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百步無輕擔

                日耳曼民族無論多優秀，抵不過雷達的成就優秀；日本自殺飛機無論多勇敢，抵不過原子彈的作為勇敢。時移了，事易了，惆悵唯有惆悵而已。
                            ——陳之藩《旅美小簡》

儘管事隔多年，人類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印象仍很片面，恐怕還與事實相去甚遠。比方根據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美國的軍事策略，那時陸海兩軍要對付日本，可行的路線有四條；然而最後真正扭轉戰局的卻是第四條路：

一、由中國腹地對抗日本。這是距離日本最近的陣線，而美軍1942年派小隊轟炸東京後，也在中國境內補給，表示當時中國的基地並不算差。問題是，偶爾轟炸東京‘雪恥’還可以，要在中國建立根據地對抗日本，根本不可能。日本早就對中國加緊開火，預計先除中國，再全力對付美國；而計劃也包括要累倒美國的援軍。太平洋畢竟是距離的挑戰，日本所佔據的地區又增加地理阻隔。就算要冒險穿越大東亞共榮圈，物資運到中國的也不及十分之一；要經過西伯利亞或喜馬拉雅山脈運送，折損更多。最後除了軍事顧問抵達中國，這條路可說是走不通。當然，對中國而言，八年抗戰是艱辛的；很可惜，從整個二次世界大戰來看，中國沒有戰敗，卻不等於勝利。

二、由印度、緬甸進攻中南半島。印尼的石油、馬來西亞的錫礦與橡膠、泰國的稻田，都是日本戰期的重要資源；只要重佔東南亞，日本軍自潰。可是要穿越中南半島的叢林縱谷，談何容易？電影《桂河大橋》描述的是緬甸戰局，實際上緬甸陣線兩軍都難以進退：叢林交通不便，雲霧敵我難分，雨季河床暴漲，熱帶疾病無醫。日本軍後來在緬甸邊境慘敗，但那時其他戰線已達尾聲，就算聯軍重佔伊洛瓦底江，收復仰光，對戰局也沒影響了。

三、由澳洲到新幾內亞、印尼、菲律賓的西南太平洋進攻線。麥克阿瑟的陸軍‘跳島戰略’赫赫有名，但澳洲進攻路線較好的理由，其實只在於美國可以不受大東亞共榮圈的影響，直接運輸補給南太平洋，頂多會在斐濟群島碰到一些日本偵察機。實際上從新幾內亞到印尼到菲律賓，這些島嶼上一樣是密林，和中南半島類似；加上沙灘短淺，上岸不易，再怎麼苦戰也未必能剷平日本軍的基地，反而辛苦奪來的島嶼不久又失陷。1944年當麥克阿瑟終於奪取新幾內亞北部礁島時，美國海軍早已登上關島(Guam)，還開始轟炸硫黃島(Iwo Jima)和沖繩（Okinawa，琉球重要據點），等於是用錐陣隔斷日本本土與東南亞。或者可以說，要不是海軍已經控制大局，麥克阿瑟就算再五年也不見得有所進展。既然如此，跳島戰略的成效並不足以誇耀，頂多只能牽制敵人罷了，因為歷史根本用不著這戰術。

四、由夏威夷直接橫渡幾千哩海域到馬歇爾群島，再到關島，然後直攻日本近海地區。這大概是最不可能的戰略，因為當時美國海軍的戰艦根本無法實現這樣的遠距離攻擊，連號稱性能最強的戰艦亞利桑那號（USS Arizona）也在珍珠港沉沒。何況一艘戰艦的砲台再優良，仍無法在固定區域展開長期攻防戰。那究竟要怎樣讓不可能變成可能？

《周禮、冬官考工記》寫道：“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歷史學者們對科技下過功夫的不多，可是二次世界大戰，並非有美俄兩國加入戰局就穩操勝券。雖然軍隊指揮、決策部署、訓練、後勤、生產製造、資金借貸、國際合作同樣都很重要，但1943年同盟國所碰到的棘手問題，無一不是工程的考驗：1）如何安全渡過大西洋運輸？2）如何贏得歐洲的天空？3）如何克服德國的閃電戰術？4）如何登上敵方堅守的海岸？5）如何突破距離的限制？而最後，6）如何讓誓死不降的敵人停戰？每一個問題，背後都有數不盡名不見經傳的人，力求超越以往戰爭技術。換言之，戰爭已經進化了；精疲力竭地死守陣線、驚天地泣鬼神的人海犧牲，終究只是延後敗北而已。

勝利，不僅在乎勇力，更在乎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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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跳開東亞戰局，先看歐洲。美國雖然1941年加入同盟陣線，但這時當急之務是給英國輸困，而偏偏德國的潛水艇(U-boat)遍布大西洋海域。1942年希特勒下令增產潛艇，以防美國的物資補給。那年英美運輸船被爼擊、貨物沉大西洋多達780萬噸，這還不包括英國北海的支線運輸，更不包括回程中出事的船艦。假若白天，上空的巡邏飛機還可以及早發現潛艇；晚上根本什麼也看不到，只能憑船艦用聲納(sonar)在黑暗中‘海底撈針’式尋找敵人。這對攻方較有利，守方幾乎只有挨打。尤其運輸船需要經驗人員面對海上風浪，一旦這些人葬身海底就難以彌補；相比之下德國潛艇在海底神出鬼沒，就算受巡航艦反擊，損失也小——往往十幾艘運輸船折損，德國潛艇卻安然無恙。羅斯福與邱吉爾都為此大感頭痛，而希特勒還在繼續增加潛艇，該如何是好？

他們分析結論：首要關鍵是海空配合。當年飛機飛行距離還很短，偵查範圍頂多是距離幾百哩的海域，也因此大半船艦都得冒險穿過大西洋，沒有居高臨下的提早警報。加拿大工程師首先嘗試改進油箱，讓飛機至少可以飛越大西洋，也可以護航。其次，德國潛艇構造簡單，沉浮速度卻很快，以至於對付潛艇的魚雷往往未碰到敵船就引爆。為了有效殲滅敵人，美國貝爾公司開始研發導向追踪型魚雷；同時英國海軍也製造刺猬炮，以24枚深水炸彈同時攻擊，讓敵人難以脫逃。再來，英美船艦上的配備實在不夠。市場上已經有高頻率的電波測向儀器，許多二十年老舊戰艦上卻從未裝設；即使有設備，也無法同時做聯絡與探測敵人的雙重工作。測向儀還有個瓶頸，就是它知道方向，卻不知道距離；聲納則是知道距離，方向偏差卻很大，準確性更受水溫影響。奇怪的是，今日眾所皆知的雷達，實際上是1904年德國科學家最先研發的，卻到1940年才有美國海軍為它創RADAR（意思是電磁波測向測距）這名詞。為什麼德國不繼續發展雷達？原因是早期雷達使用的波長不盡理想，並不能有效偵測目標，所以很多人覺得發明不管用。但這基本上是科技未成熟。1935年英法德都同時有人製造超高頻電子管，卻只有英國繼續改良設計，將它進化為性能穩定、可用於雷達的高效率產品。美國麻省理工在雷達發展不遺餘力，英國空軍更發展自動掃描儀，減少偵查盲點。終於1943年盟軍大量採用下，德國潛艇無所遁形。最有利的水底武器，變成最致命的海底棺材。

但是歐洲的領空仍在德國控制下。1939到1940年德國幾乎是坦克來前先飛機轟炸，讓地面軍隊猝不及防；波蘭、挪威、荷蘭、比利時、法國都在這種戰略下逐一敗北。現在換英國，希特勒每隔幾天就發動空襲倫敦一次，而且幾乎都是夜襲。就算不能強迫英國人民自己反戰投降，至少也先打垮英軍鬥志。然而英國並未投降，反而努力召集英、美、加拿大、澳洲等地志願民眾，以及法國、荷蘭、挪威、波蘭各地來的難民，凡是有飛行經驗或願意學習的，都在蘇格蘭一帶加緊訓練。當然，雷達問世後，英國海岸線各地都趕緊設站觀察，不過雷達站也立刻成為德國轟炸機攻擊目標。可想而知，假若自己沒有足以抗衡的空軍，雷達本身又有何用？

而空軍最需要的，還是重新設計飛機。今日大多航線都在一萬米高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飛機其實只勉強達到這高度；然而若不是戰爭需要，軍方恐怕還食古不化。英國勞斯萊斯公司(Rolls-Royce)1933年創造的引擎，居然到此時才被重視。意外的是，研發人員將這性能更好的引擎裝在四十架不同的飛機上實驗，才發現另一架不起眼的小飛機，搖身一變成為空中轉折如意、升降迅速的戰鬥機。所謂如魚得水，它很快在空戰中成為盟國生力軍。不過德國的飛機也在進化，盟國可沒時間得意忘形。勞斯萊斯連年改良引擎，而設計師也根據流體力學模擬預測，假若裝在性能更好的飛機上，甚至可以突破高度與距離的瓶頸，還能達到時速432英哩。美國波音公司(Boeing)開創‘超級堡壘’巨無霸轟炸機，單它的製造過程已經令人咋舌（雖然這轟炸機後來只用於東亞而非歐陸）。幾年之內，戰局由德國轟炸英國，轉變為英美轟炸柏林。1942年倫敦的戰鬥機尚不能防衛英吉利海峽；1944年的戰鬥機卻已經可以凌駕半個歐洲上空。許多戰績輝煌的德國飛行員，都在這一年中殞喪，而接棒的又訓練不足，每個月幾千納粹年輕人亡命空中。諾曼底登陸時，美國艾森豪將軍(Dwight D. Eisenhower，後來第34任總統)甚至告訴士兵：“假若看到上空有飛機，那些都是我們的人。”

不過士兵怕的不止德國轟炸機，還有坦克部隊。德國在戰期製造了不下五萬台坦克，縱算在俄國一時受挫，在西歐、北非仍是所向披靡。當然，對德國陸軍而言，俄國始終是最大的心腹之患；雖然1941年搶到黑海油田，但是俄國大敵在側，豈可掉以輕心？也因此大多數德國坦克都集中在東歐戰線，1943年甚至霸占烏克蘭東北，矛指莫斯科，意圖迫使史達林投降。沒想到一度受辱的俄國，這段時間竟研發出令德國聞風喪膽的T-34。德國的虎豹式坦克都是重型坦克，俄國的T-34卻不以重鋼甲防禦，而是以砲彈射程遠獲勝，造價也遠比德國坦克便宜。問題是，剛上戰場的T-34缺陷仍很多，故障率也高，駕駛座又窄又凌亂，史達林屢次想把這批坦克作廢；幸而軍火部門努力參考英美坦克設計，採用傾斜式裝甲，降低受擊力道；把儀表板簡化，就算新手上路也不致出錯；改善輪軸履帶，可以承受得起砲彈反沖力卻又不失敏捷。雖然可靠性仍有待加強，當時的T-34已經足使俄國扭轉戰局。

俄國還有幾個勝於德國的優勢：1)造橋技術加快，今天炸了阻止敵軍進襲，明天又重建讓自己坦克追擊敵人；2)造假技術過人，假壕溝、假機場、假兵營，讓遠在俄羅斯平原上的德國軍隊難分敵我而屢次中伏；3)提供人民步槍、炸藥、甚至高爆彈、火箭筒等反坦克武器，既不易被發現，又讓駐紮敵境的德軍持續頭痛。等到德國心力交瘁時，1944年俄國大舉反攻，先收復油田，再將德國坦克逼退到波蘭捷克，陣線距離柏林不到三百哩。這是新科技衍生的新焦土政策。

同一時間，諾曼底登陸計劃也在進行。英國距離歐陸最近的，其實是海峽東南的比利時，亦即一次世界大戰壕溝戰區；但德國要增援比利時也比較快。諾曼底位於英國正南，是第二可能性。為了讓德國猜不出到底會登陸何處，盟國特別任命美國四星將軍巴頓(George S. Patton)在比利時對岸擺空城計，‘訓練’一批不存在的軍隊，還利用頻繁的無線通訊、固定飛機空襲比利時、及對敵人臥底施行反間計，讓希特勒深信比利時登陸計劃勢在必行。從英國密碼分析破解出的德軍命令，德國西歐半數以上坦克都在比利時等候敵人——甚至到諾曼底登陸成功後，希特勒仍擔心巴頓將軍隨時會進攻。一個名人居然能牽制一個軍隊，這戰略也太大膽了。

