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雷：臥龍躍馬終黃土

即使對世界歷史不熟悉的人，也一定聽過亞歷山大這如雷貫耳的名字。他十幾年內打下廣大的江山，卻英雄氣短，讓後代羨慕之餘，又不勝唏噓。不論是羅馬皇帝、鄂圖曼帝國的蘇丹、甚至莎士比亞筆下的亨利五世，都把亞歷山大美化為最卓越的將領。後代作家也不時把亞歷山大塑造成文武雙全、雄姿英發、才氣縱橫的大人物。實際上，對他的老師亞里斯多德而言，亞歷山大是個不成材的學生，學不到他所教導的皮毛；對他的父親腓力二世而言，亞歷山大是個急躁衝動的少年，戰場上勇猛，作為政客也不遜色，但治國之道卻似乎無所領會。

腓力二世本人也是疆場上的傑出人物，不過在政治上他猶勝一籌。當時希臘先是雅典和斯巴達內戰，後來希臘東半部的底比斯聯盟又與斯巴達抗衡。這讓腓力有機可乘，大力往東南兩面拓展馬其頓地盤（他攻下東邊色雷斯的軍事要塞，改稱為腓力比Philippi，連同附近的金礦產地都半借半搶地佔領），西邊又和伊利里亞的鄰國結親（結親後卻又強攻，讓勢力範圍達到亞德里亞海上）。他的著眼點不是要短期獲得，而是從經濟上穩定本土。雖然有些做法不盡光明磊落，大多數希臘城鎮仍然認為馬其頓是抵禦波斯的最強後盾。

然而公元前336年，腓力被自己親衛行刺而死。他生前敵人不少，究竟背後主謀是誰，連史學家也不知道。總之，亞歷山大十八歲登基。鄰國可能欺他年幼，色雷斯、伊利里亞紛紛想獨立，底比斯、雅典也出現反抗馬其頓的行動。亞歷山大可不是虎父犬子，當年腓力領兵時，未成年的亞歷山大已頗有功勞，現在立刻發動閃電攻勢，東西南三面打擊叛軍，又率騎兵直指底比斯。底比斯人尚未集結同盟，城裡已經被斬了六千，亞歷山大還利用周圍與它不合的城邦瓜分底比斯，將倖存的城民賣為奴隸，懲前毖後。希臘各城邦遂不敢再有異動。

不過亞歷山大進入希臘境內，還有一件重要事：不知他是對阿波羅的神官威逼利誘，還是真的這麼有魅力，居然讓神官營造一份神諭，聲稱亞歷山大是無堅不摧、戰無不勝的人。對一個君王，名聲是最大的本錢，也是最大的號召。由此可見亞歷山大這時早已野心勃勃地為奪天下做準備。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世上的哲學家根本沒有統一的看法。既有人以對世界的終極關懷為目標，自也有人相信究極的自我實現才是真諦。其實不只亞歷山大，絕大部分人都寧可挑選後者——與其去看遙遠的理想未來，還不如在有限的時間內登峰造極。即使兩者都能人死留名，後世也不在乎你天長地久，只在乎你曾經擁有。

到底亞歷山大是怎樣打天下？當時波斯帝國難以征服希臘，但是仍然嚴守歐亞交界的拜占庭（後來的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既然平定希臘，就有餘力引兵向東，藉口是要報一百五十年前希波戰爭的一箭之仇。希臘兵力不算弱，而馬其頓在腓力的整治下，更有上選的一千八百貴族披甲騎兵，和驍勇的馬其頓步兵。這些步兵比以前的重裝步兵有效，因為所有人都配備劍、弓、矛，連騎兵也可以隨時化為馬弓部隊，按照戰場需要改變陣法，配合任何兵種來指揮，不再各自分隊，難以應變。更正確地說，新的步兵出現，舊的重裝步兵就開始被淘汰了。只是波斯帝國還不明白這一點，自從希波戰爭以來，仍一直沿用重裝的希臘傭兵，從未進步。何況步兵的守禦力再怎麼強，也強不過騎兵的閃電攻勢，而亞歷山大最擅長的，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的破入法。

波斯看似實力雄厚，其實它巨大的版圖也是它最大的弱點：從阿富汗到利比亞，大多行省還是以自治為主。巴比倫、呂底亞、腓尼基、埃及等地會服庸波斯帝國之下，只因懾於早期皇帝的威勢，而在波斯統治之下也不算被壓榨，至於各地的效忠程度倒很弱。現在波斯的向心力已不如從前，若是改朝換代，對這些地區而言也沒必要誓死效命；一旦亞歷山大突破拜占庭，勢如破竹地‘解放’各個附庸地，整個波斯帝國就像脫線的毛衣，一下子開始分化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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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稱亞歷山大是天縱之才，不如稱他是機會創造的英雄。他的確是慧根聰敏，但也不算是出類拔萃；整個東征過程中畢竟有許多僥倖，才讓他能夠與天比高。公元前334年，他進入小亞細亞的第一戰，波斯駐兵本來是隔河對陣。亞歷山大只是叫騎兵提前從上游渡河，從側面攻擊而已，不知變通的波斯軍當然慘遭敗北。不過亞歷山大強硬的態度很快就浮現：波斯降兵中的希臘傭兵，他居然殺了三分之二，剩下的分發為奴隸送回馬其頓。這種不妥協的原則，說好聽是心理戰，杜絕其他希臘人去當傭兵，說難聽是他有極重的‘擋我者死’的心態，不論敵友都會殺（這到後期會日益明顯）。然而這凌厲萬鈞的第一戰，頓時打亂了波斯帝國的邊防。接下來亞歷山大用‘一役一郡’的攻法，專打各省首府——呂底亞省的撒狄、愛奧尼亞省的以弗所、卡里亞省的米利都(Miletus)、旁非利亞省的別家(Perga)、基利家省的大數(Tarsus)——洗劫各地作為戰爭資金。在弗呂家省的哥地斯，曾有一個無人能解的繩結（類似九連環），傳說解開的人會成為亞洲的統治者。亞歷山大到此，好勝心起，一劍劈斷繩結，算是解開了。這件事在軍中口耳相傳，想必讓迷信的人更加懾服。

其實波斯陸軍失利，海上可沒敗。要不是羅德島的海軍元帥在同一年猝死，亞歷山大是否能稱霸還很難說。

對大部分希臘殖民地，亞歷山大向他們承諾雅典式的民主，他們也就很快地見風轉舵。馬其頓所搶奪的金銀還有一部分送往雅典，因為自始至終，雅典對亞歷山大的東征一直投反對票，亞歷山大只好用錢叫他們閉嘴。可是他征服了整個土耳其，充其量不過是帶領所有軍隊一站一站往前攻奪，希臘在各個行省根本沒有駐兵。波斯皇帝看清楚了這弱點，若要擊潰亞歷山大的希臘軍，最好用大軍正面迎擊。假若亞歷山大迴避，不但會影響士氣，後方土耳其各行省也會重歸波斯，讓亞歷山大斷糧而敗；假若亞歷山大不迴避，就必須以四萬兵馬對抗十萬波斯大軍。

這是亞歷山大東征的第二年，他的野心是否實現，全看他在能不能贏這一役。波斯大軍比希臘部隊提早到戰場，更截斷亞歷山大回到基利家大數的退路。不過波斯為了要阻截亞歷山大的傳令，步兵佔據的地勢反而不良。亞歷山大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騎兵步兵陷入苦戰，竟只自己帶著一千八百貴族騎兵，闖進波斯步兵的劣勢，然後直搗黃龍，衝進波斯皇帝大本營。波斯皇帝招架不及，倉皇遁逃，十萬大軍頓時士氣全垮。戰場上波斯死了兩萬多人，希臘也折了七千，算不上是出奇制勝；不過波斯皇帝遁逃後，留下財物倒是讓希臘軍受用匪淺，而且還有人質可以談判交涉。

經此一役，波斯不敢小看亞歷山大。亞歷山大則開始標榜自己是傳說所預言，亞洲的統治者。波斯趕快退回兩河流域，再次招兵買馬。亞歷山大卻沒有立刻隨著搶攻巴比倫，這時波斯帝國西方富饒之地政局不穩，正好便宜行事。沿著敘利亞的海岸，他很快地兵下亞蘭、腓尼基、猶大各城市。大部分地區幾乎是‘從善如流’，開城歡迎，而腓尼基的海軍也‘識時務者為俊傑’，讓波斯失去地中海絕大部分的海軍。只有推羅一城因為宗教上與他有所衝突（亞歷山大硬是把當地神祗稱是希臘神話力士，還要自己來扮演節慶的主角），結果因為一件事上不願妥協，居然遭到亞歷山大屠城，八千人慘死刀下，兩千貴冑被釘十架。要說亞歷山大近乎歇斯底里，不如說他心態很不平衡：他自詡為神的化身，不願認同他身份的都免不了血光之災。

埃及的權貴聽說此事，全部用阿諛奉承的方式博取亞歷山大歡喜。這個‘亞洲的統治者’被尊為法老，太陽神之子，尼羅河港口改稱亞歷山大城，在盧克索神廟甚至連石壁浮雕都造好了，實在肉麻到極點。亞歷山大在埃及逗留不長，卻騰得出時間到沙漠中神明聖地，以‘天神宙斯下凡’的身份被祭司們膜拜。到底亞歷山大自己信不信這一套，不得而知，但他卻從此開始與‘凡人’保持距離。以希臘的傳統，國王和貴族騎士還是平起平坐，但是不管是埃及或中東，都沒有這麼平等的看法，波斯甚至皇后要覲見皇帝還要金杖免死。亞歷山大入境隨俗，有模有樣地提升自己地位，其餘軍兵並不認同（後來他聽說遙遠的地方居然有‘三跪九叩’的禮儀，也想如法炮製，士兵差點造反，只得作罷）。

西部江山摧枯拉朽地淪陷，波斯皇帝也開始緊張了。他向亞歷山大提出協議：幼發拉底河以西的地區全部劃歸希臘。對馬其頓將領而言，這已經很優厚了；希臘人本來就熟悉地中海，加上這地區富裕的地方實在不少，只要善加治理，肯定能自給自足，國度長久。亞歷山大卻回答：不夠。他既是神明化身，又被預言要當亞洲的統治者，怎能這樣就自滿？

公元前331年，談判破裂，波斯自然再次與亞歷山大交戰。這是亞歷山大東征過程中最險的一戰，敵人是自己五倍，交戰前夕亞歷山大甚至曾因驚恐而失態。但是到了戰場上，亞歷山大又恢復以往的傲氣，副將帶左翼，自己帶右翼，以矩形陣勢進攻。波斯人數多，卻沒有採取主動，甚至有點見招拆招，沒有事先計劃。看到亞歷山大的騎兵隊出陣，才要用包抄截住，不料左翼包抄成功，右翼卻露出空門；看到馬其頓陣勢中門打開，才打算取中路，不料波斯領隊為了救人質，居然放棄圍剿亞歷山大的機會。然而波斯畢竟人多勢眾，希臘以一抵五，險象環生。亞歷山大雖然又一次逼近波斯皇帝身邊，卻因為自己部隊告急而無法殺敵，到最後只能逼得波斯皇帝再次逃走。這次希臘損失幾百人，波斯卻喪生四萬人，軍力大挫，從此再也無法和亞歷山大唱對臺戲。

到此為止，亞歷山大的機運算是很不錯。接下來希臘的士兵享受了巴比倫的繁華，擄掠了書珊一百三十萬公斤的金銀財寶。在波斯首都的皇帝寢宮就搶了二十萬公斤的純金，百年經營的皇宮被焚毀成灰，整個城市幾個月內被軍兵亂民徹底搜刮一空，連後代考古學家都找不到當代的一塊金幣。不過搶歸搶，馬其頓的將領們再次問國王，是否應該見好就收？亞歷山大一樣回絕。波斯皇帝還在逃亡，波斯帝國的東部也還沒收歸版圖，除惡務盡，豈可就此住手？

一念之差，往往造就了一世的悲劇。亞歷山大對自己將領的諫言充耳不聞，繼續東征，但是接下來幾年征討的路，又艱苦又得不到報償。中亞的內陸河，本來就水源較少，更沒有類似西亞的大城市值得搶奪，何況希臘人對伊朗高原不熟悉，糧食不足、水土不服、思鄉情切的現象十分嚴重。亞歷山大東達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邊境（希臘稱Bactria，中國古稱大夏）。這時逃到此地的波斯皇帝已經被刺殺，阿富汗總督自立為波斯王。亞歷山大大概幾年來找不到宣洩的對手，乾脆酷刑處死這個篡位者。不過這個山嶺險阻的地區，實在讓亞歷山大沒輒，畢竟當地沒有真正的政府，只有部落和游擊手（之後印度的孔雀王朝、貴霜王朝、阿拉伯的大食帝國、蒙古的成吉思汗、英國、俄國、甚至今日的美國，都對這個棘手地方頭痛）。唯一能控制的方法，不是集體屠殺，就是大量駐兵。這對亞歷山大而言有困難，畢竟他打天下非靠希臘部隊不可。他最後只得用政治手段，娶了當地女子為妻，訓練當地人為部隊，叫一些倒霉的希臘步兵一齊駐守。

