東羅馬課稅重重的政府、波斯不知民間疾苦的貴族、沙漠中作威作福的酋長、欺壓百姓的地頭蛇、甚至天主教高高在上的教皇，這些哈里發深受人民愛戴，並非純粹是虔誠尊敬而已。今天很多人直覺認為，一個政治領袖有信仰，比較不會行為不檢點。雖然回教的一夫多妻制備受批評，但這在古世界司空見慣，不必大做文章。

當然，個人行為端正還不夠。《大學》所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是許多宗教人士達不到的境界：自己求善，卻無力改變社會。回教世界倒真的做到這一點：由於阿拉伯從一開始就是政教合一，所以地方官貪污濫刑的，哈里發還會親自處決，大快人心。阿拉伯人一向執法嚴厲，不過只要是用在好的方向，民眾反而會對這新的宗教政府更欽佩。

其實只要有清廉的行政官，已經比百分之八十的政府機構成功了；但對哈里發而言，這還不夠，必須謹遵阿拉指示的宗教法。這些宗教法除了飲食齋戒、婚葬儀式、犯錯懲罰，也包括所有權、贈與、慈善信託等項目。穆罕默德是商人出身，可蘭經中有關商業的規條倒不少。這當然與時代背景有關：假若摩西五經晚了一千六百年書寫，肯定也會涵蓋買賣契約成立的律法。可蘭經的商業法中，最重要的觀念是風險平等。對回教而言，所有不提供服務就賺取利潤的行為，是七大罪行之一，連帶所有不平等貿易的事項也都禁止。阿拉伯人的金融制度講求借貸雙方的合作，很少有大公司成立；不過個人的錯誤，或是坐失機宜而造成虧損，宗教法也不會去保障。換言之，今日社會的高利貸、有限公司、股份、基金、保險，在回教國家都屬非法。

仔細想想，這些法律對普通人民是很有幫助的。一個農民借錢種田，倘若今年收成欠佳，無法償還，反而一身債務，豈不是永世無法翻身？二十世紀初普魯士（德國）與美國首先開始改進農業貸款法案，讓農民減租、銀行不可奪佃改租約。這使普通人民受益匪淺，農業出產大幅增長，更奠定長遠的經濟起飛；之後許多國家也紛紛仿效。七世紀的中東當然不知道後代會出現類似的變法，但很多人願意來信回教，的確是因為宗教法能讓他們改善生活。起初回教徒征服疆土，人民只是逆來順受，但一段時間後又覺得由阿拉伯人統治反而比羅馬、波斯、蠻族統治來得好，何必留戀故國？

儘管如此，我們也不能一廂情願地美化阿拉伯帝國。最早幾任哈里發並不是要締造天下為公的國度，各地地方官幾乎都是麥加、麥地那的門人。說好聽是獎勵那些支持穆罕默德為先知的早期信徒，實際上整個社會是劃分成三個宗教層次：極少的統治階層、極少的統治人親屬、和大多數平民，到今日仍然如此。明朝黃宗羲《原君》提到：“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說穿了，哈里發派他們當執政官，也等於是論功行賞，封王封侯；雖然做不好的會被‘大義滅親’，但整個阿拉伯帝國畢竟是這種宗教封建所搭起來的政治結構，利弊參半——優點是各地王侯可以自己決定用兵，擴充帝國版圖；缺點是地方與中央難免起衝突。

敘利亞人就是因為這種封建世襲制，才拒絕再服從麥加，改由自己人掌權當皇帝。簡單講：我的行政官都是麥加領導人的叔侄翁婿，即使沒在我的地盤上作威作福，我自己也毫無主權可言。與其忍氣吞聲，怎麼不乾脆給他們碰壁？他們不管派誰來，我一概否認就是了；他們要罵我無禮，我大可用退出帝國為要挾，反正我在宗教上沒虧欠阿拉。這種政治抗爭不只是敘利亞，連南葉門、突尼西亞、阿富汗地區都出現過，到最後哈里發對他們也莫可奈何。只是敘利亞人比較積極，威脅哈里發是第一步，派人刺殺是第二步，孤立外交是第三步，最後他們以宗教分裂為由，讓哈里發自請隱退，息事寧人，從此由敘利亞的總督兼任宗教領導人。阿拉伯人畢竟文化還很單純，比不上敘利亞在強權之間磨練爾虞我詐的政治手段。倒是許多回教徒認為敘利亞人狡猾無恥，不值得當回教的精神領袖；什葉派從此衍生，順從敘利亞的則為遜尼派。公元750年，倭馬亞王朝又被巴比倫的阿拔斯王朝取代；上位者聲稱是穆罕默德叔叔的直系傳人，在什葉派支持下再度奪權。一千多年後的今日，兩派人馬還在為誰值得當皇帝而砍得頭破血流、炸得肝腦塗地，也只能說回教的政治基礎一直是建立在無知人民的犧牲上。【注：阿拔斯王朝中國史稱‘黑衣大食’，造紙技術約在此時傳入中東。】

阿拉伯人在作戰方面倒是很有一套。當年君士坦丁堡要擋住進襲的哥德人，用的就是阿拉伯傭兵。由於阿拉伯半島出產不多，發展有限，歷史上長時間都有人到外地當商旅、奴隸、傭兵。阿拉伯人沒有過人的智計，軍事方面也不比敵人進步，但是他們卻很會掌握先機，所以兵力不多，卻戰無不克。穆罕默德打下整個阿拉伯，是先強行佔領沙漠中的綠洲；阿拉伯佔領之後，適逢南伊拉克發生洪災，哈里發立刻率兵往幼發拉底河，來個渾水摸魚；那時東羅馬帝國與波斯薩珊王朝還在鷸蚌相爭，雙方精疲力竭時，竟被阿拉伯人連下數城，還包括兩個緊鄰的小附庸國相繼淪陷。大概因為穆罕默德之前，阿拉伯各部族總是自己人內訌，所以穆罕默德一死，再無核心人物，兩大國都對新勢力放輕戒心了。這預測倒沒錯，穆罕默德死後確實有反撲現象；但是新任哈里發上台，不到一年就平定內亂，然後繼續武力擴張。根據記錄，當時征服埃及亞歷山大城的銅牆鐵壁，只用了四千人，圍城六個月羅馬援軍不至，亞歷山大只好投降；征服兩河流域，用不到兩萬人，全部是自願軍。他們敢為宗教犧牲，固然很有魄力，但他們的能力也是重點。以波斯大軍的作戰經驗，與阿拉伯相抗十二年，居然還常碰到情報路線被斷，補給路線被阻的問題；薩珊文獻稱他們‘來去無踪’，可說是對阿拉伯輕騎極高讚譽。

而他們釜底抽薪的能力更是首屈一指。阿拉伯人的戰術很簡單也很難破；他們先用游擊隊在敵軍造成混亂，擾到對方開始出錯，首尾各自為戰，才個別擊破。說是計策，不如說是沙漠中訓練出來，無師自通的本領，以前各部族一向如此對戰。曾有一次回教部隊一萬五千人，面臨羅馬、波斯、與阿拉伯基督教徒的十五萬聯軍；結果回教徒左右散隊搶橋樑，成功地把十五萬大軍困如甕中捉鱉，驚亂中跳河溺死或被回教徒弓箭射死的不計其數。同樣的方法不斷重複使用，竟能無敵天下，阿拉伯人的戰法恐怕比‘程咬金三道板斧’還厲害。

只是他們也很會搶財寶。基本上回教對自動歸順的地方是一介不取，花力氣打下來的城池卻全算為自己紅利。薩珊的首都被攻陷時，這群阿拉伯部隊像是沒見過錢，除了五分之一的戰利品送往麥地那的哈里發，每個小兵都奪了可換算今日美金二十五萬的巨資，另有四萬波斯貴族被他們賣為奴隸。這般搶奪，跟亞歷山大當年洗劫中東也不遑多讓，重要城市一時元氣大傷。財富得來容易，兵卒自是揮金如土，沒錢了又繼續征討。回教帝國擴張神速，但除了麥加與麥地那財源廣進，一般人奉獻生命鮮血，卻未必在經濟上有什麼進步。那也好，正可以用人民的貪念促進軍事，再藉著猛虎惡狼似的武力，讓敵人嚇破膽，不戰而降。

至少阿拉伯帝國對征服的地區比較有宗教包容心。回教興起甚晚，畢竟有自知之明，它這時文化還遠遜於基督教、拜火教、猶太教、甚至印度教或佛教。與其指摘別人真理的不是，引來反感，倒不如提供宗教自由。這對可蘭經傳統似乎大反常態，但是若不通融，今天建立的帝國明天就完蛋了，有什麼用？像埃及，雖然已有六百年基督教傳統，但教派紛爭不斷，尤其與羅馬總是異端、邪教相稱；到回教徒統治時，既不禁止宗教發展，各基督教派很快地誠心歸順，認同回教政府，比對東羅馬帝國還由衷致謝。其他地區沒這麼感恩戴德，不過原本怕阿拉伯人會強迫自己改信回教的，總是鬆一口氣；只要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又何必惹是生非？

