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子：野地的百合（三）

假若耶穌的事蹟只到釘十架為止，那麼根本不會有人記得這名字。羅馬軍兵每年釘死不少人，多一個耶穌，何需掛齒？然而逾越節之後的星期日，有婦人到耶穌的墓地，竟說耶穌的屍身不見了，而且有天使告訴她們，耶穌已經復活了。門徒訝異之餘，也親自去證實；真的是‘昔人不知何處去，此地空餘墳一座’。就在大家議論紛紛時，耶穌居然出現在他們面前，還告訴驚慌的門徒：“你們何必懷疑？看我的手，我的腳，的確是我。”

基督教最讓人爭議的疑問，莫過於耶穌復活一事，到今天還有不少人認為這是無稽之談。畢竟：一、當時見到耶穌復活的，多半是鄙夫愚婦，難以採信。二、福音書對耶穌平時記述很多，復活後的記述卻很少，甚至有的版本記載不全。三、耶穌復活後來去無踪，四十日後又升天，無跡可尋，更無法證實。四、據一般經驗，人死不能復生；休克後又恢復的或許可能，被判酷刑而死的，豈還有命？五、許多文明古國都有不死的傳說，古埃及有生命之符，中國有《莊子》以來的神仙，印度有《往世書》，又有瑜伽（亦即長生之道），佛教有菩提，希臘神話有許多凡人轉化成天上的星宿——但是傳說終究只是傳說，死亡仍然是人的終點。既然從這些理性觀點來看，耶穌復活不可能，很多人也就加添其他可能性，用來解釋為什麼基督教會有這樣的記載。

不過只用這樣的邏輯來看，畢竟有失公平。倘若耶穌復活的事純屬騙局，那麼當時的使徒們何必據理力爭？保羅大約公元55年前後寫過：“耶穌在第三天復活了，還出現在彼得面前，接著出現在十二使徒面前，然後又在五百人面前出現，這些人大部分至今還活著。”他的整段‘復活宣言’講得斬釘截鐵，但為什麼保羅會這麼強調‘五百個證人’的存在？只因為當時的人雖然對耶穌傳講的道理有興趣，卻不能接受復活的事。

更坦白說，從十架到復活的這一段故事，對於要聽道的人實在是很大的絆腳石，對於要傳播宗教的人也不是很值得誇口的事。如果要編造故事，何必編一個有關罪犯的死刑？何不編一個更驚天動地的神話，或者乾脆說耶穌沒死就升天？這不是故意讓自己傳福音失敗麼？保羅也承認：“猶太人要神蹟為證，希臘人要尋求智慧，但我們傳的卻是被釘十架的耶穌，這對猶太人而言是冒犯，對希臘人而言是愚蠢。”換言之，不管是任何時代的基督徒，要講述耶穌的事蹟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那麼大家又為何要繼續傳揚？我個人認為，歷史記載中若有令人難堪尷尬的片段，極可能才是最真實的部分。基督教也不例外。在羅馬統治下，使徒們傳耶穌，可視為一種恥辱，而他們後來被稱為‘基督徒’原也是出於別人的譏笑；但是他們既然忍辱傳福音，甚至為這福音赴湯蹈火，那麼我們還是必須設想，他們傳的耶穌復活可能確非虛構。

當然，還是老話一句：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再多的辯證反駁、折中論點也是枉然。既然談歷史，基督教的產生絕對不是虛構，而基督教與猶太教變得涇渭分明，也是不爭的事實。那麼為什麼兩個宗教會從此劃清界限？難道只因為耶穌不是猶太人所等待的彌賽亞？他們不久之後也等得心碎了。或者是猶太人根本不相信有永生？那也不可能。曾經讀到猶太人安息日的禱告有一段：

（Baruch atah Adonai elohaynu melech ha'olam asher natan lanu torat emet ve'chayai olam nata bitochaynu.）翻譯是：‘讚美我們的神，宇宙的主宰，賜我們真理，給我們永遠的生命。’不只如此，猶太人的墓碑上多半有四行字，最後一行ה"ב"צ"נ"ת是簡寫（tehe nishmatah tzerurah bitzror hachayim），原意是：‘願他/她的靈魂與永生相連。’更清楚的是許多猶太小孩的搖籃曲，也被當做輓歌，歌詞大約是：‘求神讓我們睡得安詳，也求神讓我們到預定時再起來。’

可以說，猶太人其實也深信有永生，況且舊約時代的先知還曾讓人死裡復活；保羅後來被審判時就曾說：“我現在受審，是為盼望死人復活。”按理而言，基督教與猶太教所追求的，目標完全一致。但是耶穌被他們釘了，而基督教的道理，他們也無法接受。心裡的枷鎖打不開，原因何在？

* * * * *

不論是耶穌當年的猶太人，或是今天的世人，我們往往都活在憤世嫉俗與極度絕望中。施洗約翰的艾塞尼派不斷告訴人民，社會將毀、世界將滅；奮銳黨不斷標榜更血腥暴力的舉動來反抗羅馬；文化上，猶太人不像希臘是矚目焦點；政治上，猶太行省缺乏自主權；經濟上，猶太已經近半世紀毫無建樹，除了聖殿奉獻，民間用的全是羅馬的貨幣；連在宗教上，法利賽人與撒都該人還互相指責彼此的不是。雖然並非社會亂象層出不窮，許多猶太人對自己的存在早無半點自信；外表上雖然排斥羅馬人、厭惡希臘人、疏遠以東人、鄙視撒瑪利亞人，其實心裡最不滿的卻是自己。

然而在這充滿風涼話、冷眼看人生的時代，卻不知哪裡來了一個耶穌，而他的出現，也是個悖論。用現代術語來形容，耶穌醫病趕鬼的故事‘太假了’，世上哪有這種爛好人會免費為你服務？恐怕是另有企圖吧！也因此他行善，就有人說他是仗著鬼王趕鬼；他拜訪稅吏，就有人說他是好酒貪杯的人。更有人認為這個拿撒勒人能有什麼作為？之前多少‘彌賽亞’，竄起得快，消失得也快。沒想到加利利海一帶的信徒越來越多，之後居然還有那麼多耶路撒冷城民歡迎他，讓那些預測他會失敗的人全部乾瞪眼。有人崇拜他，有人敵視他，有人想效法他，有人想陷害他；不論反應如何，耶穌對當時猶太社會文化衝擊性不小，他所帶來的，正是現代人常說的‘反主流文化’。

猶太人的‘主流’，就是人對現實的茫然，對社會的悲觀，對自己未來的消極。其實不只是猶太人，世上大部分的‘主流’文化都令人低潮。這也難怪，人年紀越大越容易感嘆，受騙越多的越不敢希望，受挫越多的越無法開懷。因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是個很嚴苛的地方，走錯路的就要承擔錯誤的風險，失敗的就要肩負慘敗的代價，遇到意外的也一樣要接受不幸的安排。一個決定，可能讓人變成奴隸；一場災變，可能讓人終生殘廢；一點瑕疵，可能讓人永難抬頭。世界如此冷酷，人也就必須用冷酷保護自己。久而久之，大家不再抱持任何熱情，不再做任何努力，甚至連別人的善意也要潑冷水，別人的費心也要凍結封殺。

而耶穌給人的，正是反其道而行。瞎眼的可以重新看見；瘸腿的可以重新行走；長痲瘋的，可以重回人間；被社會棄絕的，可以重獲關懷；被惡鬼纏身的，可以重見天日；要被石頭打死的，可以得到原諒；要被風浪傾覆的，可以重享平靜；要為兒女哭泣的，可以見到子女復還；要死在十架上的，可以得見樂園。迷羊的比喻中，即使是一隻走失的小羊，牧人也努力去尋回；浪子的比喻中，即使放蕩不孝的兒子，父親還是喜極而泣地擁抱。洗禮，不只是除去污穢，也是從水裡重生；聖餐，不只是紀念耶穌的死，也是與神重建關係。把這些加在一起，耶穌其實一直不斷讓人了解‘重新開始’的重要性；這是一種與‘主流’文化相反，甚至類似理想化的做法。世界所認為不該存在的‘仁慈’，耶穌卻使它發生在世上。天國不在遙遠無際的夢想裡；天國就在人心裡。

西方社會對這觀念體會得很徹底，也因此‘重新再來’(re-)成為拉丁語系裡最普及的字首，單是英文就有上千字。不過對於相信永生、盼望復活的猶太人，這觀念也不陌生；至少他們曾經被擄又歸回，曾經亡國又重建。只是在耶穌那時代，這種期望已經被淡忘了，或者被認為無足輕重了。

然而耶穌的這種反主流，並不單是多給人一次機會，否則佛教豈不也勸人‘放下屠刀’？後代甚至有《了凡四訓》說：“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可是這只是內心自發的改變；人生不如意事，通常並非改變心境就有用。殺人的不因痛悔過去就可以無罪開釋；破產的不因鼓舞自己就可以解決問題；得癌症的不因放鬆心情就可以躲過死亡。假若調適心情就可以化解一切，世人又何必悲觀絕望，又何必冷嘲熱諷？

因為耶穌給人的，正是無救中的拯救，溺水中的浮木。沒有路了，神才開路。沒有盼望了，神才賜人希望。

但也因為他賜予人的，正是許多人所不願意再面對的，所以對他的反感油然而生。醫治殘疾或許一般法利賽人做不到，但是耶穌醫了病人，法利賽人反而來挑骨頭：你怎麼能在安息日治病？你怎麼能赦免別人的罪？其實法利賽人大可廢除無聊的安息日規條，也不必讓病人自以為罪孽深重才病入膏肓。這兩點其實都是他們能力可及、舉手之勞的範圍。或許猶太的宗教人士也感覺得到，自己所做的實非仁善，但是即使個人有良知，還是要面對太多傳統束縛、外在壓力，讓他們不敢或不願採取行動。那麼，別人所做的，恰是我本來該做的，也就是天經地義的事，為什麼我反而心裡不痛快？答案是：我們或許知道問題在哪裡，但是自己卻沒有動手；既沒有動手，就變得更頹喪更懊惱；等到我們看到別人成就了我們其實做得到的事，我們反而把對自己的失望轉移遷怒到別人身上，因為別人揭發了我們的怠惰、推卸、不負責、缺乏自信、一事無成、枉費日月。這種微妙卻危險的潛意識，恐怕連控告耶穌的文士、審判耶穌的祭司長，也從未察覺。

也因此他們譏刺說：“你救了別人，怎麼不救自己？你何不從十架上下來，我們就相信你？”這發問也不無道理，耶穌若不能自救，我們還信什麼？畢竟歷史上有為人捨命犧牲的烈士，世界卻不見得因為他們的犧牲而改變；他們的死，頂多留下感人的故事，卻無法讓人類脫離絕望困境。保羅就說了：“假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傳的都是枉然。”

假若耶穌的事蹟只到釘十架為止，那麼我們也不必再看了，因為猶太人已經殺了耶穌，終結了自己的宗教，罪孽深重，染血的手也永遠洗不淨了。但是耶穌的復活卻改變了這結局。如果一切能重來，人是否願意選擇另一條路？如果一切能重來，人是否願意接受天國？假若耶穌沒有復活，這些問題都沒有意義；假若耶穌只是捨身成仁，那麼人再怎麼悲慟，也無法挽回已犯的錯誤。但是耶穌回來了，人類才有機會再去認識神，才有機會再修復與神的關係。固然有人會繼續守舊地憤世嫉俗，繼續徘徊在消極絕望的邊緣，不過也有人終於打開心門。不久之後，彼得在耶路撒冷向眾人傳揚耶穌，有許多人為了彌賽亞被釘十架而懊喪無比，然而也因為耶穌又復活，讓他們受洗歸主。

野地的百合，被人踐踏，被火焚燒，仍然重新盛開，純潔芬芳依舊。

人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主流所倡導的直路，一條是自由的崎嶇之路。直路是猶太教叫人小心翼翼地循規蹈矩，然而他們承諾的永生卻無法兌現；崎嶇的路是耶穌叫人重新開始，人一樣可以重蹈覆轍，不付諸行動，繼續在消極的社會中憎恨自己，也可以選擇跟隨耶穌，尋求盼望。重新開始，並不是承諾絕對能進入永生，對當時世界的千百萬猶太教徒而言，也很難知道宗教上的自由能通往哪裡。但是除非他們願意嘗試這條崎嶇的路，否則他們永遠只能在傳統的醬缸中繼續浮沉。

美國詩人Robert Frost寫的名句：“林中两條岔路，/我選擇了行人少的一條，/人生從此全然兩樣。”猶太教與基督教，至此是分流了，但是卻不是林中兩條岔路，倒比較像是兩座高聳的山嶺。這邊許多人站在猶太教的山頂上，看到另一邊耶穌所在的山峰光彩奪目，卻無法跨過深谷抵達那邊；卻也有人因為耶穌的復活而相信。這信心，就如同神給他們翅膀，讓他們飛越山谷，親眼見神。

而他們選擇了這一條路，再也不會回頭了。

神子：野地的百合（二）

羅馬共和的最後參議員Cicero曾說：“沒有比民眾更無常的。”在公元30年的耶路撒冷，這句話實在是一針見血。逾越節前的星期日，耶穌騎著驢駒，在眾人的歡呼聲中進城，才五天後卻在眾人的狂怒中被判釘十架。人群歡唱，因為大衛的子孫彌賽亞來了；人群憤怒，也因為耶穌自稱是彌賽亞。短短數日，心態上居然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倒真是令人震慄。

有關耶穌的死，文學音樂藝術電影作品已經不少，而神學論文也浩如煙海。然而我個人在意的卻是：讀到耶穌受難，我們會直覺性認為他是被‘莫須有’的罪名判死刑。但是以歷史而言，猶太人畢竟也是重視法律判決的民族，難道就這一次是破例枉法亂判？這番驚天動地的裁決，是否真的不合邏輯？

耶穌受難之前總共受審四次。第一次是大祭司的岳父（也是前任大祭司），捉到人之後先開始刁難，質問耶穌傳了些什麼道理，看看有沒有把柄可讓他們借題發揮。不過質詢是假，恐嚇才是真；只要被審的人流露出恐懼、忿恨、慚愧、惱怒的情緒，要從這弱點下刀就易如反掌了。可惜耶穌卻回答：“我所傳的都在公共場所講，沒有在私底下講。何必再問我？何不去問聽見的人？”旁邊的人見他不肯就範，乾脆先賞他耳光，仗勢欺人地說：“你敢藐視神的大祭司麼？”耶穌還是不被激怒，不做無謂的口舌之爭。審不出個名堂，只好交給現任大祭司。

第二關的大祭司該亞法(Caiaphas)就比較難纏了，因為大家心裡有數，要定耶穌的罪其實不容易。然而有司法經驗的大祭司，可不像他岳父一樣草包；好比職業律師，他事先已經做好準備，然後逐一傳呼證人出庭。當然，證人多不一定有用，但是即使是誣告，證詞多了，一般民眾也會產生懷疑。《東周列國志》有‘曾參殺人’的故事，連曾子的母親也誤信謠言。相同地，那晚在猶太公會中，本來滿心歡迎耶穌的人，一下子也不知該相信哪邊。大祭司的最後殺手鐧當然是耶穌自稱是神的兒子，但是在這壓軸好戲上場之前，他還先加了一道更煽動民意的罪名，就是耶穌預言聖殿毀滅。

到底耶路撒冷的聖殿，對當時猶太人有多重要？正確來說，聖殿是獻祭、禱告的地方；然而在公元初世紀，耶路撒冷的聖殿也是中央銀行、地方繳稅、和收納奉獻的所在。猶太人這時已經失去自己的國家，因此聖殿成為他們唯一的精神象徵。公元41年羅馬皇帝Caligula下令要敘利亞提督在耶路撒冷聖殿增設神像，居然有近萬猶太人跪在聖殿前請求撤旨，寧願集體被殺也不願聖殿被褻瀆；後來因為皇帝被刺殺，事情才沒惡化。不到十年後，猶太人在守逾越節的期間，有個羅馬士兵背向聖殿，用臀部做個不雅舉動，結果被猶太人圍毆而死；根據當代史家Josephus的記錄，只因一個白痴的行為，一時蜂擁暴動、軍隊鎮壓、竄逃時被踩死的竟有三萬多人。羅馬人統治迦南地將近一世紀，自然也很清楚猶太人對聖殿有多執著——甚至連一般爬上殿牆做維修工作，都要猶太長老們同意才行，未經允許擅自攀爬的還會被活活燒死。偏偏耶穌進聖殿，第一件事就是潔淨聖殿，推翻兌換銀錢的桌子，把牛羊鴿子趕出聖殿。這等於是干涉耶路撒冷的金融運作，雖然看熱鬧的人叫好，一般民眾恐怕會覺得他太過輕率。果然有地位的猶太人立刻來興師問罪：“你憑什麼這樣做？”耶穌的回答更是出人意表：“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重建起來。”這句話對猶太人未免刺耳，難道耶穌是在咒詛聖殿麼？猶太民族現在沒有君王，沒有國家，難道連聖殿都要失去，變成一無所有？

換言之，大祭司審判時，先用聖殿為引，再公然問耶穌，是否承認自己是彌賽亞，最後‘大驚失色’地高喊：“這人竟敢藐視神，該死！”人民也一致怒罵，耶穌的確萬死莫贖，人人得而誅之；其實他們的憤怒不是因為耶穌自稱是神，而是因為內心更深層的恐懼。大祭司畢竟很能揣測人心，佈局完美又合乎法律：對猶太人而言，一座聖殿比一位彌賽亞更重要。沒有耶穌無所謂；沒有聖殿豈可原諒？

這正是任何宗教最大的隱憂。出發點是神，走到後來卻本末倒置了。

* * * * *

第三個判案的是希律·安提帕。耶路撒冷的總督是彼拉多，但是耶穌既是加利利人，掌管加利利的安提帕王當時也來拜訪，彼拉多一來順水推舟，二來總不能讓客人失面子。安提帕王早已風聞耶穌之名，既有機會當判官，當然希望耶穌在自己面前顯個神蹟。無奈耶穌不賞臉，安提帕王自討沒趣，又轉給彼拉多。

到目前為止，審判都在猶太人眾目睽睽之下進行，唯有第四審是在羅馬的衙門內。猶太人認為進入羅馬場所是污穢，為了避免無法守逾越節，只站在衙門外。按照道理，彼拉多應該是要藉用翻譯官才能問耶穌：“你是猶太人的王麼？”沒想到翻譯官還沒開口，耶穌竟用帝國通用的希臘文回答：“這是你的看法，還是別人的敘述？”彼拉多家境不差，也受過相當的教育，在這塊‘野蠻’的土地上居然有人能用希臘文與他溝通，訝異之餘，自然也不再把耶穌當一般無知市民看待；只是對方言語犯禁，彼拉多還是回駁一句：“你當我是猶太人麼？敢對我這麼講話。”不過好奇仍在，又追問：“是你自己的同胞和祭司長要處死你，你到底做了什麼？”耶穌卻沒有正面回答，反而轉個角度說：“我的國不在這裡，甚至不屬這世界，否則為何沒有臣僕為我而戰？”彼拉多說：“那你真的是王？”耶穌說：“你說我是王，這話沒錯。我是為真理作證才來到世上，而屬於真理的都會聽從我。”彼拉多聽得一頭霧水，這人的話玄得像個哲學家，越講越偏，但是一方面要判案，一方面也有興趣聽聽他的論點，所以又問：“真理是什麼？”

或許有人說，這哪像在判案？簡直就是學派中的師生問答。倘若彼拉多有時間，接下來應該還會更精彩；可惜衙門外猶太人嚷叫得越來越大聲，彼拉多只好先出去平息眾怒，說：“我查不出這人有罪。”他這時也猜得出整件事來龍去脈，不外乎宗教人士的嫉妒，只是祭司長要借他之手名正言順而已。他個人倒對這案件模棱兩可，既沒主張判死刑，也沒希望釋放耶穌；不過以羅馬人的‘務實精神’，彼拉多還是政治掛第一。為了討好猶太人，彼拉多先與民眾交涉，提出的條件是釋放一個奮銳黨被逮捕的人物，想必這群暴民不會拒絕。這其實是故意在猶太人面前做公關，給他們一點甜頭，猶太人比較不會造反，自己的政治生涯也不致於今年泡湯。另一邊，彼拉多叫人把耶穌毒打一番，打得滿身是血，慘不忍睹，然後示眾說：“你們看這人。”意思是，這人我已經懲罰了。這是身為總督，對人民有交代的官僚做法。猶太人的要求，羅馬可不算敷衍塞責。

無奈眾怒未息，猶太宗教界仍執意要耶穌釘十架。按理只有反叛羅馬的才會釘十架；耶穌的事是猶太人內訌，哪需要大興干戈地把十架搬上場？彼拉多也煩了，說：“你們不會自己去釘他？”這也是實話，之前猶太人自己要治死什麼人就處死，何必每件案件都要羅馬經手？猶太人卻回答：“他自稱是神的兒子。”言下之意，這不是芝麻蒜皮的民事訴訟，否則我們何必來找你？

彼拉多一驚非小，趕緊又回衙門問耶穌：“你是哪裡來的？為什麼不告訴我？難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左右你生死麼？”這句話已經有點像是在用權威掩飾內心的顫慄。希臘羅馬的傳說中，天神常出現在世上，所以人民不敢掉以輕心，免得不識抬舉；結果彼拉多居然叫人鞭打耶穌，這下子該當何罪？耶穌卻回答他：“除非天賜你權柄，否則你又怎能辦我？不過那些起訴我的猶太人，罪比你更重。”這等於默認是‘神的兒子’了。彼拉多不敢再問了，只好設法看如何開釋耶穌。

猶太人大概也覺得剛才那句話講錯了，眼見彼拉多驚惶失措、投鼠忌器的樣子，再要強迫他判耶穌死罪恐怕難了。一計不成再生一計，猶太人立刻對彼拉多說：“你若釋放這個人，就是不忠於凱撒。”其實羅馬神明眾多，這時進入帝國時代，奧古斯都·凱撒也被尊拜為眾神之王的化身。猶太人這麼說，是給彼拉多一個藉口；不過對彼拉多而言，這卻是給自己做賊心虛的矛盾情節一個安全下台階——凱撒也是神，耶穌也是神；如果為了一個更重要的神，因而對另一神無禮，那就情有可原，不必內疚了。心意已定，彼拉多立刻修改劇本，趕快彌補對凱撒的失敬，更積極地慫恿百姓：“這是你們的王，我可以把他釘十架麼？”群眾在祭司長和羅馬總督的雙重鼓吹之下，也齊聲高喊：“殺了他！除了凱撒之外我們沒有王！”慫恿夠了，彼拉多才裝出一副‘予不得已也’的白臉模樣，在人民面前洗手，表示‘弒神’這件事他沒有參與。

