輓詞：為民、為國、為神

美國南北戰爭，至今仍是史學家研究的重要題材。以一個國家的耗損，它大幅超過半世紀前的拿破崙戰爭，犧牲士兵75萬，其他婦孺老幼罹難人數更難以計算。大部分戰場在南方，一般估計1861到1865年間，北方男丁折了10%，南方折損30%。不過由軍事方面分析，南北戰爭並不複雜：從1861年南部宣布獨立而開火，雙方都加緊增兵；然後北方利用水上勢力封鎖大西洋、沿密西西比河南下，意圖包圍整個南方，稱為‘蟒蛇計劃’；南方則是善用鐵路與騎兵游擊，讓北方佔不到便宜，更由維吉尼亞州的西南兩面威脅華盛頓首府。接下來是兩年的消耗戰：大西洋的海軍能佔據小地方，卻得不到北部陸軍的支援；而陸軍在維吉尼亞、田納西、和密西西比河岸三面展開長期拉鋸戰；雙方都在等對手犯下致命錯誤，但就算偶爾小勝，輸的一方也只是退幾里，繼續對峙。1863年很意外地，北方軍在密西西比突破陣線，接下來打鐵趁熱，沿著鐵路穿越南部重要城市，1864年甚至焚燒亞特蘭大(Atlanta)，也勢如破竹地攻下南卡、北卡的沿海港市。1865年四月，南方將軍羅伯特·李(Robert E. Lee，常簡稱李將軍)，向北方的格蘭特將軍投降，戰爭告結。

問題是，李將軍投降時，南方並非無力再戰；他們假若決意誓死不降，繼續苦戰一年，恐怕反而是北方的政治會動搖。畢竟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雖被認為是戰爭的重點，那時北方許多州對這宣言可不苟同，伊利諾、艾奧瓦(Iowa)等西北各州甚至已經推選反對黨，在國會建議承認南部立國。愛好自由，並不代表要別人也接受自己的自由；既然各州可以各自立憲，聯邦何必強迫南方各州廢除黑奴制度？你要維護國家的完整，理由已經很充分了，何必牽扯黑奴，節外生枝，那不是畫蛇添足麼？這一點南方將領們也清楚，而且戰爭時間越久，南部的獨立就越得到國際公認。換言之，若能再忍耐，他們絕非沒有轉機。但為什麼他們不堅持下去？為何仍然在那年夏天全體投降？

有人說南方敗在財力不足；這推論很薄弱。北方資金雄厚，卻未必能壓垮南方；大部分南方人就算不贊同獨立，也十分效忠自己政府，對戰爭甘心付出，遠勝北方。有人說南方敗在產業不如北方；這假設也不成立。戰前北方工業確實比較發達，南方除了農業幾乎一無所有；但他們開戰後很快地加強自己生產力，短時間內製造的槍砲彈藥，已經自給自足。除了水上沒有匹敵北方的蒸汽船，其他工業上的突飛猛進，也不遜北方。有人說南方是被北方的長期海軍包圍斷送了物資；這想法漏洞更多。根據當時南方商人帳簿，與中南美洲各國的貿易記錄對照，儘管北方蟒蛇計劃持續四年，但南方想要的東西一樣拿得到。講直接一點，南方的經濟雖略遜北方，假若他們自己信心沒動搖，經濟本身還不至迫使他們投降。

那麼，是南方將領太膿包？倒也不是，因為南北雙方都出了不少政治授命、任人唯親的敗將，也曾有華而不實、紙上談兵的庸才。有的不屑採用策略詭道；有的過於謹慎，不敢冒險突擊；有的很捨得犧牲部下，卻佔不到敵軍便宜。四年戰爭，兩邊都犯了不少錯，所以才讓這麼多士兵喪生。固然北方1863年的轉機是出於僥倖，但大部分南方將領並非無能之輩。那是否北方用外交手腕打擊對手？確實，歐洲許多國家反對奴隸制度，但理念與外交政策不相干，真正南北戰爭期間大家都袖手旁觀。南方其實也不希望外國勢力介入。既然南方不是戰策失敗，也不是外援問題，是否政客們不合作？或是南方人不團結？倒也不是。事實上，北方政局比南方混亂；縱算南方的重要城市各自為政，只要鐵路線上相互支援，就比北方精神力強大。南方不需號召也願意守護自己家園，反而是北方必須用各種宣傳鼓舞人民繼續參戰——像林肯的解放宣言，還有北方廣傳的‘共和國戰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南方從未出現過。因此一個半世紀以來，歷史家對南方的真正敗因，仍然莫衷一是。

或許這對21世紀的人來說仍難以理解，終究雙方出發點都一樣單純，都是為民、為國、為神而戰。南方牧師們加入陣線、率兵作戰的實在不少，北方也自詡是蒙神帶領，遂有今日美金印上的‘In God We Trust’（我們相信神）一詞。但這也是最殘酷的矛盾：如果兩邊都是為神而戰，神究竟站在哪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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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人士多半有很強的使命感，而這使命感也出於各人對自己的定位。社會變動大，教會的人就會積極想改善環境；北方這時還沒有自由女神像，卻已經增加了意大利、愛爾蘭的天主教移民，又有南美洲軍閥割據時來避禍的難民，東亞來討生活的苦力，南方各州逃跑的奴隸。紐約華埠及意大利幫派都是1850年代開始的。對於許多新來的貧民，教會是最基本的避難所，教會也最鼓勵不分種族一視同仁。今日主日學兒童仍唱南北戰爭時代的歌謠：“耶穌愛世上所有小孩，紅、黃、黑、白，在他眼中都寶貴。”這種博愛觀念無形中影響了政治；當然政客的目標不是互相包容，而是有機會立法為哪些民族‘爭取’權益，不過這與教會想改造世界的立場並不衝突。

相反地，南方農業社會穩定，成員也幾乎不變。他們的使命與北方大相徑庭：這裡就是神祝福的迦南福地，信徒也應該努力保守信仰的純正，不讓它受外來污染。北方批評他們的黑奴政策，他們也能辯解：新舊約聖經都沒反對奴隸制，只要不苦待勞工就好，不是麼？何況這些黑人本來在非洲連耶穌都不認識，現在受到教化，與白人接受相同的信仰，並非壞事；假若放任他們自由，他們會繼續歸向基督教麼，還是會回到以前非洲的巫蠱邪道？

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只會使隔閡日益加深；在政治上還沒意見相左之前，南北教會已經水火不容。今日教派中有南部浸信會、南部衛理會、南部聖公會，實際上都是南北戰爭前分家的結果；南部三四個教派間教義差別反而不大。戰前天主教也一樣，南方十一個主教全部認為黑奴政策並沒有錯。奇怪的是，他們許多主教、牧師並非南方出身，但駐牧一段時間後，卻承認南方和諧的社會體系有其存在的價值，甚至在南北戰爭中願意為它捐軀。這已經不再是自圓其說的神學理論；一個僅是入境隨俗的聖職人員，何必以血肉之軀，去捍衛一個自己無法認同的傳統？或許他們親眼見識，才相信南方的黑奴並非苦不堪言，至少比起北方碼頭、築地、礦坑、工廠裡被壓榨的勞工，黑奴受到待遇還不算差。他們地位低，機會少，不過有管理能力的黑人，多半全權負責主人田園；工作能力強的，多半被派任督導的工作；粗通文字的還可以替主人辦雜務，不必下田。那時南美洲仍大量‘進口’非洲黑奴，美國南方卻寧可善用現有的人力資源；畢竟要走私人口並不便宜，船運也會死一兩成，再要訓練、挑選合適的工人又很花功夫，所以與其拿鞭子打一堆聽不懂語言的壯丁，倒不如把人丁損失減到最少，把投資報酬率升到最高。

不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兩邊意見分歧，日後也就逐漸對立；對立的理由卻未必是黑奴政策，有時只是黨派言辭、外交財經、甚至南北立州的競賽，都激得讓雙方對罵到狗血淋頭。開戰其實也沒什麼重大理由。南方獨立時仍尊華盛頓為自己開國之父，新寫的憲法也與北方聯邦差別無幾；大家在文化背景、語言信仰、民生習慣上太相似了，很多南方人根本不想獨立，所以等到真的開火，他們反而兩面為難；很多北方人也根本不覺得會失去南方，所以等到林肯發布徵兵令，他們還認為總統反應過度，哄騙自己參戰。

然而一旦開戰，人還是得為己方奮勇殺敵，哪怕今日槍下的犧牲者是昨日的盟友？後代有電影描述南北戰爭，名為《光榮》，其實真正從戰線上生還的人，絕不會用什麼偉大的名詞來歌頌戰役。史學家William Manchester曾寫道：“人不是為旗幟或國家而戰，也不是為了軍隊、為光榮、或為抽象理念而戰。他們是為身邊的人彼此而戰。”

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明白南北戰爭的無奈。根據軍官日記，有時炮聲過後，夜闌人靜之際，士兵們會哼著民謠‘家·甜蜜的家’(Home Sweet Home)，而敵方士兵也會跟著吟唱，到最後近在咫尺的雙方都有人潸然淚下。但是第二天槍林彈雨中，仍要使許多人成為‘可憐無定河邊骨’。

戰爭充滿了未知數，所以宗教在這段期間也顯得格外重要。以南方而言，這場戰爭可算是神的考驗；只要不與別人妥協墮落，神終會拯救自己，獲得勝利。由於南方在戰爭前兩年偶有勝利，大家也對這種看法深信不疑；即使小挫，民眾也願意禁食悔改，祈求神繼續帶領爭戰。問題是，林肯把黑奴制度與南方獨立併為一談，雖然與戰爭的起點有偏差，但這畢竟是集結了北方信仰上的共同點，也動搖了南方人的道德自信。共和國戰歌中那一句：“就像神捨命使我們成聖，我們也當捨命使人自由”可說是對南方的信仰挑戰——你說你有神的義？你的行為豈不是自打嘴巴？今日歷史文獻把南北戰爭的勝利歸功於林肯，誠是無可厚非；雖然他在軍事上沒有貢獻，在戰略上領悟力也不高，不過他評量南方信仰的功力卻入木三分，甚至足以迫使南方捫心自問：我們這樣厲兵秣馬，真的服從神的旨意麼？到了1863年後半戰況逆轉，南方對自己的疑問也越深。而疑問越深，士氣也越不樂觀。

林肯是政治人物，但他並不是那種善用言辭請君入甕，城府深、心機重的人。誠實這字眼在一般政客身上恐怕不貼切，可是至今仍有許多傳記稱他誠實，這是他給人不折不扣的印象。林肯也沒有說他自己明白神的旨意，甚至沒有說神要如何帶領美國；他只代表整個聯邦感謝神，也在演講中告訴民眾：“不論神的旨意如何，都是完美的，也都注定會實現。我們人類或許無法正確洞悉祂的旨意；我們也希望這場可怖的戰爭，能及早歡喜結束。然而神看得比人遠，而祂並沒有裁定會速戰速決。”像這樣逆耳的話，之前根本沒有總統敢講，大家頂多是用溫言軟語敷衍過去，或用慷慨激昂鼓舞士氣，或‘教之以禮，勵之以義’，或‘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實際上真正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人，這些說服煽動都沒有用。林肯不懂兵法，但他的誠實卻比一般大呼神明保佑的領袖有信服力。

因為誠實，也是宗教最大的考驗；自稱明白神旨意的，往往才最危險。南方領導面對低落的士氣，也趕快呼籲：“我們因為戰爭過於順利而自大，卻忘了究竟是誰在帶領。”他宣布全民要懺悔禱告，接受神所賜的課程。可是之後雙方仍然各有勝敗，許多南方州長更以身作則，並鄭重說：“假若萬眾一心，向神跪下認罪，難道神不會痛擊我們敵人麼？”這樣的誠心，在信仰上可圈可點，在現實上卻未必可取；因為這等於是鼓吹，如果有更多的禁食禱告懺悔認罪，就可以說服神讓祂正面影響戰爭。那麼，倘若民眾已經付出了足夠的行動，神還沒有動靜，人又會如何？

沒錯，接下來南方的信心逐步崩潰，代之而起的是‘神不再眷顧我們’的質疑。儘管還有人鼓勵要有願意犧牲一切的精神，很多民眾已經心涼了，甚至覺得戰敗也沒什麼大不了的。1864年開始，南方自暴自棄的心態有顯著上升趨勢，連帶在農工商業上也喪失動力。缺乏軍資，戰事更是節節敗退。1865年李將軍不願再見到無謂犧牲，毅然投降。一般降者會被冠上‘叛國賊’等難聽稱呼，南方卻沒有人如此罵他，反而有很多人鬆了一口氣：戰事終於完畢，可以重建田園，重拾自信了。他們或許不知道，其實整個戰爭的起點與終點都一樣，出於對神的信賴，也止於對神的信賴。更令人百感交集的是，南方對宗教一片熱心，卻沒有林肯對神對人的誠實，到最後也算是自欺欺人。