而這幾年也是亞歷山大和將領嚴重失和的時期。他有時杯弓蛇影，還唆使部隊刺殺自己心疑的大將。一個曾救過他性命的將領，被他在爛醉的烈怒中親手斬死。他不願回頭，也不聽部隊的意見，公元前327年希臘軍隊越過興都庫什山脈，進入印度河流域，大概在中亞無處洩憤，一到這地方就開始全村屠殺。印度對這突如其來的金鼓戰笳，尚不知要如何對付，亞歷山大終於又有機會大捷。只是天意弄人，在印度河流域碰到希臘從未見過的季風豪雨，一連七十幾天的傾盆大雨，讓希臘軍兵士氣全失。大雨過後，亞歷山大想再接再厲，士兵幾乎暴動。亞歷山大只好‘順天應人’地改道回家。沿著印度河南下，少不了又是一番屠殺，可惜亞歷山大沿河駐守的士兵，不多久都被印度人消滅殆盡，亞歷山大自己也被土著毒箭射傷，僥倖未死。公元前325年大軍到印度洋河口，又碰到更可怕的問題——來接應的船艦只能載少部分人，剩下的都要橫過伊朗南部的莫克蘭沙漠，六十天內沒有一根水草。對士兵而言，這段路猶如煉獄，不知倒斃多少人。雖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但是功敗垂成的，也一樣是萬骨枯。

回到兩河流域，亞歷山大已經有點意興蕭條，可是真正的問題才開始。當年向他投誠的波斯總督，只希望希臘人蝗蟲過境後永遠不要回來，對亞歷山大的軍兵本來就沒好感。至於從馬其頓派來經管各省各城的新總督，既然國王不在，綱紀敗壞，貪污重稅，暴力壓榨，自是不在話下。換言之，亞歷山大打下的江山，已經完全失去了基本政治體系，而大肆擄掠之下，整個波斯帝國早已元氣大傷，半個世紀難以復原。亞歷山大沒有他父親腓力的治理能力，也沒有財政策略，只是繼續沿用恐怖政策，不服者斬，要不然就是強迫軍官們去娶波斯的貴族女子，希望能拉攏關係。這簡直是火上加油，波斯人認為亞歷山大只是在利用他們，而希臘人壓根就不想變成波斯人。更糟的是，這十年東征，有些士兵年紀也大了，無法再上戰場，亞歷山大居然要他們回馬其頓，另外挑選青年加入軍伍。對士兵而言，這又是一種侮辱，沒有利用價值就可以拋棄麼？大家立時抗議。亞歷山大不勝其煩，斬了一批，換波斯人擔任士官，問題仍沒有解決，最後只好分發一些擄掠的金銀，讓萬餘老兵衣錦還鄉。

其他的政策也不得要領。為了籠絡波斯境內的希臘人，亞歷山大竟然宣布，流落異邦的希臘子民都可以回鄉，以前產業也全部歸還。這對希臘境內各城邦，實在是浩劫；一堆人回到家鄉爭權奪利，哪還能有安寧日子過？希臘人原本認為東征的版圖可以發揚文化，促進貿易；現在才知道，對這個野心比天高的國王，自己完全被犧牲也無所謂。後來亞歷山大一離世，所有希臘民眾都大舉反抗馬其頓。

亞歷山大本人還不死心，又想南征阿拉伯，特別叫人擴建港口、訓練兵馬。只是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飲酒作樂，不再像以前豪氣萬千。一個與他出生入死的摯友逝世，他哭得死去活來，其實不知是為朋友哭，還是為自己壯志未酬而哭？亞歷山大越覺得登天無路，反而越用虛偽誇大來掩飾自己。在巴比倫鑄造的金幣，他的形像還附加閃電，強調自己是天神宙斯之子，更說是天雷讓母親懷胎（不知他父親腓力作何感想）。在公共場所，他總是戴公牛角為飾。他要希臘城邦公認自己是神不是人，又叫人雕自己塑像，身體卻改為完美身段（根據記載，他其實不高也不壯，和拿破崙有得比）。為了表現年輕，他一直不留鬍鬚。可是不管怎麼誇大，他終究是喝酒而死，死時只有三十二歲。

對於他英年早逝的解釋很多，有人喜歡風花雪月的故事，有人認為是被毒殺，也有人推論是戰場舊傷復發、酗酒過量等等。有個不實的謠傳，說他死前叫人棺材開洞，兩手外露，意喻江山再大，死也是空手。這是妄加的典故，亞歷山大可沒那種哲學家的素養，會做這種事。他連‘醉臥沙場君莫笑’的感嘆也不會有，畢竟他只顧短暫的榮耀，從未想過長遠的事。說他志大才疏，未免過分，但是他喜歡勝利，不喜歡建造萬世基業，也是事實。他只是消滅波斯帝國，而不是建立新的帝國，也不曾把希臘文化傳播到中東。甚至可以說馬其頓也毀在他手上，因為他一死，將領立刻割據互戟，拼得魚死網破，十年內演變成‘四分天下’之勢。奪取埃及的將軍托勒密(Ptolemy I Soter)為了稱帝，還搶了亞歷山大的靈柩到埃及去；而馬其頓自己，先是皇室一一被殺，然後又被希臘和色雷斯侵略，三十年內易主多次，飽受無妄之災。一切天下大亂，終歸是亞歷山大的‘究極自我實現’所造成。

《尉缭子》說：“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亞歷山大一生有如電光石火，他打下了五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全沒治理，最後又消失得無影無踪。或許，氣短的仍是英雄，但是英雄，仍是不稱職的國王。

同一時期，馬其頓的西邊，一個不到一萬平方公里的小共和國，卻會建立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帝國。

晨曦：知也無涯

十二因緣，以痴為本。痴者，眾罪之源；智慧，眾行之本。先當斷痴，然後意定。
——釋迦牟尼Siddhārtha Gautama(c.564 - c.484 BC)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子(551 - 479 BC)

我不能教人任何事；我只能讓他們自己去想。
——蘇格拉底Socrates(469 - 399 BC)

那是個文化史上大放異彩的時代。古世界傳播不便，卻幾乎在同時（尤其是公元前600至300年間），世界上北緯30度左右的古文明地帶——中國、印度、中東、希臘——都各自出現了影響深遠的文化思想。

德國哲學家Karl Jaspers稱這段時期為‘軸心時代’，尤其推崇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三人。其實，重要人物何止三人？孔子對中國的重要性，用一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就可知道。不過在他之前還有老子，之後還有百家爭鳴，春秋戰國的學術界可說是異常熱鬧。釋迦牟尼創始佛教，講求眾生平等，但是同時代的笩駄摩那(Mahavira)創辦耆那教(Jainism），提倡非暴力，又有無名氏寫了奧義書(Upanishads)，那時代追求真理的人也非少數。蘇格拉底的詭辯十分有名，但是他之前已有不少著名哲學家（包括數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而他的學生柏拉圖青出於藍，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又集大成，當代風雲人物不勝枚舉。再加上巴比倫的學說紛雜，米底的拜火教遍傳四方，猶太先知們對傳統宗教重新定位，同時代學者真是人才濟濟。

有人認為人才是說有就有，說無就無。這種看法從歷史而言倒是站不住腳。人才並不是想要就有；不論一個人是何等天才，沒有機會和其他天才切磋，仍然不會迸發出智慧的光芒。孟子的‘余豈好辯’，是在不斷的辯論中闡揚真理；三國時代群英問世，是在‘既生瑜何生亮’的挑戰中留名青史；工業革命，是歐洲各國相互較勁的成果；矽谷的高科技，是無數頂尖頭腦競爭而來。《禮記》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沒有環境因素，人才絕不可能誕生。

但是要切磋，其他因素總得先具備：第一、這塊土地上必須有先進的文明。一無所有的蠻荒之地，絕不可能一步登天，衍生超越性的智慧；能達到自我觀察之前，整個社會總要先有充分的宇宙觀，對萬事有所解釋，才能再進一步提出問題。第二、廣大地區必須有共通的語言文化。黃河流域這一點大致成形；北印度的梵文也在幾世紀中逐漸普及；中東的亞蘭文比各民族的語言文字更廣用；波斯沿用了米底文字，後來又輾轉使用以攔和亞蘭文；而希臘文在各個流散的殖民地都被採用。第三，必須有交通作為先決條件。車馬舟船的普及，在沒有大眾媒體的時代，是開拓視野的第一步。孔子周遊列國，一方面是希望找機會實行政治主張，一方面也為了考察當時世界的改變；釋迦牟尼四處拜訪苦行僧，上下求索真理；柏拉圖遊遍義大利、西西里、埃及、迦太基，比對各地不同的理念傳統。不過，倘若沒有需求，交通方面又如何上軌道？荒郊野外的羊腸小徑，千頃碧波的孤舟一葉，都不足以讓學者安全到達目的地，更休提做文化探討了。第四、必須有相當水準的經濟貿易。農工商具備，士人才有用武之地，否則三餐不濟的時代，誰會去探索學術上的疑難？更重要的是，經濟有了基礎，才能讓不同階層的人都來從事文明工作，否則若只有上層子弟能讀書，再怎麼思考也很難突破金玉錦繡之類的沙龍閒談。孔子有教無類，七十二門生貧富兼容；釋迦牟尼提倡眾生平等，耆那教甚至無分男女，扭轉了當時印度的傳統；希臘主張學術不分貴賤，著名的哲學家當中有商人、醫師、工匠、甚至演員；猶大的先知中甚至有農夫。

當然，萬事起頭難，第一代的路程也最艱苦。接下來有學院、講師，學生比較不需要長途跋涉，但是師門傳承之下，也可能有一代不如一代的現象。除非像亞里斯多德，完全否定老師柏拉圖的‘形式’理論，而主張知識是透過經驗觀察所獲得的概念，否則一般學徒只是慕名而來，自己沒有獨立意見，再怎麼切磋琢磨，也達不到舉一反三的效果。另一種可能，是像巴比倫集帝國賢士於一堂。不過如此一來，切磋的機會是有，卻很難精益求精，琢磨出更寶貴的智慧。畢竟學院是皇帝私有，總會迎合皇帝喜好；這樣的學說即使名噪一時，也經不起歷史篩選。第三種可能，就是在教育人口密度高的地區，同時存在好幾種學派，而且每個學派都別樹一幟，互不相讓。中國、印度、希臘的軸心文明，都是從這模式演變而來。

而這些學派所留下最獨特的，也最引人入勝的，可能還是它的問答方式，又稱辯證法。論語有不少學生問老師的對話；佛教的禪修也常是師生討論；蘇格拉底對話錄幾乎是長篇對辯；舊約聖經最後的先知書，一樣以提問題作為釋疑（許多拉比文學也是）。各家各派的答覆，有些機智，有些詰問，有些另有深意，有些甚至無理取鬧，但不可否認，這比以前單方向的傳道授業進步多了。

儘管如此，這幾種文明的進化，相似程度倒很有限。比方，它們對知識的追求有顯著不同：佛教主張頓悟，儒家主張博學，希臘主張啟發。比方，它們產生的文化系統還是有大體上的差異：希臘是本質性的哲學，以色列是人性化的宗教，巴比倫是包羅萬象的玄學，印度是超越塵世的形而上學，中國則是百家各自提倡實用主義。然而促使它們產生的政治因素，卻又有幾分類似——它們都是在一個舊時代將亡，一個新時代又尚未來到的前夕誕生的。

換句話說，它們都是黑夜中的第一絲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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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埃及記和青銅文明崩壞以來，到此時已經有七八世紀。這段時間世界各地都有王朝，填補權力真空，穩定社會亂象。中國的周朝填補了殷商之後的政治缺口，但到這時已經天子有名無實。孔子所期望的，是周朝起初的治世。他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這種嚮往，正也因為春秋戰國的亂象，讓至聖先師痛心疾首，才會去追求古代的和諧。老子其實也針對這問題提出政見：“無為，則無不治。”韓非說：“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墨子開頭第一句話：“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其他如名家說‘以正名實而化天下’，兵家說‘存亡之道，不可不察’，這麼多人都費盡心力在為亂世尋求出路，實在也令人敬仰。

別的地方也不遑多讓。巴勒斯坦的大衛王朝已經提過。印度半島自從雅利安人入侵後，也曾有吠陀文明，但是到釋迦牟尼的時代，已經分裂為部落族群各自為政（《中阿含經》稱之為‘十六大國’，其他典籍用‘英雄時代’來形容，但是可想而知是長期戰亂的紛擾歲月），直到公元前261年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東征西討，才又有統一印度的帝國。中東的亞述走了，接下來的迦勒底、巴比倫、以攔、和亞述舊部爭相奪權，埃及、阿拉伯、西徐亞、呂底亞、米底又各據勢力，在波斯未統一之前，同樣是多難之秋。希臘戰勝波斯，本應可以產生相對的民族國家，但是抗戰完畢不久，又演變成雅典和斯巴達爭奪領導，歷時431-404BC，戰得兩敗俱傷；蘇格拉底曾參與此戰役，或許正因為厭倦了這無止息的血腥，才使他追根究底地質問各學派，把這些智者自以為是的無知，赤裸裸地呈現在眾人面前（後來因樹敵太多，被賜毒酒而亡）。他弟子柏拉圖對老師的死感到灰心，因此寫了《理想國》留待未來的哲學家皇帝。亞里斯多德認為單有哲學理念還不夠，其他邏輯、科學、醫學、音樂、美學、文學、修辭學、政治學也一樣重要。

