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老得子的大衛，對所羅門疼愛有加，這一方面固然是心理上對失去押沙龍所作的彌補，二方面應該也是因為拔示巴年輕貌美，國王不免愛屋及烏，三方面則是所羅門從小聰穎過人，自然也討人喜歡。（不過根據歷代志，拔示巴為大衛生了四個兒子，所羅門其實還是老么，除非其他三人都先後夭折，否則前面兩點倒也不夠充分。）但是一個國家的重任，總不能只因為大衛的偏愛，就全部交給一個稚嫩的後輩；何況押沙龍死後，下一個兒子亞多尼雅（Adonijah）順理成章升為太子，又怎麼輪得到所羅門？
為了這件事，大衛曾經好幾次帶同所羅門出席祭典，意味著他確實是自己所挑選的繼承人。也因此大衛的臣下分成了兩派，有人認為國王的旨意當然生效，也有人懷疑國王是否枕邊甜湯喝多了，腦子也糊塗起來？兩派人數算起來，還是後者居多，尤其以大局為重的約押，就是這班大臣的首領。（這時大衛的三十勇士大半已經不在了，約押和御前侍衛的關係並不友好。）其實他們推舉亞多尼雅繼任，亞多尼雅長得雖然英俊，卻又有什麼才幹？說是保衛疆土麼？從沒聽過這個兒子有任何戰場經驗。說是名正言順麼？以色列的歷史多的是後來居上的兒子繼承產業。到最後充其量不過是因為所羅門太年輕，就算登基也難免大權旁落。（想必也有人基於私心，這裡不必細表。）
到底所羅門當時幾歲？舊約聖經沒有答案，但是可猜想應該登基時還不到十二歲。猶太人習慣，男孩十三歲舉辦成年禮，而所羅門做王幾年後，一次獻祭中還自稱‘幼童’，就算是自謙，大概也不至於如此形容。小皇帝這麼年輕，背後一定會有攝政王、皇太后干政。這些老成持重的臣下，實在無法放心讓國家傾覆在外戚手中，也難怪他們會傾向亞多尼雅。
班固的《漢書》有言：“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大衛已在垂危之際，亞多尼雅一派的人趁機設宴，連同大衛的其他孩子們一起請來，目的當然是等到病重難以離床的父王一殯天，就立刻發表‘詔書’說是已經傳位給亞多尼雅，反正民意早就全盤操縱，就算對方要用強，兵力不及自己，民心也無法瞬間更改（古代通訊不便，要騙民眾實是易如反掌）。消息傳到另一派人耳中，糟了，有利的條件全部被人搶先，只好緊急請拔示巴覲見臥榻中的國王。大衛此時手腳冰冷（心臟衰竭的常見現象），呼吸大概已是出多進少，仍然趕快叫先知、祭司、和御前侍衛，帶所羅門到耶路撒冷中最大的水泉處（而不是在皇宮中），膏他為王，然後吹角告示天下。由於千鈞一髮，時間倉促，所羅門登基實在有點草草了之，但是他們爭取的是在大衛尚未斷氣之前完成接班手續，而且還要全耶路撒冷百姓作證人。以約押的粗中帶細，一旦大衛逝世，皇宮內應該會有人飛箭傳書。（包括貼身侍女，焉知不是約押派來，伺機通風報信？）假如所羅門登基之前大衛就走了，那膏立所羅門的事全屬無效；反過來說，假如所羅門上位後大衛才死，即表示‘天意’成立，亞多尼雅一切先聲奪人的工作盡數白費。一個父親如此病危之際，連多說一句話都要忍痛喘息，仍然願意盡力為孩子多做一件事，多活一分鐘，還是叫人不禁鼻酸。
所羅門上座了，大衛也安心地走了。記載中加添了一大堆臨終遺言，其實若是大衛還能這麼多廢話，哪容得了亞多尼雅一派的人自立太子？這次反對黨失算，但是亞多尼雅的應變能力倒有點看頭，他眼見大勢已去，趕快逃到祭壇邊，捉住祭壇的角，請求所羅門不殺他。乍看是懦弱，其實卻是以退為進，討價還價的功夫高人一等：你既然在水泉旁邊受膏，讓一眾百姓看見，大不了也讓我血濺祭壇，讓全以色列人民知道；你若不殺我，表示你還拿我沒轍，而我就算死了，民眾也覺得國王是殺人魔，年紀輕輕就如此對待大哥。所羅門王第一天上任，豈能立刻失去人心？何況亞多尼雅一黨人數眾多，保皇黨還未能正面對抗，這一點雙方都有自知之明。既然不殺，那也只能暫時姑息縱容，任他坐大。
