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翅：站在巨人肩膀上（一）

寫《神曲》的但丁，其實對拉丁文、希臘文都有很深的造詣，可是整部大作卻是用佛羅倫斯的意大利方言（托斯卡納語）。但丁早在1305年就對意大利文做了預言：“這是新太陽。舊太陽已經無法照亮人類。”他很清楚，一般民眾永遠無法學會拉丁文，所以他親自證實，即使平日說的語言，也能昇華為美妙詩詞、經典文章。在但丁之後，意大利文成為學者文人的驕傲，連21世紀的意大利人都讀得懂八百年前寫的《神曲》；從來沒有作家對一個現代語言影響這麼深巨。

‘文藝復興’當然是後代冠上的名稱，今天對這段歷史的研究簡直數算不完，單是探討藝術方面就有多少大學圖書館滿滿的論文。不過文藝復興何時開始？何時結束？是否專指意大利的發展？這些問題都沒有定論。讀文化史總有錯覺，似乎中世紀後產生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後又銜接巴洛克時期、浪漫時期；實際上大部分時期並非劃分這麼絕對，往往相互重疊，逐步演化。何況文藝復興要說是從多那太羅(Donatello)的雕刻開始也可以，說從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建築開始也可以，甚至說從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科學發明開始也無不可。連到了文藝復興盛期，像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這等名家都還不斷為後代創造嶄新標準。

廣義地說，文化上的復興並不罕見。古埃及有中王朝與新王朝的復興，基本上都是把早期的輝煌加以發揚光大。波斯是重新塑造古代蘇美爾、亞述、巴比倫的傳統，又引進中亞、埃及、迦南地的文明。希臘的黃金時期過後，亞歷山大的將領們各自瓜分土地，卻也致力把希臘式的建築藝術、學術思想，帶到各地；而羅馬繼承了希臘的傳統，縱算沒有突破，一樣是推廣文化，從不列顛群島到摩洛哥到猶太地到高加索山，到處可見文明極致。猶太人在巴格達孕育第二次文化蛻變；回教文明則在西班牙開創第二春。查理曼大帝是復興拉丁文化，鼓勵舊學，只是火候未到；神聖羅馬帝國也在重新發展古羅馬，同樣不成氣候。中世紀末的學者又開始鑽研古希臘哲學典籍，但是除了哥德式建築，其他文藝發展倒很有限。中國是每隔一段時間就除舊迎新，再隔一段時間又懷念往日經典，在文化交替中不斷增加新色彩。

這些自然都可稱為‘文藝復興’，只是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總不太相似。埃及新王朝的盧克索神殿造得比古王朝的金字塔懾人，羅馬競技場建得比雅典的帕德嫩神廟豪華，可是這畢竟是帝國的作風。的確，文化必須有經濟為前提，但‘有錢能使鬼推磨’，沒錢時又如何？從雅典民主到馬其頓帝國再到羅馬治世，經濟規模一直不斷擴張，相對社會可以花在藝術建築方面的閒錢也增加了；然而西羅馬滅亡前已經通貨膨脹驚人，要建築早期的豪宅也有困難；滅亡後更是經濟衰退，文化倒流。中世紀無論怎麼努力興建，就是達不到古羅馬的高標準。十字軍東征時期，英國已經可以建造希臘式的迴廊，也就是說工匠手藝足以媲美古人，只是不可能像古羅馬在建築業上的消費額多，到最後只建過一處仿古的陵寢，其餘不是高聳參天的教堂，就是粗糙普通的中世紀瓦屋土堡。這兩者差別未免太大，顯然貴族與平民的文化水平並非一齊提升。

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也是靠經濟開始。意大利北方的佛羅倫斯、熱那亞、米蘭、威尼斯，都已經在商業上有相當水準，才請得起良工巧匠。但是這些地方的發展卻常是整條街、整塊廣場、整片市容的改進。也就是說，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是整個社會共襄盛舉，並非貴族專利。鵰鶚騰空，雀鳥一樣也有機會展翅飛翔。

到底兩種發展有什麼不同？文藝復興的契機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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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個角度來想：羅馬的輝煌雖然建立在希臘的智慧創造上，它的建築始終是靠勞力，而不是靠腦力。哈德良長城、碉堡、驛道、水利建設、議院、市政廳，全部是靠徵召人民或是外族奴隸建造的。由於羅馬帝國百戰百勝，自然不愁勞工不夠；然而這卻使羅馬的工程技術缺乏創新改良的必要，石牆越築越厚，磚壘越造越高。羅馬政府還怕用新技術會造成失業，人民會暴動。到最後羅馬帝國經濟最繁榮時，科技只比古代雅典進步沒多少；連軍事方面，羅馬海軍都沒採用希臘發明的風帆，寧可耗用大量奴隸划軍艦。這種思維上的劃地自限，使整個社會故步自封；等到經濟不行了，更導致技術退化。

中世紀卻因為人口頓減，加上基督教的影響，所以奴隸有限，連流動工人也很罕見。要像古羅馬造大型建築的，幾乎都不了了之。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想在威爾斯新建宏偉的城堡，當地工人卻已被教會徵去建教堂，而後因人手不足，工資額外昂貴，城堡還沒建一半就快國庫透支。法國也一樣。再加上黑死病席捲歐洲，許多建築計劃根本找不到足夠的人力完工。

這就是為什麼中世紀末期創造了許多節省人力的改良。有的發明很簡單，卻很實用，比方今日工地仍使用的獨輪車，或是讓馬馱運更有效的韁繩。由於中世紀的武士盔甲重，歐洲馴養的馬也必須力大；而有這些馬，更替代以前的耕牛，農民再把以前木造的犁換成鐵製，使生產力大增。馬車也開始採用性能更佳的輪子，增強承載重量。陸運變得方便，甚至比河運便宜，每年也增建道路橋樑，讓馬車方便載貨。水車磨坊是遠古的發明，但羅馬卻一直用奴隸或驢子做這類粗重工作；這一方面也是羅馬不願用鐵替代木製輪軸。中世紀卻用大量鑄鐵（含碳量2%以上的合金，堅固似鋼）做各種工具器械。十二世紀英國已有五千多座水車，荷蘭更有八千多座風車，打穀磨麥，甚至用於抽水，把窪地變成可耕地。後來風車的帆也被應用在船業：十三世紀北海一帶首次產生不靠人力划的真正帆船，十四世紀葡萄牙又將它改良為兩桅或三桅的多層帆船，還可載幾百噸物資，足以遠渡重洋，前往羅馬鼎盛時期的划槳艦隊永遠達不到的世界（這些以後再談。）產業改革還讓歐洲內外貿易每一代不斷加倍。儘管流通的貿易也有壞處——比方貧民窟增加，黑死病播散等等——不過歷史證明，連黑死病都無法遏止整個歐洲創造財富的速度，反而因人口不足，使許多人更想辦法節省人力。同時也因商業突飛猛進，使歐洲的銀行業、保險業普及，會計學的複式簿記更在此時問世。換言之，這時代歐洲的經濟已經超越有史以來的總金額。有了錢，才有文藝。

不過錢並非平均分配；大部分資產都集中在北意大利（佛羅倫斯、威尼斯、米蘭）或是萊茵河流域（法國東北、比利時、荷蘭、到德國西北的平原區）。這兩區自然成為工匠手藝最競爭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結論，之前發生在歐洲的三項要素，終於演化為文藝復興的芽孢：哥德式建築讓歐洲培養製造技術，馬可波羅讓歐洲追求繁榮富裕，戰爭飢荒瘟疫讓歐洲改變產業模式。水到渠成，才有文化事業的開端。坦白講，世界大部分地區在復興文化，都是官方從上面推動；歐洲的文藝復興卻是在沒有達官貴人干擾下先行開始，後來才有教皇國王紛紛請名藝術家為自己設計教堂宮殿。否則貴族錢再多也只當銅臭，有何藝術可言？

以印刷為例來分析：羅馬帝國著作不少，但很少有大量流通的文書；他們不是沒有釘裝的牛皮紙書籍，卻因傳統習慣而一直用卷軸。真正開始採用釘裝書的反而是早期基督徒，方便攜帶閱讀，也方便轉抄。十字軍東征後，紙張取代了牛皮紙，十三世紀連造紙都是用水車，成為平民都買得起的產品，一大張尚且不到一毛錢。這一點是東西社會很大的不同：中國與中東都有造紙技術，但價格不菲，又時時有‘洛陽紙貴’的現象，反而是歐洲因為紙張便宜，使識字率大幅上升，更讓活字印刷立刻廣用。德國首次印聖經不算，當時萊茵河地區每個城市都出現印刷廠，有的提供翻譯的希臘羅馬名作，有的出版當代文人的著述，甚至有教會人士寫靈修叢書，三十年間連續加印99版，簡直是世上第一遭出現‘暢銷書’。這麼多書籍問世，市場競爭下，印刷自也越來越精美，連封面都有專業畫家設計。意大利的印刷業還特別制定清晰易讀的字體，就是今日所有報紙、電腦通用的‘羅馬字體’與‘斜體’。公元1500年的威尼斯就有150家印刷公司，英國、匈牙利、波蘭、西班牙等地區也都有自己的廠商刊行。沒有印刷術之前，歐洲最大的皇家圖書館根本收藏不到幾百本書；印刷開始不到半世紀，整個歐洲已有九億本精裝書，市面上甚至有彩印廣告，推銷本季新書。

這樣看來，文藝復興其實是技術、經濟、與人類才智的結合。而這三者最重要的還是那些文化上的天才。但丁的作品是寫在便宜的紙上，之後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談》，英國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則是用簡單木版印刷在紙上。這些通俗的民間故事，與但丁的天堂地獄景象，倒有異曲同工之妙：印刷本來就是應大眾消費而產生，而內容也必須是大家有辦法理解的事物。更好的是，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取代了不再廣用的拉丁文，這讓沒有錢入私塾求學的平民也可以看書。再往後發展，法國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的《巨人傳》，英國莎士比亞的劇作，西班牙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訶德》，已經是活字印刷的機器展品，內容更是從故事中反映社會，無論諷刺、感嘆、震驚、懸疑、悲憫，都要拿捏的更具體，卻又不令人嫌造作。這一方面代表當時讀者已經很進步，能體會作者筆下的思維，一方面也印證文藝復興的名人，都是多才多藝之士。

薄伽丘做過行政官、外交官、朝臣、參謀，也是博聞好古的學者，意大利從北到南許多修道院中，封藏千年的希臘羅馬文物地圖，都是他第一個去重新發掘。（不知修道院的僧侶呆守陳年宿貨，如入寶山而空手回，有何感想？）他還把古代的神祗編輯成百科全書，使讀聖經的人方便參考；當時這差點讓他被教會除名，但後來許多畫家都從他描述的神話構想嶄新作品。繼承薄伽丘的，是人文主義之父彼特拉克(Petrarch)，他作的詩幾乎都成為意大利的歌謠，連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都是模仿他。彼特拉克特別去造訪東羅馬帝國塵封已久的圖書館，又到處旅遊增廣見聞，還在比利時發現兩篇失傳的羅馬議員演講稿。見到古羅馬文物，他也努力學習漂亮工整的字體，用黑藍紅三色墨水分別書寫內容、標題、註解，毅力可媲美藝術家；意大利的活字印刷有部分就是觀摩他的字跡。歐洲的‘黑暗時期’一詞是彼特拉克首創，而為了教人走出黑暗，他提倡古代教育——文法、修辭學、哲學、歷史——作為必修學科。長期以來教會一直覺得這些是浪費時間，所以只重神學；但這不僅否定基礎，更因‘學生不能高過老師’的傳統教條，使師生關係一向不佳。人文主義剛好相反，許多新學院是為熱愛古代智慧結晶而出現，大家彼此都是亦師亦友，無所謂等級區分。有人甚至認為這時代懂希臘文比懂拉丁文更值得，因為希臘社會比羅馬平等，學術思想也更自由。

實際上人文主義學家在傳統大學中被排擠得很厲害，但他們在北意大利的政壇卻如魚得水，所以對社會的影響反而比大學教授們可觀。他們文辭好，辯才強，又有獨樹一格的思考判斷力，是執政者最渴求的能臣。在他們協助下，北意大利的政治外交，民生經濟，甚至軍事戰力都已達相當水準。由於他們對希臘羅馬學得多，自也仿效古典流行，穿著風雅，庭院良巧，連為國王舉辦喪禮都如古羅馬權貴，還寫出不錯的宮廷小說、政治理論。他們擔任太子教師，更培養許多未來領導有過人的文藝辨賞能力，才有下一階段更偉大的驚世作品出現。