所謂‘亂世’，指的並不是你砍我殺的兇殘，而是社會無知、無序、失控、蠻惡、近利、弱肉強食等現象。思想家踏過了不同的泥土，見識過不同的風俗習慣，卻找不到一塊土地能作為人性的模範。他們自己何嘗不希望駐留在一個和諧安寧的家園？何嘗不希望能享受一個真善美的所在？然而他們都看不到未來的治世，只見到無盡的黑夜。

這對於一個文化人是很沮喪的事，但也因為每個思想家都心裡有數，在有生之年見不到黎明，所以只能把眼光放得更遠。因此這些文化都產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

基督教神學家Paul Tillich被認為是最先使用終極關懷這詞。所謂終極關懷，是源於人的存在有限，而又期盼無限，以達到永恆的一種精神渴望。這與一般宗教並無兩樣，但是哲學家由觀察人生所引發的問題，往往與宗教推演出的答案起衝突。在這以前，人類知識有限，經驗也有限，天子就是龍，法老就是太陽神之子，婆羅門就是最上層不可侵犯的社會階級；可是到了軸心時代，大環境已經不再能接受這種愚昧無知，何況認識的世界越廣，就越會對本來接受的‘真理’產生懷疑：人是什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活著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世界的規則是什麼？宇宙循環是有原因，還是無目的地進行？動植物的生態與人類相近，為什麼他們沒有智慧？生老病死，是善是惡？攻伐交戰，能獲得什麼？我的敵人是誰？他們為什麼該死？我所效忠的又是誰？他們又為什麼該被服從？為什麼不是‘人生而平等’？既然人生過程中充滿了習俗、社會傳統、道德倫理、甚至原本宗教的掩飾面具，那麼最好的生活方式應該如何？對於這類生命本源和死亡價值的探索，就成為終極性思考。

或者，終極關懷就是在悲天憫人的理念為前提之下，尋求新的解釋。論語的‘子不語怪力亂神’，因為以往的神話毫無說服力。佛家說眾生皆苦，徹底解脫才能入涅槃，也是因為傳統制度束縛之下，人只有永世的困惑。猶大的先知從以賽亞開始，不講求諸多獻祭，而要求社會做到公義憐憫，仍然是因為幾百年來的習俗，說一套做一套，無法為人民帶來幸福。尋覓哲理到了終極，才能返璞歸真，正視人生價值，也才能把這最根本的理念呈現在世人眼前。

可惜的是，這種以人為本的世界觀，對那些時代都太早了。有的被世俗瑣碎的禮教重重包覆，有的被標新立異的學說搶盡風頭，有的被盲目逐流的門生頂禮膜拜，有的甚至被固守傳統的激進派辱罵逼迫。這實在與思想家的終極關懷天差地遠。偉大的理念，留下的是什麼？更可惜的是，後世也鮮少能撥雲見日，重尋先哲當年的探索。柏拉圖曾做過解釋：一群人住在山洞中，洞壁上映出外面世界的事物，這些人也以為映在壁上的，是不可更改的真理。有一天，其中一個人走到外面，發現外界的事物，比洞壁上的更真實。他回去告訴人，卻沒有一個相信他，不是扭曲他的形容，就是視他為異己。雅典的成名大哲，尚且嘆息曲高和寡、知音幾人，別的思想家也有相同的苦惱。佛陀有多次幾乎被親戚暗殺。孔子自比為美玉一塊，等待識貨之人。以賽亞書甚至感嘆地說：“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能從一些信條經典中，了解起初的宗旨：也許是濟世，也許是度人，也許是倡導忠孝信誠的德行，也許是教導修身養性的藝術，也許是訓練未來明君的課程，也許是幫助改變天下的動力。《淮南子·氾論訓》說：“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文明的演進，就像千百條來自不同源頭的江河，但最後都歸入大海；各人做的事不同，但都為了求能更好地治理社會。金庸的武俠小說曾引過波斯明教傳入中土的史料，其中有教徒念誦的經文：“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這種大仁大義的胸襟，可說是拜火教發祥時的哲人心聲。我們即使不認同它的教義，也不能不被它的博愛精神感動。

只是，再崇高的精神，也難以改變歷史。孔子逝世後三百多年間，社會日益動盪，甚至曾有禁書令出現；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也不免用儒學壟斷天下思想。釋迦牟尼在沙羅雙樹下入滅後，三百年內佛教在印度從未取得優勢，印度以外的地區更沒聽說過；阿育王殺戮百萬，建立強權後，才宣布佛教為國教，傳播海外；但他倡導正法，有一半也是出於統治需要。波斯的亞達薛西雖然崇尚拜火教，但說穿了，一個君王要的不是超越塵世的終極關懷，而是招撫萬人的管理方針。哲學理想到頭來還是被當成工具，無法掙脫世界的濫用。

現實，卻也是歷史。

而在希臘，另一個起落無常的時代即將接踵而至。公元前343年，亞里斯多德受聘到希臘北方教書。他的學生之一，就是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的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

鬥智：皇帝、權臣、后族

感人的故事，不一定最後皆大歡喜；重建的耶路撒冷，也不盡十全十美。這時猶太教的復興工作，都由以斯拉著手，省長尼希米倒是公務纏身，無暇參與。幾年後有些歸國的猶太人又開始與外族通婚，這讓保守的以斯拉大為不滿，立刻要這些人不可以再親近外族妻子；現實的尼希米趕快出來調停，主張這些人雖有不該，但也不能如此拆散家人。後來這件事不了了之，不過也因此，猶大地區出現了對立的的現實派和激進派。現實派認為，既然十誡沒有說‘不可婚嫁外邦’，只要不背祖忘本，不去敬拜外邦的神祗，怎能說是犯罪？但由於以色列人幾世紀以來民族主義抬頭，回歸祖國的又多半追根朔源意識強烈，其實還是激進派人數居多。

現實派的人倒也沒認輸。他們此時寫了兩卷傳記，表面上存留歷史，卻也為了強調：婚嫁外族並非人神共憤的惡事。這兩卷傳記用的都是女性的名字，一本是‘路得記’，敘述一個摩押女子，因先生過世，與婆婆回到猶大地區，後來成為大衛的祖先之一。另一本則是當代史‘以斯帖記’。

以斯帖(Esther)是當時留在波斯的猶太後裔。故事大綱：亞達薛西上台三年時，舉國設宴。到最後一日，他請皇后也一同參與，皇后卻拒絕。亞達薛西一怒之下，廢除她皇后的身份，不久卻後悔了。大臣們建議，何不用選美方式另立新后？於是全國各地的美女都聚集到宮中，等待皇帝賜予后冠。那時以斯帖父母雙亡，由堂兄末底改(Mordecai)當女兒一樣養大。她天生麗質，自然也被送入王宮，末底改卻要她不可教人知道自己籍貫宗族。第一次選拔，亞達薛西對以斯帖一見鍾情，旋即冊封她為后。第二次選拔時，末底改得悉有兩個太監要行刺皇帝，於是通過以斯帖轉達；皇帝查證確有此事，就命人懲辦兩個太監，史官也將事情記下。

不久，亞達薛西抬舉權臣哈曼(Haman），所有臣僕都對他敬畏三分，唯獨末底改不跪不拜。哈曼見這人不肯屈膝，乾脆向皇帝進言，要滅他九族，甚至連日期都選定好了。末底改和全帝國所有猶太人聞訊，無不禁食哭泣。以斯帖聽說，便遣人問末底改到底發生何事？末底改將抄傳的詔令給她，又請以斯帖去見皇帝，為族人命運懇求。這對以斯帖卻有困難，因為在波斯宮中，不蒙召而擅入覲見皇帝，是死罪一條。末底改生氣地說：“別以為你是皇后就不會遭殃。你不求，拯救也會從別處來，你反而要自取其禍。難道天意賜你后冠，不就為了今日？”以斯帖因此求城內所有猶太人為她禱告。三日後她去見皇帝，亞達薛西開恩讓她進殿，她才請求，希望皇帝與權臣哈曼可以同赴她所設的宴席。宴席過後，亞達薛西又問她到底想求什麼？以斯帖便請皇帝和哈曼明日再賞臉赴宴。

當晚亞達薛西睡不著，叫人取歷史來念，剛好念到末底改揭發行刺案；這人有功，卻未封賞。皇帝立刻下令，叫哈曼帶朝服、御馬去給末底改，還在他前面傳告民眾。哈曼本要私請處死末底改，沒想到事情變化出乎意料，只得悶悶不樂地回家。當天他赴皇后的宴席後，亞達薛西再次問以斯帖，所求何事？以斯帖才回答：她的族人被出賣了，甚至要被殺戮滅絕。皇帝不解地問：誰敢擅自如此行？皇后答：就是這惡人哈曼。亞達薛西大怒離席，哈曼見狀不好，趕快起身向皇后求饒，沒想到皇帝剛好回來看到，說：這人居然敢當著皇帝的面對皇后非禮麼？此言一出，侍衛立刻捉哈曼去‘掛在木頭上’（後來羅馬的十架酷刑，原是波斯人所發明）。之後，以斯帖才告訴皇帝，末底改是她至親。亞達薛西因此立他為相，還除掉滅猶太人的指令，改讓猶太人去剪除本來要滅他們的仇敵。後來猶太人紀念這一日為『普珥日』。

傳記人物或許會被美化，史實部分總是難以更改，尤其書中描述當時波斯宮廷中的細節，恐怕也造假不來。舊約聖經的版本，極可能是參照更直接的原版修編而成，不過至少它和其他經卷一起被保存，我們今日才得以一窺當年事蹟。【注：有經學家認為她是薛西斯的皇后，但從波斯文獻看來不太可能；七十士譯本認為皇帝是亞達薛西才合理；其他零星史料也暗示，她曾為亞達薛西生過兒子。至少她的身份毋庸置疑，後代波斯往往稱猶太人為‘以斯帖的兒女’。】

然而我個人讀這本傳記，總覺得少了什麼。

* * * * *

龐大的波斯帝國，這時其實有四個政治中心：波斯人的國都Persepolis，米底人的Ecbatana，兩河流域的巴比倫，還有以攔人的書珊（Susa,或譯蘇薩）。前兩個城市位在伊朗的札格羅斯山脈東邊，不易控制山脈以西廣大的國土，所以主要的首都其實是冬季行宮書珊城（連之前但以理的墓也在此地）。書珊與波斯國都只有一山之隔，又靠近波斯灣，比起兩河流域的各古城，算是未開發的良田。對於想開拓新貿易航道的波斯帝國而言，確實是很優良的起點（而善於經商的猶太人會聚集此處，也不無原因）。不過要維持整個帝國的聯繫，皇帝勢必要籠絡各地望族。亞達薛西所廢的皇后，其實就是巴比倫王朝後代；而他所用的權臣哈曼，很可能就是當地以攔人的上層人士（否則他擬定詔書殺戮擄掠猶太人，對自己又有什麼好處？不過東窗事發後，為了不引起以攔人反感，只用哈曼的族稱而已。）

如此一來，亞達薛西的作為就很明瞭了——他登基不久，就努力開始‘削藩政策’。這和清朝康熙對付吳三桂等人的道理是一樣的：建國之初先用官職權勢將人納為己用，但是長久下去，這些人割據地方，中央政府又如何實施政策？只是基於利益衝突，削藩常會引發政治動盪。漢景帝削藩，釀成七國之亂；晉惠帝削藩，導致八王之亂；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幾乎一直是藩鎮割據；明惠帝削藩，引來燕王進兵焚燒南京，自立為明成祖。波斯之前也曾對小亞細亞的省長‘削藩’，結果反而演變成以弗所的暴動。基於這一點，亞達薛西一上台就擺出一副喜怒無常、難以捉摸的形象。

這或許是他高竿之處。明智的皇帝，總會被要求要按條例辦事；不太明智的皇帝，反而隨心所欲，不拘禮法。其實亞達薛西本身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但是裝糊塗一點，未必沒有好處。若是朝臣建議被採納，可以讓下臣認為是皇帝對自己言聽計從；若是建議不成，下臣只能自認倒霉，皇帝對今天的奏章沒興趣。而且既然他陰晴不定，一旦他‘龍顏大悅’要冊封以斯帖、獎賞末底改，或是‘天顏震怒’而廢皇后、殺權臣，旁人就不敢再說什麼了。