然而商業的宗教法，阿拉伯帝國並沒有公平實施。比方稅收：回教徒和非回教徒被徵的稅金是不同的，有的回教徒甚至不必繳稅；沙漠中的游牧駱駝商隊被課稅更重，因為那時許多游牧民族還拜眾神。也就是說，回教雖不禁止其他宗教，卻用稅法與各樣條款約束人民，結果民眾為了自身權益，最後還是自動信回教。這種做法其實是基於權力影響範圍：與麥加距離遠的西班牙，就不敢這樣偏待百姓，畢竟回教徒還是少數，其他基督教、猶太教、蠻族傳統宗教的人民若對這些不平等的法律有意見，甚至起義反抗，難道麥加來得及派遣部隊鎮壓？像黎巴嫩距離阿拉伯不算遠，可是阿拉伯帝國若採用偏袒政策，這塊土地大可投靠東羅馬，所以當時推羅西頓一帶反而各教派鼎立，不受哈里發宗教控制。但距離麥加近的地區，還有已征服的波斯、埃及地區，就比較沒有平等可言；中東一帶不信回教的，往往淪為‘被保護民’，用錢孝敬官老爺。結果除了少數固執的民族（像猶太人、亞美尼亞基督徒等），其他隔幾代後還是被回教同化。‘包容’只是掩人耳目，政教合一的國家是不會讓人民有選擇的。【注：佛教於唐代傳入中國，發祥地印度河流域卻因為回教征服而消逝無踪。】

《禮記》有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阿拉伯帝國對人民還不僅單方面控制，而是多管齊下，正反兼備。但它善惡參半的統治手法，卻創造出為時十三世紀長的宗教帝國。這竟然出於一個沒什麼文化的民族，更令人嘆服。只行仁政的國家，人民會踐踏；只行暴政的國家，人民會反抗；走在兩者之間的，才能建立不朽的基業。

是對？是錯？歷史自有定論，也不必膚淺之輩大費唇舌。

                    你要顯得慈悲、守信、人道、虔誠、正直，而且要有行為為證。但是你必須同時做好心理準備，當你必須不這麼做的時候，你要有辦法，並且知道如何反其道而行。
                                        ——馬基維利（1469-1527），《君主論》

讒鬩：同室操戈

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島，發展卻向來遠遜於尼羅河、兩河流域、或巴勒斯坦，甚至還比不上衣索比亞。

舊約聖經曾提到亞伯拉罕的另一支子孫以實瑪利人，在迦南地以南的西奈曠野做貿易；然而這稱呼與米甸人似乎可以交換使用，而士師時代以後兩個名字都消失了。所羅門王期間曾有士巴，是阿拉伯半島南端葉門的香料貿易王國；不過中東的大型帝國興起後，路上貿易也取代了海上貿易。巴比倫時期，阿拉伯東北的科威特地帶曾有迦勒底人一度掌權管轄整個兩河流域；只是政權易主後也沒什麼文化留下。波斯和希臘爭奪埃及和中東，居然沒有人對阿拉伯有興趣。希律王上台之前，阿拉伯西北的納巴泰人還算是比較有文明的群體，至少今日約旦的佩特拉（لبتراء, Petra）列位‘世界新七大奇蹟’當中，而沙漠裡人煙罕至的Mada'in Saleh（مدائن صالح）古墓群，也深受外來文化薰陶；可惜被羅馬兼併後，歷史又遺忘了他們。

這也難怪。巴勒斯坦的死海已經雨量甚低，再往南的阿拉伯沙漠更是黃沙遍野，晝夜溫差懸殊。亞熱帶高氣壓盤繞之下，整個阿拉伯半島只有瀕臨印度洋的葉門雨量充沛；西邊靠紅海的兩座山脈，至少穩定氣候，提供百里寬的狹隘‘絲路’可行，但是山脈東緣的麥地那（اَلْمَدِينَة Medina）等地方是靠綠洲水源，而山脈間唯一關口麥加（مكة Mecca）的井裡還只有半海水，勉強可飲。換言之，沙漠中文化貧瘠，只有邊緣尚有發展，剩下的廣大範圍甚至到公元六世紀都沒什麼可看性。

也正因為他們什麼都沒有，所以對亡國後逃難的猶太人特別接納。當時羅馬與波斯長久對峙，許多猶太人不希望被戰火波及，乾脆到那塊連軍隊都沒興趣的地方去發展。阿拉伯從此獲得手工藝、金匠，連帶巴勒斯坦的椰棗也普遍種植於水源，成為綠洲中典型的‘沙漠麵包’。猶太人已有上千年的城市文明，麥地那被他們發展成可供定居貿易的城市，麥加更是熙來攘往，儼然成為西部的小都會。與歐洲不同的是，阿拉伯人倒很喜歡這些猶太移民，尤其他們清心寡欲的獨一神觀、對生命、家庭、教育的重視，是沙漠民族很敬佩的。在阿拉伯話中他們被稱為‘有書的民族’，而猶太人亡國後五百年間，舊約聖經也成為許多阿拉伯人耳熟能詳的故事。

究竟阿拉伯人對舊約聖經有多看重？以他們自詡為亞伯拉罕的子孫就可知道。古羅馬人推崇希臘文化，所以用一個特洛伊戰爭的英雄作為自己的祖先傳說；古日本人心儀中華文化，有些家譜竟還追朔到漢高祖劉邦，攀附杜撰的用意未免太坦白。阿拉伯人也是；其實他們多半不是以實瑪利人的後裔，卻對這段傳承重視到要添加傳說，追增族譜，高攀偉人，好顯得自己與猶太人是親兄弟，同氣連枝。這種心態笨拙得有點可愛，英國曾有人幽默地說：“模仿是最真誠的讚賞。”猶太人看鄰居對自己文化如此敬重又如此亂吹，大概只笑一笑，不予置評。

沒想到事隔多年，‘親兄弟’居然大動干戈，而引燃紛爭的卻是一個叫穆罕默德的麥加商人。

*     *     *     *     *

穆罕默德（محمد Muhammad）出身沒落部族，早年父母與祖父都相繼過世，由叔叔照管。既然家道中落，他們也必須遠至印度洋、敘利亞、地中海做貿易維生。有人認為他不識字，所以可蘭經（القرآن Quran）不可能是他寫的；這種看法倒有破綻，穆罕默德從小沒機會受教育，但他絕不是不學無術的人，何況一個商人若不識字，被騙的機會太高，賠本生意可划不來。穆罕默德自述是在敘利亞第一次接觸基督教，根據可蘭經，他被一個神父稱為有資質、有慧根，這大概是鼓勵他信耶穌，不必深究。

可是接觸了基督教後，倒激發了他辨識貨物的本能。商人反應，自然會掌握貴重的事物。若把宗教當貨品挑剔，結論多半如下：基督教對末日、審判、永生的看法，是猶太教缺乏的，只是十架、罪孽、犧牲等論點不吸引人；而猶太教的神觀、天使、經卷、先知傳統，又是阿拉伯人所熱衷的，偏偏他們自認為是唯一被揀選的民族，竟很少有機會揚眉吐氣，反而屢次在國際間灰頭土臉，賣相難看。用商人的眼光來看，能截長補短固然好，但美中不足的是，這些仍是舶來品，仍與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沾不上邊。要推銷給自己族人，該怎麼改良包裝才好？

也許這不是他的出發點。從蛛絲馬跡可看出，穆罕默德在社會上有地位，又很給人面子，而且詼諧健談，是個值得信賴的成功商人。但回教畢竟是集合別人的宗教思想而成，為何非要言之鑿鑿地講成是麥加的山洞中，天使直接啟示來的？不過四十歲的穆罕默德，倒有一種異想天開的啟發：

（信道者、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和其他獨一神論教派信徒，凡信神和末日，並且行善的，將來在主那裡必得享受自己的報酬。他們將沒有恐懼，也不憂愁。——可蘭經·黃牛62節）

可想而知，早期穆罕默德倡導的新宗教，還持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肚量。阿拉伯人敬重猶太人，又覺得基督教是歷史的佼佼者；若有宗教能涵蓋雙方特長，應該兩者都能接受吧！只是事與願違，世上多的是互不相讓的標準。簡單舉例：假若家電用品的變電器規格有十五種，肯定會有人想把這些規格統一，然而這種新規格不但難以矯正問題，市面上反而增加成有十六種規格。阿拉伯的這個新宗教即使用意再好，結果也徒然添了一種新信仰而已。

公元613年穆罕默德首先傳給家人、遠親，然後往陌生人推廣。當時麥加畢竟沒有中央政權，更沒有司法機構，有錢有影響力的主要是部落酋長。早期踴躍信回教的，很多是奴隸階級，這對傳統宗教人士是一大威脅，對當時社會經濟也會礙手礙腳。穆罕默德本族用地位為誘，想打動他不要再傳；他卻不願懸崖勒馬，造成許多奴隸被殺，信徒被逼迫逃往衣索比亞。穆罕默德情急之下，便宣稱麥加所崇拜的三位女神是阿拉的女兒（這些話後來他自己收回，聲稱是魔鬼誤導），可是這只達到蚍蜉撼樹的效果，麥加的權貴仍不放過他，連自己族人都不願再保護。無奈之下，公元622年他與回教徒遷往麥地那，等於是被放逐。

