阡陌：開荒南野際

拿破崙二十多年歐洲混戰中，漁翁得利的卻是美國。1803年拿破崙把214萬平方公里大的土地，以一千五百萬美金賣給美國，使原先的聯邦擴大不止一倍。當然，拿破崙急需籌措軍費，所以這塊未開發地區賤賣也無所謂；何況他很迷信，尤其怕加勒比海的巫蠱咒詛（其實只是黃熱病）會波及紐奧良(New Orleans)以北的法國屬地。不過土地每畝不到三毛錢，換算今日美金仍只有每畝42毛錢，實在買得太划算了。

但美國革命後不是嚴重赤字麼？那他們哪來的資金買地？

其實獨立戰爭期間，十三州政府已經向人民做了太多承諾，連軍餉都是印鈔票支付。參戰的佃農們，有很多是聽說勝利後，維吉尼亞、賓州西邊的俄亥俄地區(Ohio)會開放賣給一般人民，小老百姓不必再寄人籬下，為地主耕作。可是戰後這項‘耕者有其田’的法案卻不容易實施，畢竟第一、鈔票貶值，農民也放棄了買地的夢想；第二、這是不熟悉的印第安人地區，又在阿帕拉契山脈（Appalachian）以西，人怎麼敢冒險？這層麻煩在東岸十三州也有，因為歐洲久經農民定居，土地都是皇室所有；英國是第一個把地產視為貨品的國家，但千百年來各郡縣地界已成傳統；新大陸卻可能有土地上的糾紛，所以衍生了土地測量的必須性。有錢的地主往往請人翻山越嶺勘察土地，測量的人可能面對密林泥沼蚊蟲蛇獸，所以從事這行業的，差不多都是年輕力壯的野外求生專家。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就是勘察出身的，當時經驗老到的是週薪美金一百，連華盛頓後來當總統都沒賺這麼多。不只如此，測量的也是第一個知道地價的人，所以他們也最早投入土地買賣；華盛頓才二十歲就購置第一塊田產，步上中產階級之路，奠定未來的基礎。

不論如何，沒有土地勘察，就不能買賣。古埃及由於尼羅河氾濫而創尺規劃地，幾何學從此問世。然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測量總要先有標準。這時代還沒有優良的經緯儀，很多是用準繩；偏偏市場有一大堆傳統規則，連長度也無法整齊劃一：歐洲自查理曼大帝以來，每個國王都把自己肘長腳寬定為標準，造成新王登基就更改尺寸的問題，後來英國採用公定長度，才把羅馬帝國慣用的‘五千尺’定為一英哩，換算起來是5280英尺（1.609公里）。這種麻煩的度量衡到處可見，尤其英國喜歡用二的倍數為單位，一桶等於8加侖等於32夸脫等於64品脫等於128杯，一杯等於16湯匙等於48茶匙，連今天英美要買螺絲起子都是7/8英寸的奇怪規格。土地勘測也亂七八糟，平地草原是一繩算一尺，樹林沼澤卻三繩算一尺，良心差的勘察免不了動手腳；加上沒有明確座標，往往只用疊石、砍樹為記。縱算有地圖比沒有好，這種不明確測量實在很難證明產權。

在此時出現了英國數學家Edmund Gunter的測量鏈。測鏈本身是鐵製，分為100節，總長66英尺，乍看之下不起眼，卻是刻意揉合了傳統的二的倍數與科學時代的十進位計算：一畝田剛好是用鏈量4乘4的大小，而每十個環節用不同顏色標識，可以很清楚記錄第38節有河溝，第87節有橡樹。這一來別人要改變木石標記、強佔土地也比較難，畢竟記錄越精確就越可靠。測鏈還有個改變，就是不論任何地形，單長度位都不換；鑄鐵比量繩打造困難，卻也因此不讓測量有造假的餘地。到美國獨立時，測鏈已經成為英美共同的權威標準，一些當時建立的城市，市中心馬路寬就直接是測鏈長度。

可是有了標準還不夠，要把土地規劃得理想，仍需要有人推行法案。這個人就是後來總統傑佛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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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佛森出身上流社會，又受到理性主義薰陶，對社會平等十分重視，卻也對一般提出的人權法案不予置評。他很相信，除非人民有自己的土地，否則受僱於人，哪來的民主自由平等？可惜他的觀點在當時算少數，獨立戰爭的導火線，有部分是因為英國喬治三世禁止私賣阿帕拉契山以西的土地（今肯塔基、田納西兩州）；革命後國會裡仍是地產大盤商居多，華盛頓自己是密西西比地產公司創始人之一，富蘭克林與東田納西公司有瓜葛，開國元勳Patrick Henry擁有伊利諾公司，而俄亥俄公司則是陸軍工程總指揮普特南(Rufus Putnam)的囊中之物。這簡直和歐洲的貴族封建制度沒兩樣，只把商標取代爵位而已。各州也盡量誇大地盤，維吉尼亞宣稱聖路易（St. Louis）以東都是自己範圍，喬治亞說自己州界到紐奧良東側，麻省甚至強調自己界線到太平洋；為了這些爭執，馬里蘭等沒地可佔的小州差點不加入共和國。

1779年傑佛森被選為維吉尼亞州長，隨即開始實施他的‘夢想’。他的目標是把維吉尼亞西邊一些土地平價賣給人民；偏偏有錢人都先賄賂勘測人，然後壟斷市場買走最好的土地；單一個費城富商兼國會財務委員，就私自買了一百五十萬畝良田，然後抬價轉賣。這教訓讓傑佛森終生難忘，後來到了國會，面對財主們垂涎俄亥俄州的地產，他卻堅決反對，除非標準測量，否則國有土地決不能賣。1784年，國會面對戰後赤字、外國索債，不得不通過傑佛森的議案，希望能盡快劃地賣地還債。議案也包括，每塊地方人口達到兩萬後，可以申請成立新的一州，與原先十三州同等。這一來貴族世襲變得毫無意義，一下子很多人已經開始盤算那些地方可以成立新州郡，密西根、印第安那等地名都很快被寫入簿冊，以待來者。更重要的是，許多新州縣除非遇到河流，邊界全與經緯線平行，田園也是普遍方格。傑佛森認為方形是最基本也最公平的完美形狀，而要規劃土地，最好是方格狀，大小平均，童叟無欺；連他自家和捐建的維吉尼亞大學都用方形為基礎。這是很古怪的執著，但一種史無前例的規劃，也從此變為美國傳統；今日搭飛機俯瞰美國，地上方田仍然平整得猶如尺量。

講起來容易，其實要產生這傳統之前，還得先客服幾個大問題：

第一、商人一樣可能買通聯邦政府的勘察，私下舞弊作假。最先投入俄亥俄土地買賣的，究竟願不願意配合？畢竟這會持續影響到以後的交易。很慶幸的是，當時投資俄亥俄東側的陸軍大將普特南，雖然也靠公司獲利菲淺，但另一方面他卻很照顧自己曾出生入死的軍隊，所以大部分土地仍按照方田制，轉手給參與獨立戰爭的士卒。儘管老練圓滑的商人普特南，與理想崇高的傑佛森是宿敵，甚至兩人從不交談，可是倘若沒有這起初的投資，美國的土地規劃勢必胎死腹中，政府也只能永遠任憑大財團謀利。

第二、人民還不能相信政府。小老百姓又不是瞎了眼，戰後鈔票貶值、政府赤字的問題，大家心裡有數，誰敢保證這些地會不會真的登記屬自己？就算是，假若鳥不生蛋的荒野被誇大為黑土肥沃的平原，自己辛苦累積的一切豈不付諸流水？政府信不過土地商，人民又不信任政府，雙重心理下，1787年土地買賣簡直門可羅雀。傑佛森尷尬之下，才趕快向財政部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請教；算起來這是獨立後兩黨首度合作解決問題。漢密爾頓給他的回答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你究竟是想造福人民，還是想懲治商人？假如你厭惡不肖商人的行徑，那你應該用條規鼓勵他們配合你，而不是拼命篩選買者，最後反而讓商人替你打反廣告。

一語驚醒夢中人，傑佛森不再去管制大地主低價購買俄亥俄州土地，反而更降價出售，對買方只約法三章：土地保持方格，轉賣的土地也要向政府登記名字，而最重要的是每三十六格必須有公共設施（比方學校）。這項改變比純粹賣地更有效；土地商買田，本來就為了獲利，但是買到了之後卻變成他們必須在這土地上投資增值。私人的地，幾萬畝也不需要設校；但既然政府要求，商人一方面為了配合政策，二方面為了吸引買主，三方面為了相互競爭，反而會向佃農們廣告自己規劃的小學、市集、圖書館有多完善。既有人願意買地，其他人總算開始怕自己錯失機會，紛紛響應購地熱潮；希望省錢的直接向政府買，希望有好環境的則是向土地商買。國庫漸漸開始有積蓄，商人踴躍改變營業方針，佃農逐步遷入俄亥俄州。無論出發點是為了獲利還是為了補赤字，真正受益人終歸是住戶。