或者可以說，四次審判都不算蒙混過關，但實際上每個法官都不想負責。因為比起神子，他們寧可選擇權勢、傳統、神蹟、政治。人類社會往往暗潮洶湧，再崇高的宗教也是小人物主持的，而大家虛偽的面具下，仍舊醜陋庸俗，仍舊自私自利。外表是為宗教狂熱，內心卻完全無視神的存在。

人，就是這麼齷齪。

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有一段寓言故事，說耶穌再次來到世上，在西班牙的一個小城鎮醫病趕鬼教導人，突然大批士兵前來捉拿他，將他綁去監獄。那天晚上，當地主教到監獄拜訪他，問耶穌說：“你為什麼要來？你難道不知道，人要的不是福音，而是神蹟、奧秘、權威？這三點我們天主教已經帶給了世界，我們根本不需要你，你的存在反而破壞我們的職分。所以我們還是要把你再釘一次十架。”

讀過那段寓言故事的人，都會為這麼露骨的‘宗教宣言’而震愕，但是仔細一想，這的確是人心寫照。縱使有訓練完備的聖職人員，無懈可擊的神學系統，肅穆莊嚴的殿宇儀式，人還是找不到神。也可以說，正因為這一切都做得漂亮，人民最後見樹不見林，只看到肉眼可見的宗教，也誤認這些才是宗教的本質，大家必須誓死保衛。耶穌曾指出當時猶太教短視盲從的弊病：“無知瞎眼的人哪，什麼是大的？是金子呢？還是叫金子成聖的殿呢？是禮物呢？還是叫禮物成聖的壇呢？”

更廣義地說，什麼是重要的？是大祭司、聖殿、神蹟、文士拉比、舊約經卷、教派之爭、愛國情操？還是千百年來不斷帶領猶太人的神？什麼是基本的？是華麗的教堂、筆挺的西裝、優雅的音樂、感人的慈善、盛大的佈道、快樂的團契、完美的事工？還是讓這些變得有意義的神？

耶穌也知道世人的眼睛已經被蒙蔽了，所以在受難之前還特地為門徒洗腳，晚餐時又拿起餅與杯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這是我的血，為你們流的。”語重心長，卻正是在告訴門徒，宗教的根源在哪裡？人和神的關係究竟該如何？猶太人儘管願意為傳統宗教赴湯蹈火，卻對眼前的耶穌視若無睹。這難道真是神所要的麼？耶穌說：“我不稱你們是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稱你們是朋友。”朋友，是建立在認識、誠實、信任、關懷的基礎上，不是迷信盲從、權威地位、利害關係、巧言令色、社會期望的基礎上。神並不是要我們無言地接受代代相傳的香爐祭壇，而是要親眼見他，親自體會真理。

真理是什麼？彼拉多沒有得到答案，後代許多人也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內心猶如荊棘蔓生，尖刺密布；他們或許自稱是真理的捍衛者，真理卻被他們扎得遍體鱗傷。最後晚餐時，耶穌曾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出賣我了。”門徒愣住了，一個一個問他：“主啊，是我麼？”

或許我們偶爾也該問自己：是我麼？我是否也在扼殺真理？我是否也成為那種要宗教不要神的人？

公元30年四月七日星期五，耶路撒冷郊外的各各他山上，十架矗立。當年亞伯拉罕曾在這裡獻上兒子以撒，現在則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在這裡親眼目睹耶穌斷氣。十架上釘了一塊木牌，寫著‘猶太人的王’。但是他們並不在乎，因為每個人潛意識都知道，死是一種遺忘。今天名聲再響亮的人，一旦離世，也會被世界淡忘。不管對耶穌的判決是對是錯，反正明天還是一切依舊。

歷史，就用墳墓的巨石，永遠掩蓋起來吧。。。

（待續）

神子：野地的百合（一）

          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馬太福音，約公元75年所著

潮漲潮退，春去秋來，不知曾幾何時，加利利海邊出現了一個傳講天國的人。傳講天國不稀奇，那時已經有施洗約翰在呼籲民眾悔改，並非創舉；奇的是，這個人沒有空談美好的夢想，卻用實際行動把絕望的人重新扶起。他沒有強調嚴以律己的宗教哲理，卻憐憫接納了許多社會所唾棄的敗類。他沒有用家世、學識、權勢來號召信眾，卻用感人的神蹟說服懷疑的人民。他沒有鼓吹世人去為他赴湯蹈火，卻走在一般民眾之間醫病、趕鬼、施恩、祝福。更奇的是，他似乎沒有涉足政壇的經驗，卻對政敵的攻擊周旋有餘；他似乎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講的話卻比許多文士學者都有深度。他的話沒有華麗的辭藻，可是連以色列公認最有智慧的所羅門王，詩詞箴言都遠不及這個人偶然的一番話。

對於這個名叫耶穌(Jesus)的人，當時世界實在摸不著腦袋。他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會出現在這時代這地方？很多人認為他是先知，畢竟以前有許多先知都行過神蹟；不過大部分的先知都與世隔絕，耶穌這一點與他們倒也不相似。不止如此，以當時宗教派系而言，要說他是哪一種人都很難。艾塞尼人認為神的忿怒已將要降臨，所以開口閉口總是滅亡的事；耶穌雖然接受過施洗約翰的洗禮，但他所教導的卻是心靈的成長更新，而不是戰戰兢兢地等待審判來臨。法利賽人認為宗教上思想開放，對人民是好事；但耶穌卻斥責他們妄自擅改猶太教的律法，還表裡不一地假冒道貌儼然的正派人士，將一般視為不潔淨的人徹底驅逐。撒都該人認為傳統宗教沒有的就不該添加；耶穌雖然也捍衛傳統，但他又講述天國地獄，還讓死人復活過，甚至預言聖殿的拆毀與重建，幾乎是正面和撒都該人作對。奮銳黨人想推翻羅馬統治，耶穌卻倡導挨打不還手。本位主義者覺得除了猶太人皆非善類，耶穌卻不排斥其他民族，還為他們施行治療。禁慾主義者認為多吃一塊肉都是污穢，耶穌卻不拒絕別人請宴。享樂主義者追求衣食精美，耶穌餵飽幾千人的曠世神蹟，卻只提供尋常不過的粗糙食物。唯物主義者看重金銀財產，耶穌卻用比喻勸人，與其自己富足，還不如對別人多伸援手。機會主義者想要進入這團體裡不勞而獲，耶穌卻又講了許多玄之又玄的大道理，讓不想尋求天國的人自動知難而退。

換言之，雖然耶穌的言行人人可見，大部分民眾卻都見其貌，聞其言，不識其人。

不單是當代人對他一頭霧水，後代很多人也對耶穌一知半解，甚至以偏概全，把耶穌改造為自己想要的模型。可蘭經認為耶穌是第二十四位先知（穆罕默德是第二十五），可是回教徒只重視耶穌行過神蹟，連他智慧的言辭一句都沒提過。中古時代學士認為耶穌教導的是信心勝過理智，反倒幾百年來在文化思想上退步很多。十字軍時代的Francesco d'Assisi自覺耶穌啟示的是要過得清心寡欲，於是一生活得像乞丐。歐美革命時代，烈士們認為耶穌所提倡的是博愛的精神，拿破崙甚至說：“亞歷山大、凱撒、查理曼、和我都用武力建立國家，耶穌卻純粹用愛建立國度。”雖然這話不無道理，但是他們未免太選擇性地闡釋聖經，其他的反而沒再細讀。人道主義興起時，許多人把平等當作耶穌最寶貴的教訓，還為了這理想發動過許多社會階層的鬥爭；儘管解放黑奴不是壞事，‘人權平等’並不等於耶穌所傳的，至少內容就已經相差懸殊。科學精神普及後，許多人把耶穌的道德勸語當作至理名言、生活座右銘，其他有關天國的道理卻視同廢話。印度的聖雄甘地曾對西方人士說：“我喜歡你們的基督，不喜歡你們這些基督徒。你們一點也不像你們的基督。”這句話固然值得人深思，然而非暴力反抗的甘地，真正崇拜的只是‘愛你的仇敵’那一句典範；雖然能做到這一句就已經不簡單，但耶穌講的絕非僅是仁恕之道，剩下的甘地卻未能接受。

耶穌有一次問門徒，大家認為他是誰？眾說紛紜，結果只有西門彼得(Simon Peter）說：“你是彌賽亞，是永生神的兒子。”

* * * * *

彌賽亞？大衛的子孫？是他？這答案在當時大概沒幾個人相信，驚愕之餘，搞不好很多還要大失所望。畢竟每人心裡一把尺，眼前這人跟想像中的救主差太遠了，怎麼可能是真的？其他的門徒不用說，連為耶穌施洗，這時被下監獄的約翰也質疑：“你真的是我們等待的人麼？”不過更難接受的是後半句。耶穌自己家鄉父老，看這孩子從小到大，怎麼也不相信他的‘特殊身份’，難道他瘋了？法利賽人更是無法容忍耶穌，居然被稱為‘神的兒子’也沒否認，還不時‘赦免’罪人，簡直輕狂傲慢，褻瀆得太過分了。就算是要妖言惑眾斂財，打這種不實廣告也該被掌嘴，否則法利賽人臉往哪裡擺？

更何況歷史上自詡為神的，除非生下來已經是帝王法老，不然幾乎都沒好下場。在這塊曾經為宗教大肆殺戮的猶太地上，縱算耶穌行過多少神蹟，要自認是神的兒子，那可不是一般人敢信口開河的稱呼。民間或許有無知之徒，迦南地的拉比文士、經學家的門生徒弟，慕名前來聽道的也不少。你既敢大言不慚，就要敢拿出證明，敢為這頭銜負責。否則在各教派競爭之際，誰會把一個自大狂當真？在猶太人與羅馬人互相濺血之時，哪還有你容身之地？

但是耶穌還是照講不誤。古今中外所有言語夠份量的人，恐怕沒有一個敢說類似的話。釋迦摩尼沒有自稱是佛，摩西沒有自稱是耶和華，穆罕默德沒有自稱是阿拉；耶穌卻自稱：“我與父原為一。”釋迦摩尼只說自己是尋找真理的教師；耶穌卻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孔子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耶穌卻說：“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穆罕默德說：“除非阿拉恩蔭，否則我沒有指望。”耶穌卻說：“除非你們相信我是基督，否則必要死在罪中。”

講得更直接一點，耶穌並不只是在傳揚福音；他自己就是福音。他並不只是給人吃飽；他說：“我就是生命的糧。”他並不只是讓瞎眼的看見；他說：“我是世界的光。”他並不只是教人得救的門路；他說：“我就是門。”他並不只是為信徒設立牧師；他說：“我是好牧人。”他並不只是讓死人復活；他說：“我就是復活；我就是生命。”

這是歷來所有文士、拉比、祭司、法利賽人所不能提供的答案。他們只能說信奉猶太教的，神必拯救；卻不能像耶穌，叫世人因他得救。

世人雖然期待過，盼望過，也想像過神出現在人間的可能性，但是想像中多半帶有震懾性的權威。其實不用神親自出面，單是皇帝出巡就已經讓老百姓恐懼得魂不附體。可是耶穌自稱是神，卻是如此平易近人，讓周遭都不時忘記他並非凡人。他可以一開口斥責風浪就使加利利海平靜，但不多時又親手治療村莊裡的病人，還讓孩子們到他面前來，一點架子也沒有。很多人把他當名醫看待，不論到何處都有人想求他醫治；然而西元初世紀的醫療技術實在不怎麼高明，就算全羅馬帝國最出色的名醫，恐怕都不如今日一個醫學院學生。古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雖然對臨床醫學貢獻甚多，但理論錯誤仍不少；再加上當時沒有麻醉（鴉片等藥物千金難求，連上層社會都不一定買得起），任何燒烙、開刀、截肢的治療，都要把病人五花大綁，忍痛被折磨後又沒有消毒，病人往往不治還好，治療後反而十天半個月必死。可是耶穌到處醫病，碰上的未必是尋常疾病，舉凡癱瘓、瘸腿、肌肉萎縮、駝背、水臌（肝腎等內臟疾病的徵兆）、皮膚病、失明、聾啞、精神錯亂、嚴重高燒、甚至婦女隱疾都有，以今日醫學都不可能達到‘藥到病除’的成果，耶穌卻讓他們‘無藥自癒’，而且立時見效。這種能力太超乎想像，連今日讀新約聖經的人也會懷疑，是否寫福音書的人誇大其詞？然而就另一角度而言，假若這些神蹟只是串通、騙局、安慰劑，勇於前來求醫的人恐怕都要大失所望，而西洋鏡拆穿後，信徒也會大量流失。那麼是否後來傳抄聖經的人加油添醋？這也有困難，畢竟寫福音書的時間距離當年不算遠，得到醫治的很多還在世，並非百年後才有人假稱傳說。況且以後來基督教的發展看來，西元初世紀就已經傳播迅速，根本不需要後代渲染。耶穌的醫治可說是說服力最強，最讓信徒得安慰的‘福音’，也因此曾有在宗教上與他作對的人，孩子有病時還是低聲下氣去求耶穌。

儘管如此，耶穌所要醫的不只是身體。病人的痛苦，還包括被親友離棄的無助，被社會鄙視的羞辱。即使身體沒有病，大部分人心理仍顯病態：高傲、自義、貪婪、嫉妒、仇恨、邪惡、恐懼、自私、懶惰、生活忙亂、心靈空虛、不敬父母、不愛鄰舍。種種社會症狀，都是耶穌醫治的目標。有人秉持宗教至上的觀點，甚至把宗教法加諸於所有百姓身上；耶穌卻指出“安息日是為人而設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而生的。”有人惟恐天下不亂，千方百計要引發猶太與羅馬的衝突；耶穌卻說：“凱撒的東西該歸給凱撒；神的東西該歸給神。”當時信從他的很多是下層的窮人、不潔淨的病人、社會不齒的稅吏妓女。有人認為耶穌實不該與這些‘罪人’為伍，畢竟他們的處境本來就是神給予的懲罰；耶穌卻講了許多比喻，要叫人明白，即使這些‘罪人’也是神寶貴的子女。這固然是讓被貶低的人能夠抬頭，也是讓發言的人檢討自己高姿態的譴責心理。曾有人抓一個紅杏出牆的女人，來問耶穌要如何治罪？耶穌卻回答：“你們中間誰沒有罪的，可以先拿石頭打死她。”看熱鬧的眾人，被他義正詞嚴的話教訓得一個一個走了，然後耶穌告訴女人：“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諸如此類饒恕的道理，到兩千年後的今天，還是讓很多人感動得潸然淚下。明朝思想家李贅說：“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耶穌所做的，幾乎有如以色列的先祖猶大——猶大是挺身保護家人的獅子；耶穌則是挺身保護罪人的獅子。

世界本來就是個冷漠的地方，活得越久，就越司空見慣，把沒人性的社會視為理所當然。但世上再冷冽的環境，一樣有生命散發熱量；再枯寂的荒漠，一樣有百合可以盛開。迦南地這塊火燒過血灑過的泥土，或許當時人潛意識中，已經不寄望它能再有任何作為。可是或許正因為心如死灰，才能復燃；正因為望穿秋水，才能親眼見神；正因為放眼盡是殘破，才能打開心門尋找天國。被擄的猶太人曾預言：“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言下之意，神來到世上並不是要殺盡仇敵、燃燒全地、恣意降福降災、讓眾人叩首膜拜、讓天下成為他的腳墊。神來到世上，世人不認識他，他仍將恩典毫不保留地賜給人類，讓聽他言語、見他行為的人，徹底相信他真的是彌賽亞。

可惜，很多人從一開始就存了偏見，不願以他的言行做判斷；即使見了他言行，還故意扭曲；即使無法扭曲，也不想領受恩典；即使領受恩典，卻仍不相信；即使相信，卻又未必誠實接受。平心而論，世人無論信不信神，若是神真的走在世上，大概都會想去見識一番；然而見識之後，人又會做什麼？縱觀往後的歷史，猶太人是設法把耶穌局限在傳統宗教範疇中；希臘是將他哲學化研討；羅馬是利用他名義鞏固帝國；歐洲是把他降為一種典型文化；美國是把他當商品來賣；今日世界各國則是拿他作箭靶，從政治、教育、科學、媒體、宗教界多方抨擊。神在眼前卻棄如敝屣，直如入寶山而空回；現代人如此，兩千年前古人也如此。

神子來到世上，竟受如此侮辱，連許多門徒都抱不平。耶穌卻沒有動怒，只說那些缺乏信心的人不幸，仍舊繼續救其他人，繼續傳講天國的道理。可是他不計較，別人卻看成是他好欺負。何況善人遭禍，似乎是古今常例。既然猶太人無法用詞鋒奚落耶穌，那麼下一步自然會採取更惡劣的行動。

花開花謝，懂得珍惜的有幾人？

（待續）

寂夜：我們究竟在等誰？

公元前4年，希律因難纏的疾病去世。雖然恨他的人很多，他在位期間猶太人卻從來沒有暴動過。政治是很現實的學問。希律草菅人命，卻也懂得興修水道、設城築路、開闢良港，發展巴勒斯坦的民生；他徵稅要錢過分，卻也知道要鼓勵礦業、鑄造業，甚至猶太壟斷死海瀝青的市場（當時造船業防水必用）；他不喜歡宗教人士，卻也派遣法利賽人建造以色列先祖的祖墳，又重修聖殿，給人民做點‘善行’補償（今日聖殿山遺留的哭牆，其實是希律時代建造的）。種種工作，證明希律實在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既有暴君嗜殺的鐵腕，也有長治久安的眼光。即使有再多的人憎惡希律，他的政績還是很值得看。

不過希律一死，猶太行省又立刻出風波。有人自稱是彌賽亞，號召無數百姓對抗羅馬/希律家的統治。那時駐守敘利亞的羅馬將軍聽到消息，迅即點兵南下，平定耶路撒冷的動亂，之後十架釘死了兩千個參與的猶太人。對羅馬人而言，沒有連家屬一齊處死已經很仁慈了；可是猶太人卻認為羅馬殘忍無道，後來還發起全國共同抵制羅馬貨品的事。

皇帝奧古斯都也許了解猶太人對希律有多反感，但希律從未有對羅馬不利的舉動，所以羅馬依照往例，還是要讓希律的兒子繼任——不過希律似乎對自己的孩子們不怎麼信任，遺囑稍微動手腳：一個兒子亞基老(Herod Archelaus)做猶太、撒瑪利亞、以土買的王；另一個兒子安提帕(Herod Antipas)做加利利和約旦河東的王；第三個兒子則是做戈蘭、巴珊、和大馬士革以南整塊地的王。說是‘王’，真正的名稱卻降了一級，算是‘種族統治者’而已。

亞基老和他父親一樣兇暴，偏偏又沒有父親的政治手段，剛上台就殺人民三千，使耶路撒冷一直不得安寧；之後兩年又有人自稱是彌賽亞，亞基老掃蕩亂民後，更是變本加厲地殘害猶太各政黨。相反地，安提帕治理的加利利一帶卻開始蓬勃進步。之前加利利沒有太多的文化建設，所以安提帕引進的希臘文藝建築，一般老百姓還以為這是猶太文明的一部分。安提帕比起哥哥亞基老懂得節制，除了後來殺過施洗約翰之外，整個社會倒還算穩定，也因此有些人為避免暴君屠殺，乾脆從猶太逃到加利利一帶定居。留在猶太一帶的，則分為主和派與主戰派。

主戰派就是後來的奮銳黨，多半是偏激分子；他們的成員有很多是從原先的法利賽、撒都該、艾塞尼人而來，畢竟大家有共同的敵人。主和派倒比較明理，他們聯署上書羅馬皇帝，陳述亞基老的暴行。對羅馬而言，希律家只是一顆棋子，本來就不值得眷戀；何況猶太人一直間歇性暴動，正證明亞基老治理無方，理當換人。皇帝奧古斯都接到聯署，立刻下令將亞基老終生貶謫到法國的小地方，猶太行省則由羅馬自己任命總督來管。

可是主戰派仍不接受羅馬的管轄。或者說，只要不是猶太人自己做王，他們一定反對；縱算是猶太人當王，只要與他們政見不合，他們仍要反對。公元6年，羅馬的新總督才剛接管耶路撒冷，立刻發生奮銳黨的動亂，而民眾起義的導火線卻是當年的人口普查。【注：羅馬的人口普查與大希律王逝世其實相隔十年，新約聖經的福音書記載有誤。】

其實當年的人口普查並不是什麼好事，雖然普查結果多少會影響州郡界線、社會福利、經濟建設、司法要職等等，但是羅馬政府最主要的目的還是以人丁計稅，以人口徵兵。猶太行省的人一向很會逃稅逃兵，所以羅馬政府才大費周章地做普查；否則這麼麻煩的事，搞得人民不便，官員慪氣，何苦呢？後來由於這次的民眾起義，羅馬不再做普查，只僱用當地稅吏（往往也是黑幫）按人頭討債。

但這並不代表猶太人造反的動機單純。當時起義的首領也是個自稱彌賽亞的人。他用羅馬會強加稅收為引，號召了許多義士，還為了拉攏宗教人士，宣稱猶太地方只需要有神，不需要有王。只可惜他欲速不達，結果跟隨的人不夠團結，這次起義仍是以卵擊石。而羅馬‘新官上任三把火’，更是不留餘地斬除可疑人物。革命失敗，民眾的怒火反而越煽越炙。從公元7-70年，羅馬共有十五任總督（包括本丟·彼拉多，以後會提到），幾乎都是被貶官到這裡鎮壓民眾，甚至有一年不到就因事故而卸任的。至於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在許多煽動者的鼓勵之下，還是接二連三地向羅馬軍兵宣戰。

* * * * *

新約的使徒行傳記載法利賽人迦瑪列(Gamaliel)說過，當時已經有太多的彌賽亞，根本不必為這些人操心。假若神真的差遣彌賽亞來到世上，法利賽人豈能干涉？假若不是神差遣的，而是凡人自大，那麼最後注定會失敗，又何必要法利賽人多此一舉？

這是很明智的觀點，也是很消極的反抗。當時法利賽人見到這麼多民族‘救星’挺身而出，反而感到不安，因為每個彌賽亞出現，多半要帶來羅馬人更血腥的嚴懲，所以法利賽人才會徹底否定彌賽亞。換言之，這是為了避免全身遭受感染，所以自己先切除‘惡性腫瘤’。