話雖如此，不找一點理由就廢掉皇后，對巴比倫人可交代不過，老臣們或許還會以國家大局為重，請他撤回成令。亞達薛西特別挑了這登基第三年的宴席尾聲，突然出個‘不歡而散’的尷尬場面（太早出手，別人反而會看出是他不懷好意）。這下子連老成持重的策士也趕來為皇帝圓場，說是妻子不給丈夫面子，確實不對。風聲一傳，巴比倫人自不會認為是皇帝要收回行省的權力，而是因為皇后‘觸犯龍顏’才被懲罰。

單就這件事已可知道，傳記中缺的，自是政壇上的智謀。

不過皇帝削藩還未完畢。巴比倫一派的人失勢，若是皇帝立刻‘不飛則已，一飛沖天’，其他行省可能會因勢力削減而群起反抗波斯。亞達薛西再一次裝糊塗，用寵信哈曼的方法，重新擺出糊塗模樣，讓各藩鎮鬆懈，更讓這個接下來要對付的權臣藐視自己。申不害說：“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這是法家駕馭大臣的權術高招。大臣摸不清君主的底細，沒辦法投其所好，也就沒法掩蓋他們自己的缺陷。而君主則可以看得明白，辨別出忠臣和奸佞小人。

哈曼或許誤以為皇帝是任自己掌控操縱，但是他本人在弄權方面還是有點本事。為了對付猶太人，他的提議可說是沒有破綻：“有一種民族，散居在帝國各省中；他們的律例與萬民不同，也不守皇上您的律例。這樣的人民對您沒有好處。若是皇上您覺得好，就請下旨滅絕他們。我本人願意捐二十七萬公斤的白銀到國庫，以助皇上一臂之力。”這樣的論點，後來在羅馬時代、歐洲中世紀的西班牙、甚至二十世紀的紐約都出現過（雖然言辭沒有德國納粹黨來得偏激）。猶太人本來就因為自己的宗教律例傳統，而與周遭文化格格不入，也因此一向被政敵利用來煽動他人的愛國情操。畢竟許多皇帝都認為，一個帝國假若沒有統一的法律，難免人民不服，管轄困難，有些行省可能還會來‘君令不受’這一招。哈曼怕對皇帝‘動之以理’還行不通，再來一個白銀萬兩‘動之以利’。表面上自己為國傾囊，實際上他們以攔人若搶了書珊城猶太人的所有財產，大家豈能不為哈曼留下一份‘厚禮’？

末底改其實也不是泛泛之輩。這時猶太人在波斯勢力不大，卻在商道上無往不利。不過有錢遭人妒，自古皆然；所以族人謀利，末底改卻謀官職，所謂‘朝中有人好辦事’，否則也可少遭暗算。當然，他能在皇宮門前，甚至女院前來回，還有資格上報行刺案，表示他的身份至少達到皇宮侍衛隊長。（以前要隨便在紫禁城前蹓躂的，大概性命不保；就算今天在美國白宮前閒逛的，也會被便衣警察請走。不過末底改若只是以斯拉這等文官，或是普通侍衛，恐怕也無權去揭發兩個太監的行刺計劃。）這芝麻綠豆的小官職，對於沒有權勢、又不是名門出身的猶太人，或許已經達到極限了，接下來不管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再晉升。

換言之，末底改會讓以斯帖入宮，可能還是因為波斯帝國類似‘九品官人法’的制度太重了，出身寒門的幾乎沒有機會公平出仕，若不走捷徑根本不能出人頭地。同樣地，假若以斯帖在選拔時已經被人知道宗族，或許連入圍的機會都沒有，畢竟豪門望族都會賄賂打賞太監，讓自家女兒成為皇后。而她能在一眾美女中脫穎而出，有一半也是因為出身寒門，沒有大戶女兒頤指氣使的態度，更不向太監們求任何‘生活必需品’，因而讓亞達薛西特別垂青。

只是，末底改身為皇宮侍衛，為何不向上級報告行刺案？為何要經以斯帖轉告皇帝？這其實也是官場的醜陋面：你報告給上級，上級肯定會搶了功勞自己升遷，你卻什麼也得不到。可是越級私報，在官場上又會遭白眼，雖然書記留下了你的名字，上司搞不好要百般刁難，最後就算你有功勞，也得不到獎賞。有些人淡泊功名，不想去爭；有些人卻為了和上司拉近關係，連自身的功勞都可以雙手送給別人。末底改可不是沒骨氣的人，只要有機會讓皇帝注意，就算一分鐘也該爭取；何況這時以斯帖還沒確實封后，總不能把所有籌碼全押在一個女人身上吧？

也幸好他讓皇帝注意到。亞達薛西雖然在裝傻，但萬一等不到機會，究竟要容忍權臣多久？或是要眼睜睜看以攔人逐步鞏固勢力？行刺一案，皇帝沒有特別嘉獎這個侍衛，只因為還在觀察，還不想聲張。否則這案件由以斯帖轉達，難道亞達薛西猜不到，兩人應是同宗族？

至於哈曼為什麼對末底改看不順眼？若只基於沒有向他跪拜，未免太小心眼了吧？這倒很難說。政客對個人威勢都有很強的敏感度，他們往往從一件事上判斷某個人是友是敵，該折服還是該消滅。一個不願向他折腰的人，很可能明天就成為對手的一顆棋子；若不處理掉，以後會更棘手（從結局看來，他對末底改的直覺的確沒錯）。只是這個人官職不大不小，若是叫侍衛總長處置，或要自己親信對付，既不一定有用，也難以達到殺雞儆猴的果效。那簡單，用一道詔書讓大家一齊做壞人，不就好了？借刀殺人，借的是皇帝的刀，自己的手不必弄髒，樂得清閒。不過詔書下了，哈曼直覺上還是認為，末底改是自己最大的威脅，不趕快滅口總是放不下心。

這時末底改已經聯絡以斯帖，以斯帖與全部猶太人禁食祈求後，終於去見皇帝。對亞達薛西來說，所有條件都齊全了：哈曼既然挑選猶太民族滅絕，正好可以用這些猶太人為他‘削藩’；何況要剪除的居然是后族，皇帝的‘烈怒’自是不言可喻。以斯帖既然宴請自己和哈曼，表示她也在等待機會，要指控這個仇敵。哈曼對末底改戒心很強，對一個女人卻毫無警覺心，這或許是他的敗因；也許因為皇后不是出身望族，不可能是自己死敵，哈曼自然沒有特意防範。這場鬥智，亞達薛西其實穩操勝券，畢竟他在暗，其他兩方在明。不過皇帝自己表現得難以捉摸，別讓皇后也難以啟齒。亞達薛西挑這天早上特別大肆表揚末底改，一方面是為接下來委任首相鋪路，一方面其實已經在暗示以斯帖：你我目標一致，要求的，我絕不會拒絕。

西方語言似乎沒有‘默契’這個詞，不過偶爾也會有心照不宣的時刻。第二次宴席，表面上皇帝婉言問皇后，所求何事？其實親兵在外面早已準備動手了。接下來的‘演出’是要眾人的眼睛做公證——皇后的訴求，皇帝的震怒，哈曼的驚慌。然後亞達薛西再來一句：“大膽！居然敢凌辱皇后！”哈曼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已經被蒙臉唔嘴，五花大綁，釘木架示眾。不久，權臣的黨羽被擒，十個兒子全部被殺；有的以攔人還因為懼怕猶太人，乾脆入猶太籍；殊不知真正要削減他們勢力的，正是皇帝本人。

短時間之內發生兩次朝政更動，壓下帝國境內兩大勢力，竟沒有造成任何內亂，亞達薛西的本事可說罕見。相比之下，他准許尼希米重建的事，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不止如此，他任用末底改，從波斯灣拓展印度洋的經濟貿易（因為伊朗境內沒有好港口）。在他有生之年，帝國從未戰爭過，文化發展則一日千里。由居魯士以來的省道和郵政制度，這時終於遍布全國；帝國官方語言由以攔文改為西亞共通的亞蘭文，陽曆也變成全國共用；在伊朗高原上，引進了中國新疆地帶的地下水利工程，成為後代波斯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波斯史家也一向認為是亞達薛西讓拜火教成為國教。

但是文化發展迅速的，不只是波斯。公元前五世紀中期，幾乎有半個世界都在突飛猛進。

築牆：荊棘載途

耶路撒冷第二次建聖殿，始於波斯王居魯士時代。這次聖殿當然沒有所羅門時代建築的巍峨堂皇，不過對被擄七十年的猶太人，尤其是巴比倫歸來的窮人而言，已經是可圈可點了。不過，居魯士用宗教寬容的政策來保障一個新帝國的穩定，短期間算是有效，長時間呢？

大流士時代的以弗所地區暴動，顯然已經暴露了宗教政策的不足。單獨一味地讓各地人民自己建廟宇，畢竟達不到國泰民安的境界；波斯真要擁有天下，還得看地方官的治理能力。這些地方官若是中央委派，與當地人合作執政，往往裏外不合，勾心鬥角；若是地方自己推舉，又有可能會自己封王，讓波斯朝廷難以駕馭，結果多半還賜死。不過這次小亞細亞的叛亂，卻因此迫使皇帝努力想辦法改變地方自治。大流士得到的結論，就是由原本各宗教設立的聖執人員，兼任行政官。

這就是為什麼耶路撒冷第二座聖殿建成五十年後，才有大祭司被膏立。根據當時先知撒迦利亞的記敘，有金銀的華冠加冕在首任大祭司頭上。波斯政府所賜的這冠冕，基本上也為了認同大祭司做耶路撒冷的領袖，反正祭司不是國王，不會壞了中央管轄的條件；何況假若這祭司是個問題人物，朝廷照樣可以另外舉薦。做得好，皇帝放心；做不好，是祭司自己對神失職，也和中央無關。

然而大祭司的設立，對沒有自己國家的猶太人卻很重要。接下來五百多年，除了少數例外，猶太人的自治都是以大祭司為領袖。不過他們並不是讓巴勒斯坦變成政教合一；當代社會已經有猶太公會、民間長老、和人民大會，只是對外的公關仍屬大祭司。（到新約時代耶穌受審，最後也是在大祭司的裁定下，才轉交給羅馬總督審判。）

可惜的是，大流士在耶路撒冷設置這個職位，卻沒機會與首任大祭司互相溝通。他接下來進攻希臘領地、收拾埃及政變，到他逝世都沒時間加強內政。而巴勒斯坦的大祭司，雖然是皇帝特別任命，卻仍不清楚職位權限，究竟該採用什麼樣的‘自治’。之前已經有幾位民眾領導先後被波斯帝國處死，其中還包括兩個大衛家的後裔；現在雖然波斯朝廷新設官職，又有誰知道是否換湯不換藥？所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它偏偏是‘用人疑之，疑人殺之’。是否大祭司一旦越權，就照樣被斬頭？到最後，身居高職的大祭司還是得戰戰兢兢，不敢有逾矩的舉動。也因此大流士希望改變的地方行政，終究未曾實現。他之後的薛西斯，與希臘戰敗後便一蹶不振，自己波斯都不想管了，何況是遠在天邊的巴勒斯坦？

一直到亞達薛西上台，各地方行政才有所改善。而這改進，巧的又是從一個猶太人作為起點。

那時亞達薛西剛接管一個正走下坡的龐大帝國，面對的問題自是千頭萬緒。有一天他看到身邊的酒政面有愁容，不經意地詢問緣故。這酒政名叫尼希米(Nehemiah），他先是對自己失態惶恐不已，後來才據實回答：自己本族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住的是斷壁殘垣、荒涼滿目，焚毀的城牆已殘留一個多世紀，豈能不痛心？這番近似發牢騷的話，若是聽在以往的皇帝耳中，早就大罵放肆，叫人拖出去處死了。尼希米面對新皇帝，講話單刀直入，也夠大膽；不過他所自告奮勇要做的，卻與亞達薛西正苦惱的問題不謀而合——要穩定地方政治，首要之務就是重建工作。亞達薛西立刻下詔書，差遣尼希米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還特地提供木材，撥出兵馬護衛，讓建築工程能加快進行。

說得現實一點，亞達薛西並不是無條件地對猶太人慷慨。他讓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可稱是波斯帝國的一次小實驗，要看看：一、任由地方自建，會不會人多手雜，難以成事？二、資金有限，工作會不會半途而廢？三、若能完工，會不會帶動地方經濟？四、重建之後，人民會不會繼續忠於帝國？正好猶大地方不算太大，就算實驗失敗也無傷大雅；若是實驗成功，更是值得推廣到其他各省各民族。換言之，尼希米既然自己毛遂自薦願意扛重任，嘗試前人所不敢做的工程，背後必有無數眼光在仔細觀察行動，教評考績。

