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ugust 4, 2011

晨曦:知也無涯



十二因緣,以痴為本。痴者,眾罪之源;智慧,眾行之本。先當斷痴,然後意定。
——釋迦牟尼Siddhārtha Gautama(c.564 - c.484 BC)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子(551 - 479 BC)

我不能教人任何事;我只能讓他們自己去想。
——蘇格拉底Socrates(469 - 399 BC)

那是個文化史上大放異彩的時代。古世界傳播不便,卻幾乎在同時(尤其是公元前600至300年間),世界上北緯30度左右的古文明地帶——中國、印度、中東、希臘——都各自出現了影響深遠的文化思想。

德國哲學家Karl Jaspers稱這段時期為‘軸心時代’,尤其推崇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三人。其實,重要人物何止三人?孔子對中國的重要性,用一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就可知道。不過在他之前還有老子,之後還有百家爭鳴,春秋戰國的學術界可說是異常熱鬧。釋迦牟尼創始佛教,講求眾生平等,但是同時代的笩駄摩那(Mahavira)創辦耆那教(Jainism),提倡非暴力,又有無名氏寫了奧義書(Upanishads),那時代追求真理的人也非少數。蘇格拉底的詭辯十分有名,但是他之前已有不少著名哲學家(包括數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而他的學生柏拉圖青出於藍,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又集大成,當代風雲人物不勝枚舉。再加上巴比倫的學說紛雜,米底的拜火教遍傳四方,猶太先知們對傳統宗教重新定位,同時代學者真是人才濟濟。

有人認為人才是說有就有,說無就無。這種看法從歷史而言倒是站不住腳。人才並不是想要就有;不論一個人是何等天才,沒有機會和其他天才切磋,仍然不會迸發出智慧的光芒。孟子的‘余豈好辯’,是在不斷的辯論中闡揚真理;三國時代群英問世,是在‘既生瑜何生亮’的挑戰中留名青史;工業革命,是歐洲各國相互較勁的成果;矽谷的高科技,是無數頂尖頭腦競爭而來。《禮記》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沒有環境因素,人才絕不可能誕生。

但是要切磋,其他因素總得先具備:第一、這塊土地上必須有先進的文明。一無所有的蠻荒之地,絕不可能一步登天,衍生超越性的智慧;能達到自我觀察之前,整個社會總要先有充分的宇宙觀,對萬事有所解釋,才能再進一步提出問題。第二、廣大地區必須有共通的語言文化。黃河流域這一點大致成形;北印度的梵文也在幾世紀中逐漸普及;中東的亞蘭文比各民族的語言文字更廣用;波斯沿用了米底文字,後來又輾轉使用以攔和亞蘭文;而希臘文在各個流散的殖民地都被採用。第三,必須有交通作為先決條件。車馬舟船的普及,在沒有大眾媒體的時代,是開拓視野的第一步。孔子周遊列國,一方面是希望找機會實行政治主張,一方面也為了考察當時世界的改變;釋迦牟尼四處拜訪苦行僧,上下求索真理;柏拉圖遊遍義大利、西西里、埃及、迦太基,比對各地不同的理念傳統。不過,倘若沒有需求,交通方面又如何上軌道?荒郊野外的羊腸小徑,千頃碧波的孤舟一葉,都不足以讓學者安全到達目的地,更休提做文化探討了。第四、必須有相當水準的經濟貿易。農工商具備,士人才有用武之地,否則三餐不濟的時代,誰會去探索學術上的疑難?更重要的是,經濟有了基礎,才能讓不同階層的人都來從事文明工作,否則若只有上層子弟能讀書,再怎麼思考也很難突破金玉錦繡之類的沙龍閒談。孔子有教無類,七十二門生貧富兼容;釋迦牟尼提倡眾生平等,耆那教甚至無分男女,扭轉了當時印度的傳統;希臘主張學術不分貴賤,著名的哲學家當中有商人、醫師、工匠、甚至演員;猶大的先知中甚至有農夫

