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February 19, 2012

屏障:高壁堅壘


對英國熟悉的人應該都知道,英格蘭北邊還不到蘇格蘭的地區,有一道‘哈德良長城’。這長城以北,古代是皮克特人(Picts,十一世紀後與其他民族同化為蘇格蘭人。)公元122年起,羅馬皇帝哈德良為了增強不列顛地方的防禦,特別在天然火山岩斷層上,築造了120公里長的牆,高度不等,估計約三尺到六尺,厚度也差不多。這和中國的萬里長城當然不能相比,何況將近兩千年的風殘冰蝕之下,連碉堡都已不見踪影,也沒有無聊的政府官員去興修遺跡以作為觀光景點,所以可看到的部分絲毫不起眼。但是偶爾到此憑弔滄桑,感悟生命的英國人倒還不少。儘管事隔境遷,這畢竟是他們歷史:一段比傳說的亞瑟王還要早的回憶。

羅馬對英國的造就,大半在蠻族入侵時被磨損、掩埋、遺忘乾淨了,只剩下幾處岩石為記。不過羅馬的軍事遺跡並不只在英國;沿著大西洋到法國、西班牙、地中海、北非海岸、埃及、猶太、兩河流域、亞美尼亞、黑海、多瑙河、奧地利、日耳曼、再到法德邊界的萊茵河,到處有羅馬的軍事基地(Castra,小的碉堡稱Castellum,名詞後來演變為歐洲的‘城堡’Castle)。這等於是把整個帝國全部圈起來,總長比今天美國本土的邊界加海岸線還要長。單從這角度來看,羅馬建立的‘屏障’系統是空前絕後的大企劃案,連八千八百多公里的長城都要甘拜下風。

古今中外用這種方式防衛的國家實在寥寥無幾,而客觀地說,邊疆防禦一向是不划算的工作。世上很多疆界只用山川分隔,頂多再加石牌為記;這要比真的防守界線來的方便多了。畢竟任何疆土最長的路線一定是外緣,若要派兵鎮守整條線,勢必要耗費太多人力,國家反而中空。對照歷史,一個國家至少要發展出正規軍,才有防守邊界的能力;不過即使有了常備軍,大部分帝國還是認為邊緣防守的投資報酬率太低:守方要克服各個方向來的襲擊,攻方卻可以集中火力針對一點。換言之,戰爭的先機都握在進擊的人手上,若要防得滴水不入,鎮守的人肯定還要多花錢,用厚牆、碉樓、烽火、驛道來增強防禦,平衡戰力。

相反地,若要從帝國內部做防禦,就不需要浪費太多錢。平時若有維持治安的衛兵,容易控制,容易訓練,緊急時再增兵就行了;只要敵人侵犯的速度沒有招兵買馬的速度快,對一個國家而言已經很足夠。戰國兵書《六韜》寫著:“凡兵之道,莫過於一。一者,能獨往獨來。”中央控制的軍力,可以專一對抗進襲的敵人,所以即使是防守也容易掌握先機。也因此歷史上大部分國家,都把軍防設在首都和邊界之間,省時省力又對戰略有效;而首都與邊界的距離越短,往往也代表軍隊的機動力越強。

羅馬的邊防,可說是打破一貫的傳統,以前沒人嘗試,以後也沒人尾隨。何況連它自己都是靠“其疾如風、侵略如火、動如雷霆”的軍事武力建立龐大的帝國,為什麼從公元一世紀開始,它卻選擇了“其徐如林、不動如山”的守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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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長城常被視為‘限隔華夷’的壁壘,二十世紀冷戰的鐵幕常被視為富裕與貧窮的分界線,對立的情形只是用牆壁暫緩,而兩邊也不時出現緊張狀況。但這兩者與羅馬的防衛系統都不怎麼像, 因為從第一世紀到帝國中期,羅馬境外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危險的敵人,不需要帝國如此整兵待戰。有人甚至認為,若非羅馬自己強大得足以傲視洪宇,這些皇帝們怎麼敢放棄中央,專守邊緣?這種想法未免小家子氣;羅馬本錢再多,還是很重實際的民族。與其貶低它揮霍無度,不如正經地討論,這樣的邊界,對整個羅馬有什麼益處?

第一、確實界定的領土。史書上多的是浮誇的辭藻,連年征戰、窮兵黷武得來的零星土地,記載卻會說是番邦臣服、四海歸心,最後擁有多大的版圖也是紙上談兵。十萬大軍‘到此一遊’,結果戰事過後一切依舊。要知道大部分的‘界石’都是在無人之地,雙方各劃出一道沒有利用價值的空白間隔,作為井河不犯的證明。但是既沒有防守,國家對這片土地也不具主權;游牧民族越界求生存,盜賊搶匪過境打家劫舍,又怎麼在乎幾塊石頭擺在哪裡?反正你管不著,領土自然失效。羅馬的領土卻不然,不只有明確的範圍,也有安全保障。這比起空口無憑的疆土有意義有價值。

第二、境內不必全副武裝。意大利半島上的羅馬城,除了共和初期曾經建城牆,之後八百多年都沒有牆(同時期羅馬已經擴張三倍),人民卻沒有因而缺乏安全感。這也不難理解:既然整個帝國有軍事力量如牆環繞,首尾相援,自己又何必再築牆?不只羅馬,當時許多大城市都採用‘開放式’發展,連城門都不存在。這種無需畏懼的心態,與後來歐洲黑暗時期的悲觀,截然相反。歐洲中古時代,每座城要建城牆,每棟教堂要設高塔,每個要塞要築堡壘,每個人要學習使用弓箭刀刃。然而,借用霍布斯的形容,中古時代的人仍然活得“孤獨、貧困、污穢、野蠻、短暫。”

第三、經濟發展到疆界。假若沒有守備,敵人一入侵,邊界的農村全都會遭到不幸,而戰事又在自己的領土上展開,徒增傷亡損失。羅馬帝國則不然;既然有銅牆鐵壁一般的防衛,距離邊界半里的農村,也和羅馬城一樣安全,人民自然可以放心地耕作貿易,遷徙旅行,追求工藝學術。更重要的是,羅馬的軍營人口不少,又設在邊界附近,只要兩邊關係友好,在一個有安全保障的地區產生市集,是再也自然不過的了。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境內的羅馬基地,後來幾乎都成為重要城市,而多瑙河畔的經濟發展,也要歸功於帝國軍隊的鎮守。

這些益處,並不是羅馬起初預見的。公元一世紀畢竟有幾任皇帝是活在猜忌和恐懼中,他們怕外敵,更怕將領掌權太大,取代自己(之前維斯帕先就是例子)。既然皇帝要名正言順地把軍隊調到邊境,哪還會去理性地考慮花費和獲益?而後代也延續傳統,讓本來的突發奇想,轉換成完整的防禦系統。接下來的皇帝做了經濟改革,使整個帝國足以負擔這麼龐大的軍事耗費。哈德良個人喜歡挑戰新的建設,包括羅馬城裡的宮殿、議會廳、澡堂、陵寢等等;他在英國造的長城其實並不比原先的軍事基地有用,但是到第二世紀,羅馬已經主觀認為,不防守的邊界不合乎羅馬體制,只有落後文明才會不懂得鎮守邊疆。

當然,既然軍隊要長期鎮守,他們挑的地理環境也一定要值得居住發展,不會淪落為只有礦工、獵戶、山賊出沒的不毛之地,反而因為軍隊鋪路造橋,讓帝國境內的人跟著往新開發的土地買地建家園,甚至造成世界最早的大型農耕。今日許多國家的界線只是地圖上的政治,根本沒有考量當地處不來的民族或宗教團體;羅馬對疆界倒很花心思,而軍隊也多半重視紀律。儘管也會與外族起衝突(比方之前的猶太戰爭),次數和規模實際上都要比以前的希臘軍閥、中東各帝國來得輕微,羅馬與各民族的同化也十分常見。一個完全不必設防的世界當然更好,但是世人既然達不到這理想,一個嚴謹清楚、有效有紀律的屏障,不可否認比較能造益人類。

不過這必須要前線永遠守得住。

安全的代價並不只是人力物力財力。軍事基地再宏偉繁榮,也比不上帝國內部新建設的光彩奪目,何況要建造這整環的防衛,恐怕碉堡很難造到預期的強度。然而皇帝總不能辜負人民的期望;軍事防守不足的地方,往往會用外交或征討來彌補。而友善的鄰舍或是新征來的土地,又會使本來的軍營變得多餘。再者,即使是最堅固的岩石砌成碉堡,也承受不了時間的摧殘;從第三世紀起,軍事維修的耗費常常讓帝國透支,到最後連維修工作都不再進行。何況梧桐一葉落,即使“羅馬的和平”維持了四個多世紀,這道邊界的防衛終究是種下了衰亡的禍根。長期的保障,人民反而不思進取,甚至在安逸中怠惰。後代皇帝一直認為邊界固若金湯,堅不可摧,殊不知軍隊已經缺乏戰鬥經驗,而軍事戰略也幾世紀沒有突破改良。極度自信,只有騙自己,騙不到敵人。

再說,鎮守邊疆的士兵生活也不好過:埃及人被派到日耳曼,英國人被派到羅馬尼亞,西班牙人被派到猶太地,離鄉背井的士兵或許會在新的環境生根,但一輩子見不到家鄉,何嘗不痛苦?

坦白講,帝國大部分民眾,根本不了解國家所做的軍事保衛有多辛苦;他們甚至不再重視社會秩序,只想讓政府給予他們一切。由於羅馬城自己糧食不夠,從共和時代就必須進口大量穀類,為了討好人民,不負責任的政客一直強迫政府供應麵包給窮人;結果每次農作欠收,羅馬城裡的窮人就更多。凱撒、奧古斯都、以及歷代英明的皇帝,都想防微杜漸,廢除這種籠絡人心的小恩小惠,無奈人民不願放棄既得利益,皇帝頂多只能把救濟人數限定十五萬人以下。一個四十萬人的羅馬城居然有八分之三是‘貧民’,萬一產生暴動怎麼辦?也難怪政客們都努力提供娛樂,讓人民轉移注意力。羅馬的鬥獸場、競技場、賽馬場,都在此時產生,政客出場時也順便發麵包,讓人民歡呼大聲一點。當代諷刺家Juvenal說:“以前人曾經嚮往官階地位功勳偉業,今天的人只等候兩件事:麵包與馬戲。”

用政治的眼光來看,這種‘娛樂’也是一道牆,藉以防範民眾威脅政府。可是與邊境的屏障不同,它只是擋住上漲的河水不潰堤,卻沒有真正改善人民生活。娛樂本身沒有什麼不對,但是玩物喪志就不可取了,何況當時羅馬城裡的各色娛樂,意在擾民,動機不純,反而像是給人民餵毒,讓他們永遠不長進。一個政府有保衛人民的義務,但人民也有參與社會、保持公德的義務。即使競技場裡歡聲震天,假若整個帝國已經‘萬馬齊喑究可哀’,那麼見始知終,還有什麼值得看的?