只是除去軍隊，諾曼底沿海仍有各種防備。英國陸軍特別改造輕型坦克，有的引爆地雷、有的剪鐵絲網、有的破砲台、有的焚燒木柵，簡直像是機械系學生競賽，各顯神通。等到諾曼底登陸成功後，這些改造坦克仍繼續跟著軍隊掃除通往德國的路障。矛盾的是：後代電影中常出現的諾曼底海灘奮勇犧牲，其實只是美國負責的Omaha Beach：盟軍上岸的共有五個岸線，英國、加拿大、美國第七軍都藉著改造坦克輕鬆上岸，只有美國第一軍疏忽，竟然還沒靠岸就讓坦克下水，結果士兵上岸沒有坦克開路，損失近一成（其他隊損失都不到2%）。假若這樣的不智之舉被歷史說成偉大，也難怪麥克阿瑟的跳島戰術被稱為智謀。

那麼，回到東亞戰線。如何克服距離的困難？相信大家都猜到了：航空母艦。

廣闊的太平洋上既然沒有方便駐軍的地點，那就造一個海上碉堡吧。既然戰艦的砲台難以及遠，那就讓飛機從船上起飛，去殲滅敵人。這是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Chester W. Nimitz)的方針。講得簡單，實際上要做到這點可難。一艘船要能載五千噸以上的物資、飛機、燃料、人員，還要能高速行駛幾週，究竟要怎樣的渦輪引擎才能勝任重擔？又如何控制巨艦，履海如平地，否則飛機怎麼起降？船廠研究結果，最後動用八座鍋爐、四座蒸氣發電機、兩座柴油發電機，以四軸渦輪讓全船持平。單這樣製造就花了美東各廠近一年時間準備。至於飛機也必須修改，在短跑道上能安全著地，還能移動停機不擋路。其他通訊器材、通風系統、安全設施、甚至內部交通所需電梯，無一不是超時代的設計。航空母艦底下，自然也有美國潛艇，近距離無聲無息地竊聽日軍無線電通訊，還轉給情報局解碼分析。不過航空母艦背後，更有海軍工兵隊，在相隔七千哩海域上到處建基地，堆土填坑、鋪瀝青搭鋼筋、設發電機雷達站、焊鐵修船檢查飛機，讓海軍所到之處能有歇腳所在，能持續長期作戰。根據記錄，當時航空母艦上隨行的各種技工不下百種，差不多都比年輕水手們長一輩。也多虧有這些工兵爸爸們後勤，否則就算海軍艦艇到得了菲律賓海珊瑚礁，也無法加把勁攻擊日本。

但最後為二次世界大戰劃下句點的，終歸是原子彈。美國、加拿大許多國家實驗室，集結了同盟國精英學者所進行的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在物理學家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帶領下，成功分離出能應用在武器上的鈾238。1945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

我們或許仍要問：其實整段戰爭史，英國、美國、俄國、德國、日本，都在從事科技爭戰。德國日本佔領機先，只因為他們比人提早改進技術，早製造優良的坦克飛機潛艇，早克服山嶺叢林；就算同盟國加緊研發，德國日本也並未怠惰。但最後他們還是輸在科技上，為什麼？原因是：再尖端的科技也需要政府上級願意支持採用；沒有贊助，科技一樣要遭埋沒，未知匣劍何時躍。日本是這當中最糟的例子，昭和天皇之下，除了總司令官，全是迂腐保守派，根本沒有人想用自己新開發的軍艦飛機。希特勒與史達林都有控制狂，但史達林至少知道要仰賴下面軍官的軍事決定；希特勒卻從開戰起越來越自大成狂，也越來越猜忌多疑，導致德國的潛艇飛機坦克逐一過時，雷達發展也不如同盟國。邱吉爾年過七十，對科技卻十分看重，也愛才若渴；羅斯福則自從珍珠港事件，一向重視三軍總帥的提議，只要對戰爭有益的都鼎力支持。這種鼓勵精英的政策，固然主導了未來英美文化幾十年，但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元首們將領們願意引進科技的突破，這已經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1970年電影《巴頓將軍》有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沒有人是憑自己願意犧牲而贏得勝利。勝利，是要讓敵人為他自己的祖國犧牲。”

餘悸：折戟沈沙鐵未銷（二）

1937年12月13日發生南京大屠殺，慘死逾三十萬，至今仍是華人齊罵可恥的事蹟。然而德國從1941年起竟屠殺了一千一百萬人，其中包括猶太裔共六百多萬（男三百萬、女兩百萬、幼童一百萬），全歐洲三分之二猶太人從此蒸發。今日西方仍把希特勒(Adolf Hitler)和納粹黨(Nazi)這兩個名詞用來形容一切兇殘暴行，並非無因。

可是罹難人數這麼多，正代表多數猶太人選德國一帶定居。既然良禽擇木而棲，為什麼他們不住別處？

根據文獻，德國第一位出名猶太學者，是1743年才移居到普魯士的Moses Mendelssohn（後來音樂家孟德爾頌的祖父）。當時費德烈大帝才登基不久，已經比其他國王要開明寬容；歐洲各國還排斥異族、下逐客令時，普魯士就頒布了‘有容乃大’的政策，給予許多東歐流浪民族民生存權、居住權、財產權、受教育權。既有法律保障，不少沒有國籍的人都開始移居德國，其中自然也包括猶太人。估計十八世紀末，德國境內猶太裔還不到總人口0.5%；普魯士鼎盛期間，猶太人口仍只佔0.8%。奇的是，普魯士的所在地其實是波蘭，當地的東歐各民族遠比猶太人眾多，柏林當年甚至斯拉夫民族與德意志人口相當，連德文都難以通用；卻只有渺小的猶太民族，首先改學德文，又在短時間內造就了列舉不完的實業家、思想家、資本家、藝術家、作家、醫師、科學家。歷史上從沒見過這麼稀少的人，對一國歷史影響這麼深遠，在經濟文化學術界這麼耀眼，在他人眼裡這麼巨大。這真讓旁觀者又妒又恨又好奇。

近兩千年來沒有家的猶太人，曾多次被政客列為‘整肅’目標。這時他們雖然在普魯士找到一塊像樣的家，許多猶太人仍以外人自居——畢竟未來國王是否會再更改欽令？誰也不知道。對他們而言，德國不是家，只有德國的文化語言是他們暫時賴以為生的依據。儘管如此，猶太人對這個文化的‘家’卻十分珍惜。在希特勒未上台前，歐洲其他人對德國是懼怕，是討好，是嫉妒，是嘲笑，連住在普魯士境內的外人也如此；只有猶太人是真正喜歡這個倍遭白眼的國家。自德國詩人歌德以來，有不少人寫過，猶太人與德國人實在很像，兩者都有對事業的紮實精神、對資產的謹慎利用、對知識的看重；兩者在思想上都比較抽象，甚至都有點完美主義，都傲視世界也容易自厭，都不愛花言巧語，也都讓周遭的人厭惡。

但比起相似之處，兩者更屬‘共生關係’：猶太人在德國如魚得水，而德國也因猶太人而茁壯。費德烈大帝本人其實對猶太人很排斥，但他盡量不以個人喜好做決策。他在位期間能奠定軍事基礎，把普魯士拓展為歐洲列強之一，背後終究是靠猶太財團提供資金、鑄造貨幣，以及猶太的下層團體當稅吏、書記、或做討債、兌換錢幣等瑣碎工作。普魯士尚未一統德國之前，除了少數貴族與大批佃農外，幾乎沒有所謂的中產階級；比起萊茵河一帶曾是文藝復興的重地，普魯士的知識分子往往楚材晉用，不留在自己家鄉。猶太人剛好填補了這政治、經濟、才能上的空缺。十八世紀法文百科全書中有句話說：“最窮的猶太人也識字，所以他們如同齒輪鉚釘，讓整個社會運作。”

既然在此紮根了，許多猶太人自然開始改信基督教，開始與其他民族通婚，甚至在拿破崙戰爭和法德戰爭期間，有相當多的猶太人從軍捍衛‘祖國’。這些都是為了讓德國人更認同自己。然而他們願意付出，並不代表一般民眾會接納他們。十九世紀許多猶太人，收入或生活水準都比平均德國人高；二十世紀初，德國20%首富是猶太裔，下層民眾心裡不平總是難免。譁眾取寵的政客們也最喜歡藉此煽動人民的仇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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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是因革命、政府改組，而宣告息戰。這可說是為德國保留面子，但很多德國人卻固執地相信，德國並沒有敗，只是被新政府出賣了。接下來賠償戰債，大家心裡實在不痛快；而政府印鈔票造成通膨，更讓經濟崩潰，民不聊生。希特勒在這段時間特別討厭共產主義的革命分子，卻也憎惡只會印鈔票飲鴆止渴的民主政府；他的觀點正是多數德國人的心聲。基於凡爾賽條約，德國必須賠償當時相當於500億馬克的黃金、期貨、船舶、有價證券等等；有幾年德國難以償還，法國就派兵佔據邊境百般威脅。1932年全球經濟嚴重衰退，英法兩國為了向美國重新商討借債問題，才提出對德國的減債建議。或許他們認為這樣做，可以加速歐洲各國重建；但他們萬萬想不到，希特勒會趁這機會挑撥是非，說：“我們無法還債。我們也不願意還。”結果原本的減債居然莫名其妙地被德國媒體寫成‘免債’，一下子舉國歡騰，大家感激零涕，甚至數十年後還有老先生老太太們紀念希特勒，相信是他讓人民終於有麵包吃。以此為楔，希特勒終於在1933年掌權。當然，希特勒在選舉前已經事先恐嚇對手；選舉前一周國會大廈竟然失火，希特勒趁機將一堆反對黨人士逮捕下獄。那年納粹黨大獲全勝，他自己也獲任‘獨裁’。【注：後來德國果真沒有再還戰債；根據記錄，德國欠債本金利息，共需付1320億馬克，最後只還了兩百多億。】

可惜奪位容易，復甦經濟卻不容易。無知民眾會擁戴他，是因為他們希望能改善民生；假若他做不到，群眾的向心力會變成離心力，自己的政治生涯豈不完蛋了？

世上領導者多半短視。未上台前對執政者百般批評，自己上台後卻做得比前任還爛。偏偏缺乏工作經驗的人，反而喜歡苛求；滿腹牢騷的人，卻往往主宰一國生死。希特勒對之前通膨的經濟政策冷嘲熱諷，結果他自己的經濟政策更是殺雞取卵。1933年他強調德國要自給自足，因此下令查禁所有猶太人經營的商店，財產充公；納粹黨年輕人也趁火打劫，貴重東西往自己口袋塞。那年單是柏林就查封了五萬多商店；但這些店鋪一消失，德國商店的貨品自然漲價。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激進分子又鼓吹商家不要僱用猶太人；教授、老師、法官、律師、公務員無一倖免，大學限制只能收1%猶太學生。不久連猶太醫師也被解僱，取而代之的多是靠賄賂謀職的敗類。既然小人得志，大家更努力批鬥猶太人，以免暴露自己的差勁無能。的確，短期內德國人失業率大減，薪水也升了一成；但是自給自足的目標卻始終無法達到，反而因貨物短缺，政府竟要立法對肉類、水果、衣料等東西限量配給。

政策有誤，短視之輩偏偏總要死不認錯，堅稱是時間不夠長，看不到績效，或是施政還不夠徹底，所以必須更積極實施。希特勒統治下的經濟既產生副作用，從猶太人手中奪來的資產也不夠國家花費，該怎麼辦？就繼續榨油吧。1938年開始，猶太人被迫遷入貧民窟，有的甚至被捉去做生物實驗；政府沒收的房屋可以在拍賣場轉售，而原先猶太人的銀行業，也讓幾個德國資本家高價競標。那幾年德國經濟幾乎都是靠濫用徵收權，以及企業民營化。有良心的人會看不過去，但天下想佔這種便宜的人卻比比皆是。

當然，德國從各種管道撈來的錢，超過10%都用在軍事上。希特勒拒絕還戰債，並不代表別國不會來秋後算帳；尤其法德是死仇，凡爾賽條約以來，德國的黃金幾乎都賠給法國，此辱豈有不報之理？但要雪恥，就要有武力為後盾。德國一些有見識的人，對重新武裝自己國家的決策並不認同，不過他們很快都消失了，剩下的只好對上級唯唯諾諾。軍事準備六年後，1939年九月一日，德國終於再次對歐洲開戰。最先下手的，就是一次世界大戰後獨立出去的波蘭。