《神曲》中，但丁稱古羅馬詩豪維吉爾是他的引路人，然而只能引他走過地獄，卻不能為他展示天堂。這已經暗示，文藝復興是走在前人路上，可是到達古人的範疇，還要獨闢蹊徑，否則一樣停留在地獄的邊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人要超越過去，而不是複製往昔。

也許這就是文藝復興與其他文化重建的最大差別。羅馬的文化事業是錢堆砌出來的，中世紀則是邯鄲學步，希望能用仿古肯定自己；只有佛羅倫斯等地，是徹底實踐古人的精神，自己尋求不斷進化，顛覆傳統，突破常識。他們沒有復興拉丁文，卻復興羅馬文學；他們沒有追求希臘的百家爭鳴，卻讓幾千家印刷廠桃李爭輝。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是要東施效顰，模仿古羅馬的氣派。他們知道自己不是泱泱大國，也沒必要把國家改造成文化巨人——他們只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讓自己看得更遠而已。

（待續）

苦難：行過死蔭幽谷

沒讀過新約聖經的人，多半也聽說過啟示錄的四匹馬：第一是白馬，騎馬的有弓箭有冠冕，征無不勝；第二是紅馬，騎馬的手執大刀，能奪去世間的太平；第三是黑馬，騎馬的握有天平，計量食物短缺，不可浪費；第四是灰馬，騎馬的名為死亡，能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啟示錄沒說，但一般都畫他拿鐮刀。）後三者很明顯屬不祥，不過第一匹馬又代表什麼呢？從二世紀以來，教會一向認為騎白馬的象徵基督；然而到了十五世紀，許多人已經認為白馬代表強權侵略、暴君駕臨，也就是說，四匹馬都是噩兆。中世紀一幅著名的木版畫，就是以四馬齊驅，踐踏人命為題材。

會有這種新解釋，其實與當代歷史關聯不小。從十四世紀開始，整個歐洲惡運不斷，而且接踵而至：公元1304-1305、1310、1315-1317、1321、1330-1334、1349-1351、1358-1360、1369、1371、1374-1375、和1390年，歐洲各地都出現飢荒，英法受災最慘，其中1315到1317年尤其嚴重，西方歷史家向來只稱它為‘大飢荒’，因為農作奇差，種收比例甚至低到只有一比二（平均一顆種子只收穫兩顆麥子）。之前由於歐洲暖化，西方人口暴增，連今日法國總人口都沒有十三世紀多；但十四世紀天氣變冷，卻導致夏天陽光不足，冬天凜冽難當，收割季節雷雨交加。換言之，天候差，人口多，加上中世紀政府不懂得應付危難，三方面不利，自然承受不了飢荒來襲。保守估計，英國出現95次飢荒，法國75次，歐洲西北因糧食短缺而被淘汰的至少十分之一，這還不包括故意殺死老弱嬰兒在內。

禍不單行，1330年代起，中亞開始有黑死病病例；接下來印度、歐亞大草原、兩河流域、敘利亞、高加索各地都屍橫遍野，估計十四世紀中國死於鼠疫的就有兩千五百萬人以上，一樣災情可怖。至於疾病究竟是沿絲路或海運散佈各地，已難考證。1346年拜占庭受感染，40%人口病死，熱那亞商船為了避禍，反而把疾病傳到意大利、西西里島；1347年埃及染病；1348年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接二連三發作；1349年阿拉伯麥加遭殃，1350年德國與北歐病發；1351年俄國也性命難保。當然，瘟疫傳染並非這麼單純，細菌散佈可說是無孔不入，防不勝防。根據記錄，1347年黑海一帶受蒙古軍攻伐，久戰不下，蒙古兵卒乾脆把病死屍體用投石機拋入城內，結果雙方都膿腫黑斑、高燒嘔血、二到七日內死狀淒慘。這段期間固然也有地方未受波及（冰島、波蘭），但絕大部分都慘不忍睹：1348到1350年瘟神奪命最嚴重，之後又多次復發，到1667年還陰霾不散。激進分子乾脆說是猶太人、吉普賽人、殘障痲瘋人士故意下毒，引起一波喪心病狂又於事無補的屠殺。1377年威尼斯統治的一個城鎮開始採用‘隔離檢疫’的措施，入境者拘留三十天，尚且被教會人士罵是無情惡魔。罵歸罵，大家為了自身安全，也紛紛採取同樣方法隔離；可惜三十天還不足病菌潛伏期，死亡率仍不見改善。1403年威尼斯設立離島分區，拘留期延長為四十天，才開始控制瘟疫。這時歐洲人口已經又被淘汰了三成至六成，連貴族平均壽命都只有十七歲而已。

與這兩災禍同步出現的，是國際性的戰爭。波蘭與條頓騎士國（Teutonic Order，今愛沙尼亞、立陶宛）為了波羅的海領域前後戰了九次；俄國與蒙古長期抗戰，從1223年首次交鋒到1480年把韃靼人驅逐出境，同樣耗時耗力；土耳其人自從十字軍東征失敗以來就一直靜待其變，等到東羅馬帝國出現危機，土耳其人也開始對付拜占庭，前後兩世紀，直到1453年東羅馬滅亡，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稱雄，終於為歷史劃下句點。不過一般人最熟悉的還是英法百年戰爭，從1337到1453年，英國長弓隊與法國重騎兵隊展開拉鋸戰，其中還包括聖女貞德(Jeanne d'Arc)拯救法國士氣的英勇事蹟。雖然百年戰爭一開始是家族爭奪王位，最後卻演變為兩個民族國家的興起；而這段期間武器與戰略的改變，也逐漸讓封建時代的騎士、厚甲、弓箭成為過去，步兵打敗騎兵，火砲勝過長劍的時代已經來臨。說它是中世紀最重要的戰役，倒不為過，但這百餘年來犧牲了多少生命，代價實在沉重。

然而歐洲的苦難並不止於飢荒瘟疫戰爭。十四到十六世紀發生了多次農民與貴族、主教、國王、資產階級的抗爭；這是在十四世紀以前從未有的現象。1277年保加利亞國王因抵擋不住蒙古入侵，卻還向貧乏的人民增稅，釀成民眾殺國王自立的結果。之後英、法、荷蘭、比利時、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匈牙利、羅馬尼亞、瑞典、瑞士等地頻頻出事。抗爭的導火線很多，飢荒瘟疫戰爭都增加下層社會的負擔，但社會貧富不均、封建地主向佃農增租、窮人日益窘困、通貨膨脹嚴重、國家苛稅問題重重，才是官逼民反的主因。不過抗爭的背後往往都是有心人栽花：唯利是圖的商人、無繼承權的騎士、被控為異端除名的教士等等，民眾依舊是替死鬼。德國從1336年到1525年之間共有六十多起民眾暴動，‘神聖羅馬帝國’變得名存實亡，德國分裂成許多州郡，直到1871年才被普魯士重新統一。意大利和東歐也一樣，尤其拜占庭，人民抗爭之下，使原先就脆弱的東羅馬帝國更難以抵擋土耳其勢力，終至滅亡。

一種災難就足以動搖社會，歐洲竟然魑魅魍魎四大魔王同時光顧。難道真如啟示錄預言，是遭神審判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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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假若挑其中一種浩劫發生在我們身邊，會有什麼現象？看到一個死人，我們會動容流淚；看到許多人罹難，我們會泣不成聲；但當死亡人數達萬，我們反而麻木了。這並不是無惻隱之心，而是為了面對現實未來而產生的抗壓性。十四世紀的中國同樣發生過鼠疫，人口頓減；但瘟疫過後，政治經濟文化仍繼續運轉，產業也沒有顯著改變。這是人類社會特有的韌性，縱算面臨地震海嘯、颶風火災、世界大戰、核電廠爆炸、恐怖份子襲擊，一樣都能夠再站起來。

只是這種韌性通常都建立在‘補充’社會所失去的人口，社會本身並沒有進化的必要。飢荒會減少競食者，但飢荒過後人並不會因此節制生育，也不會考慮“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的隱憂。戰爭會剝奪農業人口，但戰爭期間婦女依然會繼續扛農作重擔，而戰後的人除了紀念忠烈，就是教訓子孫要盡忠報國、除惡安邦，很少會對戰爭留下的教訓做檢討。同樣是世界各地都流行黑死病，歷史並沒有記載中國、印度、回教地區出現隔離制度，反正要死的終究要死，活下來的反而可以繼承遺產、繁衍眾多。說難聽點：可以克服的危機，就不會產生轉機。

歐洲卻因為連環慘災，人口一直無法恢復十三世紀的水平。黑死病最猖獗的時期，曾有主教埋怨人口減少，導致洗衣費用上漲；這句話實在很不像一個信基督教的人該說的，但是話的背後也意味，大家只希望最好災難趕快過去，人口增加後服務費可以降低。更惡劣的是，教會裡許多穿金戴銀的主教，還拼命倡導人民不該追慕世上的財富，實在偽善得離譜。其實那時代教會人士幾乎都是貴族親戚，整個社會就只有上層下層。特權階級當然也會死於戰爭瘟疫，但是比起他們壓榨的小市民們所遭遇的，又算什麼？‘無產階級’(Proletariat)這個字在拉丁文，本是說這階層的人唯一貢獻只有延續香火、供應人丁，從古羅馬以來一直帶有輕蔑之意。然而若沒有這些無產階級作貴族的腳墊，貴族還能站得住多久？而這群只會發號司令，搜刮民脂，卻無法解決飢荒瘟疫戰爭問題的貴族，人民又怎麼甘心做他們的奴役？

說穿了，正因為長達兩世紀的災變，才使歐洲貴族日趨沒落，中產階級問世。這是世界其他受災地方見不到的社會變化。英法百年戰爭，已經證明貴族所組織的騎兵，在戰場上根本無用武之地；雙方很快地組織民兵為正規軍，取代幾百年的貴族壟斷軍事。聖女貞德會號召民眾抵抗英軍，正代表人民的自由意識抬頭；而她會被傾英派的主教定罪是異端抗逆，被活活燒死，也正代表貴族恐懼下層人民崛起。黑死病席捲歐洲，威尼斯共和國會首先採取行動，防微杜漸，正意味小市民們在努力想辦法拯救自己；而教會批評隔離檢疫不道德，也正意味上層社會怕這些民眾自制後，就再也不會服從特權階級了。

但是他們怕的，卻是歷史注定的方向，誰也無法更改。威尼斯以商家協會為政府，勢不能像其他貴族橫征暴斂，為一頂皇冠爭得血流成河，為一個教皇頭銜行凶對打，本性暴露無遺。沒有貴冑子弟的威尼斯，反而會積極地化解民間災情，杜絕飢荒疾病，以免破壞市場利潤。這是一種政治上的維新：王權不再建立於血統繼承，而是由妥善管理國家，間接獲得人民認同。

這就是為什麼威尼斯成為歐洲第一個走出中世紀陰影的國家，而其他意大利各小國也不甘居後，紛紛在政治上圖強。看看當時歐洲各地，英法百年戰爭後，英國自己又為了爭權展開玫瑰戰爭；而法國因百年戰爭戰勝，讓君王特權變得更大，顯然未來的階層鬥爭已經要更殘暴血腥；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佔領希臘和東歐，中央集權的皇帝卻從此不再有作為，只知永享榮華；中歐德國已經分裂；北歐也因氣候改變而蕭條；南歐西班牙還在辦盛大的皇室聯婚；只有意大利的各共和國，不斷在天災人禍中尋找康莊大道。1513年佛羅倫斯共和國（Repubblica Fiorentina）出現馬基維利的名著《君主論》，可說是集大成的思想；世襲的皇家用不著擔心民心不服，但沒有皇室，國王一定要用打、用偷、用騙、用名聲、用仁政、用法治維持政權，操縱民眾心理。歐洲歷史從羅馬凱撒大帝以來，從沒有像意大利各國這麼努力追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同樣的改變也反映在民間。十三世紀的普通農民，從未考慮過繁衍的意義，反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許多人到了適婚年齡，村裡早就安排結婚對象，無從選擇。可是十四世紀的飢荒瘟疫，卻讓人延後成婚年齡，而挑選對象也要看經濟能力、健康狀況。許多女孩寧願嫁給有產階級，至少可讓自己與後代免受飢荒折磨，更可以不必繼續住在污穢擁擠的農舍、貧民窟，隨時等瘟神來索命。基於要求條件，男孩也得想辦法努力改善生計，否則只能一輩子光棍。這種壓力在每個產業改變的社會都會出現，雖似無情，但年輕人的努力，畢竟打破了傳統的階級二分法；願意上進的貧民也能成為富紳地主，一事無成的貴族也會淪為清貧浪人。根據英、法、意大利各地的資料，這時代還沒形成像樣的中產階級，而上下階層的人口比例也沒改變多少，但是提高的工資、降低的地租，卻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更促進階層流動。即使貴族沒消失，社會換血畢竟不是壞事。