或許,就在羅馬漸漸失去秩序時,一個被逼迫、被鄙視、被送到競技場屠殺的宗教,卻保住了羅馬淪喪的秩序、精神、道德。也因此往後的文明歷史上,它仍要扮演重要角色。。。

Saturday, February 4, 2012

傷痛:國破家亡


一切慘劇,都已經有長期的鋪路。

新約聖經裡一段不起眼的呼籲:“要為萬人懇求禱告;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這句話背後暗藏了許多警惕,因為自從羅馬統治以來,猶太人為了表示效忠,每年都以羅馬皇帝的名義,在耶路撒冷聖殿向神獻平安祭。然而公元66年,耶路撒冷主戰派與主和派的紛爭已達白熱化;那時守衛聖殿的一個年輕祭司堅決主張,不能再任由其他民族進出聖殿,而猶太人也不接受他們的獻祭。坦白講,這種挑動民族情緒的‘志士’幾乎都是坐井觀天之輩,若在平時也沒人會理會他們。但是那年並不尋常,迦南地農作欠收,加上羅馬對全帝國加重賦稅;猶太人平時就已經逃稅,這時繳不出稅款,差點聖殿物品被充公。於是在宗教、經濟、政治三面衝突之下,猶太的奮銳黨一下子佔上風,旋即將那些服從羅馬的猶太人一一處理掉。先是主和派許多人被殺(包括那個挑動民反的年輕祭司親手弒父),然後耶路撒冷許多富人被打死,或是房屋被縱火燒死。動亂一發不可收拾,連那時掌管耶路撒冷的亞基帕二世(Agrippa II,希律王的曾孫),都趕緊棄城逃到加利利,甚至耶路撒冷使徒教會還大半遷移到約旦河東避禍。

主戰派的人一掌權,立刻向駐紮在耶路撒冷西側的羅馬軍營挑戰。這軍營約六百人,對羅馬帝國而言根本不算大,主要只為了名義上控制猶太行省;實際上派任猶太的省長根本不住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地中海畔的該撒利亞(Caesarea),至於羅馬的亞洲大本營則是在敘利亞的安提阿。但是既然耶路撒冷內亂了,駐紮的軍兵總不能坐視不管——沒想到耶路撒冷的叛亂如暴焰沖霄,羅馬軍兵反被困在碉堡內。八月底,軍營的羅馬兵放下兵刃投降,只求退離猶太境界;一般而言‘降者不殺’,料不到奮銳黨人出爾反爾,居然把手無寸鐵的人殺個乾淨。這下子不只是耶路撒冷城民擔心羅馬報復,連祭司們都怕神要降天災懲罰了。

果然,一個月後正值猶太人的住棚節,羅馬大軍由敘利亞省長帶領,從敘利亞浩蕩南下,沿途燒殺擄掠無數,很顯然要對整個猶太行省施行‘連坐法’。不過猶太人也料到羅馬要來,再次組織突擊隊偷襲羅馬前鋒,雙方各有勝負。到這緊張時刻,亞基帕王還希望兩邊能化干戈為玉帛,特地請有民望的兩位長老做調停工作;無奈奮銳黨人已經殺紅了眼,乾脆連調停的人一齊宰了。和平的最後一線機會也斷了,戰爭更不可能得到一絲一毫的遏制。

敘利亞省長也不囉嗦,軍隊橫掃到耶路撒冷東北。初世紀的耶路撒冷範圍不小,除了尼希米時代所建的舊城牆,和希律王修建的聖殿山之外,整個北邊都是新興地區,新城甚至有古城三四倍大。然而羅馬軍隊一抵達耶路撒冷,就放火焚燒新城,然後羅馬大軍踏著一片焦土,分兩頭進攻古城和聖殿山。古城由於千百年來戰事不斷,城牆建得特別紮實,尤其‘大衛之塔’用巨岩建成,內部再用鐵條增強,上方可站百餘箭手,有利城牆防守;聖殿山倒比較危險,羅馬軍在盾牌掩護之下,已經可以破壞外牆地基,甚至火攻正門。可是勝利在望之際,敘利亞省長突然毫無理由地停戰了。文獻記載不詳;初世紀歷史家認為賄賂的可能性很大,不過猶太人行賄的對象多半是猶太行省省長。結果羅馬軍本來可以勝得漂亮,竟因為軍隊被調走一半,軍糧也不見了,最後這次戰役草草收兵。

塞翁得馬,焉知非禍?倘若敘利亞省長當日速戰速決,或許對猶太人還比較好;因為羅馬平定帝國各地的叛亂,倒很少會趕盡殺絕。可惜這一次對付耶路撒冷,戰事中斷,敘利亞省長只能領兵往地中海,由海路回家。偏偏猶太的主戰派又趁這時偷襲羅馬軍隊,一路上越死越多,最後羅馬折損五千多士兵、五百騎兵、物資裝甲、以及所有投石機、破城錘等器械。敘利亞省長氣得七竅生煙,回到自己屬地後沒半年就病死了。猶太叛軍聽到消息,自是興奮鼓舞,接下來更是煉鐵鑄劍,訓練青壯,好不忙碌。

只是羅馬受此暗算侮辱,豈有不報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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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衛靈公》說:“小不忍則亂大謀。”接管巴勒斯坦軍防的統帥是維斯帕先(Vespasian,後來成為羅馬皇帝)。維斯帕先一生很傳奇,無論司令官、財務官、營造官、大法官、行政官、總督都當過,參與的戰役更是遍及日耳曼、不列顛、阿非利加(北非與突尼西亞)、利比亞、埃及、克里特等地。公元67年他被調來鎮壓猶太地時,已是身經百戰的老將。不過正因為他經驗豐富,才沒有貿然出兵。畢竟,一)雖然耶路撒冷戰役對羅馬損失不大,但是風聲一傳開,連埃及和敘利亞的猶太裔都趁機騷動;更怕的是萬一羅馬軍隊再次大規模征討猶太叛民,東方兩河流域的安息帝國搞不好要‘黃雀在後’。二)猶太人正士氣高昂,羅馬如果太急進,不但達不到遏止叛亂的效果,反而自己會死傷慘重;事有輕重緩急,先要處理的是耶路撒冷以外的猶太義軍,至於直搗核心的二次交鋒,還是再忍耐一下。三)羅馬這時的皇帝尼祿,是以殘暴出名的人,典籍中常提到他火燒羅馬城以助作詩歌唱(這是杜撰),或是活捉基督徒在院子裡當蠟燭燃燒(這倒是史實),甚至長年因自己疑心病而酷刑殺戮直諫之士、立功之臣(這也是史實。他有嚴重鉛中毒跡象,精神失常。)總之,尼祿對整個帝國是禍非福,連羅馬城裡都有想暗殺皇帝的政黨,其餘反他的將領亦不少。坦白講,有這樣德薄才鲜的人當皇帝,帝國不反也難。

維斯帕先會被任命,其實也是因為皇帝不信任當時敘利亞副將,才另派名氣不大的維斯帕先。還有一半是陷害,因為那時交給他管的三個軍團根本都是新徵的菜鳥,出陣也是徒然——勝,權臣有功;敗,將軍有責。不過維斯帕先擔任統帥正好;他的判斷力不輸一流軍事家,而他的忍耐力更勝過當時任何貴族、政客、將軍。維斯帕先不打沒把握的仗,所以雖然皇帝要求快刀斬亂麻,他卻利用時間邊進攻邊練兵,一旦出兵都必有萬全準備。他以腓尼基為據點,兩年之間用消化戰逐步打擊猶太陣營:67年先徹底控制加利利、撒瑪利亞、以法蓮山地,68年由他兒子提圖斯(Titus,後來也是皇帝)率兵從埃及東征加薩、以土買、死海一帶,真證明‘強將手下無弱兵’。倘若一切順利,68年耶路撒冷大概就要投降了。

不巧的是公元68年六月,皇帝尼祿居然自殺;他這時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完全喪失基本判斷力,死不足惜。問題是,皇帝死了,整個羅馬無人繼位,一年之內居然出了四個皇帝。更糟的是,羅馬一亂,遠在巴勒斯坦的維斯帕先也就無權去平反,整個戰局又陷入膠著。公元69年七月,軍隊推舉維斯帕先當皇帝,他也義不容辭,領兵回意大利對抗那些靠關係攬權的人,終於讓整個羅馬帝國恢復統一。由於他各方面經驗老到,帝國行政、財務、司法很快地上軌道。維斯帕先更對所有文武官員重新考核,短時間內使民心歸附。軍人出身的他不愛鋪張浪費,甚至靴子也自己脫,沒叫奴隸做;這還讓一大堆貴族議論紛紛。

只是羅馬未穩定之前,猶太戰役自要暫停了。對猶太人而言,羅馬軍不進攻,似乎就等於他們自己服輸。既然羅馬舉白旗,猶太人立刻又開始窩裡反,用的恰是起義鍛造的刀劍,抗敵訓練的精兵。整個耶路撒冷分成三派;最早挑起紛爭的年輕祭司,反而被奮銳黨政敵砍死;其他的革命領袖,大家爭著做王。那時猶太地區新鑄銀幣上刻的是‘以色列’開國元年,市面上已經感受不到戰爭的壓力,考古學家甚至發現文書登記拍賣尚未收復的‘失土’,大有‘發財趁早’的投機心態。

人類可以遺忘戰爭,戰爭卻永遠不會遺棄人類。

公元70年春,羅馬再次向耶路撒冷動兵,這次是皇帝的兒子提圖斯親自領隊。羅馬政局既已穩固,要降服猶太人自是十拿九穩;不過新皇帝維斯帕先目的,並不只要打敗耶路撒冷而已,更要向整個帝國宣告:羅馬的忍耐是有限的。眨眼間,前幾年拖泥帶水的慢動作,竟變成雷霆萬鈞的快節奏,而這才是羅馬真正的實力。

戰局逆轉,猶太人一時還未進入狀況。那年逾越節,男女老少都到耶路撒冷慶祝,忽然羅馬包圍全城;人民驚魂落魄之餘,只好隨便挑一個政客帶頭。不過選誰都沒用。提圖斯為了殺雞儆猴,圍城時還多加一道防守牆,徹底斷絕物資運輸。猶太人四面楚歌,又陷入嚴重飢荒,餓死的幾乎都是老弱婦孺,還有的吃自己家人求生。逃離耶路撒冷的也一樣遭羅馬軍釘十架示眾,甚至用各樣不雅姿勢被釘死。提圖斯在耶路撒冷東邊的橄欖山,親眼視察城內是否有倒戈的跡象,無奈圍城十五天,猶太叛軍誓死不降。四月底,投石機開始由北門進攻,四年前被焚燒的新城又一次經歷火劫;猶太人本來建立第二道牆以備羅馬大舉來犯,結果五天之內這道牆也被攻破了,只好全體撤入古城和聖殿山。但是逾越節時期城裡人就已經夠多了,這時滿街都是飢餓難民,連叛軍都難以維持生計。

提圖斯認為懲罰夠了,還指示部隊不要濫殺。可能羅馬人一向敬神,他也許不想毀聖殿而遭天譴。但是他留手,猶太義軍偏偏又出敢死隊,與羅馬士兵折騰四天才被消滅。這下子提圖斯也惱了:難道這群蠻族真的沒有自知之明,非要大開殺戒才行?一計不成,他再用心理戰,趁發士兵薪餉時故意讓他們在城牆前擺陣示威,又叫投降的主和派人士向城裡的人忠言相勸(不過換來的只有‘叛國賊’的叫罵,和糞水淋頭的答謝。)當然,這也是聲東擊西;不到兩週,羅馬已經造好四隊攻城天梯,再三週又加四隊,只是由於古城較難進攻,主力幾乎全部襲擊防守較差的聖殿山。不知哪天半夜,破城錐打穿了牆,羅馬兵像洪水般闖入城內,才發現猶太人又築了一道內牆。臨時造的牆當然不夠堅固,但是到聖殿外牆的上山道路遍布碎石瓦礫,滯礙難行,打頭陣的絕對會死於非命。