投降後，李將軍的祖傳住宅被聯邦政府沒收，從此變成國家公墓。戰後他致力教育工作，希望能有助於南部重建，五年後病逝。然而北方呢？戰爭結束後六天，林肯就遇刺身亡；接下來聯邦廢除黑奴的政策近乎停擺，連繼任總統都不願保護黑人權益。更嚴重的是，戰敗的南方多少在心理上有所不平，結果反而歸罪於黑人，導致後來的‘三K黨’專門殘殺黑人。這恐怕是反對黑奴的人所料想不到的變局。說他們是揠苗助長，也許很難聽，但工業革命所發明的自動收割、自動採棉、自動播種的機器，已經開始要取代南方的大量奴隸；或許再過不久黑人也不必繼續當農奴，主人一樣會讓他們自由。偏偏南北戰爭讓民眾潛意識對黑人排斥，結果真正的黑人民權運動卻要延遲到二十世紀才發生。

如此說來，神究竟站在哪一邊？我個人認為，或許神既不站在南方，也不站在北方。歷史上有多少國家分裂，從此永無寧日：猶大與以色列王國、希臘、羅馬、查理曼的子孫分家、歐洲天主教與新教之爭、西班牙殖民地到處獨立，例子太多了。或許神要的是一個曾經內戰，卻仍保持統一的國家，一個既不固執傳統，也不急於改革的國家，一個虔敬卻對自己誠實、勇敢卻不過分自信的國家。因為這樣一個國家，在不到百年的將來，已經要肩負世界的重擔。

只是神的旨意是長遠的。林肯、李將軍、南北戰爭那時代所有人，卻永遠看不到了。

        “流啊，緩緩流。經過草茵綠地，
          由小溪變成大河，
          但我足跡不再伴隨你，
          永遠復永遠。”
                ——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告別》

淘金：錢途似錦？

上篇已暗示，國際貿易擴大，金銀價格也水漲船高。市場講供需，美洲許多閒置的礦坑，又逐漸有人上門光顧。但十九世紀地質學尚未起步，採礦的投資報酬畢竟很難評估。貴金屬之所以貴，就因為稀有，在地球表面分佈不均；古世界容易開採的地方多半已經掘完了，連中南美洲的文明區也快沒值得挖寶的地方。美國東部有幾個零星礦坑，卻不產金銀。當時洛杉磯(Los Angeles)一帶還屬墨西哥，曾有人說蘊藏金礦，結果只空歡喜一場。

這也是為什麼美墨戰爭期間，北加州發現黃金，很多人還不相信。沙加緬度河(Sacramento River)是加州最長的河流，但隔了內華達山脈(Sierra Nevada)，連墨西哥人都還沒在此建家園；反倒是北部屬美國的俄勒岡(Oregon)地區較早開發，美國也已定名俄勒岡為特別行政區。南加州水量更少，開墾耕種實不划算，所以除了幾個天主教建立的小鎮，大概看不出這塊土地有什麼價值。相反來說，南部德州(Texas)就很有農業價值，所以美墨戰爭基本上是為爭奪德州而動武；不過為了確保國土完整，美國還是連加州、新墨西哥(New Mexico)都一齊佔領。事實上到1847年秋天戰爭結束，這麼龐大的地方居民仍然稀少。其中包括印第安族群、向美國歸順的西班牙裔、戰爭駐守的軍兵、和那時被迫遷徙的摩門教徒(Mormons)。1848年一月，一個從紐澤西移居沙加緬度的木匠，在幫人建水車時發現一塊閃亮的石頭。那時拓荒者對礦物懂得不多，卻知道怎麼分辨真金假金：就是與肥皂一齊煮，假金會發黑，真金卻會更耀眼。一旦確認這是真金，當地人全瘋了；地主趕快購買附近所有河床流域，農耕水車也不用了，大家紛紛到附近撈金。三藩市(San Francisco，華人通稱舊金山)當時已有小報社，主編一邊謾罵愚蠢人民的狂熱，一邊卻趕快儲購淘金需要的各樣器具；等到準備就緒，報社立刻宣布：“黃金！黃金！美國河流的黃金！”結果摩門教徒為了不想奉獻而放棄信仰；駐守的軍兵寧可不要退伍薪餉而私自脫隊，有的司令官竟要自己買菜下廚；連海軍船艦都遠離岸邊，以免水手乘機不告而別。

舊金山的消息，華盛頓政界與紐約金融界尚未獲悉，反而南美、澳洲、中國都先知道了。這也難怪，十九世紀中期的通訊終究是靠海洋，所以紐約與舊金山的距離是繞過南美洲的一萬四千海哩，而到墨西哥西岸只有兩千哩，到南美智利(Chile)是六千哩，到雪梨(Sydney)、廣東也只七千哩。中國正值鴉片戰後經濟慘淡，廣州香港一帶許多無以為生的年輕人紛紛遠渡重洋，1849年已有近千名男女華人抵達舊金山。舊金山碼頭上充斥各色人種，墨西哥草帽、南美羊毛斗蓬、東亞的斗笠、夏威夷的赤腳土著、連澳洲囚犯都有。北方海口被通稱‘金門’(Golden Gate)，大家滿懷希望地到這裡，用生命做賭注想來淘金；很多都欠了船資，最先賺到的還必須還債。可是到頭來他們的‘投資’卻全部落空，畢竟可以淘的金沙很少，接下來要用十字鎬深層挖掘；發現黃金的地主們都自己成立公會，要加入公會才能挖金；沒發現黃金的地主們才把河床給新來的開採。可想而知，淘金客再努力也賺不到錢，但眼見別人有機會，又不甘心放棄。那時代只有一個澳洲人在加州河谷一無所獲，卻覺得這地形與澳洲紐修威省(New South Wales)很像，毅然回澳洲，終於在1851年二月發現金礦（因此墨爾本Melbourne亦稱新金山）。那年澳洲採了六千萬英鎊的黃金，他也成了民族英雄。

至於加州這邊，錢財露白，多半會招來不必要的麻煩。澳洲本屬英國，管轄分明；加州這時卻還不是美國的一州，因此它發現黃金，竟引起了改變全美國的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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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1850年的美國地圖，南北兩區劃得判若鴻溝，甚至對尚未分州的廣大西部地區也已經做了密蘇里妥協：除了密蘇里州之外，北緯36.5度線這邊都不蓄奴。解放黑奴的意識在北部較強，一方面是反對歐洲的貴族地主階級制，二方面是抵制南部農業用奴隸壓低成本而威脅自己，三方面是出於清教徒的人權平等看法，傑佛森總統還頒令不准繼續進口奴隸。然而在農業為本的南方，奴隸制度是根深蒂固的經濟基礎，而農業出口又是美國財政的基礎，所以北方對南方根本沒轍；那時甚至有個不成文慣例，北方想參政的，多半會娶南方世家千金小姐，以便為政治生涯鋪路。但話說回來，南方的地多半歸財主，而黑奴既不算市民，剩下的居民遠比北方少，更不像北方人不斷購地西遷，所以北方州數仍與南方持平，甚至南方兼併了佛羅里達(Florida)與德州後，北方也已有足夠人口在艾奧瓦(Iowa)與威斯康辛(Wisconsin)立州，十五比十五，不相上下。對南方人來說，要壓倒這些北方人可不容易，所以他們甚至打算向西班牙買下古巴(Cuba)立南部第十六州，無奈西班牙再怎麼高價都不賣，要動武又得不到國會支持，只得暫罷；反正德州地很大，重新劃分成五個州也無不可。

偏偏加州的黃金打亂了他們的如意算盤。那時去加州發展的理所當然是北部的拓荒者，南部地主得到消息太遲了；舊金山這時人口暴增，1850年已有足夠人數立州。問題是：一、到底州界要劃多遠？很多人打算把印第安人的猶他地區(Utah)全列入加州範圍，礦產獲利才不會歸別人；但這樣劃得比德州還大，其他三十州都反對，最後只以內華達山脈為界。二、加州橫跨北緯36.5度線，它會選擇南邊北邊？淘金客中以士兵、農民、摩門教徒居多，三者都對南部地主反感，所以提到黑奴都投反對票。其實大家各懷鬼胎，有的固然是為捍衛黑奴人權，倒有更多是怕南方人會炒作市場，也有不少覺得黑人會遍布礦坑，搶自己飯碗。加上歐洲、澳洲、南美來的礦業者多半社會地位較高，排外心態也重，甚至對亞裔都已經視如寇仇，誰還想讓黑人來？南部各州也怕有這種結果，所以特地派人到南加州遊說，鼓勵他們自己獨立一州。這未免太異想天開：南加州不產金，那時人口根本不夠立州；既然當年可以不費功夫就與北加州相提並論、有福同享，誰真的會獨立？

1850年，加州正式成為沒有黑奴的北部第十六州；州政府更限定，金礦業不能有大公司介入。這顯然是針對南方財團寫的法案，實際上法案簽字時已經失效，因為早期淘金的簡單技術，那時也不敷使用了，相對需要的是英國工業革命為礦坑創造的抽水機、風箱、起降機。還有另一種方法是用強力水柱沖刷山岩，尋找金脈；但這對山區破壞太重，後來政府全面禁止。不過無論哪一種採礦方法，都得有更巨額的投資，所以也只有大公司才做得到。縱算歷史圖鑑畫的是人用盤盛水搖晃淘金，那已經成了過時景象；繼之而起的大公司僱用礦工，融資的既有南方財團，也有紐約富商，公司掌控權的拉鋸戰仍僵持不下。

市場壟斷失敗，南方商人改挑運輸下手。他們選中美洲的巴拿馬地峽(Panama)為基地，鐵路載人到太平洋，也載金礦到大西洋，縮短運輸時間。可是那時紐約首富Cornelius Vanderbilt是靠航運起家的佼佼者，豈容別人侵占自己營利機會？別人要在巴拿馬建港鋪路，他也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Nicaragua)買土地，揚言要建運河與他們競爭，使巴拿馬公司股票狂跌，瀕臨破產。南部各州見半路殺出個程咬金，怕夜長夢多，於是私遷部隊到尼加拉瓜要搞垮對手；可惜還沒抵達就被中美洲國家逮捕槍斃。巴拿馬公司後來每年送錢向對手道歉，尼加拉瓜運河也至今未建。

南方一計不成再生一計；他們在國會中提出，應興建全國性的橫貫鐵路，否則東西兩岸相隔太遠，聯絡不易，防守邊疆更困難。這計劃不錯，只不過他們建議的路線是經南部各州，由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Atlanta)到德州，再穿越新墨西哥抵達南加州，大約與北緯32度平行。那時亞特蘭大是東岸鐵路最南站，西岸才開始鋪鐵軌，兩邊正缺乏可連接的路線。不過說穿了，建了這樣的橫貫鐵路，就等於國內經濟全由南部主導；北部各州當然抗議否決，要建鐵路怎麼不先測地？難道陸軍工程隊是虛設的麼？伊利諾州(Illinois)參議員還加了一劑毒藥：聯邦政府可以資助兩千萬美金，但不能用在任何州境內，只能用在特別行政區。換言之，要各州自己出錢建設，尤其通過德州的鐵路有幾百里，誰會自掏腰包？相反地，若鐵路經過印第安區，就對北部有利多了，聯邦經費也足以用在密西西比河到舊金山的路線。1853年國會通過預算勘察鐵路建設，為了確保北緯32度鐵路線，南方議員們指定自己人做總監；想不到勘測隊太盡職，居然詳細報告說，北緯38度從聖路易到舊金山的路線不行，但更北邊從內布拉斯加(Nebraska)的41度線卻是適當選擇，再來35度線經過新墨西哥還是可以通，而32度線雖然理想，卻有一段仍在墨西哥範圍內，水資源也短缺。後來為了克服領土問題，南方議員們還慫恿總統花一千萬買下32度線這小塊地（今亞利桑那州Tucson一帶），可是他們要的南部橫貫鐵路卻始終沒有通過。【注：美國第一橫貫鐵路最後在1863年動土，仍沿北緯41度線建造。】

商業、運輸都無效，最後還是憑政客手段。當時最佳人選是格溫(William Gwin)，一個出身南方望族，又有變色龍本事的政客。他曾是密西西比州的參議員，卻因貪贓曝光而下台；然而一到加州他又立刻獲選為參議員，算是政壇上很無恥也很無敵的人。那時與他同樣獲選為參議員的是陸軍名人，卻因金礦地產糾紛而暫時無法到華盛頓出任；於是格溫擅自用權阻攔一切有關加州的法案、任命，甚至故意把許多議事拖延到沒時間表決而作廢。他這樣亂來，當然成了南方政黨的摯友，連總統都親自邀宴；不過南方人做得太過火，到了選舉年居然慘敗，反而是成立不久的新黨與共和黨獲得席位。