然而，猶太人是真的對彌賽亞絕望了麼？身為法利賽人教師的迦瑪列知道，大家並不是不希望看到拯救，而是不想再失望。讓我們痛苦的往往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

南宋辛棄疾的《稼軒詞》唱道：“千古江山，英雄無覓。”以色列地從士師時代到南北兩國滅亡，迦南地有優秀的領導人，也有差勁的國王；任憑大衛英明，幾百年來不肖子孫還是時時可見。之後猶太地被外族統治，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對它的影響也是有正有負。正確來講，古今中外任何時地，都可能有堯舜禹湯的賢君，也都可能出現桀紂幽厲之輩。除非每一代掌權人總是具備政治智慧、軍事才幹、民眾魅力、以及對天下蒼生的慈懷，否則一般人所渴望的‘仁君’‘王道’‘烏托邦’永遠不長久。

問題是，既然理想達不到，很多人寧可退而求其次，熟悉的就是好。‘正統’這兩字往往賦予許多人神聖的使命感，也造就了許多歷史的哀嘆。假如猶太人認命了，不再繼續抵制外族，那麼對‘彌賽亞’的期盼也會徹底消失；但猶太人偏不認命，偏要寄望大衛的子孫繼承王位，結果等到的只有失敗的彌賽亞。何況一個真正了解羅馬根基有多深的人，絕不可能輕易挑戰它的前線戰士；相反地，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井底之蛙，才會意氣用事地拿性命開玩笑；而一群盲目無從的百姓，也會跟著這些‘彌賽亞’一齊送死。

年輕人有熱忱並不是壞事，但是自認是受天命指示救世界的，幾乎都抱持幻想式的自我完美主義。這種人的‘彌賽亞情結’，其實和亞歷山大自詡為神的心理相去無幾，而常犯的錯誤也很類似：第一、容易高估自己能力，甚至無中生有地以為真正潛力到必要時才會發出來。因為他們的極度自信，許多人可能被說服，甚至他們自己會相信自己的謊言。第二、既然自己受天命，那麼所做的決定也不可能出錯；別人持疑，只因為不了解自己是‘孤傲的天才’。更危險的是，這種人往往相信，他們在千鈞一髮之際還可以挽回局勢；之前的錯誤只是餌，全為了要展示最後一步睿智的抉擇，所以一時受挫也不足為患。第三，喜歡獨享特權，社會的規則秩序加不到他們身上。有時這種‘我行我素’的舉動還會吸引民眾，認為他們的確是天之驕子，尤其是他們傲視敵人的態度，足以讓己方人馬心折。換言之，惹人厭的高姿態，一旦出現在‘聖人’的身上，幾乎都可以被原諒。

當然，有‘彌賽亞情結’的並非只是民族英雄之類，後代許多異端邪教的宗主，甚至今日華爾街投資巨頭，矽谷的科技新貴，各國政黨的首腦幹部，很多其實都抱著扭曲的宏願要拯救靈魂、力挽狂瀾、轉虧為盈、開發明日無限能源等等。而人類也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直到對政府、對宗教、對金融業、對科技所承諾的天堂，再也無法信任了。

漫畫家吳淼的作品中有一段說：“因為短暫才會想要不朽，因為卑微才會想要權力，因為軟弱才會整天叫嚷著：‘我們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命運是什麼？你所能夠改變的和你無法改變的，你所能夠選擇的和你無法選擇的，都是命運。人們認為，對抗命運、征服命運，才是強大的表現，結果到頭來無非是自尋煩惱。”

說實話，以色列這個民族算是很可憐。其他許多古老民族滅亡後和入侵民族融合，絲毫不覺痛苦；猶太人卻是代代傳承，連掙扎吶喊、傷痕血淚都沉重地永遠背負下去，這條路也永遠步履闌珊地走不到盡頭。也許當時的猶太人真認為神有意要讓他們恢復王國，只是必須自己先去克服困難，神才會大施拯救。也許他們這時的憧憬，已經不是大衛時代的國際主導權，也不是所羅門時代的黃金傳說，更不是先知時代的烈火神蹟，或被擄歸回時，蕭條中重建的決心。歷史太遠了，記憶也模糊了，大家所認得的，只有馬加比王朝以來的苟延殘喘。雖然當時耶路撒冷一直勾心鬥角，總也比任人宰割的羅馬統治值得自我認同。懷舊的老人收拾破碎的記憶，苦笑一下，繼續等待。

荒誕派戲劇家Samuel Beckett的名作《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中，兩個人在路旁枯樹邊打發時間，等待一個他們不認識，名叫戈多的人。他們對這人一無所知，甚至不知是否真有此人，而到了全劇結束，戈多也從未出現，顯然等待是徒勞，等候的人也懷疑他們的等待是否毫無意義。但他們仍無法釋懷，要走卻不能，要等卻又不懂，為什麼要在這‘被神拋棄’的鬼地方等待。兩人不斷吵架又和好，又拙劣地想辦法打發難熬的時間，討論各種荒誕的事，最後等待延期到明天，而第二天兩人卻又重新無奈地等待。如此原地打轉、無果而終。雖可笑，也可悲。

猶太人也在苦苦等待，也在懷疑自己的等待是否毫無意義。在幾百年寂靜的漫漫長夜裡，他們也迷惘過，甚至恐懼過，自己究竟在做什麼？假若‘彌賽亞’根本是自己無法實現的幻覺，那麼自己的存在究竟有什麼意義？等待，是錯了麼？

不，等待並沒有錯；錯的是等待的地方。自我推銷的‘救世主’正出現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舌燦蓮花的‘濟世者’正徘徊在萬民景仰的場所，招搖撞騙的‘真先知’正遊走於財源廣進的去處，盲人瞎馬的‘教法師’正指導祭司貴族如何對羅馬官僚八面玲瓏，蹉跎歲月的‘經學家’正向不諳世事的學生們傳授陳腔濫調，半路出家的‘革命者’正向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鼓吹愛國，不可一世的‘百戰王’正領著烏合之眾進攻羅馬巡邏隊。等待的人很多，卻只排隊在別人等過的地方繼續等，而等到的，也只是大家‘英雄所見略同’的明星人物。

因為彌賽亞終歸是來了，他也將會改變整個世界——只是那時大部分猶太人還不知道而已。

                    一些牧羊人夜間露宿在野地裡，照看羊群。
                    主的一個天使出現在他們面前，主的榮光照耀在他們的周圍，牧羊人都非常驚恐。
                    天使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給你們帶來了好消息。這個消息也將給普天下的人們帶來極大的喜悅。
                    因為今天在大衛城裡你們的救世主誕生了，他就是主基督。
                    你們在馬槽裡將發現有個用布包著的嬰兒躺在那裡，那就是給你們的記號。”
                    突然，一隊天兵和天使一起出現，他們齊聲稱頌道：
                                        “榮耀歸于至高無上的上帝，
                                        和平賜給在地上他所喜愛的人們。”
                    然後天使離開他們，返回了天上。牧羊人互相說道：“我們去看看主告訴我們已經發生的事情吧。”
                    於是，這些牧羊人急急忙忙趕到了那裡，找到了馬利亞和約瑟，也看見了躺在馬槽裡的嬰兒。
                                                                                                    ——路加福音，約公元75年所著

薄冰：脆弱的太平

想必有人要問，既然羅馬把和平、秩序、和進步的社會制度帶到它所統治的地方，那麼這時它接管猶大地方，不是應該比猶太人自己內亂更好麼？

或許，在一般狀況之下，猶太行省的命運確實會比較好。但是這段期間羅馬面臨三重困難，使它對猶太地施政有異。第一，巴勒斯坦的東方還有勁敵。之前羅馬所併吞的疆土，後方幾乎都沒有可與羅馬匹敵的對手：西班牙以西是浩瀚的大海；迦太基以南是無邊的沙漠；馬其頓以北的多瑙河流域，民智未開，更沒有一統的政府；克爾特人逐次被打敗後，羅馬在不列顛群島的倫敦(London，原名Londinium)設郡，當時倫敦以北只有散居的牧羊人。但是羅馬進軍土耳其之後，開始和帕提亞帝國照面了。帕提亞人原是伊朗東部民族，卻不斷蠶食鯨吞塞琉古王朝的疆土，這時版圖已經由伊朗延伸到到兩河流域，還設首都在今日巴格達一帶（Baghdad，古名Ctesiphon）。從公元前66年到公元217年，羅馬還會和帕提亞帝國大型交戰七次，小型軍爭不計其數。這段時間每個將領：龐培、凱撒、甚至到公元二世紀末的皇帝哈德良(Hadrian），都曾為這敵國傷腦筋，畢竟羅馬離中東太遠，鞭長莫及。最後消滅帕提亞帝國的，卻不是羅馬，而是波斯繼之而起的薩珊王朝(Sassanid Empire)。這為時近三個世紀的較量，可說是羅馬自建國以來，最考驗耐力的戰事，而自始至終難以獲勝，也讓羅馬自己信心動搖。

面對這座難以越過的高牆，羅馬自然會加強邊疆鎮守，亦即在敘利亞到迦南地建立縱向防線。但這卻會讓剛被征服的猶太人大為不滿。一般而言，施政以不擾民為先；要讓百姓安居樂業，就應該先減少老百姓身上的重擔。可惜這一點，當時的羅馬做不到。它在約旦河東西兩側十個城邑建碉堡，後來一併被稱為低加波利(Decapolis)，與加利利只有一湖之隔。在敘利亞則有大馬士革與該撒利亞腓立比(Caesarea Philippi)，這些地方是‘重鎮’，也是商業交流的地帶（今日歐洲語言的‘市場’Market，其實源自拉丁文邊境分界的‘記號’Mark）。只是對於巴勒斯坦的居民，貨殖交易所賺的，仍不足以賠償羅馬駐兵所帶來的麻煩。猶太人不吃豬肉，卻要為羅馬軍隊飼養肉豬；猶太人守安息日，羅馬人卻是八日為一週，第八日才有市場營業。單從民生方面就已經合不來，其他更可想而知。耶路撒冷作為行省的首府，不僅要補給前線的物資需求，還要應付背後的層層官僚，必要時更可能被徵收‘愛國’重稅，人民哪裡感受得到羅馬所謂的‘和諧’？

第二，猶太人態度過分強硬；其他各地帶，譬如迦太基、法國、西班牙、希臘、馬其頓、土耳其等等，這時都已經被羅馬三番兩次打敗了，所以戰敗後反而很認命，不再隨便肇事，更進一步主動與羅馬同化。至於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一向與羅馬建交，便於商業來往，何況希臘羅馬文化本是一家，自也沒什麼排斥性。相反地，猶太人雖然長期借助羅馬做靠山，卻還沒領教過羅馬的手腕。龐培佔領耶路撒冷，對猶太人而言只不過是輸了一回，大丈夫不以成敗論英雄。何況以前連踐踏迦南地多年的塞琉古王朝都可以打倒，現在在羅馬鐵騎下臥薪嘗膽，也沒什麼可恥的。只要最後能翻身，就不算懦夫。

這種態度其實每個地區都有。羅馬與意大利部族開戰三次，與迦太基開戰三次，與馬其頓開戰四次，與土耳其開戰三次，到帝國時期又與中歐的日耳曼民族開戰五次。這表示類似猶太人反抗羅馬的歷史悲劇，根本不罕見，不足為奇。羅馬早就知道各地造反的可能性，不過它懶得花時間刻意‘安撫’外族，反正基本社會制度建立了，羅馬並不虧待這些人；倘若真有人造反，那更好，貴族將領可以名正言順地殺人掠地，加官進爵，何樂不為？更正確地說，羅馬對外族的治理方式是‘綿裡藏針’，拳頭越重的受傷越慘。換言之，羅馬不會去同情各民族的反抗，因為這些外族縱算反抗得遍體鱗傷，仍要被迫接受羅馬的‘太平’。

不過猶太人倒比其他民族難纏。同樣是反抗，很多地方是大規模列陣宣戰，猶太人卻擅長來去無踪的游擊戰。有時候為了抵制羅馬徵稅，圍毆、偷襲、刺殺的事都有，但事後羅馬軍隊卻往往逮不到一人；即便被逮，很多也當場自殺，絕不透露同黨消息。這種打法在當時世界可說是‘獨步天下’，畢竟許多民族都認為這種鬼鬼祟祟的爭戰，勝之不武；然而猶太人之前在馬加比革命中，就是用游擊戰術成功的，所以再次反抗，出的還是這項‘絕招’。接下來一個多世紀，羅馬雖然也面對其他民族的抵擋，卻沒有一個地方像猶太一樣頻頻滋事，讓羅馬如此頭痛。

第三，羅馬此時正值政治劇變。這改變不止震盪意大利半島，更激起海嘯向四方推進，甚至波及國土的最前線。

* * * * *

公元前48年，龐培被凱撒擊敗，逃到埃及時被殺。公元前44年，凱撒在參議院被刺。公元前42年，刺殺凱撒的布魯圖(Marcus Junius Brutus)被安東尼鬥垮，自殺。公元前31年，安東尼被屋大維(Octavian)打敗，與埃及豔后各別自殺。公元前27年，參議院賜屋大維尊號奧古斯都(Augustus，‘至尊’的意思)，亦即羅馬第一任皇帝。幾百年的羅馬共和，到此劃上句號。

單刀直入地說，羅馬共和國並不純粹是因為這些著名人物而結束——他們只不過讓共和加速消失而已。龐培是積極地想總攬大權，凱撒是野心勃勃想稱帝，安東尼是寧可當半個羅馬的皇帝也不願與人分權，屋大維是殺了一票參議員才鞏固勢力，最後坐上寶座。其實就算他不稱帝，想戴金桂冠的人還嫌少麼？不過，會有許多人爭權奪位，也代表羅馬自古以來保持的秩序已經嚴重瓦解了。而這秩序的瓦解，卻是國家擴展的後遺症。

雖然國家由共和進入帝制，對整個羅馬社會的影響並沒有一般史學家想像的大。怎麼說？羅馬社會一向自相矛盾，雖然是共和體制，人民卻無權參與；雖然強盛繁榮，人民卻分享不到。它重視階級，以前的貴族世家有責任維持家族的聲望，也有責任保護共和國。但是共和國變大了，上層社會也很難再保持他們對下層社會‘兒女’的義務。何況曾為共和國貢獻汗馬功勞的人，現在已逐漸成為世家；貴族這麼多，根本無法聯合所有大家族一同為國效力，反倒是為自己家族爭取財權比較值得。相反地，下層社會的存在變得越來越微不足道。對外征戰多了，羅馬城也出現了大量廉價奴隸。有錢的地主既不需要再用佃農，佃農從此也只能過得和奴隸一般，頂多是年輕力壯的從軍，年老殘障的乞討。換言之，幾百年來的擴展，原來的下層社會已經變成一群沒有尊嚴的人民；之後進入了帝國，普通人的一條賤命也同樣不值錢。

這等於是拆散了羅馬剛起步時的互助信任。一個社會越是彼此不信任，就越會用政治婚姻來‘套關係’，也越會出現緋聞、暗算、杯葛、批鬥、內戰、黨爭，下層社會則會經常發生奴隸暴動。羅馬即使沒有皇帝，獨裁跋扈的執政官還是一個接一個，頂多是被譁眾取寵的政客暫時取代。至於整個社會是否能重新恢復信任，還要看獨裁的手腕，甚或必要時期的戒嚴法。龐培是軍隊中的英雄，也是上層社會的代表，但是一旦羅馬因內戰而缺錢，連羅馬參議院和自己的軍隊都反他。凱撒雖然獨裁，卻得到大部分下層社會以及羅馬軍隊的信任，只是他得不到上層社會的支持，最後還是死在集體刺殺之下。屋大維學習凱撒收買人心的方法，但是他對付敵人比凱撒狠，而且是一邊標榜自己遵從羅馬的價值觀，一邊不動聲色地剪除上層的反對者。用‘無所不用其極’來形容他，實在適合不過，畢竟他能稱帝，是在戰果輝煌、資產豐厚、百姓愛戴、軍隊擁護、議員加冕、望族爭相結交的狀況之下，才終於踏上歷史性的最後一步。

當然，這種巔峰狀態一半是謊言結成的，絕對維持不久。美國文豪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說：“在薄冰上滑行，速度就是安全。”所以每個野心家時機一到，都是火速行事，一氣呵成。而在走這著棋之前，也都深謀遠慮，甚至先留伏筆。龐培是強迫參議院與他一齊離開羅馬；凱撒是‘坦誠地’把可疑人物升官做外省提督；安東尼是與埃及並肩合作，以糧食要挾羅馬城；甚至連參議員往往都老謀深算，連著名學士往往都雄才大略，連貴族婦女往往都蛇蠍心腸。羅馬的政治風雲，以這短短二十年最精彩，最血腥，最智慧，最無奈，也最常被後代取材編劇。

然而正因為羅馬太重要了，它的巨變自然醞釀了當代的混亂。大西洋側的葡萄牙、西班牙，見到共和國內亂旋即暴動反抗。意大利以東兩千三百公里的耶路撒冷，也同飽受羅馬政變的影響。

龐培進兵耶路撒冷只花三個月，原是來下馬威；但他廢除王位，卻還是立贊尼斯的大兒子為傀儡，不過只任大祭司，沒有國王頭銜。畢竟羅馬不想讓猶太人再因宗教引發革命，卻也不致天真到要讓猶太人自治。（諷刺的是，贊尼斯的二兒子本來請羅馬軍來助陣，最後卻被綁到羅馬，遊行示眾後被賜死。）當然，龐培對這個‘大祭司’也不怎麼信任，所以又叫一個以土買人來做省長，‘輔佐’大祭司。這個以土買人叫安提帕特(Antipater)，他是後來大希律王的父親。不過羅馬尚未佔領迦南地之前，安提帕特就已經努力擠入猶太政壇。之前贊尼斯的兩個兒子爭王位，其中一黨會去勾結納巴泰人，就是出於安提帕特的餿主意。獻策成功，安提帕特從此飛黃騰達，更開始處心積慮為自己安插人馬。

接下來羅馬共和國政局不定，安提帕特倒很會見風轉舵。龐培一佔領耶路撒冷，安提帕特立刻向這將軍靠攏；龐培也賞他做以土買的州長。龐培戰敗後，他又立刻向凱撒獻殷勤；凱撒也指派他為全猶太行省的總督。凱撒被刺之後，他又附庸於行刺一黨人之下。公元前43年，羅馬政局又有變更，安提帕特這時也被自己親人在宴席上毒死。不過子承父業，他兒子希律徹底仿效父親，立刻看準羅馬的屋大維（而不是埃及的安東尼），還特別前往羅馬‘覲見’不到二十二歲的屋大維。屋大維這時正要拉攏東方各行省的勢力，當然歡迎希律來訪，還特別賜他做‘猶太的王’。

歷史充滿太多的矛盾。當年馬加比王朝強迫以東人歸入猶太教，現在反而是以東人來統治猶太人。希律還沒回到巴勒斯坦，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處斬大祭司。

我們也許認為安提帕特和希律這種人寡廉鮮恥，斗筲之輩，咸居顯職。但是這裡真正的問題卻是猶太人，畢竟大部分猶太人連希臘文都不願學，何況拉丁文？法利賽人既然自命清高，不斷貶低‘西學’，那麼懂得拉丁文的，幾乎只有商賈、稅吏、妓女、和非猶太人，而這些都是猶太人所看不起的。像安提帕特、希律這種人雖然一味吹牛拍馬，至少他們可以用拉丁文為自己爭取機會；反倒是猶太人這時表現卻不及格。羅馬政客要的，只是暫時的盟友，可以作槓桿原理提升自己的政治本錢。其實希律這般阿諛獻媚，連羅馬人都對他有點鄙視；假如當年猶太人有自願去和羅馬拉關係的，難道一個帝國未來的統治者，非挑選小人不可？

可惜當時猶太人過分本位主義。羅馬任命希律為王的同時，曾有個馬加比家族的亡國餘孽，向帕提亞王朝借兵進攻耶路撒冷，內外串通之下居然大敗羅馬軍隊。羅馬本來忙著自相殘殺，這時見到外敵，反而內亂暫停，先鄭重對付帕提亞王朝才是（屋大維和安東尼的生死對決也因此延後）。希律的一紙欽命還沒兌現，當然不遺餘地將猶太的山川險要、兵備強弱、巴勒斯坦誰可信誰可疑，全都告訴羅馬，連出謀策劃也有份；他人品低下，倒還有點才智。三年後，羅馬大軍重新平定耶路撒冷，希律終於榮登寶座。馬加比家族剩餘的人被他全數殲滅，‘助紂為虐’的猶太公會也被他殺了四十五位元老。

對屋大維而言，希律是可利用之人，尤其他再來要對付安東尼，猶太行省是埃及的咽喉要塞，所以與希律合作，總比與他為敵有利。希律這時已經學得很滑頭，在羅馬兩巨頭你爭我奪中，他一直擔任兩方的‘盟友’，卻也一直置身度外，直到屋大維有能力獲得決定性勝利時，希律才肯表態。不過正因如此，猶太地區這段時間內，絲毫沒有成為羅馬廝殺的戰場。

只是對猶太人而言，希律還是臭名遠揚，因為他太殘酷嗜殺。之前四十五位元老不算，他以暗殺作威脅，強迫新任大祭司聽話。原本民間的執法機構，被他看不順眼就斬人，一個一個削減為蓋印的官僚。他殺了許多政治對手、殺了許多宗教人士、殺了自己最愛的妻妾、也殺了好幾個兒子。是他做賊心虛，歇斯底里，還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沒有人知道。新約聖經提到他在大衛的故鄉屠殺嬰兒，此事無從考證，但以他的兇殘個性，多殺幾十條無辜性命，早已算不上‘加深罪孽’了。

不知道哪首歌的歌詞說：“冰上的人步步驚魂，墜冰的人五爪抓不到救援，冰下的水卻是千萬人譴責的眼淚。”這似乎是許多政壇人物的傳記縮影。

好冷的世界。

散沙：相煎何太急？

身為中國人，我們常感慨地說自己是一盤散沙，但是我們並不是唯一缺乏向心力的民族。認知科學有個理論數字叫Dunbar's Number，是指一個人所能維持的社交關係大約100到230人，平均約150人。這個上限和大腦新皮質有關，超過這個上限，就很難維持人際關係了；除非有更嚴謹的規則、法律及強制性，才能保持穩定性和凝聚力。既然過大的群體會失去凝聚力，若是外在力量不足，人民往往會產生‘自聚反應’，久而久之勢必成為一盤散沙。再往前推一步，越聰明的人，越不喜歡接受外在的法則，所以智商越高的民族，越可能會支離破碎。如果這理論可信，那麼我們得到的結論是：中國人很聰明，也就很沒有團結力。