難道這六年來，全世界竟沒人關注德國的軍事發展？倒也不是。問題是，各國自從經濟大蕭條開始，大家都在努力拯救經濟。不救的會被民眾唾棄。可是救了一部分人，其他的也會抱怨不公平。到頭來刺激經濟，變成‘起手無回’，沒完沒了，無論效益如何都必須持續進行。最後政府為花錢焦頭爛額，對國際問題只好‘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 美國自從1929年經濟崩盤後，民眾對世界局勢變得漠不關心，甚至覺得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施援手，是錯誤的決定。他們封閉自己，除非收不到欠債國的利息，否則一般人只想隔岸觀火。

• 法國1930年代經濟不振，共產黨人士不斷號召革命，政府只得花錢刺激經濟、籠絡民心；可惜這種解救方法，往往是不切實際地耗資建築。最明顯的就是後世嗤笑又貴又沒用的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單是這一陣線就花費太多，根本沒錢做其他軍事發展，而法國號稱德國絕對無法越過防線，無非是想掩飾自己外強中乾、武力窘迫的現實。

• 1938年英國首相採取保守態度，對德國姑息，甚至一味相信希特勒的和平簽約。後代歷史譴責他的綏靖政策，然而當年多數英國民眾畢竟很支持他的做法。不難理解他們為何放任不管：我們倫敦的窮人尚且救不完，何必去管德國佔領捷克？自己獨善其身尚且有困難，何必兼善天下？

其實這種消極態度，已經讓英美法三國吃虧過一次。1937年日本進攻上海（一般稱淞滬會戰），曾是英國租界的上海，百年來已經有不少歐美人士居住，大企業紛紛以此為東亞貿易的基地。但十一月底上海失陷，許多歐美居民被俘，幾代投資盡失，居然沒有一國出言抗議，大家只希望能居中調停。日本既然行凶得逞又沒受處罰，當然不會就此罷手；接下來南京慘狀，華北地區相繼淪陷，國際聯盟一樣不曾表態。‘忍一時風平浪靜’的原則，對日本、德國都沒有用。

忽略問題，通常只是把問題延後，讓問題變得更難應付。德國侵略波蘭，舉世大嘩，二次世界大戰因此開幕；希特勒一不做二不休，立刻發動閃電攻勢，幾個月內已經攻占巴黎。由於美國不出面，俄國與自己定互不侵犯條約，整個國際間只剩英國與自己為敵。然而德國資本不足，要打敗大英帝國總需要錢；要控制已征服的土地更需要錢，而這些錢總不能從自己德國人口袋裡徵收。那簡單，再來犧牲無辜一次好了；1940年納粹黨開始屠殺猶太裔，其他對獨裁有意見的人也全部抄家、送毒氣室懲治。

可是這次他算錯了。波蘭的政客早就有樣學樣，效法希特勒的方式壓榨猶太人；這時東歐的猶太裔已經沒多少財產供他補貼軍資，殺再多也無濟於事。煩惱之際，他注意到東亞的另一個野心家。太好了，德國與日本結盟的話，遠交近攻，對付英國就容易。那年九月，軸心國誕生；德國牽制英國的歐洲戰力，日本也不辜負希特勒的期望，一年之內步步侵占英國的香港、馬來半島、新加坡等地。

當然，假若英國戰敗，欠美國的債恐怕永難償還。所以日本一進攻東南亞，美國立刻停止對日本輸出石油。這經濟制裁對日本影響很大：沒有坦克、飛機的燃料，就無法作戰。因此日本佔了英國殖民地，乾脆繼續南下奪取荷蘭屬地印尼——畢竟那時整個東亞只有東印度群島產石油。1941年爪哇島終於升太陽旗，日本總算實現了可以自給自足的‘大東亞共榮圈’夢想。同一時間，德國也怕缺石油無法作戰，而歐洲唯一產石油的地區卻是俄國的克里米亞地帶。為了確保資源，希特勒還是進攻俄國；沒想到俄國死傷慘重，卻仍因焦土政策再次讓敵軍無功而返。1941年十二月五日，希特勒嚴冬中下令退兵。

世上偏有更沒想到的事。兩天後，日本竟偷襲夏威夷的珍珠港，把美國扯進戰局來。德國本來有希望戰勝英國，一下子居然要同時挑戰英、美、俄三國。

這是報應麼？

餘悸：折戟沈沙鐵未銷（一）

        我曾建過鐵路，讓它運作，/讓它與時間賽跑。
        我曾建過鐵路，現在建完了，/兄弟，能施捨一毛錢麼？
        我曾建過大樓，高及太陽，/挑磚接鉚混石灰。
        我曾建過大樓，現在建完了，/兄弟，能施捨一毛錢麼？
                        ——美國1930年代歌謠

1929年經濟大蕭條，華爾街富豪跳樓的史實，一向是政治、經濟、社會學家所關注的主題；尤其每當經濟不穩定時，更連小市民們都努力鑽研這段歷史，尋找自救之道。可是一次世界大戰後不過11年，為何世界從希望再度跌入絕望？這段過程卻很少看到分析。假若經濟問題是疾病，許多人似乎沒有‘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反而是幫社會改善問題，幫經濟起死回生的政治家成了偉人。

這十年多，對世界大半國家而言並不好過。首先，戰敗的德國扛了大筆債務，它的通貨膨脹、經濟蕭條或許還容易理解——1923年德國通膨率達到每月3250000%，到年底前居然出現一兆馬克對一美元的驚人匯率。當然，印鈔票並不是為了還債，因為所有債權國都只要黃金，不要馬克；這些鈔票其實是為了補德國金融流量的缺口，政府不得不做醜事。不過這筆爛帳很快又造成更多副作用，中產階級一夕變窮人，公司行號相繼倒閉，結果惡性循環。類似現象，奧匈帝國分家後債務未償，所以奧地利與匈牙利也分別出現1426%與98%的月通膨率。但沒有債務的地方，對通膨同樣沒有免疫力。從德國獨立出來的波蘭，三年通膨仍高達988233%的可怕數字。意大利和東南歐也都面臨通膨、失業、食物短缺、罷工、激進分子暴動的問題。

淺顯地說，戰爭造成大家互不信任，而經濟與貿易又最需要信任做基礎。戰敗國和戰績不良的地區，會缺乏合作對象，資金也比較短缺，更使經濟難以復蘇。這是很不公平的現象，卻也是歷史慣例。

但是戰勝國的處境未必有利；同時期英法兩國，經濟仍萎靡不振。很多學者說是無法從德國獲得賠款，這理由對戰爭破壞不多的英國未免牽強，畢竟重建中的法國經濟其實還比英國好，1927年甚至成為世界最大儲金國；但戰後十年，法國經濟實無重大變化，而英國的經濟成長幾乎都發生在加拿大、澳洲等地區，英國本土卻幾乎沒成長。這倒是政策問題了。法國在大戰期間犧牲人口太多，戰後失業率可說沒有，甚至不少外籍人民到法國謀生；然而這十多年發展的幾乎都是農業，貿易也是極端保守（所以才儲存大量黃金）。一開始農業恢復，不必再倚賴南美洲的食物進口，經濟成長還算可觀；但這只是彌補戰期所失，時間一久，成長率又回到零。英國可耕地沒有法國多，自從工業革命以來都靠出口業補貼經濟；偏偏戰後許多國家缺錢，英國貨品銷路甚慘，停擺的工業也迫使許多英國資金外流，結果近二十年不景氣。

再看革命後的蘇俄，曾一段時間實施新經濟政策使農業起色，但不久也負成長，直到1928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 Ио́сиф Ста́лин)才廢除政策。其他西班牙、中南美、非洲、中東國家，經濟落人一等，但是遇到歐洲蕭條也同受連累。像西非、印度、墨西哥、阿根廷，大戰期間靠農作出口稍有成長，戰後又因食物價格暴跌，導致農民欠債，外資撤離、經濟窘迫，種下未來社會不安定的隱憂。中國這段時間正值五四運動、北洋軍閥割據、蔣介石北伐等事，經濟難以起色。日本則正碰到產業上的瓶頸，表面上突飛猛進，實際上這都是國家撐腰的工業。明治維新以來，政府鼓勵的不少是機械軍事類的重工業；可是這時連英國工業出口都有困難，自己要維持經濟成長，又該如何？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世界各國所遇到的經濟問題也不盡相同。

整個世界似乎只有美國蒸蒸日上，美國也自認為是鶴立雞群的佼佼者，甚至標榜是自己勤儉美德、奮鬥精神的成果。可惜這是很自欺的態度——越是自以為穩若泰山，越會把許多人一齊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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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媒體對1920年代的描繪，總是紙醉金迷的消費。實際上這種生活只限於少數華爾街大亨；大部分民眾根本還不知道電影、香檳、時裝毛皮首飾，甚至好萊塢的泳裝選美都聳人聽聞。但這也不代表他們消費方面沒有改變；大戰後的美國已經達到相當工業水準，民眾買屋買車、買收音機、買家電，逐漸成為家庭必要。何況除掉這些消費，整個社會仍剩很多錢，而這些錢通常還是存銀行為主。以美國而言，一次世界大戰前總存額是174億美金，到1928年已經高達527億；儘管利息不多，畢竟‘寧靜致遠’也無所謂。

然而存款比起貸款，又顯得微不足道了。貸款做什麼？做投資。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為了確保軍需，特地將麥價從一桶八十角，提高到一桶兩美金。這雖然促使農民努力耕耘，卻更鼓勵投機商炒作農地，賣給這些增產報國的農民。戰後農地銷路不佳，建商又慫恿各地政府要加強建設，提供新市街給汽車行走，開闢住宅區給新移民。人口移動，是投資者最高興的事：從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多了60萬南歐移民，35萬東歐移民，20萬拉丁美洲移民，還有大批美國南部遷徙的黑人。這些人幾乎都搬入大都市，市長們為了救濟低收入戶，又必須借錢行‘仁政’，讓投資者加倍受惠。都市逐漸變成貧民區，郊區的房市自然漲價，佛羅里達的海濱別墅也快速增值。佛羅里達房市泡沫後，加州房價炒作又成了市場新遊戲。等加州房價開始下跌，投資者已經往股市大量塞錢。1925年佛羅里達的房產總值是四百萬美金，1926年洛杉磯房市總值卻高達兩億美金，1929年前九個月內，投入股市的金額竟有85億，盡是銀行貸款。當年全美國貨幣總流通量也沒這麼多，聯邦預算才320億，出借給歐洲同盟的則有110億。換言之，只要還有新的賭場讓人流連忘返，大家都還相信美國是與眾不同的國家，不會碰到歐洲的經濟問題。儘管有人警告，銀行破產率已經連年增加（1900年代每年約90家，1922年367家，1929年691家），投資者只當耳邊風。

這就是為什麼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股市重挫150億，整個月來損失500億，會讓人恐慌到六神無主。單這些損失就相當於銀行總存額，其他房市、公司、政府的債務更是難以承擔。那年公司破產26355家，銀行倒閉1352家，次年又倒28285家公司，2294家銀行。全國土地產大跌三分之一，失業人口高達25%。而出借給歐洲的，短時間又不可能還，究竟該怎麼辦？

恐懼會對人產生許多副作用：第一、過度自信會突然轉為自尊破滅，對未來無法猜測，更感到死亡的陰影逐步逼近。精神力弱的容易崩潰；而精神力強的也要分心照料別人，加倍負擔。第二、再怎麼不信神的人，到了困難瓶頸，也難免覺得是天譴，是神在管教自己道德淪喪。1920年代的繁榮，從此被描述為貪婪糜爛的虛假世界，聲色犬馬的狂歡、酒池肉林的縱慾、放高利貸、上層壓榨下層。伍爾夫（Thomas Wolfe）寫的《無家可歸》、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憤怒的葡萄》、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喧嘩與騷動》、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都影射了這種負面社會觀，也都對經濟蕭條寄予一種既值得同情，卻又是因果報應的看法。