為此，加州民主黨分裂為兩個派系，與南方唱反調的選出布羅德里克(David Broderick)為代表。布羅德里克是愛爾蘭裔，而那時愛爾蘭由於馬鈴薯飢荒，1845年以來移民到美國的不計其數，被歧視苦待的程度只比黑人好一點；所以選出布羅德里克，等於是堅決反對蓄奴。不過格溫也不是省油的燈，他本來被限定不准連任，卻找了各種管道又出來競選，還低聲下氣地向對手‘投降’，願意為加州的前途共同反奴；等他一回到國會，格溫仍舊站在南方這一邊，還與國會元老們攀交情，把‘攜手合作’的承諾拋諸腦後。南方的新目標，是把36.5度以北的堪薩斯(Kansas)地區劃成蓄奴區，就算不立為南方第十六州也可以侵蝕北部地盤。本來這提案要表決，參議員南部31票北部31票，不應該會通過的；可是居然有許多北部議員私下與南方交涉，沒表決前就表態了。布羅德里克還曾把伊利諾參議員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後來總統參選人)拉到旁邊臭罵一頓說：“如果你敢陣前倒戈，我會在國會上讓你身敗名裂的。”在他威脅下，法案終究沒通過。於是南方又換一個方式，與堪薩斯地區的拓荒者商量：雖然他們人數不足，但假若願意蓄奴，國會願意支持他們提前立州。這條件倒讓不少人垂涎，接下來1858年堪薩斯地區的選舉中發生嚴重造假，連不到四百人的鄉鎮都投了幾萬張票。布羅德里克帶頭呼籲，這種腐敗賄選的事不查清楚，堪薩斯就沒有權利自治。

那年堪薩斯始終沒立州，反倒是俄勒岡與明尼蘇達(Minnesota)有足夠人口，成為北部第十七、十八州。南方眼看對自己越來越不利，更是對頭號敵人攻擊不斷，甚至在舊金山煽動愛爾蘭選民反他。1859年加州政局紊亂，政客幾乎每天帶槍出席議會。格溫沒有自己出來挑戰布羅德里克，卻把敵黨的重要人物捉來誣陷，判決吊死，法官當然是南部人。布羅德里克已經被逼到絕境，面對這樣的正面挑戰又不能拒絕，當年九月他與法官在市郊決鬥，死在對方槍下。

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沒有了布羅德里克，南方人那年立刻搶奪加州政界所有要職；但民眾眼睛可沒瞎，他們知道，就算布羅德里克不是被法官射死，仍有太多政敵想要殺他。所以在1860年的總統大選中，大部分人既不喜歡南方派系，也不願投給民主黨沒原則的道格拉斯，結果反而是共和黨的林肯(Abraham Lincoln)獲勝。有時一個人的死還會喚醒民眾良知，1861年堪薩斯再度投票立州，卻反對蓄奴。短短十幾年內美國由南北均勢，變成十五比十九；南方咽不下這口氣，終於宣布退出聯邦。

也許，沒有加州的金礦，南北戰爭可能會延後發生，更可能南北兩地會永遠保持妥協平衡。只是人無法改變過去。既然金礦問世，加州又選擇了美國北方，這也成為長期抗戰的資本。戰爭期間加州運往東部的黃金上億，才讓北方有足夠糧備。當時將領格蘭特(Ulysses Grant，後來第18任總統)說：“若不是加州的黃金，我實在無法想像要如何對付這麼沉重的緊急狀況。”

十幾年前意外發現金沙的農民，大概也無法想像。

癮毒：紙虎遇火

            “要征服奴役一個國家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靠刀劍，另一種是靠債務。”
                                                ---不詳，傳說出自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John Adams)

十九世紀歐洲人，多半排斥與中國貿易。他們到世界其他地方，都是互通有無，互取所需；偏偏中國人只愛賣自己的貨物，卻不想買別人的貨物。或者說，中國人是極端守財奴，只想要外國的金銀，其他的一概沒興趣。當時貨幣還沒廢除黃金本位；東方人一囤積貴金屬，就會減少全世界流通量，無形中讓銀價大漲，也讓貿易公司無端損失。吃過了虧，西方商人都不太想駐足這片市場；反正從中國進口的全是高檔舶來品，儘管利潤較高，還用不著如此遷就。

英國是唯一的例外。東印度公司有長時間是靠中國的茶葉維持經營，在南洋泡沫期間茶葉還是它的保命貨運，使它不致倒閉。美國獨立戰爭與茶價調高有關，因而十三州刻意抵制茶葉進口；有鑑於此，1784年國王大幅降低茶葉關稅，以免加拿大、西非、東印度也連鎖反應。這對東印度公司可說是無上佳訊，不到幾年內公司利潤倍增，其他茶葉走私的管道也消逝無踪。當然，喝茶的習慣終究與工業革命息息相關：人活著不能缺水，但倫敦等都市水污染嚴重，喝清水容易上吐下瀉；喝啤酒不會生病卻會醉，使人無法從事工廠工作；喝茶不醉倒會提神，對經營工廠的人而言，這比酒精飲料還好，加上茶稅降低，一時飲茶蔚為風氣，後來竟成了英國的傳統。雖然其他國家捲起咖啡熱潮，但對英國而言茶葉才是正統。

不過茶葉只有中國生產，要喝茶就要與中國交易。1819年東印度公司為了擴展東方市場，還特別向馬來西亞國王申請，設南部荒島為貨運站，遂有今日新加坡(Singapore)。可是他們想要兜售的西洋珍寶，書畫紡織，中國根本不看在眼裡；一開始還有人對機巧精密的時鐘感興趣，但這種收藏品買主有限，而市場飽和後，時鐘一樣滯銷。東印度公司能維持生計，實靠印度的地產收租金，否則在中國連年赤字（換算今日約十億美金），虧損慘重，根本不值得稱為貿易公司。何況這種貿易逆差絕非長久之計，那到底有什麼貨物是中國願意大量消費的？

他們找到的東西，連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鴉片(opium)。

鴉片是由罌粟萃取。它原產於土耳其、兩河流域、伊朗、及印度，範圍甚廣，自古以來就常作藥用；從未成熟的種子榨汁，有減痛鎮靜的效果。但它容易上癮，所以只有醫療界不得已用於垂危之人。儘管如此，航海時代的歐洲倒是首先把藥用的罌粟與印第安人的煙草混合，創造出一種隨時隨地可‘享受’的新產品。當然，歐洲宗教界一向認為罌粟與煙草這兩種植物都很邪惡，碰不得；民間卻總把鴉片當萬靈藥，尤其下層社會打發無聊可用，嬰兒啼哭時讓他安靜可用，沼澤地區抵抗瘧疾風濕神經痛可用。既然醫療界不反對，歐洲各國只對鴉片抽稅，不過禁止私賣。但儘管西方法律嚴峻，英國的流動小販仍會兜售廉價的鴉片藥粉，只是鴉片尚未在西方氾濫。大概歐洲沒有長期吃藥進補的觀念，再者貧窮地區沒錢多買，工業地區也沒時間醉生夢死，所以鴉片並不構成社會問題。中國就不一樣，若有靈丹妙藥可讓身心舒暢，縱算一帖千金也在所不惜。到最後歐洲、美洲、非洲，甚至連量產鴉片的印度，對這毒品的需求量都沒有中國來得大。

然而使用鴉片的社會後遺症，中國也比別人早看見；早在1729年清雍正皇帝就下了《興販鴉片及開設煙館之條例》。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加上許多官府與毒梟狼狽為奸，英國商人又努力送紅包打點門路，皇帝禁令照樣有名無實。東印度公司在南亞的田地，成了它獨霸市場的先決條件，可以不動聲色地偷賣給過路商船。到十九世紀初，由於英國政府想擴大世界貿易，更違背良心地暗助各家貿易公司，有組織地向中國傾銷鴉片；百餘年來的單向貿易，終於轉虧為盈。或者說，只要不用白銀交易，用毒品交換茶葉也無不可，最好的還是在於這種錢是土裡長的，要多少收多少，比開山採礦還方便。

直到1838年有個叫林則徐的人來到廣州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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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當時並不是開放外貿的港口。門戶封鎖的中國，對外國是很傲慢的；商船只能停在珠江三角洲的內伶仃島（今隸屬深圳轄區），然後由小船轉載貨物到廣州，查點後再經華人商家銷售。官僚重重，既可擺架子充威風，也可層層撈油水。像東印度公司這等大財團，被查封的機會很高，所以英國的變通方式：鴉片在孟加拉(Bengal,বাংলা)一帶收成後，集中到加爾各答(Calcutta,কলকাতা)拍賣，參加拍賣場的都是掛著印度執照、獲得中國貿易許可的小商行。然後這些散商過五關斬六將，利用珠江水域到台灣海峽的沿海大小島嶼走私，神不知鬼不覺地把鴉片送上岸。如此一來東印度公司可聲稱與毒品交易毫無瓜葛，而小船竄得快，就算被捉到也容易花錢消災，最壞情況下還能緊急卸貨、死不認賬。這辦法行得通，其他公司也立刻如法炮製。根據記錄，1729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約兩百箱，1800年是四千五百箱，1838年已經高達四萬箱，連中國境內也有人偷種罌粟賣錢，宴安鴆毒的情況實在驚人。

道光皇帝一生絕少建樹，而且他還是親王時就喜歡抽鴉片，當了皇帝煙癮仍不改。但因鴉片而引起的銀價大漲，卻不容他忽視。也可以說，外國因銀價煩惱無所謂，自己為通貨膨脹而苦，那就非興師問罪不可了。當時朝中也有人建議，是否應當讓鴉片合法收稅？但朝野上下反毒聲浪日沸，皇帝自己總得‘表態’，痛斥皇族內吸食鴉片的人。朝臣們不敢保證皇帝是否會徹底執行，還是自己率先掃毒比較穩當。那年湖廣總督林則徐在湖北起獲煙膏煙土，總值一萬兩千銀兩，受皇帝表揚；其他人也不甘示弱，紛紛上奏天津查獲鴉片十三萬兩等等，真假難考，卻終於促使皇帝決心禁煙，更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南下赴粵。

這對於反煙派的人算是很成功的政治行動，不過京裡許多人還是警告林則徐縝密行事，勿生枝節，龔自珍甚至建議他帶兵南下。他們怕的並不是外商，而是各地將軍縣官；畢竟許多人從鴉片走私中養肥自己，假若聽說欽差要來攔阻財路，奪鐵飯碗，有誰甘心任其擺佈？曾在廣州見過林則徐的美國商人William C. Hunter，對整個中國的制度留下令人汗顏的一段：“從沒見過如此完美的賄賂體系，居然讓商業還能安心正常地運行，這方面就算沒有外國人也照樣存在。假若有新官上任，商業會暫時停擺，官差會假裝明察秋毫；然後雙方開始討論價碼，等講定禮金，官方與市場雙方都滿意後，大家微笑離去，地方又回到和平豁免的原狀。偶爾也有官員威嚇走私商，但大家只是照慣例追逐一陣，等走私船消失於地平線後，官府還可以固定地上奏自己懲治奸商有功。”

正因為官場上利害關係複雜，所以林則徐剛到廣州還不動聲色，禮炮應酬遊古剎，暗中卻蒐集情報，查訪與散商打過交道的人，更派遷通曉外語的幕僚潛入鴉片販的陣營。他自己也略通外語，和怡和洋行的人接觸居然使用英文和葡萄牙文，讓對方不敢小覷。等到一切準備就緒，林則徐雷厲風行地發布聖旨，處死中國煙販，封鎖廣東十三牙行，不服者就地正法，還藉‘考試’招廣州各書院學子透漏鴉片集散地、零售商、經營者姓名。英國煙商本以為這又是慣例索賄法門，所以交出少量鴉片，採取拖延戰術；林則徐見英國不肯合作，連駐華商務總監都幫自己人脫罪，於是下令封鎖商館，斷水斷糧，350名外商全被禁閉。1839年廣州英國商會投降，向清政府上交鴉片兩萬餘箱；其餘民間也繳煙一萬九千多箱，在今日東莞附近全部投海，這就是史上赫赫有名的虎門銷煙。