猶太人也是一樣。

公元前143年，猶太人重新建國，基本上還是因為有塞琉古皇帝作為共同的敵人，才讓猶太人同仇敵愾、齊心協力。一旦外患解除，猶太人又開始窩裡反，似乎是要積極地自毀剛建立的國度。馬加比兄弟的最後一人是西門。雖然歷史總是尊他為王朝太祖，但實際上他從未稱王，只身兼大祭司和猶大省長而已。之前說過，這時猶大力量不足，所以大祭司西門與羅馬結盟，以免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中東的塞琉古王朝再回來踐踏迦南地。不過，假若他沒有與羅馬結盟，那麼新建立的猶大國腹背受敵，政黨總須齊心合作；既有外援，政黨反而內訌不休，皇室兄弟反目，親子相背，君臣不和，政府和人民互不信任。社會最下層還殘留希臘的文化衝突，最上層則有三個政黨箭弩相向。這三個政黨分別是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和艾塞尼人(Essenes）。他們即將帶來日後的巨變：耶路撒冷的毀滅、猶太人漫長悲慘的流亡、以及基督教的興起。

其實很多猶太人加入馬加比革命，只是出於對宗教非自由的不滿，尤其上層富人所想要的，最好是魚與熊掌兼得，既可汲取多元化的希臘文明，又不必讓傳統猶太教消失。現在獨立革命成功，不同群體也開始提倡一個新王國當採取什麼樣的政策。

艾塞尼人基本上是馬加比革命的核心，他們渴求的是不受污染的猶太教。但是王朝建立、政治紛亂之際，他們卻又灰心了——畢竟馬加比不是大衛的子孫。而耶路撒冷的聲色犬馬，也不是他們所嚮往的宗教聖地。到最後他們選擇修道院一般的生活，自甘淡泊，與世無爭，在迦南地一些孤零零的角落潛思經卷，尋找真理，獻身宗教。1947年發現的《死海古卷》就是這些‘修道士’傳抄的舊約典籍。更重要的是，艾塞尼人對政治絕望之際，卻衍生另一種期盼：救贖不是來自政治軍事，而是宗教上的拯救。在他們的理念中，彌賽亞(Messiah）不是稱霸天下的軍事家，也不是肝膽相照的革命志士。他們或許也不清楚他們所等待的‘救世主’是何許人物，但他們無疑是在鋪路。後來的施洗約翰(John the Baptist)也是受到這派思想的薰陶。

儘管艾塞尼這一派不食人間煙火，其他兩派仍是火藥味很重，簡直要與對方玉石俱焚。矛盾的是，撒都該人在宗教上保守，政治上開放；法利賽人在宗教上開放，政治上保守。撒都該人認為希臘社會的政治軍事優點應該多學習；法利賽人對希臘文明則是容不下一粒沙。撒都該人著重聖殿、祭司、獻祭、摩西五經，亦即先知時代以前的猶太教（也因此他們不相信天堂地獄、死人復活的事）；法利賽人著重的是各地會堂、拉比、禱告、口傳律法，亦即先知時代以後的猶太教。撒都該人認為自己明智、艾塞尼人固執、法利賽人偏激，所以後來耶穌傳道時，撒都該人沒有百般刁難，只把他和其他法利賽人一視同仁。法利賽人則認為自己開明、撒都該人頑固、艾塞尼人太狂熱，既然被擄巴比倫之後宗教有所革新，何必再墨守成規地走回摩西訂立的傳統？

可想而知，撒都該一派有許多貴族、祭司、富人擁戴；法利賽一派有大多數人民的支持。而這就是苦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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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5年，大祭司西門被自己的女婿在宴席上行刺而死，連他的頭兩個兒子也一齊被殺。這對於一個剛建立的國度，實在是致命傷。歷史學家不知道為什麼一個女婿竟要對岳父下毒手，只知道這女婿曾被塞琉古王朝任命為耶利哥一帶的提督，藉而推測他可能傾向希臘，希望除掉岳父之後，塞琉古王朝可以賞他個省長職位。很可惜，西門的三兒子約翰·許爾堪(John Hyrcanus)沒有赴宴，僥倖活命。人民痛失領袖之餘，很快地請三兒子繼承大祭司之位，還立他為王。至於西門的女婿白費心機，後來是逃亡還是被追殺報復，不得而知。

約翰·許爾堪被人民擁立，成為猶大第一位政教合一的國王，照理來說應該會對法利賽人另眼相待，其實不然。或許因為至親的死，使他不太信任猶太人，反而僱用外人傭兵為侍衛。不僅如此，他對傳統棄如敝屣，自己改名為約翰（十分希臘式的名字），還曾經竊取大衛王陵墓中的金銀，用以鑄造新貨幣，貨幣上更印了自己的形象。這種希臘式的‘野蠻行為’，使法利賽人憤怒到極點，甚至集體強迫國王繳出大祭司的權杖。約翰·許爾堪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改投靠撒都該一派，加倍讓政府西方化。人民要嚷就去嚷好了，反正當初是大家懇請他上台；現在大權在握，他不想交出權力，也不想讓別人坐上大祭司的位子，唯恐新上任的大祭司反而用宗教名義壓倒自己。

朝野對立得這麼嚴重，民眾居然沒有暴動，也算是奇蹟。這可能是因為約翰·許爾堪延續馬加比家族‘拓展疆土’的政策，上台不久就兼併北方的加利利，和南方的以土買(Idumea，希臘對以東地的稱呼）。短時間內，幾乎達到大衛王朝當時的版圖，所以即使人民怨聲載道，也不便向國王翻臉。問題是，疆土擴展雖然可行，這些地方現在住的已經不是以色列人，又該如何？難道要全部殺掉？國王的作風很強硬：叫他們在劍刃下改信猶太教。也許約翰·許爾堪天真地認為一代兩代以後，這些外邦人總會成為自己人；不過他想得美，這些外邦人往往被新來統治的猶太人趕到窮鄉僻壤，先是因為法令而被歧視，之後又因為經濟拮据而被藐視，到最後與猶太人一直相處不來。以土買不久將出現歷史上猶太人所痛恨的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而加利利一帶龍蛇雜陳的村落，百餘年後仍被猶太人看不起，甚至有人說，“拿撒勒(Nazareth)還能出甚麼好的嗎？”

大概約翰·許爾堪也心裡有數，國王兼任大祭司其實並不理想，所以他死前下旨，要他妻子接任皇位，大兒子繼承大祭司職位。他這種迂迴曲折的做法，目的當然是為了讓兩個職位分給兩個兒子。但是大兒子可不想被削奪權位，他弒母誅弟，將其他弟弟囚禁天牢，自己秉承父親‘政教合一’的身份。為了籠絡撒都該人，他特地打壓人民公會(Sanhedrin)，還差點把希臘文定為官方語言。幸好他不到一年就死於內出血，由他弟弟贊尼斯(Alexander Janneus)繼位。

不過贊尼斯比哥哥還惡毒，甚至利用外國傭兵對猶大施行鐵腕政策。他對外征戰倒是功勞不小，加薩走廊、黎巴嫩、敘利亞、約旦河東到處有他的‘戰績’，但也不是百戰百勝。可是，這時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爭執，已經鬧得沸沸揚揚，贊尼斯卻放任不管，只顧對外用兵。終於，他的一次敗仗成為導火線，引燃猶大內戰。手擁兵權的贊尼斯，當然對這些法利賽人毫不寬容，一開戰就殺了不止五萬人。法利賽人被逼急了，居然做出最荒唐的決定——他們與塞琉古王朝聯手對付自己的國王。塞琉古王朝豈有拒絕之理？自然是立刻趁火打劫，派兵奪取猶大地，在示劍大破贊尼斯的軍隊。法利賽人這時才體會到‘唇亡齒寒’的危險，只好又與國王合作，擊退入侵的塞琉古軍隊，王國總算沒滅亡。然而記仇的贊尼斯，一等到六年內戰結束，就把許多法利賽的領導人物騙到耶路撒冷來，將八百人釘十架，還讓他們未死之前親眼看妻兒被斬。

後代猶大文獻，往往把贊尼斯與塞琉古王朝的皇帝安條克並列，畢竟兩個都是沒人性的暴君。公元前78年，贊尼斯駕崩，他妻子亞歷珊德拉(Salome Alexandra)繼承皇位。她算是整個馬加比王朝中最有治理能力的人，雖然年事已高，卻在她有生之年讓社會改進不少：她重新恢復人民公會的管轄，還設立小學提供義務教育，不分男孩女孩都要學識字。她沒有像她丈夫一樣，不惜一切對外用兵，但是她對邊防仍很重視，重修碉堡，需要時也叫兒子到前線禦敵。

儘管如此，亞歷珊德拉並沒有解決黨爭的問題。她本人傾向法利賽一派，這可以從她的政策看出。雖然她沒有公開彈劾撒都該派的人，但是下面狐假虎威的卻大有人在。為了避免兩派繼續惡鬥兇殺，她還特別設立撒都該人的城鎮，類似摩西五經的逃城，讓被迫害的撒都該人有容身之所。說穿了，這是治表不治根的政策。《舊唐書》說：“以血洗血，汙益甚爾。”只要還有冤冤相報的事，設再多的庇護所也沒有用。

或者可以說，身為一個女人，她所能做的實在太有限。保守的猶太社會不容許女人成為大祭司，所以她身為皇后，卻要任命大兒子做祭司；女人也不能上戰場，所以塞琉古王朝再次侵略，她也得派二兒子上陣。這應該是她考慮過政教分權，才會分派兒子職分。然而她一廂情願，兩個孩子願不願意？何況大兒子是法利賽黨，二兒子是撒都該黨，偏偏兩個都血氣方剛，寸步不讓，身為母親又能如何？她攝政十一年，繼位問題也仍然沒有答案。

公元前67年，母親剛離世，大兒子立刻奪取皇位，身兼二職。二兒子不服，率兵造反，還聯絡耶路撒冷的祭司們一齊來支持自己撒都該人。大兒子被趕下台，又去聯絡東方的納巴泰人(Nabatean，約旦到阿拉伯的游牧民族)，奪回王位。二兒子不甘示弱，乾脆叫羅馬人來助陣。

要稱這是鬧劇，兩個兒子的確鬧得天翻地覆，不過劇終卻一點也不好笑。當時羅馬將領龐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史稱Pompey the Great)剛戰勝塞琉古王國，已經佔領了敘利亞，軍隊尚未解甲。既然有人要他評理，龐培也‘義不容辭’地下令大兒子讓位。羅馬的威勢畢竟震懾寰宇，一亮出名牌，大家都不敢爭辯，乖乖聽話。猶大的內戰是停了，但是大家接下來又去拼命遊說龐培，看看能不能狗仗人勢，利用羅馬聲勢達成自己目的。大兒子宣稱自己是長子，理應做王。二兒子說羅馬不該出爾反爾，既然把哥哥趕下台，就不能讓他繼續無賴。法利賽人這時早已看厭了這兩個沐猴而冠的混蛋，也請求龐培兩個都不要支援，寧可另立賢能為王。

龐培三派都聽，三派都不理會。公元前63年，他帶隊到耶路撒冷，消滅了馬加比王朝，改猶大國為猶太行省。

七十六年來的獨立，復國的雄心壯志，追求自由的夢想，究竟都到哪裡去了？《淮南子·兵略訓》說：“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回顧歷史，猶太人根本不該怪羅馬人背信棄義，結盟到最後反而吞噬盟友，而是應該自我檢討，為什麼政黨得失比國家還重要？甚至可以為了宗教黨派自相殘殺？風雨中，遇水的沙堆足以阻擋洪濤；但風雨過後，這堆散沙仍是沒有力量的群體。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杜牧，《阿房宮賦》

旭陽：金鷹展翅

《韓非子·喻老》記載楚莊王自評：“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我總覺得楚莊王這段話比喻不當。三年未嘗振翅的鳥類，恐怕肌肉萎縮，骨質退化，即使要飛也飛不起來了；三年毫無作為的政客，卻可能是‘謀定而後動’，所以往往一採取行動反而震驚百里。不過政客可以如此攻心計，一個民族的發展卻不是這種蟲篆之技可以改變的。

羅馬在所有古文明中，算是進化甚慢。其實青銅文明崩壞以來，意大利半島上就已經有原住民。然而根據羅馬自己的傳說，大約撒瑪利亞被亞述滅亡時，羅馬城才設立不久；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時，羅馬還只是部落酋長的小王國；希波戰爭時，羅馬才剛建立共和國十多年；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時，羅馬才有第一份公認的法律；亞歷山大進攻亞洲時，羅馬城才曾經被高盧（古法國）人摧毀不久，正在重建中；甚至到了馬加比革命，正統的拉丁文都尚未誕生，民間只有方言俚語。

不過山銳則不高；就像龜兔賽跑的故事，慢條斯理的羅馬反而後來居上。它沒有一步登天，卻比其他古文明興起得穩健踏實。

為什麼羅馬發展得慢？其實意大利半島就像希臘一樣，山多平原少，雖然它沒有巴爾幹半島崎嶇，要出現埃及或兩河流域一般的文明，仍是先天條件不足。而它距離這兩個最早起步的文明又偏遠，不像巴勒斯坦、波斯、希臘等地方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不只如此，距離羅馬最近的三種文明，都是強烈的威脅：一是希臘，幾世紀以來不斷發展拓殖地，連意大利半島再小的平原也不放過；二是腓尼基人所建立的迦太基，自從在北非突尼西亞附近建立據點後，更是與羅馬遙遙對峙，何況它併吞了地中海上的灣岸礁嶼，羅馬根本無法像希臘一樣，開創海上的未來；第三則是中歐的克爾特人(Celts，分佈於不列顛群島、西班牙、法國、比利時、和萊茵河上游。今日愛爾蘭還有其後裔），若說他們是蠻族，其實那時的羅馬尚未成熟，也不見得比克爾特人進步多少。總之，羅馬是在敵人環伺之下，為尋求自保，才設王國建城郭；弱小的它，根本不敢奢望有一天會留名青史。

但是這個弱小的群體，卻很會吸收外來文明。後來史學家都把希臘羅馬並稱，因為希臘的傳統幾乎被羅馬全盤吸收，連神祗都只是改名而已。不過吸收和自創很難相提並論：希臘獨樹一格的哲學家多得不勝枚舉；羅馬倒是搜遍文獻找不到一個。希臘在文學、理學、戲劇、音樂、美學、數學、科學、史學、工藝製造、甚至體育，都堪稱比更早的文化青出於藍；羅馬卻未曾突破希臘的範疇。然而，羅馬和希臘最大的不同，猶如工程師和科學家不同：一個是在學術上開萬世先河，一個則是把學術的可行性實體化。就算羅馬沒有像希臘一樣，對世界各地的政治制度和軍事能力，調查剖析得詳細，它的政治和軍事，仍是最值得自豪，也最恆久不敗的部分。古世界七大奇觀，希臘佔其五（只差金字塔和空中花園）；羅馬有名的競技場雖要到帝國時代才出現，卻不純是建好看用的，而是個商業氣息濃厚的地方。換言之，希臘崇尚抽象，羅馬則是著重實用。

這一點連在宗教上也不例外：到基督教興起時，羅馬的神祗五花八門，舉凡意大利傳統神靈，希臘、波斯、埃及、克爾特人的神明，甚至猶太教，都各有廟宇會堂祭壇香火，執政者從不干涉。多一個宗教，對羅馬而言算不了什麼——只要和社會其他層面不起衝突就好。

我們其實還可以說，羅馬強調的不是文化，而是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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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提到意大利多半會聯想到它的浪漫文化， 可是‘浪漫’這兩字和古羅馬實在沾不上邊。羅馬人是很一板一眼、一絲不苟的民族。最有名的詩人奧維德(Ovid)因為詩中涉及私情，被流放到黑海至死；這若在享樂主義的發源地雅典，根本不值一哂。羅馬對於所有個人性關係一向閉口不言，性醜聞等於是打破社會‘秩序’，也是政治攻擊的不二法門。（到了帝國時代這情形倒會改變。）

除此之外，羅馬的階級制度也很嚴謹，甚至單從衣著就可以分辨社會階層：佃農、牧人、奴隸穿的是深色的粗布衣料；越上層的人穿的越淡色；有政治地位的，才能穿純白的亞麻衣料。中上階層的羅馬對大家族很看重，不過一個大家族通常由地位最高的‘父老’完全控制，主宰整族的榮辱，他也有權向族中任何親戚下命令——包括婚姻、任職、連要親人去死都不能抗拒。雖然權力極大，但是責任也很重，畢竟一個家族的名譽包括經濟興旺、政壇得利、軍事功勞。決策錯誤而使家族蒙羞的人，一樣會被下毒；在羅馬人的觀點，這並不破壞傳統的家族‘秩序’。

同樣地，羅馬對維持秩序的法律極度重視。它的法律其實不見得有什麼創意，但是羅馬的律師比任何古文明都多。許多古文明雖有法律，往往還是憑皇帝高興而賞罰。但羅馬沒有皇帝之前，法律成為人民共同的保護網：要保障自己權益，不一定要去和地方官僚套關係，只要是公民都可以上訴人民法庭（後來使徒保羅就用過這一招。）而羅馬對於法律的賞善罰惡也毫不隨便，它酷刑很多，網開一面的機會很少。拉丁文有一句‘Fiat iustitia, et pereat mundus’（即使世界會因此毀滅，也必須執行正義）很能反映當時看法。羅馬從不為錯殺一個無辜人道歉，因為‘仁慈’基本上不能成為維持秩序的力量。它對侵略的南蠻北狄公眾絞死，對造反者也是十架釘死，羅馬城的士兵會被送到牢籠戰死，上層社會可以選擇自戟或是服毒而死，但是只要被判有罪，沒有一個人能用金錢、勇力、權勢躲過制裁。

這種秩序，恐怕是它周遭鄰邦無法了解的。法國的克爾特人曾經擊敗羅馬的一萬五千士兵，然後追擊逃兵，甚至摧毀羅馬城；但是法國人統治七個月後，羅馬又大舉反抗，原因居然是因為克爾特王用不等重的砝碼來量稅收。足見羅馬人對新政權意見不大，對捍衛固有秩序卻寸步不讓。

當然，羅馬若沒有夠分量的軍事武力，要維持社會秩序豈非紙上談兵？希臘曾有人偷襲意大利半島南端，想建城邦自立為王；結果當地人是投降了，羅馬卻根本不與他派的外交官交涉，先是層層阻擾，再則且戰且走，到最後入侵者‘勝者為王’的展望變成空夢一場，只能退兵到西西里島。後世有許多人譏笑這希臘人贏了戰役，卻輸了全場戰爭；其實這不是他未盡全力，而是因為羅馬的實力不斷在加強。早期羅馬的列陣方式是沿用希臘戰陣。亞歷山大死後，羅馬又改良了古希臘的重甲步兵戰術，以五千人為一師同進退。這和以前的陣隊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接力’作戰法：希臘的陣隊是直線橫列，守是全體盾牌防守，攻是全體長矛伺候。羅馬從實際交戰中知道，這種攻守無法久戰，士兵再努力，手臂也會酸。所以羅馬的列陣是用幾排士兵，第一排撐兩分鐘後，在盾牌掩護下換第二排上前交戰，第一排退到最後。兩分鐘後又換第三排補位，第二排退下。如此一來，交戰的人手可以不斷保持強勁，等到敵人疲累後再一舉殲滅。

講起來很簡單，但是當時羅馬的眾多對手中，卻沒有一個有辦法訓練出這樣的陣隊。秩序，不是與生俱來的。古代大部分戰爭靠個人英雄、神明指示、或強烈情操來鼓舞士氣（往往也靠計謀），唯獨實事求是的羅馬，把戰爭‘科學性’地精簡到最死板也最有效的‘作業方式’。羅馬不要個人英雄；好戰的英雄會亂了陣隊，反而讓整師的部隊中門大開，讓其他的士兵面臨危險。為了維持秩序，搶出風頭的英雄反而會被鞭打，再犯者處死，此可謂‘嚴以律己’。

我們已經分析過古世界許多戰爭，簡單講：猶太人是靠天意，亞述是靠勇力，巴比倫是憑援交，波斯是憑民望，希臘是用戰略，羅馬則是用紀律。或許，這就是為什麼羅馬的軍隊常勝不敗。它以鷹為軍徽，金鷹所到之處，所向披靡。

不過一隊常勝軍若產生政治意圖，國家可會嚴重動盪。奉守秩序的羅馬卻很少有這現象，因為自從有共和國以來，軍隊就一直隸屬‘元老院與羅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簡寫為S.P.Q.R.)。雖然不時有政客利用軍隊威脅政敵，甚至後來凱撒(Julius Caesar)藉之稱帝，羅馬的軍隊卻一直沿用S.P.Q.R.的標誌，許多士兵還將它刺青在臂上。對他們來說，‘秩序’是一種光榮——他們守護的是全羅馬人民，不單是一個皇帝、一群貴族。

從公元前500年起，羅馬由一座三面環山的小城慢慢往外發展。由於羅馬處於意大利半島西側的中心點，沿海交通的要衝，意大利各王國都對它虎視眈眈；它卻不斷戰勝鄰國，甚至一度引發全意大利圍攻羅馬的局勢。不過羅馬卻得到決定性勝利，還把南方那不勒斯(Napoli）及中央山區都納入版圖。與希臘交戰後，意大利半島南部（馬靴部分）成為羅馬的一部分，北方的托斯卡納(Toscana,包括佛羅倫斯一帶)也開始認同羅馬的秩度。

公元前264年起，北非的迦太基意圖指染西西里島，西西里的敘拉古(Syracusa)不想正面為敵，乾脆拉羅馬共和國與之抗衡。開戰時羅馬還沒有足夠海軍軍備，部隊也不慣海戰，起初自是節節敗退，不過實用主義的羅馬很快就趕上對方，甚至還製造梯子固鎖敵我兩艦，讓不諳海戰的士兵也能強登敵船。不到數年，羅馬的新海軍已經打到北非海上，甚至打得讓迦太基短期內沒錢再造艦隊。這次消耗戰羅馬傷亡不算少，但是西西里、科西嘉、撒丁尼亞都成為羅馬共和國的屬地。而此時盛名之下，連北方的威尼斯(Veneto）和波河流域(Po)也與之聯盟。