何況時值歐洲大戰，農人怕被徵兵，又覺得可以在美洲有自己土地，一時搭船移民來的群眾數以萬計。俄亥俄州的Dayton儼然成為西北方印第安那、密西根、伊利諾、威斯康辛的拍賣總部；而這些地區德裔人口多於英裔，也不算意外；畢竟英國來的容易靠關係在十三州尋出路，躲避戰亂的中歐農民卻在十三州無依無靠，只能把帶來的財產押在拓荒土地上。幸虧美國為了國庫，不嫌棄任何人來購地定居，否則以今日各國的種族問題，政府頭痛都來不及了，還能給新移民機會麼？

第三、土地劃分的制度，只限於美國北部；南部仍是大地主大財團的天下。這一點傑佛森完全沒轍，畢竟南方從一開始就有嚴重官商勾結的貪污現象，北卡是丘陵地，地主們興趣還不大，但南卡和喬治亞卻幾乎是州長、法官、議員分贓的環境，地也是霸占河岸的不規則形狀，最肥沃的地段都由自己人近水樓台先得月。更重要的是，南方的土地難以轉賣，因為土地根本沒有公正量過，有地的農夫們也怕被騙了錢而不敢出售土地；這裡的農民既對田園有深厚的情感，卻也因無法離開土地而覺得猶如牢籠。作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小說《下去吧，摩西》，主角曾嘆道：“你難道看不出？這整塊南方是被咒詛的，而我們所有出生於此，被它養大的，無論白人黑人，都活在這咒詛下，逃不了啊！”

1795年喬治亞跟隨潮流出售國土，居然把阿拉巴馬和密西西比北部，用五十萬賣給四個大地主（真正付款卻又不到一半）。聯邦檢察官發現州政府中只有一人沒有買公司股票或收取賄金，其他全部涉嫌貪污，連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與田納西州長都有份。緋聞上報後輿論暄騰，卻還過了一年才買賣中止，而這當中已經賣的也無法再收回。北部都開始往聖路易、密蘇里一帶拓展了，整條密西西比河的墾荒栽種不過是遲早的事。那麼一旦法國把這塊地賣給美國，南部會不會也繼續貪污地私自購地？不趕快曲突徙薪，一旦國家版圖增倍，難道最後只是把國庫的錢轉送給少數內線交易的人？

唯利是圖的商人，遠比不上知法玩法的政客危險。

基於這點，傑佛森一上任為總統就開除了與土地有關的政府高幹，改任執行長。由於有聯邦政府出手，紐奧良、路易斯安那、和整塊中部大陸才被強迫先劃地後交易，土地也由原先的不規則狀重劃為方格。不少人手持原來法國的土地權狀，要求美國政府按祖產給他們這些地（其實多數是偽造文書），美國政府卻一視同仁。要地，就排隊登記；政府既沒有漫天喊價，農民也不應無理取鬧地埋怨哭訴。什麼是公平？法制、機會、金錢就是公平。

只是傑佛森始終無法根除南部“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弊端。或者可以說，就算他身為總統，對南部也毫無影響力。南方的大地主們很類似今日的公司財團，可是在一個交通傳訊不變的時代，他們更是典型的國際大盤商；北部的農田是自給自足，南部的收成卻可以轉銷歐洲，增加出口量。那時棉花市價暴漲，財主們原先是在南卡與喬治亞栽種，但為了因應市場需求，也紛紛到阿拉巴馬、密西西比購地置產，就好像大企業為了迎合訂單而增加廠房。阿拉巴馬的Huntsville成為富紳投資的接洽中心，而也因為有國際資金不斷流入，這些地方根本不在乎北部怎樣土地規劃，怎樣讓佃農們自由。坦白說，剛成型的美國還是農業為本，而最能夠提供農業稅收的還是南部；總統怎麼敢真的與他們作對？

如果歷史是一連串偶然的集合，那麼未來的南北戰爭，很早就種下了毒苗。如果沒有棉花漲價，那麼南部財主們的地位也不會變得穩如泰山。然則棉花又為何突然漲價？原因倒是出於英國的工業革命，顛覆了傳統紡織業。工廠要薄利多銷，當然得從產地買進大量原料。不論美國南北，大家如此積極買地開墾，終歸是出自社會大環境的改變。

歷史巨輪推動了，世界也開始加速了。。。

銷鑠：天蒼蒼，野茫茫

在尚未有一次世界大戰之前，1793-1815被稱為最大的戰爭。導火線已經提過：路易十六被斬，因而歐洲各國向法國共和宣戰。最初幾年法國仍處內亂狀態，無暇分心，只能挨打；但很快地有人在軍伍中脫穎而出，更由於意大利之役名噪一時。這人名叫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當時28歲，可稱年輕有為。

拿破崙是個天才。他對讀過的古今戰事幾乎過目不忘，更厲害是連手下幾萬個士兵的姓名、能力、戰績都記得。他幾乎有透視人心的本領，可以叫人為他赴湯蹈火；不過他敢直接在前線提拔小卒為將官，不在乎名門貴族的眼光，確實是個知人善任的領導，也難怪大家對他忠心耿耿。在戰場上他操縱隊伍如入化境，面對他的敵方將領都以為他兵力多得嚇人，其實他蒐集情報、聲東擊西、挑弱點下手的功夫堪稱一流，連今日各國軍校都仍用來授課分析。當年法國強敵環伺，大家渴求的英雄必須是實力派人物。拿破崙不負眾望，1797年把整個意大利北方由奧地利手中搶過來；1800年在意大利二度擊敗奧地利；1806年面對五國聯軍（俄國、瑞典、英國、德國薩克森聯邦、及普魯士），竟輕而易舉地重挫敵軍；1807年與俄國簽和平條約；1808年入侵西班牙；1809年與奧地利三度交戰，讓對手折損慘重。不過這段期間他也努力鞏固自己勢力，1799年奪權，對法國人民宣稱交戰是為了保護領土、廣傳自由；1802年被提名終身是第一執政；1804年當皇帝；到1812年法蘭西帝國的版圖已經由葡萄牙到波蘭，各國稱臣。歐洲只剩兩塊地方他尚未指染而已。

一個卓越人才往往會把世界當作自己一生的挑戰，將帥們更喜歡以軍事擴張證明自己高人一等。拿破崙要稱霸歐洲，勢必要讓近在咫尺的英國投降。但英國海軍強大，法國陸軍有利；拿破崙無法進犯不列顛，英國也無法在歐陸上佔便宜。拿破崙對英國經濟封鎖不見效，乾脆先對付另一塊領域：俄國畢竟是陸軍可及的範圍。那時沙皇亞歷山大算是平庸之輩，雖受過法式教育，卻生性懶散，做事沒耐性，朝政通常虎頭蛇尾，連看完的書也沒幾本。拿破崙要對付這種國家元首還不容易？他與俄國簽和平條約前，先要求會晤；亞歷山大先入為主，認為對方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見面後竟是個風度翩翩的知識分子，兩人暢談文藝音樂，拿破崙還不時捧捧沙皇，說天下君王只有他兩人值得相提並論。這草包沙皇心裡一樂，想也不想就簽了和平條約。

巧言令色鮮矣仁。沙皇回到聖彼得堡，朝臣大罵，才知道上當。條約把波蘭劃為中立地帶，雙方軍伍互不干涉，法國遠，倒無所謂，俄國豈不等於讓人欺到自家門前？他後悔之餘才又派人設法與英國重新建交。這一點拿破崙早就算計到了；與英國建交，就是與法國毀約，也讓法國有理由向俄國宣戰。話說回來，被拿破崙愚弄的也不止亞歷山大一人；當時他征伐西班牙、意大利、荷蘭、奧地利、德國，屢次聲稱是要讓這些人獲得法國的共和自由，因而廣受文人愛戴；但是下層老百姓只是踏腳石，拿破崙哪會讓他們自由？對各國貴族他當然保證，只要服從他，就不干涉內政；然而得到各地富紳的支持，拿破崙一樣強迫他們出兵出糧。忿恨也沒用，付出的信任已無法挽回了。音樂家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本來想把第三交響曲獻給拿破崙，結果聽說他稱帝，一氣之下撕了樂譜。

可惜天意難測。為了準備1812年俄國戰役，拿破崙動用了69萬人，最後回到法國的竟只有幾千人，如此全軍覆沒實在太難看了。再參看許多當時資料，真正死在疆場上的遠不及十萬，剩下的呢？史學家說他們飢寒交加，一代青年人全倒斃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那更怪了，拿破崙又不是初出茅廬，大軍進攻時才六月，怎麼會面臨嚴冬的噩運？