而且大部分的‘評審委員’，可沒皇帝這麼有胸襟，有遠見。

* * * * *

先問個問題：為什麼當時耶路撒冷竟然沒有城牆？對一個農業社會，城牆是最基本的屏障，不可或缺。然而從古埃及的新王朝、到亞蘭初期、亞述、巴比倫、和這時的波斯，只要是軍事帝國，都以東征西討，為中央政府賺錢為目的，而征討的版圖越龐大，就越要想辦法壓制各省各地擁兵自立的民眾。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禁止各國都城重建城牆。沒有牆壁擋住視線，就不會隨便匿藏軍備武器；沒有防禦能力，就不敢不聽中央政府的號令——一方面是招架不住波斯大軍的屠城，二方面也是需要帝國的軍兵來趕走山賊流寇，免受凌辱。（之前提過，古代的耶利哥，由於叛軍被埃及帝國擊潰，長久都禁建城牆；以色列人進迦南地時，耶利哥唯一的保護也只是勉強搭建的土牆。）這禁令不單是針對耶路撒冷，同時代的撒瑪利亞、以及敘利亞、亞們、非利士、阿拉伯等地，都一樣是‘有城無牆’。

正因為大家處境一樣，所以亞達薛西准許耶路撒冷重建城牆時，附近的撒瑪利亞、亞們、阿拉伯，反而是最有酸葡萄心理的人。他們當然不知道猶太人能獲得這樣的機運，必須要尼希米敢於冒死請奏，皇帝也敢於打破常規，雙重條件缺一不可。不過既然他們不明白，心裡多半只覺得不是滋味：你們這些猶太人，到底有哪一點比我們強，為什麼皇帝如此寬待？難道你們被徵的民兵特別多？你們上繳的稅銀特別豐厚？還是你們喜歡走後門，賄賂朝臣替你們說好話，利用女人給皇帝灌迷湯？

人都有先入為主的毛病，尤其若認定成功的人都是在作弊，誰還願意再看別人的優點？既然自己得不到，那就要千方百計把別人扯下台來。

尼希米尚未開始動工，這群‘敵人’已經先用嗤笑、藐視的手段來阻擋工程。他們故意放風聲，問道：“你們在做什麼？要背叛王麼？”雖是輕描淡寫的問話，傳到波斯朝廷卻很可能讓皇帝改變心意，下令停工，甚至連尼希米都可能人頭落地。還好亞達薛西是明理的人，這一點點謠言也不放在心上。不過尼希米曾任皇帝身邊要職，豈不知‘三人成虎’的可怕？若是一天的輿論不夠說服力，一個月兩個月下來還是會讓群臣議論紛紛，搞不好集體‘忠告’皇帝停止實驗。所以要重建就要快，若是命令太早收到，那也是盡人事聽天命；若是竣工後皇帝才叫停，總不能無端再把城焚燒了吧？

根據舊約聖經的記載，耶路撒冷全民眾，上至大祭司，下至貧民窟的混血兒，或是非猶太人而住在耶路撒冷的所有人丁，全部投入重建的工程。有錢有勢的長老們，當然都各自帶領民眾動工；其他有的是祭司團，有的是行政官，有的是工匠商人，甚至婦女也加入行列。尼希米在此充分發揮了他實事求是的精神，畢竟這時耶路撒冷根本沒有人有建城牆的實際經驗，尼希米自己也不例外。但是若能保持務實的態度，仍然可以補足經驗的缺乏。一個過分理想化的工程總監，很可能會平分人口，讓大家一同分擔重擔，結果各隊工作人員互不熟識，難以分工合作，效率也不高，更怕的是大家草草了事，建個不堪一擊的城牆。尼希米是挑比較有效的方式：每一隊人員先修建最靠近自家的城牆。反正每個人都有私心，自家門前的城牆一定會修築得特別堅固；就算要多花時間精力，也比敷衍的工程來得值得。

‘敵人’第一次的謠言沒有動搖民心，自然更加惱恨。可是撒瑪利亞、亞們、阿拉伯各城市的百姓，這時也風聞了耶路撒冷的重建工程。身為首領的，總不能對人民沒面子，所以他們又發出第二波輿論：“你看，這些軟弱的猶太人，居然以為可以保護自己麼？還是他們想一日成功？這些從瓦礫土堆挖出來的石頭有什麼用？隨便一隻動物上去都踏倒了。”這種話比上次更毒，尼希米或許充耳不聞，但波斯帝國的其他行政官，卻可能誤以為亞達薛西是在浪費公款做無意義的事；有人可能會瞞著皇帝，私下授權攔阻運送木材的工兵。而對耶路撒冷民眾而言，日復一日的工作本來就很費力，現在他們的滿腔熱忱竟然被潑冷水，真有芒刺在背的沮喪感受。

儘管如此，大部分由長老祭司領導的民眾，還是繼續專心做工，心無旁騖。很快地各段城牆開始連絡，城牆高度也達到預期的一半。敵人見輿論效果不張，乾脆直接用恐嚇手段，贊助曠野中的黑幫匪徒乘虛而入，以游擊隊攻打耶路撒冷。這些草莽流寇本來就是各地青壯男丁，他們所以不想栽種田園，只因為做強盜比做農務好賺多了。反正巴勒斯坦到處有牆傾垣毀的城市可以下手，他們一個多世紀以來打家劫舍，自成勢力；就算帝國軍兵來掃蕩，隨便躲藏於山嶺野谷也無妨。（到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以色列、黎巴嫩、敘利亞、和約旦四國邊界的戈蘭高地，仍然是恐怖分子出沒的火藥地帶。）其實波斯帝國對這群流寇早就很頭痛；亞達薛西會考慮廢除禁令，讓耶路撒冷建牆，這些武裝匪徒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猶太人面對游擊搶匪的威脅，只能咬緊牙根，分派民兵防守。敵人一不做二不休，又派打手混進工人之間，有機會就殺幾個，讓整個耶路撒冷提心吊膽。那時耶路撒冷的勞工約三萬，但是擾亂他們的流寇大概不到百人，混進來的殺人犯可能也只兩三個；用這麼少的傭兵就讓全城雞飛狗跳。這一來猶太人為了加強保安，勢必調動更多人手協防，或是邊拿兵器邊工作，工程也就進行得更慢了。

除了鄰國的嫉妒，耶路撒冷城內也是問題叢生。剛開始修城牆，大家是竭盡所能地付出；不到一個月，許多民眾就快做不下去了。這不是缺乏決心毅力，而是嚴苛的經濟現實，讓沒時間討生活的人首先跌倒。生活環境差的人為了三餐，不得不典當田地果園；能力更弱的，只能把子女賣給人做僕婢；而出錢買田園僕婢的，必也是城內的富人。若在平時，這種投資交易行為也沒什麼不對；但現在正值關鍵時刻，難道只為了個人利益，竟要送葬這個耶路撒冷的未來？尼希米這時真的發怒了，他公開斥責這些借貸的人，說：“你們這樣出賣自己兄弟，不羞恥麼？不怕天譴麼？再不住手，連敵人都要譏笑了。”尼希米也很清楚，‘食君之祿’最後也是出自百姓的服役，所以他自己凡事從簡，除了必要的開銷，絕不浪費，也不利用官職謀利。這種耿直的人作為上司，大概要被屬下埋怨不完；只是，假若尼希米自己上樑不正，又怎能要求城內富豪退還田地、免去利息？

不止經濟亮紅燈，官場上也是危機四伏。尼希米這時只是工程總監，但是他的指揮能力卻讓省長、大祭司、公會長老都暗淡無光。可想而知，這些原先的領導階層，幾乎都對這個新來的‘空降部隊’存強烈敵意，紛爭結黨的不在少數。鄰國的首領更是利用這一點，多次邀尼希米外交會談。如果他接受，肯定有人說：“這個人太自我膨脹了，一個工管竟然比省長還大牌。”尼希米又不是初出茅廬，官場上的花樣還見得少麼？不過他不去會面，敵人又說：“哦，你不敢來，一定是有意隱瞞，是不是在為王位做準備？說不定連皇冠都做好了？”城裡的文士祭司也好不到哪裡去，有人故意警告尼希米，刺客晚上要來害他，建議他到聖殿避難。他若去躲避，等會兒就有人說：“他是祭司麼？怎麼把聖殿當作自己的避難所？外面的民眾還要邊拿兵器邊工作吔！”他不去避難，又有人說：“奇怪，他為什麼不敢進神的殿？難道他有罪，還是不潔淨？啊，對了，他之前是侍奉皇帝的人，搞不好是太監，難怪心虛。”

諸如此類暗箭傷人的閒雜話，一旦流傳開來，幾乎洗刷不掉，偏偏又沒有證據指控是誰在編謊言。人民也很洩氣，到底管工程的是好人還是壞人？到底自己所付出的血汗值得不值得？到底建這城牆，是皇帝開恩，還是滅九族的大罪？整天心神不定，做工意願也很消沉。尤其是尼希米自己，從波斯朝廷到巴勒斯坦，每天調動物資，細心監工，這份誠心居然還被毀謗，恐怕心情要比任何人都低落；但是表面上卻仍要不當一回事，信心十足地繼續鼓勵人民築牆。

至少他眼淚沒有白流。公元前444年，耶路撒冷的新城牆終於完成，總工程時間只有五十二天。不到兩個月就建好，對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已經是奇蹟，而這段時間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阻力，他們仍然百折不撓地疊石扛土，這一點不能不感謝尼希米。波斯王亞達薛西為了強調自己沒看錯人，乾脆調任原來省長，改由尼希米來擔任。

其實城牆修好時，耶路撒冷的三萬人民還算很稀少。不過有了庇護的城牆，人口就會開始增加，慢慢地經濟也會開始繁榮。同年秋季，在波斯朝中擔任書記的文士以斯拉(Ezra），被邀請到耶路撒冷宣讀摩西律法。他來的時候，有一千五百以色列民也一起同行，等於是移民回到祖國。

世界上有許多文人歌頌愛國情操，不過真正的愛國，難道只是精忠報國、馬革裹屍、以身殉國、憂國忘家、甚至鞠躬盡瘁的這等故事麼？清朝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如果所有人民不願意一同分擔責任，任憑一個人再怎麼愛國，力量也是有限。這等個體悲劇性的情操，並不是值得效仿的榜樣。真正的模範，是像尼希米這樣，不止是用行動證明愛國心，更要讓所有民眾一同加入愛國的工作。個人的一塊石頭，只不過是政敵眼裡的絆腳石；所有老百姓一人一塊石頭，才能眾志成城，也才能鞏固國家民族的未來。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夜盡了齊歌唱，
          和散那在至高處，
          和散那直到永遠。
                              ——聖城(The Holy City)，詞：Frederick E. Weatherly， 曲：Michael Maybrick，1892

眾寡：避實而擊虛

          前進吧，希臘的孩子們，
          拯救這片土地，
          拯救你們的妻兒，
          你們父親的祭壇，
          你們祖先的墳墓，
          現在是為一切爭戰的時刻。
                              ---Aeschylus，希臘悲劇之父，《波斯人·薩拉米斯戰役》

公元前540年，居魯士攻陷呂底亞王國的首都撒狄(Sardis），連帶把附近的以弗所地帶都併入版圖。然而波斯所設的行省卻管轄不善，幾任省長尤其殘暴。公元前499年的省長，甚至為了立功而向愛琴海島嶼發兵，可惜鎩羽而歸。這時波斯王大流士已經有意處分這省長，省長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慫恿當地的希臘人一齊作亂，或許可以逃脫波斯的懲治。

雅典這時和小亞細亞已有密切商業關係。既然流散在波斯行省的希臘人要造反，許多本土的希臘人也傾囊傾力相助。不過波斯帝國可不好惹，不到一年，已經在以弗所之戰平定了叛亂；只是要掃蕩黨羽，還是多花了幾年。大流士對於雅典的迅速崛起，早已視為眼中釘；這次既然希臘人資助自己境內的動亂，正好可以藉機會向這領域討教一番。只是波斯一向不擅長水戰，大流士主要還是僱用腓尼基和基利家的船艦作先鋒。準備就緒，公元前492年，第一次希波戰爭正式開幕。

陸軍方面，波斯平定小亞細亞動亂後，就跨越歐亞交界處的達達尼爾海峽，閃電攻勢連下數城，把今天的保加利亞、馬其頓都踐踏在鐵蹄下。這一點可說是波斯大軍紀律嚴整，才能行軍急進，短時間就讓主力軍距離雅典不到五百里。波斯能建立龐大帝國，作戰必有獨到之處；它能夠來去無踪、出沒無常，被它擊潰的國家幾乎都未戰先餒。這次先聲奪人之下，希臘人果然立刻開始搓手頓腳、草木皆兵。緊接著，大流士派遣使者到希臘各城市招降，結果除了雅典和斯巴達(Sparta），所有城市全部倒向波斯。雅典是公眾處死使者；斯巴達是把使者扔入天井。兩個關係不甚協和的城市（它們分別稱霸海權和陸權），居然因為波斯大舉進攻而變成目的一致。

大流士沒有得到雅典和斯巴達的投降，但是其他地區已經到手，也算空前的勝利；只是少了兩個重要城市，未免美中不足。不過他還不急著用兵，而是用外交手腕，讓周遭的地區孤立雅典，讓斯巴達因為賄賂而起內訌。波斯軍隊尚未出動，就已經讓兩個城市灰頭土臉、元氣受損；再來打落水狗，豈不方便？