這時已是六月底,提圖斯對猶太人作戰的應變能力也很佩服,不過到這程度,已經顯得計窮智極了。他用重賞讓一隊敘利亞人做先鋒,雖然折損不少,但是仍幫助羅馬軍佔領先機。猶太人這時已經執意要與聖殿共生死,以一擋百;提圖斯倒也不想硬碰硬,乾脆再讓叛軍餓倒累斃幾天。七月,聖殿被天梯攻破;次日,大火焚燒內院,羅馬軍隊順火勢擄掠屠殺,無人倖免。本來餓得走不動的人,這時驚慌要逃,不是死在劍下就是命喪火裡,滿地焦屍,羅馬軍甚至要爬過成堆的死人去追趕逃亡者。有些祭司要投降,已經太晚了,提圖斯說:“祭司該與聖殿共存亡。”將他們全部處斬。接著耶路撒冷古城外側被攻城車,內部被火箭雙面夾攻。城破後,還有小撮猶太人死守角落,最後仍是集體陣亡。到八月,整個耶路撒冷已經重回羅馬帝國掌控,提圖斯為了獎勵將士的英勇,還任他們姦淫擄掠一天,然後次日大火燒盡耶路撒冷,只剩最高的幾個守望塔沒被毀。

經此一役,猶太人真的是家破人離,從此連在巴勒斯坦都失去了歸屬。後來公元115年與132年,沒有國土的猶太人又二度、三度向羅馬挑戰,換來的卻只有幾十萬人喪命,甚至被賣為奴。而那時的羅馬皇帝哈德良(Hadrian)由於對手難纏,戰勝後乾脆把耶路撒冷改為羅馬殖民地,禁止猶太人進出。

《史記》說:“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猶太人雖然不是懦夫,但是他們為了政治、宗教、文化、傳統,屢次和羅馬作對,說起來也可悲。所謂‘作繭自縛’,吐絲越多,就越把自己局限在沒有出路的困境中,到最後只成為歷史慘痛的借鏡。

然而亞伯拉罕以來的這條路,並沒有斷絕。猶太人的獨一神觀信仰,基督教也肩負了;猶太人的人文理念,還會在基督教中繼續流傳下去。更重要的是,神並沒有拋棄猶太人,畢竟有一天基督教也會變質,而到了那一天,執著的猶太人還會再次改變世界。只是當中幾世紀,他們‘山河破碎風飄絮’,流浪四方,不斷被鄙視迫害,與死無異。

滿腔熱淚,洗不去百代的傷悲。亡國了兩次,也心痛了兩次。

Saturday, January 21, 2012

教會:在逆境中茁壯


          生命會自己找出路。
                    ---Michael Crichton,侏羅紀公園
為什麼上一篇說,基督教的路崎嶇?其實一個新的宗教,就像一條新生命,要存活並非易事。生物界有許多魚類、昆蟲類產卵上萬,也有植物製造大量種子傳播。畢竟環境惡劣、天敵四伏、競食者眾;生育繁多,只為了讓萬分之一的新生命有機會能長大。人類是最會呵護下一代的動物,但是在沒有現代醫療的時期,子女夭折仍不罕見。換言之,生命的延續並不是理所當然;同樣地,基督教的興旺也不是勢在必得。一個固有的傳統,不需要花太多力氣維持現狀;一個剛發芽的信仰,卻未必能撐上三五年。

何況當時基督教所面對的,是三重困難:第一、當時羅馬對猶太人反感,只要是有問題的,都會立刻鎮壓肅清。保羅在歐亞一帶傳道,曾有當地城民因私利發起排外運動,結果羅馬軍兵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保羅和其他猶太裔的信徒捉去鞭打囚禁,後來知道他們是羅馬籍的市民,又趕快向他們賠罪。雖然這群羅馬士兵有點先入為主,但是他們認為猶太人容易肇事的‘偏見’也不全是錯,之前巴勒斯坦出現過多少次民族抗爭,猶太人在羅馬世界聲名狼藉,倒也不假。不過這一來基督教可要被連累了,同樣臉孔同樣語音,羅馬人哪分辨得出誰是無辜平民,誰是危險分子?

第二、猶太教對這分離出去的團體,簡直不共戴天;縱算基督徒不去動猶太教徒一根寒毛,猶太教也無法容許這‘異端’的存在。雖然羅馬的威脅更重,但不先清門戶,如何抵外侮?也因此基督教不論傳到哪裡,立刻有猶太教徒來踢館找碴。使徒教會從耶穌升天後的五旬節,開始迅速傳播,但是很快就碰到外來壓力。彼得等人被捉去打了一頓,用意當然是以恐嚇方式叫他們閉嘴;他們卻更努力宣道。毒打還不夠,猶太人也不擇手段,又用‘褻瀆聖殿’這種爛舊名義,唆使暴民亂石打死教會執事。後來是羅馬行政官出面調停,才沒演變成宗教屠殺。這還是因為使徒教會中講希臘話的不少,與官員結人脈,才沒讓耶路撒冷的使徒教會被消滅。

不過耶路撒冷之外的地方就沒那麼幸運。福音傳到安提阿(Antioch),逼迫也到安提阿,還有信徒死在監獄中。福音傳到小亞細亞,猶太人也在土耳其各地逼迫基督徒,連使徒都屢次被捉去衙門杖刑。福音傳到希臘,猶太教徒仍不死心,往往招聚市井匪類,聳動城民闖入聚會地方。慶幸的是,無論猶太教怎麼施壓,基督教一直都沒有投降。

第三、教會自己也有紛爭結黨的弊病,也有不肖之徒藏匿其中;畢竟人所構成的組織都一定有人的弱點。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提到:“你們各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彼得的;我是屬耶穌的。耶穌是分開的麼?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麼?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麼?”這樣的黨派問題,在當時教會並不罕見。最先開始是以使徒的名義分你我,後來是以教義集結黨羽。有的甚至公然表示,既然耶穌已經赦免眾人的罪,那麼信徒無論再去犯什麼罪都沒關係。保羅聽說了,還特別斥責他們說:“連不信的人都沒這麼無恥,你們怎麼能容許這樣的人留在教會?”

換言之,使徒時代的教會,行政管理問題實在差強人意。他們的目標是在傳福音,但是福音傳揚的同時,教會團體內的缺失也倍加明顯。使徒還在時,尚可寫信訓誡各教會;等到後來使徒逐一殉道,教會就更沒有管制了。然而這恐怕也不能怪使徒教會。既然教會面對三重考驗,這時生存就已經不容易。沒有中央監管,其實正是它面對羅馬整肅、猶太逼迫的最好方式。

就像孵化的幾萬條小魚,總會有一些能延續生命——即使延續的不一定是最完美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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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個近代例子來看: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是第一位用生產線讓汽車普及化的人,這對現代社會文化有極大的影響。然而福特的大量生產理想並不只局限於汽車,舉凡食物、農耕機械、飛機運輸,福特公司都參上一腳。他認為只要固定生產、大量製造,就可以達到薄利多銷的成果;這想法並沒有錯,然而福特不喜歡銀行或外界投資家干涉,更不喜歡與人分擔重要決定權。最後這些額外的企業都是福特汽車出資興辦的,而它們也全部失敗;畢竟不同類的生產線,本來就很難尋找交集。何況福特本人實際上不懂得如何經營大企業,只知道要獨攬一切決定權。這種管理方式,就算在他人生的黃金時段,實施也有困難;何況到了1930年後,他判斷力已大不如前。這種個人決定的模式,甚至幾乎讓福特公司面臨破產。

諸如此類的公司興衰還很多,有些甚至耳熟能詳,不必多提,反正得到的結論一向是:沒有管理的公司絕不會成功,但是經營太獨斷、掌控太過火的公司又絕對會倒閉。理論是如此,要拿捏得恰好談何容易?或者把歷史當成商業來分析,我們倒可問問,假如使徒教會也像一家企業,它的行政管理究竟算不算及格?

保羅還沒有成為使徒之前,其實曾經是大力逼迫基督徒的猶太志士。公元40年左右,他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見到耶穌榮光,從此奮不顧身地做基督教的先鋒,到土耳其、希臘、羅馬去傳福音。然而他傳了將近十年,教會裡竟已出現意見分歧。那時主持耶路撒冷使徒教會的,是‘公義的雅各’(James the Just,一般認為他是耶穌的兄弟,也是新約聖經雅各書的作者。另有一位雅各,是使徒約翰的兄長,於公元44年殉道。)保羅所傳的對象,多半熟悉希臘的知識文化,甚至認為猶太文化早就不合時宜了;所以保羅說‘因信稱義’,意思是說:他們願意相信耶穌,就已經需要相當勇氣,這就已經證明他們得到神的肯定。雅各在猶太人本土上傳的對象,卻是自己同胞;也因此他強調‘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畢竟眾人眼睛是雪亮的,假若信徒自己沒有好行為,別人又怎麼會認同基督教?這兩種觀點出發點不同,倒也不衝突,但是教會信徒討論之餘,卻衍生了‘信心得救’與‘行為得救’的兩派看法。更明顯的是,雅各與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都是猶太人,也仍舊謹守摩西律法的一切;保羅卻是向希臘社會傳教,也因此他並沒有要求信徒要守摩西律法,包括割禮之類的猶太習俗。

可以想見,基督教走向國際化,勢必不能固守猶太傳統,但是這時教會除了相信耶穌是彌賽亞之外,並沒有共同的信仰標準。為了避免教會分歧日益嚴重,當時使徒長老們不得不聚集開會,然而辯論許久卻沒有結果。根據零星記載,雅各和保羅兩人雖然並無私怨,但意見相左,雙方又各執己見,難免針鋒相對。這時出面調停的,卻是年紀最資深的使徒西門彼得;神曾經藉用他的口,向羅馬軍官傳福音,所以他向雙方發言,都有份量。彼得自己也承認:“摩西律法這些教條,重得連猶太人都無法全部謹守,何必還要強迫其他民族的人來背負?”彼得說完,雅各也讓步,說:“既然神親自揀選這些不是猶太人的信徒,我們也不該為難他們。”最後使徒與教會約法三章,由保羅等人做信差轉達各地教會。

這次討論算是很成功,不過能夠達成協議,彼得功不可沒。他所提出的,並不是要用什麼方式去傳福音,而是更基本的問題:教會所信的是什麼?一個信仰的重點在哪裡?沒有奠定基礎,教會豈能茁壯?耶穌曾說彼得是磐石,其實他這次為全教會所做的溝通調停,絕不亞於他之前傳揚福音的貢獻。當然,保羅見識多廣,又有顛覆傳統的魄力,確是難得的人才;而雅各願意放棄根深蒂固的傳統,也不簡單,想想三百多年前,猶太人還為了割禮等文化傳統發動獨立革命呢!至於猶太的傳統,雖然基督教不再謹守,卻反而被這新的宗教昇華;從此以後,世界倒要因基督教而認識猶太人的傳統。

然而更重要的是,假若使徒教會不妥協,肯定要分裂;而分裂的教會,肯定不到幾年就會煙消雲散。很多人往往為了心目中的‘真理’死不認輸,甚至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地步;他們的堅持再怎麼有理,歷史卻注定要遺忘他們。