2001年立陶宛的首都，有建商在設地下電纜時，竟挖出為數逾萬的骸骨，一時寰宇震驚。史學家很快地考證，這些是隨拿破崙東征的軍隊。奇的是他們毫無槍砲傷痕，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化驗的人很快發現，這些人都感染了斑疹傷寒(Typ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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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疹傷寒與一般稱的傷寒(typhoid fever)不同。傷寒是食水污染造成的腸胃傳染病；斑疹傷寒則是以蝨子為媒介的急性傳染病，人是唯一的寄主，疾病由叮咬處或表皮傷口入侵，起初只感覺到中暑般的暈眩，之後才有噁心、畏寒、虛脫、發燒、腹瀉，頭痛到不能視物、全身疼痛到站不起來的症狀（所以被誤認是傷寒）。五六天後出現斑點，開始大寒大熱，發燒兩週期間往往神智不清，體力全無，連喝水吞嚥都有困難，嚴重的手指腳趾末梢會發黑腐壞。斑疹傷寒的病原細菌與細胞中的粒線體相似，也因此會取代細胞的能源製造，讓健康細胞逐步壞死；這會導致外表看不到的微血管無法輸血，肺泡無法交換氧氣，身體因缺氧而變得死灰，甚因低血壓而休克，或心臟因負荷加重而衰竭。這段時間若不照顧，難免送命。今日醫療進步，斑疹傷寒只在非洲見到，但一旦染病尚要療養兩週，死亡率仍有10-40%；兩世紀前更嚴重，而且越是冬季或寒帶地區越常見，畢竟那時衛生條件還相當落後：越不洗澡、越不換衣服，越近身取暖，體蝨傳播也越快。

戰爭更是疾病爆發的盛大舞台，因為物資人手不足，倒下的士兵根本沒人理會，而重病者的衣物又立刻被人瓜分。結果越大的軍團，就越利於細菌蔓延。

在1812年之前，拿破崙帶領過最多的只有七萬五千人；以少勝多，讓五國聯軍投降，可算是他事業的巔峰。不過他為何要帶將近十倍的軍力去挑戰俄國？眾說紛紜，理由都很牽強；或許被統治地區人心思變，所以他想用雷霆萬鈞之勢懾服各國。不論如何，拿破崙陣營的52萬步兵、9萬騎兵、5萬砲手、2萬其他部隊、再加上馬夫、廚子、信差、地勤、補給、醫療（拿破崙首次動用急救馬車，是今日救護車的前身），雖然三分之二不是法國兵，準備工作也絕不馬虎。

俄國雖誇兵力22萬，終究有點名實不副；將官多半出自豪門，搞政治的比搞軍事的多；中層的軍官是靠賄賂升遷，戰場上也很無能；下層士兵吃的差，武器差，卻有熊豹狼虎般的彪悍狠勁，只是無人領導，仍難與拿破崙抗衡。然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沙皇為了逃避貴族官說，乾脆暫時委任普魯士的巴克莱(Michael Barclay de Tolly)為第一軍總帥。那時普魯士已被拿破崙佔領，有些軍事家便投往俄國，尋找擊潰拿破崙的機會。寫《戰爭論》的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一向與中國孫子齊名，當年也在沙皇軍謀團中效力。巴克萊知道敵我兵力懸殊，所以盡量保存兵力。這與後來戰局有決定性影響。

拿破崙直覺認為，沙皇要戰，必是在前線開火，然後戰敗求和；而且夏季的俄國草原有足夠的大麥小麥燕麥，可以提供軍伍戰馬。然而他在路上向各地貴族徵收的糧備，將官哪有不榨油的？結果物資不足的士兵們幾乎是強搶民戶，怨聲載道比比皆是。德國奧地利以東，森林多農田少，大家搶的也有限，加上耕種季節短，一些麥穗還太青，士兵吃了拉肚子，戰馬暴斃，也不在話下。不過拿破崙畢竟粗中帶細，法國的糧隊仍不斷開往前線，沒有人真的餓到無力作戰。

只是在步靴聲馬蹄聲中，行軍時倒在路旁的幾個小卒，尚沒人留意。當代醫師認定某些地方有瘴氣，所以軍隊染病總是難免的，也因此將領作戰前都估計增加兩成軍力以防萬一，反正過了危險地帶就沒事。那時的人還太小看微生物的殺傷力；根據軍醫日記，六月24日在立陶宛宣戰前，某些師旅已經折了萬人，全軍每天還繼續損失四千到六千人，只是怕被拿破崙問罪而不敢上報；病帳中約有三萬人，擁擠不堪。其實也正因擁擠，才讓疾病擴散更快；到八月初病人數量已達八萬，甚至患者層層躺在其他患者身上。雖然記錄中熱病、黃疸、肝炎、腸炎、胸膜炎的描述也有，終究不及‘高燒腹瀉’的病例多得可怕。死亡逾量，工兵當然趕快草草埋葬，連彌留狀態的病人也一併活埋；有身份的人送到民宅修道院靜養，不過往往連佃農修女都跟著染病；裝病逃兵的倒算少數，很多兵卒認定病營有去無回，再怎麼高燒也不敢吭聲。後代分析，拿破崙宣戰才一週，軍隊人數已經比出師時少了十萬人，等於是前線戰力的四分之一。

換言之，戰爭已經在倒數計時：究竟拿破崙會先擊敗沙皇軍隊，還是先被斑疹傷寒擊敗？

俄國的狐疑不決，就成了戰爭關鍵。沙皇本來在樞紐地帶建土堡，預計由巴克萊誘敵軍到此勝戰；然而普魯士的謀士去視察卻說，土堡建築太慢，根本不敷使用。整塊俄國草原上其實也沒幾個可防守的地方，所以俄軍一直用焦土政策且戰且退，又耗了一個月。巴克萊甚至擺出空城計，故意做出堅決反攻、不再退讓的姿態，然後逃之夭夭。拿破崙不在乎佔領多少土地，只想要沙皇公開認輸，所以總是劍拔弩張地佈局，希望能一戰定天下；偏偏俄國戰略屢次叫他大失所望。八月14日抵達第聶伯河畔(Dnieper），病夭的越多，主軍竟只剩18萬人，二軍剩不到兩萬人，另有十萬在病營；何況這種遊戰對俄國幾乎沒損失，對自己卻很不利，即使到鴻飛霜降也未必有戰果。拿破崙幾次想放棄卻騎虎難下，於是毅然決定直攻莫斯科，對方總不能不抵抗吧？

沙皇身邊群臣，對普魯士將領帶兵早就頗有微詞，這‘不戰而走’的招數更讓他們覺得丟臉，因此對巴克萊施壓，要他反攻。偏偏下次他仍盡可能保留兵力，使朝廷大怒，改由庫圖佐夫(Mikhail Kutuzov)為總司令。文豪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對庫圖佐夫的描述幾乎猶如聖人，實際上庫圖佐夫很會紙上談兵，也很會作秀，平時常與士官同吃喝同嫖妓，深得軍心，但1812年他指揮的兩次戰役都慘敗。九月7日，兩軍終於正式交鋒，拿破崙一方只剩13萬，庫圖佐夫約15萬，結果因新兵未練，佈陣不良，又來不及招架偷襲部隊，俄國潰不成軍，到最後還是巴克萊苦撐才勉強退兵。法國戰死近三萬，俄國折損近五萬，退兵莫斯科外。莫斯科有錢人紛紛打包逃難，沒錢人奮勇加入志願軍，要與拿破崙一決死戰。可是庫圖佐夫居然還向沙皇誇是大捷（結果聖彼得堡大開慶功宴），對莫斯科人民則說軍力太弱，必須撤退（其實他自己才是驚弓之鳥）。消息一出，全軍大罵，莫斯科市長認清他欺上瞞下的為人，對他嗤之以鼻。然而戰爭是他全權指揮，由不得別人做決定。將領們則按他的決策做出最壞的打算：有的向拿破崙請求24小時‘準備投降’，以便爭取時間撤退；有的打翻城裡所有煤油、伏特加酒窖；更有的留城做預備。許多人抱著孩子，在城外哭道：“看莫斯科最後一眼吧！以後見不到了。”

另一邊，拿破崙手上不到十萬，又擔心沙皇出爾反爾，即使莫斯科被佔也不投降；所以還沒到莫斯科之前，他已經向各國再次徵兵20萬。九月15日大軍開到莫斯科城下，士卒們遠遠見到金碧輝煌的屋頂雕樑，無不興高采烈；只有拿破崙見不到將官權貴出城迎接，甚至全城沒幾個人影，鬱鬱不樂地‘霸占’克里姆林宮，任由軍隊大吃大搶。當晚，留在城裡的縱火隊開始行動，雖然有人立刻被槍擊，但火隨風勢，16日凌晨已逼近克里姆林宮。拿破崙本以為莫斯科人再怎麼縱火也不會毀了歷史古蹟，現在目睹大火，腦裡一片混亂：會縱火自傷的，肯定不會投降；要和俄國長期抗戰，他有勝算麼？