麥地那其實猶太人不少，其中三個群體，財勢足以廣交自固。這對於回教有好有壞：好的是當地阿拉伯人已很接受猶太文化；壞的是猶太教與回教勢必針鋒相對。

說起來，這還第二次猶太教代人作嫁，為新宗教鋪路。第一次是翻成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已經在地中海一帶流通，等到使徒保羅抵達歐洲，水到渠成，基督教很快就被廣泛接受。這一次則是阿拉伯人逐漸由泛神論的傳統宗教進入獨一神觀，然後穆罕默德的啟示一播散開，立刻有許多人接受阿拉。倘若不是猶太教的觀念深植這塊土地上，回教只會曇花一現，消逝無踪；但正因為有猶太人的文化傳遞，所以穆罕默德稱以撒、雅各、約瑟、摩西、亞倫、大衛、所羅門、以利亞等人為阿拉的先知，並沒有人需要問這些是誰；他再把施洗約翰、耶穌、和自己都納入先知行列中，一個殊不相干的阿拉伯半島，居然與千里外的宗教文化歷史結合成連體嬰，實在有點畸形。阿拉伯人精神水平本來就落後他人，很容易潛意識地用新思想掩蓋自卑，而這種心態比基督徒更強烈：基督教是把猶太人的歷史當作自己的預表，回教則是把猶太人的歷史強佔為自己的資產。

猶太人大驚之下，豈能繼續袖手旁觀？不過要抗議這種文化侮辱，有誰理會？何況穆罕默德一到麥地那，就為城裡法律起草，表面上是各民族和睦相處，有難同當，實際上回教卻在鼓勵猶太人拋棄傳統，接受新信仰。許多猶太人首先就否認穆罕默德是先知，連對舊約聖經記載都不熟悉的井底之蛙，憑什麼來教導人？

於是穆罕默德抵達麥地那不到六個月，猶太教首次與回教徒衝突，甚至行刺穆罕默德沒成功。一部分猶太人被回教徒斷水斷糧，投降後財產沒收，還得離開阿拉伯。另一部分猶太人沒有正面挑戰，卻到麥加遊說權貴，請他們來制裁回教徒。那年，麥加派了萬人討剿麥地那，圍城近一個月。爭戰本非穆罕默德所長，何況這時他也年邁，整個回教的存亡懸於一線，沒想到猶太人又在後頭攪局，城裡不時有奸細混入，襲擊回教徒重要幹部。穆罕默德知道是猶太人搞鬼，卻對他們一籌莫展，只能一面派間諜混入外面包圍的麥加軍隊，一面祈禱奇蹟出現。奇蹟竟真的降臨。一陣罕見的沙漠風暴，吹得讓麥加的萬人隊呼吸困難，軍備盡失，潰不成軍地撤退。穆罕默德感謝阿拉之餘，旋即懲治叛徒。當天麥地那的猶太人，男丁全部被斬或是酷刑治死，婦女全部淪為奴隸。儘管如此，穆罕默德仍是憤怒難息，一改先前的口吻，反而說：

（信道的人啊！你們不要以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為盟友。他們其實是同黨。你們中間誰以他們為盟友，就是他們的一份子，阿拉必不引導不義的民眾。——可蘭經·筵席51節）

死裡逃生的他，再也無意用寬廣的心胸對待世界。他對反抗的人嚴辭有加：“敵對阿拉和祂使者，而且擾亂地方的人，他們的報應是處以死刑，或釘死在十字架上，或把手腳輾轉割去，或驅逐出境。這是他們在今世所受的凌辱；他們在後世還將受重大的刑罰。”原先回教徒是朝耶路撒冷跪地祈禱，從這次事件以後，他們祈禱的方向改為麥加。可蘭經之外的《語錄》中，穆罕默德對麥地那的這些猶太人一直無法釋懷，不斷罵他們充滿惡毒詭詐，與阿拉為敵，既懦弱又善變，既固執又自大，殺害先知，顛倒真理，永遠不潔淨，永遠被阿拉咒詛。說得要多難聽有多難聽。‘愛則加諸膝，惡則墜諸淵’的極端態度，似乎奠定了上千年的回教傳統。

環境會使人改變，人卻不認為是自己變了。今天有許多西方宗教家批評可蘭經偏激，也有許多清真寺的阿訇（領袖）強調可蘭經的和平思想；兩者其實都存在，只因為歷史過程，產生了兩片截然不同的經文。

麥加攻打穆罕默德失敗，顏面掃地，於是與他簽定和平條約，互不侵犯，但是偶爾還是難免摩擦。公元630年，雙方又撕破臉。這時穆罕默德勢力已足以抗衡麥加，而麥加依然群狼無首，自然毫不費力就被佔領了。大部分城民被赦免不殺，當然趕快皈依阿拉。之後兩年，穆罕默德的軍隊迅捷攻占整個阿拉伯，回教也成為阿拉伯人的共同信仰。【注：以麥加的規模大小，應該也有猶太裔定居，卻不知他們是否聞風而逃？或是被回教徒撲滅殆盡？史載無從考證。】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享年六十三歲。或許他統一阿拉伯的心願已了，臨死前又倡導，阿拉伯人與非阿拉伯人一樣平等，種族與膚色在神眼裡都不重要。他禁止以往阿拉伯各族血仇血報，既然同是信徒，就不必再爭執。對一個沒有共同國家，沒有共同信仰的阿拉伯人而言，這只算是唱高調；但有了國家信仰，這些話就不再是空談，而是建造未來的基礎。蓋棺定論，穆罕默德是成功的政治家，宗教是手段，統一才是真諦。沒有他，阿拉伯半島或許還沒有像樣的文化。

只是手段背後，對猶太人似乎有點忘恩負義。。。

青衿：秋盡江南草未凋

許多人都知道，古代波斯在數學、科學、醫學方面都成就非凡，甚至曾是世界之冠；沒有它，後代學術界大概無法進步神速。然而這些成就，並不是在公元前六世紀的開國時期出現，也不是在打敗希臘的塞琉古王朝後產生，而是從西元三世紀薩珊王朝起逐漸成形。接下來整個歐洲對知識排斥，羅馬所失，即是波斯所得。柏拉圖學院的學士，在Nisibis（今日土耳其與敘利亞交界）設立分院繼續授課；被天主教指為異端的基督教教派，紛紛在幼發拉底河畔重建聚會所，某些山區還有當年神學修道院；巴比倫的外郊有幾個馳名當代的猶太學院（Sura， Pumbedita， Nehardea， Pum-Nahara， Mahuza）；伊朗的伊斯法罕（اصفهان‎ Isfahan）曾有世界第二大圖書館，僅次於被焚燒的亞歷山大博物館；古代書珊城以南的貢德沙普爾（گندی‌شاپور‎ Gundeshapur）更是世界最早的醫學院兼綜合大學，建於公元271年，今日仍在（1981年被伊朗政府改名）。

這些尚不包括歷史未能存留的部分。巴比倫一帶學術鼎盛，學院星羅棋布，公元762年後新落成的巴格達（بغداد‎ Baghdad）又繼續領導中東學術界。那時東羅馬帝國、天主教正忙著鎮壓學術，哥德王國、蠻族各國的文化水平仍舊低落；相較之下波斯真是人才濟濟，叫後代歷史家不得不讚一句：“惟楚有材，於斯為盛。”

波斯的國教是拜火教，照例來講對善惡分明應該會看得比基督教還重，但實際上波斯和羅馬一樣注重實際。薩珊王朝期間也曾有一兩次‘護教運動’，但並沒有演變成剷除異己的風波。這對於希臘人、猶太人、非天主教徒是很關鍵的決策。客居異鄉的生活本來就很辛苦，但是只要子孫能活得比自己好，許多人犧牲再多也覺得值得。不過先決條件是：人必須相信這個社會足夠發展，足夠安定，足夠包容，不會把自己族群冷落在外。政府不一定要‘民有’、‘民治’，但‘民享’是絕對必要，因為外來民族要先能得到生活保障，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長處。

說得更坦白，要不是有外來移民，波斯也未必能成為當時的學術中心。希臘帶來蘇格拉底的辯證法、柏拉圖的本質追求、亞里斯多德的觀察歸納；這些對曾被希臘統治過的中東並不生疏，然而知道卻不代表能運用。希臘的思想偏於抽象；對其他文明而言，希臘人似乎總要把平凡的事物，用複雜的方式去想。比方數學中代數（Algebra）的觀念源自三世紀的亞歷山大，但對於已經有算學的人，這未免太囉嗦了，要算答案就去算，何必設定什麼未知數？可是若沒有代數，以後數學絕不可能進化。二十一世紀中學生普遍學習的課題，在五世紀的波斯倒是破殼而出的創舉；之後中東的數學一日千里，連歐洲語言中的‘代數’這個字都源自阿拉伯文。