英國政府把戲被拆穿，折損一年獲利，本來就不高興了，沒想到屋漏偏逢連夜雨，這時居然又發生英國水手毆打華人，不治死亡的事。對英國而言這發生在公海上，純粹是華人故意尋釁，強制登船才造成死傷；而以中國這時的仇外意識，根本不會獲得有利判決，所以趕快將人送回英國服刑。但廣東卻對這事小題大做，把白人對自己的惡行加油添醋，最後所有英國人被驅逐到澳門。結果一樁瑣事成了往後三年戰爭的導火線；九月四日，三艘英國軍艦在香港九龍海域向中國水師開砲。只是林則徐也早就料到會有戰火發生，所以幾個月來已經偷偷從新加坡購入一艘西洋軍艦，還在尖沙咀佈置大砲，居高臨下，讓英軍敗走。英國本來就不想承認鴉片貿易，自然聲稱中國的鴉片禁令不代表它有權利任意扣留銷毀英國貨品。1840年國會激辯下，維多利亞女王決定保護貿易，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動員軍艦十六艘、武裝輪船四艘、運兵艦一艘、運輸艦二十七艘，士兵四千人（大部分是東印度徵召的聯隊）。

這是很奇怪的比賽，艦隊多而兵力少，與林則徐恰好相反；因為英國要的不是局部作戰，而是對整個中國的戰略。其中只三艘攻打廣州虎門，剩下的反而北上攻廈門、舟山、更由上海入長江佔據南京、截斷運河交通；另一方面則派武裝輪船到天津，要求清廷接見。北京沒有接見英國，但整體而言反煙派人士已經垮台了，尤其江南財力無法輸入北京，等於國本動搖；朝臣誣陷下，優柔寡斷的道光皇帝居然認為林則徐是挑唆戰亂的元兇，下令革職，以便向英國有交代。這想法也太天真了；英國軍艦繞過半個地球到這裡，豈會只為了一個人革職就了事？而他們能勢如破竹地打敗沿海各地，正意味除了林則徐守護的廣東，別的地區將領都不成材；現在廣州欽差換人，那不等於是白白把嶺南送給敵人？果然，官場現形下，林則徐先前辛苦佈置的軍防全告無效，英軍一來清軍先亂，連改裝的英國船都沒上陣就被擊沉。廣州失陷，英軍竟只犧牲九人，總督答應割讓香港，清軍還賠了600萬銀贖城費。北京大怒，要林則徐承擔戰敗罪責，遷戌新疆。英國還責怪商務總監沒有獅子大開口，草約中爭得利益太少，換人談判，最後在南京條約裡，中國開放五口通商、割讓香港、賠償2100萬銀、訂立對英國的優惠進出口關稅、鴉片合法。兩百多年來的鎖國政策，至此終止。

紙老虎破相了，火燒掉外皮，裡面是什麼？

清朝政府到此時還不承認歐洲在各方面領先；中國的大砲是康熙時代鑄造的，槍械是洋行囤賣的，軍艦是臨時添購的，不論在性能速度裝配維修上都遠遜敵人。鴉片戰爭後道光皇帝繼續因循守舊，而朝臣也仍舊奉行“多磕頭，少說話”的哲學，奏章“語多吉祥，凶災不敢入告”。然而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西方各國見英國撿現成便宜，大家也都來分杯羹，美國簽望廈條約，法國簽黃埔條約。利字當頭，誰還假惺惺地與中國做朋友？固然英國也有人抨擊這次戰役有損道德，但多數人都認為這時中國自找的。美國第六任總統還說：“鴉片不過是紛爭的插曲，真正的源頭是磕頭——是傲慢的中國妄想可以不互惠地貿易，只用侮辱貶低的方式對待人。”這當然很自圓其說，但歷史上戰爭本來就不需要理由，人類只是用藉口心安理得。換成今日中國財團投資世界，貶人抬己的心態也是如此。

其實清廷腐弱，倒不必英國來證明。當時滿州政府已經對新疆的宗教種族叛亂頭痛，表示自己武力日退，對西部也鞭長莫及；接下來強權環伺，經濟蕭條，官吏加倍貪污，鴉片麻痺民眾，反外情緒高漲，還爆發了太平天國與義和團兩個宗教狂熱的社會爛攤，一個曾傲視寰宇的古文化竟已搖搖欲墜。

諷刺的是，遠在鴉片戰爭前，英國就擔心只靠中國進口茶葉風險太大，所以從1788年起到處尋找可種的茶園，又向中國學習種茶方式，1728年借印尼爪哇島山區實驗，1820年發現印度阿薩姆山區也有野生茶，1834年開始在喜馬拉雅山南麓試種。英國的看法是：若印度的茶園成功，對英倫三島或印度本身都有好處，因為茶工業需要人手，正好可以僱用印度人，彌補工業革命失去的紡織工作。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茶葉那時還是從深山裡運出，有的用騾馬，有的是人力扛運，到市集才研磨、調味、包裝，然後中間商一站站轉運到廣州；假若英國公司這些都一手包辦，不但手續可以善加控制，還可省掉中間商所賺的佣金。工業革命講求效率，到1851年阿薩姆公司已經由虧轉盈，賣的便宜茶葉也在倫敦受到好評。1872年印度所產的茶葉量不下中國，而品種改良、機械烘培、鐵路輪船運輸，還在不斷降低茶價。中國的茶葉貿易已經難逃一劫了；鴉片戰爭後英國還每年從中國進口三萬多噸的茶葉，到1899年只進口了七千噸茶葉，賣價僅是半世紀前的四分之一，反而是印度出口的茶葉高達十萬噸。失去了這項大宗貿易品，中國的經濟也變得更萎靡，終至二十世紀的連年戰亂。今日印度產了世界23%茶葉，中國只產16%，原先的競爭優勢，卻因固步自封而被人奪冠。

我們可能視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悲哀為國恥。英國的手段的確也很齷齪，但真正讓中國墮落的是這些毒品麼？還是鎖國以來朝野上下的心智怠惰？抑或是歷代不改，自己官僚蠻橫、貪贓枉法的本性？

動力：君子以自強不息（二）

1786年，博爾頓-瓦特公司在倫敦外郊建了一座新式磨麥廠，用三台蒸氣機啟動三十架磨坊。在這之前，倫敦最大的磨粉廠只能同時啟動四架杵臼舂麥；博爾頓的新工廠卻每週生產六千桶麵粉，因此餵飽了許多倫敦市民，也引來了不少坊主磨工的嫉恨。儘管這是倫敦工業革命時代成立的第一座工廠，1791年卻因大火燃燒殆盡，後來也沒有重建；起火原因不明，然而多數人都猜得到是磨麥同行工會所為。

其實這種事發生不止一次了。十八世紀末有人發明‘珍妮紡織機’，雖然還沒採用蒸氣機，已經比傳統紡織佔優勢；結果開始有人到處用暴力騷擾新產業，最有名的是個叫Ned Ludd的年輕人，帶頭摧毀新式機器、火燒新紡織廠。而響應這類暴動的人後來都被通稱為“勒德派”（Luddite）。今日這名詞常用於頑冥不靈的白痴，甚至是退化、腦殘的代名詞；然而當年抵制工業革命的人實非少數。畢竟產業改變，以前的高技術工人開始被低技術工人取代了，人哪可能坐以待斃？只是他們沒有辦法正面對抗工業進步，所以只好用破壞阻擋進步。

我們或許會問：這真有效麼？十八世紀末學術普及，想抵抗產業改革的人豈非螳臂擋車？其實要阻止文明發展並不困難。史上有例可援：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無知人民焚書，反對學術，造成中世紀黑暗時期。縱算知識很抽象，民眾也不辨是非，可是一旦破壞開始，不久就形成文化斷層。阿拉伯文明曾在十世紀達到鼎盛，但等到宗教警察開始監視人民一切，文化界很快也變成醬缸。中國許多朝代的燦爛文化，幾乎在兵荒馬亂年間喪盡，連馬可波羅所讚歎的經濟也被遺忘。換言之，倘若勒德派真的不放過工業革命，那麼英國的發展恐怕只會曇花一現，然後從此劃地自限。

也許有人會反問：對大多數人民，麵包變便宜了，衣服買得起了，有什麼不好？何必要支持高價貨品？很可惜，人不一定是理智的動物；勒德派的暴動，最盛期是在1811-1812年，不論是用蠻力威脅廠主工人，或是以法律壓抑工業成長（也造成不必要的通貨膨脹），這時間點幾乎足以遏止英國的進步。與其要新工業帶來的恩澤，大家反而會選擇舊工業帶來的生活保障。或者說，打碎了新工業，自己才有飯吃；就算窮一點，就算食物衣服較貴，我總不必擔心明天的收入。物質豐盛、產業競爭、薄利多銷的社會，反而讓自己被淘汰，因為工業革命根本是‘頭腦賺錢’與‘技術賺錢’的對抗賽。‘汗滴禾下土’就是我努力的證明，所以我寧可犧牲幸福，也不能讓工業機械奪走我的鐵飯碗。

到底蒸氣機能不能改變人的私心？很難說。除了礦坑抽水以外，目前所有應用都是在威脅、取代手工業，大家‘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連報紙也加油添醋，謾罵工廠黑煙是魔鬼的咒詛，媒體充滿排斥新工業的詩文評論。如果要讓民眾相信工業革命有前途，一定要創出造福人類的全新應用。

這項最具說服力的應用，就是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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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發明火車的，是礦坑工程師特里維西克(Richard Trevithick)。他父親是礦坑領班，自己也沒受過多少正式教育；但他身材魁梧又頭腦聰明，多年職場見習下，1784年已經負責十幾個礦坑的機器維修工作，許多礦場甚至認為他有取代博爾頓-瓦特公司的能力。特里維西克也對蒸氣機的進化有莫大興趣，不過他想改良的並不是蒸氣機本身，而是搬運到礦坑太過笨重，就算四頭馬車來拉，要小心搬運未裝設的蒸氣機到目的地也需要幾天，假若裝設不良，拆開再搬到適合的地方又要幾天，仍然麻煩。其他設計師已經嘗試固定式的蒸氣爐，特里維西克則反問：難道不能把蒸氣轉化到輪軸上，讓機器自己動？這構想一旦浮現，其他有關支撐、運轉、控制的問題也會慢慢找到答案，離合器、迴轉軸、鋼輪、鐵軌逐一產生。

1801年耶誕節，特里維西克在幾百人面前試演他的傑作，蒸氣火車從幾里遠的山坡下開到山頂，抵達山巔時速度不遜驢駒，一時半個英國都轟動了；至今英國仍有童謠流傳此事。可惜他原想在耶誕期間大力推廣火車實驗，竟然當夜火車失火，無法再用；雖然他聲稱是守衛忘記熄火，導致鍋爐燒壞，但他後來除了申請專利以外卻沒有再重造火車，只專注於蒸氣機改良。究竟是否有人威脅他中止實驗也很難說；媒體更含血噴人，警告業界這項發明危險性太高，不值得投資。於是接下來火車的發展停擺了十多年；其中也有人製作類似馬戲團的特效火車，卻沒有人看出這應用的商業價值。特里維西克後來經濟拮据，還到南美洲秘魯礦坑投資發展，偏偏1827年爆發政變，使他血本無歸，僥倖留命，在今日哥倫比亞碰到熟人才借錢回英國。

歷史的巧合有時會令人哭笑不得。當時在哥倫比亞借錢給他的，就是另一位“火車之父”史蒂芬生(George Stevenson)的兒子(Robert Stevenson)。

史蒂芬生與特里維西克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不愛出風頭。1814年他做了類似的火車發明（並非抄襲），卻只用來幫助礦坑運煤；除了當地礦工之外幾乎沒人知道。他也對火車做了適度的更改，尤其是運用煙囪控制蒸氣爐，熱空氣上揚後又吸收冷空氣助燃；這種改良原是為了市郊工廠的安全而創設，勒德派人士攻擊之下工廠尚未廣用，沒想到換一種形式重現人間。當然，使用煙囪也會減低效率，畢竟這時蒸氣機盡量加壓，讓水蒸氣沸點超過100度，所以高熱鍋爐性能還是比較好。史蒂芬生的火車這時還無法提升功能，不過他既不搞噱頭，不在乎行銷，自然有時間逐步改良新發明。

但永遠不出頭，豈不枉費了發明？而且不自我廣告，別人難保不捷足先登；這時代有才幹的可不只一兩人。1815年有人設計了很重很不實用的火車，但是也相對發明多對剛輪的載重設計。史蒂芬生不得已只好與合作的鋼鐵廠一齊申請專利。其中大部分都是經年累月的實驗心得，讀起來廖無新意；儘管如此，工業革命並不是建立在新穎產品的廣告上，而是在實際操作上的學習。舉最簡單的例子：史蒂芬生的火車成功後，他向英國政府建議全國必須統一鐵軌寬度，因為這是由不同礦坑來的經驗；制度好壞並不在乎是誰定的，而是在乎有多少人使用。後來英國果真公定軌寬，使所有火車通行無阻；反倒是歐洲大陸各地制度分歧，單是法國就有四種鐵軌，生產的火車也無法交換使用。今日世界60%的鐵軌寬都相同，這是史蒂芬生時代所留下的經驗。