但最可怕的還是第三種副作用。一般民眾對失業潦倒、飢餓受凍，最直接的反應還是求助政府；而萬一政府不幫助，仍會出現官逼民反的行為。1930年初，加州有些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士兵，因為失業，希望政府能讓他們提早領退休費養家。政府這時救經濟都來不及了，如何讓人領錢？可是士兵們被婉拒，卻不肯罷休，搭鐵路逐步行乞到華盛頓首府，沿途更增加了許多生活拮据的民眾，還有一些惟恐天下不亂的肇事分子，聲勢浩大地在首府市郊公園向政府哀求抗議。胡佛總統(Herbert Hoover)仍然不批准，而且宣告這些人應該立刻遣散，不得擾亂公園附近居民生活。雙方都不肯讓步，最後仍然起衝突，總統只好請陸軍的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出面鎮壓。人民是遣散了，政府的民調也從此跌到谷底。

為了不再讓民眾抗爭重演，接下來政府只好盡量低調，任何離譜的法案，假若能短期幫助人民，都照單全收。經濟蕭條不久，聯邦最高稅率居然從25%升到63%，公司也被課重稅，有錢人乾脆工廠關閉不做了，遭殃的反而是員工。1930年有兩個議員想譁眾取寵，提議增加進口關稅，保障美國自己的工業。聽到消息，許多經濟學家都大罵無知，連汽車大王福特都搖頭稱他們是經濟白痴；但一般小市民聽到政客說可以減低失業，仍是到處響應。那年法案一通過，果然世界所有地區，包括第三世界國家，都一齊增加進口關稅，一下子更引發全球工業幾乎停頓，各國工人被裁、公司倒閉的現象慘不忍睹，英法等盟國幾乎與美國斷交。1932年那兩個議員都難看地落選下台，但是他們所造成的遺害卻還要花十多年逐步消解。

或許我們今天讀歷史已經猜到：假若當年大家不是飲鴆止渴，也許1932年經濟就會開始恢復了。不幸的是，許多人不明白‘一動不如一靜’，總是病急亂投醫，以火救火，最後病症反而越來越惡化。然而身歷其境的，又有幾人能坐懷不亂？一個醫師不做治療，怎麼向家屬交代？一個政客不立新法，豈不是要被媒體說是無能廢材、姑息問題？何況多數政客家境不差，更會遭民眾唾棄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結果大家拼命救經濟，實際效果如何？1930年紐約鼓勵讓失業的人擺路邊攤，幾天後到處都有人賣蘋果賣報紙，反而讓街上的店鋪難以經營；剛開始還有好心婦女會可憐窮人，後來被一堆爭相兜售的人嚇怕了，還有誰敢買？到頭來整疊報紙、整籃蘋果賣不掉，連報商果農都虧本；那年冬天，路邊攤一個也不剩，倒是本來還有人光顧的店面，因顧客迴避而倒了近半。

胡佛總統1932年落選，取代他的是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美國人簡稱FDR)。儘管他家境富裕，由於他個人雙腿不便，對一般平民也比較同情。他參選是打著‘願與人民共渡困境’的旗幟，以壓倒性票數當選；接任後羅斯福也不負眾望，百日內行新政，再怎麼浪費錢也要幫助人民。然而這些新政真正生效的並不多，最重要的只有聯邦存款保險(FDIC)、田納西河谷管理(TVA)、以及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三項。其他法案雖然刺激經濟，卻無法持久，徒然勞民傷財而已；甚至到今日還有經濟學家苛責羅斯福的新政，前幾年似乎一切上軌道，卻是治表不治根，1937年起美國經濟又再度蕭條。當然，這未必全是他經濟政策失敗；1935年開始，美國中西部嚴重乾旱，沙塵暴使許多農民流離失所，約有350萬人不得不遷徙他鄉。羅斯福最奇特的一點是，無論經濟好壞，民眾都支持他、信任他，甚至到1940年大選，已經當選兩任總統的他，居然在民眾激昂的歡呼聲中三度參選，而且仍是高票當選。

可能大家在懼怕中最需要的，就是能仰賴的避風港。歐美西方是基督教國家，但除了神，世人也需要值得倚靠的領導人。比起那時代其他國家人民的領袖們：蘇俄的史達林是喜怒不定的人，英國的Neville Chamberlain是不敢在德國太歲頭上動土，法國的Albert François Lebrun是因為各黨不合才立一個最沒有政治威脅的人當總統，意大利的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簡直是黑手黨獨攬天下。或許美國人民相信羅斯福，並不荒謬，因為他確實與人民共同努力，一點一滴在改善國家經濟。

不過，美國獨善其身就夠了麼？救得了經濟，別處是否會出漏洞？

文豪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1935年寫道：“一個管理不當的國家，第一劑萬靈丹是印鈔票，第二劑是發動戰爭。兩者都能帶來短時間的富強。兩者都會導致長時間的毀滅。偏偏政治經濟的機會主義者都喜歡躲在這兩者之下。”他的前半段話已是不堪回首的歷史，後半段預言竟又不幸言中。。。

（待續）

烙痕：滿目瘡痍

曾有無名氏作詩：“德軍五百里，法軍五百里，陣亡千萬人，只為一壕溝；浴血戰雖勝，敵卻不肯讓，犧牲人更甚，重佔此壕溝。”

今日對一次世界大戰的印象，幾乎都是這類無意義的殲滅戰。在它之前半世紀，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武器還沒如此精良；士兵開槍後硝煙瀰漫，擋住視線，尚要幾分鐘時間子彈重新上膛，因此近距離敵人有機會趁空檔進襲。到一次世界大戰，這種戰術已成了過去。機關槍由一分鐘25發進步到一分鐘600發，射程遠至千尺，連硝煙都沒有，反沖力也減到最低。榴彈砲更增加命中損傷率，往往部隊連危險都沒感覺到，就已經禍從天降；再加上彈藥技術進步，爆破後金屬片可能穿腦致死。化學武器問世，毒氣中者立斃；火焰槍截斷敵陣，懾人心魄；地雷瞬息讓幾千人斷肢殘腿。整段戰爭史簡直是冷血殺人的修羅地獄。當時英國第一海軍大臣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後來首相)筆記寫道：“以前戰爭是殘酷壯烈的，現在戰爭已變得殘酷污穢。不再是少部分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在榮譽的掌聲中表演古典優美的戰術；取而代之的是整個國家，包括老弱婦孺，與另一個國家對峙。雙方無情地趕盡殺絕，然後由老眼昏花的官僚們點算屠宰清單。”

或者講得更難聽，一次世界大戰幾乎沒有什麼值得借鏡的策略戰術。技術進步了，卻很少看到軍隊領導們與對手鬥智。美國長期不願加入戰圈，實在因為這是徒然派人送死而已。連南北戰爭的將領們都不願再犯這種錯誤，歐洲的國王將軍們卻一而再地草菅人命。當然，這些皇室貴冑並非不學無術，開戰前也做了策劃，但到最後全是紙上談兵。食古不化的戰術，跟不上殺傷力更強的戰場。結果大家用墨守成規，掩飾自己六神無主，戰爭因此多年膠著。人民參戰是基於民族情操、世界理想、愛國熱忱，可是四年下來體驗到的，反而悲慘多於英勇。相比之下，二次世界大戰更血腥，但從未像一次世界大戰這麼無謂地瘋狂，這麼令人消沉到絕望。

但就另一個角度來看，歐洲自拿破崙以後，從未有重大戰事，也因此戰爭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近百年前，1815年維也納會議中，各國為了不讓戰火再次席捲歐洲，都主張恢復拿破崙戰爭之前的法國國界，而不是被瓜分；但他們說要重新調節列強的權力，使各國能夠‘相互平衡，保持和平’，倒是假仁假義——畢竟俄國、普魯士、奧匈帝國都趁機擴大版圖，各自兼併中歐、東歐、南歐的小諸侯國。當然，他們縱算自私胡為，至少天下太平了一世紀，功過相抵還說得過去。然而這協定的大前提是維持平衡，也就是互相牽制。短時間這對各國修生養息很有幫助，至少免除人民戰亂之苦；長時間卻會出現四種副作用：

第一、人口膨脹，需求大增。從1880到1910年，奧匈帝國人口增加35%，英國26%，德國43%，俄國甚至超過50%。為了供需，更為了穩定內政，全天下的資源幾乎都運往歐洲。美國的與印度的紡織業、非洲的金礦鑽石象牙、東南亞的橡膠、南美與澳洲的畜牧業、加拿大與黑海的麥田，一概成為歐洲仰賴的市場。反過來說，只要世界哪裡有問題，就會影響歐洲物價，間接左右各國關係。

第二、大家不爭歐洲，只爭天下。帝國主義崛起，有部分是基於大家不能對鄰居動念，就算戰勝也得不到疆土。百年中除了法國的拿破崙三世與德國不到一年對戰，其他發動的戰爭都在境外；到了一次世界大戰，更連非洲、中東、和一部分東亞都同受連累。

第三、許多國家這百年來，已經盡量逃避任何外交上的衝突，甚至戰前百般妥協，只要不再天下大亂，就算被辱被騙，挨打不還手也甘心。其實這現象在二次世界大戰前，甚至今日世界也不例外；問題是，大家自稱是文明人，不再野蠻，可是一旦開戰，將領們竟然紙上談兵，連要如何作戰都忘了。

第四、國家興衰有時間性，百年前的平衡，到了1914年已經有強弱懸殊的差距。可是政治上卻無法‘不適者淘汰’，結果戰場上見真章，堪稱慘不忍睹。最明顯的例子：歷史教科書說，戰爭的出發點是奧匈太子在東歐塞爾維亞(Serbia)遇刺。那這裡應該是利害衝突最關鍵的地區，為什麼大部分記載都很少提到奧匈帝國，反而德國成為戰爭元兇？為什麼很少講到東歐戰事，反倒是《西線無戰事》之類的壕溝戰記載，讓人印象深刻？答案很簡單：東歐各國根本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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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從過程來看比較容易懂：1914年夏天，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正式宣戰；俄國基於約定，也向奧匈宣戰；德國與奧匈聯盟，又向俄國宣戰；法國與俄國有合約，再向德國宣戰。英國本無意幫助法國，但德國在非洲、亞洲擴大殖民地，終是後患，所以這時也與法國共陣線對付德國；日本則覬覦德國殖民地，趁機向德國宣戰。。。

到此為止，英法日俄各國（通稱協約國Allies）宣戰的對象已經不是奧匈帝國，而是德國。雖然死的是奧匈太子，但奧匈皇帝老態龍鍾，太子其實就是首相。他生前一直積極拓張勢力，指染巴爾幹半島；畢竟奧匈帝國處於中歐內陸，對外交通是靠流入東歐羅馬尼亞的多瑙河，再來就是黑海要衝的伊斯坦堡。若不控制這地帶，終究受制於人。然而太子一死，領導位置頓時空缺，政治不穩的奧匈帝國根本不值一提；缺乏決策者，軍事上毫無勝算。再加上它種族太多，語言紛雜，早就面臨分裂的危機。這看法並非杞人憂天，從接下來的戰績就可證實：第一場戰役，奧匈帝國面對塞爾維亞臨時組織的義軍，竟然還攻不下；它繞道阻截俄國軍隊，也是節節敗退。國家大，未必強盛。

倒是德國（普魯士）在短短十九世紀，版圖擴大至法國邊境，陸軍精銳，還開始發展海軍，對西歐各國最具威脅。再者，德國北有萊茵河，南有多瑙河，交通、經濟方面都比奧匈帝國佔優勢。假若奧匈帝國瓦解之際，‘三讓徐州’給德國的威廉二世(Wilhelm II)，將來德國版圖豈不是要再大一倍？而且它若從北海延伸到黑海，徹底縱切歐洲，其餘各國還控制得了麼？所以大家對德國宣戰，主要也是防範未然。

既然這麼多國家宣戰了，開戰之初，德國陸軍立刻經比利時入侵法國，不到兩個月內勢如破竹，甚至大軍距離巴黎已不到三十里。當然，他們目的是想集合一百五十萬大軍，速戰速決，先除法國，再攻號稱有530萬大軍的俄國。然而他們仰賴自己槍械進步，卻沒料到對方防守技術也進步了；只差三十里，竟然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想從北邊南邊繞道，也都被擋，最後陣線由比利時海邊延綿到瑞士山嶺，南北長達600里。這一來陣勢的衝勁喪失，卻又需耗大量兵力，剩下對付東邊俄國的軍力也大打折扣，只有西邊陣線的十分之一。儘管如此，德國東部15萬軍力仍大破俄軍；1915年重挫塞爾維亞；1916年羅馬尼亞為了捍衛自己主權，加入英法俄的協約國，結果一樣鎩羽而歸。