當然，波斯不想主動出兵，也在於希臘山多平原少，大軍不易進攻，反而會遭奇兵偷襲。換言之，除非希臘自己投降，真正要攻只能從海路著手。公元前490年，波斯的船艦採取跳島戰略，沿著愛琴海一連串搶攻，幾個重要島嶼相繼被屠戮焚燒。雖然實力遠不如陸軍，卻也衝刺到雅典百里內的海域，甚至在雅典四十里外的馬拉松(Marathon）登陸。何況這些不是主力軍，就已經有兩萬騎兵，二十萬步兵；雅典一方只不過兵力一萬。緊急之下，雅典的信差快馬加鞭往斯巴達求救兵；斯巴達卻因故十天之內不能趕來（是否想先讓雅典與波斯鷸蚌相爭，不得而知）。雅典人空等了五天，連救兵都沒得指望了，只好硬著頭皮，在馬拉松平原佈陣；可是相差如此懸殊，還會有勝算麼？

事實證明，有時勝敗並不在眾寡，而是在用兵之道。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波斯軍隊上岸，雖然多等了五天，久坐船艙的兵馬，畢竟水土不服，難施全力。而那天雅典部隊最先上的，竟然是速度不快、裝備不厚的步兵。這對波斯將領而言，簡直不用打了，立刻派騎兵去斬。沒想到騎兵未到，這些步兵忽然變為盾陣，常人大小的盾牌將整隊步兵擋得刀箭不入，反而是盾牌間疾刺的長槍，讓波斯騎兵窮於應付，結果戰場上馬匹互相絆倒，亂成一團，後面的步兵甩石兵都派不上用場。波斯將領眼見不對，趕快打旗號叫騎兵由右側攻破；這一點雅典軍也料到了，盾陣往右翼加強保護，左邊山頭卻衝出雅典的騎兵，人數當然比不上波斯大隊，但要截殺反應太慢的馬兵，可還綽綽有餘。波斯騎兵聽到背後有敵人，總帥卻還沒有發布新命令，更是開始緊張，自己掉轉馬頭防禦；但是一往左邊抵擋，又換右邊出現雅典另一隊騎兵；雙面夾擊之下，波斯的兩萬騎兵完全自顧不暇。波斯將領看到引以為傲的騎兵，居然被希臘人出其不意地偷襲，自然要趕快挽回士氣，於是派出軍隊中的大象。這大象陣一向是立刻震懾敵人，偏偏對希臘人沒轍。騎兵左右散開，橫闖的象陣居然撲了個空；然後剛才輕裝的步兵，全部往前進擊波斯大本營——不過進擊是虛，誤導大象往波斯本營亂衝才是目的。波斯大軍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兵馬自相踐踏的，比被希臘人殺的還多（最後統計，雅典只戰死了兩百人，波斯卻折損甚巨，留在戰場來不及收屍的就有六千多人）。

後代傳說有個小兵由馬拉松跑回雅典，報完佳訊就倒地而死，因此有馬拉松賽跑為之紀念；其實正史並無記載。古代人又不笨，四十里路，用烽煙傳訊就夠了，何必捨命逞英雄？

* * * * *

戰爭無果而終，大流士本來可以再接再厲；不巧埃及居然也趁機政變。皇帝分身乏術，只好延後進軍希臘的夢想。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先平定埃及再說。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大流士正要去鎮亂，自己卻先壽終正寢，由兒子薛西斯（Xerxes I）繼位。這段時間希臘算是喘一口氣，只是波斯隨時還會來攻，不備必是大患。雅典總理是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雖然很難說服雅典的民主政體大量養兵，他卻寧可利誘城民攻擊臨近盟友，也非建立海軍不可。或者說，幸好他固執己見，因為十年後，波斯果然捲土重來，公元前480年以七十萬大軍，一千多艘戰艦，展開第二次希波戰爭。

上回從馬拉松戰役汲取教訓，這次波斯不會再大意了。薛西斯的攻法明顯不同：第一次海軍陸軍各自搶功勞，結果陸軍只討伐到馬其頓地區，丘陵地帶已經難以通過；海軍跳島戰術之後也敗得鼻青臉腫；雙方都錯失良機。這回波斯主軍由馬其頓的河口重鎮出發（這城塞後來改名叫帖撒羅尼迦Thessalonica），海陸兩軍並駕齊驅，有山阻隔就由舟艦載運，從海上繞道圍攻；有礁嶼海峽就由陸軍先佔據要塞，再來接應海軍。這樣合作，所向披靡，比起十年前簡直是脫胎換骨。加上薛西斯初露鋒芒，若在戰場上建功，千里外的帝國首都自會萬眾歸心。所以他目標不只要下馬威，而是要這些不識好歹的希臘人插翅難飛，以後也別想再反抗波斯。

希臘人得知波斯大軍壓境，來之坎坎。上次的詭計再也行不通，只能利用巴爾幹半島的天險加強佈陣。可惜的是，水陸兩戰的霸主——雅典和斯巴達——這時反而爭相領兵。按照道理，雅典較靠近戰場，熟悉環境，作為盟主也較有利；只是斯巴達若不肯屈就，搞不好要退盟。雅典總理還是以大局為重，甚至連水師總帥也由斯巴達人擔任。

以海陸雙重天險而言，最好的地點莫過於雅典西北的山嶺關口，和北方大島的狹長海道。山嶺關口當然是由斯巴達守禦，希臘各地民兵聽從差遣；波斯軍隊料想隘口必有埋伏，也先派哨兵探路。其實波斯人數雖佔優勢，幾十萬大軍總不能在同一處滯留太久，否則會糧草補給困難，更可能導致士氣渙散。皇帝既然下令戰爭，將領豈能退縮？不退兵，那就要想辦法突破麻煩了。只是，山口畢竟易守難攻，斯巴達部隊的裝備又比雅典軍隊厚重，要突破談何容易？到最後再多的哨兵也只是去送死。波斯將領又派萬人敢死隊挑戰，一樣被殲滅。再加上東邊有雅典舟艦守住海峽，不讓波斯援兵繞路夾擊，這次希臘簡直達到‘敵雖眾，可使無鬥’的兵法最高境界。（波斯其實也考慮過海軍繞過大島，直接攻擊雅典，但是船隻遭愛琴海風浪襲擊，折損百餘，不得已還是得硬闖海道。）

問題是，最強陣線也可能百密一疏。大敵當前，竟有當地人出賣希臘，告訴波斯人：這關口要道另有一條跨山的小徑，可以前後夾攻希臘盟軍。波斯總帥立刻連夜叫步兵準備。等到天亮，希臘兵發現不對勁，已經遲了。膽怯的隊伍甚至顧不得他人，私下逃走。斯巴達王召開緊急軍議，很多盟友認為隘道守不住了，主張放棄；斯巴達王當機立斷，命令自己人繼續在山口奮戰，其餘聯軍則一一撤退。留得青山在，明天才能繼續保護家園。那天斯巴達全體陣亡，希臘戰死千餘人，退兵的則有三千。這是希波戰爭中最慘烈的一役。【注：真正參與的斯巴達人，包括國王在內只有三百，加上其他盟友聯軍約四五千。後世卻往往誤解是這三百人獨自對抗波斯全軍，英勇犧牲，可歌可泣。2007年的電影《三百壯士》，也是如此描述。】

山路失守的消息傳來，海道上的希臘船艦也亂了。斯巴達的水師總帥，本來就面臨三倍的敵人，縱算敵我雙方損失一樣多，仍然對己方不利。不過在這關鍵時刻，居然接到斯巴達國王的噩耗，總帥立刻命令盟軍退兵。站在斯巴達的立場，或許可以諒解：連最強的斯巴達陸軍都戰死了，這裡怎麼還能守？自然應該退而求其次。可是站在雅典的立場，不守住這裡，難道要放棄雅典城？儘管如此，雅典總理這時可不能對上司翻臉。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盡量把退兵佈置成誘敵之計；等到波斯海軍起疑時，已經追不上了。

保存實力固然是明智之舉，然而代價值得麼？隨著希臘水師的撤退，海道上的城鎮，都被波斯軍艦洗劫焚毀一空；陸上的城邦，更是無一倖免。這在軍事上是對是錯很難說。基本上斯巴達的大部分陸軍，鎮守哥林多地峽，也就是希臘南方另一個天險。斯巴達人熟悉兵法，當然知道‘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可是雅典和半個希臘，卻位於天險的這一邊，既然斯巴達放棄其他據點，執意要在這地峽與波斯人背水一戰，就代表雅典和半個希臘要被犧牲了。難道盟友一場，最後只是被當作擋箭牌？何況這決策實在漏洞百出：波斯是海陸兩軍並進，地峽的天險又算什麼？但是由於斯巴達王慷慨犧牲，其餘盟友若是在這節骨眼上大肆批評，未免也太不給面子。雅典總理雖然不服這樣的決定，卻也只能叫自己市民趕快乘船往斯巴達屬地，免遭禍患（等波斯大軍抵達，雅典已經在擺空城計）。

‘道不同不相為謀’。希臘聯軍，至此可說是名存實亡。如果盡了最大的努力還不能得到勝利，那又該如何？勢弱的一方，通常很少有選擇的機會。

不過選擇少，並非無從選擇。雅典總理這次不再延續聯盟以來的守勢，而是自己打算主動發動攻擊。他在雅典空城中已經事先設下棋子：上次薛西斯因為小人物通風報信而大捷，這次也對殘留貧民的情報深信不疑——何況聯盟分裂又不是說謊，唯一的謊言只是希臘海軍在雅典外海的薩拉米斯(Salamis）起內訌。

於是波斯海軍星夜趕往薩拉米斯灣口，要叫希臘船艦一隻也脫身不了，還故意‘歸師勿掩，窮寇勿追’，留一道出口讓希臘人爭先恐後地遁逃。那一夜，雅典總理的一個僕人求見薛西斯，說：現在盟軍派系鬥爭，斯巴達人不願與人共事，大有消耗雅典兵力之意，何況雅典城已亡，因此雅典總理有意歸順波斯，以策安全；至於希臘剩餘海軍，只要薛西斯守住出口，就可以甕中捉鱉了。這話說得很妙，甚至很攻心計：想想，既然希臘人自己不合群，波斯又何必在外鎮守？尤其上次波斯海軍在海峽被騙，沒追上撤退的希臘船艦，這次哪會坐等對手再度溜走？結果薛西斯聽了這一番話，反而下令，日出之際全軍出動，直追希臘船艦。

虛虛實實，哪樣可信？薩拉米斯海峽由外面還看不出多窄，真正穿越的地方卻只有一里寬。波斯軍艦巨大，根本無法保持隊形前進。不過他們剛進入海峽，就見到哥林多船艦的‘逃兵’；軍艦大，速度也快，自然奮勇直追。希臘的船艦體積小，直線速度不如人，在這困地卻是轉折靈活，如魚得水。何況他們早在附近的小灣埋伏，要等到波斯軍艦頭尾無法相救才出手。

地利、人和都有，只欠天時。不過這一點雅典總理也設想周到。太陽升起不久，強風沿海道吹來，希臘海軍才突然現身。波斯戰艦要掉轉船頭，卻因晨風而動彈不得。緊接著希臘水師用武裝的船頭，全速撞擊波斯軍艦最脆弱的船身。成功的，可以讓敵人沉船；不成功的，也便於弓箭長槍襲擊，直到划槳把船拉到距離外，可以再度攻擊。希臘船艦還特別挑波斯司令官的船先下手，讓其餘船隻無法反應。波斯雖然動用腓尼基的船艦，大部分士兵卻不會游泳，溺斃無數。而後面的船隻雖然見到前方出事，卻已來不及停船。有的撞崖，有的互撞，有的被前面船骸撞穿，其餘的盡數逃出海峽。只是最大的三百多艘軍艦，連同將領兵卒，一個上午全部喪生於此。薛西斯這時已經惱怒不已，旁邊卻有個腓尼基船長，正自抱怨這些划船兵卒不會配合指揮。皇帝一怒之下，氣全部出在他身上，一刀將他腦袋斬了。

《吳子·料敵》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旌旗亂動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這次波斯進攻薩拉米斯海灣，其實根本是不必要的，偏偏只因為雅典總理的策略，讓薛西斯慘遭敗北；之後波斯節節退兵，雅典人再度回城過冬，翌年斯巴達的陸軍也連勝數場戰役，希臘海軍更是把波斯戰艦摧毀殆盡。一次的成功，可以帶來許多利益；一次的失敗，也可以讓之前所有成功作廢。

但是縱觀整段希波戰爭歷史，兩邊都很有軍事頭腦，也都出錯過許多次。最後波斯失敗、希臘勝利的結局，或許只在於機運。有人說，一個人一生會犯許多錯誤，而一個失敗的人，只不過是錯誤多犯了一次。薛西斯在這場戰爭後班師回朝，從此沉迷酒色，自暴自棄，公元前465年被親衛所弒，繼位的是他兒子亞達薛西(Artaxerxes I)。