1825年英國為了加強國際貿易，首先探討如何改良港口。雖然英國四面環海，良港不少，但當時紡織業還集中在英格蘭西北邊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近蘇格蘭邊境)。英國自己不產棉花，而是從印度或美國運來；然而最靠近的港口利物浦(Liverpool)距離以水車紡織的曼徹斯特仍有三十多英哩路程，馬車來往費時費力。政府有人與鋼鐵礦業交情不錯，便問：難道不能像礦坑一樣，用火車運棉花運成衣？當然，國會中守舊派人士不少，這建議也耽擱好幾年，直到英國紡織業又開始受威脅，國會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在1829年五月公開投標，得標者可額外獲500英鎊獎金（今日相當於近美金百萬）。沒想到一下子竟有太多人競標，連官說賄賂各種手段都出盡。政府趕快改變投標方式：第一、要有實際成品可供測試，第二、重量、規格、蒸氣爐壓力要在限定範圍內，第三、初試內容是要在暫設的一英哩半實驗鐵軌上拉至少二十噸重的貨物四十次，平均時速至少十英哩，而最後還要以燃料消耗量計分。這下子原先門庭若市的競標，變得只剩五家，其中還有兩家在測試前自動棄權。剩下三家，一是史蒂芬生；一是曾僱用史蒂芬生的礦坑財團，這時已經自己先設鐵路公司等著接訂單；還有一個則是陸軍工程官所創的公司。講明白點，別人有權勢有資金有人脈，就算要立刻聘人製造新火車也易如反掌。史蒂芬生唯一能倚賴的，除了十多年來不斷改進的設計之外，就是比自己更傑出的兒子。

從五月送件到十月競賽，史蒂芬生父子兩人可說是不眠不休地加強火車性能；其中有很多是兒子所花的心血，包括如何讓輪軌之間摩擦力增加，才能拉動二十噸的貨物，如何把鍋爐的熱能調到最大，增強馬力，卻又要把蒸氣管耗損的熱能減到最低（他的方法是不用一管，而是用二十五小蒸氣管）。後代文獻認為“火車發明者”應歸父子兩人，倒不為過；他們直至成品上路前還仔細檢查，也輪班休息避免外人惡意破壞。

十月六日，三家公司的傑作首度在裁判前亮相，依規定賽前可以先實地演練。財團的‘無以倫比號’算是巨無霸；軍方的‘新穎號’只有2.5噸重，是三者中最輕的，實際演練時不載重，駛在鐵軌上其疾如風，是觀眾們最看好的一隊。裁判們識相地把比賽程序依群眾喝彩聲定為：新穎號、無以倫比號、最後才是沒人要看的史蒂芬生‘火箭號’。

十月八日初試開始，大家本來預期載貨二十噸；沒想到裁判宣布真正測試貨重，是火車包括蒸氣爐所需的水與煤炭總重的三倍。新穎號與無與倫比號都趕快向裁判延遲幾小時做緊急調整，結果變成火箭號第一個上台。早晨十點開始計時，史蒂芬生父子在火車上，一人控制駕駛，一人掌管炭火，最初把速度控制在十英哩內，以免出現突發狀況；等賽程跑了五六次，爐火更炙，已達到十五英哩時速；第十圈時速又達二十英哩；等最後一圈開始，史蒂芬生父子把蒸氣爐全開，在超過三十英哩時速下飛駛終點站，幾千民眾狂呼奇蹟。裁判們也難以相信，這樣的火車居然最後只用了兩百多磅煤炭。反而是備受矚目的另外兩隊讓觀眾大失所望：新穎號調整到兩天後才初試，一開始時速不錯，但到了第二圈已經因負重過量而使蒸氣管內爆，比賽暫停；換過蒸氣管後，仍然只跑了一圈就爆裂，最後尷尬下台。無與倫比號是三隊中最重的一型，性能也不負所望；不過跑到22.5英哩時卻突然因鍋爐蒸發太快而整台機器熔化；原因不難理解——它還沒到終點已經耗用700磅煤炭，高熱下故障了。

英國國會本來還準備複試，不料初試就大爆冷門，奪標的只一隊。次年利物浦-曼徹斯特鐵路線正式開駛，八台史蒂芬生火車在港口站列隊待命，連當時首相都來剪彩祝賀。

既然政府開始支持新工業，勒德派當然從此失勢了。1813年英國有2400架自動紡織機；1820年有一萬兩千架；1833年已經將近九萬架。一個女工可以同時負責四架機器，每架每週可織十八匹布；相比之下最優良的手工也只能製造兩匹布。就算勒德派的人是念舊，嚮往傳統，美化那種與世無爭、自給自足的生活，這種理想生活卻永遠只能停留在封閉環境中，無法普及與整個社會大環境。要維持傳統工業的苟延殘喘，就是要剝奪整個國家的財源來支付小群體的富足自豪。人類追求繁榮之際，往往缺乏判斷力。一個好工匠可以讓一家人幸福；一個好發明家卻可以讓一國富強。

只是發明也有好幾種，一是把前人的發展精益求精，另一則是把現有的科技推及新方向。史蒂芬生是累積了紐科門、瓦特、博爾頓、特里維西克，以及無數人的智慧生命，才得以在火車上名垂不朽；但假若特里維西克、史蒂芬生僅是不斷改良蒸氣機，對世界造就能有多大呢？每個人才能不同；有的如鷹鶚騰空，能在專門領域登峰造極；有的卻如蜂蝶紛飛，能將花粉傳播到異種花苞上，間而改良出新植物。看似無用，卻一樣有存在價值；工程師走上與蒸氣機不同的路，才改變了文明史。群策群力，並非只是大家合力而已；在各個領域分工，再結合起來，反而可以讓科技速成：1838年摩斯(Samuel Morse)發明電報；1862年Alexander Parkes發明塑膠；1876年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發明電話；1879年愛迪生發明電燈；1886年賓士(Karl Benz)發明內燃引擎；1903年萊特兄弟發明飛機；1946年John Mauchly與John Eckert發明計算機（也就是電腦）。像這些，都是在不同領域上研發。大家不朝相同的目標努力，世界反而會更有進步。

儘管如此，受到工業革命威脅的並不只是勒德派人士。英國經濟強盛，加上它日不落國，早晚會波及世界各地。首當其衝的，就是遠隔半個世界的中國。。。

動力：君子以自強不息（一）

今日世界可說是工業革命的成果，而提到工業革命，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英國的蒸氣機。坦白講，工業革命幾乎是英國的創舉，尤其蒸氣機的發明可說是劃時代的貢獻。這並不是說英國以外沒有人參與科技；文藝復興以來，意大利、法國、瑞典都曾出現利用水蒸汽的發明，甚至遠古的希臘與中國也有。唯獨這些‘貢獻’不大，就算把整個法國、整個意大利的工業發展全部抹殺，對工業革命也沒影響；把英國的發展剔除，世界就退化到十八世紀前的科技程度。

然而蒸氣機的發明又代表了什麼？用最基礎的解釋，是把火的能量轉換為動力；但是僅有這一點，還不足以稱之為工業革命。文明史上人類所仰賴的動力，最早是人力，再來才有畜力、水力、風力，而接下來進化到火力、電力。倘若只是火力取代以前的水力風力，何必稀奇？就像用牛拉的磨坊與用水車、風車轉動的磨坊，有什麼兩樣？

差別在於工作效率。以日用飲食為例，一個四世紀君士坦丁堡的市民，大約要工作三小時才能買一磅粗糙麵包；到了十八世紀英國，一個工人還是工作兩小時才能買相同的麵包。但是到1900年之前，產業突然改變了，要買一磅麵包只需工作15分鐘；到2000年，麵包價格甚至平均只值不到5分鐘的工作。今天中產階級再怎麼窮，享受得都比兩百年前的國王要多，主要還是起於工業革命的生產進步。話說回來，天下有誰不想事半功倍？為什麼這階段的突破只發生在英國？假若古今中外，人類發明創新的能力都不相上下，為什麼工業革命不是發生在希臘雅典、埃及亞歷山大、阿拉伯巴格達、意大利威尼斯或佛羅倫斯，甚至中國的唐宋盛世？

顯然，奇蹟發生之前仍得有契機。1689年英國的洛克倡導人民擁有生命、自由、財產的權利，而政府也應當保障這些權利。但究竟財產是什麼？洛克大膽地提出‘智慧財產’的觀念，將傳統的物質財產昇華，人甚至可以用頭腦賺錢。英國的法律中加入這一項，無形中是在鼓勵人民從事研發；這個小小的改變在十八世紀初還未見差別，到了十八世紀中葉，英國人卻為申請專利而努力不懈，突破前人發明。以往智慧財產沒有保障，‘傳子不傳徒’在中世紀是理所當然的現象，入贅繼承亦不罕見，而學到本事後，人也容易墨守成規，不思進取；現在一旦有人因專利致富，其餘聰明人當然想如法炮製。其實真正能從專利中賺取大筆佣金的不多，但是一般生活都算小康；偶爾也有人為了一件發明而告了七八家廠商，索取不菲的賠償金額，因此讓商家更想聘請年輕工匠，自己擁有突破性的設計，不必付錢使用別人專利。

不過英國最先出現專利，別的國家也能依樣畫葫蘆。只是歐洲大陸用法典，要重新立法很慢，立法後實施更慢；英國的習慣法卻能通容新的法律觀念，甚至陪審團會偏袒專利設計的人，所以整個社會很快就能接受新法案。再加上專利要有國家保護，一個地域不大的荷蘭就管不到比利時或丹麥商家擅用自己的專利；不鼓勵科技的西班牙，和只追求文藝的意大利，根本沒專利可言；而政變頻繁的法國、戰火蔓延的普魯士、俄國，更無暇捍衛人民的智慧財產；之前提過，中國的科技發展是中央指揮，發明再輝煌也很少推廣到民間。所以到最後，工業革命會誕生於與歐陸隔離，法律開明、政治穩定、海軍強大的英國，其實並非偶然。法國大革命後建立人民政府，那年巴黎只有四個專利申請，還是政府裡的人濫竽充數；相對英國同一年就有五百多專利（不包括申請被退的送件），未來的成就自然天差地遠。

儘管如此，法律改變比起技術改變，又顯得微不足道了。畢竟沒有發明，哪來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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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丈高樓平地起，英雄不怕出身低。蒸氣機最初問世，是在大不列顛西南山地的礦坑裡。從古羅馬佔領倫敦以來，這地方就出產錫礦銅礦；然而到了十八世紀，容易開採的早就挖光了，所以當時礦業主要以煤碳為本。人類有很長時間靠伐木生火，不過一棵樹成長花十年，砍來燒卻只夠半天取暖，實在很不划算；尤其英國許多地方土壤貧瘠，連森林都沒有，加上商業起飛後人口暴增，總不能無止盡地從中歐購買木材吧？因此一旦煤碳問世，雖然有的含硫成份較高，燃燒後滿屋焦臭，可是下層社會的人付不起昂貴的松木、炭條，這些小小的煤球就是冬季最溫暖的朋友。

只是那時煤礦最深只能挖到十米，再深就有地下水的問題。這對經營礦坑的人是很大的局限，對於倫敦的地主更是賺錢的瓶頸，因為他們通常可收採礦獲利的一到二成，豈可不盡量想辦法克服礦坑積水？第一個設法改善問題的人是Thomas Savery，他之前是陸軍的工程部隊，在1699年開始使用蒸氣做抽水用途。其實每個看見茶壺水沸的現象，大概都猜得到蒸氣在推壺蓋，但是以往在中國、中東、希臘羅馬，這現象只被應用於玩具性的儀器上，沒有人異想天開地要真的用蒸氣來解決實際問題，反正現實世界已經有足夠的方法解決這些問題，何必事倍功半？礦坑卻距離一般城市遠，附近也未必有畜力、風力、水力可應用，連挖出來的礦石都常用人力拉車運出礦坑；他們唯一有的，就是這些現成的煤碳，因此想出來的解決辦法也與眾不同。

但是這個構想要實現，還要有技術人才。1712年紐科門(Thomas Newcomen)設計出比較像樣的蒸氣機，把蒸氣熱脹冷縮轉換為一推一拉的活塞推動。紐科門本人是工匠，又兼浸信會牧師；以他的才能，要任職牛津劍橋應該綽綽有餘，但他既不是英國國教派，在學術界一直被排擠，因此在遠離倫敦的學院任職。或許這也是巧合；倘若他真的在牛津劍橋任教，那時兩間名校已經朝純理論發展，他反而要懷才不遇；然而正因為他在離礦區不遠的地方，才會去研究如何讓抽水更有效。紐科門還有個特長，一般鐵匠所做的，他無一不會，甚至比別人做的還精密。他所設計的蒸氣機需要兩塊Y字形鐵片，在沒有機械生產的時代，這些全要手工打造；然而兩塊要大小相等，Y字形的兩側還要受力平均，表示打鐵時加熱要均勻，用錘時手的方向幾乎固定不變。做這等細工簡直是考驗‘鐵杵磨針’的耐力，要不是他本人親手製造，實驗改良，再優良的理論發明也做不出像樣的蒸氣機。