當然,萬事起頭難,第一代的路程也最艱苦。接下來有學院、講師,學生比較不需要長途跋涉,但是師門傳承之下,也可能有一代不如一代的現象。除非像亞里斯多德,完全否定老師柏拉圖的‘形式’理論,而主張知識是透過經驗觀察所獲得的概念,否則一般學徒只是慕名而來,自己沒有獨立意見,再怎麼切磋琢磨,也達不到舉一反三的效果。另一種可能,是像巴比倫集帝國賢士於一堂。不過如此一來,切磋的機會是有,卻很難精益求精,琢磨出更寶貴的智慧。畢竟學院是皇帝私有,總會迎合皇帝喜好;這樣的學說即使名噪一時,也經不起歷史篩選。第三種可能,就是在教育人口密度高的地區,同時存在好幾種學派,而且每個學派都別樹一幟,互不相讓。中國、印度、希臘的軸心文明,都是從這模式演變而來。

而這些學派所留下最獨特的,也最引人入勝的,可能還是它的問答方式,又稱辯證法。論語有不少學生問老師的對話;佛教的禪修也常是師生討論;蘇格拉底對話錄幾乎是長篇對辯;舊約聖經最後的先知書,一樣以提問題作為釋疑(許多拉比文學也是)。各家各派的答覆,有些機智,有些詰問,有些另有深意,有些甚至無理取鬧,但不可否認,這比以前單方向的傳道授業進步多了。

儘管如此,這幾種文明的進化,相似程度倒很有限。比方,它們對知識的追求有顯著不同:佛教主張頓悟,儒家主張博學,希臘主張啟發。比方,它們產生的文化系統還是有大體上的差異:希臘是本質性的哲學,以色列是人性化的宗教,巴比倫是包羅萬象的玄學,印度是超越塵世的形而上學,中國則是百家各自提倡實用主義。然而促使它們產生的政治因素,卻又有幾分類似——它們都是在一個舊時代將亡,一個新時代又尚未來到的前夕誕生的。

換句話說,它們都是黑夜中的第一絲曙光。

* * * * *

從出埃及記和青銅文明崩壞以來,到此時已經有七八世紀。這段時間世界各地都有王朝,填補權力真空,穩定社會亂象。中國的周朝填補了殷商之後的政治缺口,但到這時已經天子有名無實。孔子所期望的,是周朝起初的治世。他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這種嚮往,正也因為春秋戰國的亂象,讓至聖先師痛心疾首,才會去追求古代的和諧。老子其實也針對這問題提出政見:“無為,則無不治。”韓非說:“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墨子開頭第一句話:“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其他如名家說‘以正名實而化天下’,兵家說‘存亡之道,不可不察’,這麼多人都費盡心力在為亂世尋求出路,實在也令人敬仰。

別的地方也不遑多讓。巴勒斯坦的大衛王朝已經提過。印度半島自從雅利安人入侵後,也曾有吠陀文明,但是到釋迦牟尼的時代,已經分裂為部落族群各自為政(《中阿含經》稱之為‘十六大國’,其他典籍用‘英雄時代’來形容,但是可想而知是長期戰亂的紛擾歲月),直到公元前261年孔雀王朝阿育王(Ashoka)東征西討,才又有統一印度的帝國。中東的亞述走了,接下來的迦勒底、巴比倫、以攔、和亞述舊部爭相奪權,埃及、阿拉伯、西徐亞、呂底亞、米底又各據勢力,在波斯未統一之前,同樣是多難之秋。希臘戰勝波斯,本應可以產生相對的民族國家,但是抗戰完畢不久,又演變成雅典和斯巴達爭奪領導,歷時431-404BC,戰得兩敗俱傷;蘇格拉底曾參與此戰役,或許正因為厭倦了這無止息的血腥,才使他追根究底地質問各學派,把這些智者自以為是的無知,赤裸裸地呈現在眾人面前(後來因樹敵太多,被賜毒酒而亡)。他弟子柏拉圖對老師的死感到灰心,因此寫了《理想國》留待未來的哲學家皇帝。亞里斯多德認為單有哲學理念還不夠,其他邏輯、科學、醫學、音樂、美學、文學、修辭學、政治學也一樣重要。

所謂‘亂世’,指的並不是你砍我殺的兇殘,而是社會無知、無序、失控、蠻惡、近利、弱肉強食等現象。思想家踏過了不同的泥土,見識過不同的風俗習慣,卻找不到一塊土地能作為人性的模範。他們自己何嘗不希望駐留在一個和諧安寧的家園?何嘗不希望能享受一個真善美的所在?然而他們都看不到未來的治世,只見到無盡的黑夜。

這對於一個文化人是很沮喪的事,但也因為每個思想家都心裡有數,在有生之年見不到黎明,所以只能把眼光放得更遠。因此這些文化都產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