然而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五十年後迦太基的漢尼拔(Hannibal)聯合利比亞人進攻西班牙。伊比利亞半島久產金銀，羅馬與當地一直保持貿易關係，但是迦太基進攻時，羅馬元老院卻遲遲沒有反應。迦太基斷了羅馬財源後，又強行橫跨阿爾卑斯山脈，與法國的克爾特人和希臘的馬其頓人一齊攻入意大利。羅馬這時太著重陣隊，反而抵不了迦太基的斷援、偷襲、聲東擊西方略，一時大敗，全民惶恐。加上元老院不和，迦太基勢如破竹地掃遍意大利半島，西西里也被煽動要脫離羅馬共和。不過務實的羅馬，這次仍從迦太基人學到一個重要方針：若有將領戰死，士卒可以自己推舉有能力的人領軍。這雖然與傳統秩序相悖，卻能讓一群無頭蒼蠅立刻恢復戰力，比由元老院重新派遣有效多了。漢尼拔的戰略，這時羅馬已不再上當；加上羅馬海軍擊破西班牙的迦太基根據地，戰爭中期羅馬又重新收復江山，後來更把西班牙、直布羅陀、摩洛哥、北非、利比亞都歸為己有。再五十年後第三度戰爭，迦太基徹底被滅，從此在歷史上消失。

不止是迦太基消失，連希臘也逐步變成羅馬的領土。亞歷山大帝國分裂後，軍閥逐鹿中原，馬其頓本地卻產生許多海盜在亞德里亞海上囂張。這其實是馬其頓的執政者在後方給羅馬製造麻煩，後來迦太基進攻時，馬其頓的‘傑作’終於徹底暴露。羅馬大敵當前，先不與馬其頓爭，但一有機會就加強保護東方沿海，順便與希臘其他城邦結盟。等到平定迦太基，再藉著保護盟友的名義進軍馬其頓。公元前197年，馬其頓投降。之後還有兩次反抗，但是此時希臘已經開始接受羅馬的秩序與和平，再也沒興趣去效忠皇孫貴戚了。

幾百年來，雛鳥不斷成長，終於到‘鲲鹏展翅九萬里’的境界。

儘管羅馬軍事武力強盛，人卻常稱‘羅馬的和平’(Pax Romana)。這並不是口號，而是社會寫實。雖然這名詞到公元一世紀才有，但是羅馬每統治一個地區，一定把社會秩序帶給當地人。法律制度、軍隊保護、邊界防守，這些羅馬人都做得十分完善。其他水利工程、普及教育、醫療衛生、灌溉系統，更是讓整個地中海世界‘羅馬化’。它的公路方便到令人欽佩，遂有‘條條大路通羅馬’的說法。波斯是盡量讓每個民族自主自治，羅馬卻是把每個民族改造成羅馬的一體。

當然，這種改造的過程不一定盡皆順利。尤其距離羅馬越遠的地區，反抗得越倔強。最明顯的就是西亞地區：塞琉古王國、帕提亞帝國(Parthia，中國史稱安息)、以及巴勒斯坦的猶太地。

風暴：復國雄心

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其實猶太人排斥希臘文化，宗教固然是很大的關鍵，但是還有另一個更基本的原因，就是當年的政局。亞歷山大之後的軍閥勢力各自瓜分土地，巴勒斯坦偏是兵家必爭之地；後來埃及、土耳其、兩河流域逐漸演變成三國，巴勒斯坦夾在中間，仍一直有不同的國王宣稱這是他的領土，割地、劃界、侵略、休戰等層出不窮。舉例說明：亞歷山大剛死，立刻有將領自封為巴勒斯坦王；公元前300年左右，猶大地方被佔領成為土耳其的屬地；接下來五十年，猶大又被埃及的托勒密王國兼併；之後耶路撒冷再轉手成為西亞的塞琉古王國(Seleucid Empire，亞歷山大的另一將領)的地盤，但是南方的以東（猶大的世仇）還是埃及的附庸國，猶大等於是兩國‘禮尚往來’的擋箭牌；其後埃及和西亞連年交戰，猶大不論是作為殺戮前線，或是兵備補給根據地，都只有任人擺佈的餘地，敢怒不敢言。不過既然爭戰的任何一邊都是希臘人當王，猶太人對希臘的反感也就可想而知。

這一點，在遠離戰場的其他地帶，就沒那麼明顯。考古學家在敘利亞靠近幼發拉底河的一處，發現遺跡中存留猶太教的會堂，甚至有希臘式的壁畫（雖然內容是聖經故事）；顯然在沒有兵荒馬亂的地方，猶太人還是很能接受希臘文化，不致於會到‘不共戴天’的程度。

然而在耶路撒冷，猶太人對希臘人可是痛恨到極點。只不過，感到種族關係惡劣的，並非唯獨猶太人——希臘人也覺得當地的這個古老民族冥頑不化、駕馭困難、無法融合。這時波斯帝國已經被滅，連帶先前的省長制度也作廢了，耶路撒冷基本上大祭司又成為精神領袖，順便管理民事。沒有回到猶大地方的以色列人可能比較入境隨俗。真正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卻有兩派持相對看法：現實派認為寄人籬下，自當傾向希臘文化，免得無端生事；但是法利賽人帶頭的保守派，則過度執著於摩西律法，甚至強調除了自己的宗教法之外，絕不接受外來的希臘法規。結果大部分的猶太人民與希臘文化難以妥協，連稅收都盡量逃避（摩西律法的十一捐，卻極盡本事地奉獻）。

除此之外，希臘人認為在各地設置國王的雕像，可以縮短人民與領導的距離。這對於一個千里疆界的帝國而言是絕對必要的。更好的方法，是把國王雕像與希臘眾神並立，讓人在敬神的同時也產生愛國心。可是猶太人偏偏不要任何雕像，有幾次希臘人要在耶路撒冷設立皇帝像，都遭到嚴重抗議。塞琉古王朝的前幾任皇帝，對這強硬的態度倒也無所謂，反正他們一樣也不會立埃及托勒密的國王塑像。不幸的是，這段時間塞琉古王國的國勢一直走下坡，雖然和埃及拉鋸戰沒輸，但其他中亞、高加索、加拉太(Galatia)等許多邊緣地區都相繼獨立。到了安條克四世(Antiochus IV Epiphanes)上任為王，他為了中興，竟下令國內各城市一定要設立雕像。猶大地區有不服者麼？簡單，把大祭司換人就好了嘛。

一段風暴，就從這麼離譜的政治低氣壓釀成。那時新上任的大祭司賄賂得官，受寵若驚、‘感恩戴德’之餘，居然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裡增設皇帝安條克的雕像，同時也禁止許多摩西律法的傳統，如割禮、安息日等等。幾百年來波斯的省長都不敢如此搞破壞，他居然不到一年內顛覆了所有傳統。

阿諛奉承的方式，古今中外相去無幾。《淮南子·說山訓》提過：“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大祭司這種無恥的做法，不知惹惱了多少保守派的人。不久塞琉古帝國與埃及爭戰失利，保守派趁機捉了所有‘崇洋媚外’的猶太人，全部由聖殿的外牆上拋下去活活摔死，連皇帝塑像也砸得粉碎。安條克在戰場上不得意，後方猶太人又出問題，他乾脆領兵回頭下馬威，在耶路撒冷不分黑白地濫殺萬餘人。其中還包括有村莊，因為謹守安息日而不肯拿武器，結果全村被屠，無人倖免，甚至受過割禮的嬰兒都被吊死在母親屍身上。這種令人髮指的暴行雖然是特例，但也已經充分反映希臘對猶太人的嚴重種族歧視。

‘士可殺不可辱’。猶太人一怒之下，竟引發了世上有史以來第一次宗教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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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它是宗教戰爭，實不為過，因為希臘人自始至終無法明白，這些欠缺組織的猶太民兵，毫無勝算地攻擊強勢的希臘軍兵，也一再地傷亡慘重，為什麼他們還總是不斷地拋頭顱灑熱血？剛開始他們只是零星的反抗行動，也旋即被撲滅，但不久就有革命的代表人物出現，就是馬加比家族(Maccabees)。

馬加比書一般視為舊約聖經的旁經，但是它畢竟也是猶太歷史的一部分。不過‘馬加比’並非真正名字，而是家族中的三兒子猶大奮勇打擊希臘軍，被人稱為‘鐵鎚’，亦即猶大·馬加比(Judas Maccabeus)。至於他們加入起義，其實也純屬偶然。最早是身為猶大祭司的父親瑪他提亞(Mattathias）被強迫獻祭給希臘的天神宙斯。當時因為有希臘兵在場，若不向希臘神明獻祭，恐怕全村要被屠殺。為了避免血肉橫飛，所以一個年輕人乾脆自告奮勇要代表全村獻祭。這樣做是對是錯？歷史沒有答案，總之，當天瑪他提亞大發雷霆，一刀殺了這個猶太人的叛徒，然後呼籲所有在場的猶太人一不做二不休，連這些希臘兵都刺死。村莊本來並不是要造反，但這下子被逼上梁山，揭竿起義也勢在必為。公元前167年，瑪他提亞公然領導百姓對抗塞琉古王朝。

不過他們反抗可不是沒有代價。瑪他提亞不到一年就逝世，他有五個兒子，到起義結束時只剩二兒子西門。三兒子猶大·馬加比雖然善於游擊戰，但一開始他們的目的可不是要大動干戈，而只是要懲治尾隨希臘文化的猶太人。他們的所作所為包括剷除希臘式的地方祭壇，要求猶太人全部接受割禮，並強迫一切作壁上觀的人民加入宗教戰爭的行列。雖然這種威逼方式不盡光明磊落，但是造反聲勢浩大，‘民變’發展得如此迅速，倒也讓希臘人瞠目結舌。塞琉古王朝尚未擬定對抗策略，整個耶路撒冷已經被叛民奪取。公元前164年12月14日，猶太人讓聖殿重新歸神為聖，這是今天猶太人點燈節(Hanukkah חֲנֻכָּה)的由來。

顏面掃地的塞琉古皇帝，自是不肯善罷。安條克立刻集合附近所有能差遣的部隊，在耶路撒冷西北11公里的以馬忤斯(Emmaus）安營，準備大舉進攻。只是他並沒有認真對待猶大的叛亂，畢竟根據情報，義兵人數只有三千，而他大部分軍力之前剛被埃及擊敗，這時還在養精蓄銳，何況王國東方的伊朗一帶也有兵亂，不能置之不理，所以真正派去以馬忤斯的只有五千多人。可見在皇帝心目中，猶太人只是一群烏合之眾，遇到紀律嚴整的希臘軍，勢必抱頭鼠竄。可惜他錯了，猶大·馬加比本來就沒打算要一對一正面迎擊。他的目標不是要為宗教慷慨犧牲，而是要為民族取得勝利。當時他在耶路撒冷城北，以馬忤斯以東駐紮，這是希臘軍早就猜到的；但是駐紮是誘餌，真正的兵力卻隱藏在以馬忤斯南方的山丘。希臘軍五千人進攻猶太人的營帳時，居然不見一人；心知不妙時，背後自己的大營已經烈焰熊熊，黑煙沖天。結果希臘兵士氣盡失，趕回本營時又被偷襲，戰死三千多人；猶太人卻幾乎毫髮無傷。

戰爭勝利，猶太人固然欣喜若狂，希臘卻也看清了一點：要平定猶大地區，非長期抗戰不可，因為對手是用游擊戰成功。基本上，游擊是在兵力不足的先決條件下，比較有轉機的戰術，可是也只適合短時間取勝；僵持太久，不但藏頭露尾，顧此失彼，還會物資補給困難，將領士卒更多有死傷。後來馬加比家族幾乎全數戰死，只剩一人，證明游擊戰術仍然有所不足。不過，那已經是幾年後回顧才看得清楚；當時所有革命義士滿腔熱血，其他什麼也不顧了。

話說回來，這宗教戰爭既已如火如荼地展開，自也會衍生另一層政治意義。畢竟猶太人並不希望永遠受異族統治；他們深切希望大衛的子孫，有朝一日會再恢復王國。馬加比家族當然不是大衛的後代，甚至應該不是猶大支派（按摩西五經，只有利未人才能當祭司）。可是既然猶大·馬加比為他們贏得寶貴的自主權，在百姓眼中，這個民族英雄已經和記載裡的大衛重疊在一起，將來要復興皇室，捨他其誰？

猶大·馬加比本人倒沒有這份野心。他被推舉為新任大祭司，但是他任職期間根本只為戰爭而忙。既然耶路撒冷獲得獨立，其他約旦河東地區、北邊的加利利也紛紛加入反抗希臘的行列，而這些地方都需要他去助陣。約旦河戰役之後，他又往南進軍，收復猶大的舊都希伯倫（之前已被以東人佔領），往西突擊，打到地中海沿岸。想來有偉大的英雄鼎力相助，許多起義的人都會比較有信心。

不過力分則弱，希臘軍再次駐兵於耶路撒冷以北的碉堡，還準備了五萬軍兵，三十頭大象，迫使猶大·馬加比不得不帶兵回防（皇帝安條克卻未能親臨，那時北方亞美尼亞也同時搞獨立）。先前希臘的‘長期作戰’策略，這時終於派上用場，希臘軍更仿效當年以馬忤斯的戰術，不直接攻猶太叛軍，而是繞道突襲耶路撒冷外郊。猶大兵雖然佔領有利的高地，卻因為人數只有兩萬，加上要搶救耶路撒冷，結果被攻得措手不及，屍橫遍野。猶大·馬加比自己也負傷，被送回耶路撒冷避難，算是出山以來第一次嚴重受挫。他的四弟為了向義軍顯示這些大象也殺得死，自告奮勇刺死一頭大象，自己卻也被倒下的大象壓斃，壯烈犧牲（後來羅馬時代猶太的地下革命組織奮銳黨，常以他為榜樣激勵同伴）。

希臘人可沒因為叛軍退兵就住手，接下來他們圍攻耶路撒冷，讓他們沒有喘息餘地。猶太人的確在軍備戰略方面略遜一籌，這時城裡的問題頻頻曝光。眼看耶路撒冷即將覆亡時，偏偏天意注定，居然哨兵傳來安條克在亞美尼亞病逝的消息。這下子穩操勝券的陣仗，霎時變得毫無意義。圍攻耶路撒冷的將軍不得已，在公元前163年與猶太人簽定和平條約，等於間接承認猶太人的自主權。

整段風暴假若就這樣落幕，大概就不必再有無謂犧牲了。可惜耶路撒冷並沒有這麼幸運。之前猶大·馬加比只擔任臨時大祭司，本來是希望獲得自主後另選賢能；現在卻演變成有許多人爭著當領導。而安條克皇帝的繼任人，上台不久又被篡位，之前簽定的和平條約也因此失效。接下來幾年，耶路撒冷內亂不止，外患不息。‘鐵鎚’再強，也強不過永無止盡的任務；到最後只得滿身傷痕，滿腔憂心。

公元前160年，猶大·馬加比在第四次與希臘爭戰中壯烈犧牲，跟隨他的部隊也全體陣亡。

‘風蕭蕭兮易水寒’。難道赤膽忠心的人，真願意‘出師未捷身先死’，或是‘仰天長嘯，壯懷激烈’麼？

英雄死了，猶太人哀慟之餘，居然不再窩裡反，萬眾一心地對抗塞琉古王國的進攻。然而少了軍事能人，猶太人接下來二十年可說是步步艱難。這和一般歷史小說/電影的煽情結局不太一樣；一個偉人的犧牲，並不足以帶來決定性勝利，多半幾年後起義失敗，犧牲的烈士還要被冠上賊寇之名。不過這時起義成敗仍屬天意，因為希臘一方除了要征討猶大地區，也要防範王國各地的獨立。這其實有一部分是因為先前安條克的‘強制希臘化’政策，現在被各民族積極‘報復’，反受其害。整個塞琉古王朝實已有外強中乾的現象。

當然，猶大一方也不好過。要投入這麼長時間的獨立戰爭，豈能不元氣大傷？雖然大部分巴勒斯坦地方終於擺脫希臘統轄，獲得獨立，猶太人也在公元前140年建立第二王朝，但是這時青壯一輩已經死了太多，難以維持相當的武力自保。毀滅性的風暴，到此時只剩下斜風細雨。鷸蚌相爭，到最後雙方都疲累已極。

也因此，從來不和希臘文化妥協的猶太人，到頭來還是求助於地中海彼岸的另一個強權——羅馬。。。

浮雲：生命再省思

亞歷山大短暫的雄圖霸業，對於當代的希臘哲學家，可說是極大的打擊。這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內心深處，仍把馬其頓視為希臘的一部分；既有如此英雄人物光芒四射，也間接證明希臘的文化果然是世界一流。儘管亞歷山大死後，大家拼命和馬其頓劃清界限，其實心裡還是會有‘恨鐵不成鋼’的遺憾。英雄的失敗，繼而衍生文化上的自我否定。

然而這種否定，從亞歷山大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原先古希臘的哲學（比方自由、民主、公民權益等觀念）是為城邦文明而創的，但是個人主義抬頭後，城邦已經逐漸沒落，先前的理念也不敷使用。到了軍閥瓜分天下時，整個希臘社會更發展成一種涵蓋世界的大都會文明：一個廣大、陌生、複雜、混沌、分裂、毫無人性的多元化社會。各地來的觀念思想，不斷衝擊希臘固有的政治文化體系。官僚取代了人民的自主權；人只是個數字，對社會的義務只是繳稅服役，再也沒有重要性可言。蘇格拉底的人生探討，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斯多德的道德論，這時已經成了無稽之談。為了面對不同的背景，新的學說勢必要針對一個人在這種環境下，如何生存，如何適應。人所要的不是萬物的本質、辯證的辭藻、政體的完善，而是精神的治療、心靈的慰藉、生命的指引。

也因此，這個時代孕育出兩種答案，就是斯多亞學派(Stoicism)和以彼古羅學派(Epicureanism)。

斯多亞學派的主張是，人的一切負面情緒都是由錯誤判斷而來，所以人若要自由，就要保持堅定的意志，不受物質世界左右。對他們來說，道德是人類最崇高的知識；自我約束則是培養道德、抑制負面情緒的不二法門。一個人若能有澄澈的思維，不被世俗偏見所沾染，不憤怒、不貪婪、不嫉妒，就是有美德。後來的學派思想甚至認為，只要有品德，人生自然可以得到滿足。這樣的哲學在希臘的文化界，可算是承先啟後，所以上流社會無不尾隨；甚至瓜分亞歷山大帝國的每個軍閥，都聲稱是斯多亞學派的門生。

以彼古羅學派所提倡的恰恰相反。它在中下階級社會中最為廣傳，因為它認為快樂才是人生最大的善；但是快樂並不是由迷信、宣傳、教條而來，而是要認識世界，也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慾望，才能得到心裡的寧靜，進而能夠不憂不懼，不必受肉體上無謂的痛苦。最大的快樂是來自知識、朋友、以及適度的生活。剛開始以彼古羅學派是柏拉圖哲學的勁敵，不過很快地，它與斯多亞學派席捲整個希臘世界的思想，反而變成兩個新學派分庭抗禮。後來使徒保羅在雅典，還特地和這兩學派的人辯論過。

問題是，一種學說廣傳後，難保不變質。普通人不明事理，對這兩派的膚淺理解，自然變成享樂主義和禁慾主義。食色性也，天下會有幾個白痴想去禁慾？當然是選擇享樂的人多。不過這一來，誤解的思想反而在整個希臘大都會文明中迅速傳播。希臘社會對於男女之事本來就很開放，兩個世紀的商業繁榮下，飲食也算講究；現在既有學說主張快樂至上，這時的希臘人豈有不盡情享受的理由？還可以想像，希臘的這種風氣肯定會傳染給各地，讓異族年輕人與他們沆瀣一氣，醉生夢死。這對各民族老成持重、保守傳統的人而言，實在看不順眼。猶太人稱這縱情享樂的風氣為“Apikorsim”，雖是翻譯的名詞，卻帶有很強的蔑義，連帶泛指所有恬不知恥的裸體雕像、衣不蔽體的飄逸服飾等等。（新約時代的猶太基督徒，仍對希臘式的婦女服飾有意見。）

只是，不喜歡以彼古羅享樂主義的人，又容易迎合斯多亞學派的道德至上論，甚至走火入魔地用道德規範來控制整個社會。猶太人深怕自己族人也和希臘同流合污，於是有心之士開始強調，猶太人應該與世隔絕、分別為聖，所有人都該生活得像祭司一樣。這些人漸漸被稱為法利賽人(Pharisees，就是分別的意思)。他們用意或許不錯，執行上卻過度強調人定的規條，例如怎樣洗手，怎樣吃飯，甚至在猶太人所守的安息日什麼事可行不可行。換句話說，希臘的同化是一種極端，但為了抗拒極端，許多人偏又走上另一種極端。

而在這兩種極端之間，居然出現了第三種答案，就是舊約聖經最常被引用的一卷：傳道書(Ecclesiastes，希伯來文為 קֹהֶלֶת‎‎ Qohel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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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知道傳道書是誰寫的。傳統認為是所羅門，但是馬丁路德曾指出它的作者應該不是所羅門，只是假借名義著述；後來學者更由它的語法、文辭、波斯文借詞，推論應該是西元前三世紀的寫作。西元前200年以後的旁經、拉比文學、歷史文獻，甚至希臘辯論，都曾引用過傳道書的內容，但之前卻完全沒有。可是一本無名氏的作品，在當時居然還被翻譯為新埃及文、亞蘭文、阿拉伯文、希臘文，實在不可小覷。（後來因無法辨認正版，校訂時反而囊括各版本，使內容變得重複。）

到底傳道書說了什麼？作者開門見山就寫下：“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這只是起頭，接下來逐步分析，自然現象永遠不斷地重複，人類世代興替，也一樣不被紀念。追求知識再多，仍屬虛空；享樂無限，也毫無益處。努力積蓄，卻要歸於不認識的人；做盡善事，卻未必安享天年。英明賢能的國王，尚且得不到後代尊敬；而獲得尊榮的人，也不一定得享長壽。智慧可以拯救一城，但是有智慧的人還是會被遺忘。書中有不少一針見血的至理名言，例如：“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而最重要的是，死亡無人能免，義人惡人都是一樣，智的愚的都是如此，潔淨的和不獻祭的都沒有差別；人的一生，其實和走獸也差不多，到陰間什麼也沒有。傳道書寫到最後，結論仍是：“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這是很悲觀消極的看法，既坦白又逆耳。有人說傳道書像佛教的哲理，這大概是只讀一遍的初步感受，因為乍看之下消極，實際上卻絕非作壁上觀，與世無爭。尤其對於當時的兩大學派，傳道書的言詞有如當頭棒喝。不論斯多亞學派或是以彼古羅學派，都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進而探討人生的價值觀。傳道書則徹底打翻這種看法，直接深入核心，糾正當代的謬誤：人生如浮雲，沒有價值可言。