相反地，波斯也提供了其他民族沒有的思想。羅馬重實際，只要有用的就照單全收；波斯也重實際，但講求的是行動證明。以醫學為例：希臘羅馬一樣有醫療界的師徒傳授，但希臘太講究新奇，而羅馬對病人的治療簡直五花八門，一下子用水蛭吸血退火，一下子用蛆清楚傷口；開刀後防止化膿的方法，用油、酒、醋、硫磺、樹脂、蘇打粉的都有，各地不一；大部分治療後醫師還會叫病人家屬去求神問卜，可說連醫師自己也沒十全把握。波斯對醫療的看法卻十分慎重：貢德沙普爾的醫學院會訓練學生幾年，然後分派三個病人作為試題，三個都醫得好才可以正式行醫。能通過執照考的人當然不多，但絕不會有庸醫亂開業。其他學科——天文、數理、建築、財務也如此；考過的人，即使出身貧賤也會飛黃騰達。假如羅馬強調的是秩序和制度，波斯強調的就是標準和審核；這比較類似中國的科舉進士，只不過波斯考的不是作詩填詞，正確答案永遠只有一個。

而除了希臘和波斯，影響當代學術界最多的還有猶太人。三股腦力激盪之下，撞出了彪炳千古的科學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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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自從第一次亡國，就以舊約聖經為精神支柱。這對於民族傳承是必要的，但長久下來還是會有固步自封的副作用——假若摩西五經沒談到，舊約先知沒論及，文士祭司們也絕不涉及。與希臘的外來文化抗衡時，猶太人已有幾分跟不上時代的跡象；基督教出現後，猶太人更面臨自信動搖的巨變。究竟神向世人啟示的有多少？舊約聖經以外的發展，到底算不算神的智慧？為何歷史選擇的不再是猶太人，而是希臘文明、羅馬政體、基督教普傳天下？

倘若是別的民族，這種內心掙扎可視為即將瓦解的徵兆；然而猶太人並沒有那麼脆弱，他們提出的答案是：舊約聖經的確涵蓋了神所有的啟示，只是人不能全盤明暸而已，所以需要教師（也稱拉比）繼續講解。這一來猶太教可以像其他文明一樣放膽談論哲學理學，卻不會貶低自己的根本信仰。不過很多人還是怕新的發展喧賓奪主，反而把摩西五經的傳統稀釋沖淡了。因此猶太教認定，這些拉比的講解只能口述，不能筆記；要做任何分析判斷，一定要回到舊約聖經的基本去找，不可依賴新潮流行的思想。這是他們堅持的‘綱舉目張’原則，而所有匯集的講解則成為後來的‘口傳律法’（משנה Mishnah，意思是溫習）。到了五世紀，猶太學者對於口傳律法又再補充，是為‘口傳律法註釋’（גמרא Gemara，意思是齊全）。這些附加的知識比起舊約聖經多了不止三十倍，內容更是包羅萬象：司法案件、哲學辯論、道德論、行為規範、金玉良言、童話故事、詩詞集、自然科學、醫療衛生、天文地理、數學、商業、政治、經濟、教育、語言文法等等（不過一般並不深入探討），偏偏所有新學問只能用腦記憶。估計每個學生得花上十到十五年時間深造，而每個學者腦裡至少有幾百萬節經書的容量。

其實雖然大家禁止筆記，私下記錄的仍有不少。後來曾有段時間拜火教趨於極端，對異教徒格殺勿論；猶太人為了防止知識斷層，大家通融，把口述傳統筆錄保存，一時竟有六十三巨冊，幾萬頁長的篇幅，人稱《塔木德》（התלמוד Talmud），是猶太教僅次於舊約聖經的宗教文獻。這些有很多是學生平日偷寫的小抄，居然在危急之際派上用場，倒是出乎宗教人士意外。

然而正因為有塔木德，猶太教才有持續發展的轉機。用幾個例子就可知道：當基督教還在解釋摩西律法的‘屬靈意義’時，塔木德已經指出，食物潔淨不潔淨的律法，是基於衛生條件，所以會囓咬死屍、會傳染疾病、容易腐壞的動物、鳥類、魚類不可吃，掉在地上的果實也是。近親不婚，是因為對胎兒可能有不良影響，不過懷孕時若接觸某些強烈藥劑，也會導致胎兒不健全。部分經卷甚至指出，生男生女比例並不因信仰虔誠而改變。在還沒有正式疾病學、基因學、婦產科的時代，這種充分的科學觀察，已經八九不離十，可圈可點。當時的教師甚至主張，如果孩子先天患了血友病，就不能讓他受割禮，以免流血不止而致死。這是對現實世界的認真肯定，而不是硬把現實塞入宗教原則的轄限。

更重要的是，若沒有口傳文明，猶太人是否還能繼續留名青史？恐怕不會。因為塔木德對猶太人的意義，比舊約聖經還深遠，畢竟它改變了猶太教對神的看法。舊約先知所談到的神，是行公義審判卻又施憐憫的神；但在塔木德中，神無所不在，所以自然界的一切現象也是神的作為，值得學習。換言之，猶太教不再只是哀嘆民族悲憤的狹隘宗教，猶太人開始以知識文化為使命，尤其鼓勵下一代在學術方面青出於藍。五世紀猶太群體中最熱銷的，是給孩子吃了變聰明的補品；將門出將，猶太父母只怕孩子不成材，一個文盲比一個窮人還可恥。這種心態在猶太社會中延續了千百年，我們甚至不必問，為何今日科學、工程、醫學、法學、金融界，猶太人竟多如過江之鯽，各個如魚得水、如虎添翼？他們的民族英雄或許是大衛王，但他們最效仿的偉人，卻是所羅門王。

那麼，到底猶太文化和希臘、波斯的差別在哪裡？在於記憶的訓練。

口傳文明會問世，誠屬偶然；但從小練習背誦這些長篇大論的孩子，不論是熟記死背，總是在增加記憶容量，同時也在培養專注力。不能專心的孩子，絕對不可能把深奧的句子背得滾瓜爛熟。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教育太死板，會扼殺孩子的潛能；實際上沒有訓練過的人，根本不會突然成為天才。如果一個學生只會注意精彩生動的課程，這不過是大腦的基本反射，和普通人對火災命案印象深刻也沒兩樣；單純的外在刺激，並不能達到教育的效果，更不會激發‘天賦’。世界上的確有人能過目不忘、過耳不忘，可是若沒有訓練過專心檢視一件事物、專心聆聽某人說話，然後迅速把這些資料記在腦海，哪能複製見過的東西、轉述聽過的言語？天才，不也在於九十九分的努力麼？

或許還是會有人問：記憶好，又有什麼差別？難道書籍是白寫的？沒錯，書確實能補人腦的不足，但‘書到用時方恨少’也是一般人容易面臨的問題。一個醫師手術時要判斷錯綜複雜的血管神經，難道還有空閒去翻資料查網路？一個律師要在法庭上唇槍舌戰時，難道還能去慢慢讀民法案例、細閱百科全書？每個專業人才，腦子裡都累積了無數知識資產，足備不時之需；記得多，當然不一定能靈活運用，但是記得少，絕對無法在那一行得心應手。

這就是猶太人比對其他兩種文明的最大優勢。在東羅馬帝國，儘管許多教會人士貶低猶太民族，一旦生病時卻往往先找猶太名醫。在蠻族統治的歐洲各地，猶太人擔任高官的也不少。在巴比倫，即使有希臘的抽象理論，波斯的學院栽培，猶太人教育出的精英子弟卻不亞於別人的水準。他們是沒有國家的民族，卻比有國家的人更受敬重，常出席薩珊王國的政經會議上，有些還獲得相當於王公貴族的禮遇，尊稱如同今日高等法官。

其實猶太人對中東的思想改變，不只是教育而已。猶太教相信神不分國界民族，塔木德又把猶太人演進成為世界性的民族。奇妙的是，正因為他們沒有國家，才終於懂得自由。他們對哲理的看法不再局限於宗教、傳統、民族：法律是根據每塊土地的需要而設立的，但是羅馬的慣例並不符合北歐，波斯的典章也不適用於埃及。那麼在各國的法律之外，是否仍有更廣義的規範可循？如果有，那麼環境因素影響多大？如果沒有，難道必須只選一種原則作為參考？這種想法無形中也被帶入科學研討。同類的植物，為什麼西班牙產的和巴勒斯坦產的，藥效不相同？固定的劑量成分，為什麼在法國藥到病除，在北非作用不顯？一樣開刀，為什麼有人恢復如常，有人卻生理失常？講求理論的人，似乎非把疾病歸納到什麼‘靈魂體’的學說或‘水火風土’四元素構造不可；但偉論太多，反不見效。理論固然可提供共通解釋，細節部分卻又似是而非，那這怎麼算真正的知識？真正做學問，既要明白什麼是統一看法，也要辨識什麼是不符合公認準則的現象，從當中學習經驗。分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沒有別人鑽研學術的便利，卻也減少‘天下皆知斯為善’的片面邏輯。天下之大，再普及的理論也不一定完全正確。十五世紀航海時代開始，歐洲人才體會到自己的準則並非世界共通準則；然而五世紀的猶太人，早已有這種世界觀。要接受世界，要先有虛懷若谷的心胸；而能夠見識多廣，對於科學精神是很有幫助的。