不只如此，所羅門雖然身為國王，凡事還是由拔示巴經手，而亞多尼雅若是要求什麼，拔示巴畏於他們勢力，也不能隨便反對。換言之，這時的所羅門夾在兩派中間，明顯是個傀儡皇帝。誰也不知道他會像八歲繼位的清朝皇帝康熙一樣，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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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對所羅門的評論不一，卻總是稱他是最有智慧的君王，可是‘智慧’兩字往往會被浮華文人或不實商人濫用，一般人也很難分辨到底什麼是智慧？是聰明？才能？知識？經驗？哲理？待人處事？人情練達？創新發現？整合能力？自古至今有多少中外學者要為這詞定義，至今仍然沒有統一的答案，似乎一個淺顯不過的觀念，一直都有不同的演繹。
那所羅門呢？至少到他登基之時，我們還看不出他有什麼智慧可言。
不過看不到，並不代表不存在。《詩經·小雅》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有一天亞多尼雅想求大衛逝世前的貼身侍女為妾，卻要拔示巴代替他向所羅門求。亞多尼雅這時應該年已四十，妻兒兼具，難道還在意一個侍妾？他專門指定要這個侍女，一種可能是兩人私下已經有來往；二種可能是要擺出當年父王見獵心喜的姿態，大衛年邁沒享用過，那就換兒子來享用；三種可能是暗諷所羅門未成年，連個這麼標誌的女人都沒碰過。中東畢竟是大男人主義的地方，直至今日許多人還是用三妻四妾來加添自己的虛榮心，因為社會環境並不以為過，反而認為這些人有本事。不過亞多尼雅自己不來求，反而轉達拔示巴向小皇帝求，這擺明是種示威挑釁的舉動，看看我隨便一個要求，拔示巴是否會拒絕，所羅門敢不敢違抗？身為皇太后的拔示巴，當年能得寵於大衛，對宮廷的明爭暗鬥總要有幾分能耐，但是政壇畢竟非她所擅長，何況亞多尼雅一派的人手握兵權，也得罪不起，只能去見所羅門王，還先用言語擠住兒子，求他不要拒絕。
沒想到所羅門居然以反話回答：你只替他求一個女子麼？要不要也替他求半個王國？
以中國人的孝道觀點，講這句話實在是大不敬。不過更重要的是，所羅門其實是故意發飆，而且還是在大廳上說這話。拔示巴可能希望有別人在場時提出要求，就算所羅門反對，自己總是盡責任傳達了。然而她的‘明哲保身’方法，所羅門可不領情，亞多尼雅敢要求，就是因為拔示巴只求自保，不求勝利，長久下來當然也就沒有能力與之抗衡。但這並不代表所羅門也無力對付大哥。當初登基沒有實權，短時間內其實所羅門已經充分精練御前侍衛，才敢大膽放話，（而他的侍衛長，有朝一日還會取代約押成為元帥）。所羅門和大衛、押沙龍都有相似之處，就是他們能夠忍耐等候到時機有利才出手，而一旦出手，也都毫不遲疑。所羅門在朝臣面前，故意混舀一個女子和半個王國這兩碼事，乍聽之下有點牽強，卻又很難據理反駁，何況亞多尼雅實在也太笨，沒皇冠戴卻還不時把‘王位本當歸己’掛在嘴邊，這下子被誣衊大概跳入黃河洗不清。結果國王一句話，等於是直接判了亞多尼雅大逆不道的死罪，其他同黨的人面對傀儡皇帝突然發難，根本反應不及，亞多尼雅已經處斬。
亞多尼雅的死訊傳開，反對黨的人沒時間自救，立刻被御前侍衛處理乾淨。約押搶到祭壇邊，只求不死，可是上回民心未定，逆臣暫且不殺，這次卻是政變來前毫無徵兆；約押求助無門，一代智將就此殞落。反對黨的祭司被迫下台，其他曾與大衛有恩怨的人，幾年之內也都死於非命。不過一石二鳥，所羅門這次不只是剷除敵黨，連母親拔示巴也一起送入冷宮。要握實權，就不能再任由太后、攝政王這一黨擺佈，何況他對付亞多尼雅的手段，已經展現獅子般的威武，其他人以後也駕馭不了，只能乖乖做他屬下。