怎麼東歐各地如此積弱？最大的問題是它在歷史演進上慢了幾世紀。巴爾幹半島曾是東羅馬帝國的重心，在整個歐洲黑暗時期，各蠻族戰亂之際，伊斯坦堡依然是歐洲最文明的地方；然而它從未經歷過其他地區暴力、排外、迷信、貧困的低潮。等到西歐各國開始文藝復興、發現新大陸、科學問世、工業革命，東歐卻正因政治宗教種族問題，逐漸分裂走下坡。當半個歐洲用遠洋輪船、跨國鐵路載貨交易時，另外半個歐洲卻還停滯在羅馬帝國的思維，爭多瑙河的地盤，計較伊斯坦堡的港口貿易權。羅馬尼亞一加入協約國，它死敵保加利亞就加入同盟國，而重新獨立的希臘又因此加入協約國，還趁火打劫，要奪阿爾巴尼亞與黑山，如此混亂簡直沒完沒了。奧匈太子因貪求巴爾幹半島而喪命，可是他從未注意過，自己帝國人民識字率偏低，科技遠遜別人，連鐵路建設也與非洲殖民地相去無幾；就算奧匈帝國有辦法奪得威尼斯、雅典、伊斯坦堡，全球的經濟發展已經不局限在地中海了，未來要如何經營？

俄國更離譜。根據歷史分析，俄國軍力龐大，領兵的貴族階級卻各自為政，不願合作。俄國第一軍團總帥，與第二軍團總帥是世仇，結果與德國首度交鋒時，一軍總帥竟為了讓對方出洋相而故意不援助，導致二軍戰死三萬人，被俘九萬人，二軍總帥逃走途中自殺。不過等到一軍總帥面臨德軍，照樣沒人援助，因而折損了十二萬人，逃回莫斯科後一樣獲罪下獄，真是報應不爽。這種貴族爭名、各懷鬼胎的軍隊，自然打不過紀律嚴整、有過必究的德國軍隊。俄國還有一個嚴重癥結：自從拿破崙敗戰後，歐洲對俄國總是潛意識以為他們陸軍比法國還強，連俄國貴族將領們也開始夜郎自大，卻忘了拿破崙戰敗，有很大部分是因俄國的焦土政策。假若現在不用焦土政策，要與德國前線交戰，勝算有多少？很不幸，1914年開戰兩個月，沙皇政府已經實力見底了，接下來兩年更是日暮途窮。

見到俄國的狼狽相，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也想來撿現成便宜，與德國建交，從後偷襲俄國。可惜德國重創俄國，並不代表土耳其也有本事打得贏俄國；更糟的是英法俄協約，與俄國為敵，就等於讓英屬阿拉伯地區有理由進攻土耳其，連帶波斯地區也被英屬印度部隊併吞。土耳其本來就被別國譏笑為‘歐洲病夫’，這下子戰場上又多一個敗卒。

不過英法這邊同樣問題百出。英國至少還肯多花腦筋在戰事上，見到法德兩國採取壕溝戰，就開始研發坦克；見到毒氣殺傷力過強，就立刻製造防毒面具（後來德國見氯氣對英軍無效，又趕緊製造更毒的武器）；見到德國潛艇襲擊美國來的補給商船，也迅速派軍艦追擊潛艇，最後在阿根廷外海福克蘭群島殲滅德國潛艇部隊。法國卻沒有這種變通力，犧牲的人再多，將領也只會加緊向全國徵兵，連看到英國的防毒面具都不會跟進採用，還固執地以為有足夠的愛國熱忱就能戰勝。德國的空襲部隊轟炸巴黎時，法國根本只有躲藏的份，簡直貽笑大方。可是英國要打科技戰，短期內究竟難有成果，第一台坦克問世還要開戰兩年後。議會未必有這麼大的耐心，反而要責怪軍事大臣，把資金耗費在不切實際的研究，怎麼不乾脆派兵從南歐夾擊德國？

正如《鬼谷子》說：“佞言者，諂而干忠。”在眾議非難下，英國還是派兵到希臘。慘的是，這一仗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對：冬末春初的愛琴海、土耳其的水雷防線、再加上與希臘海陸兩軍沒有配合，導致英國大敗。英國這群‘臨事無主張，事後諸葛亮’的政客，又抨擊指揮無能，連邱吉爾都必須辭職謝罪。土耳其則為此得意洋洋許久。

1917年是戰況最晦暗的時期。那年法國因為犧牲人數過多，引發全國反戰示威抗議，徵兵困難。俄國則是共產黨革命成功，因而退出戰局，等於東歐再無人敢挑戰德國，威廉二世更可以將兵力集中西線。到目前為止一直作壁上觀、舉棋不定的意大利，這時也慌了，深怕席捲東歐的德軍下一個要吞併自己，才趕快見風轉舵，加入協約國；然而它仍被德軍打得落花流水。整個歐洲似乎只剩英德兩國在比賽誰先攤牌認輸。奇怪的是，美國本來不想攪這趟渾水，連自己商船被擊沉都不敢吭聲；不知怎麼，英國情報局這年獲悉德國正慫恿墨西哥政府反美，因而全美國民眾大嘩，總統在1917年表態加入英法。這是官方解釋，實際上墨西哥在當年國際局勢中微不足道，就算與德國建交，也不見得能影響美國；何況壕溝戰目前以德國佔優勢，哪需要墨西哥加入？換言之，英國這情報，時間點太巧了；協約國已經要窮途末路，怎麼就突然出現生力軍，改寫戰局？

只是美軍1917年加入，卻一直到1918年才真的上陣。美國將軍剛到歐洲，立刻與法國將領們不合，原因是法國只想把美國部隊推上前線去做替死鬼，根本沒有所謂的戰略。為此，美國一直不願載運百萬大軍到歐陸，而是將他們留在美洲訓練；畢竟士兵新徵，武器裝備也不足，這麼青的部隊能有什麼用？西點軍校更蒐集資料，分析歐洲戰事，努力找出如何破解德軍的方法。戰爭，決不能像法國‘視死如歸’，德國也真如願以償地讓它血流成渠。要戰，就一定要贏。

價值觀的改變，加上英國的技術突破與美國的部隊訓練，終於打破了僵局。之前三年屍橫遍野的壕溝，不到36小時內就被美軍跨越了；之前觸目驚心的德國轟炸隊，現在一一成了英美戰鬥機飛行員立功授勳的籌碼。儘管如此，美軍損失也不小，統計約二十萬人，但這種損失比起英軍傷殘三百萬、法軍傷殘六百萬、德軍七百萬、奧匈帝國五百五十萬、土耳其四百萬、俄國逾八百萬，又顯得好太多了。諷刺的是，1918年11月9日德國也發生共黨革命，不到兩天佔領政府，普魯士帝國結束，取而代之的是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11月11日上午11時，德國新政府宣告休戰。

一場無緣無故發動的世界戰爭，打得無天無日、無了無休，最後竟又這樣無影無形地結束。

然而一次世界大戰再怎麼無意義，卻塑造了未來世界，甚至影響至今。因為戰爭，俄國共黨得勢，也從此教育栽培了二十世紀一批共產國家領導人物。因為戰爭，普魯士帝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都消失了，帝國主義被罵為各國窮兵黷武的背後主謀，之後大家只設總統、總理。因為戰爭，大家變得更猜忌，從原先的世界貿易變成關稅重重，靠出口業的國家都面臨工業倒閉的危機。因為戰爭，德國被罰承擔三百三十億賠償費，結果使得中歐陷入經濟蕭條，一個曾經參戰過的潦倒畫家，竟走上政壇，成立德國納粹黨（Nazi）。戰爭解決了一堆問題，又製造了另一堆新問題。

1919年巴黎和會中，多國元首都說這是以戰止戰。他們成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以求世界保持和平；殊不知大家仍是在重蹈百年前拿破崙之後的覆轍。

也許，人類期盼的並不多，只希望未來好好安全地活下去。這樣計劃，可以麼？

巨業：一本萬利？

今日談到‘帝國’這名詞，大家無不皺眉，有的甚至會激昂地謾罵外國的蠻橫作為。然而帝國自古以來一直存在，連中國都曾是泱泱帝國，為何世界對這名詞如此反感？

其實許多人不滿的不是帝國，而是帝國主義。只要有皇帝就有帝國，但帝國主義卻與皇帝無關。一般歷史定論，帝國主義的崛起是從1870年代開始，歐洲列強瓜分非洲，又迫使中國門戶洞開（日本也有份）；英國當時已經佔領印度，還與俄國在波斯、中東等地展開‘大博弈’。當然，歐洲各國有國王，算是帝國，不過民主的美國，也在威爾遜總統時代指染墨西哥、中美洲，更在1898年把夏威夷劃為特別行政區。由於這發生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盛行後，自有人怪罪達爾文。

可是再廣義地看，十九世紀末出現的，不只是逐鹿天下的強國，也包括各行各業的大集團、大公司。有的是國營企業，包括許多國家的央行制度都始於此。有的是小公司急速擴展，比方德國西門子電子公司（Siemens）、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英國匯豐銀行（HSBC）、路透社（Reuters，新聞）、戴比爾斯鑽石公司(De Beers)、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雀巢（Nestlé，世界上最大食品製造商）、美國寶僑公司（Procter & Gamble，全球最大日用品公司之一）、花旗銀行（Citi）、輝瑞製藥（Pfizer）、杜邦(DuPont，今日世界第三大化工）、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曾為四大投資銀行之一）等等。有的是新興產業，包括貝爾電話公司（1877年，後來被AT&T合併）、愛迪生照明公司（1880年，今日通用電氣）、西屋電子公司（Westinghouse， 1886年）、強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1886年，醫療用品）、可口可樂（1886年）、德國戴姆勒汽車公司（1890年，今日賓士公司的前身）、日本株式會社（1890年）、法國萊雅（L'Oréal，1909年，世界最大化妝品公司）等等。還有很多靠鐵路業與政治瓜葛大撈一筆，包括加州史丹福（Leland Stanford）、賓州梅隆（Andrew W. Mellon），至今姓名仍高掛大學匾額上。但最著名的，也最富甲一方的，莫過於美國的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銀行大亨摩根（J. P. Morgan）這些人。

為什麼同時代會產生這麼多大國、大公司、大財團？有人認為這些公司是‘先天下之勞而勞’，所以才會‘先天下之富而富’。這種看法對於鼓勵產業很有幫助，卻未必屬實；商業史上有不少例子，最早開拓市場的人，很少成為最後的贏家。其他有人相信一個關鍵性因素、一個別人沒有的條件，就可以讓一家小公司搖身一變成為世界巨富，一個歐洲國家成為世界性帝國。曾有人做比方，華爾街就是最早利用電話傳遞投資情報、管理營運，才能在金融業如此亨通；英國就是因為有連續射擊的來福槍，才能在非洲如此佔優勢。這種誇大廣告，可信度很低；事實上，愛迪生並不是最早發明電燈的人，福特並不是最早發明汽車的人，萊特兄弟並不是最早發明飛機的人——他們固然是英才，但在廣闊的世界上有許多平行發展的地區，實不足奇。像槍械炸彈的進步，當代幾乎每個國家都採用，根本算不得是獨特的優勢條件；同樣地，電報電話的普及，也是大西洋兩岸每個公司都趕快引進的，難道大家發展都一樣好？

還有人覺得歐美各國科技經濟軍事上勝過他人，亞洲非洲只是利字當頭，不得不折腰；這觀念似乎純粹是為帝國主義圓場，因為破綻實在太多；中國被歐美列強蠶食鯨吞，人民日益排外，甚至導致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這已經不能硬稱是為利益低頭了。波蘭小說家Joseph Conrad寫《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1899年）描述非洲剛果河運送象牙的景象，包括貿易站的惡劣情況、調度混亂、零件散落、無謂的操勞工作，鎖鏈下的黑人可能要工作到死，不服者處決，因而貿易站外全是土著頭顱；但白人也厭惡這裡的工作，效率低、怨言多，有的因離鄉太遠而另結新歡，有的發瘋，有的死於瘧疾。顯而易見，這樣的殖民地，對雙方都不是很值得的投資。除了執政者在地圖上耀武揚威，其餘人根本見不到絲毫利益。