不過這不是答案，而是開場白。

更淺顯地說，傳道書沒有否定任何一方。人可以追求享樂，因為這是‘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份’，也可以追求智慧，因為智慧可以護庇一個人，更可以追求美德，因為美名如同香膏芬芳。然而人若一味地追求什麼，所獲得的未必是期盼的——享樂不一定滿足，智慧不一定被肯定，美德不一定能善有善報。換言之，作者不是要取代其他學派，而是集合了各家說法，棄瑕取用，然後再加入自己的主見，結果反而化腐朽為神奇。有一段話寫得很耐人尋味：

不要行義過分，也不要過於自逞智慧，何必自取敗亡呢？
不要行惡過分，也不要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
你持守這個為美，那個也不要鬆手；因為敬畏神的人，必從這兩樣出來。

用當時猶太人的看法，法利賽人的道德規範是‘義’，希臘式的享樂主義是‘惡’。傳道書認為這兩種態度都不可取，卻建議一個人必須走在這兩種極端之間，畢竟人就應該這樣生活。其實只要有點常理邏輯的人，都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但是在一個文化普及、思想澎湃的時代，‘常理’反而不常見了。

甚至從宗教教義而言，傳道書也不認同以前的猶太教神觀。以往的見解是，好事壞事全出於神的喜悅憤怒，所以天災人禍必須祭神認罪，而財富則是神賜福的最佳證明；傳道書卻承認，從始至終，神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好事壞事一併存在，是要叫人查不出身後有什麼事。這種觀念對信仰虔誠的猶太人當然難以接受，難道自己長久以來敬拜的神，對於世間善惡好壞如此不看重？難道天下真的毫無公義可言？難道神會如此善變、反覆無常，隨時突發奇想就賜福降災給人類？

其實這種看法也是出於希臘。蘇格拉底對話裡已經有許多類似的哲學討論，只不過古希臘的泛神論本來就已式微，這樣的觀點恰好將傳統宗教觀劃上句號。猶太人對根深蒂固的宗教是存有‘與民族共存亡’的情緒，雖然傳道書盡量避免希臘文的用語，在神觀上仍然備受攻擊。今日它被公認是猶太智慧文明的一部分，當年它卻被斥為不成體統的逆書，雖然很有影響力，卻到大約公元二世紀初才被編入七十士譯本，算是舊約聖經中最後，也最受爭議的一卷。

縱算如此，對於許多不在乎門戶之見的讀者，傳道書的論述反而點破迷惘。儘管神對人的一生會審問，但是生命的目標，絕不能只受限於宗教的賞罰；人的存在，也不能只畏縮於難以測度的天意之下。再仔細想，作者並不是要與傳統猶太教做出壁壘分明的對比，而是要讀者明白虛空是什麼。一個人必須先了解世界的規則，再誠實地觀察，世上還是有不按照規則的實例存在，最後才能看透世界的虛空。沒有規則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是犯規並不代表規則盡失；若是人能先認清虛空的可能性，反而不會執著於規則，結果對世界產生期望落差後，不斷地怨天尤人。

換句話說，傳道書給予的是一種坦誠對話，不能因為內容太難聽就想閉目掩耳。敬神，固然重要，但是生命的意義，卻是要個人親手創造。既然神會讓好事壞事臨到人，人也就必須用努力來積蓄資產，以備不時之需；可是名高見妒，財多遭殃，人又需要用智慧來避免禍患；不過聰明才智，在真正災難中是沒有用的，唯有平時的道德善行能讓人願意施予援手；而道德的人生仍不代表能快樂，人還是應享受自己勞碌所得的福，與所愛的人一同快活度日。畢竟天下萬物都有定期，有生有死，有得有失，樂往哀來，毀而復建。總結了所有的虛空，作者最坦誠的建言，是希望人能進能退，榮而不辱，樂而不淫，富而無憂，老而無懼，因為神所引導的路，正是要人過一種完整平衡的生活。

當然，傳道書並沒有把這明確的總結寫下來，而是用虛空作尾音，讓讀者感慨之餘，再去抽絲剝繭，尋索生命之道。附上了解答，一般人會讀得草率，不假思索地把答案當作天經地義。無解的問題，卻會讓勇於思考的人再三推敲，進而對人生有更昇華的省思。

那麼為什麼這許多其他的哲學理念，卻捨本逐末地倡導偏頗的論調？或許這些思想家、哲學家、宗教領導，都太著重理論，導致他們無視人類的現實生活。或者說，他們已經缺乏前代的終極關懷精神。他們所愛的，是自己的偉論，不是人類。雖然同樣辯詞滔滔，卻是口惠而實不至，越要賜予人類新的價值觀，卻越使人變得畸形。再加上過度理想化，許多學說已經純粹成為坐井觀天的產物。

千百年來，多少學派已經消聲匿跡，新的哲理又取而代之，世人也仍舊追東逐西，時而按圖索驥地尋求出塵修為，時而抱殘守缺地堅守宗教傳統，時而高歌‘今朝有酒今朝醉’。只是，千百年來，仍然很少有像傳道書一般的著作，讓讀者感到如此心靈激盪，思潮澎湃。

奔雷：臥龍躍馬終黃土

即使對世界歷史不熟悉的人，也一定聽過亞歷山大這如雷貫耳的名字。他十幾年內打下廣大的江山，卻英雄氣短，讓後代羨慕之餘，又不勝唏噓。不論是羅馬皇帝、鄂圖曼帝國的蘇丹、甚至莎士比亞筆下的亨利五世，都把亞歷山大美化為最卓越的將領。後代作家也不時把亞歷山大塑造成文武雙全、雄姿英發、才氣縱橫的大人物。實際上，對他的老師亞里斯多德而言，亞歷山大是個不成材的學生，學不到他所教導的皮毛；對他的父親腓力二世而言，亞歷山大是個急躁衝動的少年，戰場上勇猛，作為政客也不遜色，但治國之道卻似乎無所領會。

腓力二世本人也是疆場上的傑出人物，不過在政治上他猶勝一籌。當時希臘先是雅典和斯巴達內戰，後來希臘東半部的底比斯聯盟又與斯巴達抗衡。這讓腓力有機可乘，大力往東南兩面拓展馬其頓地盤（他攻下東邊色雷斯的軍事要塞，改稱為腓力比Philippi，連同附近的金礦產地都半借半搶地佔領），西邊又和伊利里亞的鄰國結親（結親後卻又強攻，讓勢力範圍達到亞德里亞海上）。他的著眼點不是要短期獲得，而是從經濟上穩定本土。雖然有些做法不盡光明磊落，大多數希臘城鎮仍然認為馬其頓是抵禦波斯的最強後盾。

然而公元前336年，腓力被自己親衛行刺而死。他生前敵人不少，究竟背後主謀是誰，連史學家也不知道。總之，亞歷山大十八歲登基。鄰國可能欺他年幼，色雷斯、伊利里亞紛紛想獨立，底比斯、雅典也出現反抗馬其頓的行動。亞歷山大可不是虎父犬子，當年腓力領兵時，未成年的亞歷山大已頗有功勞，現在立刻發動閃電攻勢，東西南三面打擊叛軍，又率騎兵直指底比斯。底比斯人尚未集結同盟，城裡已經被斬了六千，亞歷山大還利用周圍與它不合的城邦瓜分底比斯，將倖存的城民賣為奴隸，懲前毖後。希臘各城邦遂不敢再有異動。

不過亞歷山大進入希臘境內，還有一件重要事：不知他是對阿波羅的神官威逼利誘，還是真的這麼有魅力，居然讓神官營造一份神諭，聲稱亞歷山大是無堅不摧、戰無不勝的人。對一個君王，名聲是最大的本錢，也是最大的號召。由此可見亞歷山大這時早已野心勃勃地為奪天下做準備。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世上的哲學家根本沒有統一的看法。既有人以對世界的終極關懷為目標，自也有人相信究極的自我實現才是真諦。其實不只亞歷山大，絕大部分人都寧可挑選後者——與其去看遙遠的理想未來，還不如在有限的時間內登峰造極。即使兩者都能人死留名，後世也不在乎你天長地久，只在乎你曾經擁有。

到底亞歷山大是怎樣打天下？當時波斯帝國難以征服希臘，但是仍然嚴守歐亞交界的拜占庭（後來的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既然平定希臘，就有餘力引兵向東，藉口是要報一百五十年前希波戰爭的一箭之仇。希臘兵力不算弱，而馬其頓在腓力的整治下，更有上選的一千八百貴族披甲騎兵，和驍勇的馬其頓步兵。這些步兵比以前的重裝步兵有效，因為所有人都配備劍、弓、矛，連騎兵也可以隨時化為馬弓部隊，按照戰場需要改變陣法，配合任何兵種來指揮，不再各自分隊，難以應變。更正確地說，新的步兵出現，舊的重裝步兵就開始被淘汰了。只是波斯帝國還不明白這一點，自從希波戰爭以來，仍一直沿用重裝的希臘傭兵，從未進步。何況步兵的守禦力再怎麼強，也強不過騎兵的閃電攻勢，而亞歷山大最擅長的，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的破入法。

波斯看似實力雄厚，其實它巨大的版圖也是它最大的弱點：從阿富汗到利比亞，大多行省還是以自治為主。巴比倫、呂底亞、腓尼基、埃及等地會服庸波斯帝國之下，只因懾於早期皇帝的威勢，而在波斯統治之下也不算被壓榨，至於各地的效忠程度倒很弱。現在波斯的向心力已不如從前，若是改朝換代，對這些地區而言也沒必要誓死效命；一旦亞歷山大突破拜占庭，勢如破竹地‘解放’各個附庸地，整個波斯帝國就像脫線的毛衣，一下子開始分化瓦解。

* * * * *

要稱亞歷山大是天縱之才，不如稱他是機會創造的英雄。他的確是慧根聰敏，但也不算是出類拔萃；整個東征過程中畢竟有許多僥倖，才讓他能夠與天比高。公元前334年，他進入小亞細亞的第一戰，波斯駐兵本來是隔河對陣。亞歷山大只是叫騎兵提前從上游渡河，從側面攻擊而已，不知變通的波斯軍當然慘遭敗北。不過亞歷山大強硬的態度很快就浮現：波斯降兵中的希臘傭兵，他居然殺了三分之二，剩下的分發為奴隸送回馬其頓。這種不妥協的原則，說好聽是心理戰，杜絕其他希臘人去當傭兵，說難聽是他有極重的‘擋我者死’的心態，不論敵友都會殺（這到後期會日益明顯）。然而這凌厲萬鈞的第一戰，頓時打亂了波斯帝國的邊防。接下來亞歷山大用‘一役一郡’的攻法，專打各省首府——呂底亞省的撒狄、愛奧尼亞省的以弗所、卡里亞省的米利都(Miletus)、旁非利亞省的別家(Perga)、基利家省的大數(Tarsus)——洗劫各地作為戰爭資金。在弗呂家省的哥地斯，曾有一個無人能解的繩結（類似九連環），傳說解開的人會成為亞洲的統治者。亞歷山大到此，好勝心起，一劍劈斷繩結，算是解開了。這件事在軍中口耳相傳，想必讓迷信的人更加懾服。

其實波斯陸軍失利，海上可沒敗。要不是羅德島的海軍元帥在同一年猝死，亞歷山大是否能稱霸還很難說。

對大部分希臘殖民地，亞歷山大向他們承諾雅典式的民主，他們也就很快地見風轉舵。馬其頓所搶奪的金銀還有一部分送往雅典，因為自始至終，雅典對亞歷山大的東征一直投反對票，亞歷山大只好用錢叫他們閉嘴。可是他征服了整個土耳其，充其量不過是帶領所有軍隊一站一站往前攻奪，希臘在各個行省根本沒有駐兵。波斯皇帝看清楚了這弱點，若要擊潰亞歷山大的希臘軍，最好用大軍正面迎擊。假若亞歷山大迴避，不但會影響士氣，後方土耳其各行省也會重歸波斯，讓亞歷山大斷糧而敗；假若亞歷山大不迴避，就必須以四萬兵馬對抗十萬波斯大軍。

這是亞歷山大東征的第二年，他的野心是否實現，全看他在能不能贏這一役。波斯大軍比希臘部隊提早到戰場，更截斷亞歷山大回到基利家大數的退路。不過波斯為了要阻截亞歷山大的傳令，步兵佔據的地勢反而不良。亞歷山大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騎兵步兵陷入苦戰，竟只自己帶著一千八百貴族騎兵，闖進波斯步兵的劣勢，然後直搗黃龍，衝進波斯皇帝大本營。波斯皇帝招架不及，倉皇遁逃，十萬大軍頓時士氣全垮。戰場上波斯死了兩萬多人，希臘也折了七千，算不上是出奇制勝；不過波斯皇帝遁逃後，留下財物倒是讓希臘軍受用匪淺，而且還有人質可以談判交涉。

經此一役，波斯不敢小看亞歷山大。亞歷山大則開始標榜自己是傳說所預言，亞洲的統治者。波斯趕快退回兩河流域，再次招兵買馬。亞歷山大卻沒有立刻隨著搶攻巴比倫，這時波斯帝國西方富饒之地政局不穩，正好便宜行事。沿著敘利亞的海岸，他很快地兵下亞蘭、腓尼基、猶大各城市。大部分地區幾乎是‘從善如流’，開城歡迎，而腓尼基的海軍也‘識時務者為俊傑’，讓波斯失去地中海絕大部分的海軍。只有推羅一城因為宗教上與他有所衝突（亞歷山大硬是把當地神祗稱是希臘神話力士，還要自己來扮演節慶的主角），結果因為一件事上不願妥協，居然遭到亞歷山大屠城，八千人慘死刀下，兩千貴冑被釘十架。要說亞歷山大近乎歇斯底里，不如說他心態很不平衡：他自詡為神的化身，不願認同他身份的都免不了血光之災。

埃及的權貴聽說此事，全部用阿諛奉承的方式博取亞歷山大歡喜。這個‘亞洲的統治者’被尊為法老，太陽神之子，尼羅河港口改稱亞歷山大城，在盧克索神廟甚至連石壁浮雕都造好了，實在肉麻到極點。亞歷山大在埃及逗留不長，卻騰得出時間到沙漠中神明聖地，以‘天神宙斯下凡’的身份被祭司們膜拜。到底亞歷山大自己信不信這一套，不得而知，但他卻從此開始與‘凡人’保持距離。以希臘的傳統，國王和貴族騎士還是平起平坐，但是不管是埃及或中東，都沒有這麼平等的看法，波斯甚至皇后要覲見皇帝還要金杖免死。亞歷山大入境隨俗，有模有樣地提升自己地位，其餘軍兵並不認同（後來他聽說遙遠的地方居然有‘三跪九叩’的禮儀，也想如法炮製，士兵差點造反，只得作罷）。

西部江山摧枯拉朽地淪陷，波斯皇帝也開始緊張了。他向亞歷山大提出協議：幼發拉底河以西的地區全部劃歸希臘。對馬其頓將領而言，這已經很優厚了；希臘人本來就熟悉地中海，加上這地區富裕的地方實在不少，只要善加治理，肯定能自給自足，國度長久。亞歷山大卻回答：不夠。他既是神明化身，又被預言要當亞洲的統治者，怎能這樣就自滿？

公元前331年，談判破裂，波斯自然再次與亞歷山大交戰。這是亞歷山大東征過程中最險的一戰，敵人是自己五倍，交戰前夕亞歷山大甚至曾因驚恐而失態。但是到了戰場上，亞歷山大又恢復以往的傲氣，副將帶左翼，自己帶右翼，以矩形陣勢進攻。波斯人數多，卻沒有採取主動，甚至有點見招拆招，沒有事先計劃。看到亞歷山大的騎兵隊出陣，才要用包抄截住，不料左翼包抄成功，右翼卻露出空門；看到馬其頓陣勢中門打開，才打算取中路，不料波斯領隊為了救人質，居然放棄圍剿亞歷山大的機會。然而波斯畢竟人多勢眾，希臘以一抵五，險象環生。亞歷山大雖然又一次逼近波斯皇帝身邊，卻因為自己部隊告急而無法殺敵，到最後只能逼得波斯皇帝再次逃走。這次希臘損失幾百人，波斯卻喪生四萬人，軍力大挫，從此再也無法和亞歷山大唱對臺戲。

到此為止，亞歷山大的機運算是很不錯。接下來希臘的士兵享受了巴比倫的繁華，擄掠了書珊一百三十萬公斤的金銀財寶。在波斯首都的皇帝寢宮就搶了二十萬公斤的純金，百年經營的皇宮被焚毀成灰，整個城市幾個月內被軍兵亂民徹底搜刮一空，連後代考古學家都找不到當代的一塊金幣。不過搶歸搶，馬其頓的將領們再次問國王，是否應該見好就收？亞歷山大一樣回絕。波斯皇帝還在逃亡，波斯帝國的東部也還沒收歸版圖，除惡務盡，豈可就此住手？

一念之差，往往造就了一世的悲劇。亞歷山大對自己將領的諫言充耳不聞，繼續東征，但是接下來幾年征討的路，又艱苦又得不到報償。中亞的內陸河，本來就水源較少，更沒有類似西亞的大城市值得搶奪，何況希臘人對伊朗高原不熟悉，糧食不足、水土不服、思鄉情切的現象十分嚴重。亞歷山大東達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邊境（希臘稱Bactria，中國古稱大夏）。這時逃到此地的波斯皇帝已經被刺殺，阿富汗總督自立為波斯王。亞歷山大大概幾年來找不到宣洩的對手，乾脆酷刑處死這個篡位者。不過這個山嶺險阻的地區，實在讓亞歷山大沒輒，畢竟當地沒有真正的政府，只有部落和游擊手（之後印度的孔雀王朝、貴霜王朝、阿拉伯的大食帝國、蒙古的成吉思汗、英國、俄國、甚至今日的美國，都對這個棘手地方頭痛）。唯一能控制的方法，不是集體屠殺，就是大量駐兵。這對亞歷山大而言有困難，畢竟他打天下非靠希臘部隊不可。他最後只得用政治手段，娶了當地女子為妻，訓練當地人為部隊，叫一些倒霉的希臘步兵一齊駐守。

而這幾年也是亞歷山大和將領嚴重失和的時期。他有時杯弓蛇影，還唆使部隊刺殺自己心疑的大將。一個曾救過他性命的將領，被他在爛醉的烈怒中親手斬死。他不願回頭，也不聽部隊的意見，公元前327年希臘軍隊越過興都庫什山脈，進入印度河流域，大概在中亞無處洩憤，一到這地方就開始全村屠殺。印度對這突如其來的金鼓戰笳，尚不知要如何對付，亞歷山大終於又有機會大捷。只是天意弄人，在印度河流域碰到希臘從未見過的季風豪雨，一連七十幾天的傾盆大雨，讓希臘軍兵士氣全失。大雨過後，亞歷山大想再接再厲，士兵幾乎暴動。亞歷山大只好‘順天應人’地改道回家。沿著印度河南下，少不了又是一番屠殺，可惜亞歷山大沿河駐守的士兵，不多久都被印度人消滅殆盡，亞歷山大自己也被土著毒箭射傷，僥倖未死。公元前325年大軍到印度洋河口，又碰到更可怕的問題——來接應的船艦只能載少部分人，剩下的都要橫過伊朗南部的莫克蘭沙漠，六十天內沒有一根水草。對士兵而言，這段路猶如煉獄，不知倒斃多少人。雖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但是功敗垂成的，也一樣是萬骨枯。

回到兩河流域，亞歷山大已經有點意興蕭條，可是真正的問題才開始。當年向他投誠的波斯總督，只希望希臘人蝗蟲過境後永遠不要回來，對亞歷山大的軍兵本來就沒好感。至於從馬其頓派來經管各省各城的新總督，既然國王不在，綱紀敗壞，貪污重稅，暴力壓榨，自是不在話下。換言之，亞歷山大打下的江山，已經完全失去了基本政治體系，而大肆擄掠之下，整個波斯帝國早已元氣大傷，半個世紀難以復原。亞歷山大沒有他父親腓力的治理能力，也沒有財政策略，只是繼續沿用恐怖政策，不服者斬，要不然就是強迫軍官們去娶波斯的貴族女子，希望能拉攏關係。這簡直是火上加油，波斯人認為亞歷山大只是在利用他們，而希臘人壓根就不想變成波斯人。更糟的是，這十年東征，有些士兵年紀也大了，無法再上戰場，亞歷山大居然要他們回馬其頓，另外挑選青年加入軍伍。對士兵而言，這又是一種侮辱，沒有利用價值就可以拋棄麼？大家立時抗議。亞歷山大不勝其煩，斬了一批，換波斯人擔任士官，問題仍沒有解決，最後只好分發一些擄掠的金銀，讓萬餘老兵衣錦還鄉。

其他的政策也不得要領。為了籠絡波斯境內的希臘人，亞歷山大竟然宣布，流落異邦的希臘子民都可以回鄉，以前產業也全部歸還。這對希臘境內各城邦，實在是浩劫；一堆人回到家鄉爭權奪利，哪還能有安寧日子過？希臘人原本認為東征的版圖可以發揚文化，促進貿易；現在才知道，對這個野心比天高的國王，自己完全被犧牲也無所謂。後來亞歷山大一離世，所有希臘民眾都大舉反抗馬其頓。

亞歷山大本人還不死心，又想南征阿拉伯，特別叫人擴建港口、訓練兵馬。只是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飲酒作樂，不再像以前豪氣萬千。一個與他出生入死的摯友逝世，他哭得死去活來，其實不知是為朋友哭，還是為自己壯志未酬而哭？亞歷山大越覺得登天無路，反而越用虛偽誇大來掩飾自己。在巴比倫鑄造的金幣，他的形像還附加閃電，強調自己是天神宙斯之子，更說是天雷讓母親懷胎（不知他父親腓力作何感想）。在公共場所，他總是戴公牛角為飾。他要希臘城邦公認自己是神不是人，又叫人雕自己塑像，身體卻改為完美身段（根據記載，他其實不高也不壯，和拿破崙有得比）。為了表現年輕，他一直不留鬍鬚。可是不管怎麼誇大，他終究是喝酒而死，死時只有三十二歲。