而生活素質提升了，人們也更注重生兒育女——不是要生越多越好，然後任憑飢荒瘟疫戰爭淘汰，而是盡可能確保生下的孩子都有辦法存活。意大利佛羅倫斯平均婦女只生三胎，算是中世紀生育率最低的地方。那時代的英國佃農已經不像前代‘量產’，更不必辛苦種植還不夠家人吃。有多餘的資財，還可以改善住屋，整頓田園，儲備糧食未雨綢繆。這是一種對未來投資的觀念，接下來三百多年英國的儲蓄超過歐洲各地，終至工業革命誕生，絕非偶然的巧合。繁衍的意義，就是要下一代比這一代更優秀。沒有多餘人口，反而可以讓社會進步得更快。

我們也許對這看法質疑：今日世界人口絕對超過工業革命前的總數，難道世界就負成長麼？其實這想法有點混餚因果關係。要進步就必須先有投資，而進步後，整個世界雖然同享利益，並不等於大家同樣成長。人口多和經濟生產量高是兩回事；今日人口倍增的地區首指中東和非洲，70%人口都在25歲以下，但這兩地區真正投資在自己國家的卻少得可憐。同在中東，以色列人口七百萬，成長率只排世界七十名之後，又不像中東鄰國產石油，但它在科技經濟貿易軍事文化方面的投資與生產卻高得驚人。印度的人口成長遠高於中國，經濟成長卻遠不如，原因何在？貿易經商的人總認為人口多，市場就有潛力，卻忘了過剩人口會消耗資產，而一堆三餐不得溫飽的人民，反成為威脅政府的定時炸彈。中世紀的社會改變，節育政策，並不是剖腹藏珠的不得已下策，而是有心為了長遠未來而選擇的百年大計。

沒有人自願接受苦難，但是遇見無法逆轉的重災，人能不能從中學習？舊約先知以賽亞說過：“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也許浩劫毀滅是歷史注定，但天意並不是要審判世人，更不是要人間覆巢無完卵。就像古埃及遭受十災，有人無法面對殘破，憤世嫉俗，也有人奮勇走出了困境。而找到路的人，還會有更豐盛的未來等著他們。歐洲也是一樣，儘管行過死蔭幽谷，屍骸狼藉，卻在這段不幸中突破了階級的瓶頸，挑戰了政權的目的，改進了家庭的建立，也扭轉了中世紀長期的窮困。

世上確實有人類無法承受的風浪，但是兩百多年的辛酸歷程，歐洲還是走過去了。風瀟雨晦，仍然未曾屈撓。滿身創痕，仍然殘而不廢。病痛加身，仍然弱而不虛。生死茫茫，仍然不言放棄。

因為苦難的日子將要完畢，而歐洲有史以來最絢爛的時期，即將開幕。。。

東西：跨越千山萬水

（圖：新疆塔里木盆地、崑崙山脈、帕米爾高原）

很奇怪，整段中世紀歷史，最有名的歐洲人不是皇帝貴族，不是教宗學士，也不是將領海盜，而是一個市井庸俗、微不足道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馬可波羅的父親與叔父一向在拜占庭和近東地區經商，家境小康，但家人團聚機會卻不多。馬可波羅第一次見到父親還是十五歲，不過那時他已經學了會計、外幣、估價、貨運等各種商業知識。公元1271年，十七歲的馬可波羅也加入商隊行列，沒想到一去就是24年，其間由迦南地到土耳其，再轉往巴格達、波斯、中亞，經由絲路進入中國，還特別得到元世祖忽必烈接見。由於年輕的馬可學會了四種語言，而波羅家對各地的商業知識累積不少，忽必烈很器重他們；記載沒敘述，一般推測有相當官職。馬可波羅本人甚至巡視過中國南方東方各省，也抵達過安南與緬甸，幾乎等於是元朝外交隨從。然而忽必烈卻不准他們回國，這麼有用的人才失去了，哪裡找人補？問題是皇帝年事已高，一旦龍馭賓天，多半會派系爭鬥，與忽必烈關係越近的就越危險。1292年蒙古公主要嫁到西亞的伊兒汗國，馬可波羅與父親叔父才順便‘不辭而別’，途中又經過新加坡、印尼蘇門答臘、斯里蘭卡、南印度潘地亞王國，到達波斯後輾轉回到土耳其、拜占庭，最後還因威尼斯與鄰國熱那亞交戰而成為俘虜，差點客死異鄉。他在獄中講述旅遊經過，被寫成《馬可波羅遊記》。才剛出書就有人質疑內容可信度，馬可波羅甚至說：“我可以誠實講，這經歷猶如做生意賺錢...規模大到驚人，若非親眼目睹，根本沒人敢為證。”之後他成為威尼斯的著名富商，卻始終沒有再離開過家園；公元1324年在家中病逝，享年六十九歲。

究竟馬可波羅到過中國麼？幾世紀來一直沒有定論，不過今日學者多半認為，就算把商人一貫的浮誇吹噓都列入考慮，馬可波羅的經歷仍是記載十三世紀東方世界最可信的史料之一，而他對中國的農工製造業的評價，對照宋代的記錄也不假。誠如他自己說的，沒到過這域外，哪知天外有天？

中國人對這段東西交流的歷史感到自豪，是很正常；縱算當時宋亡元興，兵荒馬亂剛結束，但十三世紀東亞的產業、經濟、文化、科技、社會制度，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確實不可否認，所以會有歐洲人前來拜訪，絕非偶然。令人訝異是歐洲對馬可波羅居然也銘記在心，甚至可說西方開始注意遠東，開始研究航海，都始於馬可波羅；連1492年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也是深受馬可波羅影響。即使很多人不相信馬可波羅真的到過中國，遠東世界畢竟成為當代熱門話題。換言之，是馬可波羅改變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單以這點來看，連十字軍、宗教界、學術界人物都要甘拜下風。

其實馬可波羅並不是最早拜訪東亞的歐洲人；已經有好幾位西方探險家比他早沿絲路抵達中國。他也不是造訪地方最廣的人；與他大約同年代，北非摩洛哥有人旅行，從黑海到北京到南洋到東非到撒哈拉沙漠，幾乎踏遍當年建有清真寺的世界各地。那為什麼這些人沒有馬可波羅的影響力大？

原因很簡單：正因為他是商人，才知道怎樣把東方的好處‘行銷’給歐洲人。一本旅遊指南固然可以引發讀者興趣，但一本經濟報告卻會讓讀者捫心自問：別人能，我們為什麼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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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紀的中國因唐朝衰亡而暫時停擺，但五十多年後宋朝建立，採取崇文抑武的政策，雖然軍事上消極積弱，卻也衍生了中國歷史上經濟、科技、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土木工程、機械冶金、繅車紡織、運河航海，無一不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火藥、鉛彈、石油、煙球、地雷，都是這時代的產物，敦煌壁畫中居然也包括最早的火槍大砲，而後來蒙古能建立龐大帝國，四天攻破巴格達、八天攻破耶路撒冷，同樣不能不歸功於火藥發明。普遍來說，宋朝社會尊師重道，政治比較開明廉潔；宦官亂政、地方割據、兵變民亂的次數特別少，規模也遠不及其他朝代。據統計，北宋時中國生產毛額(GDP)佔世界總經濟量的22.7%，人口到北宋滅亡前成長不止三倍；這一方面是產業改變，一方面也是農業進步。六世紀北魏的《齊民要術》中提到三十七種榖類，到宋朝幾乎全被改良種取代了；今日常見的白米可說是宋朝引進、雜交培育後，出現一年多收的新品種。馬可波羅談到福州地區的製糖業，本來是淡黃色，後來引進巴比倫樹灰煉精糖的技術，結果做出來的更甜更潔白，比起中東的蔗糖實有過之無不及。南宋吳自牧提到開門八件事：柴米油鹽酒醬醋茶，顯然商業發展已經達到相當水準，以前的奢侈品，這時代都成了家庭各樣必需品。

當然，中國長時間對外貿易的最重要產品，畢竟還是絲綢。有將近三千年歷史，中國是唯一產蠶絲的地方，其他國家想引進這門繁複技術，成功機率卻很低；古埃及、波斯、希臘都羨慕東方綾羅，往往還視為傳家寶，但只有拜占庭皇帝特地派人去中國偷蠶；蠶是偷到了，但耗費養殖，抽出來的絲卻只夠御用，處理技術也遠不及中國出口貨，到最後大家仍踴躍購買‘絲路’運來的昂貴織錦。

這並不是因為中國人口眾多，過剩人口足以推動大量生產。十一世紀的腳踏紡車，這時已被改進，無論絲棉麻毛都可精細紡織，甚至用水車或動物代勞的紡織機，在一些偏遠鄉鎮也常見到。元朝王禎的《農書》特別提到，用水力紡織比讓女人紡織便宜好幾倍，速度也比人工快，所以產麻的地方幾乎都這麼做。技術進步，產品也因此更突破；十二世紀歐洲最珍視的色丁（Satin，有光澤的絲織品，俗稱綢緞）其實就是‘泉州’翻譯成阿拉伯文的誤稱；福建泉州當日已是‘海上絲路起點’，印尼的黃金、香料，泰國的珍珠、象牙，錫蘭的寶石、橡膠、玳瑁，印度的染料、釉彩、乾果，全部由此處進入中國。

對於這些製造業、奢侈品，史書比較難考察，不過還有其他資料可供參考：根據中國歷代稅收記錄，自漢朝開始用木炭和鐵來煉鋼，冶金一向是國稅中最重要的部分。唐朝中葉到北宋，鐵的產量增長大約六倍，1078年的產量還達到1.27億公斤——差不多是整個歐洲1700年的產量。蘇軾擔任徐州知府期間，曾獻表詳細說明36座鐵熔爐生產情況，每座熔爐都有幾百名工人。開封一帶兵器鑄造帶動了繁榮的大都會區，城裡甚至多達五十家戲班樂匠，演出動輒吸引幾千觀眾；而為了煉鋼，附近山林幾乎都伐光了，連木炭都價格漲得普通家庭買不到，1013年還曾因寒冬造成開封民亂。為了工業需要，鋼鐵廠開始使用黃河上下游，山西、河南、河北的煤炭；這樣不但應用了近千年沒用途的廢料，也免得山林窮竭。蘇軾提到：“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礦何勞鍛”，顯然不需要再大肆破壞生態，一樣能達到經濟繁榮。1050年碳價已經便宜到一般家庭都在用，之後碳市場還在逐年增加。當然，冶金並不只是武器鑄造，其他炊具、農具、工具、錢幣、建築、水利杵錐、機械組件、藝術、樂器，全與金屬工業息息相關。

可以說，馬可波羅見到中國人人衣鮮亮麗，家家朱門雕欄，處處石砌磚道，餐餐美饌佳餚，簡直驚呆了。單江面上船舶就超過全歐洲總船數，任何一艘海艦上人員都近千，大盤商批發交易遠航的規模，根本不是威尼斯可望其項背的；但中盤商也一樣可觀，每個碼頭上運卸、庫存、借貸、進出停靠，指揮得猶如流水不息。馬可波羅對肥美的養殖魚蝦、薄如透明的瓷器，甚至用來煉鋼的‘黑色石頭’，都好奇萬分。宋朝的交子(銀票)更是早在1024年就大量流通，甚至比金銀更廣用；儘管後來通貨膨脹問題層出不窮，要能讓整個社會接受‘法定貨幣’的制度，政府畢竟要穩定到讓大眾認同，而政府也必須長時間維持這些紙鈔的匯價。馬可波羅發現市場上大家全用替代貨幣，與真正金幣沒兩樣，讚歎不已；這若是在四分五裂、敵友難分的歐洲，根本不可能出現，連要想像都很難。