這就是工程與科學最大的不同。科學哲學追求的是真理，所以特別在乎什麼是錯誤；工程追求的卻是效率，所以注重的不是實際理論，反而是真正測量的結果。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的過程中其實還有許多無名小卒，他們可能是改進輪軸的槓桿運用，可能是尋找不同的材料讓熱傳導更好，可能是打造更適當的機器，可能是設法控制火候蒸氣，縱算歷史不記得他們姓名，沒有他們就沒有工業革命。但這並不代表工程師不需要讀科學，而是動手比較重要；真正開始解決問題，反而會碰到更深層的問題。紐科門的蒸氣機是能達到更好的抽水效果，可是再怎樣改進，還是只能抽水到二十五米。當代意大利物理學家才剛用水銀柱證明大氣壓力，要抽出礦坑裡的水，一樣也受限於相當於氣壓的水柱高度；除非能製造更強有力的蒸氣機，否則仍然無法繼續往下挖。

而下一個接棒者，就是瓦特(James Watt)。瓦特生在蘇格蘭，從小幫忙父親做器械修理，將近十七歲才到倫敦當鐘錶五金商行當學徒；對那時代而言，學徒要從十三歲開始打雜，十七歲已經年齡太大，不值得教了，瓦特卻抱著過人的毅力，一年內學盡別人七年所學的，回到蘇格蘭後繼續從事當地學院的儀器修理，剛好看到紐科門的蒸氣機原理。蒸氣熱時會膨脹推動活塞，冷時卻是要製造‘真空’的效果把活塞吸回來。紐科門為了讓蒸氣迅速冷卻，機器要從另一個管口加一點水，而這一點水卻會逐漸留在機器中，變成蒸氣的一部分，散之不去，因此機器啟動後要留縫讓蒸氣揮發，否則效率會隨蒸氣增加而越來越差。問題是，揮發的蒸氣等於是浪費熱能，而既要留縫，冷卻時就很難達到真空，好比嘴無法密合就很難用吸管。瓦特的想法是：能不能盡量不加水，直接讓蒸氣冷卻？

說來也很簡單，就是把熱蒸氣通到另一容器，以容器外的冷水讓它急速冷卻。不過這個簡單的道理卻讓許多人半生絞盡腦汁，淺顯的答案未必容易獲得靈感。

有了發明，邁向成功的路還很長呢。雖然新發明問世，相對的問題也會產生：紐科門蒸氣機的活塞，就算會漏氣也沒關係；但瓦特的設計既要密閉式的蒸氣管，活塞太鬆會漏氣，太緊又會摩擦力過大，結果為了這關鍵瓦特還花了三年時實驗不同的材料。1765年好不容易達到他理想的標準，偏偏英國適逢南洋泡沫，一下子新發明全部乏人問津。當時在蘇格蘭贊助他的製造商鼓勵瓦特趕快申請專利，完美主義者的瓦特卻覺得要繼續改進才有資格申請，尤其製造上還太昂貴，不符合商業利益。這也是事實，儘管他在1769年正式獲得專利，業界卻覺得紐科門蒸氣機就很夠了，你這新發明有什麼優勢？接下來幾年，他們投資在蒸氣機上的財產全部血本無歸，最後還因為蘇格蘭一家銀行倒閉，連帶贊助他的商人都因被索債而宣告破產。這是工程最常碰到的不幸：你有發明，投資者有眼光，可是市場需要的既不是發明也不是眼光，而是能讓夢想成真的實務家。千里馬需要伯樂，但並非每個有資金贊助的人都可稱伯樂。

1774年，瓦特的發明似乎已經走投無路。由於之前贊助商的誇大推銷，蘇格蘭許多資本家間接擁有蒸氣機股權；然而他們只看重新發明的賺錢可能性，一旦沒機會發財，很快也放棄了對瓦特蒸氣機的希望。唯有伯明翰(Birmingham)的五金商人博爾頓(Matthew Boulton)獨力接手所有債務與法律權益。博爾頓說服瓦特搬到伯明翰為他效力，次年兩人才真正合作。博爾頓也算半個發明家，不過他的能力不是在改進，而是在應用；他的著眼點並不是用蒸氣機抽水，而是用在煉鋼方面，以活塞推動代替腳踩風箱。瓦特到了伯明翰，才有機會對自己的蒸氣機做不同的改良，甚至把蒸氣管熱脹與冷縮的兩部分都轉化為動力，讓蒸氣推動輪軸。這個改進算是‘觸類旁通’，雖然比不上他之前的靈感難得，卻在工業上更有應用價值。

博爾頓還替瓦特處理不少工程外的問題，因為瓦特之前申請的專利，到1783年已經快失效了，博爾頓卻打通政府關係，讓專利多延十五年；這對瓦特其實很重要，因為自從原本贊助商破產後，就有其他廠商竊取瓦特蒸氣機的設計；做工程的人可能無暇分心俗務，但假若別人模仿後，又申請不同的專利，以後反咬你一口怎麼辦？所以假若瓦特沒有遇到博爾頓，他的人生恐怕到此為止；假若沒有商人的幫助，再好的發明也會胎死腹中；或者說，假若沒有這第二輪的機會繼續改良蒸氣機，他的設計還不足以被推廣，畢竟一種設計價格過高，還沒有證明效率之前，有誰想買？

那麼，效率要怎麼證明？瓦特運用了最淺顯的單位：馬力。與其計算機器一分鐘可以拉幾萬磅的重物一英尺遠，還不如換算一匹馬工作量的幾倍，普通人也容易懂。有了這計量單位，突然整個工業界對瓦特的蒸氣機有興趣了；瓦特蒸氣機工作量已經讓紐科門抽水機相形見拙，其他同時代也有人創造新蒸氣機，卻沒有瓦特的效果好（到他逝世前，一台蒸氣機已達18馬力）。加上博爾頓用專利‘壟斷’市場，不到幾年內，礦坑都開始改用瓦特蒸氣機，公司不斷接到新訂單。當然，他們是根據機器馬力標價，零件有損壞時另外派人送修；不久他們卻發現，負責製造零件的廠商，竟私下與他們競爭市場，偷賣蒸氣機組件給礦坑，甚至青出於藍，設計更容易裝配的機器。博爾頓一方面告廠商，一方面也標榜自己提供最適合顧客需要的蒸氣機；然而這些手段都是其次，真正需要的，是自己公司繼續讓產品更好。工業革命的奮鬥，是出於市場貨比三家，因而大家戰戰兢兢地提高自己的生產水準。儘管英國是向陽花木，佔了許多方便開發工業的條件，可是到最後，締造工業革命的不是自然環境，也不是政治環境，更不是中產階級的市場需求，而是幾千幾百業者，接二連三地發展創新，大家困知勉行，力求上進。

天再怎麼眷顧，也需要人類不斷自強。

而博爾頓-瓦特公司，這時已經準備下一步，開始將蒸氣機應用到其他產業上。。。

（待續）

阡陌：開荒南野際

拿破崙二十多年歐洲混戰中，漁翁得利的卻是美國。1803年拿破崙把214萬平方公里大的土地，以一千五百萬美金賣給美國，使原先的聯邦擴大不止一倍。當然，拿破崙急需籌措軍費，所以這塊未開發地區賤賣也無所謂；何況他很迷信，尤其怕加勒比海的巫蠱咒詛（其實只是黃熱病）會波及紐奧良(New Orleans)以北的法國屬地。不過土地每畝不到三毛錢，換算今日美金仍只有每畝42毛錢，實在買得太划算了。

但美國革命後不是嚴重赤字麼？那他們哪來的資金買地？

其實獨立戰爭期間，十三州政府已經向人民做了太多承諾，連軍餉都是印鈔票支付。參戰的佃農們，有很多是聽說勝利後，維吉尼亞、賓州西邊的俄亥俄地區(Ohio)會開放賣給一般人民，小老百姓不必再寄人籬下，為地主耕作。可是戰後這項‘耕者有其田’的法案卻不容易實施，畢竟第一、鈔票貶值，農民也放棄了買地的夢想；第二、這是不熟悉的印第安人地區，又在阿帕拉契山脈（Appalachian）以西，人怎麼敢冒險？這層麻煩在東岸十三州也有，因為歐洲久經農民定居，土地都是皇室所有；英國是第一個把地產視為貨品的國家，但千百年來各郡縣地界已成傳統；新大陸卻可能有土地上的糾紛，所以衍生了土地測量的必須性。有錢的地主往往請人翻山越嶺勘察土地，測量的人可能面對密林泥沼蚊蟲蛇獸，所以從事這行業的，差不多都是年輕力壯的野外求生專家。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就是勘察出身的，當時經驗老到的是週薪美金一百，連華盛頓後來當總統都沒賺這麼多。不只如此，測量的也是第一個知道地價的人，所以他們也最早投入土地買賣；華盛頓才二十歲就購置第一塊田產，步上中產階級之路，奠定未來的基礎。

不論如何，沒有土地勘察，就不能買賣。古埃及由於尼羅河氾濫而創尺規劃地，幾何學從此問世。然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測量總要先有標準。這時代還沒有優良的經緯儀，很多是用準繩；偏偏市場有一大堆傳統規則，連長度也無法整齊劃一：歐洲自查理曼大帝以來，每個國王都把自己肘長腳寬定為標準，造成新王登基就更改尺寸的問題，後來英國採用公定長度，才把羅馬帝國慣用的‘五千尺’定為一英哩，換算起來是5280英尺（1.609公里）。這種麻煩的度量衡到處可見，尤其英國喜歡用二的倍數為單位，一桶等於8加侖等於32夸脫等於64品脫等於128杯，一杯等於16湯匙等於48茶匙，連今天英美要買螺絲起子都是7/8英寸的奇怪規格。土地勘測也亂七八糟，平地草原是一繩算一尺，樹林沼澤卻三繩算一尺，良心差的勘察免不了動手腳；加上沒有明確座標，往往只用疊石、砍樹為記。縱算有地圖比沒有好，這種不明確測量實在很難證明產權。

在此時出現了英國數學家Edmund Gunter的測量鏈。測鏈本身是鐵製，分為100節，總長66英尺，乍看之下不起眼，卻是刻意揉合了傳統的二的倍數與科學時代的十進位計算：一畝田剛好是用鏈量4乘4的大小，而每十個環節用不同顏色標識，可以很清楚記錄第38節有河溝，第87節有橡樹。這一來別人要改變木石標記、強佔土地也比較難，畢竟記錄越精確就越可靠。測鏈還有個改變，就是不論任何地形，單長度位都不換；鑄鐵比量繩打造困難，卻也因此不讓測量有造假的餘地。到美國獨立時，測鏈已經成為英美共同的權威標準，一些當時建立的城市，市中心馬路寬就直接是測鏈長度。

可是有了標準還不夠，要把土地規劃得理想，仍需要有人推行法案。這個人就是後來總統傑佛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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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佛森出身上流社會，又受到理性主義薰陶，對社會平等十分重視，卻也對一般提出的人權法案不予置評。他很相信，除非人民有自己的土地，否則受僱於人，哪來的民主自由平等？可惜他的觀點在當時算少數，獨立戰爭的導火線，有部分是因為英國喬治三世禁止私賣阿帕拉契山以西的土地（今肯塔基、田納西兩州）；革命後國會裡仍是地產大盤商居多，華盛頓自己是密西西比地產公司創始人之一，富蘭克林與東田納西公司有瓜葛，開國元勳Patrick Henry擁有伊利諾公司，而俄亥俄公司則是陸軍工程總指揮普特南(Rufus Putnam)的囊中之物。這簡直和歐洲的貴族封建制度沒兩樣，只把商標取代爵位而已。各州也盡量誇大地盤，維吉尼亞宣稱聖路易（St. Louis）以東都是自己範圍，喬治亞說自己州界到紐奧良東側，麻省甚至強調自己界線到太平洋；為了這些爭執，馬里蘭等沒地可佔的小州差點不加入共和國。