那是什麼造就了這些時代巨業？《史記》說：“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這話用來說人度量大，當然很對，用來做負面解釋，也無不可。真正暴富的行家，不論是政府特權、市場施壓、合法詐騙、投機取巧、偷梁換柱、籠絡靠山、收買官員、討好媒體、套交情拉關係、造謠打垮對手，只要有利的都不必拒絕。真正得勢的國家手段也一樣，不論是籠絡靠山、收買官員、殺一儆百、荼毒人民、金融外交、拉攏同盟、製造利己謊言、弄虛作假讓殖民地與自己同仇敵愾，凡是有用的計策都不必嫌棄。

古人云：‘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真是既矛盾又一針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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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與古代帝國最大的不同，在於管轄的人少，割據地的人也不能算是國民。中國漢朝人口六千萬，單是控制西域、鎮守北疆，就至少動用幾十萬人；畢竟匈奴人數三十萬，沒有相當武力抗衡，自己努力累積的成果都會遭殃。羅馬在凱撒時代人口五千萬，為了統治北非到多瑙河，也耗了幾十萬人；沒有這麼多人駐兵西亞、埃及、不列顛、日耳曼地區，羅馬本土始終無法心安。可是十九世紀的帝國，要控制世界未必要相等人數：清朝中國人口四億，真正在華洋人卻只有五萬，即使義和團‘扶清滅洋’所屠害的外國傳教士約兩百人，也不到遠渡來華的一成。印度當時人口將近三億，卻由不到八萬英國人掌管。非洲情況更嚴重，1900年人口大約1.2億人，卻到處由歐洲人購地置產，因此今天南非尚有8.7% 白人。然而來開墾的荷蘭、法國、德國移民，照樣對虎視眈眈的大英帝國存強烈反感，遂有後來的波爾戰爭（Boer Wars）。實際上英國移民到肯亞、坦尚尼亞、辛巴威的人也與政府官員軍士有摩擦，但他們比起當地黑人處境已經好太多了。十九世紀的種族歧視很嚴重，有部分也在於管理階層與當地人民，數量相差太懸殊，若不用階級分隔，根本無法掌控這些土地。

當然，大公司的營運也一樣操縱於少部分人手上；這在今日司空見慣，在十九世紀還很不尋常。1871年成立的摩根銀行，到1900年已經掌控了美國八千萬人的資產，自己銀行僱員卻僅是幾百人（就算到21世紀銀行職員仍只兩萬多）。身為投資銀行，它不必在各鄉鎮設分行運紙鈔，單是在華爾街交涉一筆生意，都比其他殷勤生意人撈的多。標準石油與美國鋼鐵算是有實質產品的公司，也只各有五萬多員工，其中九成以上還是低薪工人；然而它們真正獲利的方式並非生產石油鋼鐵，而是壟斷市場後減產漲價。那年代靠鐵路致富的，全是由政府給予特權，因此由加州運到東部的貨櫃，在每州州界都要被刁難改變火車節數，間接給鐵路老闆製造賺錢機會。

而特權，就要靠關係。美國鐵路四大家，史丹福曾任加州議員，要立法鞏固自己權益是易如反掌；不過其他人能爭取到太平洋鐵路建築權，肯定也與國會瓜葛菲淺。聯合太平洋鐵路(Union Pacific)至今是全美最大鐵路網，在十九世紀還曾爆發多次賄賂醜聞；反正官商勾結再嚴重，民眾對這現象還不是搖頭嘆息，一籌莫展？據說第一條橫貫鐵路竣工時，兩家大公司的老闆一齊到猶他州慶祝，還象徵性地打最後一樁鋼釘，結果兩個老闆連鐵鎚都不會拿，最後還得工頭自己敲釘了事。或許老闆的工作是公關，是廣告，是拉生意，但假若一個老闆只懂得陪法官州長喝香檳打高爾夫，卻對自己員工視而不見，下層民眾又怎能不討厭這些大老闆？

1870年代媒體給這些人冠上‘強盜爵士’(robber baron)這名詞，意思是他們搶大錢，過著紙醉金迷、不食煙火的貴族生活。用這詞自然有煽動群眾不滿的意圖，但再怎麼加油添醋，仍有幾分屬實。那時代工廠裡為養家加班的、受傷殘廢、操勞倒斃的大有人在。德國勞工與老闆對立得很嚴重，法國則是用懶散作為行動抗議，俄國甚至要拿伏特加酒慰勞員工才能達到預期業績，顯然這時代巨型公司多半不得人緣。為了減低人民反感，許多大老闆拼命捐錢興學做慈善（雖然慈善費一樣可扣稅），意思是他們也回饋社會，並非只取不給。這招轉移注意力的攻略倒很有效，縱算你‘不義而富且貴’，只要建球場、辦醫院、設圖書館、成立老人中心，多少能博得世人原諒。連福特汽車都大膽地把員工薪水加到每天五塊錢，說好聽是讓生產線人員買得起汽車；拆穿了，加薪的真相是為了防範員工流失，更為了讓社會媒體標榜自己是誠實道德的好公司。這一來就算家族裡有五人名列世界首富，也沒人覺得他們驕奢過分。

帝國之間套交情的手法雷同：英法兩國為了不讓別人漁翁得利，自己先結盟，英國佔領埃及到東非到南非，法國則割據北非與西非。俄國與法國同盟，則是為了左右包圍中歐的德國，如此自己要佔中亞、蒙古、滿州，才不致腹背受敵。德國與奧匈帝國聯盟，所以奧地利可以無後顧之憂地併吞巴爾幹半島，甚至一度控制黑海樞紐。然而德國會與奧地利聯手，也是為了搶奪非洲。鐵血將軍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還執政時，曾強烈反對德國參與世界爭奪賽，畢竟德國沒有海軍基礎；一旦他下台，其他人還是積極建立海軍，在非洲查德、喀麥隆、太平洋的新幾內亞、薩摩群島、中國山東青島劃分一席之地。比別人晚出手，是它吃虧的地方，因此佔領的土地價值不如人；不過晚出手，總比不出手來得有面子。但它既然要指染遠洋地帶，自然得與鄰國建交，免遭背後偷襲。日本則是精打細算，看時勢挑選邦交國，因此自己基礎還沒打穩，就先不打草驚蛇；等到俄國來到朝鮮半島，便藉機挑戰。日俄戰爭敵遠我近，實在大有勝算，勝利後更連滿州一齊沒收。後來它也看時勢佔領德國的山東地盤，英國的上海租界，還趁天下大亂時兼併印尼與中南半島。所有帝國主義者，大概屬它最高竿。

商人講究本小利大；帝國主義著重的，則是用最少的兵力，分到最大一杯羹。

儘管如此，這種靠關係、憑手段佔據天下的方法，仍少了古代帝國的重要條件：民心所向。古代帝國耗資用大軍壓境來懾服小國，讓他們自知不敵而投降；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沒興趣浪費人力物力財力，要填補這縫隙，方法有兩種：第一是洗腦；不論帝國或是公司財團，要龐大，就要用故事加深民眾的認同。前面已經提過大老闆自抬身份、博得好感的廣告。但比起這類公關，更有效的則是標榜‘大，才是好’。大銀行不會讓你的錢血本無歸；大公司可以創造更好的產品造福你；大集團是國家興盛的根基；為大企業辦事職位比較穩定。相同地，帝國廣大富庶，也會讓殖民地的中產階級‘與有榮焉’，甚至不惜本錢要把孩子送到‘母國’栽培鍍金。再添加一些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藝、高明的科技、精銳的部隊、繁榮的港都、富麗的城堡，那這帝國會如此成功也不足為奇吧！被洗腦的人恐怕不會反問：這些動聽的故事，與瓜分天下有什麼相干？明人不做暗事，要佔別人便宜，何必還裝一副道貌儼然的模樣？

第二種方法則是極端暴力，讓別人再怎麼憎恨也不敢抵抗。1900年八國聯軍佔據北京，德國其實是最後抵達中國的部隊；然而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發布的命令，卻是八國中最惡毒的：“記住：不要同情，不要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殺，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還不敢窺視德國人。”德軍也的確‘不負所望’，連聯軍其他國家都覺得太可怕而批評譴責。不過德國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兇殘暴虐；別人見不到時，英國法國自己在非洲未必那麼紳士；俄國在中亞未必手軟；就算自詡為正義的美國，在中美洲也不懂得客氣。商場上更多的是無法無天的例子：大企業用銀行無限的資本打垮小公司，然後賤價收購；或是藉法庭靠山，阻礙新產業問世，若有對手就派無賴去惡搞誣衊；甚至以空殼公司送對手訂單，讓小型業者自己上吊。曾有人問銀行大亨摩根是否反對競爭，他回答：“我喜歡一點點競爭。”心理學家Robert Hare判斷，許多公司總裁與暴力罪犯或虐待狂，性格相去無幾。這絕非無稽之談。今日華人、印度人、阿拉伯富商，一樣財大氣粗，用巨資強行收購世界性公司，炒作五大洲房產，美其名替非洲小國鋪路築橋、發電淨水，背後仍是在竭力奪取別人的礦產資源。

世上領導者並非各個黑心，生意人並非全是奸商；然而十商九奸，做皇帝的大部分野心勃勃。可惜這種不擇手段的‘捷徑’，短時間可以成名獲利，久了卻要玩火自焚。《史記》也補充一句：“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十九世紀的國際強權、企業壟斷，到了二十世紀初全出了問題：工會罷工抗爭頻頻；文人出書敘述工廠如屠場；華爾街摩根銀行入口被人放炸彈，死傷百餘；俄國罷黜沙皇的聲浪與日俱增；英國面臨愛爾蘭暴動；德國則出現馬克思（Karl Marx）的共產主義。不過內部危機還比不上外界改變：大公司被金融業靠山拋棄，大老闆遭國會議員背叛；美國政府擔心民調，開始對鐵路業、食品業增加法案管制，又強迫標準石油拆散，重罰鋼鐵業的共謀、電話公司的限價、保險業的圍標、新聞業的聯合抵制。之前的高爾夫同伴，現在竟連電話都不接。而列強之間你爭我奪，唯利是圖，更讓全世界的緊張關係急速惡化，隨時一觸即發。終於有一天，奧匈帝國的太子在南斯拉夫遭槍殺；所有利害休戚相關的諸國，頓時全投入火海。

一次世界大戰開幕了。。。

追根：造乎？進乎？適乎？

（圖：M. C. Escher版畫《天與水II》，1938年）

就在美國南北戰爭的同時，歐洲也掀起一陣動盪風波。巧的是，這個惹麻煩的人竟與美國林肯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名字叫達爾文(Charles Darwin)。

有誰不知道達爾文呢？根據時代雜誌列舉歷史重要人物前100名，他居然排行第十二，在科學家當中算是知名度最高；其餘愛因斯坦排十九名，牛頓二十一名，都難以相比。但是大部分科學家的貢獻無人質疑，達爾文的進化論卻遭宗教人士非議至今。反對理由不外乎他的《物種起源》一書，與神創造世界的觀點衝突。這種差別待遇實在令人心寒，不過連達爾文自己也料到會有這種反應，因而遲遲不肯發表理論。然而他更不願寂寂無名地走完人生，最終還是選擇了思想革命。

正確來說，達爾文的理論並不是‘進化’，在他之前已有許多學者提出進化的觀念。畢竟大部分生物學家所接觸的資料都差不多，英雄所見略同。比達爾文早了百年的林奈(Carl Linnaeus)創立生物分類學，從此大家都開始排列哪些生物是近親，哪些是同種。而會考慮這種關係，多少也會先猜測生物變化的理由。林奈自己或許也做過假設，只是缺乏證據，不敢妄下定論。一世紀當中有法國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用進廢退論，算是顧名思義的‘進化’：利用才能就會讓才能更凸顯，不用就會退化。達爾文的祖父是學者，還曾在日記上留下短詩描述拉馬克的進化原則。這種觀點反而不與宗教衝突，甚至和宗教鼓勵信徒不要怠惰的道德主張相輔相成。其實這也不奇怪，自古以來多的是動物為主的寓言故事：螞蟻教人勤勞，烏龜教人有毅力；現在有學說反其道而行，把各種動物的進步歸納成各自努力改善本身，倒很容易讓世人接受。

但有人對細節部分仍持疑問。假若沒有用的部分會退化，為什麼實驗的老鼠切掉尾巴二十代，還是繼續長尾巴？相反地，為什麼農業畜牧業的品種改良，不多久就可以變種？再者，基督教權威根據聖經，推演神創造世界應該是六千年前；但之前工業革命帶動礦業，地質學問世，許多化石的發現已經促使人質疑，這世界真的只是幾千年足以造成的麼？