但馬可波羅卻不知道，假若中國按照當時經濟科技繼續發展，應該要比歐洲提早四百年出現工業革命。歷史卻並非如此；巔峰狀態的中國，這時已經碰上瓶頸，發展受限。歐洲所嚮往的遠東變得滯留不前，甚至開始退步；十八世紀法國發明亞麻織布機，實在很像是抄襲五百年前的中國設計，可是同樣過了五百年，中國的自動紡織機竟然失傳了。怎麼會這樣？十三世紀中國的武器製造有不少使用火藥，後來只剩下煙火鞭炮，清朝康熙皇帝反而要向傳教士學火槍大砲的基礎。

是什麼改變了中國？有人總會說物極必反，風水輪流；這種模糊看法就不討論了。也有人說蠻族入侵，契丹女真蒙古，打斷了中國的科技經濟發展；這倒並不全錯，但憑良心說，中國並沒有像羅馬帝國之後的歐洲，文化完全湮沒。即使蒙古時代的杭州，仍然充滿了讓馬可波羅嘆為觀止的工商業；江西的景德鎮，宋元明清都一直承官方欽定為御窯廠。還有人說中國當時仍停在傳統經濟，縱使產業發達，毛額除以總人口並沒有真的成長；這有點本末倒置，並不是錢變多才叫發展，而是發展後錢自然變多：工業革命的英國同樣是人口與產業一齊上升，但除了北海工業地帶，其他地方薪水恐怕還明顯降低；然而薪水只是社會切面的一部分，假若儲蓄可以增加，不也代表經濟改善？

普利茲獎得主Jared Diamond曾寫道，中國對經濟的限制是造成東西發展差距的主因。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仁宗卻認為下西洋太浪費，宣告停止；宣宗又解開海禁，派鄭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憲宗時大臣們認為下西洋是一大弊政，有害無益，竟連以前的海圖資料都銷毀。可以說，皇帝諭旨要如何，就算朝三暮四，摧毀經濟也沒人敢講話。這現象並不僅存於中國；日本戰國後，德川家康同樣為了武士尊嚴而禁止國內使用火槍，還封鎖了日本250年。Jared Diamond的看法，是政治地理產生這樣的專制：東方講究大一統，所以皇帝主宰經濟，沒有皇帝撐腰的產業肯定窮途末路；西方不見九州同，反而讓一個國家發展不下去的事業，在另一個國家萌芽茁壯。比方哥倫布得不到葡萄牙的贊助，也得不到意大利熱那亞或威尼斯的支持，就向西班牙國王皇后遊說，最後反而是西班牙改寫探險時代的歷史。這類傳記在近代歐洲比比皆是，世界其他地方反而有太多人才，因為得不到支持而抑鬱終生。

而這兩種經濟體制，最大的差別還是人力運用。商家要得到贊助，往往會考慮人力物力財力，否則很難說服別人出錢；官方鼓勵的營業，卻不必在乎節省成本，甚至有機會用浪費來公飽私囊。中國宋代發明活字印刷，無人不曉，但到清朝還一直有書籍用耗費人力的木版印刷，因為人口眾多、人工易得，再多的人從事生產，對政府也沒損失。相反地，西歐自從有活字印刷，木版幾乎很快地被淘汰；德國最早印聖經的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只僱用了二十幾人，否則賺錢不易，單付工資已經要讓他破產了。

這些問題，對於專精貨殖的馬可波羅，大概還難以理解。他只知道東方富庶繁華，連威尼斯都要自慚形穢，殊不知西方將來反而要後來居上——而他自己，就是締造這進步的重要橋樑。沒有他千山萬水長途跋涉，見識到中國，歐洲的文藝復興可能要暫緩，發現新大陸可能要延後，西方的經濟起飛可能今日才剛問世。

正因為他是商人，所以能容忍一般為學的人所不齒的職業，甚至入微觀察每個卑微的產業。正因為他是商人，所以能與其他‘市井小人’稱兄道弟，間而了解東方人如何做生意。正因為他是商人，所以能把中國最燦爛的一面呈現給西方。其實身在朝中，他所看到過的黑暗絕不會少，對各樣社會問題也應該耳濡目染；但他省略了這些不雅、不潔、不平等、不道德的細節，只讓歐洲把中國的優秀富饒當作值得努力看齊的目標。沒有他山之石，人就容易敝帚自珍；但有了比較的對象，人絕不會再安逸滿足於現況的。這是商人的眼光，業者的判斷，行家的手腕。當《馬可波羅遊記》問世，風靡西方，會有這麼多人批評他胡扯，不正代表他‘廣告’得很成功，讓整個歐洲為之欣然神往麼？

中國社會地位一向是‘士農工商’的排列順序，商人總是被瞧不起，中世紀歐洲絕多數也是抬舉騎士、教士、學士，鄙視商家、銀行業、和放高利貸的猶太人。然而膚淺的觀念，並不會影響歷史；真正有影響力的，只有播種的人。

西方蛻變的第二顆種子，種下了。。。

                    即使是最小的人，也可以改變未來的過程。
                                                            ——J. R. R. Tolkien，《魔戒》

仰止：邁向光明

先來腦力激盪一下：假若你是歐洲中世紀的有錢貴族，但你既不願贊助十字軍東征，又不想開罪天主教，該怎麼做？

相信大家都猜到了，就是捐款建築。十三世紀開始，歐洲各地建了許多美崙美奐的教堂，到今日仍是遊客絡繹不絕。法國巴黎聖母院、亞眠教堂、蘭斯教堂、沙特爾教堂；德國科隆大教堂、弗萊堡教堂、雷根斯堡教堂；英國西敏寺、坎特伯雷教堂、索爾茲伯里教堂、約克座堂；意大利米蘭大教堂、錫耶納教堂；西班牙巴塞隆納教堂、里昂教堂、布爾戈斯教堂；葡萄牙巴塔利亞修道院；其餘愛爾蘭、比利時、荷蘭、瑞士、丹麥、挪威、瑞典、芬蘭、波蘭、捷克、奧地利、匈牙利等地，這種不計成本、縷金雕玉的教堂，多得令人咂舌。那時代人對這種新造型沒什麼名稱，後代藝術史卻給它起名為‘哥德式建築’。‘哥德’這名字含有貶義，代表民智未開的低落文明；然而‘哥德式建築’卻是琉光璀璨，讓歐洲人永遠自豪的無價之寶。

但新的建築文化會出現，並不是模仿回教文明。哥德式建築採用的，其實是結合歐洲幾百年來早就存在的尖形拱門、肋狀拱形、屋頂飛拱設計。這些造型都是為了解決建築物的承壓問題而發明，但是發明之後，卻讓新的建築物不再受傳統高度和跨度的限制。到了這時代，設計師又刻意展現教堂的高聳峭拔；扶壁支架不做在室內，而是加在教堂外面，不致擋住視線。挑高也有助於視覺延伸，可讓心靈穩定、舒緩減壓，使教堂多一分安寧感。可是假若加高了建築卻灰暗陰森，豈不破壞美感？為了空間照明，建築師們充分使用彩色玻璃製造大面積花窗。彩色玻璃自古代腓尼基、羅馬就有，但兩者卻都沒有玻璃窗，反倒是歐洲與中東各自開竅，分別發明窗戶藝術。花窗工業那時在敘利亞、巴勒斯坦一帶鼎盛，在法國也不遑多讓；今日哥德式教堂與中東清真寺裡，多半還鑲嵌近千年的玻璃，歷久彌新，叫人不得不佩服古人才智。不過輕盈美觀的拱廊、浮雕繁複的門柱、精巧細緻的玫瑰窗柳葉窗，在中東就看不到了。

為什麼歐洲會突然迸出這麼卓越的藝術水準？原因不少。經濟水準夠高，當然是必要條件，但歷史上一樣有‘衣食足卻不知榮辱’的國家。城市文明的普及也是重要因素，畢竟每個城市都想增加特色，與眾不同；可是追求獨特只是城主虛榮，大半民眾潛意識裡，有沒有特色實無差別。執政者鼓勵文化，也不可或缺，然而之前查理曼大帝、法蘭克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們，都曾大筆‘投資’於文化工作，卻難以生根萌芽。十三世紀的材料科學、工匠技術堪稱一流；不過同時代的拜占庭、羅馬一帶，工匠更多材料更美，卻從未建過類似的教堂城堡，連著名的比薩斜塔都只是延續羅馬式建築，不算突破。現代許多藝術家講求創新超越、自我解脫、塑造個性，這固然也是藝術的前提，不過若沒有讓世界認同的價值，稀奇古怪的創作又怎麼經得起時間考驗？何況教堂是許多人進出的場所，假如主教看得皺眉，信徒避之若浼，設計師這碗飯也不用吃了。

比較可接受的觀點是：歐洲自東征起，開始接觸外面世界，因此必須給自己一個定位；十字軍失敗後，大家心理受激，於是突然開始翻動自己塵封已久的文化遺產。尤其是西羅馬滅亡前後的哲學經典，在這段期間奠定了學術主義的基礎。等到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作品重新譯成拉丁文，終於使得歐洲思想、科技、藝術、文化、學術各方面突飛猛進。這種看法有幾分說服力，但也有很大漏洞：不是每個受刺激的人都能奮發圖強，有的會更作繭自縛、劃地自限。

事實證明，十二世紀開始，歐洲知識份子邁向光明，腳下卻還有更多的天主教反對勢力，拼命要把這些人拉回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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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反對，是‘唯獨聖經’的主張。今日基督教各教派仍認為聖經是所有教義的唯一來源，因此稱為唯獨聖經；但在中古時代，天主教說唯獨聖經，意思卻是只有聖經該被尊重，聖經以外的著作都不可取，也不可過目。結果大家不斷地貶低世界其他學問，甚至除了一本聖經翻得滾瓜爛熟，其他著作卻從未讀過。

然而自從歐洲產生大學之後，許多學者並不全盤認同這種固步自封的態度，相對提出‘文化無祖國’的看法，尤其對回教、猶太教的法學、醫學文獻特別有興趣。他們很願意去讀十世紀波斯大哲伊本·西那(Ibn Sina)、十二世紀西班牙回教學者阿維洛伊（Averroës）的作品，去探討埃及猶太哲學家邁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的典籍。在北法國，最有名的聖經權威居然是猶太裔的拉希（Rashi），連基督教的學生也不時向他求教亞蘭文；拉希自己倒很喜歡基督教的詩頌音樂，還曾把希伯來民謠與法國聖詠彼此互相傳授。他的著作影響了後來巴黎神學院的利爾（Nicolas de Lyre），而利爾的寫作又影響了後來德國的馬丁路德。

這並不是‘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因為同時代歐洲學者出名的也不少。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倫（Anselm）被稱為最後的教父，是繼五世紀的奧古斯丁之後最有邏輯思考力的理學家。赫爾斯（Alexander Hales）是中世紀最早開始引用希臘亞里斯多德的學者；他引經據典很多，連同時代別人沒聽過的學者，都是經他介紹。奧坎（William of Occam）是牛津與巴黎大學的名人，最著名的是強調：‘可以簡單的，就不要用複雜的方式做’；這種看法至今在數學推演、科學研究、和電腦軟體設計都常提到。西班牙的馬迪（Ramón Martí）曾被派去向猶太人做宗教批鬥，但他卻提出報告說，猶太教的塔木德不但不是邪書，反而證明基督教的真理，所以不應燒毀；以當年西班牙宗教荼毒的瘋狂，單是講這句話就要相當勇氣。波拿文西（Bonaventura）認為經學討論意義不大，探討人的心思意念倒比較重要。培根（Roger Bacon；十六世紀文藝復興另有一個培根）向西歐學術界重新強調觀察的重要性，不是經由對典籍的辯論，而是通過實驗來證明真理。阿奎那（Thomas Aquinas）認為自然與神學並不衝突，還曾說：“沒有任何智慧是可以不經由感覺而獲得的。”他也是中世紀歐洲第一個講‘盡信書不如無書’，第一個講‘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的人。