不過這也不代表猶太人獨占鰲頭。三股文明各有千秋，在兩河流域其實不相上下，甚至不斷砥礪琢磨，相輔相成。有識之士多半教無常師，既可汲取希臘變幻無窮的思想，又可接受波斯的實務教育，再加上猶太式的頭腦訓練、經驗累積，人類的精神智慧可說是發揮得淋漓盡致。不久還會加入兩股新的文明力量：印度的數字使用和阿拉伯的逍遙學派，相互爭輝之下，幾乎把當代中東的才智技能昇華了一大階段，基督教的歐洲簡直可望而不可即。

但在黃金時期來臨之前，中東的學術界還要先經歷南邊沙漠刮起的一陣宗教熱浪。

封閉：知識的退化（二）

公元438年的羅馬皇帝曾下聖旨：“我們特別命令那些自稱是真基督徒的，不可濫用宗教權力，用暴力對待猶太人和異教徒。他們在帝國中並沒有任何違反秩序的行為，也沒有不遵守法律。假如有任何基督徒以暴力對待和平居住的人，或是搶奪他們財物，必要償還所奪取的三倍或四倍。”

這道律令的存在，其實已顯示當年基督教對猶太人歧視有多重。偏偏法律內容籠統含糊，假若人都被打死了，還提什麼償還？而且立法立得太晚，帝國這時傾覆在即，就算有法律又怎能執行？羅馬帝國儘管注重秩序，對於當時基督教拔本塞源的極端行為，根本無法制止。當然，這並不代表五個世紀以來雙方相處關係惡劣，畢竟羅馬時代不能和今日相比：一個有競技場的社會中，暴力、蠻橫、不義的惡行早就不足為道；偶爾若有幾次種族衝突問題出現，也不代表猶太人被施壓了幾百年。公元212年的皇帝曾下詔保護，所有猶太人都算羅馬公民。公元327年起，君士坦丁雖然偏向基督教，但也只限制猶太人不能任官，不能購地，不能與基督徒通婚。公元361年掌權的皇帝不喜歡基督教，改讓猶太人恢復平等權利，還允許猶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可惜兩年後他戰場負傷，發炎而死，猶太人重建耶路撒冷的計劃也跟著胎死腹中。

然而基督教與猶太教關係惡化，實可追朔到猶太亡國後的過渡期。那時基督教是非法，仍不斷被逼迫；倒是猶太人聖殿被毀之後，各地會堂照樣運作。也因此早期基督徒往往在猶太會堂中尋求庇護。可是他們一面被保護，一面又傳福音，這讓猶太人很反感：我們看你們可憐才收容，你們怎麼恩將仇報，反過來妖言惑眾？基督徒其實也怕被猶太人連累，因為亡國後猶太人還繼續組織革命運動，若被捲入是非，後果不堪設想。於是兩個宗教基於不同動機，各自與對方劃清界限，基督教從此遠離與猶太教有關的傳統。

不過這又造成一層問題：要杜絕猶太的傳統，那舊約聖經算不算數？要知道以色列人是自上古傳承的民族，舊約聖經即使在希臘羅馬學術界也有不可磨滅的人文歷史地位；何況沒有舊約聖經，福音書和使徒書信所傳的，豈不都失去神聖的意義？難道要把耶穌視同其他埃及、希臘、土耳其異教的主神敬拜麼？為了解決這難題，基督教界用盡他們所能找到有利的預言，刻意強調教會才是亞伯拉罕的應許真正傳人，而猶太人是已經被先知們厭憎放棄的子民。

既然答案有了，剩下就簡單得多。基督教的知識份子開始努力捕風捉影，說猶太人背叛摩西、撒母耳、大衛、以賽亞、耶利米，是隨從其他假先知的邪教；換言之，猶太先知們的祝福都是針對基督教，咒詛都是針對猶太人。一份文書還不夠，熟悉希臘文的基督教分子，又筆走龍蛇，以量取勝地對信徒灌輸新‘觀念’。這種宗教狂熱所編造出的謊言，使雙方從此誤會仇恨更深，再也見不到對方的優點。在基督教中長大的下一代，更是根深蒂固地認為猶太人是墮落的一群，五毒俱全，連和他們住太近都會被玷污。

孟子曾說：“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這話並不全對；有些人並不是自己不懂還想去教別人，而是明明自己心知肚明，卻昧著良心誤導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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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有個術語叫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指的是一個組織群體中，個人決策受到眾人影響，反而容易做出比自己做決策時更極端的抉擇。畢竟個人決策，會盡量避免風險，以免自己受損；但身處團體中，風險減少，而群體內原本就存在的傾向，卻可以加強，使隱藏的偏見或極端的態度擴大到支配整個群體。

更危險的是，群眾容易錯認權威。物理大師Richard Feynman就曾說：“這時代講求專精。一個人即使在某方面有專長，其他方面仍是一知半解...一個科學家談論非科學的項目，也會和一個普通人一樣笨。”但是大部分人很盲目，只要是投資理財的高手、好萊塢的電影明星，連他所講的育嬰指南、營養偏方，都奉若神明篤信不疑，從未經過大腦辨別是非。名人、權威們也容易自我膨脹，被捧紅了一時，就沽名釣譽地大談自己外行的題材，把個人的偏見傳導給聽眾。

君士坦丁堡的主教John Chrysostom也是這樣的人。他在釋經學上的貢獻不可否認，但他還做了一系列講道，專門指責猶太人的‘罪惡’（今僅存八篇）。那時在敘利亞的安提阿，尚有相當的猶太團體繼續守猶太教的節期，吃猶太教規定的飲食；由於他們不去理會基督教各教派的教義紛爭，反而有很多基督徒加入他們，甚至有不少基督教婦女認為嫁給猶太教男子比較有生活保障。這讓主教很憤怒，嚴厲斥責：“你們身為基督徒，怎麼敢和那些讓基督流血的人聚在一齊，然後還來教會領受基督寶血的聖餐？”這話其實邏輯上漏洞很多，但在他積威之下可沒人敢反駁。主教還罵不夠，接下來一系列講道中，他不斷含血噴人，一下子說猶太人是狗種，一下子說他們的節期慶祝都是淫亂，一下子說猶太會堂是在開妓院做生意，一下子說猶太人身藏瘟疫要傳染全世界人。似乎自己言辭不足為證，他還亂引新舊約聖經，連跟猶太人無關的經節都拿來做補充。最後更以耶路撒冷被毀來強調，猶太人本來就是神的敵人、魔鬼的同黨，所以死有餘辜。以前被除，現在也該被除。被他這麼嘴尖舌頭快，教會中其他事不關己的人，也一齊響應君士坦丁堡的‘反猶太主義’；有些更把這些講道譯為拉丁文，讓西羅馬帝國也來齊心‘剿匪’。

以二十一世紀的觀點，最令人費解的還是基督教對他人的激昂情緒、強烈信念。像這類煽動，不過是用蔑俗的文句，雜亂的經節，再加天堂地獄的露骨形容，怎麼竟能使教會裡的知識份子一同被迷惑？這恐怕不止因為大家同感時代威脅、外患遽增、稅收益重，還有很大原因是教會越來越專制獨裁。不苟同教會高層人士的，等一下就被宣判是異端，剷除務盡。即使個人不同意教會的作風，又怎麼敢反對上級？

相比之下，奧古斯丁對猶太人就沒有偏激的態度；單這一點已可看出他比John Chrysostom有成熟的智慧。奧古斯丁寫道：猶太人和基督徒，都有相同的祖先亞伯拉罕，也都繼承相同的人性墮落。即使猶太人不識耶穌，他們仍被神選為傳承真理的工人。更重要的是，救恩畢竟是從猶太人來的；基督教實不該過河拆橋。這種雅量在當時基督教界可說罕見，連後來一千多年的天主教中也不多得。今日天主教為了洗清從前反猶太的醜陋形象，還特別抬舉奧古斯丁的作品。

可是否認，並不能改寫歷史；洗刷，也不能彌補錯誤。

羅馬帝國遷都君士坦丁堡後，已經沒有羅馬城的包袱，但是生存仍很重要。翻譯成帝國政策：徵兵徵稅抵禦蠻族是當急之務，不過決不能為了防禦而瓦解人民的向心力。基督教縱算得到肯定，仍受到內部教派與外來異教的威脅，也因此宗教與政治雖然目的不同，卻有類似的憂患恐懼。命脈相連，自也‘有權同享，有責同當’。當代法律好幾次禁止獻祭的事，不論是羅馬傳統宗教、猶太教、或是異族習俗都一樣，違者斬首。其他酷刑也有份。這無形中是在逐步強迫人民選擇：你們要繼續當羅馬人，就要接受‘正確’的宗教。