大火三天，法國全軍灰頭土臉，到第四日火勢漸息，百代經營全成了焦炭。拿破崙面對的，一是無法過冬的莫斯科，二是未知的敵人動向，三是仍舊猖獗的疾病；存活至今軍隊，這時已有些免疫力，新來的徵兵卻如火上澆油，又開始另一波迅速感染。九成以上死亡都是因斑疹傷寒。其實庫圖佐夫的軍隊這時也染上了相同病症，接下來三個月中死了至少五萬人，但他要徵召民兵總比拿破崙快；然而火燒莫斯科的消息已經傳到聖彼得堡了，大家議論紛紛，連克里姆林宮都焚了，之前戰役怎麼可能是大捷？最後沙皇沒將庫圖佐夫革職，卻也從此不再信任他。庫圖佐夫為了向沙皇重證自己實力，還刻意帶兵要截斷拿破崙的補給線。拿破崙才擔心敵人不出面，這下子正好讓他退出莫斯科，也可再敗俄軍，恢復士氣。

十月16日，大軍沿原路西行；四個月來拿破崙的步兵已經死了四十萬人，俄國冬天才剛要來臨。不幸的是，沿原路回去，也代表當地已經沒食物可搶來用了。離開莫斯科時還有人滿載金銀，但路上顛簸，加上開始下雪，滿地泥濘，失足斷腿的馬也得宰來吃，路上拋棄的財寶珍玩已經乏人問津。補給線尚未恢復，飢腸轆轆的兵卒們對疾病的抵抗力也越弱，病倒途中的，根本沒人知道是飢寒交加或是病重乏力；但能走的絕不敢耽擱，等到法軍過境，俄國農民對還沒死透的敵兵，會很不留情地洩憤，有的還被折磨到血肉難分。拿破崙也知道這是敵人領域，自己軍力日減，十萬，九萬，八萬。。。雖然佯稱要再敗俄軍，其實不要被追上就謝天謝地了。

十一月9日他們終於回到第聶伯河畔與補給隊會合，沒想到先前的傷患病患近兩萬人，再加上四周湧來的難民，已經大量消耗物資，還能剩多少給主軍用？全城都是屍臭，附近染病的人把所有可住的建築物都擠滿了，連教堂都得拒人於門外。入夜後溫度降到攝氏-20度以下，有的太靠近營火而瞎眼、衣著起火。拿破崙不敢多待，沿路遇上庫圖佐夫十萬兵包圍，仍把對手打的落花流水；只是俄軍熟悉地勢，沿途陰魂不散地追剿，又減了三萬人，但他居然還能帶四萬人死裡逃生，領軍本事畢竟是當代第一。十二月回到立陶宛，氣溫近-40度，離開時只剩一萬，到普魯士只剩七千，回到法國只剩兩千。僅存的幾千人把戰場上的疾病帶給家人，繼續流毒無窮。

這次嚴重挫敗，原本臣服的各國全反了。1813年普魯士脫離拿破崙掌控，與俄國、英國建交，向法國宣戰；拿破崙打算徵兵60萬，只徵得20萬，而這些已經不是經驗老到的精兵，而是從未握過步槍的新手。斑疹傷寒仍在軍伍中大肆蔓延。三個月後拿破崙簽約解散帝國聯盟。不久瑞典斷交，奧地利翻臉，縱算是拿破崙的過人本事，也無法指揮菜鳥軍隊對抗各國。1814年巴黎失陷，拿破崙退位，王位傳給魯鈍的路易十八。1815年他想東山再起，卻因缺乏人力而慘敗滑鐵盧，四十五歲的軍事天才從此被流放至死。

後代對拿破崙的表貶不一，但總說他驕傲，甚至傳說他很矮。其實他身高171公分，比起當時法國男性平均157公分可不算矮；然而說他驕傲倒不為過。他天資過人，身體也一向健康，任何疾病都不藥而癒；結果他畢生賞識有能力的強壯士兵，卻對病患缺乏惻隱之心，甚至歧視病人，以為他們體格軟弱是罪過。身為將領，他會到病營與傷患握手致謝，對病患他也會做人情地慰問；但離開病營後，他對病患的態度一樣負面，還往往責怪這些病人，讓他達不到預期兵力。在他濫用下，歐洲一代青年盡歸黃土，他卻不思檢討。輕蔑，導致忽視。忽視，導致失控。失控，導致一生功業皆成泡影。

他死於胃癌，而非奪走幾十萬人性命的斑疹傷寒。不過對一個病痛纏身的人而言，那也沒什不同。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曹雪芹《紅樓夢》

剄刑：理性的悲劇

十八世紀歐洲有不少政治變革，規模與影響力都值得青史題名，但留下成果卻很難說。以下是我個人對這時代政治的頒獎：

第一名是普魯士(Prussia)。好比周朝演變為諸侯國，神聖羅馬帝國也分裂為各自為政的王國；普魯士等於是那時的秦國，變法成功後，未來即將把整個日耳曼地帶再度統一，成為今日熟悉的德國。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是它的商鞅，用法紀讓普魯士富國強兵；也是它的張儀，用手段讓其他王國個別與自己結盟；又是它的范雎，與俄國、奧地利聯手，三國瓜分中間的波蘭；還是它的呂不韋，廣招天下名士，提倡文藝音樂科學，卻秉持獨到的政治主張，不讓文人干政；他自己是國王，等於把眾多政治才略全加在秦始皇身上。短短幾十年，小小的普魯士版圖增大不止十倍；不過它絕非不計成本地軍事擴張，而是量力而為，不急著有生之年統一德國，所以也沒有別人國庫赤字的問題。

第二名是俄國。莫斯科大公國曾與東羅馬帝國有姻親關係，又信奉希臘東正教，所以拜占庭被土耳其人攻陷後，莫斯科就自封為‘第三羅馬’，連沙皇(Tsar,царь)也源於凱撒(Caesar)頭銜。這是對人民誇大，其實當時莫斯科文化不高，每次有中亞游牧民族入侵，就出兵消滅，然後把那地方併入俄國。輾轉地整個西伯利亞都進了俄國版圖，還曾在滿州外與中國簽定尼布楚條約；可是地方大，防守範圍也大，而軍事產生的文化，終究難進大雅之堂。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Пётр Вели́кий)上台，毅然採取西化，在泥沼之地建立新都，即今日聖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他強迫莫斯科貴族要在新首都建宅邸，否則沒資格覲見皇帝；他也鼓勵生產，讓以前奴役於貴族下的佃農，改奴役於工廠老闆下；他還興辦大學，讓一群法德來的教授，對不識法文德文拉丁文的俄國學生們授課；他鼓吹軍事，也首設徵兵比例制，卻沒考慮貴族都把強壯男丁留著耕田，沒用的才給政府徵去。彼得大帝理想高，大刀闊斧地改革卻往往事倍功半，許多政策甚至要到後來凱薩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 Екатерина II Великая)才改得比較像樣。當然，三國瓜分波蘭後，俄國佔領了東歐不少土地，只是國家有70%消費用於軍事上，其他方面發展就很有限了。俄國沙皇們還有個難改的惡習：他們讓國家‘有法可依、執法必嚴’，卻不願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程度。貪污在上層社會根本是不必隱瞞的現實。

第三名是美國。幾乎無人不知1776年美洲殖民地的獨立戰爭，但戰爭從1775年延續到1783年，十三州當中更有許多人向英國投誠，或希望喬治三世(George III)趕快撲滅動亂，恢復安寧。加拿大的魁北克全部被英國重新佔據，其他各地的獨立運動也不團結。老實講，下層社會哪在乎自己屬英國美國？真正搞獨立的人，無非是想要一個對自己有利的領導，所以獨立後還曾推舉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當國王，管他什麼民主共和的政治體系。獨立戰爭中固然有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但美國獨立與之前的印第安人暴動事件實在很像：戰鬥力不差，要與經濟大國長期抗戰，還是勝算渺茫，畢竟物資條件差太遠了。要不是英國的世仇——法國拼命支持美國獨立，就算賠本倒貼也要讓倫敦灰頭土臉，荷蘭也積極販賣武器給十三州，西班牙更是頻繁滋擾英國船艦——否則美國獨立戰爭究竟能撐多久？即便如此，獨立戰爭中英國死了兩萬，美國死了五萬，這種消耗戰可不划算。再者英國戰爭貸款八千萬英鎊，對倫敦不算什麼；美國卻花上四億美金作薪餉，另有國債四千萬，州債一億多美金，幾乎全欠給法國與荷蘭。一個剛興起的農業國差點要被赤字壓垮，勝利的代價也太昂貴了。【注：有關美國獨立後的經濟問題，以後再談。】