只是，天主教對這些新觀念又會如何對待？安瑟倫曾被流放兩次，其他人也曾被貶官；波拿文西被明昇暗降，乾脆自己辭職；培根被囚禁而終；奧坎差點被賜死，後來放棄哲學，只寫政治。阿奎那是奔波勞碌而病死，一說是被毒死，死後還被天主教唾棄五十年；為此，但丁的《神曲》特地替他抱不平。其他有的被教皇施壓，要用他們的口才推銷十字軍東征；不服從教會的自然革職，但服從的也等於是教皇走狗，從此被學術界鄙視。有的屈服於威逼利誘，為了保住教會職位而三緘其口，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從1210到1277年，巴黎大學許多名學者被下禁令，十三、十四世紀天主教頒布的‘異端譴責’前後居然多達十六次。根據文獻，1277年的譴責包括禁讀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回教、猶太教、以及這些新學派的作品，不從者要被教會除名。這種集權手段幾乎扼殺了那時的文化發展，也使文藝復興延後兩三世紀。

就像西元初世紀，法利賽人為了捍衛猶太教的真理而逼迫基督徒，這時天主教一樣為了捍衛傳統而撲殺新學派。然而新的思想並沒有滅亡；學者們不再開口見喉，明目張膽地挑戰權威，只能用矯飾掩蓋對學術的辯證。這成為‘惡魔代言人’一詞的由來，因為學者要避諱天主教的禁諭，幾乎都用這種開場白：“我是虔誠的僕人，當然不會這麼想，但假若我是魔鬼的手下，豈不是會問...?”天主教對這種迎合粉飾的辦法倒也沒轍，畢竟大家沒有公然叛教，說話方式又夠圓滑，勉強算是循規蹈矩；儘管對討論內容有所懷疑，要怎麼捉把柄？尚書說：“滿招損，謙受益。”即使是造作，也比撞得頭破血流來得有用。

第二類反對，是‘人性本惡’的思維。基督教對罪惡源自祖先的看法根深蒂固，所以一向注重懺悔赦罪、教條約束；不過許多讀過希臘羅馬回教著作的人，已經開始認為後天比先天重要。阿奎那贊同人出生時如‘白板’，沒有與生俱來的心智，而是逐漸由感官和經驗而來，所以教育勝於懲罰。法國聖伯納（Bernard of Clairvaux）是首倡靈修的人，他標榜民眾教育，今日許多傳統教派每週按年曆朗誦聖經片段，幾年循環一次，就是從聖伯納傳下的方針。

偏偏連這麼基本的觀念，當時天主教也不讓步。之前提過，擅自讀經的有罪，一般民眾只會背三十字長的聖母經，其中拉丁文意思更是一竅不通。不知道，教就好了，何必讓信徒永遠無知？很顯然天主教界的上層人士，表面上說神愛世人，其實自己根本不把小老百姓當人看待；無知正好利用，無知不會對自己權力產生威脅，無知就不致揭發自己惡行。不過這種藐視，卻總是用罪來敷衍，反正人民是硬頸項，悖逆，觸犯神，生老病死是活該，因為他們生於罪惡，理當死於罪惡。

那到底宗教人士對自己約束多少？很可悲，天主教這時也是苛以待己。先前因為修道院藏污納垢，所以十一世紀教會反而變本加厲，全面禁止聖職人員與感情有染。換言之，要從事聖工，就不能結婚，否則教會也有權力使婚姻無效。然而這並不只是主教、修道院長的必備條件；那時牛津、劍橋、巴黎大學等地都還與天主教關連甚深，因此大學教授們也都被迫獨身。有的學校對院士在校外撫養‘妾室’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假若醜聞傳開，大家卻又毫不留情地處分院士。

而這種畸形倫理也造就許多悲劇。當時巴黎大學著名學者阿伯拉（Pierre Abélard）結交一位才女，可說是天作之合，不幸戀情曝光，阿伯拉居然慘遭閹割，戀人也被迫進入修女院，從此兩人牛郎織女，到死無法相見。倒是法國民眾很同情這對碧人，還特別將他們死後同葬。這是一種無聲的消極抗議，卻也是最真誠的心靈支援。人就是人，何必把七情六欲都冠為罪孽？天主教大概也知道做得過火，後來對於聖職人員的‘處分’都盡量低調。十六世紀初馬丁路德改教，首先就贊同聖職人員可以結婚，自己也以身作則，還特別引新約聖經，讓已婚的教會人士不必離婚。歐洲各大學開始不限制教授的私事，更認為結婚的人比較不會風流，不致污穢大學聲譽。

論語說：“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雖然十二、三世紀對人性否定，至少後世從這些偏激的行動中省思，從不人道的政策中領悟仁愛，從錯誤中找出正確的方向。黑暗中有許多人都盡量明哲保身，但是保住了自己，下一代還是繼續活在黑暗中，何時了結？要邁向光明，就不能屈於權勢；不管是熱心倡導新思想的學者，咄咄逼人的辯士，不恥下問的大學生，按部就班的改革家，甚至用行動表明心意的民眾，大家都在為光明而奮鬥。湯顯祖寫：“風雨隱寒岩。”易經說：“明夷利艱貞。”或許世界會笑他們是‘笨牛’，不自量力，但是笨牛自有它存在的意義，因為世界將要轉變，而這些不畏艱難的小人物，正是締造光明的原動力。

不過縱算有心，也未必成事。其實十三世紀能出現文化改變，還要歸功於地理。由於阿爾卑斯山的阻隔，使英法德地區與意大利天主教保持距離。西歐的封建制度弊端不少，但各地自治的結果，卻讓大家習慣‘自己動手做’，不需等國王教皇許可。倫敦、巴黎的大學能夠形成新學派，中世紀最早建的意大利波隆納大學卻望塵莫及。法國人民敢抒發自己心聲，意大利人民卻不敢。哥德式建築在英法德三處發揚光大，意大利、希臘卻延續古羅馬建築傳統，甚至到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北方才產生幾棟哥德式教堂，顯然接受程度很慢。可以肯定，哥德式教堂也是天主教的第三類反對；它沒有強烈干涉，自己意大利卻不准興建；古羅馬有千年的建築美學，何必仿效法國新流行？梵蒂岡有千年的神學傳統，何必再做什麼新研究？

若把歐洲地圖劃分哥德式教堂存在不存在的地區，這條線就已經預示將來新教與天主教範圍的分水嶺。沒有十二、三世紀的人與黑暗搏鬥，宗教改革是永遠不會出現的。

世上沒有一步登天的發展，卻有聚沙成塔的奇蹟。今日我們站在仰之彌高的教堂裡，聆聽優雅聖樂飄揚時，也應該知道：人，正在不斷的挫折中成熟；光明，正在不斷的探索中誕生。

征塵：走上不歸路（三）

美國海軍中將Arthur K. Cebrowski曾寫過：“以歷史而論，戰勝者學到的反不如戰敗者多。”十二世紀初的回教地區，眼見耶路撒冷被十字軍佔領，顏面盡失，自我檢討的心情也無可厚非。當時許多中東國王都還標榜自己是穆罕默德親屬幾代；世襲之下，皇室積弱已是眾所皆知。偏偏突厥人戰敗，敘利亞、巴勒斯坦等地國王也沒能力對抗基督教入侵，埃及是國王年幼，大權旁落，波斯自突厥佔領後經濟一直未見好轉，阿拉伯半島是蝸行牛步，北非也沒興趣破壞與歐洲的貿易關係，所以到最後回教地區統治者都是吃糧不管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根本舉不起手來撲滅十字軍。好吧，他們不反擊，大家求人不如求己，乾脆自己想辦法。

可惜要如何改進回教世界，大家又莫衷一是；有人認為歐洲成功是因遠交近攻，所以也想如法炮製；有人認為十字軍戰術有獨到之處，所以必須先學習別人的優點，加以改良；有人認為天主教帶頭號召是重點，所以也要用宗教呼籲大家參與聖戰；有人則認為十字軍勝利，在於東羅馬撐腰，所以若不先剷除中東各地奄奄一息的政權，還談什麼對抗十字軍？接下來幾十年，突厥人不斷失勢，中東各地打自己旗號救民於水火的，倒不可小覷。問題是，不同意見只造就黨派嚴重分歧：敘利亞地帶是努力與十字軍建交學習；高加索地區是努力打游擊戰；阿拉伯沙漠是把基督徒強制趕走，把教堂改建為清真寺；埃及與耶路撒冷王國的外交關係很朝三暮四，打仗幾個月又和好，和好沒幾週又宣戰；剩下的小老百姓要自己組織軍隊，絕非短時間辦得到，而就算辦到了，恐怕也還不是十字軍的對手。

換言之，意見分歧加上權力中空，使十字軍地區稍微喘口氣，支撐了將近五十年都尚未棋逢敵手。到頭來真正有能力扳倒十字軍的，仍舊是已經靠近權力核心的人。

古今中外，當官的法則不盡相同。中國當官要講關係，西方當官要有好聲譽，但是中東卻不時有宰相明目張膽取代國王的舉動，舊約聖經與大食帝國的歷史不談，連民俗故事中也有爬到高位之後推翻上司的人。中東地區可能認為‘不可力爭則以智取’，似乎這樣破壞秩序沒什麼不對，只要做得到，就不必論善惡。2011年‘阿拉伯之春’，埃及是政治未見改善的其中一國，然而放眼千年前的回教地區，政治最動盪的仍算埃及：十二世紀的埃及國王年幼，許多大臣爭著做攝政王，軍隊內訌也司空見慣。再者，埃及是魚米之鄉，十字軍的物資供應這時仍仰賴歐洲船運，十分不便，所以對鄰近的埃及自然有興趣。其實不只耶路撒冷，連突厥人、敘利亞、北非、麥加、甚至南葉門，大家都很清楚，這時最不安定的地方，就是最能改變歷史的地方——誰控制埃及，誰就掌管中東。【注：今日埃及除了蘇伊士運河，經濟已無昔時重要性；這句評語倒可省略。】

在這種環境下，薩拉丁出現了。薩拉丁是庫爾德人（今伊拉克北方民族），原在一個敘利亞的突厥軍閥手下辦事。一次被派到埃及幫忙協助政黨風波，薩拉丁竟擅自接受埃及的弱冠國王封為將軍，讓自己本來老闆氣得暴跳如雷，卻又不敢阻止，免得敘利亞與埃及關係弄僵。之後薩拉丁地位節節高升，也曾有人派刺客對付這個‘不速之客’，卻屢次被薩拉丁先發制人地肅清，連帶其他有威脅的政敵都一齊砍了。公元1174年埃及國王23歲逝世，已經身任國務大臣的薩拉丁立刻娶了寡婦皇后，自立為王，改朝換代。要說他處心積慮，確實如此，但他有奪權的手段，也有軍事的策略，更有虔誠的信仰，深得民心。他還沒稱帝前已經替埃及打下利比亞與阿拉伯，讓人民覺得這個權臣比皇帝還可靠。稱帝兩年後，薩拉丁又攻占大馬士革，把埃及與敘利亞合併為新王國；再五年收拾兩河流域，讓突厥勢力都向他稱臣；然後從1182年起，薩拉丁跨過約旦河，開始進攻十字軍勢力範圍。

他不只是一個政客；他是那時代中東最渴望的救星。因為他，四分五裂的回教地區終於有機會挑戰基督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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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的曠野不利於作戰，又難以駐守，自古皆然。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時，強攻埃及不下，仍然積極向紅海發展，意圖南北縱向切斷埃及與敘利亞的交通。薩拉丁剛統治埃及時，西奈半島甚至有十字軍的堡壘基地，紅海上也有基督教的船艦威脅阿拉伯的聖地麥加。不過相反地，薩拉丁的回教勢力也東西橫向切斷耶路撒冷與西奈半島的交通。十字軍一樣無法對統一的回教軍隊掉以輕心。孫子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這種地方最危險的就是部隊前後無法連接，一旦斷絕，將被敵人各個擊破。

為這個問題，薩拉丁與耶路撒冷周旋了好幾年，而雙方也都採取打草驚蛇的伎倆；十字軍是打劫前往阿拉伯的商隊與朝聖者，回教軍是連攻約旦河東的重鎮。兩邊都在等對手露出破綻，一拖延就是幾年拉鋸戰。但是耶路撒冷王國這時基礎已穩，薩拉丁的政權卻還剛崛起，統治的疆土也龐大，時間久了肯定對薩拉丁不利。果然，1186年兩河流域產生變動，薩拉丁為了處理自己國內政局，不得不與十字軍簽和平條約。