尤其是教會擴展的另一個瓶頸:猶太人謹守的安息日。新約聖經的使徒行傳沒有記載這項改變,但是根據保羅書信,公元第一世紀已經有很多教會選擇在星期日聚會。原因無他,羅馬帝國每週六天工作,只有星期日(太陽日)休息;星期六聚集的教會肯定有時間上的衝突,比較不易讓其他民族的信徒接受,到最後教會裡只有猶太信徒,始終與社會格格不入。那簡單,改成星期日聚會,就不會麻煩了。保羅本人並沒有反對這項決定,而後來教會裡更用‘主日’(一週的第八天,耶穌是星期日復活等等)來自圓其說。雖然有點強詞奪理,但是福音畢竟是傳開了,而接下來兩千年,主日崇拜也成為西方世界恆久不變的傳統之一。

當然,使徒們任憑地方教會各自為政,實施起來利弊參半。壞的一面是,教會變得比較亂。從第一世紀開始,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也譯為靈智主義)興起,他們對當代固有文化,包括猶太教、希臘羅馬神話、拜火教、甚至柏拉圖學說,都大幅度重新闡釋,不過受影響最大的還是基督教。前面提到,主張‘靈魂既已得救,肉體犯罪無所謂’的,就是這些人。諾斯底主義者多半看重知識學習,但是真正飽讀詩書的人不會胡扯連篇,半瓶醋的人反而會提倡謬論。有人認為萬嶽同宗,所有神明都只是知識的化身,耶穌和撒但其實沒有分別;有人認為神降生到世上是不可能的,應該是耶穌領受知識,得到像神一樣的能力,因此信徒也該如此追求;有人認為‘行為得救’或是‘信心得救’都不對,只有‘智慧得救’才是正途。埃及南部Nag Hammadi所發現的諾斯底經文,甚至有許多似是而非的內容,比方它記載耶穌叫人不要禁食,不要禱告,不要救濟窮人云云,全部與當代基督教所倡導的截然相反。

其他類似的異端也不少,不過在使徒時期還沒出現。公元二世紀初,有人只因為一本福音書沒講到耶穌出生,就以偏概全,主張耶穌是領養來的;有人認為舊約聖經大發雷霆的神,並不是新約慈愛的神,而是比祂次一級的神;有人強調神的靈感動啟示的才是正確,所以整個教會追求各種外顯‘異能’,甚至模仿一些特殊作為,比方說預言、見異象、醫治、趕鬼等讓人驚嘆的事,來證明自己得神器重。到了公元四世紀,教會甚至為了‘父·子·聖靈’的位格高低問題爭得面紅耳赤(這點以後再談)。

既然各自為政的壞處這麼多,那使徒教會任由各地發展,是不是使徒們失職?這倒很難說。當時使徒面對羅馬嚴刑峻法、猶太教長期逼迫,其實大家都已經生死置於度外。他們唯一能期盼的,就是讓地方教會可以各自存活,甚至有一天使徒們不在了,教會也不會消失。羅馬皇帝尼祿(Nero)末年曾大肆殘殺基督徒,彼得和保羅都在此時殉道(雅各比他們早幾年被猶太人用石頭打死)。但是教會的首腦人物死了,教會並沒有因此倒下,反而有很多人因為親眼目睹殉道者為逼迫他們的人禱告,轉而信了基督教。

我們甚至可以猜測,假若天意許可,再經過百年,大概連多數猶太人也會歸入這個同源而出的宗教。只是天意弄人,猶太人接下來要面對慘痛的歷史烙痕,而且福音書中耶穌早已預見:
     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麼?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裡的東西;在田裡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
     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
後代人甚至幸災樂禍,還一味地解釋:‘動刀者必死在刀下’,猶太人逼迫基督徒,結果他們到頭來自己也血流成河。

這真的是報應?還是神另有用意?

Wednesday, December 21, 2011

神子:野地的百合(三)



假若耶穌的事蹟只到釘十架為止,那麼根本不會有人記得這名字。羅馬軍兵每年釘死不少人,多一個耶穌,何需掛齒?然而逾越節之後的星期日,有婦人到耶穌的墓地,竟說耶穌的屍身不見了,而且有天使告訴她們,耶穌已經復活了。門徒訝異之餘,也親自去證實;真的是‘昔人不知何處去,此地空餘墳一座’。就在大家議論紛紛時,耶穌居然出現在他們面前,還告訴驚慌的門徒:“你們何必懷疑?看我的手,我的腳,的確是我。”

基督教最讓人爭議的疑問,莫過於耶穌復活一事,到今天還有不少人認為這是無稽之談。畢竟:一、當時見到耶穌復活的,多半是鄙夫愚婦,難以採信。二、福音書對耶穌平時記述很多,復活後的記述卻很少,甚至有的版本記載不全。三、耶穌復活後來去無踪,四十日後又升天,無跡可尋,更無法證實。四、據一般經驗,人死不能復生;休克後又恢復的或許可能,被判酷刑而死的,豈還有命?五、許多文明古國都有不死的傳說,古埃及有生命之符,中國有《莊子》以來的神仙,印度有《往世書》,又有瑜伽(亦即長生之道),佛教有菩提,希臘神話有許多凡人轉化成天上的星宿——但是傳說終究只是傳說,死亡仍然是人的終點。既然從這些理性觀點來看,耶穌復活不可能,很多人也就加添其他可能性,用來解釋為什麼基督教會有這樣的記載。

不過只用這樣的邏輯來看,畢竟有失公平。倘若耶穌復活的事純屬騙局,那麼當時的使徒們何必據理力爭?保羅大約公元55年前後寫過:“耶穌在第三天復活了,還出現在彼得面前,接著出現在十二使徒面前,然後又在五百人面前出現,這些人大部分至今還活著。”他的整段‘復活宣言’講得斬釘截鐵,但為什麼保羅會這麼強調‘五百個證人’的存在?只因為當時的人雖然對耶穌傳講的道理有興趣,卻不能接受復活的事。

更坦白說,從十架到復活的這一段故事,對於要聽道的人實在是很大的絆腳石,對於要傳播宗教的人也不是很值得誇口的事。如果要編造故事,何必編一個有關罪犯的死刑?何不編一個更驚天動地的神話,或者乾脆說耶穌沒死就升天?這不是故意讓自己傳福音失敗麼?保羅也承認:“猶太人要神蹟為證,希臘人要尋求智慧,但我們傳的卻是被釘十架的耶穌,這對猶太人而言是冒犯,對希臘人而言是愚蠢。”換言之,不管是任何時代的基督徒,要講述耶穌的事蹟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那麼大家又為何要繼續傳揚?我個人認為,歷史記載中若有令人難堪尷尬的片段,極可能才是最真實的部分。基督教也不例外。在羅馬統治下,使徒們傳耶穌,可視為一種恥辱,而他們後來被稱為‘基督徒’原也是出於別人的譏笑;但是他們既然忍辱傳福音,甚至為這福音赴湯蹈火,那麼我們還是必須設想,他們傳的耶穌復活可能確非虛構。

當然,還是老話一句: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再多的辯證反駁、折中論點也是枉然。既然談歷史,基督教的產生絕對不是虛構,而基督教與猶太教變得涇渭分明,也是不爭的事實。那麼為什麼兩個宗教會從此劃清界限?難道只因為耶穌不是猶太人所等待的彌賽亞?他們不久之後也等得心碎了。或者是猶太人根本不相信有永生?那也不可能。曾經讀到猶太人安息日的禱告有一段:

(Baruch atah Adonai elohaynu melech ha'olam asher natan lanu torat emet ve'chayai olam nata bitochaynu.)翻譯是:‘讚美我們的神,宇宙的主宰,賜我們真理,給我們永遠的生命。’不只如此,猶太人的墓碑上多半有四行字,最後一行ה"ב"צ"נ"ת是簡寫(tehe nishmatah tzerurah bitzror hachayim),原意是:‘願他/她的靈魂與永生相連。’更清楚的是許多猶太小孩的搖籃曲,也被當做輓歌,歌詞大約是:‘求神讓我們睡得安詳,也求神讓我們到預定時再起來。’

可以說,猶太人其實也深信有永生,況且舊約時代的先知還曾讓人死裡復活;保羅後來被審判時就曾說:“我現在受審,是為盼望死人復活。”按理而言,基督教與猶太教所追求的,目標完全一致。但是耶穌被他們釘了,而基督教的道理,他們也無法接受。心裡的枷鎖打不開,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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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耶穌當年的猶太人,或是今天的世人,我們往往都活在憤世嫉俗與極度絕望中。施洗約翰的艾塞尼派不斷告訴人民,社會將毀、世界將滅;奮銳黨不斷標榜更血腥暴力的舉動來反抗羅馬;文化上,猶太人不像希臘是矚目焦點;政治上,猶太行省缺乏自主權;經濟上,猶太已經近半世紀毫無建樹,除了聖殿奉獻,民間用的全是羅馬的貨幣;連在宗教上,法利賽人與撒都該人還互相指責彼此的不是。雖然並非社會亂象層出不窮,許多猶太人對自己的存在早無半點自信;外表上雖然排斥羅馬人、厭惡希臘人、疏遠以東人、鄙視撒瑪利亞人,其實心裡最不滿的卻是自己。

然而在這充滿風涼話、冷眼看人生的時代,卻不知哪裡來了一個耶穌,而他的出現,也是個悖論。用現代術語來形容,耶穌醫病趕鬼的故事‘太假了’,世上哪有這種爛好人會免費為你服務?恐怕是另有企圖吧!也因此他行善,就有人說他是仗著鬼王趕鬼;他拜訪稅吏,就有人說他是好酒貪杯的人。更有人認為這個拿撒勒人能有什麼作為?之前多少‘彌賽亞’,竄起得快,消失得也快。沒想到加利利海一帶的信徒越來越多,之後居然還有那麼多耶路撒冷城民歡迎他,讓那些預測他會失敗的人全部乾瞪眼。有人崇拜他,有人敵視他,有人想效法他,有人想陷害他;不論反應如何,耶穌對當時猶太社會文化衝擊性不小,他所帶來的,正是現代人常說的‘反主流文化’。

猶太人的‘主流’,就是人對現實的茫然,對社會的悲觀,對自己未來的消極。其實不只是猶太人,世上大部分的‘主流’文化都令人低潮。這也難怪,人年紀越大越容易感嘆,受騙越多的越不敢希望,受挫越多的越無法開懷。因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是個很嚴苛的地方,走錯路的就要承擔錯誤的風險,失敗的就要肩負慘敗的代價,遇到意外的也一樣要接受不幸的安排。一個決定,可能讓人變成奴隸;一場災變,可能讓人終生殘廢;一點瑕疵,可能讓人永難抬頭。世界如此冷酷,人也就必須用冷酷保護自己。久而久之,大家不再抱持任何熱情,不再做任何努力,甚至連別人的善意也要潑冷水,別人的費心也要凍結封殺。

而耶穌給人的,正是反其道而行。瞎眼的可以重新看見;瘸腿的可以重新行走;長痲瘋的,可以重回人間;被社會棄絕的,可以重獲關懷;被惡鬼纏身的,可以重見天日;要被石頭打死的,可以得到原諒;要被風浪傾覆的,可以重享平靜;要為兒女哭泣的,可以見到子女復還;要死在十架上的,可以得見樂園。迷羊的比喻中,即使是一隻走失的小羊,牧人也努力去尋回;浪子的比喻中,即使放蕩不孝的兒子,父親還是喜極而泣地擁抱。洗禮,不只是除去污穢,也是從水裡重生;聖餐,不只是紀念耶穌的死,也是與神重建關係。把這些加在一起,耶穌其實一直不斷讓人了解‘重新開始’的重要性;這是一種與‘主流’文化相反,甚至類似理想化的做法。世界所認為不該存在的‘仁慈’,耶穌卻使它發生在世上。天國不在遙遠無際的夢想裡;天國就在人心裡。

西方社會對這觀念體會得很徹底,也因此‘重新再來’(re-)成為拉丁語系裡最普及的字首,單是英文就有上千字。不過對於相信永生、盼望復活的猶太人,這觀念也不陌生;至少他們曾經被擄又歸回,曾經亡國又重建。只是在耶穌那時代,這種期望已經被淡忘了,或者被認為無足輕重了。

然而耶穌的這種反主流,並不單是多給人一次機會,否則佛教豈不也勸人‘放下屠刀’?後代甚至有《了凡四訓》說:“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可是這只是內心自發的改變;人生不如意事,通常並非改變心境就有用。殺人的不因痛悔過去就可以無罪開釋;破產的不因鼓舞自己就可以解決問題;得癌症的不因放鬆心情就可以躲過死亡。假若調適心情就可以化解一切,世人又何必悲觀絕望,又何必冷嘲熱諷?