第四名則是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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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的三個首腦人物，分別是馬拉(Jean-Paul Marat)、丹頓(Georges Danton)、羅伯斯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三個都是知識份子，但是都各有毛病。馬拉愛做天才夢，批評牛頓、拉瓦錫的科學作品被嗤笑，就以為是社會欺壓他，從此自稱是‘人民的朋友’，尖酸抨擊所有權勢人物。丹頓是理想主義者，但他也會搶別人功勞，還大肆逢人自誇，算是有強烈出頭慾的知識份子。羅伯斯比是律師出身，言語得體又有說服力，而且不被賄賂所污，乍看之下是最佳領導，實際上他自我中心又死不認錯，還很會演政治秀懾服人民大會。其他重要人物也有幾個是媒體文人，剩下的則多半是譁眾取寵之輩。

演員到齊了，背景呢？1789年法國人口兩千六百萬，只有16%住在城市，巴黎人口甚至才70萬。法國的都市文明遠遜於英國荷蘭，但是中世紀留下的傳統又比其他國家多。英國八百萬人口，貴族只不過220戶；法國有三倍人口，卻有兩萬五千戶貴族，也就是十二萬享有特權的人。革命前夕政府的收入，過半用於還債；宮廷開銷、理財無能、幾番戰爭累積下來的赤字相當可觀，偏偏貴族多少與皇室有契約免稅；法國對傳統格外重視，這一來所有重擔自是全由小老百姓肩負。不幸1788年收成欠佳，麵包價格大漲。年輕的路易十六優柔寡斷，並不適合當亂世中的皇帝；他多年來想鼓勵法國種馬鈴薯，人民不肯，等到大家肚子餓才向政府訴苦，國王哪能無中生有？（後代說瑪麗皇后曾問：“為何不吃蛋糕？”實際上這是抨擊政府的文人謠傳的；盧梭寫這段小說諷刺貴族時，奧地利公主瑪麗才九歲，尚未嫁到法國。）

巴黎聚集的饑民越多，政府勢必要增加軍火應急；然而人民也很快查出火藥藏在巴士底監獄(Bastille)。七月14日人民攻破監獄，目的可不是為了解放犯人，而是為了防政府拿火藥來對付自己。既已造反了，大家一不做二不休，號召全國一齊推翻貴族壓制。短期之內軍民衝突各有死傷，市長被殺，許多貴族逃往國外，但政權終於落入人民手中。皇室與大部分貴族都被軟禁，等待法院裁判。

然而這只是開場白。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聽起來好像是愚民政策，但柏拉圖也認為，權力與酒一樣，未曾沾染的人一旦接觸，混亂的後果肯定不堪設想。革命成功，百廢待興，千頭萬緒，絕不是寫一份憲法就能了事。民眾有投票權，但能被選入人民大會的卻必須是繳稅高的人，結果新政府的組成還是有錢的上層人士、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以及從革命中獲利的機會主義者。換言之就是‘既得利益階級’，‘百無一用是書生’，‘小人得志’三種人。有這種代表可說是人民的不幸，偏偏老百姓總愛挑講話好聽的人領導自己。法國大革命不久也衍生法令滋彰的現象，而且最麻煩的往往是最瑣碎的法令。為了強調平等，新政府居然改定秋分為一年之始（晝夜等長），每月固定30天，每週10天，360天外加5天的共和日。為了打破傳統，整個法國被重劃為83郡，每郡大小差不多（人口多寡卻不見得相似），各出代表到巴黎。後來更強調革命的紅白藍三色，不穿這三色的就是不愛國。更離譜的是，許多知識分子為了破除迷信，所以竭盡所能地廢除宗教。先前的聖彼得廣場、聖保羅大道，全改名為民主廣場、博愛路，連與宗教有關的姓氏、地名都翻版了，這造成的社會混亂可想而知。巴黎許多教會成了政黨議會廳，政府還強迫所有神父牧師要由政府委派，否則至少要向民主政府宣誓效忠。這或許為了杜絕羅馬教皇干涉，但幾乎所有聖職人員都反對；他們是神的僕人，為什麼要淪為政府職員？縱算巴黎有教堂行止不端，鄉下還有很多竭力牧養子民的神父，深得人民敬愛。法國西部就首先反對新政府的宗教法規，吶喊“還我們國王與神父！”南部一些地區也堅決與巴黎劃清界限。

革命演變為國家分裂，文人政客臉往哪裡擺？馬拉立刻咆哮：“我們被出賣了！”積極呼籲不是盟友就是敵人。問題是，巴黎的糧食畢竟要由鄉村運輸進來，現在國家不再統一，貿易頓減，城裡通貨膨脹比革命前更嚴重。1791年印的紙幣，不到三個月已經貶值30%。其他歐洲各國擔心民主風氣會傳染給自己，一致對法國經濟封鎖，港口蕭條不說，富商也紛紛良禽擇木而棲；普魯士與奧地利更帶兵威脅邊境，一方面逼新政府分心，一方面籌劃如何搭救路易十六與瑪麗皇后。不幸路易十六逃跑失敗，革命人士先是宣稱國王被外敵綁架，幸得愛國軍解救。然而這時他們也擔心，自己的權勢是建立在國王屈服的空殼上，法國可還沒放棄君主制；假若國王不願再做傀儡，這場鬧劇還能繼續演麼？於是腳本再次改寫，路易被強迫設立‘憲法君主制’，幾個月後人民大會廢除國王，改為共和，又幾個月後文人放話：路易不是被綁架，而是瑪麗皇后私通母國奧地利，所以兩人都犯了叛國罪，背棄人民。這樣循序漸進地轉移權位，到1793年初，路易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政客們也無法長久平息饑民的憤怒，乾脆拿國王做代罪羔羊，用他的死‘施行正義’，‘大快人心’。而行刑工具就是斷頭台(guillotine)。

提到斷頭台，至今仍叫人不寒而慄。會設計這鍘刀，主要還是為了公平——仁慈的劊子手也許會讓犯人少受罪，但‘服務品質’很難控制；用機器操作就沒這麻煩，鋼刀之前人人平等。不過機器效率高，卻讓行刑過程中少了惻隱、懺悔、潔淨、教化的作用，只留下震懾性的恐怖；不久之後中立派失勢，21名人大代表36分鐘內全部斷頭完畢。效果好，反而讓觀眾麻木，再也不把人當人看待，甚至看到過癮，明天還希望再看更多的恐怖鏡頭。

1793年正月21日，路易十六斷頭，民眾歡呼。萬萬想不到，八天後歐洲各國全部向法國宣戰。之前不攻並非投鼠忌器，而是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現在國王被斬了，朝野再難合作，正是漁翁得利。同時期巴黎與法國各地關係越來越僵，反對巴黎知識份子的聲浪也越重。不久有個外地女子來向馬拉‘密報’反革命人士的行動，卻趁機用刀殺了這個挑動民憤的‘人民朋友’。她或許認為馬拉死了，法國的政治問題就會跟著消逝，所以即使自己被判斷頭也值得；但是馬拉的死，只讓政府變得更極端，甚至執意要先對付反革命地區，再共同抵抗外侮。於是戒嚴令開始了，繼續守主日領聖餐的信徒，甚至私藏十字架的人，都被視為反革命而逮捕。許多聖經被焚燒，有錢人財產充公；這當然也是為了軍隊資金，畢竟法國已經赤字累累，要如何對付各地不接受啟蒙的天主教徒？

內戰初，許多天主教徒仍對巴黎革命軍降者不殺；但是巴黎卻把作戰失敗的將領因指揮不當而送上斷頭台。這一來新司令官不敢再憐憫敵人，結果不惜槍彈，見一個殺一個，全郡竟死了四萬平民。法國許多村莊被燒成灰，搶著渡河的亂箭射死，投降的居然還用大砲轟，沒斷氣的也活埋，連十歲以下的孩童都溺刑處死。消息傳出，整個法國雞飛狗跳；南部有鐵匠得上級訂單，要新造斷頭台，一時人心惶惶，既忿恨巴黎的高壓政策，又擔心自己步他人後塵。巴黎更籠罩在恐怖氣氛中，瑪麗皇后被誣通報敵人，斷頭；老成持重、反對宗教內戰的一群人大代表，都被控告是串通反革命黨，全體被鍘；哲學家孔多塞等人在獄中服毒自盡；不知情的人為反派一敗塗地而歡呼，但理想主義的丹頓卻驚呆了。丹頓本來對新共和政府抱有極大期望，所以為了國家仍努力支持羅伯斯比；現在眼見政府殺人如麻，對市民大肆搶奪，理想全碎。他立刻請自己人提筆，意圖用媒體改變恐怖政策。

文人總會過度相信自己重要性，殊不知社會大亂後，他們根本無力挽回大局。羅伯斯比見到報紙上的諷喻，等於威脅自己權勢，立刻叫爪牙對丹頓政治攻擊。人民大會上既不讓他們發言，審查會也對丹頓一派的人雞蛋裡挑骨頭，更演了一段‘莫須有’的判決。1794年四月，丹頓等人斷頭；三個領導人物只剩一個了。