官方容許了，許多地方對猶太人更是手下不留情，有些還挑猶太會堂做箭靶，視為是自己為教會‘大發熱心’的證明。西班牙Minorca島嶼上，曾有當地主教得意洋洋地記錄自己召集幾個鄉里的所有基督徒，在安息日挑釁猶太人與他們談判。猶太人當然不願意，但見對方人多勢眾，來意不善，只好先退入猶太會堂。主教乾脆焚燒會堂，迫得猶太人開門投降；至於他們是否被強迫接受耶穌，不得而知。像這樣用武力恐嚇猶太人的下三濫手段，在當時卻有很多人鼓勵，猶太人竟是有緣無處訴；也難怪許多羅馬大城裡的猶太團體，短時間內都消失了。

其他異教被基督徒威脅的照樣有，甚至可能比猶太教還尋常，只是記錄不如猶太教來得多。埃及算是異教林立的地方（所謂異教也包括希臘哲學和艾西斯崇拜），從公元412年起，亞歷山大的教宗Cyril徹底掃蕩當地異教，他身邊甚至有願為耶穌而死的‘護教大隊’。這些隊員本是社會下階層挑選出來的，對付他人的手法也殊不光明正大。由於他們帶來太多驚恐，連皇帝都勒令他們隊員不可超過五百人。自從教宗上台後，整個亞歷山大城變得猶如全體戒嚴。城主向教宗抗議，認為宗教人士不該管世俗的事，結果被人打斷骨頭。猶太會堂自也免不了劫難。

挨打不還手的耶穌，不知對這種基督教暴行，感想如何？

當然，帝國廣大，各地還是有自治的角落，權貴們也不喜歡被中央干涉。即使政府嚴令，猶太教並沒有被消滅。根據零星史料，五世紀的巴勒斯坦，猶太教反而有復蘇現象。不過基督教對這些看不到的死角也不放過。下一個對異教痛下毒手的，是公元527年上位的東羅馬皇帝查世丁尼一世（Justinian I）。他竭力恢復羅馬勢力，甚至一度使東羅馬的版圖延伸到大西洋。然而他頒布法律，廢除君士坦丁寬容所有宗教的政策，改為信奉異教者死。由於地方權貴不一定服從中央，查世丁尼直接挑名勝古蹟，殺雞儆猴。土耳其多處古廟被毀；埃及所有艾西斯神殿全部關閉；死海南端一處古老祭壇被改為教堂，還刻上宗教勝利的讚美諛詞；所有哲學教師的執照被吊銷；雅典興盛九百年的柏拉圖學院，在公元529年被宣告解散。

上海文化作家余秋雨教授曾寫過：“蒙昧往往有樸實的外表，野蠻常常有勇敢的假相。從歷史眼光來看，野蠻是人們逃開蒙昧的必由階段，相對於蒙昧是種進步；但是，野蠻又絕不願就範於文明，它會回過身去與蒙昧結盟，一齊來對抗文明：外表樸實的對手和外表勇敢的對手，前者是無知到無可理喻，後者是強蠻到無可理喻。更麻煩的是，這些對手可能與已有的文明混成一體，甚至悄悄地潛入人們心底，使我們尋找時常常尋找到自己的父輩，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歷史。”

或許這是讀歷史最令人沮喪的地方。我們看得到羅馬滅亡之際知識退化、蠻橫不仁，但是追根究底，卻是誰的過錯？是宗教？是政府？是知識份子？是無知人民？或許大家都有責任，也或許世界改變得讓大家不知所措，結果以極端來掩飾內心的不安。但是一個燦爛文化所失去的，可能永遠也尋不回來了。

至於猶太人，聰明的他們一樣會尋求謀生之道。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羅馬帝國東邊，還有波斯的薩珊王國，在宗教迫害的期間，許多猶太人和柏拉圖學院的眾學者，已經逃往東方，在幼發拉底河邊一個被遺忘幾百年的地區，設立了那時代的常春藤聯盟。

封閉：知識的退化（一）

                    人類的歷史，錯誤多如汪洋，只偶爾有幾處朦朧的真理可找。
                                                    --- Cesare de Beccaria，意大利法學家(1738 - 1794)

奧古斯丁是理想主義者，然而他所期待的世界並沒有出現。眾所皆知，西羅馬滅亡後取代而起的，不是神的國度，而是長達一千年的中世紀（Middle Ages），也通稱歐洲黑暗時期。所謂的黑暗，指的是文化的失落、學術的遺忘、傳統的銷毀。從蘇格拉底時代八百多年來，希臘學術的繁盛，居然在中世紀消失得一乾二淨，甚至到文藝復興時歐洲才又重新認識古希臘的學術巔峰之作。一個人走錯路，沒什麼奇怪的；但一大群人類集體墮落，究竟怎麼了？

歷史上文明消失通常是長期影響，短期發生的知識退化並不常見。但也正因它罕見，所以總在人心留下深刻烙印。中國的焚書坑儒（和近代的文革）、埃及亞歷山大的博物館被毀、中東巴格達的圖書館被蒙古帝國燒盡、中美洲阿茲特克文明自毀歷史文獻、意大利的‘虛榮之火’、西班牙的宗教判決、德國納粹焚書，都是令人髮指的事蹟。其他禁書的法令，比方許多共產國家嚴禁宗教文物，許多基督教國家排斥‘不道德’的作品（百年前還包括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許多回教國家抵制西方思想等等，一樣是文明的枷鎖。只是和文明的火葬相比，已經小巫見大巫了。

那麼，難道羅馬末期的人特別厭惡知識？難道哥德人、日耳曼人、匈人都見不得別人好，恨不得根除一切希臘文的學術？其實不盡然。對於這類的文化‘致命傷’，我們很難特別歸咎於一項原因。政治的改變，會讓固有的傳統消失；經濟的衰退，會使原先有能力送孩子上學的父母放棄計劃；戰爭會造成人口頓減，間接讓文化傳承後繼無力；若是語言不通，人要溝通都來不及了，根本沒時間去體會詩詞、話劇、演說、辯論的精華；若是生活背景相差懸殊，人要學習磨麥、製輪、造橋、煉鋼就有困難了，哪有閒暇去理解什麼三角函數、原子理論、邏輯矛盾、共和政體？

更重要的是，文化流傳並不是自發的現象，孔子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個人所修習的尚且如此，何況是千百年累積、千萬人傳承的文化？問題是，亂世中要傳遞文化並不簡單：一方面學生分心，學得也少；二方面政治壓力大，蠻族國王們自己大字不識，對那些文縐縐的討論難免反感；三方面社會頻頻出現‘學術無用論’的說法，即使知識份子再努力，也無法與時代巨流抗衡。當時在東哥德王國統治下，曾有學者Boethius努力留下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文獻，自己也為哲學、科學、數學、天文、幾何、音樂等科目做一些整理。可惜他被誣告處死，後來也沒有其他學者繼承遺志；天主教封他為殉道聖徒，然而他的作品在黑暗時期的教會中未曾流傳，文藝復興時代他才被尊稱是‘最後的羅馬人’。這種讚揚實在令人汗顏，即使後代推崇他勇氣可嘉，一樣沒意義，畢竟到此時文明已經斷層千年之久。

不過一般西方歷史學家認為,整個歐洲封閉的最關鍵原因，卻是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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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很常說一句‘Sapientiam sapientum perdam’（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這句話出自舊約聖經，原是預言猶大的毀滅；到新約時代使徒保羅又引申為神的道勝過世上的智慧；然而從此教會裡卻不斷有人以偏概全，認為除了基督教，其他文化都不值一哂。

這種扭曲的想法大概每個宗教都有，只是份量問題。剛開始發展的信仰，是在逼迫中成長，所以擯斥其他思想也不無道理：既可算是宗教上的‘保護政策’，也可以安慰患難中的信徒。可惜到了君士坦丁鼓勵基督教時，本來被藐視的信仰現在終於合法，許多基督徒反而自大起來。我管你是名聞遐邇的學者，只要你不認同我，你就是在鼓吹‘人的智慧’，阻擋神的道。結果宗教的自由竟變成縱虎出匣，不只是偏激的主教慫恿信徒焚燒非宗教書籍，連教會裡也為了神觀不合而拼命拉攏皇帝做靠山——成王敗寇，贏的是國教，政府還免除稅收；輸的是異端，所有典籍盡皆銷毀。君士坦丁之後，不同皇帝偏向不同教派。暴力之下，幾乎每個教派都有失喪的斷簡殘篇，連天主教的教父作品都大半失傳。