這是所羅門第一次顯出他非凡的智慧，他對於周遭的觀察、手下的準備、時機的掌握、行事的果斷，簡直是一流政治家的風格，甚至有如孫子兵法所謂“難知如陰，動如雷震”。一個未滿十三歲的孩子竟有如此政治本能，實可譽為‘天才’。但是一般稱讚他的學者，卻很少提到這件事，似乎勾心鬥角的事太俗氣，算不上是‘智慧’。
那麼，到底是哪件事，讓這麼多人稱他睿智？記載說，一日，有兩個妓女來，站在王面前。兩人住在一起，各生了孩子，其中一人睡著時卻壓死了自己的孩子，偏偏兩人都稱存活的孩子是自己的。所羅門王就吩咐：“拿刀來！將活孩子劈開，一人一半。”結果孩子真正的母親心急，趕快說：“孩子給她好了，千萬別殺！”國王因此斷定，這婦人才是孩子的母親。
舊約聖經常常提到律法，真正記錄司法內容的卻僅此一次。這件案件就算今天讀來也令人欽佩，何況當日？（有人認為此案並非所羅門王所判，而是後世穿鑿附會，但是這種假設缺乏證明。）所羅門對人性可說是觀察入微，由於在場證據不足，他乾脆自己尋求證據，而且推斷方式既異想天開卻又膽大心細、一針見血，天下有幾個法官有這等本事？以色列眾人聽見所羅門王如此判斷，盡皆敬畏。
不過所羅門這件判案，還有更重要的意義。當年押沙龍叛變，利用的就是司法機構的缺陷；大衛雖然平定內亂，人民的訴求可不是軍隊所能彌補的；所羅門上台的首要之務，就是讓人民重新信任政府制度，重新服從司法機構。前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喜歡說：“信任，但要確認。”一個國王再怎麼能言善道，也無法教人民永遠盲目地信任政府，與其空談，不如用實際行動來證明政府的可信度。宮廷內的權力鬥爭，誰崛起誰失勢，對人民實在無甚差別，一個小老百姓只會問，我今天是否過得比昨天好？若是生活改善，就算領導人奸詐狡猾也不是問題；若是每況愈下，就算執政者德行兼備也會萬民唾棄。所羅門王無論再怎麼天才，若不能用以造益以色列全國，那他的聰明才智也只是自誇的本錢，與‘智慧’兩字扯不上關係。
然而假若只有所羅門一個智能超群的法官，對全國的行政仍然於事無補，為什麼？當年摩西從早到晚判案，自己累斃了也不足以服務人群；太強的人碰到問題，最初想法往往以為自己還不夠努力，殊不知人力有時而窮，沒有整個系統的輔助，一個領袖根本支柱難撐天。大衛時代軍隊規模已成，但內政方面還大有欠缺，各支派基本上是自我管轄，與中央政府的溝通尚嫌薄弱，這其實也是內亂的助燃劑。所羅門為了根治國家的不安定因素，設置了內閣十一人，省長十三人。內閣包括祭司，元帥，書記，史官，國庫管，人力管，國務卿等等；而省長則是把全國分為十二行政區（再加猶大支派自分一區），不完全按照原先各支派的分地（否則換湯不換藥，又何必劃省？），由國王親自派遣省長，然後由國務卿審核各省行政。
這系統的建立，從此開創了以色列的中央集權；以前的士師由於號召力不足而無法做到，掃羅、大衛也礙於各支派勢力而尚未實施，所羅門卻能成功地推行他的維新改革，原因何在？掃羅和大衛的王權縱算是由撒母耳膏立而來，天下卻仍要自己贏來，建國霸業的途中多少有來自各支派長老、各地方豪傑、各鄉鎮權貴的大力鼎助。人情重如山，總不能太忘本地除舊立新。所羅門就不一樣了：大衛作王已久，老一代可能會留戀十二支派各自獨立的日子，新一代卻只知以色列一統的現狀。不論所羅門的新行政區如何規劃，大家一樣都屬於這個國家，權利沒受損，或許還會減少一些地方傳統的麻煩老規矩，有什麼不好？
問題就在此：有什麼不好？改革的益處，往往是宣傳的口號，不到真正實施，怎麼知道會有什麼樣的副作用？中國歷史上許多變法，從管仲、商鞅、吳起、秦始皇、王莽、北魏孝文帝、王安石、張居正、甚至清光緒皇帝，就算一時成功，最終也幾乎都失敗；外國成功的例子一樣寥寥無幾（古雅典的梭倫，近代俄國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土耳其的凱末爾等等，背景都是有外在壓力，才讓國民願意忍痛接受改變。法國大革命希望能推翻國王，建立像美國一般的民主國家，結果紛擾混亂了十五年，還是由拿破崙稱帝，辛苦繞圈最後又回到起點，斷頭台上的人可也真冤。）其實改革家幾乎都帶有救世的熱忱，但為什麼改革這麼難推行？大體上，社會許多體制和人民的習慣有關，要去更變，有如推巨岩上坡，舉步維艱，反而造成一時人民的不便，因此怨聲載道。若是領導者帶動維新，通常都會演化成暴君獨裁；若是大臣為首變法，守舊派終究要向掌權者施壓，結果變法的人下場都很慘。後代對於這類的體制創新，更是談‘法’色變，想也不敢想，只能帶著遺憾看天下繼續枯槁。