對於他英年早逝的解釋很多，有人喜歡風花雪月的故事，有人認為是被毒殺，也有人推論是戰場舊傷復發、酗酒過量等等。有個不實的謠傳，說他死前叫人棺材開洞，兩手外露，意喻江山再大，死也是空手。這是妄加的典故，亞歷山大可沒那種哲學家的素養，會做這種事。他連‘醉臥沙場君莫笑’的感嘆也不會有，畢竟他只顧短暫的榮耀，從未想過長遠的事。說他志大才疏，未免過分，但是他喜歡勝利，不喜歡建造萬世基業，也是事實。他只是消滅波斯帝國，而不是建立新的帝國，也不曾把希臘文化傳播到中東。甚至可以說馬其頓也毀在他手上，因為他一死，將領立刻割據互戟，拼得魚死網破，十年內演變成‘四分天下’之勢。奪取埃及的將軍托勒密(Ptolemy I Soter)為了稱帝，還搶了亞歷山大的靈柩到埃及去；而馬其頓自己，先是皇室一一被殺，然後又被希臘和色雷斯侵略，三十年內易主多次，飽受無妄之災。一切天下大亂，終歸是亞歷山大的‘究極自我實現’所造成。

《尉缭子》說：“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亞歷山大一生有如電光石火，他打下了五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全沒治理，最後又消失得無影無踪。或許，氣短的仍是英雄，但是英雄，仍是不稱職的國王。

同一時期，馬其頓的西邊，一個不到一萬平方公里的小共和國，卻會建立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帝國。

晨曦：知也無涯

十二因緣，以痴為本。痴者，眾罪之源；智慧，眾行之本。先當斷痴，然後意定。
——釋迦牟尼Siddhārtha Gautama(c.564 - c.484 BC)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子(551 - 479 BC)

我不能教人任何事；我只能讓他們自己去想。
——蘇格拉底Socrates(469 - 399 BC)

那是個文化史上大放異彩的時代。古世界傳播不便，卻幾乎在同時（尤其是公元前600至300年間），世界上北緯30度左右的古文明地帶——中國、印度、中東、希臘——都各自出現了影響深遠的文化思想。

德國哲學家Karl Jaspers稱這段時期為‘軸心時代’，尤其推崇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三人。其實，重要人物何止三人？孔子對中國的重要性，用一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就可知道。不過在他之前還有老子，之後還有百家爭鳴，春秋戰國的學術界可說是異常熱鬧。釋迦牟尼創始佛教，講求眾生平等，但是同時代的笩駄摩那(Mahavira)創辦耆那教(Jainism），提倡非暴力，又有無名氏寫了奧義書(Upanishads)，那時代追求真理的人也非少數。蘇格拉底的詭辯十分有名，但是他之前已有不少著名哲學家（包括數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而他的學生柏拉圖青出於藍，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又集大成，當代風雲人物不勝枚舉。再加上巴比倫的學說紛雜，米底的拜火教遍傳四方，猶太先知們對傳統宗教重新定位，同時代學者真是人才濟濟。

有人認為人才是說有就有，說無就無。這種看法從歷史而言倒是站不住腳。人才並不是想要就有；不論一個人是何等天才，沒有機會和其他天才切磋，仍然不會迸發出智慧的光芒。孟子的‘余豈好辯’，是在不斷的辯論中闡揚真理；三國時代群英問世，是在‘既生瑜何生亮’的挑戰中留名青史；工業革命，是歐洲各國相互較勁的成果；矽谷的高科技，是無數頂尖頭腦競爭而來。《禮記》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沒有環境因素，人才絕不可能誕生。

但是要切磋，其他因素總得先具備：第一、這塊土地上必須有先進的文明。一無所有的蠻荒之地，絕不可能一步登天，衍生超越性的智慧；能達到自我觀察之前，整個社會總要先有充分的宇宙觀，對萬事有所解釋，才能再進一步提出問題。第二、廣大地區必須有共通的語言文化。黃河流域這一點大致成形；北印度的梵文也在幾世紀中逐漸普及；中東的亞蘭文比各民族的語言文字更廣用；波斯沿用了米底文字，後來又輾轉使用以攔和亞蘭文；而希臘文在各個流散的殖民地都被採用。第三，必須有交通作為先決條件。車馬舟船的普及，在沒有大眾媒體的時代，是開拓視野的第一步。孔子周遊列國，一方面是希望找機會實行政治主張，一方面也為了考察當時世界的改變；釋迦牟尼四處拜訪苦行僧，上下求索真理；柏拉圖遊遍義大利、西西里、埃及、迦太基，比對各地不同的理念傳統。不過，倘若沒有需求，交通方面又如何上軌道？荒郊野外的羊腸小徑，千頃碧波的孤舟一葉，都不足以讓學者安全到達目的地，更休提做文化探討了。第四、必須有相當水準的經濟貿易。農工商具備，士人才有用武之地，否則三餐不濟的時代，誰會去探索學術上的疑難？更重要的是，經濟有了基礎，才能讓不同階層的人都來從事文明工作，否則若只有上層子弟能讀書，再怎麼思考也很難突破金玉錦繡之類的沙龍閒談。孔子有教無類，七十二門生貧富兼容；釋迦牟尼提倡眾生平等，耆那教甚至無分男女，扭轉了當時印度的傳統；希臘主張學術不分貴賤，著名的哲學家當中有商人、醫師、工匠、甚至演員；猶大的先知中甚至有農夫。

當然，萬事起頭難，第一代的路程也最艱苦。接下來有學院、講師，學生比較不需要長途跋涉，但是師門傳承之下，也可能有一代不如一代的現象。除非像亞里斯多德，完全否定老師柏拉圖的‘形式’理論，而主張知識是透過經驗觀察所獲得的概念，否則一般學徒只是慕名而來，自己沒有獨立意見，再怎麼切磋琢磨，也達不到舉一反三的效果。另一種可能，是像巴比倫集帝國賢士於一堂。不過如此一來，切磋的機會是有，卻很難精益求精，琢磨出更寶貴的智慧。畢竟學院是皇帝私有，總會迎合皇帝喜好；這樣的學說即使名噪一時，也經不起歷史篩選。第三種可能，就是在教育人口密度高的地區，同時存在好幾種學派，而且每個學派都別樹一幟，互不相讓。中國、印度、希臘的軸心文明，都是從這模式演變而來。

而這些學派所留下最獨特的，也最引人入勝的，可能還是它的問答方式，又稱辯證法。論語有不少學生問老師的對話；佛教的禪修也常是師生討論；蘇格拉底對話錄幾乎是長篇對辯；舊約聖經最後的先知書，一樣以提問題作為釋疑（許多拉比文學也是）。各家各派的答覆，有些機智，有些詰問，有些另有深意，有些甚至無理取鬧，但不可否認，這比以前單方向的傳道授業進步多了。

儘管如此，這幾種文明的進化，相似程度倒很有限。比方，它們對知識的追求有顯著不同：佛教主張頓悟，儒家主張博學，希臘主張啟發。比方，它們產生的文化系統還是有大體上的差異：希臘是本質性的哲學，以色列是人性化的宗教，巴比倫是包羅萬象的玄學，印度是超越塵世的形而上學，中國則是百家各自提倡實用主義。然而促使它們產生的政治因素，卻又有幾分類似——它們都是在一個舊時代將亡，一個新時代又尚未來到的前夕誕生的。

換句話說，它們都是黑夜中的第一絲曙光。

* * * * *

從出埃及記和青銅文明崩壞以來，到此時已經有七八世紀。這段時間世界各地都有王朝，填補權力真空，穩定社會亂象。中國的周朝填補了殷商之後的政治缺口，但到這時已經天子有名無實。孔子所期望的，是周朝起初的治世。他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這種嚮往，正也因為春秋戰國的亂象，讓至聖先師痛心疾首，才會去追求古代的和諧。老子其實也針對這問題提出政見：“無為，則無不治。”韓非說：“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墨子開頭第一句話：“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其他如名家說‘以正名實而化天下’，兵家說‘存亡之道，不可不察’，這麼多人都費盡心力在為亂世尋求出路，實在也令人敬仰。

別的地方也不遑多讓。巴勒斯坦的大衛王朝已經提過。印度半島自從雅利安人入侵後，也曾有吠陀文明，但是到釋迦牟尼的時代，已經分裂為部落族群各自為政（《中阿含經》稱之為‘十六大國’，其他典籍用‘英雄時代’來形容，但是可想而知是長期戰亂的紛擾歲月），直到公元前261年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東征西討，才又有統一印度的帝國。中東的亞述走了，接下來的迦勒底、巴比倫、以攔、和亞述舊部爭相奪權，埃及、阿拉伯、西徐亞、呂底亞、米底又各據勢力，在波斯未統一之前，同樣是多難之秋。希臘戰勝波斯，本應可以產生相對的民族國家，但是抗戰完畢不久，又演變成雅典和斯巴達爭奪領導，歷時431-404BC，戰得兩敗俱傷；蘇格拉底曾參與此戰役，或許正因為厭倦了這無止息的血腥，才使他追根究底地質問各學派，把這些智者自以為是的無知，赤裸裸地呈現在眾人面前（後來因樹敵太多，被賜毒酒而亡）。他弟子柏拉圖對老師的死感到灰心，因此寫了《理想國》留待未來的哲學家皇帝。亞里斯多德認為單有哲學理念還不夠，其他邏輯、科學、醫學、音樂、美學、文學、修辭學、政治學也一樣重要。

所謂‘亂世’，指的並不是你砍我殺的兇殘，而是社會無知、無序、失控、蠻惡、近利、弱肉強食等現象。思想家踏過了不同的泥土，見識過不同的風俗習慣，卻找不到一塊土地能作為人性的模範。他們自己何嘗不希望駐留在一個和諧安寧的家園？何嘗不希望能享受一個真善美的所在？然而他們都看不到未來的治世，只見到無盡的黑夜。

這對於一個文化人是很沮喪的事，但也因為每個思想家都心裡有數，在有生之年見不到黎明，所以只能把眼光放得更遠。因此這些文化都產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

基督教神學家Paul Tillich被認為是最先使用終極關懷這詞。所謂終極關懷，是源於人的存在有限，而又期盼無限，以達到永恆的一種精神渴望。這與一般宗教並無兩樣，但是哲學家由觀察人生所引發的問題，往往與宗教推演出的答案起衝突。在這以前，人類知識有限，經驗也有限，天子就是龍，法老就是太陽神之子，婆羅門就是最上層不可侵犯的社會階級；可是到了軸心時代，大環境已經不再能接受這種愚昧無知，何況認識的世界越廣，就越會對本來接受的‘真理’產生懷疑：人是什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活著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世界的規則是什麼？宇宙循環是有原因，還是無目的地進行？動植物的生態與人類相近，為什麼他們沒有智慧？生老病死，是善是惡？攻伐交戰，能獲得什麼？我的敵人是誰？他們為什麼該死？我所效忠的又是誰？他們又為什麼該被服從？為什麼不是‘人生而平等’？既然人生過程中充滿了習俗、社會傳統、道德倫理、甚至原本宗教的掩飾面具，那麼最好的生活方式應該如何？對於這類生命本源和死亡價值的探索，就成為終極性思考。

或者，終極關懷就是在悲天憫人的理念為前提之下，尋求新的解釋。論語的‘子不語怪力亂神’，因為以往的神話毫無說服力。佛家說眾生皆苦，徹底解脫才能入涅槃，也是因為傳統制度束縛之下，人只有永世的困惑。猶大的先知從以賽亞開始，不講求諸多獻祭，而要求社會做到公義憐憫，仍然是因為幾百年來的習俗，說一套做一套，無法為人民帶來幸福。尋覓哲理到了終極，才能返璞歸真，正視人生價值，也才能把這最根本的理念呈現在世人眼前。

可惜的是，這種以人為本的世界觀，對那些時代都太早了。有的被世俗瑣碎的禮教重重包覆，有的被標新立異的學說搶盡風頭，有的被盲目逐流的門生頂禮膜拜，有的甚至被固守傳統的激進派辱罵逼迫。這實在與思想家的終極關懷天差地遠。偉大的理念，留下的是什麼？更可惜的是，後世也鮮少能撥雲見日，重尋先哲當年的探索。柏拉圖曾做過解釋：一群人住在山洞中，洞壁上映出外面世界的事物，這些人也以為映在壁上的，是不可更改的真理。有一天，其中一個人走到外面，發現外界的事物，比洞壁上的更真實。他回去告訴人，卻沒有一個相信他，不是扭曲他的形容，就是視他為異己。雅典的成名大哲，尚且嘆息曲高和寡、知音幾人，別的思想家也有相同的苦惱。佛陀有多次幾乎被親戚暗殺。孔子自比為美玉一塊，等待識貨之人。以賽亞書甚至感嘆地說：“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能從一些信條經典中，了解起初的宗旨：也許是濟世，也許是度人，也許是倡導忠孝信誠的德行，也許是教導修身養性的藝術，也許是訓練未來明君的課程，也許是幫助改變天下的動力。《淮南子·氾論訓》說：“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文明的演進，就像千百條來自不同源頭的江河，但最後都歸入大海；各人做的事不同，但都為了求能更好地治理社會。金庸的武俠小說曾引過波斯明教傳入中土的史料，其中有教徒念誦的經文：“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這種大仁大義的胸襟，可說是拜火教發祥時的哲人心聲。我們即使不認同它的教義，也不能不被它的博愛精神感動。

只是，再崇高的精神，也難以改變歷史。孔子逝世後三百多年間，社會日益動盪，甚至曾有禁書令出現；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也不免用儒學壟斷天下思想。釋迦牟尼在沙羅雙樹下入滅後，三百年內佛教在印度從未取得優勢，印度以外的地區更沒聽說過；阿育王殺戮百萬，建立強權後，才宣布佛教為國教，傳播海外；但他倡導正法，有一半也是出於統治需要。波斯的亞達薛西雖然崇尚拜火教，但說穿了，一個君王要的不是超越塵世的終極關懷，而是招撫萬人的管理方針。哲學理想到頭來還是被當成工具，無法掙脫世界的濫用。

現實，卻也是歷史。

而在希臘，另一個起落無常的時代即將接踵而至。公元前343年，亞里斯多德受聘到希臘北方教書。他的學生之一，就是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的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

鬥智：皇帝、權臣、后族

感人的故事，不一定最後皆大歡喜；重建的耶路撒冷，也不盡十全十美。這時猶太教的復興工作，都由以斯拉著手，省長尼希米倒是公務纏身，無暇參與。幾年後有些歸國的猶太人又開始與外族通婚，這讓保守的以斯拉大為不滿，立刻要這些人不可以再親近外族妻子；現實的尼希米趕快出來調停，主張這些人雖有不該，但也不能如此拆散家人。後來這件事不了了之，不過也因此，猶大地區出現了對立的的現實派和激進派。現實派認為，既然十誡沒有說‘不可婚嫁外邦’，只要不背祖忘本，不去敬拜外邦的神祗，怎能說是犯罪？但由於以色列人幾世紀以來民族主義抬頭，回歸祖國的又多半追根朔源意識強烈，其實還是激進派人數居多。

現實派的人倒也沒認輸。他們此時寫了兩卷傳記，表面上存留歷史，卻也為了強調：婚嫁外族並非人神共憤的惡事。這兩卷傳記用的都是女性的名字，一本是‘路得記’，敘述一個摩押女子，因先生過世，與婆婆回到猶大地區，後來成為大衛的祖先之一。另一本則是當代史‘以斯帖記’。

以斯帖(Esther)是當時留在波斯的猶太後裔。故事大綱：亞達薛西上台三年時，舉國設宴。到最後一日，他請皇后也一同參與，皇后卻拒絕。亞達薛西一怒之下，廢除她皇后的身份，不久卻後悔了。大臣們建議，何不用選美方式另立新后？於是全國各地的美女都聚集到宮中，等待皇帝賜予后冠。那時以斯帖父母雙亡，由堂兄末底改(Mordecai)當女兒一樣養大。她天生麗質，自然也被送入王宮，末底改卻要她不可教人知道自己籍貫宗族。第一次選拔，亞達薛西對以斯帖一見鍾情，旋即冊封她為后。第二次選拔時，末底改得悉有兩個太監要行刺皇帝，於是通過以斯帖轉達；皇帝查證確有此事，就命人懲辦兩個太監，史官也將事情記下。

不久，亞達薛西抬舉權臣哈曼(Haman），所有臣僕都對他敬畏三分，唯獨末底改不跪不拜。哈曼見這人不肯屈膝，乾脆向皇帝進言，要滅他九族，甚至連日期都選定好了。末底改和全帝國所有猶太人聞訊，無不禁食哭泣。以斯帖聽說，便遣人問末底改到底發生何事？末底改將抄傳的詔令給她，又請以斯帖去見皇帝，為族人命運懇求。這對以斯帖卻有困難，因為在波斯宮中，不蒙召而擅入覲見皇帝，是死罪一條。末底改生氣地說：“別以為你是皇后就不會遭殃。你不求，拯救也會從別處來，你反而要自取其禍。難道天意賜你后冠，不就為了今日？”以斯帖因此求城內所有猶太人為她禱告。三日後她去見皇帝，亞達薛西開恩讓她進殿，她才請求，希望皇帝與權臣哈曼可以同赴她所設的宴席。宴席過後，亞達薛西又問她到底想求什麼？以斯帖便請皇帝和哈曼明日再賞臉赴宴。

當晚亞達薛西睡不著，叫人取歷史來念，剛好念到末底改揭發行刺案；這人有功，卻未封賞。皇帝立刻下令，叫哈曼帶朝服、御馬去給末底改，還在他前面傳告民眾。哈曼本要私請處死末底改，沒想到事情變化出乎意料，只得悶悶不樂地回家。當天他赴皇后的宴席後，亞達薛西再次問以斯帖，所求何事？以斯帖才回答：她的族人被出賣了，甚至要被殺戮滅絕。皇帝不解地問：誰敢擅自如此行？皇后答：就是這惡人哈曼。亞達薛西大怒離席，哈曼見狀不好，趕快起身向皇后求饒，沒想到皇帝剛好回來看到，說：這人居然敢當著皇帝的面對皇后非禮麼？此言一出，侍衛立刻捉哈曼去‘掛在木頭上’（後來羅馬的十架酷刑，原是波斯人所發明）。之後，以斯帖才告訴皇帝，末底改是她至親。亞達薛西因此立他為相，還除掉滅猶太人的指令，改讓猶太人去剪除本來要滅他們的仇敵。後來猶太人紀念這一日為『普珥日』。

傳記人物或許會被美化，史實部分總是難以更改，尤其書中描述當時波斯宮廷中的細節，恐怕也造假不來。舊約聖經的版本，極可能是參照更直接的原版修編而成，不過至少它和其他經卷一起被保存，我們今日才得以一窺當年事蹟。【注：有經學家認為她是薛西斯的皇后，但從波斯文獻看來不太可能；七十士譯本認為皇帝是亞達薛西才合理；其他零星史料也暗示，她曾為亞達薛西生過兒子。至少她的身份毋庸置疑，後代波斯往往稱猶太人為‘以斯帖的兒女’。】

然而我個人讀這本傳記，總覺得少了什麼。

* * * * *

龐大的波斯帝國，這時其實有四個政治中心：波斯人的國都Persepolis，米底人的Ecbatana，兩河流域的巴比倫，還有以攔人的書珊（Susa,或譯蘇薩）。前兩個城市位在伊朗的札格羅斯山脈東邊，不易控制山脈以西廣大的國土，所以主要的首都其實是冬季行宮書珊城（連之前但以理的墓也在此地）。書珊與波斯國都只有一山之隔，又靠近波斯灣，比起兩河流域的各古城，算是未開發的良田。對於想開拓新貿易航道的波斯帝國而言，確實是很優良的起點（而善於經商的猶太人會聚集此處，也不無原因）。不過要維持整個帝國的聯繫，皇帝勢必要籠絡各地望族。亞達薛西所廢的皇后，其實就是巴比倫王朝後代；而他所用的權臣哈曼，很可能就是當地以攔人的上層人士（否則他擬定詔書殺戮擄掠猶太人，對自己又有什麼好處？不過東窗事發後，為了不引起以攔人反感，只用哈曼的族稱而已。）

如此一來，亞達薛西的作為就很明瞭了——他登基不久，就努力開始‘削藩政策’。這和清朝康熙對付吳三桂等人的道理是一樣的：建國之初先用官職權勢將人納為己用，但是長久下去，這些人割據地方，中央政府又如何實施政策？只是基於利益衝突，削藩常會引發政治動盪。漢景帝削藩，釀成七國之亂；晉惠帝削藩，導致八王之亂；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幾乎一直是藩鎮割據；明惠帝削藩，引來燕王進兵焚燒南京，自立為明成祖。波斯之前也曾對小亞細亞的省長‘削藩’，結果反而演變成以弗所的暴動。基於這一點，亞達薛西一上台就擺出一副喜怒無常、難以捉摸的形象。

這或許是他高竿之處。明智的皇帝，總會被要求要按條例辦事；不太明智的皇帝，反而隨心所欲，不拘禮法。其實亞達薛西本身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但是裝糊塗一點，未必沒有好處。若是朝臣建議被採納，可以讓下臣認為是皇帝對自己言聽計從；若是建議不成，下臣只能自認倒霉，皇帝對今天的奏章沒興趣。而且既然他陰晴不定，一旦他‘龍顏大悅’要冊封以斯帖、獎賞末底改，或是‘天顏震怒’而廢皇后、殺權臣，旁人就不敢再說什麼了。

話雖如此，不找一點理由就廢掉皇后，對巴比倫人可交代不過，老臣們或許還會以國家大局為重，請他撤回成令。亞達薛西特別挑了這登基第三年的宴席尾聲，突然出個‘不歡而散’的尷尬場面（太早出手，別人反而會看出是他不懷好意）。這下子連老成持重的策士也趕來為皇帝圓場，說是妻子不給丈夫面子，確實不對。風聲一傳，巴比倫人自不會認為是皇帝要收回行省的權力，而是因為皇后‘觸犯龍顏’才被懲罰。