儘管如此，1186年發生異變的，並不只兩河流域。耶路撒冷的國王先一年死於大痲瘋，繼任的國王只有八歲，不幸次年也夭折。整個耶路撒冷一樣是政黨批鬥、攝政王奪權的局面。歐洲的基督教畢竟看不慣中東的‘當官’制度，何況攝政王名聲不佳，無法以德服人，因此黎巴嫩、安提阿地方首先與耶路撒冷劃清界限，私下與薩拉丁結盟，好對付私自踐祚的攝政王。當然，名聲只是藉口，勾心鬥角、各自為政的封建制度才是肇因。說難聽點，十字軍東征時群狼無首，幾十年了一樣沒改善；東羅馬帝國既已無力掌控巴勒斯坦的幾個封建國，大家當然還是我行我素，互不相讓。假如第一次東征失敗，或許歐洲伯爵們還會因此改善合作關係；但他們既攻破了耶路撒冷，大家反而覺得自己功勞不小，沒必要遷就同僚，向自己人低頭。而到最後這種態度也成為十字軍的致命傷。

1187年六月，薩拉丁平定了伊拉克地區的內亂，隨即帶兵向西，攻占加利利海邊靠近拿撒勒的土地，箭頭更直指迦南地。雖然回教勢力只有三萬人，卻讓耶路撒冷、黎巴嫩、安提阿都驚惶失措；本來亂成一團的基督教勢力，這時才趕快聯手，從各地召集騎兵，加上出錢僱傭兵，總計兩萬人來對抗薩拉丁。數量是其次，以往十字軍出奇制勝，未必需要人多；但團結是力量，反過來說，不團結也就沒力量。臨大敵才組陣，連訓練都來不及，怎麼打得過剛從兩河流域凱旋回來的精銳部隊？其實薩拉丁攻加利利，還有一半是在設陷阱，圍魏救趙。十字軍中不乏智將，擔心長途跋涉搶救加利利，到達時人馬俱疲才要與薩拉丁交戰，豈有勝算？但這警告只被罵是膽怯，耶路撒冷的重兵仍然踏入陷阱不自覺。戰場附近的水源，薩拉丁都已派兵埋伏；等耶路撒冷大軍抵達，乾渴虛脫，去打水的部隊卻一個個無聲無息地被收拾掉。接下來薩拉丁利用風向焚燒材草，濃煙熏得十字軍無法張開眼睛，而回教軍隊早已準備了四百車的箭，開弓不停。步兵馬匹沒有盔甲，最先陣亡；而騎士沒有兵卒保護，沒有駿馬載重，穿了厚甲也是動彈不得。一天之內，勝負已分。傍晚，耶路撒冷王與十字軍首腦人物全部被擒。

孫子又曰：“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

這場‘哈丁戰役’(Battle of Hattin)，是整段十字軍歷史中敗得最難看的一次，基督教一方差點全軍覆沒，回教一方幾乎毫髮無傷。薩拉丁‘客氣’地賜水給十字軍的各領袖，接受了就等於投降，不接受就斬頭。耶路撒冷王被帶到敘利亞囚禁，其他伯爵也淪為人質，等他們歐洲的家族拿錢來贖。三個月後，薩拉丁輕易攻下耶路撒冷。十字軍還不甘心，繼續打著‘耶路撒冷王國’的旗號對抗回教徒，但巴勒斯坦各諸侯國已經元氣大傷，‘還我山河’的豪言壯語，不過是夸父追日的頑固而已。

倒是整個歐洲對於耶路撒冷得而復失，反應特別激烈，天主教教皇甚至聽到消息當場心髒病而死。繼任的教皇立刻宣告要再度發兵，此乃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第二次是因突厥佔領高加索，但十字軍才開進土耳其就不了了之；這次是耶路撒冷有難，參與人士格外踴躍，連神聖羅馬帝國的紅鬍子腓特烈國王、法國的腓力二世、英國的獅心王理查也奮勇加入戰場。然而來得多未必有用，何況三位國君同時領隊，誰也不服從誰，自己人不扯後腿就不錯了，還談什麼合作？最後連耶路撒冷也沒打下來，大家已經不歡而散，各自歸家；英、法、德三地區更是從此結怨數百年。理查回英國時居然還被神聖羅馬帝國軟禁，為了湊贖金，英國人民竟被嚴重課稅，造成當代反抗賦稅的羅賓漢英雄故事；結果好不容易贖回國王，理查偏偏又率兵要與諾曼王爭戰，把英國的財政搞得亂七八糟（後世的羅賓漢傳說也被寫得亂七八糟）。像這樣魯莽好鬥、不知死活的瘋子，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比比皆是。不出征還好，一去不回也還好，浪費錢參戰又浪費錢保釋的國王貴族們，實在讓歐洲各地人民質疑：征戰，值得麼？

第三次進軍失敗，歐洲人本來已經要放棄目標，但公元1193年適逢薩拉丁過世，天主教認為這是收復巴勒斯坦的良機，趕快鼓勵第四次東征。這次響應的人已大為減少，有錢的貴族們連募捐都不理，何況出兵？最後只有威尼斯願意提供貸款，用船送軍隊過海直接攻埃及。但是人力物力財力智力，各方面條件都不理想，參與者資金短缺，補給不夠，又有溝通障礙，結果計劃完全走樣，十字軍連中東都沒踏入，已經引發暴動，還焚燒了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從此殘廢，再也無力招架國家瓦解、敵人蠶食。

矛盾的是：十字軍東征本為了拯救拜占庭，沒想到拜占庭反而毀在十字軍手上。靈丹，誰知竟是毒藥？

假若天主教以為‘哀兵必勝’，歷史是很殘酷的，管你禁食鞭笞懺悔認罪，巴勒斯坦照樣讓大家望眼欲穿。接下來第五到第九次十字軍東征，差不多都是慘敗收場。有的痢疾嚴重到讓軍隊存活不到三成，有的教士在大庭廣眾前被羞辱，有的船隻在北非觸礁，連作戰機會都沒有。第六次東征還是用錢向回教勢力買半個耶路撒冷的統治權，等於是當假國王過乾癮；財盡了，回教徒一樣把十字軍踢出去。

而這段期間，由於歐洲基督教界過份標榜為神犧牲奉獻的精神，更導致其他的宗教極端作為。法德一帶曾組織‘兒童十字軍’，以為孩童無罪，蒙神祝福，應該可以打下大人無法攻破的中東地區；這種迷信居然讓幾千兒童喪生荒野，實是中世紀歐洲的恥辱。天主教為了籌措東征的資金，開始濫售‘贖罪卷’(Indulgence)，成為後代譴責教會貪污的代名詞。十二世紀法國首次出現‘宗教裁判’，特別負責偵查、審判、裁決天主教認定的異端，其中酷刑招供、監禁處死的例子層出不窮，連擅自讀聖經的都會遭懲罰。西班牙甚至有‘最高裁判官’，只要懷疑有不信主、不遵從真理的，就綁在木樁燒死；受害的很多是被誣告，但這官職竟持續到十九世紀，荼毒殘虐的人命未必少於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

然而十字軍的失敗，一樣讓歐洲人對世界徹底改觀，開始打破包袱，發奮圖強。或許他們灰頭土臉，才終於認清：天國不在羅馬，也不在耶路撒冷——天國就在自己的心裡。之後基督教國家會發展得比回教國家迅速，東征正是這蛻變的轉捩點。

還是套用同一句：“以歷史而論，戰勝者學到的反不如戰敗者多。”

征塵：走上不歸路（二）

為了號召十字軍東征，教皇烏爾班其實事先已經拜訪了一些有權勢的伯爵地主們，演講時跟著造勢，演講後也首先響應，更集體在教皇面前立誓為神而戰。帶動了氣氛後，其他舉棋不定的貴族、主教們也礙於面子紛紛加入東征。不過要事先拉攏，烏爾班還特別帶了貴重禮物分給某些教會團體。什麼禮物？就是傳說中耶穌被釘的十架碎片。中世紀歐洲相傳十架被保存在拜占庭，現在既然東羅馬想請教皇招兵買馬，用這等意義非凡的遺物收買人心，果然效果立顯，法國主教們無不感激零涕。其實今日碳十四分析，這些碎木片全是贗品，而早期基督教又怎麼會去保留這殘酷刑具？只是十一世紀歐洲迷信太深，大家上當得心甘情願。

至少烏爾班是有計劃地募兵，還約定某月某日會合出兵。計劃，可以主宰成敗：一方面，烏合之眾根本沒有勝算；二方面，準備時間不夠充裕，容易半途而廢；三方面，有勇無謀之輩，很可能在路上惹是生非；四方面，東羅馬帝國要負責接應各地部隊，假若大家三五成群地造訪拜占庭，東羅馬人民反而頭痛。

事實證明，這樣防患未然，並非杞人憂天。那時有人聽了教皇的演講，心頭火熱，也分別到各地煽動民眾，結果一大堆小市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踴躍前往東方參戰。沿途許多猶太村莊被殺個乾淨，即使不是猶太城鎮，也被強搶糧食衣物，藉口是‘神’要用。好不容易這群平民到了拜占庭，偏偏又太早了，法、德、意大利的聯軍根本還沒來；這些人又不知好歹地亂搶東西；聖索菲亞大教堂前有四座鑲金駿馬雕刻，居然被公然挖走，偷光金箔後還轉賣給威尼斯商家（雕刻今仍存於威尼斯聖馬可教堂前）。連皇帝阿萊科修斯都看不過去了，趕快把這堆暴民用船載到土耳其去。可是他們到了土耳其前線，碰到突厥敵軍，簡直兵敗如山倒，有的睡夢中被刺死，有的營帳中被火燒死，四萬多人幾乎全軍覆沒，投降的也被迫信回教。突厥人嫌屍體太多，堆積焚燒麻煩，更把這些人分屍來建土牆作防禦。這段為時六個月的‘人民十字軍’惡名昭彰，死有餘辜，連歷史都樂得忘記他們的存在。

憑良心講，東羅馬需要的是精兵，不是一堆人來‘幫倒忙’。這時代軍事，鐵定要靠騎兵，而能出動幾千精騎的，還需要相當財力支付，相當時間培訓。這不是平民能力可及的。只是手擁兵權的多半自尊心重，未必會聽命於東羅馬的指揮；何況大軍駐紮城外，一樣對帝國產生威脅。為了鼓勵十字軍向東進發，阿萊科修斯特別討好這些帶兵的貴族伯爵主教們，甚至放低身段，與重要人物逐一會餐；這和以往的拜占庭覲見皇帝時層層官僚、‘三歲不見’的狀況大不相同。御膳精美不用說，私贈珍品不在話下，阿萊科修斯還曾認其中幾人為義子，藉此拉攏關係。一次有騎士無禮，筵席中趁皇帝離席時故意去坐龍椅（此舉是否在試探皇帝意圖，未可知也）；總之，他人斥責時皇帝回來了，沒想到阿萊科修斯居然沒發怒，只笑一笑，然後鄭重地說征戰不可玩笑看待。

二次大戰後的日本內閣總理吉田茂曾說：“別以為外交官是榮耀華麗的高官，身處光鮮亮麗的社交世界，其實外交是份拼命的工作。”東羅馬皇帝為了籌措戰事，實在無微不至；他請教皇帶十架碎片到各地教堂，請各伯爵與自己私下會晤，而背後還叫自己官僚在每一接應站要有許多翻譯官，以免盟軍不懂希臘文，要準備多份詳細地圖，以免部伍自亂陣腳，要預備糧草油酒，以免東征大隊面臨食物漲價。他這麼努力，大概已可稱‘盡人事，聽天命’了。

然而幾年後耶路撒冷終歸基督教所有，阿萊科修斯卻是被十字軍罵得最慘的人，甚至很多文獻只提教皇不提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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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拜占庭東邊的海峽，第一戰就是尼西亞。十字軍亢奮之餘，未免輕敵，剛開始進攻就折損騎士。尼西亞坐落山坡，高牆又讓守備提早洞察敵人如何進攻，再加上弓箭、滾油、瀝青的防衛，讓十字軍難以靠近城牆。雖然東羅馬有重力投石機，對尼西亞的傷害倒不大。阿萊科修斯怕盟軍一鼓作氣後又半路洩氣，所以第一戰非贏不可。東羅馬沒辦法提供多餘的援軍，卻利用戰策，用角聲、鼓聲、震天吶喊聲，加上塵土滾滾的視覺效果，讓突厥人以為十字軍後面還有十倍軍力。這招‘樹上開花’的目的，其實是讓懂突厥話的親信進城與突厥軍閥談判，只要投降離開，性命無恙，否則死無葬身之地。突厥軍閥果然中計，自獻城池；不過為了避免在其他軍閥面前抬不起頭，還與東羅馬士兵在城牆上演一齣‘戰敗投降’的戲。其實這也是東羅馬掩人眼目的方法，倘若十字軍知道是外交得勝，恐怕要人心不服；若稱是暗渡陳倉，趁黑奪城，那大家反而會覺得是神在帶領，勝得理所當然。