因為耶穌給人的,正是無救中的拯救,溺水中的浮木。沒有路了,神才開路。沒有盼望了,神才賜人希望。

但也因為他賜予人的,正是許多人所不願意再面對的,所以對他的反感油然而生。醫治殘疾或許一般法利賽人做不到,但是耶穌醫了病人,法利賽人反而來挑骨頭:你怎麼能在安息日治病?你怎麼能赦免別人的罪?其實法利賽人大可廢除無聊的安息日規條,也不必讓病人自以為罪孽深重才病入膏肓。這兩點其實都是他們能力可及、舉手之勞的範圍。或許猶太的宗教人士也感覺得到,自己所做的實非仁善,但是即使個人有良知,還是要面對太多傳統束縛、外在壓力,讓他們不敢或不願採取行動。那麼,別人所做的,恰是我本來該做的,也就是天經地義的事,為什麼我反而心裡不痛快?答案是:我們或許知道問題在哪裡,但是自己卻沒有動手;既沒有動手,就變得更頹喪更懊惱;等到我們看到別人成就了我們其實做得到的事,我們反而把對自己的失望轉移遷怒到別人身上,因為別人揭發了我們的怠惰、推卸、不負責、缺乏自信、一事無成、枉費日月。這種微妙卻危險的潛意識,恐怕連控告耶穌的文士、審判耶穌的祭司長,也從未察覺。

也因此他們譏刺說:“你救了別人,怎麼不救自己?你何不從十架上下來,我們就相信你?”這發問也不無道理,耶穌若不能自救,我們還信什麼?畢竟歷史上有為人捨命犧牲的烈士,世界卻不見得因為他們的犧牲而改變;他們的死,頂多留下感人的故事,卻無法讓人類脫離絕望困境。保羅就說了:“假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傳的都是枉然。”

假若耶穌的事蹟只到釘十架為止,那麼我們也不必再看了,因為猶太人已經殺了耶穌,終結了自己的宗教,罪孽深重,染血的手也永遠洗不淨了。但是耶穌的復活卻改變了這結局。如果一切能重來,人是否願意選擇另一條路?如果一切能重來,人是否願意接受天國?假若耶穌沒有復活,這些問題都沒有意義;假若耶穌只是捨身成仁,那麼人再怎麼悲慟,也無法挽回已犯的錯誤。但是耶穌回來了,人類才有機會再去認識神,才有機會再修復與神的關係。固然有人會繼續守舊地憤世嫉俗,繼續徘徊在消極絕望的邊緣,不過也有人終於打開心門。不久之後,彼得在耶路撒冷向眾人傳揚耶穌,有許多人為了彌賽亞被釘十架而懊喪無比,然而也因為耶穌又復活,讓他們受洗歸主。

野地的百合,被人踐踏,被火焚燒,仍然重新盛開,純潔芬芳依舊。

人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主流所倡導的直路,一條是自由的崎嶇之路。直路是猶太教叫人小心翼翼地循規蹈矩,然而他們承諾的永生卻無法兌現;崎嶇的路是耶穌叫人重新開始,人一樣可以重蹈覆轍,不付諸行動,繼續在消極的社會中憎恨自己,也可以選擇跟隨耶穌,尋求盼望。重新開始,並不是承諾絕對能進入永生,對當時世界的千百萬猶太教徒而言,也很難知道宗教上的自由能通往哪裡。但是除非他們願意嘗試這條崎嶇的路,否則他們永遠只能在傳統的醬缸中繼續浮沉。

美國詩人Robert Frost寫的名句:“林中两條岔路,/我選擇了行人少的一條,/人生從此全然兩樣。”猶太教與基督教,至此是分流了,但是卻不是林中兩條岔路,倒比較像是兩座高聳的山嶺。這邊許多人站在猶太教的山頂上,看到另一邊耶穌所在的山峰光彩奪目,卻無法跨過深谷抵達那邊;卻也有人因為耶穌的復活而相信。這信心,就如同神給他們翅膀,讓他們飛越山谷,親眼見神。

而他們選擇了這一條路,再也不會回頭了。

Sunday, December 11, 2011

神子:野地的百合(二)


羅馬共和的最後參議員Cicero曾說:“沒有比民眾更無常的。”在公元30年的耶路撒冷,這句話實在是一針見血。逾越節前的星期日,耶穌騎著驢駒,在眾人的歡呼聲中進城,才五天後卻在眾人的狂怒中被判釘十架。人群歡唱,因為大衛的子孫彌賽亞來了;人群憤怒,也因為耶穌自稱是彌賽亞。短短數日,心態上居然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倒真是令人震慄。

有關耶穌的死,文學音樂藝術電影作品已經不少,而神學論文也浩如煙海。然而我個人在意的卻是:讀到耶穌受難,我們會直覺性認為他是被‘莫須有’的罪名判死刑。但是以歷史而言,猶太人畢竟也是重視法律判決的民族,難道就這一次是破例枉法亂判?這番驚天動地的裁決,是否真的不合邏輯?

耶穌受難之前總共受審四次。第一次是大祭司的岳父(也是前任大祭司),捉到人之後先開始刁難,質問耶穌傳了些什麼道理,看看有沒有把柄可讓他們借題發揮。不過質詢是假,恐嚇才是真;只要被審的人流露出恐懼、忿恨、慚愧、惱怒的情緒,要從這弱點下刀就易如反掌了。可惜耶穌卻回答:“我所傳的都在公共場所講,沒有在私底下講。何必再問我?何不去問聽見的人?”旁邊的人見他不肯就範,乾脆先賞他耳光,仗勢欺人地說:“你敢藐視神的大祭司麼?”耶穌還是不被激怒,不做無謂的口舌之爭。審不出個名堂,只好交給現任大祭司。

第二關的大祭司該亞法(Caiaphas)就比較難纏了,因為大家心裡有數,要定耶穌的罪其實不容易。然而有司法經驗的大祭司,可不像他岳父一樣草包;好比職業律師,他事先已經做好準備,然後逐一傳呼證人出庭。當然,證人多不一定有用,但是即使是誣告,證詞多了,一般民眾也會產生懷疑。《東周列國志》有‘曾參殺人’的故事,連曾子的母親也誤信謠言。相同地,那晚在猶太公會中,本來滿心歡迎耶穌的人,一下子也不知該相信哪邊。大祭司的最後殺手鐧當然是耶穌自稱是神的兒子,但是在這壓軸好戲上場之前,他還先加了一道更煽動民意的罪名,就是耶穌預言聖殿毀滅。

到底耶路撒冷的聖殿,對當時猶太人有多重要?正確來說,聖殿是獻祭、禱告的地方;然而在公元初世紀,耶路撒冷的聖殿也是中央銀行、地方繳稅、和收納奉獻的所在。猶太人這時已經失去自己的國家,因此聖殿成為他們唯一的精神象徵。公元41年羅馬皇帝Caligula下令要敘利亞提督在耶路撒冷聖殿增設神像,居然有近萬猶太人跪在聖殿前請求撤旨,寧願集體被殺也不願聖殿被褻瀆;後來因為皇帝被刺殺,事情才沒惡化。不到十年後,猶太人在守逾越節的期間,有個羅馬士兵背向聖殿,用臀部做個不雅舉動,結果被猶太人圍毆而死;根據當代史家Josephus的記錄,只因一個白痴的行為,一時蜂擁暴動、軍隊鎮壓、竄逃時被踩死的竟有三萬多人。羅馬人統治迦南地將近一世紀,自然也很清楚猶太人對聖殿有多執著——甚至連一般爬上殿牆做維修工作,都要猶太長老們同意才行,未經允許擅自攀爬的還會被活活燒死。偏偏耶穌進聖殿,第一件事就是潔淨聖殿,推翻兌換銀錢的桌子,把牛羊鴿子趕出聖殿。這等於是干涉耶路撒冷的金融運作,雖然看熱鬧的人叫好,一般民眾恐怕會覺得他太過輕率。果然有地位的猶太人立刻來興師問罪:“你憑什麼這樣做?”耶穌的回答更是出人意表:“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重建起來。”這句話對猶太人未免刺耳,難道耶穌是在咒詛聖殿麼?猶太民族現在沒有君王,沒有國家,難道連聖殿都要失去,變成一無所有?

換言之,大祭司審判時,先用聖殿為引,再公然問耶穌,是否承認自己是彌賽亞,最後‘大驚失色’地高喊:“這人竟敢藐視神,該死!”人民也一致怒罵,耶穌的確萬死莫贖,人人得而誅之;其實他們的憤怒不是因為耶穌自稱是神,而是因為內心更深層的恐懼。大祭司畢竟很能揣測人心,佈局完美又合乎法律:對猶太人而言,一座聖殿比一位彌賽亞更重要。沒有耶穌無所謂;沒有聖殿豈可原諒?

這正是任何宗教最大的隱憂。出發點是神,走到後來卻本末倒置了。

* * * * *

第三個判案的是希律·安提帕。耶路撒冷的總督是彼拉多,但是耶穌既是加利利人,掌管加利利的安提帕王當時也來拜訪,彼拉多一來順水推舟,二來總不能讓客人失面子。安提帕王早已風聞耶穌之名,既有機會當判官,當然希望耶穌在自己面前顯個神蹟。無奈耶穌不賞臉,安提帕王自討沒趣,又轉給彼拉多。

到目前為止,審判都在猶太人眾目睽睽之下進行,唯有第四審是在羅馬的衙門內。猶太人認為進入羅馬場所是污穢,為了避免無法守逾越節,只站在衙門外。按照道理,彼拉多應該是要藉用翻譯官才能問耶穌:“你是猶太人的王麼?”沒想到翻譯官還沒開口,耶穌竟用帝國通用的希臘文回答:“這是你的看法,還是別人的敘述?”彼拉多家境不差,也受過相當的教育,在這塊‘野蠻’的土地上居然有人能用希臘文與他溝通,訝異之餘,自然也不再把耶穌當一般無知市民看待;只是對方言語犯禁,彼拉多還是回駁一句:“你當我是猶太人麼?敢對我這麼講話。”不過好奇仍在,又追問:“是你自己的同胞和祭司長要處死你,你到底做了什麼?”耶穌卻沒有正面回答,反而轉個角度說:“我的國不在這裡,甚至不屬這世界,否則為何沒有臣僕為我而戰?”彼拉多說:“那你真的是王?”耶穌說:“你說我是王,這話沒錯。我是為真理作證才來到世上,而屬於真理的都會聽從我。”彼拉多聽得一頭霧水,這人的話玄得像個哲學家,越講越偏,但是一方面要判案,一方面也有興趣聽聽他的論點,所以又問:“真理是什麼?”