單就這件事已可知道，傳記中缺的，自是政壇上的智謀。

不過皇帝削藩還未完畢。巴比倫一派的人失勢，若是皇帝立刻‘不飛則已，一飛沖天’，其他行省可能會因勢力削減而群起反抗波斯。亞達薛西再一次裝糊塗，用寵信哈曼的方法，重新擺出糊塗模樣，讓各藩鎮鬆懈，更讓這個接下來要對付的權臣藐視自己。申不害說：“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這是法家駕馭大臣的權術高招。大臣摸不清君主的底細，沒辦法投其所好，也就沒法掩蓋他們自己的缺陷。而君主則可以看得明白，辨別出忠臣和奸佞小人。

哈曼或許誤以為皇帝是任自己掌控操縱，但是他本人在弄權方面還是有點本事。為了對付猶太人，他的提議可說是沒有破綻：“有一種民族，散居在帝國各省中；他們的律例與萬民不同，也不守皇上您的律例。這樣的人民對您沒有好處。若是皇上您覺得好，就請下旨滅絕他們。我本人願意捐二十七萬公斤的白銀到國庫，以助皇上一臂之力。”這樣的論點，後來在羅馬時代、歐洲中世紀的西班牙、甚至二十世紀的紐約都出現過（雖然言辭沒有德國納粹黨來得偏激）。猶太人本來就因為自己的宗教律例傳統，而與周遭文化格格不入，也因此一向被政敵利用來煽動他人的愛國情操。畢竟許多皇帝都認為，一個帝國假若沒有統一的法律，難免人民不服，管轄困難，有些行省可能還會來‘君令不受’這一招。哈曼怕對皇帝‘動之以理’還行不通，再來一個白銀萬兩‘動之以利’。表面上自己為國傾囊，實際上他們以攔人若搶了書珊城猶太人的所有財產，大家豈能不為哈曼留下一份‘厚禮’？

末底改其實也不是泛泛之輩。這時猶太人在波斯勢力不大，卻在商道上無往不利。不過有錢遭人妒，自古皆然；所以族人謀利，末底改卻謀官職，所謂‘朝中有人好辦事’，否則也可少遭暗算。當然，他能在皇宮門前，甚至女院前來回，還有資格上報行刺案，表示他的身份至少達到皇宮侍衛隊長。（以前要隨便在紫禁城前蹓躂的，大概性命不保；就算今天在美國白宮前閒逛的，也會被便衣警察請走。不過末底改若只是以斯拉這等文官，或是普通侍衛，恐怕也無權去揭發兩個太監的行刺計劃。）這芝麻綠豆的小官職，對於沒有權勢、又不是名門出身的猶太人，或許已經達到極限了，接下來不管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再晉升。

換言之，末底改會讓以斯帖入宮，可能還是因為波斯帝國類似‘九品官人法’的制度太重了，出身寒門的幾乎沒有機會公平出仕，若不走捷徑根本不能出人頭地。同樣地，假若以斯帖在選拔時已經被人知道宗族，或許連入圍的機會都沒有，畢竟豪門望族都會賄賂打賞太監，讓自家女兒成為皇后。而她能在一眾美女中脫穎而出，有一半也是因為出身寒門，沒有大戶女兒頤指氣使的態度，更不向太監們求任何‘生活必需品’，因而讓亞達薛西特別垂青。

只是，末底改身為皇宮侍衛，為何不向上級報告行刺案？為何要經以斯帖轉告皇帝？這其實也是官場的醜陋面：你報告給上級，上級肯定會搶了功勞自己升遷，你卻什麼也得不到。可是越級私報，在官場上又會遭白眼，雖然書記留下了你的名字，上司搞不好要百般刁難，最後就算你有功勞，也得不到獎賞。有些人淡泊功名，不想去爭；有些人卻為了和上司拉近關係，連自身的功勞都可以雙手送給別人。末底改可不是沒骨氣的人，只要有機會讓皇帝注意，就算一分鐘也該爭取；何況這時以斯帖還沒確實封后，總不能把所有籌碼全押在一個女人身上吧？

也幸好他讓皇帝注意到。亞達薛西雖然在裝傻，但萬一等不到機會，究竟要容忍權臣多久？或是要眼睜睜看以攔人逐步鞏固勢力？行刺一案，皇帝沒有特別嘉獎這個侍衛，只因為還在觀察，還不想聲張。否則這案件由以斯帖轉達，難道亞達薛西猜不到，兩人應是同宗族？

至於哈曼為什麼對末底改看不順眼？若只基於沒有向他跪拜，未免太小心眼了吧？這倒很難說。政客對個人威勢都有很強的敏感度，他們往往從一件事上判斷某個人是友是敵，該折服還是該消滅。一個不願向他折腰的人，很可能明天就成為對手的一顆棋子；若不處理掉，以後會更棘手（從結局看來，他對末底改的直覺的確沒錯）。只是這個人官職不大不小，若是叫侍衛總長處置，或要自己親信對付，既不一定有用，也難以達到殺雞儆猴的果效。那簡單，用一道詔書讓大家一齊做壞人，不就好了？借刀殺人，借的是皇帝的刀，自己的手不必弄髒，樂得清閒。不過詔書下了，哈曼直覺上還是認為，末底改是自己最大的威脅，不趕快滅口總是放不下心。

這時末底改已經聯絡以斯帖，以斯帖與全部猶太人禁食祈求後，終於去見皇帝。對亞達薛西來說，所有條件都齊全了：哈曼既然挑選猶太民族滅絕，正好可以用這些猶太人為他‘削藩’；何況要剪除的居然是后族，皇帝的‘烈怒’自是不言可喻。以斯帖既然宴請自己和哈曼，表示她也在等待機會，要指控這個仇敵。哈曼對末底改戒心很強，對一個女人卻毫無警覺心，這或許是他的敗因；也許因為皇后不是出身望族，不可能是自己死敵，哈曼自然沒有特意防範。這場鬥智，亞達薛西其實穩操勝券，畢竟他在暗，其他兩方在明。不過皇帝自己表現得難以捉摸，別讓皇后也難以啟齒。亞達薛西挑這天早上特別大肆表揚末底改，一方面是為接下來委任首相鋪路，一方面其實已經在暗示以斯帖：你我目標一致，要求的，我絕不會拒絕。

西方語言似乎沒有‘默契’這個詞，不過偶爾也會有心照不宣的時刻。第二次宴席，表面上皇帝婉言問皇后，所求何事？其實親兵在外面早已準備動手了。接下來的‘演出’是要眾人的眼睛做公證——皇后的訴求，皇帝的震怒，哈曼的驚慌。然後亞達薛西再來一句：“大膽！居然敢凌辱皇后！”哈曼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已經被蒙臉唔嘴，五花大綁，釘木架示眾。不久，權臣的黨羽被擒，十個兒子全部被殺；有的以攔人還因為懼怕猶太人，乾脆入猶太籍；殊不知真正要削減他們勢力的，正是皇帝本人。

短時間之內發生兩次朝政更動，壓下帝國境內兩大勢力，竟沒有造成任何內亂，亞達薛西的本事可說罕見。相比之下，他准許尼希米重建的事，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不止如此，他任用末底改，從波斯灣拓展印度洋的經濟貿易（因為伊朗境內沒有好港口）。在他有生之年，帝國從未戰爭過，文化發展則一日千里。由居魯士以來的省道和郵政制度，這時終於遍布全國；帝國官方語言由以攔文改為西亞共通的亞蘭文，陽曆也變成全國共用；在伊朗高原上，引進了中國新疆地帶的地下水利工程，成為後代波斯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波斯史家也一向認為是亞達薛西讓拜火教成為國教。

但是文化發展迅速的，不只是波斯。公元前五世紀中期，幾乎有半個世界都在突飛猛進。

築牆：荊棘載途

耶路撒冷第二次建聖殿，始於波斯王居魯士時代。這次聖殿當然沒有所羅門時代建築的巍峨堂皇，不過對被擄七十年的猶太人，尤其是巴比倫歸來的窮人而言，已經是可圈可點了。不過，居魯士用宗教寬容的政策來保障一個新帝國的穩定，短期間算是有效，長時間呢？

大流士時代的以弗所地區暴動，顯然已經暴露了宗教政策的不足。單獨一味地讓各地人民自己建廟宇，畢竟達不到國泰民安的境界；波斯真要擁有天下，還得看地方官的治理能力。這些地方官若是中央委派，與當地人合作執政，往往裏外不合，勾心鬥角；若是地方自己推舉，又有可能會自己封王，讓波斯朝廷難以駕馭，結果多半還賜死。不過這次小亞細亞的叛亂，卻因此迫使皇帝努力想辦法改變地方自治。大流士得到的結論，就是由原本各宗教設立的聖執人員，兼任行政官。

這就是為什麼耶路撒冷第二座聖殿建成五十年後，才有大祭司被膏立。根據當時先知撒迦利亞的記敘，有金銀的華冠加冕在首任大祭司頭上。波斯政府所賜的這冠冕，基本上也為了認同大祭司做耶路撒冷的領袖，反正祭司不是國王，不會壞了中央管轄的條件；何況假若這祭司是個問題人物，朝廷照樣可以另外舉薦。做得好，皇帝放心；做不好，是祭司自己對神失職，也和中央無關。

然而大祭司的設立，對沒有自己國家的猶太人卻很重要。接下來五百多年，除了少數例外，猶太人的自治都是以大祭司為領袖。不過他們並不是讓巴勒斯坦變成政教合一；當代社會已經有猶太公會、民間長老、和人民大會，只是對外的公關仍屬大祭司。（到新約時代耶穌受審，最後也是在大祭司的裁定下，才轉交給羅馬總督審判。）

可惜的是，大流士在耶路撒冷設置這個職位，卻沒機會與首任大祭司互相溝通。他接下來進攻希臘領地、收拾埃及政變，到他逝世都沒時間加強內政。而巴勒斯坦的大祭司，雖然是皇帝特別任命，卻仍不清楚職位權限，究竟該採用什麼樣的‘自治’。之前已經有幾位民眾領導先後被波斯帝國處死，其中還包括兩個大衛家的後裔；現在雖然波斯朝廷新設官職，又有誰知道是否換湯不換藥？所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它偏偏是‘用人疑之，疑人殺之’。是否大祭司一旦越權，就照樣被斬頭？到最後，身居高職的大祭司還是得戰戰兢兢，不敢有逾矩的舉動。也因此大流士希望改變的地方行政，終究未曾實現。他之後的薛西斯，與希臘戰敗後便一蹶不振，自己波斯都不想管了，何況是遠在天邊的巴勒斯坦？

一直到亞達薛西上台，各地方行政才有所改善。而這改進，巧的又是從一個猶太人作為起點。

那時亞達薛西剛接管一個正走下坡的龐大帝國，面對的問題自是千頭萬緒。有一天他看到身邊的酒政面有愁容，不經意地詢問緣故。這酒政名叫尼希米(Nehemiah），他先是對自己失態惶恐不已，後來才據實回答：自己本族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住的是斷壁殘垣、荒涼滿目，焚毀的城牆已殘留一個多世紀，豈能不痛心？這番近似發牢騷的話，若是聽在以往的皇帝耳中，早就大罵放肆，叫人拖出去處死了。尼希米面對新皇帝，講話單刀直入，也夠大膽；不過他所自告奮勇要做的，卻與亞達薛西正苦惱的問題不謀而合——要穩定地方政治，首要之務就是重建工作。亞達薛西立刻下詔書，差遣尼希米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還特地提供木材，撥出兵馬護衛，讓建築工程能加快進行。

說得現實一點，亞達薛西並不是無條件地對猶太人慷慨。他讓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可稱是波斯帝國的一次小實驗，要看看：一、任由地方自建，會不會人多手雜，難以成事？二、資金有限，工作會不會半途而廢？三、若能完工，會不會帶動地方經濟？四、重建之後，人民會不會繼續忠於帝國？正好猶大地方不算太大，就算實驗失敗也無傷大雅；若是實驗成功，更是值得推廣到其他各省各民族。換言之，尼希米既然自己毛遂自薦願意扛重任，嘗試前人所不敢做的工程，背後必有無數眼光在仔細觀察行動，教評考績。

而且大部分的‘評審委員’，可沒皇帝這麼有胸襟，有遠見。

* * * * *

先問個問題：為什麼當時耶路撒冷竟然沒有城牆？對一個農業社會，城牆是最基本的屏障，不可或缺。然而從古埃及的新王朝、到亞蘭初期、亞述、巴比倫、和這時的波斯，只要是軍事帝國，都以東征西討，為中央政府賺錢為目的，而征討的版圖越龐大，就越要想辦法壓制各省各地擁兵自立的民眾。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禁止各國都城重建城牆。沒有牆壁擋住視線，就不會隨便匿藏軍備武器；沒有防禦能力，就不敢不聽中央政府的號令——一方面是招架不住波斯大軍的屠城，二方面也是需要帝國的軍兵來趕走山賊流寇，免受凌辱。（之前提過，古代的耶利哥，由於叛軍被埃及帝國擊潰，長久都禁建城牆；以色列人進迦南地時，耶利哥唯一的保護也只是勉強搭建的土牆。）這禁令不單是針對耶路撒冷，同時代的撒瑪利亞、以及敘利亞、亞們、非利士、阿拉伯等地，都一樣是‘有城無牆’。

正因為大家處境一樣，所以亞達薛西准許耶路撒冷重建城牆時，附近的撒瑪利亞、亞們、阿拉伯，反而是最有酸葡萄心理的人。他們當然不知道猶太人能獲得這樣的機運，必須要尼希米敢於冒死請奏，皇帝也敢於打破常規，雙重條件缺一不可。不過既然他們不明白，心裡多半只覺得不是滋味：你們這些猶太人，到底有哪一點比我們強，為什麼皇帝如此寬待？難道你們被徵的民兵特別多？你們上繳的稅銀特別豐厚？還是你們喜歡走後門，賄賂朝臣替你們說好話，利用女人給皇帝灌迷湯？

人都有先入為主的毛病，尤其若認定成功的人都是在作弊，誰還願意再看別人的優點？既然自己得不到，那就要千方百計把別人扯下台來。

尼希米尚未開始動工，這群‘敵人’已經先用嗤笑、藐視的手段來阻擋工程。他們故意放風聲，問道：“你們在做什麼？要背叛王麼？”雖是輕描淡寫的問話，傳到波斯朝廷卻很可能讓皇帝改變心意，下令停工，甚至連尼希米都可能人頭落地。還好亞達薛西是明理的人，這一點點謠言也不放在心上。不過尼希米曾任皇帝身邊要職，豈不知‘三人成虎’的可怕？若是一天的輿論不夠說服力，一個月兩個月下來還是會讓群臣議論紛紛，搞不好集體‘忠告’皇帝停止實驗。所以要重建就要快，若是命令太早收到，那也是盡人事聽天命；若是竣工後皇帝才叫停，總不能無端再把城焚燒了吧？

根據舊約聖經的記載，耶路撒冷全民眾，上至大祭司，下至貧民窟的混血兒，或是非猶太人而住在耶路撒冷的所有人丁，全部投入重建的工程。有錢有勢的長老們，當然都各自帶領民眾動工；其他有的是祭司團，有的是行政官，有的是工匠商人，甚至婦女也加入行列。尼希米在此充分發揮了他實事求是的精神，畢竟這時耶路撒冷根本沒有人有建城牆的實際經驗，尼希米自己也不例外。但是若能保持務實的態度，仍然可以補足經驗的缺乏。一個過分理想化的工程總監，很可能會平分人口，讓大家一同分擔重擔，結果各隊工作人員互不熟識，難以分工合作，效率也不高，更怕的是大家草草了事，建個不堪一擊的城牆。尼希米是挑比較有效的方式：每一隊人員先修建最靠近自家的城牆。反正每個人都有私心，自家門前的城牆一定會修築得特別堅固；就算要多花時間精力，也比敷衍的工程來得值得。

‘敵人’第一次的謠言沒有動搖民心，自然更加惱恨。可是撒瑪利亞、亞們、阿拉伯各城市的百姓，這時也風聞了耶路撒冷的重建工程。身為首領的，總不能對人民沒面子，所以他們又發出第二波輿論：“你看，這些軟弱的猶太人，居然以為可以保護自己麼？還是他們想一日成功？這些從瓦礫土堆挖出來的石頭有什麼用？隨便一隻動物上去都踏倒了。”這種話比上次更毒，尼希米或許充耳不聞，但波斯帝國的其他行政官，卻可能誤以為亞達薛西是在浪費公款做無意義的事；有人可能會瞞著皇帝，私下授權攔阻運送木材的工兵。而對耶路撒冷民眾而言，日復一日的工作本來就很費力，現在他們的滿腔熱忱竟然被潑冷水，真有芒刺在背的沮喪感受。

儘管如此，大部分由長老祭司領導的民眾，還是繼續專心做工，心無旁騖。很快地各段城牆開始連絡，城牆高度也達到預期的一半。敵人見輿論效果不張，乾脆直接用恐嚇手段，贊助曠野中的黑幫匪徒乘虛而入，以游擊隊攻打耶路撒冷。這些草莽流寇本來就是各地青壯男丁，他們所以不想栽種田園，只因為做強盜比做農務好賺多了。反正巴勒斯坦到處有牆傾垣毀的城市可以下手，他們一個多世紀以來打家劫舍，自成勢力；就算帝國軍兵來掃蕩，隨便躲藏於山嶺野谷也無妨。（到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以色列、黎巴嫩、敘利亞、和約旦四國邊界的戈蘭高地，仍然是恐怖分子出沒的火藥地帶。）其實波斯帝國對這群流寇早就很頭痛；亞達薛西會考慮廢除禁令，讓耶路撒冷建牆，這些武裝匪徒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猶太人面對游擊搶匪的威脅，只能咬緊牙根，分派民兵防守。敵人一不做二不休，又派打手混進工人之間，有機會就殺幾個，讓整個耶路撒冷提心吊膽。那時耶路撒冷的勞工約三萬，但是擾亂他們的流寇大概不到百人，混進來的殺人犯可能也只兩三個；用這麼少的傭兵就讓全城雞飛狗跳。這一來猶太人為了加強保安，勢必調動更多人手協防，或是邊拿兵器邊工作，工程也就進行得更慢了。

除了鄰國的嫉妒，耶路撒冷城內也是問題叢生。剛開始修城牆，大家是竭盡所能地付出；不到一個月，許多民眾就快做不下去了。這不是缺乏決心毅力，而是嚴苛的經濟現實，讓沒時間討生活的人首先跌倒。生活環境差的人為了三餐，不得不典當田地果園；能力更弱的，只能把子女賣給人做僕婢；而出錢買田園僕婢的，必也是城內的富人。若在平時，這種投資交易行為也沒什麼不對；但現在正值關鍵時刻，難道只為了個人利益，竟要送葬這個耶路撒冷的未來？尼希米這時真的發怒了，他公開斥責這些借貸的人，說：“你們這樣出賣自己兄弟，不羞恥麼？不怕天譴麼？再不住手，連敵人都要譏笑了。”尼希米也很清楚，‘食君之祿’最後也是出自百姓的服役，所以他自己凡事從簡，除了必要的開銷，絕不浪費，也不利用官職謀利。這種耿直的人作為上司，大概要被屬下埋怨不完；只是，假若尼希米自己上樑不正，又怎能要求城內富豪退還田地、免去利息？

不止經濟亮紅燈，官場上也是危機四伏。尼希米這時只是工程總監，但是他的指揮能力卻讓省長、大祭司、公會長老都暗淡無光。可想而知，這些原先的領導階層，幾乎都對這個新來的‘空降部隊’存強烈敵意，紛爭結黨的不在少數。鄰國的首領更是利用這一點，多次邀尼希米外交會談。如果他接受，肯定有人說：“這個人太自我膨脹了，一個工管竟然比省長還大牌。”尼希米又不是初出茅廬，官場上的花樣還見得少麼？不過他不去會面，敵人又說：“哦，你不敢來，一定是有意隱瞞，是不是在為王位做準備？說不定連皇冠都做好了？”城裡的文士祭司也好不到哪裡去，有人故意警告尼希米，刺客晚上要來害他，建議他到聖殿避難。他若去躲避，等會兒就有人說：“他是祭司麼？怎麼把聖殿當作自己的避難所？外面的民眾還要邊拿兵器邊工作吔！”他不去避難，又有人說：“奇怪，他為什麼不敢進神的殿？難道他有罪，還是不潔淨？啊，對了，他之前是侍奉皇帝的人，搞不好是太監，難怪心虛。”

諸如此類暗箭傷人的閒雜話，一旦流傳開來，幾乎洗刷不掉，偏偏又沒有證據指控是誰在編謊言。人民也很洩氣，到底管工程的是好人還是壞人？到底自己所付出的血汗值得不值得？到底建這城牆，是皇帝開恩，還是滅九族的大罪？整天心神不定，做工意願也很消沉。尤其是尼希米自己，從波斯朝廷到巴勒斯坦，每天調動物資，細心監工，這份誠心居然還被毀謗，恐怕心情要比任何人都低落；但是表面上卻仍要不當一回事，信心十足地繼續鼓勵人民築牆。

至少他眼淚沒有白流。公元前444年，耶路撒冷的新城牆終於完成，總工程時間只有五十二天。不到兩個月就建好，對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已經是奇蹟，而這段時間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阻力，他們仍然百折不撓地疊石扛土，這一點不能不感謝尼希米。波斯王亞達薛西為了強調自己沒看錯人，乾脆調任原來省長，改由尼希米來擔任。

其實城牆修好時，耶路撒冷的三萬人民還算很稀少。不過有了庇護的城牆，人口就會開始增加，慢慢地經濟也會開始繁榮。同年秋季，在波斯朝中擔任書記的文士以斯拉(Ezra），被邀請到耶路撒冷宣讀摩西律法。他來的時候，有一千五百以色列民也一起同行，等於是移民回到祖國。

世界上有許多文人歌頌愛國情操，不過真正的愛國，難道只是精忠報國、馬革裹屍、以身殉國、憂國忘家、甚至鞠躬盡瘁的這等故事麼？清朝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如果所有人民不願意一同分擔責任，任憑一個人再怎麼愛國，力量也是有限。這等個體悲劇性的情操，並不是值得效仿的榜樣。真正的模範，是像尼希米這樣，不止是用行動證明愛國心，更要讓所有民眾一同加入愛國的工作。個人的一塊石頭，只不過是政敵眼裡的絆腳石；所有老百姓一人一塊石頭，才能眾志成城，也才能鞏固國家民族的未來。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夜盡了齊歌唱，
          和散那在至高處，
          和散那直到永遠。
                              ——聖城(The Holy City)，詞：Frederick E. Weatherly， 曲：Michael Maybrick，1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