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M. C. Escher版畫《天與水II》,1938年)
就在美國南北戰爭的同時,歐洲也掀起一陣動盪風波。巧的是,這個惹麻煩的人竟與美國林肯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名字叫達爾文(Charles Darwin)。
有誰不知道達爾文呢?根據時代雜誌列舉歷史重要人物前100名,他居然排行第十二,在科學家當中算是知名度最高;其餘愛因斯坦排十九名,牛頓二十一名,都難以相比。但是大部分科學家的貢獻無人質疑,達爾文的進化論卻遭宗教人士非議至今。反對理由不外乎他的《物種起源》一書,與神創造世界的觀點衝突。這種差別待遇實在令人心寒,不過連達爾文自己也料到會有這種反應,因而遲遲不肯發表理論。然而他更不願寂寂無名地走完人生,最終還是選擇了思想革命。
正確來說,達爾文的理論並不是‘進化’,在他之前已有許多學者提出進化的觀念。畢竟大部分生物學家所接觸的資料都差不多,英雄所見略同。比達爾文早了百年的林奈(Carl Linnaeus)創立生物分類學,從此大家都開始排列哪些生物是近親,哪些是同種。而會考慮這種關係,多少也會先猜測生物變化的理由。林奈自己或許也做過假設,只是缺乏證據,不敢妄下定論。一世紀當中有法國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用進廢退論,算是顧名思義的‘進化’:利用才能就會讓才能更凸顯,不用就會退化。達爾文的祖父是學者,還曾在日記上留下短詩描述拉馬克的進化原則。這種觀點反而不與宗教衝突,甚至和宗教鼓勵信徒不要怠惰的道德主張相輔相成。其實這也不奇怪,自古以來多的是動物為主的寓言故事:螞蟻教人勤勞,烏龜教人有毅力;現在有學說反其道而行,把各種動物的進步歸納成各自努力改善本身,倒很容易讓世人接受。
但有人對細節部分仍持疑問。假若沒有用的部分會退化,為什麼實驗的老鼠切掉尾巴二十代,還是繼續長尾巴?相反地,為什麼農業畜牧業的品種改良,不多久就可以變種?再者,基督教權威根據聖經,推演神創造世界應該是六千年前;但之前工業革命帶動礦業,地質學問世,許多化石的發現已經促使人質疑,這世界真的只是幾千年足以造成的麼?
達爾文也是質疑的其中一人。他出生上流社會,從小具備入微的觀察力,對飛禽走獸興味盎然。達爾文的父親是醫生又是銀行家,對這個不想學醫也不懂貿易的兒子一直感到丟臉,還往往罵他:“你就只會去看野狗交配、鴿子啄食麼?”達爾文不算笨,唯獨他不善言辭,對別人的責備更無法反擊,所以在學時期往往讓同輩輕視。他真正開始建立自信,是當他去南美洲那段日子;由於皇家海軍船艦上缺了自然學家,船長給他實習的機會,其實是沒薪水還得自費的勞苦差事。要不是達爾文家境富裕,資金不愁,這種工作連中產階級都不會去碰。不過卻正因為達爾文跟著探險船出發,才使他有機會讓他記錄南美安第斯山脈東西麓、南大西洋、南太平洋、紐西蘭、澳洲、南非的各種動植物。他在1831-1836年間的生物筆記,一出版就大受好評,而且竟是由普通出版界翻印廣傳。一般科學著作大概只有學術界會想讀,但不善言辭的達爾文反而下筆沒有迂腐的陳腔濫調,說明淺顯易懂,著作引人入勝,書商甚至鼓勵他繼續出書;他連許多標題都很異想天開,比方‘珊瑚礁的組成與擴展’、‘世界各種蘭花與昆蟲傳粉’、‘蚯蚓造成的青菜發黴’。他可以描述加拉巴哥群島的雀鳥、或印尼的叢林猿,顏色、年齡、雌雄、肢體語言、與環境的互動,全都捕捉得淋漓盡致;連不起眼的生物,在達爾文筆下都成了主角。