或許有人說,這哪像在判案?簡直就是學派中的師生問答。倘若彼拉多有時間,接下來應該還會更精彩;可惜衙門外猶太人嚷叫得越來越大聲,彼拉多只好先出去平息眾怒,說:“我查不出這人有罪。”他這時也猜得出整件事來龍去脈,不外乎宗教人士的嫉妒,只是祭司長要借他之手名正言順而已。他個人倒對這案件模棱兩可,既沒主張判死刑,也沒希望釋放耶穌;不過以羅馬人的‘務實精神’,彼拉多還是政治掛第一。為了討好猶太人,彼拉多先與民眾交涉,提出的條件是釋放一個奮銳黨被逮捕的人物,想必這群暴民不會拒絕。這其實是故意在猶太人面前做公關,給他們一點甜頭,猶太人比較不會造反,自己的政治生涯也不致於今年泡湯。另一邊,彼拉多叫人把耶穌毒打一番,打得滿身是血,慘不忍睹,然後示眾說:“你們看這人。”意思是,這人我已經懲罰了。這是身為總督,對人民有交代的官僚做法。猶太人的要求,羅馬可不算敷衍塞責。

無奈眾怒未息,猶太宗教界仍執意要耶穌釘十架。按理只有反叛羅馬的才會釘十架;耶穌的事是猶太人內訌,哪需要大興干戈地把十架搬上場?彼拉多也煩了,說:“你們不會自己去釘他?”這也是實話,之前猶太人自己要治死什麼人就處死,何必每件案件都要羅馬經手?猶太人卻回答:“他自稱是神的兒子。”言下之意,這不是芝麻蒜皮的民事訴訟,否則我們何必來找你?

彼拉多一驚非小,趕緊又回衙門問耶穌:“你是哪裡來的?為什麼不告訴我?難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左右你生死麼?”這句話已經有點像是在用權威掩飾內心的顫慄。希臘羅馬的傳說中,天神常出現在世上,所以人民不敢掉以輕心,免得不識抬舉;結果彼拉多居然叫人鞭打耶穌,這下子該當何罪?耶穌卻回答他:“除非天賜你權柄,否則你又怎能辦我?不過那些起訴我的猶太人,罪比你更重。”這等於默認是‘神的兒子’了。彼拉多不敢再問了,只好設法看如何開釋耶穌。

猶太人大概也覺得剛才那句話講錯了,眼見彼拉多驚惶失措、投鼠忌器的樣子,再要強迫他判耶穌死罪恐怕難了。一計不成再生一計,猶太人立刻對彼拉多說:“你若釋放這個人,就是不忠於凱撒。”其實羅馬神明眾多,這時進入帝國時代,奧古斯都·凱撒也被尊拜為眾神之王的化身。猶太人這麼說,是給彼拉多一個藉口;不過對彼拉多而言,這卻是給自己做賊心虛的矛盾情節一個安全下台階——凱撒也是神,耶穌也是神;如果為了一個更重要的神,因而對另一神無禮,那就情有可原,不必內疚了。心意已定,彼拉多立刻修改劇本,趕快彌補對凱撒的失敬,更積極地慫恿百姓:“這是你們的王,我可以把他釘十架麼?”群眾在祭司長和羅馬總督的雙重鼓吹之下,也齊聲高喊:“殺了他!除了凱撒之外我們沒有王!”慫恿夠了,彼拉多才裝出一副‘予不得已也’的白臉模樣,在人民面前洗手,表示‘弒神’這件事他沒有參與。

或者可以說,四次審判都不算蒙混過關,但實際上每個法官都不想負責。因為比起神子,他們寧可選擇權勢、傳統、神蹟、政治。人類社會往往暗潮洶湧,再崇高的宗教也是小人物主持的,而大家虛偽的面具下,仍舊醜陋庸俗,仍舊自私自利。外表是為宗教狂熱,內心卻完全無視神的存在。

人,就是這麼齷齪。

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有一段寓言故事,說耶穌再次來到世上,在西班牙的一個小城鎮醫病趕鬼教導人,突然大批士兵前來捉拿他,將他綁去監獄。那天晚上,當地主教到監獄拜訪他,問耶穌說:“你為什麼要來?你難道不知道,人要的不是福音,而是神蹟、奧秘、權威?這三點我們天主教已經帶給了世界,我們根本不需要你,你的存在反而破壞我們的職分。所以我們還是要把你再釘一次十架。”

讀過那段寓言故事的人,都會為這麼露骨的‘宗教宣言’而震愕,但是仔細一想,這的確是人心寫照。縱使有訓練完備的聖職人員,無懈可擊的神學系統,肅穆莊嚴的殿宇儀式,人還是找不到神。也可以說,正因為這一切都做得漂亮,人民最後見樹不見林,只看到肉眼可見的宗教,也誤認這些才是宗教的本質,大家必須誓死保衛。耶穌曾指出當時猶太教短視盲從的弊病:“無知瞎眼的人哪,什麼是大的?是金子呢?還是叫金子成聖的殿呢?是禮物呢?還是叫禮物成聖的壇呢?”

更廣義地說,什麼是重要的?是大祭司、聖殿、神蹟、文士拉比、舊約經卷、教派之爭、愛國情操?還是千百年來不斷帶領猶太人的神?什麼是基本的?是華麗的教堂、筆挺的西裝、優雅的音樂、感人的慈善、盛大的佈道、快樂的團契、完美的事工?還是讓這些變得有意義的神?

耶穌也知道世人的眼睛已經被蒙蔽了,所以在受難之前還特地為門徒洗腳,晚餐時又拿起餅與杯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這是我的血,為你們流的。”語重心長,卻正是在告訴門徒,宗教的根源在哪裡?人和神的關係究竟該如何?猶太人儘管願意為傳統宗教赴湯蹈火,卻對眼前的耶穌視若無睹。這難道真是神所要的麼?耶穌說:“我不稱你們是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稱你們是朋友。”朋友,是建立在認識、誠實、信任、關懷的基礎上,不是迷信盲從、權威地位、利害關係、巧言令色、社會期望的基礎上。神並不是要我們無言地接受代代相傳的香爐祭壇,而是要親眼見他,親自體會真理。

真理是什麼?彼拉多沒有得到答案,後代許多人也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內心猶如荊棘蔓生,尖刺密布;他們或許自稱是真理的捍衛者,真理卻被他們扎得遍體鱗傷。最後晚餐時,耶穌曾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出賣我了。”門徒愣住了,一個一個問他:“主啊,是我麼?”

或許我們偶爾也該問自己:是我麼?我是否也在扼殺真理?我是否也成為那種要宗教不要神的人?

公元30年四月七日星期五,耶路撒冷郊外的各各他山上,十架矗立。當年亞伯拉罕曾在這裡獻上兒子以撒,現在則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在這裡親眼目睹耶穌斷氣。十架上釘了一塊木牌,寫著‘猶太人的王’。但是他們並不在乎,因為每個人潛意識都知道,死是一種遺忘。今天名聲再響亮的人,一旦離世,也會被世界淡忘。不管對耶穌的判決是對是錯,反正明天還是一切依舊。

歷史,就用墳墓的巨石,永遠掩蓋起來吧。。。

(待續)

Monday, November 28, 2011

神子:野地的百合(一)

          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馬太福音,約公元75年所著
潮漲潮退,春去秋來,不知曾幾何時,加利利海邊出現了一個傳講天國的人。傳講天國不稀奇,那時已經有施洗約翰在呼籲民眾悔改,並非創舉;奇的是,這個人沒有空談美好的夢想,卻用實際行動把絕望的人重新扶起。他沒有強調嚴以律己的宗教哲理,卻憐憫接納了許多社會所唾棄的敗類。他沒有用家世、學識、權勢來號召信眾,卻用感人的神蹟說服懷疑的人民。他沒有鼓吹世人去為他赴湯蹈火,卻走在一般民眾之間醫病、趕鬼、施恩、祝福。更奇的是,他似乎沒有涉足政壇的經驗,卻對政敵的攻擊周旋有餘;他似乎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講的話卻比許多文士學者都有深度。他的話沒有華麗的辭藻,可是連以色列公認最有智慧的所羅門王,詩詞箴言都遠不及這個人偶然的一番話。

對於這個名叫耶穌(Jesus)的人,當時世界實在摸不著腦袋。他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會出現在這時代這地方?很多人認為他是先知,畢竟以前有許多先知都行過神蹟;不過大部分的先知都與世隔絕,耶穌這一點與他們倒也不相似。不止如此,以當時宗教派系而言,要說他是哪一種人都很難。艾塞尼人認為神的忿怒已將要降臨,所以開口閉口總是滅亡的事;耶穌雖然接受過施洗約翰的洗禮,但他所教導的卻是心靈的成長更新,而不是戰戰兢兢地等待審判來臨。法利賽人認為宗教上思想開放,對人民是好事;但耶穌卻斥責他們妄自擅改猶太教的律法,還表裡不一地假冒道貌儼然的正派人士,將一般視為不潔淨的人徹底驅逐。撒都該人認為傳統宗教沒有的就不該添加;耶穌雖然也捍衛傳統,但他又講述天國地獄,還讓死人復活過,甚至預言聖殿的拆毀與重建,幾乎是正面和撒都該人作對。奮銳黨人想推翻羅馬統治,耶穌卻倡導挨打不還手。本位主義者覺得除了猶太人皆非善類,耶穌卻不排斥其他民族,還為他們施行治療。禁慾主義者認為多吃一塊肉都是污穢,耶穌卻不拒絕別人請宴。享樂主義者追求衣食精美,耶穌餵飽幾千人的曠世神蹟,卻只提供尋常不過的粗糙食物。唯物主義者看重金銀財產,耶穌卻用比喻勸人,與其自己富足,還不如對別人多伸援手。機會主義者想要進入這團體裡不勞而獲,耶穌卻又講了許多玄之又玄的大道理,讓不想尋求天國的人自動知難而退。