達爾文也是質疑的其中一人。他出生上流社會，從小具備入微的觀察力，對飛禽走獸興味盎然。達爾文的父親是醫生又是銀行家，對這個不想學醫也不懂貿易的兒子一直感到丟臉，還往往罵他：“你就只會去看野狗交配、鴿子啄食麼？”達爾文不算笨，唯獨他不善言辭，對別人的責備更無法反擊，所以在學時期往往讓同輩輕視。他真正開始建立自信，是當他去南美洲那段日子；由於皇家海軍船艦上缺了自然學家，船長給他實習的機會，其實是沒薪水還得自費的勞苦差事。要不是達爾文家境富裕，資金不愁，這種工作連中產階級都不會去碰。不過卻正因為達爾文跟著探險船出發，才使他有機會讓他記錄南美安第斯山脈東西麓、南大西洋、南太平洋、紐西蘭、澳洲、南非的各種動植物。他在1831-1836年間的生物筆記，一出版就大受好評，而且竟是由普通出版界翻印廣傳。一般科學著作大概只有學術界會想讀，但不善言辭的達爾文反而下筆沒有迂腐的陳腔濫調，說明淺顯易懂，著作引人入勝，書商甚至鼓勵他繼續出書；他連許多標題都很異想天開，比方‘珊瑚礁的組成與擴展’、‘世界各種蘭花與昆蟲傳粉’、‘蚯蚓造成的青菜發黴’。他可以描述加拉巴哥群島的雀鳥、或印尼的叢林猿，顏色、年齡、雌雄、肢體語言、與環境的互動，全都捕捉得淋漓盡致；連不起眼的生物，在達爾文筆下都成了主角。

不過這時他還沒有把觀察的心得沉澱淨化，也還沒突破學術思想的瓶頸。真正動搖他的，是他疼愛的女兒不到十歲就逝世，從此觸發他‘適者生存’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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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歐洲上層社會中，孩子是由保姆奶媽照顧，除了吃飯、上教堂、考察學校進度之外，父母與子女很少溝通。達爾文夫妻卻很前衛，不只花了很多時間在孩子身上，還記錄孩子成長過程，比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早開始探索發展心理學。但是這時微生物學與藥理學都很落後，嬰兒早夭不罕見，許多父母親眼為自己未成年孩子送終。父母與子女關係越密，死亡的打擊就越大。【注：微生物學於1870年由德國Ferdinand Cohn所創，現代藥理學則是1872年代德國Oswald Schmiedeberg開始。】

達爾文夫人是虔誠信徒，面對女兒的死，她僅能倚靠宗教作支撐。達爾文當然不忍妨礙妻子的心靈寄託，但他自己多年來的質疑，卻如陰影揮之不去，甚至從那時起他不再去教堂。死，究竟是什麼？苦難的原因又是什麼？宗教人士會說，死是靈魂回到神身邊，受苦是神要成就更美好的計劃。這回答對一個研究科學的人來說並不夠充分。達爾文年輕時就讀過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假若人口以幾何成長，然後達到飽和數量就會發生戰爭瘟疫飢荒，那這怎能算是完美計劃？再者，十九世紀中葉已出現許多對苦難改觀的文學作品，不論是法國大仲馬(Alexandre Dumas)的《基度山恩仇記》、英國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孤雛淚》、美國庫柏(James Cooper)的《最後的莫西干人》、俄國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的《獵人筆記》，在在突顯人類世界的殘酷，與山林隱逸的宗教人士所勾畫出的完美社會截然相反。倘若這許多無辜受虐慘死的人是因為有罪，是被神管教，那些虐待殘害他們的人又該怎麼說？世界真的因為苦難而變好？就算人類受苦是有神的旨意，其他動物生老病死，又有什麼旨意可言？

他得到的是科學上的客觀答案，也是心理上的消極回覆：死，是淘汰；苦，是環境的選擇。

還享受天倫樂的達爾文，並沒有把以前的生物觀察融合成這樣的理論；但或許他眼睜睜看自己女兒因猩紅熱與肺結核的雙重感染下日益憔悴，身於醫生世家卻束手無策，向神求助也呼應不靈，最後只剩下冰冷的殘軀，絕望的現實。他開始寫《物種起源》，文筆像十九世紀的小說，卻完全不涉及小說常引的聖經教訓、道德觀念，讀起來既有發現新世界的驚訝，卻又有解剖刀般的銳利推論，更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讓讀者站在生物學家的立場自己辨證是非。他的理論與‘進步’無關，與其叫做‘進化論’不如稱為‘適化論’：所有生物都是從更早的生物演變而來，而這演變則是先由大量繁殖，然後面臨環境不同，而留下適合那環境的生物。當中過程沒有所謂進步退步，只有適與不適。

更坦白講，這過程與‘進化’不同，根本感覺不到有神在主宰，只留下生物與世界的無情搏鬥，可謂‘草木本無意，榮枯自有時。’儘管最後殘餘的是最符合世界的個體，這並不能成為‘創造’。創造有如製作藝術音樂，必須具備設計概念才會產生鬼斧神工的作品；淘汰則與創造徹底對立，因為被淘汰的就是設計不良的失敗作品，那豈不是與造物主的完美計劃相背？

然而達爾文對整個理論的敘述還盡可能保守，因為他既然用絕跡生物作為‘物競天擇’的證據，肯定會有人問：那其他化石的證據在哪裡？他乾脆自己先反駁自己的假設，然後用相同的口吻含蓄回應，如此正反兩方都有充裕的可能性，不致被批為信口雌黃。這樣寫，當然也是避免抨擊。不過這本書實在引起太多爭議。出版沒多久，達爾文還是被宗教界列為古往今來離經叛道第一人。普通社會和知識份子對達爾文的著作倒很推崇，雜誌上也是好評如潮，連續印刷幾版都銷售一空；或許大家覺得這論點反而比神父牧師們的解釋誠實多了，所以儘管抨擊聲浪不斷，達爾文並未被否定。甚至可說，他的讀者是信仰已經冷淡的一代；1851年英國上教堂的人口已不到一半，不論是人文主義、自由思想、或科學精神造成這樣的結果，很多人對宗教界的信任度並不高，對幾千年的宇宙創造也懷疑已久。達爾文只不過把大家心裡的猜測，徹底公諸於世罷了。

只是，他所造成的漣漪卻並非全是一本書的問題。達爾文的作品是生物學上的探討，但幾乎所有人都利用這理論來為自己撐腰：優生學者藉用他學說來提倡讓優秀人選多妻多子；節育主義者呼籲必須閹割社會下等人；種族歧視的人引他的話來傳播仇恨意識；無神論者將他斷章取義來攻擊教會的無知；年輕的宗教人士以他的書為輔佐，設法把傳統神學提升到兼容並濟的新思想；德國的馬克思(Karl Marx)在他的書中找到歷史唯物論的證據；美國的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從他的看法獲得啟發，從此鼓吹政府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使命；法國自由貿易論者強調世界也任人自生自滅，因此政府不該干預商業；英國把他的理論解釋為‘窮人被淘汰是理所當然’，結果大舉廢除救貧法，讓急難的人更孤立無援；到二十世紀還有希特勒(Adolf Hitler)之輩，用達爾文的生物學來煽動人民的優越感，藉此號召群眾發動戰爭。

為何有這麼多人想從達爾文的書中撿拾碎片？這只能說是人類潛意識的需求。達爾文不覺得世界是有意識地改變；讀他著作的人卻幾乎都想把改變當成有意義、有目的、有方向的行動。他們一邊說歷史不是宿命論，一邊又把自己的意見舉動，全稱為歷史的選擇，到最後達爾文成了政治每一派人士的擋箭牌。

要怪也只能怪達爾文追根究底，只因他把科學的範圍擴大了，只得說他問的問題觸動人類最基層的疑點。這一點是達爾文與其他科學家最大的不同。自古希臘以來已經沒有科學家兼備哲學素養，所以牛頓只研究物理而不涉及人文學；愛因斯坦的成就常使人誤以為他也是哲學家，實際上他的哲學作品廖無新意，今已乏人問津。數學家就比較喜歡抽象，不過縱算笛卡兒留下幾句名言，帕斯卡留下宗教辯論，這些都不算突破。有影響力的哲學家必須提出沒有人想到，也不敢去想的問題，還要能回答這樣的難題。達爾文挑戰的問題，其實已經有太多形上學的辯論堆滿神學院，他區區一個生物學家有什麼資格陳述意見？其次，科學家假若定理還有漏洞，不能提出完整理論，總不敢下預言，期望別人網開一面。達爾文卻在沒有孟德爾(Gregor Mendel)基因學為憑據前，就先定斷生物代代改變，各有不同屬性素質。他採用市面上的書商，而不是學術界的專門出版商，固然是市場願意宣傳，部分原因也在於學術界喜歡雞蛋裡挑骨頭，沒有憑據絕不會獲得認可。偏偏適者生存又不是實驗室能輕易證明的，要到理論無懈可擊，要等多久？一個哲學家對真理的直覺，遠比一個科學家對‘絕對真理’的執著來的重要。可惜既然他經由市場出版，那麼別人對他著作道聽途說、張冠李戴、塗鴉扭曲，又怨得了誰？

1870年代教會對達爾文攻擊：“你難道認為你是動物進化來的？”一世紀後還有人把希特勒的惡行都歸罪於達爾文，甚至罵他是沒有靈魂的惡魔，真是蒙不白之冤。

達爾文本人倒是相信靈魂。縱算他否定神的創造，一個曾經為人父母，尤其曾看到自己孩子笑，哀悼自己孩子死的人，是不會輕易把靈魂用學術爭論來探討的。矛盾的是，物競天擇的理論卻不能合理解釋靈魂的存在；到最後，達爾文的著作影響再廣，始終改變不了自己內心的徬徨。他尋找到的生命本源，是從最基本單純的，變為繽紛繁茂的；連他著作結尾都讚歎這偉大的過程。然而他無法再接受宗教，而之後的孩子們也無法彌補他心裡的疤痕。他也知道，名聲再響亮，都不足以解決人生的種種歡樂悲愁。生命的問題，仍要花所有時間去面對，任何人都避不了。

理論，畢竟不能減輕人類的痛苦。

輓詞：為民、為國、為神

美國南北戰爭，至今仍是史學家研究的重要題材。以一個國家的耗損，它大幅超過半世紀前的拿破崙戰爭，犧牲士兵75萬，其他婦孺老幼罹難人數更難以計算。大部分戰場在南方，一般估計1861到1865年間，北方男丁折了10%，南方折損30%。不過由軍事方面分析，南北戰爭並不複雜：從1861年南部宣布獨立而開火，雙方都加緊增兵；然後北方利用水上勢力封鎖大西洋、沿密西西比河南下，意圖包圍整個南方，稱為‘蟒蛇計劃’；南方則是善用鐵路與騎兵游擊，讓北方佔不到便宜，更由維吉尼亞州的西南兩面威脅華盛頓首府。接下來是兩年的消耗戰：大西洋的海軍能佔據小地方，卻得不到北部陸軍的支援；而陸軍在維吉尼亞、田納西、和密西西比河岸三面展開長期拉鋸戰；雙方都在等對手犯下致命錯誤，但就算偶爾小勝，輸的一方也只是退幾里，繼續對峙。1863年很意外地，北方軍在密西西比突破陣線，接下來打鐵趁熱，沿著鐵路穿越南部重要城市，1864年甚至焚燒亞特蘭大(Atlanta)，也勢如破竹地攻下南卡、北卡的沿海港市。1865年四月，南方將軍羅伯特·李(Robert E. Lee，常簡稱李將軍)，向北方的格蘭特將軍投降，戰爭告結。

問題是，李將軍投降時，南方並非無力再戰；他們假若決意誓死不降，繼續苦戰一年，恐怕反而是北方的政治會動搖。畢竟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雖被認為是戰爭的重點，那時北方許多州對這宣言可不苟同，伊利諾、艾奧瓦(Iowa)等西北各州甚至已經推選反對黨，在國會建議承認南部立國。愛好自由，並不代表要別人也接受自己的自由；既然各州可以各自立憲，聯邦何必強迫南方各州廢除黑奴制度？你要維護國家的完整，理由已經很充分了，何必牽扯黑奴，節外生枝，那不是畫蛇添足麼？這一點南方將領們也清楚，而且戰爭時間越久，南部的獨立就越得到國際公認。換言之，若能再忍耐，他們絕非沒有轉機。但為什麼他們不堅持下去？為何仍然在那年夏天全體投降？