而希臘在這次戰爭後，更是發展空前，開始進入超群絕倫的黃金時代。

順便一提，希波戰爭在舊約聖經中完全沒有提到過，但是這次戰役對波斯的影響，卻間接促成兩件事，改寫了猶太民族的歷史。

望鄉：雲橫秦嶺家何在（二）

西方歷史學有個字叫Diaspora，中文沒有類似字，一般譯為‘流散’。‘流散’原是專指猶太人被巴比倫擄後，分佈世界各地，無家可歸，但後來也漸漸引申為大幅度的人口遷徙，離鄉背井。這類喬遷，多半不是自願：歐洲中古時代，東歐的斯拉夫民族曾被大量賣給中東的回教國家（今日Slave‘奴隸’這字，原是由Slav‘斯拉夫民族’演變而來）；航海時代，雖然歐洲各國傾力贊助探險家，但是其實也只有貧窮人敢拿性命作賭注，向海洋、叢林、野蠻人挑戰；殖民時期盛行黑奴販賣，因此今天南北美洲都常見黑人；愛爾蘭的馬鈴薯大饑荒，迫使許多人到外地求生；一次世界大戰時，土耳其的額圖曼帝國強迫國內的亞美尼亞人遷走；十八世紀起，中國的苦力被賣到歐美南洋，後來的南洋華僑多半是隨親友到語言能通的地區，所以同樣是華埠、唐人街，主要語言卻可能是粵語、客家、潮州、閩語、吳語等等；印度的外移人口，在全世界僅次於華僑，早期分佈是從印尼到東非，近代則在歐美各地都有。這些都可算是‘流散’——長期的流離失所、集體搬遷。

只是，搬遷也有幸與不幸。像猶太人到了巴比倫，偶爾也可能與當地人起衝突（就像海外華人有時也會受到敵對或歧視的眼光，1969年馬來西亞有五一三事件，1998年印尼也有排華事件）。不過比起歷史上許多失去家園的民族，猶太人已經是特別蒙巴比倫皇帝照顧；到波斯建國後，居魯士大帝甚至下令，只要是猶太人想要回迦南地開墾的，都可以自行歸家，不必禁止（耶利米先知預言被擄七十年後歸來，與事實大概相去不遠）。

當然，這並不代表居魯士沒有政治目的；他之前一進入巴比倫境內就舉行祭河典禮，建國大業完成後，又先後讓許多民族回鄉。說他是仁君，不如說他也很有籠絡人心的手段。雖然巴比倫亡國後人心思變，但是並不一定會尾隨波斯帝國的領導；尤其這麼多民族聚集在巴比倫附近，起義肇事的機會未免太高，更怕的是連鎖反應之下，甚至連兩河流域都保不住。現在只要一通不用錢的詔諭，那些蠢蠢欲動的激進分子，頓時少了一個作亂的理由，攀附的民眾也自會減少。這手段之妙，後代政治家實可作為借鏡。

那麼，這些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是否又像出埃及記，大舉回鄉？歷史並沒有如此記載。正確地說，這份詔諭讓猶太人心情複雜。為什麼要回耶路撒冷？那裡只剩下蕭條、貧窮、和重新開墾的辛勞。用二十世紀的實例對照，許多猶太人為了躲避納粹黨的殘殺，紛紛逃亡美國，但是1948年以色列重新建國後，回到巴勒斯坦定居的猶太人卻不多。若按照今日美國猶太人的觀點，當時波斯帝國的猶太人也會自問：“我在巴比倫城生活得不錯，為何要回去？”

到最後，波斯境內十五萬猶太裔，只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利用這機會回故鄉。後來猶太人中有種說法：一個猶太人用第二個猶太人的錢，送第三個猶太人回巴勒斯坦。這樣的比喻也不過分。在巴比倫的猶太人，有的已經有顯赫地位，有的因貿易經商而家財萬貫，於是他們多半出力出資，讓發展不順利的親友回歸祖國謀生。被擄時是大批東遷，回去時卻是細水涓流慢慢移動。不過耶路撒冷究竟是重新住人了，農業和商業也逐步上軌道，居魯士更從這行省獲取貢品稅收，和預期的效果一樣。唯一不一樣的，只有耶路撒冷原先的重要性。從前它是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現在它只是波斯附庸地區的一座城市，聖殿也沒有了，而猶太文化的傳播卻是在幼發拉底河邊，而不是在大衛之城。既然能力強、錢包闊、文化高的人不回國，耶路撒冷也只不過成為波斯帝國千百個城郭中，無甚與眾不同的一個市集。

我們還是要再問一次：為何不回家？

要回答這問題，也許要看看當時另一個‘流散’民族。畢竟在公元前六世紀，流散最廣的並不是猶太人，而是地中海沿岸的希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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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琴海、巴爾幹半島、土耳其、塞浦路斯、黑海、高加索、意大利南端、埃及、利比亞、西西里島、科西嘉島、法國、西班牙東岸，希臘人在這些地區建立了不下四百個拓殖地。其中有的只是漁村，有的卻是希臘土地上所沒有的繁榮的大都市。雖然說拓殖，其實他們所到之處，並不是沒有其他民族先來佔領；有的與希臘人漸漸同化，有的卻刀劍相對。希臘人在土耳其沿海建了以弗所(Ephesus)，曾經被附近的呂底亞人焚燒多次，燒了又重建，可見雙方並不太平。在波斯建國前後，以弗所的希臘人已經是第三次重建亞底米斯的神廟（這神廟也是古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到新約時代還曾掀起宗教衝突的風波，公元401年被基督教暴徒摧毀）。

類似以弗所這樣的拓殖地比比皆是，亞歷山大東征之前，敘利亞邊境的安提阿(Antioch)，和尼羅河三角洲西側的拉科提斯（後來被改名叫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都已經是當代數一數二的大都市。希臘人在這些地方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發展（呂底亞人是西方最早創造貨幣的民族；埃及的宗教藝術領先當世；安提阿附近的傳說，幾乎完全翻版成為希臘神話中的天神宙斯），然而當地人的排外意識仍不時出現。盲詩人荷馬的第一部史詩是敘述特洛伊戰爭，第二部史詩《奥德赛》卻影射了當時希臘人流散各地的遭遇。

《奥德赛》並非史實，而是冒險故事。主角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戰爭後，觸怒海神，讓他們在大海中漂流，還不時有海難、怪物、災禍出現；奥德修斯卻憑機智勇敢不斷死裡逃生，漂流十年終於回到家。除去故事的成分，荷馬所描述的世界，其實就是當時希臘人流散的領域；故事中有人因貪圖美食，結果被咒詛變成豬；有人吃了蓮花，沉睡在幸福美夢中；有人被關在獨眼巨人的石洞中，一一遭到吞噬；海妖的歌聲會引船撞崖；水怪的漩渦會將船吸到海底粉碎；岸邊的食人族會獵取船員；奥德修斯自己被仙女留在孤島上長達七年，仙女希望與他永成伴侶，他卻惦念故鄉的妻兒，最後還是離島啟航。翻譯成現實，當時流散各地的希臘人，可能被騙被賣，被誘被搶，被捲入利益的陷阱、政治的混亂、甜美的夢想，只有少數能夠在異地安居樂業；然而就算是這些能在別人土地上發展的少數，也一直記得他們自己是希臘人，故鄉在千里汪洋的彼岸。

但是流散的人卻沒有辦法回家。陌生的地方雖然討生活比較難，但是比起自己的家園，卻仍要好太多。當時的希臘還沒有形成國家意識，所有城鎮各自為政，不只是法律、權益、經濟上互相衝突，連文化思想、傳統習俗也往往與鄰村有隔閡。就算是同鄉鎮的人，有錢的地主還是可享相當於貴族的特權，住在雅典豪宅，點收土地的收入；沒錢的佃農則是一生在地主的產業上勞碌，永無翻身之日，否則也有可能因為地主為了還賭債，而被賣到外地為奴。政治上，很多人還標榜古代皇族血統，各自結黨（當時的奧運會，其實只不過是上流社會家族，互相競爭名譽頭銜的比賽）。這種階級制度，完全扼殺了社會進步的可能；不認命的年輕人，就算是不告而別，就算是偷渡充軍做苦力，也希望可以到其他拓殖地方發展。或許有一天他們在異鄉出人頭地，可是祖先的家園卻始終沒有改變，政治一樣紊亂，地主一樣跋扈。回到一個沒有出路的故鄉，值得嗎？

換言之，希臘人那時可稱為地中海的‘一盤散沙’，毫無前景可言。要不是西元前六世紀出了一個有名的改革家梭倫(Solon)，或許世界史上根本不會有希臘值得一提。

梭倫往往被稱為是雅典的民主之父，不過他的改革並非短期見效，甚至在他有生之年也未見到雅典走出世襲的門檻。對於他的記載不多，連他所立新法的詳細部分都很難考證，因為後代有太多法律都一併冠上他的名字，增加可信度。基本上，他的改革是針對古雅典社會在政治、經濟、道德三方面走下坡。希臘各城鎮，有的出暴君，有的殺人奪權，也有投機的貴族藉動亂發橫財。梭倫當時已有賢者的名望，不知是什麼原因，有一年雅典出現政變失敗，全城政黨無法妥協，居然請梭倫來調停，甚至賦予他絕對權威。真相如何，或許不重要了，因為他能夠執行改革，那時的絕對權威其實是很大的關鍵。

他首要之務，就是廢除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苛政，除了殺人償命一條，其他全部刪去。越複雜的律令，越難執行，甚至到最後只有小老百姓任其宰割，地主世家反而懂得鑽漏洞，得以逍遙法外。在那個一點法律改變都會惹怒財主的時代，這算是一位立法者的獲勝，一場勇於正視人命的挑戰。

不止如此，梭倫在經濟上也是大刀闊斧。其一、廢除土地抵押，這可以減少一些辛苦買地的小老百姓再度成為佃農僱工。其二、禁止債主納欠債者為奴，而且以前被納為奴的人也恢復自由；賣到海外的，債主有責任盡量買回。其三、父親要協助孩子尋求謀生之道，否則年老時孩子沒有義務照顧。其四、廢除巨額嫁妝，也不再強迫沒有兄弟的女性要嫁給近親才能繼承遺產。其五、任何人都可以為權益受損的他人申訴。這法令造就了後來的律師制度。其六、統一度量衡，不過不是用雅典為標準，而是用希臘境內最富有的哥林多(Corinth）作定位。其七、雅典開始採用以弗所和土耳其沿岸城邦的鑄幣，促進整個愛琴海的經濟聯繫（在梭倫之前，雅典的貿易船隻還很罕見，也未曾鑄造貨幣）。其八、除了橄欖油之外，不准農產品出口。這條規在當時有其必要：看看希臘的海岸線，可想而知它是山多平原少，糧食短缺也很常見；如果有錢的地主將農產販賣海外，先是出口貿易賺一筆，等希臘境內糧價居高時再賺一筆，那麼普通人民無論怎麼省吃儉用也存不住一毛錢。其九、鼓勵工匠由海外回到雅典，並授予雅典公民身份；這一來許多流散在外的手工業人才，也可以重回祖國創造未來，不但幫助雅典的經濟文化，也降低希臘境內的人才流失問題。

話說回來，梭倫雖被稱為民主之父，他所推廣的‘民主’並不是一人一票，而是按照財產來決定政治權力。公民分為四個收入等級，最富有的人可以擔任城邦執政官，土地生產一定數量的，可以參選為議員，而底下的僱工階級（一半以上的公民）可以參加公民大會。不過凡是在雅典需要時不願拿兵器的人，都會被褫奪公權。

這樣的制度是否完善，我們姑且不討論，但若要一步登天，從世襲走進民主，恐怕會先天下大亂、社會瓦解。同樣地，若要一次改革經濟體系，讓農業社會急速轉化為工商業社會，不只會讓財主憤怒地抵制新政，平民也會因改變太快而無所適從。梭倫在這方面做得很巧妙。他先請雅典人同意，將法律刻在石頭上，接下來十年間不可更改；然後他也沒繼續留在雅典——反正要強迫執行新法，既得利益者必定受威脅，反彈會太強；不如先不強迫執行，讓人慢慢去接受新法，早晚會有人選擇對個人有利的條文，加以推廣。這種‘退一步海闊天空’的態度，竟讓十年後回雅典的梭倫無往不利，連一般痛罵改革的聲浪都沒出現。後世會尊他為古希臘七賢之一，也不無道理。

不論是對希臘本土的人民，或是四百多處拓殖地的僑胞，雅典這樣的徹底改變，讓他們對希臘祖國重建信心。短短五十年內，愛琴海西側的一個小城邦，一躍而成為地中海的經濟重鎮。雅典南端的海神殿，原先是望著無數遊子離鄉遠去，現在卻是望著商船滿載貨品。雅典出品的精美黑陶器，纖細刻畫的藝術，一時享譽外邦，連在巴比倫、埃及、迦太基都身價非凡。能有如此成就，實是希臘人的驕傲。