換言之,雖然耶穌的言行人人可見,大部分民眾卻都見其貌,聞其言,不識其人。

不單是當代人對他一頭霧水,後代很多人也對耶穌一知半解,甚至以偏概全,把耶穌改造為自己想要的模型。可蘭經認為耶穌是第二十四位先知(穆罕默德是第二十五),可是回教徒只重視耶穌行過神蹟,連他智慧的言辭一句都沒提過。中古時代學士認為耶穌教導的是信心勝過理智,反倒幾百年來在文化思想上退步很多。十字軍時代的Francesco d'Assisi自覺耶穌啟示的是要過得清心寡欲,於是一生活得像乞丐。歐美革命時代,烈士們認為耶穌所提倡的是博愛的精神,拿破崙甚至說:“亞歷山大、凱撒、查理曼、和我都用武力建立國家,耶穌卻純粹用愛建立國度。”雖然這話不無道理,但是他們未免太選擇性地闡釋聖經,其他的反而沒再細讀。人道主義興起時,許多人把平等當作耶穌最寶貴的教訓,還為了這理想發動過許多社會階層的鬥爭;儘管解放黑奴不是壞事,‘人權平等’並不等於耶穌所傳的,至少內容就已經相差懸殊。科學精神普及後,許多人把耶穌的道德勸語當作至理名言、生活座右銘,其他有關天國的道理卻視同廢話。印度的聖雄甘地曾對西方人士說:“我喜歡你們的基督,不喜歡你們這些基督徒。你們一點也不像你們的基督。”這句話固然值得人深思,然而非暴力反抗的甘地,真正崇拜的只是‘愛你的仇敵’那一句典範;雖然能做到這一句就已經不簡單,但耶穌講的絕非僅是仁恕之道,剩下的甘地卻未能接受。

耶穌有一次問門徒,大家認為他是誰?眾說紛紜,結果只有西門彼得(Simon Peter)說:“你是彌賽亞,是永生神的兒子。”

* * * * *

彌賽亞?大衛的子孫?是他?這答案在當時大概沒幾個人相信,驚愕之餘,搞不好很多還要大失所望。畢竟每人心裡一把尺,眼前這人跟想像中的救主差太遠了,怎麼可能是真的?其他的門徒不用說,連為耶穌施洗,這時被下監獄的約翰也質疑:“你真的是我們等待的人麼?”不過更難接受的是後半句。耶穌自己家鄉父老,看這孩子從小到大,怎麼也不相信他的‘特殊身份’,難道他瘋了?法利賽人更是無法容忍耶穌,居然被稱為‘神的兒子’也沒否認,還不時‘赦免’罪人,簡直輕狂傲慢,褻瀆得太過分了。就算是要妖言惑眾斂財,打這種不實廣告也該被掌嘴,否則法利賽人臉往哪裡擺?

更何況歷史上自詡為神的,除非生下來已經是帝王法老,不然幾乎都沒好下場。在這塊曾經為宗教大肆殺戮的猶太地上,縱算耶穌行過多少神蹟,要自認是神的兒子,那可不是一般人敢信口開河的稱呼。民間或許有無知之徒,迦南地的拉比文士、經學家的門生徒弟,慕名前來聽道的也不少。你既敢大言不慚,就要敢拿出證明,敢為這頭銜負責。否則在各教派競爭之際,誰會把一個自大狂當真?在猶太人與羅馬人互相濺血之時,哪還有你容身之地?

但是耶穌還是照講不誤。古今中外所有言語夠份量的人,恐怕沒有一個敢說類似的話。釋迦摩尼沒有自稱是佛,摩西沒有自稱是耶和華,穆罕默德沒有自稱是阿拉;耶穌卻自稱:“我與父原為一。”釋迦摩尼只說自己是尋找真理的教師;耶穌卻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孔子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耶穌卻說:“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穆罕默德說:“除非阿拉恩蔭,否則我沒有指望。”耶穌卻說:“除非你們相信我是基督,否則必要死在罪中。”

講得更直接一點,耶穌並不只是在傳揚福音;他自己就是福音。他並不只是給人吃飽;他說:“我就是生命的糧。”他並不只是讓瞎眼的看見;他說:“我是世界的光。”他並不只是教人得救的門路;他說:“我就是門。”他並不只是為信徒設立牧師;他說:“我是好牧人。”他並不只是讓死人復活;他說:“我就是復活;我就是生命。”

這是歷來所有文士、拉比、祭司、法利賽人所不能提供的答案。他們只能說信奉猶太教的,神必拯救;卻不能像耶穌,叫世人因他得救。

世人雖然期待過,盼望過,也想像過神出現在人間的可能性,但是想像中多半帶有震懾性的權威。其實不用神親自出面,單是皇帝出巡就已經讓老百姓恐懼得魂不附體。可是耶穌自稱是神,卻是如此平易近人,讓周遭都不時忘記他並非凡人。他可以一開口斥責風浪就使加利利海平靜,但不多時又親手治療村莊裡的病人,還讓孩子們到他面前來,一點架子也沒有。很多人把他當名醫看待,不論到何處都有人想求他醫治;然而西元初世紀的醫療技術實在不怎麼高明,就算全羅馬帝國最出色的名醫,恐怕都不如今日一個醫學院學生。古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雖然對臨床醫學貢獻甚多,但理論錯誤仍不少;再加上當時沒有麻醉(鴉片等藥物千金難求,連上層社會都不一定買得起),任何燒烙、開刀、截肢的治療,都要把病人五花大綁,忍痛被折磨後又沒有消毒,病人往往不治還好,治療後反而十天半個月必死。可是耶穌到處醫病,碰上的未必是尋常疾病,舉凡癱瘓、瘸腿、肌肉萎縮、駝背、水臌(肝腎等內臟疾病的徵兆)、皮膚病、失明、聾啞、精神錯亂、嚴重高燒、甚至婦女隱疾都有,以今日醫學都不可能達到‘藥到病除’的成果,耶穌卻讓他們‘無藥自癒’,而且立時見效。這種能力太超乎想像,連今日讀新約聖經的人也會懷疑,是否寫福音書的人誇大其詞?然而就另一角度而言,假若這些神蹟只是串通、騙局、安慰劑,勇於前來求醫的人恐怕都要大失所望,而西洋鏡拆穿後,信徒也會大量流失。那麼是否後來傳抄聖經的人加油添醋?這也有困難,畢竟寫福音書的時間距離當年不算遠,得到醫治的很多還在世,並非百年後才有人假稱傳說。況且以後來基督教的發展看來,西元初世紀就已經傳播迅速,根本不需要後代渲染。耶穌的醫治可說是說服力最強,最讓信徒得安慰的‘福音’,也因此曾有在宗教上與他作對的人,孩子有病時還是低聲下氣去求耶穌。

儘管如此,耶穌所要醫的不只是身體。病人的痛苦,還包括被親友離棄的無助,被社會鄙視的羞辱。即使身體沒有病,大部分人心理仍顯病態:高傲、自義、貪婪、嫉妒、仇恨、邪惡、恐懼、自私、懶惰、生活忙亂、心靈空虛、不敬父母、不愛鄰舍。種種社會症狀,都是耶穌醫治的目標。有人秉持宗教至上的觀點,甚至把宗教法加諸於所有百姓身上;耶穌卻指出“安息日是為人而設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而生的。”有人惟恐天下不亂,千方百計要引發猶太與羅馬的衝突;耶穌卻說:“凱撒的東西該歸給凱撒;神的東西該歸給神。”當時信從他的很多是下層的窮人、不潔淨的病人、社會不齒的稅吏妓女。有人認為耶穌實不該與這些‘罪人’為伍,畢竟他們的處境本來就是神給予的懲罰;耶穌卻講了許多比喻,要叫人明白,即使這些‘罪人’也是神寶貴的子女。這固然是讓被貶低的人能夠抬頭,也是讓發言的人檢討自己高姿態的譴責心理。曾有人抓一個紅杏出牆的女人,來問耶穌要如何治罪?耶穌卻回答:“你們中間誰沒有罪的,可以先拿石頭打死她。”看熱鬧的眾人,被他義正詞嚴的話教訓得一個一個走了,然後耶穌告訴女人:“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諸如此類饒恕的道理,到兩千年後的今天,還是讓很多人感動得潸然淚下。明朝思想家李贅說:“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耶穌所做的,幾乎有如以色列的先祖猶大——猶大是挺身保護家人的獅子;耶穌則是挺身保護罪人的獅子。

世界本來就是個冷漠的地方,活得越久,就越司空見慣,把沒人性的社會視為理所當然。但世上再冷冽的環境,一樣有生命散發熱量;再枯寂的荒漠,一樣有百合可以盛開。迦南地這塊火燒過血灑過的泥土,或許當時人潛意識中,已經不寄望它能再有任何作為。可是或許正因為心如死灰,才能復燃;正因為望穿秋水,才能親眼見神;正因為放眼盡是殘破,才能打開心門尋找天國。被擄的猶太人曾預言:“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言下之意,神來到世上並不是要殺盡仇敵、燃燒全地、恣意降福降災、讓眾人叩首膜拜、讓天下成為他的腳墊。神來到世上,世人不認識他,他仍將恩典毫不保留地賜給人類,讓聽他言語、見他行為的人,徹底相信他真的是彌賽亞。

可惜,很多人從一開始就存了偏見,不願以他的言行做判斷;即使見了他言行,還故意扭曲;即使無法扭曲,也不想領受恩典;即使領受恩典,卻仍不相信;即使相信,卻又未必誠實接受。平心而論,世人無論信不信神,若是神真的走在世上,大概都會想去見識一番;然而見識之後,人又會做什麼?縱觀往後的歷史,猶太人是設法把耶穌局限在傳統宗教範疇中;希臘是將他哲學化研討;羅馬是利用他名義鞏固帝國;歐洲是把他降為一種典型文化;美國是把他當商品來賣;今日世界各國則是拿他作箭靶,從政治、教育、科學、媒體、宗教界多方抨擊。神在眼前卻棄如敝屣,直如入寶山而空回;現代人如此,兩千年前古人也如此。

神子來到世上,竟受如此侮辱,連許多門徒都抱不平。耶穌卻沒有動怒,只說那些缺乏信心的人不幸,仍舊繼續救其他人,繼續傳講天國的道理。可是他不計較,別人卻看成是他好欺負。何況善人遭禍,似乎是古今常例。既然猶太人無法用詞鋒奚落耶穌,那麼下一步自然會採取更惡劣的行動。

花開花謝,懂得珍惜的有幾人?

(待續)

Sunday, November 6, 2011

寂夜:我們究竟在等誰?