爭真理，爭到最後，怎麼大家一起野蠻？

奧古斯丁儘管遠居北非，但他寫作廣傳，影響範圍龐大，恐怕也難以獨善其身。他的意見往往被天主教用來攻擊東方各教派，他自己也不排斥這種‘品牌推銷’增加知名度，只是他絕不用希臘文做教義辯論，算是一種消極應付。對於大部分信徒，奧古斯丁建議不要太好奇，太追根究底地探討教義，否則恐怕會迷失自己。沒想到他的話被斷章取義地說是不要對其他學問好奇；中世紀神學家更變本加厲地認為，對世界的好奇，就是出於魔鬼的引誘。這個結論未免下得太離譜，而更離譜的是，走上了歪路，居然也沒有人敢質疑。

希臘從軸心時代開始，一直不斷精益求精、青出於藍，這和他們對知識學問的看法有關。埃及、巴比倫的文明往往著重權威，學生沒有資格反駁老師所教的；希臘卻不認為個人的智慧足以囊括一切學問，即使老師也可能出錯。敢不敢承認錯誤，實事求是，就是學術探討的首要課程。因此學生必須先了解老師的觀念，再進一步提出自己的見解剖析，甚至推翻突破老師的論點。希臘文化並不像中東注重傳統、羅馬強調秩序。辯論在雅典社會中不止被容許，還被鼓勵。這種教育制度說亂確實很亂，但假使柏拉圖一百個學生中，出了一個亞里斯多德，那總比訓練一大批只會朗誦‘詩云子曰’的跟班有進步的可能。諾貝爾醫學獎得主Albert Szent-Györgyi曾講過：“發現，在於看了大家所看過的事物，卻想出沒有人想過的疑問。”唐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而毀於隨。”就算是博古通今的學派，若只因襲前人，不另出機樞，早晚會被埋葬。

初世紀基督教受到希臘文化影響，倒沒有劃地自限的態度。他們雖有保羅書信，但信徒並不因此認為保羅已經是最具權威的啟蒙導師。的確，保羅的書信有許多重要觀點，但是他演繹歸納類推反證的手法，其實還不夠慎密，比起希臘的學術論文，或羅馬的演說修辭，都稱不上一流。第二世紀的教父作品縱使駁雜不純，品質不一，畢竟是提出自己額外的見解，而不是一如既往地重述使徒遺訓，辯證方面也比保羅細心得多。他們會做出聖靈論、嗣子論、三一論的假設，其實仍然是根據福音書再進一步分析。柏拉圖主義本來就教人可以用理性去分析世上絕對的‘善’（也稱為‘道’logos，Λόγος），早期的基督教又把這觀念昇華成‘新柏拉圖主義’：從使徒約翰提出‘道成肉身’的觀點以來，基督徒中的知識份子也竭力用理性探討耶穌的本質。

然而見解的分歧，並不是教會願意接受的現象。希臘學者們對真理的研討很客觀，論事不論人，而且也願意承認自己的推理還不夠充分，甚至兩邊可能都有錯誤，足以相互學習。許多教會人士卻沒有這番雅量，畢竟人討論宗教時都難免感情用事，即使自知辯不過人也要義正詞嚴。希臘文化從不認為真理必須捍衛，因為真理像艷陽光芒萬丈，無法遮掩；宗教人士卻要拼命捍衛真理，因為真理是靠自己傳播，沒有妥協的餘地。

或許每個宗教都會面對這種排外的心態，但是倘若信徒清心寡欲，倒也不影響其他文化發展。偏偏四世紀末的基督教被升格成國教，相對地教皇們也認為有救全世界靈魂的神聖使命，更有主宰信徒奉獻與國家稅收的‘重責大任’。金融政治對教會的腐蝕性多強，不需多言；但現實永遠是不留情面的。有權的教派，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更攻擊其他政敵是魔鬼的工人。奧古斯丁的老師安波羅修，雖然善於管理教會，但他也是不擇手段的野心家，為了把天主教的‘正確性’普及全帝國，連煽動、媒體、造勢、操縱輿論都敢做。他的目標達到了；更好的是，西羅馬教會裡的知識份子被他批鬥倒了，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文盲信徒，多半也不諳拉丁文，要控制、要洗腦、要敲詐都容易得多。

但比起別人，安波羅修已經很正派了；其餘做盡醜事的大有人在：之前提過，東羅馬有主教以皇帝為靠山，大肆搶劫其他教派的教堂；亞歷山大有主教慫恿信徒去殺人焚書。希臘、土耳其到中東各地的阿波羅神廟，一一被打碎，改建成教堂。中世紀基督教傳入歐洲各蠻族的領域，伴隨的也是籠絡酋長、狐假虎威的強逼政策，信奉傳統宗教的都會殺頭。有傳說今天德國的椒鹽卷餅（Pretzel）其實本來是圓的，日耳曼人原是做來祭拜太陽；但為了怕基督教懲罰，才改為今天的形狀。而這些只是中世紀初期的現象；越進入黑暗時期，假借宗教名義行惡的越多。

美國恐怖作家H. P. Lovecraft寫道：“把一群有極度強烈宗教情操的人聚集在一起，保證會出現犯罪、變態、瘋狂等黑暗病例。”從歷史看來，此話不假。

更極端，也更複雜的心理情結是：第五世紀的基督教開始歧視猶太人，甚至到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西方基督教界中還有很多人抱持‘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耶穌本來就是猶太人，基督教也在巴勒斯坦誕生，為什麼從第五世紀開始，教會卻一面接受舊約聖經，一面又勸皇帝廢除猶太籍官員、禁止猶太教傳播、甚至褫奪猶太人的羅馬公民戶籍？

（待續）

幕垂：明日如何？

                    晉風日已頹，窮途方慟哭。
                                                        ---李白《古風》

對羅馬衰亡史還要補充幾點：

一、既然哥德人如此強悍，為什麼當時還會被中亞草原的民族趕往多瑙河？哥德人的背後是匈人(Huns)，今天匈牙利人的一部分祖先，當時分佈中亞到西伯利亞之間。有人認為匈人就是中國史上的‘匈奴’，但從兩地遺跡的基因鑑定並不能證實。中國北匈奴西遷，比歐洲匈人出現早了280年。有些匈奴部落講的是突厥語系；而匈牙利話只與俄國烏拉山語系有淵源，與天山瀚海一帶的民族語言毫無聯繫。兩者關係是否只是名稱接近而已，尚無定論。不過正式講起來，中亞的游牧民族並沒有很明確的分界，一個民族之內也往往沒有直接的血統關係。有的只是語言相同，活動範圍相近，有的甚至沒有酋長，所以很難用今日的角度分析。歐洲對匈人的記載：1）他們精於騎獵，2）他們會用刀劃俘虜敵人的臉，讓刀疤終身不去，3）他們把生肉放在大腿與馬背之間壓軟了吃，4）他們不願住房屋——匈人不像哥德人東西稀少，便於遷徙，而是他們根本居住在馬背上、出生在馬車裡——對匈人而言，進入土造的地方，猶如進入墳墓。這和後代蒙古人、韃靼人的習慣幾乎沒兩樣。未來蒙古軍事武力如何，當年匈人想必也不弱。

二、既然哥德人如此強悍，君士坦丁堡怎麼還撐得住？這其實有軟硬兩面：東羅馬先引進阿拉伯的傭兵來對付哥德人，以毒攻毒，一時倒也沒有落敗。等到哥德人士氣冷卻一點，東羅馬皇帝又特別向哥德人招安，讓他們當羅馬的士卒將領，給他們薪俸反比一般士兵還高。這固然可以讓戰爭停止，但是其他士兵心理總會不平；而哥德人摸清楚羅馬脾性之後，更開始腳踏兩條船：今天穿亞麻長袍與大臣們平起平坐，明天又換上獸皮襲擊帝國重鎮。西哥德王國的首任國王Alaric就是如此：他懶得替皇帝戍邊，自己帶哥德人洗劫了希臘半島上雅典、斯巴達、哥林多等地，結果懦弱的皇帝不但沒有派人討伐，反而派他擔任巴爾幹半島西部行省總司令。公元410年，‘總司令’又明知故犯，再度帶領哥德人攻陷羅馬城。儘管後來西羅馬的軍隊重新收復羅馬，整個帝國已經元氣大傷；之後到滅亡，羅馬也不再是西方的首都。

三、既然哥德人如此強悍，何以歷史上名聲不響亮？這問題比較複雜，因為羅馬對那時代記載有限，但是它很像中國的五胡亂華時代：百餘年間北方各族問鼎中原，在華夏各地建立數十個大小強弱不等的國家，間而破壞了中原的政治經濟架構。西方也一樣。本位主義的羅馬人不喜歡去了解其他民族，敘述不詳；然而歷史學最常用的，是德文的Völkerwanderung（民族大遷徙）一字，因為那時除了哥德人和匈人，還有盎格魯人、薩克森人、朱特人移往不列顛群島；法蘭克人遷入法國；蘇維滙人搬到西班牙、葡萄牙；弗里斯人到荷蘭；勃艮第人到丹麥；倫巴第人到奧地利；斯拉夫人到俄國；格皮德人到摩爾多瓦；阿瓦爾人到波蘭；阿蘭人到羅馬尼亞；保加爾人到保加利亞；日耳曼人建立大小邦國；汪達爾人流動各地，甚至從西歐轉至北非發展。加上東羅馬有阿拉伯、兩河流域、埃及的其他民族，到公元700年以後，連東羅馬帝國都只剩下希臘與土耳其的部分地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了，繼而取代的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的局面。