可是所羅門的變法，並沒有其他改革常見的反作用力，這點要算他手法太高明了，歷史上的變法家都得自嘆不如。怎麼說？
第一：良機。時間可以是變法最大的敵人，也可以是改革最大的助力。一般而言，改變太小太慢，就難收實效，一個政治家又哪來漫長的人生好整以暇？可是改變越大越急促，抗力就越大，畢竟人所能接受的變化有限，就算忍一時風平浪靜，政府一鬆手仍舊會恢復固有體制。（王安石是誰？我區區一介農夫根本沒聽過，哪要你們這群官僚來管我家田地的事？）但是如果能先影響人心，排斥力就會大幅降低。還記得所羅門在改革前做過什麼？沒錯，當全國百姓還在對‘兩個女人一個嬰孩’這件判案驚服之際，所羅門已經打鐵趁熱，善用‘英明賢君’的聲譽，順勢帶動維新變法。（所羅門王？是了，他對我們這些小老百姓都能判案判得這麼智慧，那他現在要改變制度，想必也有幾分道理。）為政者若把握機會，適時施政，就能事半功倍。
第二：順勢。以色列人未進迦南之前，男丁人數約六十萬，雖然經歷了士師時代內憂外患，從撒母耳以來以色列總算開始日漸繁榮，人口也倍增。大衛曾清點人口，能上戰場的就有一百三十萬。百姓如此眾多，勢必會從農業文明進步到都市文明。而國家的一統也會促進人民的遷徙，不必再一生死守祖產田園，何況非利士人臣服，以色列終於正式踏入鐵器時代。不過這也帶來了農耕方式的改善，不再需要這麼多的人口從事耕種。換言之，從前的支派、長老、祭司等制度都已不敷使用，那麼新制度又要怎麼設置？這就要考驗國王的智慧了，因為根本沒有任何單一的系統可以讓全國盡皆滿意。
所羅門的做法看似複雜，其實他的思考過程仍有跡可尋：傳統濃厚的地方，譬如以法蓮、便雅憫、或是猶大本地，就不再劃分，而剩下比較零星的地方，則按照大城市分區。一個重視傳統的地帶，一定會極力排斥新制度。不過既然他們不受影響，當然也不需要抗議。相反地，零散的地帶，本來就組織不夠，大刀闊斧地改革反而可以增進地方發展，短期見效。實質的效果，對變法的人是最佳廣告，因為原本對新政質疑的人民，也可以親眼目睹周遭的進步，間而對國君徹底心服口服。但是最重要的是，作為改革的人，千萬別過分追求‘理想’，過度‘公平’地把同一套系統一成不變地加在人民頭上。順潮流行事，才是智謀之道。
第三：利誘。前面提過，一個小老百姓只會問，我今天是否過得比昨天好？用這邏輯往前推，也可得到另一種施政方法：如果變法的同時，有另一件事讓民眾受益匪淺，那麼不管改革的成效如何，人民都願意接受。（這方式好比商店附贈禮品促銷，在政壇上若能善用，照樣可以壓制政敵、止息謠言、平定亂黨等等。）畢竟一種新制度要‘短期’見效，再快也要一年半載；而反對的言辭，卻可以一個半月就遍布朝野。若要全國百姓心甘情願地接納新政，最好還是有糖為餌。什麼糖最有用？當然就是錢。換言之，如果所羅門能使全國經濟突飛猛進，其他政治上的作為都可隨心所欲。
有人大概要問：到底政治和經濟的關係，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要達到國富民強，豈不是比實行新政還難？
的確，很難。然而所羅門王還是做到了。在那個‘人無三兩銀’的時代，他居然讓以色列成為海內最富，甚至到‘銀子算不得什麼’（這簡捷的形容，叫後世羨慕得不得了）。究竟他是怎麼辦到的？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