公元前4年,希律因難纏的疾病去世。雖然恨他的人很多,他在位期間猶太人卻從來沒有暴動過。政治是很現實的學問。希律草菅人命,卻也懂得興修水道、設城築路、開闢良港,發展巴勒斯坦的民生;他徵稅要錢過分,卻也知道要鼓勵礦業、鑄造業,甚至猶太壟斷死海瀝青的市場(當時造船業防水必用);他不喜歡宗教人士,卻也派遣法利賽人建造以色列先祖的祖墳,又重修聖殿,給人民做點‘善行’補償(今日聖殿山遺留的哭牆,其實是希律時代建造的)。種種工作,證明希律實在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既有暴君嗜殺的鐵腕,也有長治久安的眼光。即使有再多的人憎惡希律,他的政績還是很值得看。

不過希律一死,猶太行省又立刻出風波。有人自稱是彌賽亞,號召無數百姓對抗羅馬/希律家的統治。那時駐守敘利亞的羅馬將軍聽到消息,迅即點兵南下,平定耶路撒冷的動亂,之後十架釘死了兩千個參與的猶太人。對羅馬人而言,沒有連家屬一齊處死已經很仁慈了;可是猶太人卻認為羅馬殘忍無道,後來還發起全國共同抵制羅馬貨品的事。

皇帝奧古斯都也許了解猶太人對希律有多反感,但希律從未有對羅馬不利的舉動,所以羅馬依照往例,還是要讓希律的兒子繼任——不過希律似乎對自己的孩子們不怎麼信任,遺囑稍微動手腳:一個兒子亞基老(Herod Archelaus)做猶太、撒瑪利亞、以土買的王;另一個兒子安提帕(Herod Antipas)做加利利和約旦河東的王;第三個兒子則是做戈蘭、巴珊、和大馬士革以南整塊地的王。說是‘王’,真正的名稱卻降了一級,算是‘種族統治者’而已。

亞基老和他父親一樣兇暴,偏偏又沒有父親的政治手段,剛上台就殺人民三千,使耶路撒冷一直不得安寧;之後兩年又有人自稱是彌賽亞,亞基老掃蕩亂民後,更是變本加厲地殘害猶太各政黨。相反地,安提帕治理的加利利一帶卻開始蓬勃進步。之前加利利沒有太多的文化建設,所以安提帕引進的希臘文藝建築,一般老百姓還以為這是猶太文明的一部分。安提帕比起哥哥亞基老懂得節制,除了後來殺過施洗約翰之外,整個社會倒還算穩定,也因此有些人為避免暴君屠殺,乾脆從猶太逃到加利利一帶定居。留在猶太一帶的,則分為主和派與主戰派。

主戰派就是後來的奮銳黨,多半是偏激分子;他們的成員有很多是從原先的法利賽、撒都該、艾塞尼人而來,畢竟大家有共同的敵人。主和派倒比較明理,他們聯署上書羅馬皇帝,陳述亞基老的暴行。對羅馬而言,希律家只是一顆棋子,本來就不值得眷戀;何況猶太人一直間歇性暴動,正證明亞基老治理無方,理當換人。皇帝奧古斯都接到聯署,立刻下令將亞基老終生貶謫到法國的小地方,猶太行省則由羅馬自己任命總督來管。

可是主戰派仍不接受羅馬的管轄。或者說,只要不是猶太人自己做王,他們一定反對;縱算是猶太人當王,只要與他們政見不合,他們仍要反對。公元6年,羅馬的新總督才剛接管耶路撒冷,立刻發生奮銳黨的動亂,而民眾起義的導火線卻是當年的人口普查。【注:羅馬的人口普查與大希律王逝世其實相隔十年,新約聖經的福音書記載有誤。】

其實當年的人口普查並不是什麼好事,雖然普查結果多少會影響州郡界線、社會福利、經濟建設、司法要職等等,但是羅馬政府最主要的目的還是以人丁計稅,以人口徵兵。猶太行省的人一向很會逃稅逃兵,所以羅馬政府才大費周章地做普查;否則這麼麻煩的事,搞得人民不便,官員慪氣,何苦呢?後來由於這次的民眾起義,羅馬不再做普查,只僱用當地稅吏(往往也是黑幫)按人頭討債。

但這並不代表猶太人造反的動機單純。當時起義的首領也是個自稱彌賽亞的人。他用羅馬會強加稅收為引,號召了許多義士,還為了拉攏宗教人士,宣稱猶太地方只需要有神,不需要有王。只可惜他欲速不達,結果跟隨的人不夠團結,這次起義仍是以卵擊石。而羅馬‘新官上任三把火’,更是不留餘地斬除可疑人物。革命失敗,民眾的怒火反而越煽越炙。從公元7-70年,羅馬共有十五任總督(包括本丟·彼拉多,以後會提到),幾乎都是被貶官到這裡鎮壓民眾,甚至有一年不到就因事故而卸任的。至於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在許多煽動者的鼓勵之下,還是接二連三地向羅馬軍兵宣戰。

* * * * *

新約的使徒行傳記載法利賽人迦瑪列(Gamaliel)說過,當時已經有太多的彌賽亞,根本不必為這些人操心。假若神真的差遣彌賽亞來到世上,法利賽人豈能干涉?假若不是神差遣的,而是凡人自大,那麼最後注定會失敗,又何必要法利賽人多此一舉?

這是很明智的觀點,也是很消極的反抗。當時法利賽人見到這麼多民族‘救星’挺身而出,反而感到不安,因為每個彌賽亞出現,多半要帶來羅馬人更血腥的嚴懲,所以法利賽人才會徹底否定彌賽亞。換言之,這是為了避免全身遭受感染,所以自己先切除‘惡性腫瘤’。

然而,猶太人是真的對彌賽亞絕望了麼?身為法利賽人教師的迦瑪列知道,大家並不是不希望看到拯救,而是不想再失望。讓我們痛苦的往往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

南宋辛棄疾的《稼軒詞》唱道:“千古江山,英雄無覓。”以色列地從士師時代到南北兩國滅亡,迦南地有優秀的領導人,也有差勁的國王;任憑大衛英明,幾百年來不肖子孫還是時時可見。之後猶太地被外族統治,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對它的影響也是有正有負。正確來講,古今中外任何時地,都可能有堯舜禹湯的賢君,也都可能出現桀紂幽厲之輩。除非每一代掌權人總是具備政治智慧、軍事才幹、民眾魅力、以及對天下蒼生的慈懷,否則一般人所渴望的‘仁君’‘王道’‘烏托邦’永遠不長久。

問題是,既然理想達不到,很多人寧可退而求其次,熟悉的就是好。‘正統’這兩字往往賦予許多人神聖的使命感,也造就了許多歷史的哀嘆。假如猶太人認命了,不再繼續抵制外族,那麼對‘彌賽亞’的期盼也會徹底消失;但猶太人偏不認命,偏要寄望大衛的子孫繼承王位,結果等到的只有失敗的彌賽亞。何況一個真正了解羅馬根基有多深的人,絕不可能輕易挑戰它的前線戰士;相反地,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井底之蛙,才會意氣用事地拿性命開玩笑;而一群盲目無從的百姓,也會跟著這些‘彌賽亞’一齊送死。

年輕人有熱忱並不是壞事,但是自認是受天命指示救世界的,幾乎都抱持幻想式的自我完美主義。這種人的‘彌賽亞情結’,其實和亞歷山大自詡為神的心理相去無幾,而常犯的錯誤也很類似:第一、容易高估自己能力,甚至無中生有地以為真正潛力到必要時才會發出來。因為他們的極度自信,許多人可能被說服,甚至他們自己會相信自己的謊言。第二、既然自己受天命,那麼所做的決定也不可能出錯;別人持疑,只因為不了解自己是‘孤傲的天才’。更危險的是,這種人往往相信,他們在千鈞一髮之際還可以挽回局勢;之前的錯誤只是餌,全為了要展示最後一步睿智的抉擇,所以一時受挫也不足為患。第三,喜歡獨享特權,社會的規則秩序加不到他們身上。有時這種‘我行我素’的舉動還會吸引民眾,認為他們的確是天之驕子,尤其是他們傲視敵人的態度,足以讓己方人馬心折。換言之,惹人厭的高姿態,一旦出現在‘聖人’的身上,幾乎都可以被原諒。

當然,有‘彌賽亞情結’的並非只是民族英雄之類,後代許多異端邪教的宗主,甚至今日華爾街投資巨頭,矽谷的科技新貴,各國政黨的首腦幹部,很多其實都抱著扭曲的宏願要拯救靈魂、力挽狂瀾、轉虧為盈、開發明日無限能源等等。而人類也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直到對政府、對宗教、對金融業、對科技所承諾的天堂,再也無法信任了。

漫畫家吳淼的作品中有一段說:“因為短暫才會想要不朽,因為卑微才會想要權力,因為軟弱才會整天叫嚷著:‘我們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命運是什麼?你所能夠改變的和你無法改變的,你所能夠選擇的和你無法選擇的,都是命運。人們認為,對抗命運、征服命運,才是強大的表現,結果到頭來無非是自尋煩惱。”

說實話,以色列這個民族算是很可憐。其他許多古老民族滅亡後和入侵民族融合,絲毫不覺痛苦;猶太人卻是代代傳承,連掙扎吶喊、傷痕血淚都沉重地永遠背負下去,這條路也永遠步履闌珊地走不到盡頭。也許當時的猶太人真認為神有意要讓他們恢復王國,只是必須自己先去克服困難,神才會大施拯救。也許他們這時的憧憬,已經不是大衛時代的國際主導權,也不是所羅門時代的黃金傳說,更不是先知時代的烈火神蹟,或被擄歸回時,蕭條中重建的決心。歷史太遠了,記憶也模糊了,大家所認得的,只有馬加比王朝以來的苟延殘喘。雖然當時耶路撒冷一直勾心鬥角,總也比任人宰割的羅馬統治值得自我認同。懷舊的老人收拾破碎的記憶,苦笑一下,繼續等待。

荒誕派戲劇家Samuel Beckett的名作《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中,兩個人在路旁枯樹邊打發時間,等待一個他們不認識,名叫戈多的人。他們對這人一無所知,甚至不知是否真有此人,而到了全劇結束,戈多也從未出現,顯然等待是徒勞,等候的人也懷疑他們的等待是否毫無意義。但他們仍無法釋懷,要走卻不能,要等卻又不懂,為什麼要在這‘被神拋棄’的鬼地方等待。兩人不斷吵架又和好,又拙劣地想辦法打發難熬的時間,討論各種荒誕的事,最後等待延期到明天,而第二天兩人卻又重新無奈地等待。如此原地打轉、無果而終。雖可笑,也可悲。

猶太人也在苦苦等待,也在懷疑自己的等待是否毫無意義。在幾百年寂靜的漫漫長夜裡,他們也迷惘過,甚至恐懼過,自己究竟在做什麼?假若‘彌賽亞’根本是自己無法實現的幻覺,那麼自己的存在究竟有什麼意義?等待,是錯了麼?

不,等待並沒有錯;錯的是等待的地方。自我推銷的‘救世主’正出現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舌燦蓮花的‘濟世者’正徘徊在萬民景仰的場所,招搖撞騙的‘真先知’正遊走於財源廣進的去處,盲人瞎馬的‘教法師’正指導祭司貴族如何對羅馬官僚八面玲瓏,蹉跎歲月的‘經學家’正向不諳世事的學生們傳授陳腔濫調,半路出家的‘革命者’正向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鼓吹愛國,不可一世的‘百戰王’正領著烏合之眾進攻羅馬巡邏隊。等待的人很多,卻只排隊在別人等過的地方繼續等,而等到的,也只是大家‘英雄所見略同’的明星人物。

因為彌賽亞終歸是來了,他也將會改變整個世界——只是那時大部分猶太人還不知道而已。
                    一些牧羊人夜間露宿在野地裡,照看羊群。
                    主的一個天使出現在他們面前,主的榮光照耀在他們的周圍,牧羊人都非常驚恐。
                    天使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給你們帶來了好消息。這個消息也將給普天下的人們帶來極大的喜悅。
                    因為今天在大衛城裡你們的救世主誕生了,他就是主基督。
                    你們在馬槽裡將發現有個用布包著的嬰兒躺在那裡,那就是給你們的記號。”
                    突然,一隊天兵和天使一起出現,他們齊聲稱頌道:
                                        “榮耀歸于至高無上的上帝,
                                        和平賜給在地上他所喜愛的人們。”
                    然後天使離開他們,返回了天上。牧羊人互相說道:“我們去看看主告訴我們已經發生的事情吧。”
                    於是,這些牧羊人急急忙忙趕到了那裡,找到了馬利亞和約瑟,也看見了躺在馬槽裡的嬰兒。
                                                                                                    ——路加福音,約公元75年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