小老百姓對丹頓這名人之死，畢竟有幾分猜疑。羅伯斯比處決丹頓後，變得更加偏執，恐懼流言。有人在公堂外竊竊私語，就認為是講自己壞話，可誅；有人對公安不敬，就是藐視革命，可誅；有人抱怨革命後肚子更餓，喧囂起哄的人當然可誅；連不識字的人販賣報紙都可誅。著名科學家拉瓦錫等人都被斬首。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下，整個巴黎簡直是大型禁獄。最後人大代表終於受不了，怕自己會下一個上斷頭台，於是大家投票，羅伯斯比該上斷頭台，立時押解監禁。據說民眾幸災樂禍，知道他隔日將被砍，大家都爭著來譏笑名人：“喲，羅伯斯比皇帝，您今天氣色不太好呢！”只有一個老人悄聲對他說：“我的弟兄，神，終究是存在的。”

1794年七月28日，羅伯斯比身首異處，恐怖政治至此結束。法國大革命歷時五年兩週，總計16594人被送上斷頭台，其中只有878人是貴族，也就是有93%以上都是平民。遺憾的是，沒有流血政變的普魯士、俄國，反而比美國、法國有成效。這是理性時代所料不到的現象，而真正原因卻是前兩者是國君用法律鞏固勢力，同時也推動社會新秩序，可稱是雙贏；後兩者則太相信自由、民意是無形力量，卻不了解每個團體各有目的，結果為了保護權益，大家砍得腥風血雨，慘無人色。

羅伯斯比死後，政府逐一肅清激進派。那些判別人斷頭不眨眼的，現在面對槍斃現場，多半都成了貪生怕死之輩，醜態百出。然而其中還有人對革命本質未曾懷疑，臨死前仍高聲唱著革命國歌，從容就義。

好個悲哀的故事。

氤氳：山南山北樹冥冥

與商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的同時，還有個詞叫‘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也稱啟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這名字不像‘文藝復興’是後代稱呼，反而是當代哲人自己下的定義。雖然有幾分自我推銷，倒也很籠統地勾畫出這時期的學術目標。但是比起科學家，我們或許只聽過當代名人，卻很少把他們大名與理性時代這名詞銜接起來。

舉例而言：德國唯心論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詩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劇作家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英國政治哲學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倡天賦人權的洛克(John Locke)、作家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寫《羅馬衰亡史》的吉本(Edward Gibbon)、蘇格蘭懷疑主義的休謨(David Hume)、《國富論》的史密斯(Adam Smith)、愛爾蘭的經驗主義者伯克萊(George Berkeley)、荷蘭形上學的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歷史批評辭典》的作者貝爾(Pierre Bayle)、法國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三權分立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社會契約論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百科全書》的狄德羅(Denis Diderot)、《自然通史》的布豐(Comte de Buffon)、主張女性也有繼承財產權、投票權、工作權的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意大利犯罪學的貝卡里亞(Cesare Beccaria)、美國的富蘭克林、寫《常識》的人權鬥士潘恩(Thomas Paine)、共和主義的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後來擔第三任總統)。隨手舉出當代哲人，名單已經洋洋灑灑，這尚且不包括英法的文化沙龍參與人，或是其他各國較沒名氣的地方哲人。但這時代究竟是什麼模樣？似乎沒有明確印象。

康德在1784年定義理性時代的精神，就是‘敢於知道’(Sapere aude)。確實這些哲人敢於冒險求知，標榜批評的權利，也接受獨立思考和必然的孤獨。康德的解釋比數學家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又青出於藍；啟蒙，是由兒稚進入成人的過程，所以也開始要對思考負責。不過這倒不代表哲人有共識。他們是知交，但除了推廣知識，他們第二嗜好還是唇槍舌劍的比賽，連對朋友也不放水。當代歐洲的公認學術語言是法文，這些哲人沒有不諳法文的（富蘭克林在法國大享盛名，傑弗遜還擔任過駐法大使），而多數評論也由法蘭西學術院刊登。很多嘴尖舌頭快的批評實在無禮已極；後代對理性時代的評價——憨痴的樂觀、虛偽的純理學、謬論狡辯——都來自那時文人對罵的常用字眼。儘管如此，以諷刺見長的伏爾泰仍說：“我不贊同你的話，但我極力維護你說話的權利。”被他評得一文不值的哲人，不知該氣恨他還是感謝他？

雖說是哲人，大家意見卻很分歧。休謨是超保守派；孔多塞是超先進派；狄德羅討厭古文明；吉本熱愛希臘羅馬文化；盧梭崇拜柏拉圖的理想國；傑弗遜連《共和國》一書都無法平心看完。不過比起前代的哲人，十八世紀思想家全是外向型的人，也都敢於表現。他們朋友關係很情緒化，辯論時吵架不斷，和解時涕淚縱橫，連自己的私房事都不忌諱地公開。盧梭的《懺悔錄》對社會不公平狀態和追求自由深入探討，其中有關教育、友誼、愛情、倫理、方面的描述幾可稱是自我暴露。歌德寫了感情悲劇《少年維特的煩惱》，一夜成為當代最紅的作品，卻也算是歌德本人的自傳。再者，他們派系分明，但是若有哪個哲人作品被禁，他們又不分派系地去支援。許多哲人是與權威衝突而成名，但他們並不反對權威。與其他時代的思想家相比，理性時代的哲人比較懂得善用媒體，或參政改變社會；富蘭克林曾是印刷匠，孟德斯鳩等人也當過議員。這好比是中國儒墨道法各家的哲學宗師們，也兼備縱橫家的影響力，效果自然大不相同。

但是最奇特的是：理性時代這些哲人，大半都反宗教。科學家在問：神要啟示我們什麼？哲學家卻說：神從沒向我們開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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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人對宗教的攻擊，多少是為了鞏固自己的觀點，批判其他論調，還有一些是為了學術名望、政壇利益、出版收入等等。霍爾巴赫（Baron d'Holbach）是那時代無神論的最著名代表，寫作中不時抨擊：“基督教依靠的是欺騙、無知和輕信。”他家境富裕，一生未曾窮過，自己也鼓吹物質主義；但每本作品連書名都像是要無端惹話題，似乎有越多人提筆反駁，才越顯得自己偉大。他確實也帶起很多爭辯，而法國各報社為了突破銷售量，更不斷鼓勵慫恿他‘語不驚人死不休’。

這種瑣碎心理不去探究，一個論點能吸引讀者正反兩面回應，畢竟是要能觸及大家內心的疑惑。伏爾泰認為無神論很誤導，對社會也危險，但他仍堅持一個無神論的世界遠比基督教世界可看。休謨的懷疑主義本來就先設定世界虛假，無神論正是投其所好。萊辛打算自創新宗教。盧梭對神觀比較不聞不問，雖然對法國天主教不滿，卻也不附和無神論者。這讓狄德羅大為搖頭，說：“反正只要他不站在我們一邊，教會就算讓他潑泥也甘願是吧？”言下之意竟不把他當作自己人，反而把敵我雙方分得斬釘截鐵，無可妥協。其實這時代哲人還挺類似軍事將領，他們如同軍隊招兵買馬一般，努力將大學院士、官僚律師、書商家教都攔為己方信徒，甚至對報社施壓，讓不贊同自己的投稿作廢。對追求浪漫主義的地方，他們強調是宗教壓抑天生感情，讓人得不到真自由，所以罪大惡極；對君主制反對聲浪大的地方，他們更提出是基督教為這群國王們撐腰壓榨人民，因此對歐洲的影響弊多於利。

真的麼？俗語說‘文人相輕’，紙上談兵在學術界並非稀有；寫文章的人不管有沒有實際經驗，有沒有客觀見識，只要氣勢澎湃，修辭漂亮，再加上一些科學數據填鴨，名人語錄加料，讀者一樣會點頭稱是。科幻作家Isaac Asimov寫道：“現代人最悲哀的，是科學增添知識，遠比社會增添智慧來得快。”今日教育普及，能分辨報導誇大不實的人卻很有限；何況實驗室的成果尚不代表百分之百正確，更甭談沒有實驗室的哲學。世界之大，複雜性可想而知，科學有萬有引力一類的公式可循，哲學卻沒有。然而哲人若承認自己觀點狹義，還辯什麼？大不了以偏概全，一樣可以自圓其說；以最粗淺的模型來比擬世界，一樣可以娛樂讀者。