不過這時他還沒有把觀察的心得沉澱淨化,也還沒突破學術思想的瓶頸。真正動搖他的,是他疼愛的女兒不到十歲就逝世,從此觸發他‘適者生存’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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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歐洲上層社會中,孩子是由保姆奶媽照顧,除了吃飯、上教堂、考察學校進度之外,父母與子女很少溝通。達爾文夫妻卻很前衛,不只花了很多時間在孩子身上,還記錄孩子成長過程,比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早開始探索發展心理學。但是這時微生物學與藥理學都很落後,嬰兒早夭不罕見,許多父母親眼為自己未成年孩子送終。父母與子女關係越密,死亡的打擊就越大。【注:微生物學於1870年由德國Ferdinand Cohn所創,現代藥理學則是1872年代德國Oswald Schmiedeberg開始。】
達爾文夫人是虔誠信徒,面對女兒的死,她僅能倚靠宗教作支撐。達爾文當然不忍妨礙妻子的心靈寄託,但他自己多年來的質疑,卻如陰影揮之不去,甚至從那時起他不再去教堂。死,究竟是什麼?苦難的原因又是什麼?宗教人士會說,死是靈魂回到神身邊,受苦是神要成就更美好的計劃。這回答對一個研究科學的人來說並不夠充分。達爾文年輕時就讀過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假若人口以幾何成長,然後達到飽和數量就會發生戰爭瘟疫飢荒,那這怎能算是完美計劃?再者,十九世紀中葉已出現許多對苦難改觀的文學作品,不論是法國大仲馬(Alexandre Dumas)的《基度山恩仇記》、英國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孤雛淚》、美國庫柏(James Cooper)的《最後的莫西干人》、俄國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的《獵人筆記》,在在突顯人類世界的殘酷,與山林隱逸的宗教人士所勾畫出的完美社會截然相反。倘若這許多無辜受虐慘死的人是因為有罪,是被神管教,那些虐待殘害他們的人又該怎麼說?世界真的因為苦難而變好?就算人類受苦是有神的旨意,其他動物生老病死,又有什麼旨意可言?
他得到的是科學上的客觀答案,也是心理上的消極回覆:死,是淘汰;苦,是環境的選擇。
還享受天倫樂的達爾文,並沒有把以前的生物觀察融合成這樣的理論;但或許他眼睜睜看自己女兒因猩紅熱與肺結核的雙重感染下日益憔悴,身於醫生世家卻束手無策,向神求助也呼應不靈,最後只剩下冰冷的殘軀,絕望的現實。他開始寫《物種起源》,文筆像十九世紀的小說,卻完全不涉及小說常引的聖經教訓、道德觀念,讀起來既有發現新世界的驚訝,卻又有解剖刀般的銳利推論,更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讓讀者站在生物學家的立場自己辨證是非。他的理論與‘進步’無關,與其叫做‘進化論’不如稱為‘適化論’:所有生物都是從更早的生物演變而來,而這演變則是先由大量繁殖,然後面臨環境不同,而留下適合那環境的生物。當中過程沒有所謂進步退步,只有適與不適。
更坦白講,這過程與‘進化’不同,根本感覺不到有神在主宰,只留下生物與世界的無情搏鬥,可謂‘草木本無意,榮枯自有時。’儘管最後殘餘的是最符合世界的個體,這並不能成為‘創造’。創造有如製作藝術音樂,必須具備設計概念才會產生鬼斧神工的作品;淘汰則與創造徹底對立,因為被淘汰的就是設計不良的失敗作品,那豈不是與造物主的完美計劃相背?