美國哈德遜畫派名家Thomas Cole曾繪五幅油畫：《蠻荒》《田園》《全盛》《毀滅》《衰亡》，共稱《帝國的歷程》，用的就是羅馬的經過。山水不改，物是人非。這是很令人感傷的閉幕式，尤其羅馬再三被摧殘，到最後大家都不忍再看。公元476年西羅馬消失時，歷史僅剩抽噎啜泣，嗚咽無聲。

不過，有人會因為惆悵的夕陽而黯然神傷，卻也有人因為羅馬的終結而心靈覺醒。

* * * * *

四世紀末的教會，出現了許多偉大的神父；他們幾乎都是知識份子，也致力把基督教的哲學基礎做總整理。哈德良堡戰役後不久，耶柔米(St. Jerome)花了二十多年完成拉丁文通俗聖經譯本（Vulgate，武加大譯本），讓不識希臘文的信徒也可以聽懂；法國的馬丁(St. Martin of Tours)在修道院與主教的工作之間徘徊，讓想追求清修的人有地方可去；南意大利的本尼狄克(St. Benedict of Nursia)創立了西方修道院制度的第一份標準；土耳其的三位重要神父（St. Basil of Caesarea, St. Gregory of Nyssa, St. Gregory of Nazianzus）結合了教會中的神觀探討與柏拉圖式的分析，卻不因哲學而忽視了救恩；君士坦丁堡的主教St. John Chrysostom為新舊約的釋經學做了相當貢獻，讓白紙黑字變得生活化、個人化；米蘭的主教安波羅修(St. Ambrose)則是當代著名的拉丁教父，他既有管理教會的才能，又曾接受律師教育，因此把修辭、辯證的演講方式活用在講道中。

一個時代會出現這麼多基督教學者，並不偶然。這些人不是因基督教被定為國教而大發熱心，畢竟政府公定某個宗教，反而會讓這個宗教安於故俗，溺於舊聞，停止長進。這時代的基督教卻完全相反：他們會有不懈的熱忱，正因為羅馬在走下坡。猶太人是亡國後才編定舊約聖經；但是羅馬尚未淪亡，基督教已經開始探索明日將如何。一個時代要過去了，他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他們能做些什麼？別人還在萎糜不振時，他們已經把心志活力投入基督教文化的發揚光大。基督教甚至在為整個帝國重定坐標。

而這些知識分子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奧古斯丁是北非行省希波的主教。這不算什麼崇高地位；基督教尚未成為羅馬國教前，單單北非行省就有七百位主教。但是奧古斯丁的著作倒令人咋舌；他自己估計寫過九十三本書（還少算了二十多本），三百多封書信給其他教會，另有五百多篇平時講道被記錄下來廣為流傳（他一生大約講道八千多次）。當年曾有人驚嘆：“以奧古斯丁讀書之多，很難想像他還有時間寫作，而他寫這麼多，更難想像有人能全部讀完。”當然，若只是以量取勝，就不值一提了，不過奧古斯丁是融合了初世紀以來的作品，再加上個人的見解，終而創出‘集大成’的論述。可以說從使徒保羅以來，他應該是對基督教影響最深的人。

歷史對奧古斯丁偏見很深，而且總來自沒讀過他作品的人。他的《懺悔錄》(Confessiones)可說是西方歷史上第一本自傳，然而許多不學無術的人根本不了解，拉丁文Confiteri的意思是‘見證’而不是‘懺悔’；換言之，這本書是他的《見證集》，內容包括他人生的一部分，還有絕大部分是以天地萬物來見證神的偉大。稱之為懺悔錄已經很誤導了，後來竟有人加油添醋，說他年輕時代生活放蕩淫亂，接受主之後才改邪歸正；其實根本亂講。奧古斯丁從小博聞強記，愛好羅馬文物，尤其對古羅馬演講家悠然神往；他十一歲就到學院深造，十七歲去迦太基專攻修辭學。他真正讓母親難過的，大概只有他比較不認同天主教，而是認同靈智派學說；即使這一點也不能說是道德淪喪。學院中多的是不檢點的年輕人，奧古斯丁卻沒說自己真的有不良記錄；他和一個女子共度十三年，生有一子，雖不是結婚，倒也不是亂搞關係。羅馬對社會等級一向分得很嚴，他們可能不能正式結婚，但這種非婚姻的‘婚姻’當時教會仍然承認。何況奧古斯丁的興趣是在學術方面，不是在放縱情慾；他之後到羅馬、米蘭等地深造，甚至在安波羅修之下繼續鑽研講道學。對他而言，真理是沒有止境的追逐，他也樂此不疲。這一點從他的自傳應該很清楚，偏偏膚淺的人拼命要無中生有，想入非非，從平凡無奇的記錄中惡意渲染。

然而奧古斯丁對當代最大的衝擊不是他的自傳，而是《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那時羅馬帝國面對危亡，很多羅馬人開始認為從君士坦丁起，整個帝國就是因為信奉基督教，捨本忘祖，才會危機四伏；也就是說，基督教是導致衰敗的罪魁禍首。一般人不辨菽麥，會相信這種誤解也不為怪，但是要如何扭轉這種看法卻不容易。難道要說是神在考驗羅馬帝國，最後必定否極泰來？公元413年奧古斯丁寫此書，並沒有用安慰的方式，而是開門見山地強調：羅馬本身不是永恆的，它道德的衰退本來就會自取其禍。但是世界有兩個極端：一個是地上之城，一個則是神的城。羅馬會毀滅，歷史早已註定，畢竟它已經朽木不可雕；然而另一個城卻是真金不怕火煉。

這種看法在當日也不算別出機杼，今天更是了無新意，為什麼一本書會有如此影響？真正肇因可能是當時教會的政治化，讓奧古斯丁都感到失望。基督教既已成為羅馬國教，教會與帝國關係也日漸扭曲，主教們各自藉用政治關係為自己添加利益、剷除對手、謀職升遷。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並不是在向信徒解釋歷史的宿命，而是在說服自己：神與世俗並沒有合作的必要；人民或許先入為主，認為羅馬帝國是歷史唯一的贏家，但是歷史之前是什麼？之後又是什麼？

‘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奧古斯丁把羅馬的歷史重新審視：世上的國度，即使文明再高，仍舊是不完美的。古羅馬詩人自稱羅馬是為了天神的正義而創設的；奧古斯丁卻不甘示弱地引歷史強調，羅馬從起初就是稔惡藏奸的所在——凡是世俗的機構都不可能達到完全正義。當然，羅馬有知識文化，也有殘酷不仁；有明哲皇帝，也有宵小之輩；有教會發揚光大，也有道德醜惡面；它不是地上之城‘巴比倫’，也不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任何文明都有人的污穢，而會被毀滅的也是這份自私貪婪惡毒。他把救贖論推演至全人類世界，結論是：最後審判就是在為社會去蕪存菁，留下真正神的國度。

他所說的是神的國度，不是教會。他有生之年曾經多次用犀利的言辭，斥責羅馬教皇所寵信的人所講的‘偉論’。要分析教義並沒什麼不對，但是有權力的人往往強迫所有人接受他們的意見；這是奧古斯丁最反感的部分。基督教的教義本來就不容易消化，大家見解不同，才需要圍在一張桌子徹底地討論，不是麼？可惜他直言並不能改變任何事，儘管他的著作能影響許多主教，對教會政治卻沒有幫助。一個天昏地暗的時代，不止整個帝國進入癌症末期，連教會也在枯槁。美國神學家Reinhold Niebuhr說：“文明死亡之前總是拼命向自己證明自己多麼永恆不垂，甚至為了證明自己有多堅強，反而破壞了社會秩序。”

那時代的信徒，其實都認清了這現象；有的逃避，有的獨善其身。但是羅馬滅亡的前後，居然還有許多神父在牧養信徒之餘，又積極地留下自己的心血，以待來人。即使不能改變世界，也不能卑劣地度過短短一生。奧古斯丁的講道中有句勸慰：“人總說：時代惡劣，時代艱困。但我們應該努力好好地活，因為我們就是時代——我們如何，時代就如何。”

也許能做到這一點的人不多，不過這確實是每個人在亂世中所能追求的目標。或許世界的枷鎖太多了：土地財產的保障、社會的安定、宗教的權威。人給自己多重緊箍，以為這就是生命的意義，到最後只是自欺欺人的假象，在蠻族的侵襲之下根本經不起考驗。唯有拋開這些世俗的枷鎖，人才能返璞歸真。奧古斯丁沒有祈禱國家不滅亡，只祈禱自己能明白神在歷史中要做什麼。他的作品也許對後代而言都太過深奧，但是至少他個人已經找到了人生的呼召，也找到了回家的途徑。

他，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