舉例而言，十八世紀學者對歷史的剖析很膚淺。他們把時代劃分為埃及中東古文明、希臘羅馬時代、中世紀黑暗時代、以及他們自己所處的啟蒙時代；其中兩個是宗教文明，另兩個是理性文明，而人類的認知一直像單擺，週期性地由一種擺向另一種。會有這種古怪看法，只能說這些哲人對歷史知道得太片面；今日歷史家對這謬論可不敢恭維。希臘羅馬出過不少哲學家，但社會仍舊虔誠；中世紀歐洲黑暗，但哥德式建築依然證明人類理性未曾埋沒；再加上近東遠東的發展，十八世紀的歷史見解已經不攻自破。研究得越多，越不敢以管窺天，把不合自己理論的部分省略。智者千慮尚且有失，何況野人獻曝？

可惜理性時代的哲人已經是為反而反。不少學者其實幼年都曾在天主教學校中長大，蒙耶穌會教士指導；他們卻很少人感謝過恩師，反而不斷起哄，把聖經、神父、儀禮視如敝屣，連哥德式教堂都引他們反感。這好比青少年叛逆期，把父母師長呵護全視為束縛，只與自己狐群狗黨混，動不動惡毒謾罵。中國近代曾有非湯武、薄周孔的執拗，美國有反對科學教育的偏激，同出一轍。十八世紀許多哲人邏輯欠強，辭藻卻不凡，堪稱舌燦蓮花，還不時把自己形容為孤獨的烈士，博取讀者同情；即使討厭他們見解的人，也搶著傳閱他們‘毒舌派’言論。粉絲信徒多了，影響力深了，哲人也拋棄了虛懷若谷的求知精神。

然而他們拒絕了基督教，等於是把自己的傳承連根拔起，留下的洞又怎麼填補？這就是為什麼理性時代想努力標榜希臘羅馬，也就是歐洲的另一個傳承。不過連這點也看得出哲人自以為是的毛病。愛好羅馬歷史的吉本，就曾犀利地評判羅馬帝國的問題；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一般人哪有耐性讀完他的鉅作？提倡共和主義的傑弗遜，竟不願接受柏拉圖的《共和國》，意味古人的智慧一樣有瑕疵，現實世界中根本無法持久。可是當時人一聽說古雅典有民主、古羅馬有共和，就舉雙手贊成，誰去思索這種政體實際與否？倫敦日報上印刷的，總會天外飛來一筆，造作地加兩三句拉丁文裝學識淵博。古希臘文史家Xenophon列舉文化悖論；十八世紀哲人也嚷基本常識、社會責任、事不可盡信云云，還把諷刺詩體學個十足十。古羅馬唯物論者Lucretius反對靈魂不滅、神創世界的看法；哲人也東施效顰，大喊迷信該除，否則有愧先賢。二世紀羅馬的Marcus Aurelius是少有的明君兼思想家，對當時基督教卻毫不留情；但在理性主義者穿鑿附會之下，他成了聰明、慷慨、寬容、集所有美德於一身的皇帝，然後文人又把這完美的形容拿去讇諛他們想討好的國君們。

縱算讀古書能知興替，幫助思想家增長見聞，十八世紀大半文人畢竟不是思想家；他們早有自己的理念目標、利益宗旨，所以只想用古文化傳承做為言論武器，提高聲勢、遊說權貴、鬥倒異己。儒有大儒，有小儒；大儒還能懂得體道而為，小儒卻用迂腐的成見去改變世界。狄德羅會排斥復古，絕非自己未曾研究過古籍，而是對這群開口閉口希臘羅馬的人感到厭倦。一群頑皮的孩子拿石頭砸老舊教堂的玻璃，然後躲到廢墟中避禍，結果發現廢墟竟是龐大都市的遺址，自己也開始做夢，以為可以學它搭建更美的城市，來彌補自己砸教堂所闖的禍，所以興孜孜地到處炫耀自己多聰明。

作家許知遠說：“人無法做到無我，看世界有我，就看不清形勢與來龍去脈。”

我們並不是希望人類認知永遠停滯不前，也不是要否定理性時代這些哲人的貢獻；他們確實帶給人類許多另類思考，甚至可說解放了不少傳統的禁錮，讓大家對社會惡習重新審視。但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一知半解的哲學，可能比食古不化的宗教更棘手。因為發明炸藥的，無法控制血肉橫飛的恐怖；發現相對論的，無法遏止核彈氾濫的災害。孟德斯鳩相信政治會不斷進化，最後達到他理想的終極狀態；但是怎麼進化？身為貴族的他大概沒想過。伏爾泰對人類未來抱持無限樂觀，可是他逝世於1778年，法國的路易十六才剛加冕不久。1789年霍爾巴赫離世，他畢生鼓吹無神論，死時竟還被埋在巴黎教堂。

這些滿懷希望的理性主義者，都未曾見到他們哲學結出的果實，也不知道他們教育出來的信徒，還繼續將他們的偉論‘發揚光大’。是非只為多開口，話講得越多，就越煙霧瀰漫，最後大家都見不到方向，也分不出前途危險。

                                    "La plus belle des ruses du diable est de vous persuader qu'il n'existe pas."
                                    魔鬼最高明的伎倆，就是說服你，他根本不存在。
                                                                --- Charles Baudelaire, 法國詩人,"Le Joueur Généreux" 1864

璇璣：真理何在？

                “神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
                            以知識使深淵裂開，使天空滴下甘露。”
                                                ——舊約聖經·箴言

公元1543年，波蘭人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Mikołaj Kopernik ）抱著自己剛出版的著作《天體運行論》逝世。雖然他的理論那時還沒幾個人讀過，宗教界的批評卻不留餘地，抨擊他不合聖經教義，抨擊他是先下結論才找證據；更有人認為他的見解不可理喻，假若地真的在動，怎麼地面上的東西沒有被拋出去？憑良心講，這種以偏概全的問題太不夠水準，難道隨便一輛馬車載貨都不可能麼？不過大部分批評本來就是雞蛋裡挑骨頭，目的只是要抹黑哥白尼教授（兼醫師、縣長、法學博士、通譯官及經濟學家）的聲譽，似乎連‘死後留名’的機會都不給他。

同樣是公元1543年，比利時人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Andries van Wezel）在威尼斯附近大學出版《人體的構造》，是自從古希臘學者蓋倫以來，第一位親自解剖屍體，也親自操作示範的醫師。他更鼓勵學生要由親身體驗作為醫學的入門，不能只用動物做比較，否則會整死病人。那時還有很多庸醫食古不化，繼承古羅馬的殘缺知識。羅馬草菅人命，卻禁止人體解剖，天主教和後來回教也是如此，結果一千多年來歐洲醫療都沒有進步；維薩里卻得到官方許可，把處死的罪犯用於科學，因而知道心臟有四腔，肝臟有兩葉，下顎只有一根骨頭，還把這些構造一一圖示。這些新知識使他成為當代的手術名師、皇室御醫，更有人不遠千里向他詢問私人隱疾。然而他也遭到其他醫師的嫉妒毀謗，天主教更向他施壓，故意誣衊他示範開刀時軀體心臟還在跳；結果他不得不託付職位，自己動身前往耶路撒冷‘朝聖’，實際上等於被流放。路上因盤纏不足，客死異鄉，年僅49歲。

像這樣的例子，在科學革命中不勝枚舉。丹麥人布拉赫(Tycho Brahe）發現新的星球還不斷誕生，更詳細記錄彗星軌道與距離，否定從亞里斯多德以來的‘完美’天行；不幸他一次出席宴會突覺不適，十多天後病死。那時以為他得了急性腎臟病，今日卻可推斷是被下了水銀劇毒。他的學生德國人克卜勒（Johannes Kepler）用慎密的數學演算，證明行星軌道都可以用橢圓表示，但橢圓的焦點是太陽而不是地球；雖然路德教派不禁止他做學術研究，但也不讓他領聖餐，相當於剝奪他進天國的資格。佛羅倫斯的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發明更精確的望遠鏡，因而注意到木星的四大衛星和太陽的黑子。照理說，伽利略比哥白尼晚了近百年，教會對天文學應該開竅了；偏偏天主教固執地引經據典，要信徒接受古代的科學範疇，不服者由教會處分。身在意大利，伽利略居然想努力證明哥白尼的‘日心說’，簡直是正面與教會作對。異端裁判所宣告他‘有強烈異端嫌疑’，後半生被迫不得離開住處；只是國際學者仍絡繹不絕地來訪。教會最後強制他收回學說，公開承認自己的推論只是一種可能性，並非事實，連未來的著作都被判為禁書。1642年他死時，竟被埋在教堂邊最不起眼的地方，還是礙於他家族名望才沒被棄屍；又近百年後，伽利略學說受到肯定，才被重新厚葬樹碑。