有人說南方敗在財力不足；這推論很薄弱。北方資金雄厚，卻未必能壓垮南方；大部分南方人就算不贊同獨立，也十分效忠自己政府，對戰爭甘心付出，遠勝北方。有人說南方敗在產業不如北方；這假設也不成立。戰前北方工業確實比較發達，南方除了農業幾乎一無所有；但他們開戰後很快地加強自己生產力，短時間內製造的槍砲彈藥，已經自給自足。除了水上沒有匹敵北方的蒸汽船，其他工業上的突飛猛進，也不遜北方。有人說南方是被北方的長期海軍包圍斷送了物資；這想法漏洞更多。根據當時南方商人帳簿，與中南美洲各國的貿易記錄對照，儘管北方蟒蛇計劃持續四年，但南方想要的東西一樣拿得到。講直接一點，南方的經濟雖略遜北方，假若他們自己信心沒動搖，經濟本身還不至迫使他們投降。

那麼，是南方將領太膿包？倒也不是，因為南北雙方都出了不少政治授命、任人唯親的敗將，也曾有華而不實、紙上談兵的庸才。有的不屑採用策略詭道；有的過於謹慎，不敢冒險突擊；有的很捨得犧牲部下，卻佔不到敵軍便宜。四年戰爭，兩邊都犯了不少錯，所以才讓這麼多士兵喪生。固然北方1863年的轉機是出於僥倖，但大部分南方將領並非無能之輩。那是否北方用外交手腕打擊對手？確實，歐洲許多國家反對奴隸制度，但理念與外交政策不相干，真正南北戰爭期間大家都袖手旁觀。南方其實也不希望外國勢力介入。既然南方不是戰策失敗，也不是外援問題，是否政客們不合作？或是南方人不團結？倒也不是。事實上，北方政局比南方混亂；縱算南方的重要城市各自為政，只要鐵路線上相互支援，就比北方精神力強大。南方不需號召也願意守護自己家園，反而是北方必須用各種宣傳鼓舞人民繼續參戰——像林肯的解放宣言，還有北方廣傳的‘共和國戰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南方從未出現過。因此一個半世紀以來，歷史家對南方的真正敗因，仍然莫衷一是。

或許這對21世紀的人來說仍難以理解，終究雙方出發點都一樣單純，都是為民、為國、為神而戰。南方牧師們加入陣線、率兵作戰的實在不少，北方也自詡是蒙神帶領，遂有今日美金印上的‘In God We Trust’（我們相信神）一詞。但這也是最殘酷的矛盾：如果兩邊都是為神而戰，神究竟站在哪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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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人士多半有很強的使命感，而這使命感也出於各人對自己的定位。社會變動大，教會的人就會積極想改善環境；北方這時還沒有自由女神像，卻已經增加了意大利、愛爾蘭的天主教移民，又有南美洲軍閥割據時來避禍的難民，東亞來討生活的苦力，南方各州逃跑的奴隸。紐約華埠及意大利幫派都是1850年代開始的。對於許多新來的貧民，教會是最基本的避難所，教會也最鼓勵不分種族一視同仁。今日主日學兒童仍唱南北戰爭時代的歌謠：“耶穌愛世上所有小孩，紅、黃、黑、白，在他眼中都寶貴。”這種博愛觀念無形中影響了政治；當然政客的目標不是互相包容，而是有機會立法為哪些民族‘爭取’權益，不過這與教會想改造世界的立場並不衝突。

相反地，南方農業社會穩定，成員也幾乎不變。他們的使命與北方大相徑庭：這裡就是神祝福的迦南福地，信徒也應該努力保守信仰的純正，不讓它受外來污染。北方批評他們的黑奴政策，他們也能辯解：新舊約聖經都沒反對奴隸制，只要不苦待勞工就好，不是麼？何況這些黑人本來在非洲連耶穌都不認識，現在受到教化，與白人接受相同的信仰，並非壞事；假若放任他們自由，他們會繼續歸向基督教麼，還是會回到以前非洲的巫蠱邪道？

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只會使隔閡日益加深；在政治上還沒意見相左之前，南北教會已經水火不容。今日教派中有南部浸信會、南部衛理會、南部聖公會，實際上都是南北戰爭前分家的結果；南部三四個教派間教義差別反而不大。戰前天主教也一樣，南方十一個主教全部認為黑奴政策並沒有錯。奇怪的是，他們許多主教、牧師並非南方出身，但駐牧一段時間後，卻承認南方和諧的社會體系有其存在的價值，甚至在南北戰爭中願意為它捐軀。這已經不再是自圓其說的神學理論；一個僅是入境隨俗的聖職人員，何必以血肉之軀，去捍衛一個自己無法認同的傳統？或許他們親眼見識，才相信南方的黑奴並非苦不堪言，至少比起北方碼頭、築地、礦坑、工廠裡被壓榨的勞工，黑奴受到待遇還不算差。他們地位低，機會少，不過有管理能力的黑人，多半全權負責主人田園；工作能力強的，多半被派任督導的工作；粗通文字的還可以替主人辦雜務，不必下田。那時南美洲仍大量‘進口’非洲黑奴，美國南方卻寧可善用現有的人力資源；畢竟要走私人口並不便宜，船運也會死一兩成，再要訓練、挑選合適的工人又很花功夫，所以與其拿鞭子打一堆聽不懂語言的壯丁，倒不如把人丁損失減到最少，把投資報酬率升到最高。

不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兩邊意見分歧，日後也就逐漸對立；對立的理由卻未必是黑奴政策，有時只是黨派言辭、外交財經、甚至南北立州的競賽，都激得讓雙方對罵到狗血淋頭。開戰其實也沒什麼重大理由。南方獨立時仍尊華盛頓為自己開國之父，新寫的憲法也與北方聯邦差別無幾；大家在文化背景、語言信仰、民生習慣上太相似了，很多南方人根本不想獨立，所以等到真的開火，他們反而兩面為難；很多北方人也根本不覺得會失去南方，所以等到林肯發布徵兵令，他們還認為總統反應過度，哄騙自己參戰。

然而一旦開戰，人還是得為己方奮勇殺敵，哪怕今日槍下的犧牲者是昨日的盟友？後代有電影描述南北戰爭，名為《光榮》，其實真正從戰線上生還的人，絕不會用什麼偉大的名詞來歌頌戰役。史學家William Manchester曾寫道：“人不是為旗幟或國家而戰，也不是為了軍隊、為光榮、或為抽象理念而戰。他們是為身邊的人彼此而戰。”

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明白南北戰爭的無奈。根據軍官日記，有時炮聲過後，夜闌人靜之際，士兵們會哼著民謠‘家·甜蜜的家’(Home Sweet Home)，而敵方士兵也會跟著吟唱，到最後近在咫尺的雙方都有人潸然淚下。但是第二天槍林彈雨中，仍要使許多人成為‘可憐無定河邊骨’。

戰爭充滿了未知數，所以宗教在這段期間也顯得格外重要。以南方而言，這場戰爭可算是神的考驗；只要不與別人妥協墮落，神終會拯救自己，獲得勝利。由於南方在戰爭前兩年偶有勝利，大家也對這種看法深信不疑；即使小挫，民眾也願意禁食悔改，祈求神繼續帶領爭戰。問題是，林肯把黑奴制度與南方獨立併為一談，雖然與戰爭的起點有偏差，但這畢竟是集結了北方信仰上的共同點，也動搖了南方人的道德自信。共和國戰歌中那一句：“就像神捨命使我們成聖，我們也當捨命使人自由”可說是對南方的信仰挑戰——你說你有神的義？你的行為豈不是自打嘴巴？今日歷史文獻把南北戰爭的勝利歸功於林肯，誠是無可厚非；雖然他在軍事上沒有貢獻，在戰略上領悟力也不高，不過他評量南方信仰的功力卻入木三分，甚至足以迫使南方捫心自問：我們這樣厲兵秣馬，真的服從神的旨意麼？到了1863年後半戰況逆轉，南方對自己的疑問也越深。而疑問越深，士氣也越不樂觀。

林肯是政治人物，但他並不是那種善用言辭請君入甕，城府深、心機重的人。誠實這字眼在一般政客身上恐怕不貼切，可是至今仍有許多傳記稱他誠實，這是他給人不折不扣的印象。林肯也沒有說他自己明白神的旨意，甚至沒有說神要如何帶領美國；他只代表整個聯邦感謝神，也在演講中告訴民眾：“不論神的旨意如何，都是完美的，也都注定會實現。我們人類或許無法正確洞悉祂的旨意；我們也希望這場可怖的戰爭，能及早歡喜結束。然而神看得比人遠，而祂並沒有裁定會速戰速決。”像這樣逆耳的話，之前根本沒有總統敢講，大家頂多是用溫言軟語敷衍過去，或用慷慨激昂鼓舞士氣，或‘教之以禮，勵之以義’，或‘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實際上真正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人，這些說服煽動都沒有用。林肯不懂兵法，但他的誠實卻比一般大呼神明保佑的領袖有信服力。

因為誠實，也是宗教最大的考驗；自稱明白神旨意的，往往才最危險。南方領導面對低落的士氣，也趕快呼籲：“我們因為戰爭過於順利而自大，卻忘了究竟是誰在帶領。”他宣布全民要懺悔禱告，接受神所賜的課程。可是之後雙方仍然各有勝敗，許多南方州長更以身作則，並鄭重說：“假若萬眾一心，向神跪下認罪，難道神不會痛擊我們敵人麼？”這樣的誠心，在信仰上可圈可點，在現實上卻未必可取；因為這等於是鼓吹，如果有更多的禁食禱告懺悔認罪，就可以說服神讓祂正面影響戰爭。那麼，倘若民眾已經付出了足夠的行動，神還沒有動靜，人又會如何？

沒錯，接下來南方的信心逐步崩潰，代之而起的是‘神不再眷顧我們’的質疑。儘管還有人鼓勵要有願意犧牲一切的精神，很多民眾已經心涼了，甚至覺得戰敗也沒什麼大不了的。1864年開始，南方自暴自棄的心態有顯著上升趨勢，連帶在農工商業上也喪失動力。缺乏軍資，戰事更是節節敗退。1865年李將軍不願再見到無謂犧牲，毅然投降。一般降者會被冠上‘叛國賊’等難聽稱呼，南方卻沒有人如此罵他，反而有很多人鬆了一口氣：戰事終於完畢，可以重建田園，重拾自信了。他們或許不知道，其實整個戰爭的起點與終點都一樣，出於對神的信賴，也止於對神的信賴。更令人百感交集的是，南方對宗教一片熱心，卻沒有林肯對神對人的誠實，到最後也算是自欺欺人。

投降後，李將軍的祖傳住宅被聯邦政府沒收，從此變成國家公墓。戰後他致力教育工作，希望能有助於南部重建，五年後病逝。然而北方呢？戰爭結束後六天，林肯就遇刺身亡；接下來聯邦廢除黑奴的政策近乎停擺，連繼任總統都不願保護黑人權益。更嚴重的是，戰敗的南方多少在心理上有所不平，結果反而歸罪於黑人，導致後來的‘三K黨’專門殘殺黑人。這恐怕是反對黑奴的人所料想不到的變局。說他們是揠苗助長，也許很難聽，但工業革命所發明的自動收割、自動採棉、自動播種的機器，已經開始要取代南方的大量奴隸；或許再過不久黑人也不必繼續當農奴，主人一樣會讓他們自由。偏偏南北戰爭讓民眾潛意識對黑人排斥，結果真正的黑人民權運動卻要延遲到二十世紀才發生。

如此說來，神究竟站在哪一邊？我個人認為，或許神既不站在南方，也不站在北方。歷史上有多少國家分裂，從此永無寧日：猶大與以色列王國、希臘、羅馬、查理曼的子孫分家、歐洲天主教與新教之爭、西班牙殖民地到處獨立，例子太多了。或許神要的是一個曾經內戰，卻仍保持統一的國家，一個既不固執傳統，也不急於改革的國家，一個虔敬卻對自己誠實、勇敢卻不過分自信的國家。因為這樣一個國家，在不到百年的將來，已經要肩負世界的重擔。

只是神的旨意是長遠的。林肯、李將軍、南北戰爭那時代所有人，卻永遠看不到了。

        “流啊，緩緩流。經過草茵綠地，
          由小溪變成大河，
          但我足跡不再伴隨你，
          永遠復永遠。”
                ——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