是明是暗都無所謂。那天十字軍一齊歡頌“榮耀歸於神”。阿萊科修斯也鬆一口氣，畢竟當時拜占庭很多人不贊同借兵東征，這次勝利至少可讓反對者閉嘴。當然，尼西亞的勝利很快地震盪整個土耳其，之後十字軍橫掃土耳其，許多地區不攻自破，也要歸功這一次策略。

然而皇帝與十字軍鬧僵，也從此開始。阿萊科修斯總不能放任政局未穩的拜占庭不管，所以他要求十字軍的將領們向他立誓，征討地區歸東羅馬所有。這讓很多伯爵們反感，他們不是為神而戰麼，何必政治攪局？而且自己不屬東羅馬，怎麼要向皇帝誓言效忠？再者，這些地區歸東羅馬，自己還剩下什麼？不過更令人不滿的是，他們本以為皇帝會與他們同甘共難，結果皇帝留下大將，自己先走了，從法、德、意大利來的軍隊反而騎虎難下。不前進則徒勞無功，要前進又有受騙的感覺。

儘管許多人心不甘情不願，十字軍還是繼續進攻。東羅馬也派人接管省長工作。阿萊科修斯很清楚，十字軍經過時突厥四散，但這些城郭若沒有人治理，早晚會有突厥人重聚，死灰復燃，更斷了十字軍的補給線。因此他右手提供十字軍各樣軍需，左手也與突厥軍閥交涉，讓他們知難而退。當然，雙管齊下，未必雙方兼顧：士氣高昂的十字軍認為皇帝多此一舉，而突厥人也覺得東羅馬並非誠心談判。不久突厥人偷襲十字軍，甚至主要部隊差點被殲滅。那時開始十字軍才知道突厥弓箭騎兵的危險，因而對敵人多一分敬意。

接下來幾個月，十字軍捷報不斷，大軍直指土耳其東南。其中也偶有挫敗，甚至有人因妒內訌而被殺，但1097年畢竟是十字軍最光榮的時期：六月佔領土耳其西北的尼西亞，十月已經抵達東南的安提阿。但安提阿卻是十字軍最辛苦的挑戰，城市面積千畝，即使被包圍也能自耕自收，不成問題。十字軍剛到城外還是秋高氣爽的季節，蘋果葡萄玉米牛羊應有盡有；很快地氣候轉惡，朔風凜冽，糧草難找。十字軍的幾千馬匹幾乎啃盡附近草根，沒錢的軍兵乾脆把馬驢、駱駝、甚至狗和老鼠都殺了吃，由於燃木不足，食物煮不熟，吃了生病的也不少。四處覓食的士兵還會被埋伏的突厥人砍死。飢餓之後還有疾病；巴勒斯坦秋雨連日，帳篷發霉，食水污染，霍亂傷寒的病例不斷增加。據估計那年冬天，有五分之一的十字軍死於飢餓或疾病。

更壞的是，突厥人這時才開始大反攻。第一次十字軍憑紀律奮勇抵擋，讓敵人無功而返。第二次又有更龐大的突厥軍夾攻；十字軍用弱兵引誘敵軍，再用七百騎兵痛擊敵人主將，突厥軍潰。這兩次以少勝多都贏得很驚險，而帶領戰爭的諾曼將領也從此成為十字軍中個人崇拜的目標。但幸運總不能用來賭命；若不攻下安提阿，城外的十字軍始終暴露在敵人面前。何況戰況不利，逃兵也增加了；士氣大傷之餘，有的將領還抱怨資金不足，要挾其他人若不幫忙就要帶兵回歐洲。東羅馬的大將與十字軍一路爭戰到此，這時自願向皇帝請求增加補給。沒想到他居然一去不回，使十字軍對拜占庭誤會加深。

人又不是鐵打的，其實東羅馬大將回到拜占庭早就病倒了；但阿萊科修斯為了不讓大家一拍兩散，早就用船送軍備到前線。只是長途載運不易，而土耳其尚在重建，不可能提供足夠的五穀油酒，主要的物資還是要從歐洲運。三月上旬，補給船終於到達安提阿城外，但大家這時已經不感謝東羅馬，連之前皇帝的竭力籌劃都被一筆勾銷。群龍無首之際，有人又開始提出安提阿不應歸給拜占庭。偏偏意見最強，也最有野心的，就是那個人人崇拜的諾曼將領（後來他真的建立安提阿公國，自稱安提阿親王。）若他早幾個月建議，大家肯定譴責他心懷不軌；現在大家餓病交加，又眼見東羅馬‘泥牛入海無消息’，很多人自然依附了新首領。

弄權的人，多半會先藏一手；諾曼將領也不例外。他早就與安提阿內部有聯絡，卻一直沒讓十字軍其他人知道，等到有夠多的人響應他的‘叛變’，他才讓自己人混進城。在攻城混亂中，諾曼人首先登上城牆，雙方浴血廝殺中，諾曼將領已經樹立自己的旗幟。這張王牌若提早使用，攻安提阿根本不用花八個月的艱難時光；不過要是提早使用，他又怎麼有機會奪權？

可是要高興還太早。十字軍要搶先破城，主因是第三次有大批突厥軍隊來，而這次被夾擊兇多吉少。安提阿城一破，第二天就換突厥軍隊圍城了，原本攻城的反而被困在城內。八個月抗戰下，安提阿物資短缺，城外沒有種植，而現在連東羅馬的補給船也救不了他們。十字軍陷入嚴重危機時，竟有人說受聖徒指示：刺過耶穌的聖槍，就在安提阿某建築物地板下。那天將領們高舉聖槍，所有十字軍感動得連飢餓病痛都忘了；大家奮不顧身地把突厥大軍打得落荒而逃。凱旋後有人說天使帶頭殺敵，有人說聖光照耀全軍，還有人說突厥人一見聖槍就棄甲奔逃，至於為什麼剛好在這緊要關頭，‘奇蹟’似地發現一桿沒生鏽的鐵槍，卻沒人質問。【注：這把聖槍後來戰爭中遺失在中東荒漠裡，幾百年後還有人寫通俗小說敘述聖槍再被尋獲。】

突厥人被打敗，短時間內是不可能再向十字軍討教了。只是安提阿的主權未定。諾曼將領不願離開安提阿，而其他人也耍賴不去耶路撒冷。大家僵持不下，只好又向東羅馬請示。然而皇帝管整個土耳其已經分身乏術，豈能為了遙遠的邊界損失中間腹地？或許阿萊科修斯一念之差，就可化解大家對他的誤解；現在雙方關係卻變得覆水難收。十字軍眼見東羅馬不瞅不睬，又向教皇請示；可是教皇也不想以身試險。本來東征是以聖地為號召，到最後大家還沒進巴勒斯坦就將近瓦解。

阿萊科修斯這時終於得到自己親信的情報，知道安提阿人心思變，趕快動兵遣將增援前線。可惜十字軍已經懷恨東羅馬；皇帝的舉動，反而讓人認為是坐享其成。結果居然大半將領們都放下爭執，一齊出動，要搶在皇帝來之前攻下耶路撒冷。

公元1099年六月，大家馬不停蹄地趕到耶路撒冷。只是這裡炎夏焚風，地方乾燥得讓歐洲人無法適應，而當地居民知道十字軍要來，連城外水井都先下毒。缺水的十字軍連馬血都喝，否則沙漠中找到的水往往又濁又臭，有的甚至含有水蛭，喝水後暴病死的不在少數。為了避免狀況惡化，十字軍採取速戰速決，聲東擊西，終於在一個月內攻陷耶路撒冷。城破那天十字軍屠殺無數，根據回教徒記載，單一個清真寺附近就被戮七萬人，城裡的猶太人也被殺個殆盡，不過有些歡迎十字軍而替他們開城門的基督徒，照樣被宰於路邊。這已經不是‘拯救’耶路撒冷，而是把幾年來的怨氣一股腦兒發洩在城民身上。有人聽說回教徒會把金幣吞入肚子免得被搜到，結果大家把還沒斷氣的人一一剖腹尋找金銀。十字軍連殺了兩天才停手，城中滿目瘡痍；但佔了耶路撒冷，將領們還是為權力分配起衝突。到最後大家請一個法國將領做王，算是‘無政府狀態’中的妥協。這時的十字軍只剩原先的三分之一。

耶路撒冷收復的消息傳到歐洲，民眾都鼓舞稱頌神；很多人開始收拾行李，打算到巴勒斯坦發展未來。教皇地位從此牢不可破，東羅馬皇帝則被唾棄千年。

然而這齣戲還沒演完。消息傳到回教世界，卻讓原先四分五裂的突厥人、敘利亞人、埃及人、阿拉伯人再次聯合陣線，為反攻耶路撒冷發動回教聖戰。而這個召集回教徒的能才，就是從此以後十字軍最畏懼的敵人：薩拉丁（Saladin）。

（待續）

征塵：走上不歸路（一）

十字軍東征是中世紀歷史最重要的一環，而絕大部分十二世紀的記載都始於天主教的號召。那個寒冬清晨，教皇烏爾班（Urban II）站在法國中部一個小山坡上，對聚集的人群說耶路撒冷的慘狀：回教徒焚燒基督教城市，拆毀各教會的祭壇，聖徒的血被灑在會堂中、洗禮池中；他們甚至強迫基督徒接受割禮，不從者連腸子都被拉出來吊死，還有的被綁在柱子上亂箭射死，有的被拿來試刀；婦女遭到的凌辱更淒慘，教皇不忍再提。他最後呼籲：“不是我，而是神呼召你們，身為基督的使者，你們要驅策所有人不分等級，騎士、步卒、貴族、貧民，都盡速趕去消滅這些窮凶惡極的民族，潔淨我們的土地，及時拯救我們的基督教同靈們。”

這篇講稿可說是無懈可擊，訓詞簡潔又令人感覺誠懇，毛骨悚然的舉例也是挑選得恰到好處。他還說，願意拿兵器前往東方的，會永遠得福；今日的盜賊騙子，只要成為‘基督精兵’，所有罪都能得赦免。那天演講完，信徒高喊“是神的旨意”，聲音震動整個平原。接下來整個法國氣氛被炒熱了，一窩蜂地加入遠征；之後其他國家也一併受傳染，大家視死如歸地為‘神’捐軀。

今日世界對十字軍東征的評價不一，但多半認為這是宗教煽動。然而教皇演講之前，東羅馬帝國皇帝已經派人送信向教皇求救，因為那時整個土耳其已經落入突厥人手中。突厥人（Turkic Peoples）發源於中亞，分佈地帶由中國新疆到東歐，對中國歷史影響眾所皆知，對十一世紀世界影響卻不可不提。突厥人一向游牧，沒什麼統一的政治體系；可是其中一支住在俄國草原上的突厥人（烏古斯人），卻在短時間內聯合部族，統一中亞，形成一股足以匹敵阿拉伯人的勢力。那時回教的阿拔斯王朝已逐漸式微，突厥人才剛接受回教不久，便迅速佔領伊朗高原、兩河流域、波斯灣、巴勒斯坦，甚至進軍土耳其，建立塞爾柱帝國（Great Seljuq Empire）。這名字當然有點沿用古代塞琉古王朝的招牌，不過突厥帝國幅員廣大，倒也不墮古人威名。土耳其一帶淪陷，位於歐亞要衝的君士坦丁堡（通稱拜占庭）自是性命攸關；即使東羅馬帝國與天主教關係疏遠，也不得不從權處置。【注：俄國草原上另一批，史稱西突厥，也大約此時經東歐騷擾拜占庭。他們形成後來的欽察汗國，亦即蒙古四大汗國之一。】

政治利益畢竟要比宗教熱忱來得現實。教皇的賜福赦罪，豈能真正打動貴族？很多人會加入東征，主要還是為了公侯地位。拜占庭當時仍是基督教地區最大都市，對武力有自信的，大概寧可當東羅馬的曠世英雄，不必當法德一帶的地頭蛇。再者，既然土耳其被搶走，這時立下戰馬功勞的，搞不好有機會親近拜占庭皇帝，被封為耶路撒冷的親王也有可能。《六韜》說：“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換言之，值得大家奔波的不是天國，而是世上的財權。