1779年傑佛森被選為維吉尼亞州長，隨即開始實施他的‘夢想’。他的目標是把維吉尼亞西邊一些土地平價賣給人民；偏偏有錢人都先賄賂勘測人，然後壟斷市場買走最好的土地；單一個費城富商兼國會財務委員，就私自買了一百五十萬畝良田，然後抬價轉賣。這教訓讓傑佛森終生難忘，後來到了國會，面對財主們垂涎俄亥俄州的地產，他卻堅決反對，除非標準測量，否則國有土地決不能賣。1784年，國會面對戰後赤字、外國索債，不得不通過傑佛森的議案，希望能盡快劃地賣地還債。議案也包括，每塊地方人口達到兩萬後，可以申請成立新的一州，與原先十三州同等。這一來貴族世襲變得毫無意義，一下子很多人已經開始盤算那些地方可以成立新州郡，密西根、印第安那等地名都很快被寫入簿冊，以待來者。更重要的是，許多新州縣除非遇到河流，邊界全與經緯線平行，田園也是普遍方格。傑佛森認為方形是最基本也最公平的完美形狀，而要規劃土地，最好是方格狀，大小平均，童叟無欺；連他自家和捐建的維吉尼亞大學都用方形為基礎。這是很古怪的執著，但一種史無前例的規劃，也從此變為美國傳統；今日搭飛機俯瞰美國，地上方田仍然平整得猶如尺量。

講起來容易，其實要產生這傳統之前，還得先客服幾個大問題：

第一、商人一樣可能買通聯邦政府的勘察，私下舞弊作假。最先投入俄亥俄土地買賣的，究竟願不願意配合？畢竟這會持續影響到以後的交易。很慶幸的是，當時投資俄亥俄東側的陸軍大將普特南，雖然也靠公司獲利菲淺，但另一方面他卻很照顧自己曾出生入死的軍隊，所以大部分土地仍按照方田制，轉手給參與獨立戰爭的士卒。儘管老練圓滑的商人普特南，與理想崇高的傑佛森是宿敵，甚至兩人從不交談，可是倘若沒有這起初的投資，美國的土地規劃勢必胎死腹中，政府也只能永遠任憑大財團謀利。

第二、人民還不能相信政府。小老百姓又不是瞎了眼，戰後鈔票貶值、政府赤字的問題，大家心裡有數，誰敢保證這些地會不會真的登記屬自己？就算是，假若鳥不生蛋的荒野被誇大為黑土肥沃的平原，自己辛苦累積的一切豈不付諸流水？政府信不過土地商，人民又不信任政府，雙重心理下，1787年土地買賣簡直門可羅雀。傑佛森尷尬之下，才趕快向財政部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請教；算起來這是獨立後兩黨首度合作解決問題。漢密爾頓給他的回答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你究竟是想造福人民，還是想懲治商人？假如你厭惡不肖商人的行徑，那你應該用條規鼓勵他們配合你，而不是拼命篩選買者，最後反而讓商人替你打反廣告。

一語驚醒夢中人，傑佛森不再去管制大地主低價購買俄亥俄州土地，反而更降價出售，對買方只約法三章：土地保持方格，轉賣的土地也要向政府登記名字，而最重要的是每三十六格必須有公共設施（比方學校）。這項改變比純粹賣地更有效；土地商買田，本來就為了獲利，但是買到了之後卻變成他們必須在這土地上投資增值。私人的地，幾萬畝也不需要設校；但既然政府要求，商人一方面為了配合政策，二方面為了吸引買主，三方面為了相互競爭，反而會向佃農們廣告自己規劃的小學、市集、圖書館有多完善。既有人願意買地，其他人總算開始怕自己錯失機會，紛紛響應購地熱潮；希望省錢的直接向政府買，希望有好環境的則是向土地商買。國庫漸漸開始有積蓄，商人踴躍改變營業方針，佃農逐步遷入俄亥俄州。無論出發點是為了獲利還是為了補赤字，真正受益人終歸是住戶。

何況時值歐洲大戰，農人怕被徵兵，又覺得可以在美洲有自己土地，一時搭船移民來的群眾數以萬計。俄亥俄州的Dayton儼然成為西北方印第安那、密西根、伊利諾、威斯康辛的拍賣總部；而這些地區德裔人口多於英裔，也不算意外；畢竟英國來的容易靠關係在十三州尋出路，躲避戰亂的中歐農民卻在十三州無依無靠，只能把帶來的財產押在拓荒土地上。幸虧美國為了國庫，不嫌棄任何人來購地定居，否則以今日各國的種族問題，政府頭痛都來不及了，還能給新移民機會麼？

第三、土地劃分的制度，只限於美國北部；南部仍是大地主大財團的天下。這一點傑佛森完全沒轍，畢竟南方從一開始就有嚴重官商勾結的貪污現象，北卡是丘陵地，地主們興趣還不大，但南卡和喬治亞卻幾乎是州長、法官、議員分贓的環境，地也是霸占河岸的不規則形狀，最肥沃的地段都由自己人近水樓台先得月。更重要的是，南方的土地難以轉賣，因為土地根本沒有公正量過，有地的農夫們也怕被騙了錢而不敢出售土地；這裡的農民既對田園有深厚的情感，卻也因無法離開土地而覺得猶如牢籠。作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小說《下去吧，摩西》，主角曾嘆道：“你難道看不出？這整塊南方是被咒詛的，而我們所有出生於此，被它養大的，無論白人黑人，都活在這咒詛下，逃不了啊！”

1795年喬治亞跟隨潮流出售國土，居然把阿拉巴馬和密西西比北部，用五十萬賣給四個大地主（真正付款卻又不到一半）。聯邦檢察官發現州政府中只有一人沒有買公司股票或收取賄金，其他全部涉嫌貪污，連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與田納西州長都有份。緋聞上報後輿論暄騰，卻還過了一年才買賣中止，而這當中已經賣的也無法再收回。北部都開始往聖路易、密蘇里一帶拓展了，整條密西西比河的墾荒栽種不過是遲早的事。那麼一旦法國把這塊地賣給美國，南部會不會也繼續貪污地私自購地？不趕快曲突徙薪，一旦國家版圖增倍，難道最後只是把國庫的錢轉送給少數內線交易的人？

唯利是圖的商人，遠比不上知法玩法的政客危險。

基於這點，傑佛森一上任為總統就開除了與土地有關的政府高幹，改任執行長。由於有聯邦政府出手，紐奧良、路易斯安那、和整塊中部大陸才被強迫先劃地後交易，土地也由原先的不規則狀重劃為方格。不少人手持原來法國的土地權狀，要求美國政府按祖產給他們這些地（其實多數是偽造文書），美國政府卻一視同仁。要地，就排隊登記；政府既沒有漫天喊價，農民也不應無理取鬧地埋怨哭訴。什麼是公平？法制、機會、金錢就是公平。

只是傑佛森始終無法根除南部“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弊端。或者可以說，就算他身為總統，對南部也毫無影響力。南方的大地主們很類似今日的公司財團，可是在一個交通傳訊不變的時代，他們更是典型的國際大盤商；北部的農田是自給自足，南部的收成卻可以轉銷歐洲，增加出口量。那時棉花市價暴漲，財主們原先是在南卡與喬治亞栽種，但為了因應市場需求，也紛紛到阿拉巴馬、密西西比購地置產，就好像大企業為了迎合訂單而增加廠房。阿拉巴馬的Huntsville成為富紳投資的接洽中心，而也因為有國際資金不斷流入，這些地方根本不在乎北部怎樣土地規劃，怎樣讓佃農們自由。坦白說，剛成型的美國還是農業為本，而最能夠提供農業稅收的還是南部；總統怎麼敢真的與他們作對？

如果歷史是一連串偶然的集合，那麼未來的南北戰爭，很早就種下了毒苗。如果沒有棉花漲價，那麼南部財主們的地位也不會變得穩如泰山。然則棉花又為何突然漲價？原因倒是出於英國的工業革命，顛覆了傳統紡織業。工廠要薄利多銷，當然得從產地買進大量原料。不論美國南北，大家如此積極買地開墾，終歸是出自社會大環境的改變。

歷史巨輪推動了，世界也開始加速了。。。

銷鑠：天蒼蒼，野茫茫

在尚未有一次世界大戰之前，1793-1815被稱為最大的戰爭。導火線已經提過：路易十六被斬，因而歐洲各國向法國共和宣戰。最初幾年法國仍處內亂狀態，無暇分心，只能挨打；但很快地有人在軍伍中脫穎而出，更由於意大利之役名噪一時。這人名叫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當時28歲，可稱年輕有為。

拿破崙是個天才。他對讀過的古今戰事幾乎過目不忘，更厲害是連手下幾萬個士兵的姓名、能力、戰績都記得。他幾乎有透視人心的本領，可以叫人為他赴湯蹈火；不過他敢直接在前線提拔小卒為將官，不在乎名門貴族的眼光，確實是個知人善任的領導，也難怪大家對他忠心耿耿。在戰場上他操縱隊伍如入化境，面對他的敵方將領都以為他兵力多得嚇人，其實他蒐集情報、聲東擊西、挑弱點下手的功夫堪稱一流，連今日各國軍校都仍用來授課分析。當年法國強敵環伺，大家渴求的英雄必須是實力派人物。拿破崙不負眾望，1797年把整個意大利北方由奧地利手中搶過來；1800年在意大利二度擊敗奧地利；1806年面對五國聯軍（俄國、瑞典、英國、德國薩克森聯邦、及普魯士），竟輕而易舉地重挫敵軍；1807年與俄國簽和平條約；1808年入侵西班牙；1809年與奧地利三度交戰，讓對手折損慘重。不過這段期間他也努力鞏固自己勢力，1799年奪權，對法國人民宣稱交戰是為了保護領土、廣傳自由；1802年被提名終身是第一執政；1804年當皇帝；到1812年法蘭西帝國的版圖已經由葡萄牙到波蘭，各國稱臣。歐洲只剩兩塊地方他尚未指染而已。

一個卓越人才往往會把世界當作自己一生的挑戰，將帥們更喜歡以軍事擴張證明自己高人一等。拿破崙要稱霸歐洲，勢必要讓近在咫尺的英國投降。但英國海軍強大，法國陸軍有利；拿破崙無法進犯不列顛，英國也無法在歐陸上佔便宜。拿破崙對英國經濟封鎖不見效，乾脆先對付另一塊領域：俄國畢竟是陸軍可及的範圍。那時沙皇亞歷山大算是平庸之輩，雖受過法式教育，卻生性懶散，做事沒耐性，朝政通常虎頭蛇尾，連看完的書也沒幾本。拿破崙要對付這種國家元首還不容易？他與俄國簽和平條約前，先要求會晤；亞歷山大先入為主，認為對方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見面後竟是個風度翩翩的知識分子，兩人暢談文藝音樂，拿破崙還不時捧捧沙皇，說天下君王只有他兩人值得相提並論。這草包沙皇心裡一樂，想也不想就簽了和平條約。

巧言令色鮮矣仁。沙皇回到聖彼得堡，朝臣大罵，才知道上當。條約把波蘭劃為中立地帶，雙方軍伍互不干涉，法國遠，倒無所謂，俄國豈不等於讓人欺到自家門前？他後悔之餘才又派人設法與英國重新建交。這一點拿破崙早就算計到了；與英國建交，就是與法國毀約，也讓法國有理由向俄國宣戰。話說回來，被拿破崙愚弄的也不止亞歷山大一人；當時他征伐西班牙、意大利、荷蘭、奧地利、德國，屢次聲稱是要讓這些人獲得法國的共和自由，因而廣受文人愛戴；但是下層老百姓只是踏腳石，拿破崙哪會讓他們自由？對各國貴族他當然保證，只要服從他，就不干涉內政；然而得到各地富紳的支持，拿破崙一樣強迫他們出兵出糧。忿恨也沒用，付出的信任已無法挽回了。音樂家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本來想把第三交響曲獻給拿破崙，結果聽說他稱帝，一氣之下撕了樂譜。

可惜天意難測。為了準備1812年俄國戰役，拿破崙動用了69萬人，最後回到法國的竟只有幾千人，如此全軍覆沒實在太難看了。再參看許多當時資料，真正死在疆場上的遠不及十萬，剩下的呢？史學家說他們飢寒交加，一代青年人全倒斃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那更怪了，拿破崙又不是初出茅廬，大軍進攻時才六月，怎麼會面臨嚴冬的噩運？