相比之下，流散的猶太人就沒如此這份‘機運’。這當然也不能怪他們。雖然一般人總認為，每個人都有改變自己、改變環境的潛力，但是也要因素齊全、社會允許為大前提，才有可能發生。像梭倫這樣的人，一百年不見得有一個誕生；而波斯雖然允許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卻沒有讓他們擅自立法，更不可能讓他們自行改革經濟政治（零星記載顯示，回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中，若是有政治領袖之類的人才，多半都被波斯帝國藉故處死，以免猶太人自己立王）。到最後，猶太人只有在異鄉能夠發展，卻無法像希臘雅典一樣大放異彩，殊為可惜。

至於波斯帝國東征西討，這時疆界已東至印度河與中亞的興都庫什山脈，北達高加索，西邊又併入埃及與土耳其。接下來自然也盯上了愛琴海對岸這顆耀眼的新星。。。

望鄉：雲橫秦嶺家何在（一）

十九世紀末的德國歷史哲學家Oswald Spengler認為，所有文明都會經過春夏秋冬的成長過程。他舉例說：以色列民出埃及是春，建立王朝是夏，分裂衰微是秋，而南北兩國先後滅亡則是冬。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民族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對這種演變稍作修正，只要一個國家面對秋冬兩季，能做出適當的抉擇，還是可以再回到春天。然而他對以色列的歷史也同樣採取質疑態度：公元前586年猶大亡國後，這個民族就一直流浪天涯，無家可歸。是不是他們這些人選錯了路，因此復國無望？湯恩比最後結論，猶太人是歷史中的活化石，算是其他國家的借鏡。

可是這兩位有名的學者，似乎都看漏了一點：沒有國家的猶太人，卻不斷創造出文化上的突破，這又該怎麼解釋？

一般古世界被擄的民族，多半會真的變成化石；要不是任人宰割、壓榨排擠，就是與人同化、隨波逐流。猶太人所面對的，與其他民族並無兩樣，尤其在巴比倫享有土地財產權，許多猶太人家境稱得上是小康，有的甚至經商致富，吸引當地人艷羨的眼光（後來猶太人在歷史上好幾次被當作政治攻擊的目標，實在都因為這些人太有錢）。當然，生活得不錯，並不代表他們不想家；被擄的人寫詩：“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這般心境，相信每個離家的遊子都體驗過。不過對第一代離鄉背井的人或許如此，到第二代在巴比倫出生的子女，耶路撒冷這個‘家’已經是很抽象的概念，反而比不上巴比倫河畔的‘家’具體。何況，巴比倫文化既已融入當代各民族的文化，在異鄉長大的子孫，是否還會執著於亞伯拉罕以來的信仰，摩西以來的律法典章？

為了這點，沒有根的猶太人，在自己的文化上做了三項改變。第一就是編寫舊約聖經。這在時間上也算是巧合，因為之前猶大王約西亞，才從聖殿中發現摩西五經中失傳良久的最後一卷。一時全國信仰復興，百姓也認為重要的文化資產絕不可再失去。約西亞死後不久，第一批被擄之民就隨弱冠的小國王來到巴比倫。這些人當中不乏知識分子，身邊可帶的東西不多，卻也包括了律法、詩詞、傳記、歷史、先知書等等。基於失去故國的傷懷，大家自然會開始把典籍匯集起來，還唯恐僅剩的紙草羊皮被毀，又謹慎地抄寫流傳。‘正典’就在這鄉愁中誕生。

在那時代，還沒有任何宗教典籍囊括了這麼多不同類的文獻。印度的吠陀經，基本上是歌詠讚頌，或是祭祀使用的念經與細節規則；由於記錄太片面，連它們是何時產生都不知道。蘇美爾和小亞細亞的宗教文書，幾乎都是用楔形文字刻在石頭上，不讓非祭司職位的人輕易搬運，更不以卷軸流傳；結果記載的少，存留的更少。埃及的神明眾多，宗教記錄也是汗牛充棟，卻沒有一統性，甚至自相矛盾，今日的古埃及學者對它的信仰也不完全了解（只有喪葬部分大體明白）。亞述和巴比倫的宗教記載，神話居多，史實成分偏低，比較有研究價值的大概只有一部分用星象來解釋政治社會的變更。米底的拜火教，雖然有瑣羅亞斯德留下的經典，除去詩詞，大部分只是有關末世的預言。希臘的荷馬史詩，在文學、宗教、和歷史上都很有價值，不過僅限於特洛伊戰爭的傳說；其他方面的記錄完全沒有。

相較之下，舊約聖經是專為被擄的猶太人所寫的‘文化濃縮版’。聖經在意義上是神啟示人所寫的，不論是律法、歷史、詩詞都含有重要的教訓、警告、應許，凡是猶太子民都該熟悉。而為了要熟悉這本正典，猶太人從小就要學一部分，就算不識字也要背誦（至今兩千多年來，猶太人文盲遠比其他民族少，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不過在文化上，聖經是第一份擕帶方便，容易傳播的宗教刊物，而且不必經過祭司神官拉比，只要是識字的人都可以自己讀，或讀給旁人聽（到新約時代，就曾有人請耶穌讀以賽亞書）。這種思想上的解放，和馬丁路德把拉丁文聖經譯為德文的影響一樣深遠。資訊若控制於少數人手中，就容易任人扭曲、斂財謀利；一旦神的話公開於世，人民自可追根究底，不需要被人牽著鼻子誤導。

然後，這一本書的形成，又造就了其他兩項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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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之前，曾是猶太人的宗教中心；現在耶路撒冷回不去，聖殿也沒有了，信仰何去何從？猶太人因此在巴比倫設立會堂(Synagogue)，亦即‘聚會的場所’。這種會堂之後會被基督教和回教模仿，成為眾所皆知的教堂和清真寺；但是在公元前六世紀，會堂的形成倒是顛覆傳統。舉凡古世界信仰，幾乎和獻祭都離不開關係：耶路撒冷的聖殿主要是祭壇；巴比倫王千里迢迢去朝聖，為的也是要在特定的廟堂獻祭；就連佛教，雖不講求殺生的獻祭，一般民間的三牲供品仍然常見。猶太人的會堂卻不是獻祭的場所，他們聚集，只是為了聽人朗誦舊約聖經，或是偶爾有拉比在場時，可以為經節釋疑。

換言之，因為無法到耶路撒冷獻祭，猶太教反而由物資層面提升到精神層面。若要在固定地方崇拜神，勢必與土地分不開；一旦分開，民族信仰勢必煙消雲散。但若是把宗教提升，不再需要獻祭，那不管何時何地都可以繼續敬拜神。一個有形的宗教變得無形，也變得更有韌性，不再因亡國而無法傳承。

這並不代表獻祭不存在。基本上一般文明中祭祀的目的有兩種：一是祈福，一是祛祸。像希臘人出海前要向海神獻公牛，兩者都有。猶太人對禍福的看法和其他宗教不同，認為神本來就會賜福給人，只因為人有罪，神才降災在世，所以要用獻祭來贖罪，重新與神建交。但是到了先知書，觀念已有修正：神所喜悅的，並不是牛羊為祭，因為公義憐憫等美德，要比祭品儀式更蒙神悅納。或者再往前引申，道德的人生才是最好的獻祭；污穢的行為才是最大的罪惡。假若生活不改變，獻祭再多也沒有用。這樣的觀念，在文化上實際地打破了貧富貴賤的區分，有錢人不再能用獻祭讓自己心安理得，貧窮人也不因買不起祭物而得不到祝福。對猶太人而言，沒有獻祭的信仰，反而要比有祭壇的宗教更能作為社會約束力。

既然不再獻祭，其他與神建交的行為就更顯重要。猶太教的第三項改變，就是禱告——這並不是說之前禱告的行為不存在，而是禱告的意義變得更廣。傳統上，除非是神人，否則普通人是要獻完祭才能向神求（比方撒母耳的母親長久無子，也是與丈夫一同獻祭後才向神求子）。所以禱告本身只是附加行為，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能蒙神垂聽。但這時的猶太教已經不再有這種障礙。既然獻祭都可以精神化，禱告也就可以直接求神贖罪，求神幫助，不再需要牛羊的血做媒介。也可以說，禱告就包含了獻祭的全部。

就像聖經和會堂，禱告也是思想上的躍進。小老百姓不再受到傳統限制，隨時隨地都可以禱告，還不用花錢。這個觀念不止對猶太教影響深遠，其他中東的宗教也頗受震撼；到今日，禱告已經成為全世界共用的信仰行為。

然而小老百姓的信仰得自由，祭司和神廟的工作人員卻大受威脅。以前民眾要準備牛羊雞鴨斑鳩野兔來求神，這些司職人員當然也從中獲取好處；現在大家認為自己禱告就可以，這群既得利益者豈不是一下子失去重要性？在巴比倫時期，由於政府多方贊助宗教活動，問題尚未浮現。到波斯王大流士(Darius I，也有譯為大利烏)，文化思想的衝突終於達到白熱化，而當時成為成為眾矢之的，就是猶太民族的高官但以理。

根據記述，但以理每天三次禱告，這件事朝中所有人都知道。其實三次禱告的應該不只是他，到今天許多猶太會堂還是有早午晚三次聚集禱告的習慣，不方便到會堂的也可以在家或在工作地方自行禱告（回教徒甚至一日五次伏地祈禱）。不過當時攻擊但以理的人卻特地要求大流士王，除了國王之外，三十天之內不准有人向神求什麼，否則要扔到獅子坑咬死。說穿了，如果只是為了要陷害但以理，這未免太大費周章，而且聯署人之多，更意味弦外有音。這些人真正的目的，恐怕是要肅清民間自由禱告的風氣，讓追隨這種‘離經叛道’潮流的人受嚴厲懲罰，才不會影響祭司教士的聲威和財源。

大流士面對提案，或許也很困擾。波斯建國以來一向不干涉各民族的習慣；民間要怎樣敬拜神，只要不太離譜，國王又何必過問？現在居然有不同民族的總長、欽差、總督、謀士、巡撫都來求立禁令，還立刻要挾他要加蓋玉璽，不准更改。區區一件禱告的行為，何必要這麼多官員一同來重視？難道這麼多人都和廟宇有瓜葛，甚或背後各有祭司撐腰？而且三十天之後，會不會再用同樣的威脅手段，追加十年二十年的禁令，誰也不知道。只是若不依這一大群人，帝國搞不好要內亂，宮中搞不好要政變。大流士只得硬著頭皮立令蓋章，而第二天但以理就被捕。

會第一個捉但以理懲治，或許部分出於私心，不過既然禱告的風氣始於猶太人，釜底抽薪之計，最好也是從猶太人開始下手。再者，但以理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倘若連這樣的人也因為自由禱告而遭獅子吞吃，其他還有誰那麼大膽，敢觸犯天條？只是這些想保護自己利益的官員，全部失算了。或許是神蹟，或許是大流士特別施手段，被扔到獅子坑中的但以理居然沒死，顯然禱告並不是過錯，而是連神都認可的行為舉動。既然天意已顯，大流士立刻破除禁令，廣布天下可以自由禱告，同時把要求立令的官員全丟到獅子坑裡。（想當然，敢要挾國王的人，下場只有一個。）

對於波斯帝國境內沒錢祭神的人，這判決當然是喜訊。對於猶太人而言，這卻決定了一個民族是否能到任何地方生根。三項改變對猶太教而言，缺一不可。沒有聖經，就是遺忘啟示的真理；沒有會堂，就是捨棄自己的身世；沒有禱告，就是喪失心靈的寄託。

同樣的環境，不一定會產生同樣的反應。流浪的猶太人走得過困境，並非偶然，因為幾百年來他們所走的，一向是別人沒有嘗試的一條路；這時國破家亡，面對逆境的反應仍然是絕無僅有。其他被擄到巴比倫的民族——赫梯、亞蘭、腓尼基、摩押、亞們、以東、耶布斯、非利士——都不再以原來的種族繼續生存，畢竟祖傳的神祗換成了巴比倫的神祗，也沒什麼大不了；固有的價值觀換成戰勝國的價值觀，自己臉上貼金，還可以蔑視他人；反正‘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故鄉太遙遠了，望穿千山萬水也不可能回家，還是在新土地上苟且偷生比較現實。

猶太人在這一點要比其他民族強悍，它沒有強顏歡笑地說自己四海可以為家，也沒有垂頭喪氣地送葬自己的過去；它能做的，是把國家帶在身邊，是讓宗教昇華，是將巴勒斯坦的文化繼續傳承下去。而這傳承，並不是墨守成規，停滯進化，反倒是為全民族的生存而超越奮鬥。《周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或許離開了祖國，才重新體驗亞伯拉罕所理解的：神是無所不在。那麼今後的猶太人無論到何方，神一樣可以與他們同往。

在世人眼中，它是活化石。但是世人早已淡忘的歷史，是否就不存在？世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文化，是否就不必尋思它們發祥何處？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