可是這又衍生另一層問題：教皇根本沒有自己的常備軍隊，東羅馬皇帝向他求救有什麼用？而且天主教與東正教已經分家了，再去套交情，自己東正教的長職難道不吃醋？更奇怪的是，突厥人在公元1071年早就橫掃土耳其，東羅馬與它交戰還慘敗收場，只是突厥帝國尚未跨海攻伐。這樣看來，要匡國濟時，該當早二十多年；等到公元1095年才出兵討剿不是太晚了？

那到底‘八千里路雲和月’，目的是什麼？‘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為了什麼？歷史上究竟為何會出現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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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核心政治，黑得與一般勾心鬥角的政壇也沒兩樣；有時三四個教皇鼎立，有的甚至上台不到十八個月就死因不明。宣告十字軍東征的教皇烏爾班，其實有名無實，連羅馬城都沒進去過；因為神聖羅馬皇帝自己扶植另一個教皇，而這個與他對立的教皇偏偏在英、法、德一帶受各地主教擁護，與北歐和俄國交情也不錯。烏爾班唯一的王牌，只有他和東羅馬的關係不算差。東正教雖然與天主教撕破臉，但是假若拜占庭的宗主能推一個信任的人做教皇，既讓教會重新合一又保住自己堅持的神觀，倒也是美事一樁；他們贊助烏爾班，也因為這個沒有實權的教皇，是唯一願意在教義上妥協的人。

這樣看來，教皇烏爾班到1095年才有政治上的轉機：第一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太子與父親鬧僵，一怒而到意大利找烏爾班評理；這無形中抬高了烏爾班的地位，把一個默默無聞的教皇提升到新聞焦點。第二就是東羅馬皇帝的求救。

拜占庭的氣運，在十一世紀達到最低點。東方有突厥人入侵，北方有西突厥騷擾，西北有匈牙利人出沒，意大利南端又被諾曼人佔據。群雄虎視眈眈之餘，連巴爾幹半島上其他民族也想自立門戶，脫離東羅馬。公元1071年在土耳其戰敗後，帝國版圖頓時減半，逃到拜占庭的難民更造成社會問題。東羅馬這時稅收大幅縮減，要出兵對付四方又耗資不菲，加上徵兵會讓耕田的人減少，不得已只好把金幣純度降低來支付政府開銷；然而貨幣貶值衍發的後遺症更大，短短幾年拜占庭通貨膨脹幅度驚人，小麥的價格漲為原來18倍，民眾反政府的聲浪不斷。接下來幾年內拜占庭一直內亂，儘管每次都被鎮壓下來，政權分裂的問題卻日益嚴重。富有的人不願被強制課稅，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島、塞浦路斯島還因稅法太苛而威脅要獨立。四方外敵也趁火打劫，土耳其被突厥各部落瓜分自據，西突厥由黑海南下到多瑙河，諾曼人從意大利跨海來攻希臘，克羅地亞人甚至要求羅馬教皇承認他們不屬於拜占庭帝國。

公元1080年代的東羅馬有不少人想上台力挽狂瀾，但真正像樣的只有阿萊科修斯一世（Alexios I Komnenos）。阿萊科修斯的家族曾統治過東羅馬，軍人出身的他，奪權手段殊不光明正大——皇帝命他去征伐諾曼人入侵，但他大軍剛離開拜占庭，就立刻班師回朝推翻皇帝，甚至大肆搶劫，連各教堂都無法倖免；議員權貴在大街上被搶得赤身露體，皇帝被迫脫下龍袍，送入修道院。阿萊科修斯一上台就派家族親信擔任要職，還親自處理軍事，接下來兩年內趕走意大利的諾曼人，讓他們不敢再來犯。戰爭勝利，對一個年輕皇帝是急切需要的，否則東羅馬肯定會再爆發血腥內亂。

不過其他前線的戰爭就沒那麼順利了。多瑙河邊的西突厥人，花了他十年才平定；最後一次戰役總算僥倖大勝，乘勝追擊時連老幼婦孺也殺無赦，讓西突厥人永遠無法再威脅帝國。然而更麻煩的是土耳其的戰線。拜占庭位於歐亞關衝，要被攻陷並不容易；但要出兵過海，收復土耳其地盤，也相對有困難。

阿萊科修斯的策略是，根本不要出兵。他在位的頭十年都在對付北方與西方。一方面是因為突厥各部族像軍閥割據一樣，並不合作，塞爾柱帝國對土耳其地區並不感興趣，除了分封一小國，根本任其自生自滅；所以土耳其有許多基督教地區還在孤軍奮戰，未曾滅絕；這可不是東羅馬的功勞，而是地方政府領導有方而已。二十多年後高加索山地區甚至開城門歡迎十字軍，表示他們多年來浴血苦戰，等待東羅馬救援，實在夠辛苦。二方面突厥善於擄掠，卻還沒學會經營管理，只要動之以利，敵人也會變成同盟；有許多拜占庭貴族，因為政府軍隊無法保護他們的肥田美地，乾脆自己花錢請突厥人做傭兵保護。三方面，阿萊科修斯要擔心的不是突厥人，而是拜占庭其他野心勃勃的政客；他自己擁兵奪權，當然對其他將領也疑忌。與其讓別人得民心，他寧可與敵人交涉。

這人就是突厥首領蘇萊曼（Suleiman ibn Qutulmish，與後來十五世紀滅東羅馬的蘇萊曼大帝並非同一人。）蘇萊曼是塞爾柱皇帝的堂兄弟，爭皇位不成，被封於土耳其，等於‘貶官’。今天土耳其人的歷史對這個開山鼻祖推崇之至，描寫他攻無不克，降者不殺；實際上他與東羅馬一向合作密切，公元1081年阿萊科修斯一上台，就與蘇萊曼做停戰協議，為了友好關係，拜占庭贈禮也相當可觀。對蘇萊曼而言，突厥各部族仍是群狼無首，自己能與拜占庭建交，身份已經高人一等；再者，拜占庭交給他的‘工作’是穩定東方，他等於是名正言順地從其他殘暴的首領手中‘收復失土’。當代不同國家文獻都有記載，沿海地方被蘇萊曼逐一佔領，只是真正寫蘇萊曼攻陷城池的幾乎沒有。原因無他：蘇萊曼是拜占庭授權統一土耳其，所以對土耳其的基督教界也‘寬宏大量’。1083年阿萊科修斯與諾曼人爭戰，軍力不足，甚至曾向蘇萊曼借兵；蘇萊曼竟派了上選騎兵七千人去幫助東羅馬。沒有這份同盟關係，東羅馬恐怕根本不足以戰勝諾曼人。化敵為友的政策，歷史上並非沒有，不過像東羅馬帝國這樣冒險的，可也少見。

但是那時還在東羅馬管轄之下的土耳其大城市，又該怎麼辦？比方尼西亞，距離歐亞交界不遠，對基督教歷史也有特別的重要性；這麼容易就給突厥人，民眾大概要抗議。阿萊科修斯用的是‘慢令致期’的‘緩兵之計’，故意拖延省長任職，等到尼西亞被蘇萊曼佔領了才譴責省長。這一來自己無愧天地，對人民對盟友也都有交代。另一個頭痛的地方則是土耳其、敘利亞邊境的安提阿（根據新約聖經，當年基督教這稱呼就是由此開始。）安提阿是距離拜占庭最遠的重要根據地，但是自從東羅馬戰敗後，安提阿苦等救兵不到，終於投降當地的突厥軍閥。東羅馬帝國震驚之餘，阿萊科修斯卻沒有派兵征討，反倒是蘇萊曼不費一兵一卒就說服城內的突厥、希臘兩派人物，原本要繳給突厥軍閥的戰利金也不動聲色地還給安提阿。這是蘇萊曼最有名的‘戰績’，卻也證明拜占庭‘投資’有道。

只是阿萊科修斯太倚賴這個突厥‘大臣’了。公元1086年，蘇萊曼被偷襲，慘死戰場；敵人內訌，對拜占庭可能是喜訊，對阿萊科修斯卻是噩耗。所扶植的得力助手陣亡，一下子東方穩定的政局又坍了。禍不單行，繼承蘇萊曼的人竟背信忘義，再度開始擄掠沿海地帶，連帶原先蘇萊曼控制住的軍閥也紛紛據地為王。那時整個土耳其亂得連塞爾柱皇帝都看不過去，特地出面調停。阿萊科修斯趕快把握機會與塞爾柱帝國建立關係，希望能借助他人穩定東方局勢，自己才有辦法全心對付北方。雙方交涉的內容不詳，不過之後沿海一帶都歸還東羅馬，遙遠的安提阿地區、高加索地區則由塞爾柱帝國接管。塞爾柱皇帝親自到安提阿接受投降禮儀，也對突厥各部族重申不可傷害基督徒的律令。這次交易，拜占庭其實只得到暫時的安定，換湯不換藥，重要城市仍在突厥人手中。

剛開始突厥部族還乖乖聽話，接下來阿萊科修斯與北方陷入長期抗戰，大家又蠢蠢欲動，更有突厥人組織匪寇海盜，指染沿海各鄉鎮，連運往拜占庭的糧船都搶。1090年拜占庭嚴寒，收成欠佳，麥價大漲，窮人叫苦連天。許多人開始認為這是皇帝阿萊科修斯得罪神，民眾反對的輿論高昂。1091年突厥人又攻下一個重要城鎮，這時阿萊科修斯已經不能坐視不管了；北方大捷之後，他趕快派兵到歐亞交界處，收復這個小城鎮。城鎮是收回來了，其他沿海地帶卻被突厥海盜洗劫得更慘；愛琴海上許多島嶼為了自衛而建立的碉堡，根本無用武之地，許多田園因難民遷徙而荒蕪，修道院早已人去樓空。

更慘的是，塞爾柱皇帝1092年食物中毒而過世，傳說這是波斯刺客所為。但這下子不只是土耳其，連兩河流域都爆發了幾年之久的內戰。沒有後方管轄，整個土耳其更是無人控制得了。教皇在法國演講時所舉的例子，並非誇大，那時候不少逃難的人都經歷過同樣的惡夢。拜占庭的東正教長職們，對於土耳其一帶教會相繼失陷、信徒罹難的慘狀，埋怨已久；皇帝有心無力，更讓他們灰心。阿萊科修斯兩次外交政策不了了之，這次又親自宴請佔領尼西亞的突厥軍閥到拜占庭，聲色娛樂應有盡有，還預備闊禮答謝，希望這個人選能替他鎮定東方。沒料到軍閥剛回到土耳其，就被人絞死。阿萊科修斯還不死心，再與軍閥的弟弟建立關係；偏偏他流年不利，下注連賭連輸，尼西亞一帶居然被其他軍事強人奪走，挑選的人再次送命。那幾年不只是東羅馬帝國的居民遭殃，連突厥人自相殘殺也死了不少；後來十字軍到這地區，見到‘草木連天人骨白’的景象，無不為之色變。

土耳其地帶回天乏術，拜占庭內部也好不了多少。1094年首都發生政變，阿萊科修斯僥倖不死，卻發現政變幕後的主謀，就是自己封為‘征西大將軍’的弟弟。原先他因為不信任拜占庭其他貴族，所以盡量用親族任官；這次政變後，他連親族也無法信任了，最後只能仰賴外人。當時拜占庭經濟紊亂不堪，阿萊科修斯不願向自己希臘人借錢，卻向意大利北邊的威尼斯借，抵押條件是整個亞德里亞海域的主權，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庭享有特別優惠，甚至港口最好的四分之一都是威尼斯人專門使用；威尼斯共和國會變成後來經濟強權，主要由此開始。不止經濟，阿萊科修斯也不願再任命任何希臘人做將軍。這時的他不能不面對土耳其的亂象，卻特別向羅馬教皇求救兵——因為他寧可動用教會人士，甚至英、法、意大利、日耳曼、諾曼人，至少這些人語言不通，和他爭皇位的可能性不大。

而最後的掩飾，就是把耶路撒冷與拜占庭混肴一談。真正要救的，不是淪陷近五百年的耶路撒冷，而是顛覆垂危的拜占庭；但這一點倒也不必讓加入十字軍的人知道。

那個寒冬清晨，教皇站在法國小山坡上對眾人演講。大家慷慨熱情之餘，卻沒有人知道，這場戰爭純粹是場騙局：東羅馬帝國連續的錯誤決定，竟要由整個歐洲來擔當。。。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