然而達爾文對整個理論的敘述還盡可能保守,因為他既然用絕跡生物作為‘物競天擇’的證據,肯定會有人問:那其他化石的證據在哪裡?他乾脆自己先反駁自己的假設,然後用相同的口吻含蓄回應,如此正反兩方都有充裕的可能性,不致被批為信口雌黃。這樣寫,當然也是避免抨擊。不過這本書實在引起太多爭議。出版沒多久,達爾文還是被宗教界列為古往今來離經叛道第一人。普通社會和知識份子對達爾文的著作倒很推崇,雜誌上也是好評如潮,連續印刷幾版都銷售一空;或許大家覺得這論點反而比神父牧師們的解釋誠實多了,所以儘管抨擊聲浪不斷,達爾文並未被否定。甚至可說,他的讀者是信仰已經冷淡的一代;1851年英國上教堂的人口已不到一半,不論是人文主義、自由思想、或科學精神造成這樣的結果,很多人對宗教界的信任度並不高,對幾千年的宇宙創造也懷疑已久。達爾文只不過把大家心裡的猜測,徹底公諸於世罷了。
只是,他所造成的漣漪卻並非全是一本書的問題。達爾文的作品是生物學上的探討,但幾乎所有人都利用這理論來為自己撐腰:優生學者藉用他學說來提倡讓優秀人選多妻多子;節育主義者呼籲必須閹割社會下等人;種族歧視的人引他的話來傳播仇恨意識;無神論者將他斷章取義來攻擊教會的無知;年輕的宗教人士以他的書為輔佐,設法把傳統神學提升到兼容並濟的新思想;德國的馬克思(Karl Marx)在他的書中找到歷史唯物論的證據;美國的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從他的看法獲得啟發,從此鼓吹政府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使命;法國自由貿易論者強調世界也任人自生自滅,因此政府不該干預商業;英國把他的理論解釋為‘窮人被淘汰是理所當然’,結果大舉廢除救貧法,讓急難的人更孤立無援;到二十世紀還有希特勒(Adolf Hitler)之輩,用達爾文的生物學來煽動人民的優越感,藉此號召群眾發動戰爭。
為何有這麼多人想從達爾文的書中撿拾碎片?這只能說是人類潛意識的需求。達爾文不覺得世界是有意識地改變;讀他著作的人卻幾乎都想把改變當成有意義、有目的、有方向的行動。他們一邊說歷史不是宿命論,一邊又把自己的意見舉動,全稱為歷史的選擇,到最後達爾文成了政治每一派人士的擋箭牌。
要怪也只能怪達爾文追根究底,只因他把科學的範圍擴大了,只得說他問的問題觸動人類最基層的疑點。這一點是達爾文與其他科學家最大的不同。自古希臘以來已經沒有科學家兼備哲學素養,所以牛頓只研究物理而不涉及人文學;愛因斯坦的成就常使人誤以為他也是哲學家,實際上他的哲學作品廖無新意,今已乏人問津。數學家就比較喜歡抽象,不過縱算笛卡兒留下幾句名言,帕斯卡留下宗教辯論,這些都不算突破。有影響力的哲學家必須提出沒有人想到,也不敢去想的問題,還要能回答這樣的難題。達爾文挑戰的問題,其實已經有太多形上學的辯論堆滿神學院,他區區一個生物學家有什麼資格陳述意見?其次,科學家假若定理還有漏洞,不能提出完整理論,總不敢下預言,期望別人網開一面。達爾文卻在沒有孟德爾(Gregor Mendel)基因學為憑據前,就先定斷生物代代改變,各有不同屬性素質。他採用市面上的書商,而不是學術界的專門出版商,固然是市場願意宣傳,部分原因也在於學術界喜歡雞蛋裡挑骨頭,沒有憑據絕不會獲得認可。偏偏適者生存又不是實驗室能輕易證明的,要到理論無懈可擊,要等多久?一個哲學家對真理的直覺,遠比一個科學家對‘絕對真理’的執著來的重要。可惜既然他經由市場出版,那麼別人對他著作道聽途說、張冠李戴、塗鴉扭曲,又怨得了誰?
1870年代教會對達爾文攻擊:“你難道認為你是動物進化來的?”一世紀後還有人把希特勒的惡行都歸罪於達爾文,甚至罵他是沒有靈魂的惡魔,真是蒙不白之冤。
達爾文本人倒是相信靈魂。縱算他否定神的創造,一個曾經為人父母,尤其曾看到自己孩子笑,哀悼自己孩子死的人,是不會輕易把靈魂用學術爭論來探討的。矛盾的是,物競天擇的理論卻不能合理解釋靈魂的存在;到最後,達爾文的著作影響再廣,始終改變不了自己內心的徬徨。他尋找到的生命本源,是從最基本單純的,變為繽紛繁茂的;連他著作結尾都讚歎這偉大的過程。然而他無法再接受宗教,而之後的孩子們也無法彌補他心裡的疤痕。他也知道,名聲再響亮,都不足以解決人生的種種歡樂悲愁。生命的問題,仍要花所有時間去面對,任何人都避不了。
理論,畢竟不能減輕人類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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