基督教神學家Paul Tillich被認為是最先使用終極關懷這詞。所謂終極關懷,是源於人的存在有限,而又期盼無限,以達到永恆的一種精神渴望。這與一般宗教並無兩樣,但是哲學家由觀察人生所引發的問題,往往與宗教推演出的答案起衝突。在這以前,人類知識有限,經驗也有限,天子就是龍,法老就是太陽神之子,婆羅門就是最上層不可侵犯的社會階級;可是到了軸心時代,大環境已經不再能接受這種愚昧無知,何況認識的世界越廣,就越會對本來接受的‘真理’產生懷疑:人是什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活著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世界的規則是什麼?宇宙循環是有原因,還是無目的地進行?動植物的生態與人類相近,為什麼他們沒有智慧?生老病死,是善是惡?攻伐交戰,能獲得什麼?我的敵人是誰?他們為什麼該死?我所效忠的又是誰?他們又為什麼該被服從?為什麼不是‘人生而平等’?既然人生過程中充滿了習俗、社會傳統、道德倫理、甚至原本宗教的掩飾面具,那麼最好的生活方式應該如何?對於這類生命本源和死亡價值的探索,就成為終極性思考。

或者,終極關懷就是在悲天憫人的理念為前提之下,尋求新的解釋。論語的‘子不語怪力亂神’,因為以往的神話毫無說服力。佛家說眾生皆苦,徹底解脫才能入涅槃,也是因為傳統制度束縛之下,人只有永世的困惑。猶大的先知從以賽亞開始,不講求諸多獻祭,而要求社會做到公義憐憫,仍然是因為幾百年來的習俗,說一套做一套,無法為人民帶來幸福。尋覓哲理到了終極,才能返璞歸真,正視人生價值,也才能把這最根本的理念呈現在世人眼前。

可惜的是,這種以人為本的世界觀,對那些時代都太早了。有的被世俗瑣碎的禮教重重包覆,有的被標新立異的學說搶盡風頭,有的被盲目逐流的門生頂禮膜拜,有的甚至被固守傳統的激進派辱罵逼迫。這實在與思想家的終極關懷天差地遠。偉大的理念,留下的是什麼?更可惜的是,後世也鮮少能撥雲見日,重尋先哲當年的探索。柏拉圖曾做過解釋:一群人住在山洞中,洞壁上映出外面世界的事物,這些人也以為映在壁上的,是不可更改的真理。有一天,其中一個人走到外面,發現外界的事物,比洞壁上的更真實。他回去告訴人,卻沒有一個相信他,不是扭曲他的形容,就是視他為異己。雅典的成名大哲,尚且嘆息曲高和寡、知音幾人,別的思想家也有相同的苦惱。佛陀有多次幾乎被親戚暗殺。孔子自比為美玉一塊,等待識貨之人。以賽亞書甚至感嘆地說:“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能從一些信條經典中,了解起初的宗旨:也許是濟世,也許是度人,也許是倡導忠孝信誠的德行,也許是教導修身養性的藝術,也許是訓練未來明君的課程,也許是幫助改變天下的動力。《淮南子·氾論訓》說:“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文明的演進,就像千百條來自不同源頭的江河,但最後都歸入大海;各人做的事不同,但都為了求能更好地治理社會。金庸的武俠小說曾引過波斯明教傳入中土的史料,其中有教徒念誦的經文:“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這種大仁大義的胸襟,可說是拜火教發祥時的哲人心聲。我們即使不認同它的教義,也不能不被它的博愛精神感動。

只是,再崇高的精神,也難以改變歷史。孔子逝世後三百多年間,社會日益動盪,甚至曾有禁書令出現;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也不免用儒學壟斷天下思想。釋迦牟尼在沙羅雙樹下入滅後,三百年內佛教在印度從未取得優勢,印度以外的地區更沒聽說過;阿育王殺戮百萬,建立強權後,才宣布佛教為國教,傳播海外;但他倡導正法,有一半也是出於統治需要。波斯的亞達薛西雖然崇尚拜火教,但說穿了,一個君王要的不是超越塵世的終極關懷,而是招撫萬人的管理方針。哲學理想到頭來還是被當成工具,無法掙脫世界的濫用。

現實,卻也是歷史。

而在希臘,另一個起落無常的時代即將接踵而至。公元前343年,亞里斯多德受聘到希臘北方教書。他的學生之一,就是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的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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