2001年立陶宛的首都，有建商在設地下電纜時，竟挖出為數逾萬的骸骨，一時寰宇震驚。史學家很快地考證，這些是隨拿破崙東征的軍隊。奇的是他們毫無槍砲傷痕，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化驗的人很快發現，這些人都感染了斑疹傷寒(Typ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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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疹傷寒與一般稱的傷寒(typhoid fever)不同。傷寒是食水污染造成的腸胃傳染病；斑疹傷寒則是以蝨子為媒介的急性傳染病，人是唯一的寄主，疾病由叮咬處或表皮傷口入侵，起初只感覺到中暑般的暈眩，之後才有噁心、畏寒、虛脫、發燒、腹瀉，頭痛到不能視物、全身疼痛到站不起來的症狀（所以被誤認是傷寒）。五六天後出現斑點，開始大寒大熱，發燒兩週期間往往神智不清，體力全無，連喝水吞嚥都有困難，嚴重的手指腳趾末梢會發黑腐壞。斑疹傷寒的病原細菌與細胞中的粒線體相似，也因此會取代細胞的能源製造，讓健康細胞逐步壞死；這會導致外表看不到的微血管無法輸血，肺泡無法交換氧氣，身體因缺氧而變得死灰，甚因低血壓而休克，或心臟因負荷加重而衰竭。這段時間若不照顧，難免送命。今日醫療進步，斑疹傷寒只在非洲見到，但一旦染病尚要療養兩週，死亡率仍有10-40%；兩世紀前更嚴重，而且越是冬季或寒帶地區越常見，畢竟那時衛生條件還相當落後：越不洗澡、越不換衣服，越近身取暖，體蝨傳播也越快。

戰爭更是疾病爆發的盛大舞台，因為物資人手不足，倒下的士兵根本沒人理會，而重病者的衣物又立刻被人瓜分。結果越大的軍團，就越利於細菌蔓延。

在1812年之前，拿破崙帶領過最多的只有七萬五千人；以少勝多，讓五國聯軍投降，可算是他事業的巔峰。不過他為何要帶將近十倍的軍力去挑戰俄國？眾說紛紜，理由都很牽強；或許被統治地區人心思變，所以他想用雷霆萬鈞之勢懾服各國。不論如何，拿破崙陣營的52萬步兵、9萬騎兵、5萬砲手、2萬其他部隊、再加上馬夫、廚子、信差、地勤、補給、醫療（拿破崙首次動用急救馬車，是今日救護車的前身），雖然三分之二不是法國兵，準備工作也絕不馬虎。

俄國雖誇兵力22萬，終究有點名實不副；將官多半出自豪門，搞政治的比搞軍事的多；中層的軍官是靠賄賂升遷，戰場上也很無能；下層士兵吃的差，武器差，卻有熊豹狼虎般的彪悍狠勁，只是無人領導，仍難與拿破崙抗衡。然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沙皇為了逃避貴族官說，乾脆暫時委任普魯士的巴克莱(Michael Barclay de Tolly)為第一軍總帥。那時普魯士已被拿破崙佔領，有些軍事家便投往俄國，尋找擊潰拿破崙的機會。寫《戰爭論》的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一向與中國孫子齊名，當年也在沙皇軍謀團中效力。巴克萊知道敵我兵力懸殊，所以盡量保存兵力。這與後來戰局有決定性影響。

拿破崙直覺認為，沙皇要戰，必是在前線開火，然後戰敗求和；而且夏季的俄國草原有足夠的大麥小麥燕麥，可以提供軍伍戰馬。然而他在路上向各地貴族徵收的糧備，將官哪有不榨油的？結果物資不足的士兵們幾乎是強搶民戶，怨聲載道比比皆是。德國奧地利以東，森林多農田少，大家搶的也有限，加上耕種季節短，一些麥穗還太青，士兵吃了拉肚子，戰馬暴斃，也不在話下。不過拿破崙畢竟粗中帶細，法國的糧隊仍不斷開往前線，沒有人真的餓到無力作戰。

只是在步靴聲馬蹄聲中，行軍時倒在路旁的幾個小卒，尚沒人留意。當代醫師認定某些地方有瘴氣，所以軍隊染病總是難免的，也因此將領作戰前都估計增加兩成軍力以防萬一，反正過了危險地帶就沒事。那時的人還太小看微生物的殺傷力；根據軍醫日記，六月24日在立陶宛宣戰前，某些師旅已經折了萬人，全軍每天還繼續損失四千到六千人，只是怕被拿破崙問罪而不敢上報；病帳中約有三萬人，擁擠不堪。其實也正因擁擠，才讓疾病擴散更快；到八月初病人數量已達八萬，甚至患者層層躺在其他患者身上。雖然記錄中熱病、黃疸、肝炎、腸炎、胸膜炎的描述也有，終究不及‘高燒腹瀉’的病例多得可怕。死亡逾量，工兵當然趕快草草埋葬，連彌留狀態的病人也一併活埋；有身份的人送到民宅修道院靜養，不過往往連佃農修女都跟著染病；裝病逃兵的倒算少數，很多兵卒認定病營有去無回，再怎麼高燒也不敢吭聲。後代分析，拿破崙宣戰才一週，軍隊人數已經比出師時少了十萬人，等於是前線戰力的四分之一。

換言之，戰爭已經在倒數計時：究竟拿破崙會先擊敗沙皇軍隊，還是先被斑疹傷寒擊敗？

俄國的狐疑不決，就成了戰爭關鍵。沙皇本來在樞紐地帶建土堡，預計由巴克萊誘敵軍到此勝戰；然而普魯士的謀士去視察卻說，土堡建築太慢，根本不敷使用。整塊俄國草原上其實也沒幾個可防守的地方，所以俄軍一直用焦土政策且戰且退，又耗了一個月。巴克萊甚至擺出空城計，故意做出堅決反攻、不再退讓的姿態，然後逃之夭夭。拿破崙不在乎佔領多少土地，只想要沙皇公開認輸，所以總是劍拔弩張地佈局，希望能一戰定天下；偏偏俄國戰略屢次叫他大失所望。八月14日抵達第聶伯河畔(Dnieper），病夭的越多，主軍竟只剩18萬人，二軍剩不到兩萬人，另有十萬在病營；何況這種遊戰對俄國幾乎沒損失，對自己卻很不利，即使到鴻飛霜降也未必有戰果。拿破崙幾次想放棄卻騎虎難下，於是毅然決定直攻莫斯科，對方總不能不抵抗吧？

沙皇身邊群臣，對普魯士將領帶兵早就頗有微詞，這‘不戰而走’的招數更讓他們覺得丟臉，因此對巴克萊施壓，要他反攻。偏偏下次他仍盡可能保留兵力，使朝廷大怒，改由庫圖佐夫(Mikhail Kutuzov)為總司令。文豪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對庫圖佐夫的描述幾乎猶如聖人，實際上庫圖佐夫很會紙上談兵，也很會作秀，平時常與士官同吃喝同嫖妓，深得軍心，但1812年他指揮的兩次戰役都慘敗。九月7日，兩軍終於正式交鋒，拿破崙一方只剩13萬，庫圖佐夫約15萬，結果因新兵未練，佈陣不良，又來不及招架偷襲部隊，俄國潰不成軍，到最後還是巴克萊苦撐才勉強退兵。法國戰死近三萬，俄國折損近五萬，退兵莫斯科外。莫斯科有錢人紛紛打包逃難，沒錢人奮勇加入志願軍，要與拿破崙一決死戰。可是庫圖佐夫居然還向沙皇誇是大捷（結果聖彼得堡大開慶功宴），對莫斯科人民則說軍力太弱，必須撤退（其實他自己才是驚弓之鳥）。消息一出，全軍大罵，莫斯科市長認清他欺上瞞下的為人，對他嗤之以鼻。然而戰爭是他全權指揮，由不得別人做決定。將領們則按他的決策做出最壞的打算：有的向拿破崙請求24小時‘準備投降’，以便爭取時間撤退；有的打翻城裡所有煤油、伏特加酒窖；更有的留城做預備。許多人抱著孩子，在城外哭道：“看莫斯科最後一眼吧！以後見不到了。”

另一邊，拿破崙手上不到十萬，又擔心沙皇出爾反爾，即使莫斯科被佔也不投降；所以還沒到莫斯科之前，他已經向各國再次徵兵20萬。九月15日大軍開到莫斯科城下，士卒們遠遠見到金碧輝煌的屋頂雕樑，無不興高采烈；只有拿破崙見不到將官權貴出城迎接，甚至全城沒幾個人影，鬱鬱不樂地‘霸占’克里姆林宮，任由軍隊大吃大搶。當晚，留在城裡的縱火隊開始行動，雖然有人立刻被槍擊，但火隨風勢，16日凌晨已逼近克里姆林宮。拿破崙本以為莫斯科人再怎麼縱火也不會毀了歷史古蹟，現在目睹大火，腦裡一片混亂：會縱火自傷的，肯定不會投降；要和俄國長期抗戰，他有勝算麼？

大火三天，法國全軍灰頭土臉，到第四日火勢漸息，百代經營全成了焦炭。拿破崙面對的，一是無法過冬的莫斯科，二是未知的敵人動向，三是仍舊猖獗的疾病；存活至今軍隊，這時已有些免疫力，新來的徵兵卻如火上澆油，又開始另一波迅速感染。九成以上死亡都是因斑疹傷寒。其實庫圖佐夫的軍隊這時也染上了相同病症，接下來三個月中死了至少五萬人，但他要徵召民兵總比拿破崙快；然而火燒莫斯科的消息已經傳到聖彼得堡了，大家議論紛紛，連克里姆林宮都焚了，之前戰役怎麼可能是大捷？最後沙皇沒將庫圖佐夫革職，卻也從此不再信任他。庫圖佐夫為了向沙皇重證自己實力，還刻意帶兵要截斷拿破崙的補給線。拿破崙才擔心敵人不出面，這下子正好讓他退出莫斯科，也可再敗俄軍，恢復士氣。

十月16日，大軍沿原路西行；四個月來拿破崙的步兵已經死了四十萬人，俄國冬天才剛要來臨。不幸的是，沿原路回去，也代表當地已經沒食物可搶來用了。離開莫斯科時還有人滿載金銀，但路上顛簸，加上開始下雪，滿地泥濘，失足斷腿的馬也得宰來吃，路上拋棄的財寶珍玩已經乏人問津。補給線尚未恢復，飢腸轆轆的兵卒們對疾病的抵抗力也越弱，病倒途中的，根本沒人知道是飢寒交加或是病重乏力；但能走的絕不敢耽擱，等到法軍過境，俄國農民對還沒死透的敵兵，會很不留情地洩憤，有的還被折磨到血肉難分。拿破崙也知道這是敵人領域，自己軍力日減，十萬，九萬，八萬。。。雖然佯稱要再敗俄軍，其實不要被追上就謝天謝地了。

十一月9日他們終於回到第聶伯河畔與補給隊會合，沒想到先前的傷患病患近兩萬人，再加上四周湧來的難民，已經大量消耗物資，還能剩多少給主軍用？全城都是屍臭，附近染病的人把所有可住的建築物都擠滿了，連教堂都得拒人於門外。入夜後溫度降到攝氏-20度以下，有的太靠近營火而瞎眼、衣著起火。拿破崙不敢多待，沿路遇上庫圖佐夫十萬兵包圍，仍把對手打的落花流水；只是俄軍熟悉地勢，沿途陰魂不散地追剿，又減了三萬人，但他居然還能帶四萬人死裡逃生，領軍本事畢竟是當代第一。十二月回到立陶宛，氣溫近-40度，離開時只剩一萬，到普魯士只剩七千，回到法國只剩兩千。僅存的幾千人把戰場上的疾病帶給家人，繼續流毒無窮。

這次嚴重挫敗，原本臣服的各國全反了。1813年普魯士脫離拿破崙掌控，與俄國、英國建交，向法國宣戰；拿破崙打算徵兵60萬，只徵得20萬，而這些已經不是經驗老到的精兵，而是從未握過步槍的新手。斑疹傷寒仍在軍伍中大肆蔓延。三個月後拿破崙簽約解散帝國聯盟。不久瑞典斷交，奧地利翻臉，縱算是拿破崙的過人本事，也無法指揮菜鳥軍隊對抗各國。1814年巴黎失陷，拿破崙退位，王位傳給魯鈍的路易十八。1815年他想東山再起，卻因缺乏人力而慘敗滑鐵盧，四十五歲的軍事天才從此被流放至死。

後代對拿破崙的表貶不一，但總說他驕傲，甚至傳說他很矮。其實他身高171公分，比起當時法國男性平均157公分可不算矮；然而說他驕傲倒不為過。他天資過人，身體也一向健康，任何疾病都不藥而癒；結果他畢生賞識有能力的強壯士兵，卻對病患缺乏惻隱之心，甚至歧視病人，以為他們體格軟弱是罪過。身為將領，他會到病營與傷患握手致謝，對病患他也會做人情地慰問；但離開病營後，他對病患的態度一樣負面，還往往責怪這些病人，讓他達不到預期兵力。在他濫用下，歐洲一代青年盡歸黃土，他卻不思檢討。輕蔑，導致忽視。忽視，導致失控。失控，導致一生功業皆成泡影。

他死於胃癌，而非奪走幾十萬人性命的斑疹傷寒。不過對一個病痛纏身的人而言，那也沒什不同。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曹雪芹《紅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