儘管後代宗教人士對達爾文進化論、佛洛伊德心理學、甚至今日的幹細胞研究都頗有微詞，歷代科學家被宗教人士整得最慘的，非這批人莫屬。當代許多科學家為了避免受到教會‘矚目’，都盡量避免爭議性大的學科，否則也盡量雙面玲瓏，以防斷送自己未來。英國的培根（Francis Bacon）鼓吹‘科學方法’、歸納推理，也強調科學與技術是相輔相成；即使他的思想幫助英國走上工業革命，但這些看法不對教會造成威脅，所以他只被列入危險名單，很少被施壓。愛爾蘭的波以耳（Robert Boyle）在化學方面大有成就，尤其他的氣體定律至今是中學生必背公式；不過新舊約聖經對化學探討很少，所以仍算安全科目。其他動物學、植物學也是。法國的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設計過機械計算機，也在流體力學小有成就；然而他晚年卻捨棄數學物理，反而致力捍衛基督教教義，結果他的宗教論文列入經典，只差沒被尊為‘聖帕斯卡’而已。與他相比，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同是法國人，創制解析幾何，打破了前代的數理局限，卻一生不斷被冠上‘反教會’、‘無神論’的臭名。

我們可能感嘆人類歷史幾千年，科技發展如此晚熟；殊不知這並非學者們一曝十寒，渾噩度日，而是世界容不下新思想，因而百般阻撓，導致科技無法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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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從十六到十八世紀，宗教界對科學家如此心狠手辣？從好的方面來想：教會畢竟是大型團體，所以有義務矯正信徒思維，杜絕邪佞理念滲透；科學卻可能讓世人覺得宗教是過時產物，甚至導致信徒嚴重流失。這對執政者、對社會、對教會，都不是好現象。可以說，排斥科學至少有一半是基於防範，才對科學家如此無情。從壞的方面來想：這時代才剛有麥哲倫環繞世界，確認地是圓的而不是平面，幾世紀來的完美創造論一下子粉碎；也剛有馬丁路德提出證據，公佈天主教的謬誤，幾世紀的領袖地位無形中瓦解。宗教界眼見自己一再權威掃地，豈不惱羞？只是他們對滔天變化沒轍，對小小科學家就不用客氣了。

曾有人說：“帶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也可能是惡魔。”這兩類極端，或許悲天憫人，或許心胸狹窄，但不分教派都一樣存在。然而兩種看法還是有共通點：恐懼。大家怕社會亂象迭起，也怕自己失去重要地位。天主教已經損失了歐洲北方的新教範圍，這時戰火未停，瘟疫飢荒也偶然可見，所以他們更擔心科學會讓人加倍否定神；新教則分歧眾多，沒有共識，有的地方追逐世界的繁榮富裕，已把信仰冷落一旁，所以他們也唯恐信徒又以科學取代宗教。因為恐懼，才不希望多生枝節；畢竟教會面對經濟變動、政治紛擾、貧富問題，已經夠煩了，哪還容得了這些天文物理數學化學醫學家來扯自己後腿？

但宗教人士卻容易忘記，他們給自己添加的‘責任’，也不過是三個世紀以來的額外工作。還記得吧？中世紀教會雖是社會的精神支柱，卻不是學術先驅；十字軍東征後，號召文化工作的教會人士，一樣是被逼迫的學者；翻譯學習的材料，不是希臘羅馬古籍，就是中東文獻；大學的成立，是地方學士自己開創天地，而非教皇頒令。那時教皇主教異端裁判官，從來沒有一個人要大家停止征討耶路撒冷，改走學術路線；各地文化啟蒙小有成就，是在壓抑的環境中萌芽，而不是教會上層扶持他們一把。換言之，教會在學術界一直是尾隨他人，從未擔任真理探索的前鋒；然而新文化誕生了，教會又以此自我膨脹，似乎是上級指揮有功，才有如此燦爛的學術貢獻，因而對自己‘辨識真理’的權威不曾懷疑。好比一家公司總裁，拼命叫各級經理監視所有職員，不准他們作沒批准的工作；等到有小職員忍受不了官僚腐敗的風氣，自己越權做了不該做的工作，竟然能提高業績，總裁卻沾沾自喜，以為是公司領導有方，該多發紅利給自己；之後總裁更變本加厲，繼續強迫經理監視職員工作。這豈不是假冒為善，自欺欺人？

的確，教會有督導的責任，正如公司總裁有督導的責任。可是不明白職員工作的人，如何督導？不了解科學的人，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代替神，評判真理為何？

很慶幸的是，雖然科學家們面對宗教界的批判，卻不像十二世紀的學者孤單無助。他們受教會譴責，卻還有許多大學院士喜歡學習新知，許多出版商對他們著作有興趣，還有許多報社或激進人士，樂於利用科學家的不幸，煽動反天主教情緒，或是增加報紙流量。不少人背後更有政治靠山，而政治家遠比主教神父懂得知人善任；前面提到的科學家幾乎來自歐洲各國，原因很簡單：科學對軍事畢竟有幫助，贊助科學研究卻不需太大投資。鼓勵科學，可以使國家提升到世界先進國的地位，所以連荷蘭、丹麥、波蘭、瑞士這些偏遠地方，也能出現傑出科學家。

英國就是最佳範例，在它領先歐洲各國之際，牛津劍橋曾住了一大堆傑出人物。伽利略去世翌年，一個叫牛頓（Sir Isaac Newton）的人生於農夫之家，由於太早產，牛頓成長時身體較常人小，還有點亞斯伯格自閉症。他社交困難，拘泥細節，卻對特定事物有強烈興趣，語言認知方面倒無大礙。他年輕時就有非凡的數理領悟力，到了劍橋大學又青出於藍；古典力學幾乎全是他一手奠定基礎，然後由此推演出萬有引力，將天文與迷信徹底分界，幾百年來哥白尼、布拉赫、克卜勒、伽利略等學者也終於得以瞑目。【注：今日認為亞斯伯格症候群未必是殘缺，尤其患者在數學、科學、工程、電腦、音樂方面反而有獨到的才華。】

當然眾所皆知，牛頓的科學貢獻尚不只力學；他與德國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首創二進位數學）各別推衍出微積分。後代畫牛頓肖像都手持三稜鏡，將白色日光分為七彩。牛頓確實是第一個分析光譜，不過光學比其他物理學熱門，單研究這科目的就包括荷蘭的斯涅爾（Willebrord Snellius，折射定律以他為名）、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首度用波動解釋光），瑞士的蘭伯特（Johann Heinrich Lambert，發現餘弦輻射公式），法國數學家費馬（Pierre de Fermat，證明光永遠走最快路線）、笛卡兒、菲涅爾（Augustin-Jean Fresnel，燈塔透鏡的發明者，今日電腦模擬水波蕩漾，仍用他導的公式），還有牛頓最大的對頭，英國牛津大學的虎克（Robert Hooke，發現彈簧定律，發明真空汞、顯微鏡，更為‘細胞’定名）。虎克在科學上的貢獻絕不亞於牛頓，只是往往被人捷足先登，連顯微鏡方面的發現都被荷蘭的李文霍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微生物學創始人）搶走。畢竟大家是競爭對手，為了個人與國家的名聲，每個科學家都是晨興夜寐，不辭辛勞地賣力；而手上工具、書籍差不多，所以也很可能同時發現，同時推導出相同的理論，結果先發表的人就留名青史。這是必然的現象，唏噓也沒用；但競爭背後，人多總是力量：一股可以不在乎宗教界看法，只在乎假設推理實驗結論正確不正確的原動力。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大家終究是可敬可貴的同僚。

話說回來，教會所擔心的事，是否不幸成真？沒有，社會並沒有因為科學問世而否定教會；有些人本來就會找任何藉口離開教會，但這並不算是流失，只是認清信徒的真正面目罷了。二十世紀哲人羅素曾預測說：“宗教是知識蒙昧時期留下的產物，等到人類選擇用理性與科學作為引導，宗教就會逐漸消失。”然而在他之後，宗教並沒有消失於西方社會中；媒體和無知愚民確實不斷對宗教信仰做言論攻擊，可是為什麼同時卻有許多頂尖科學家是虔誠的人？為什麼從科學革命以來幾世紀，宗教沒有被取代？

牛頓自己寫道：“神的創造之所以完美，正因為萬物都由最單純的原理所造。祂是有秩序的神，不是混亂的神。”這是一種昇華的觀念。真理，並不是由教會人士許可的經文章節；真理是無所不在的，正如神是無所不在的。他會將發現名為‘萬有引力’，而後代還將他的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簡稱為《原理》，正是要向世界闡明：天地有定理，浩瀚顯恆律。對牛頓本人而言，這就是神向人類所顯示，超乎想像的智慧。

人類由以管窺天的片面經驗一路走來，終於親眼看到真理。

宗教人士對這種見解態度不一。有人稱牛頓的看法為自然神學，似是把自然界，或是自然界的法則，當作神來敬拜。這種想法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牛頓的著眼點是科學，他的話是對這單純又普及的原則感到讚歎，正如人看到巍峨高聳的教堂會讚歎一般，並非把宏偉的教堂當作是神。大多數人反而覺得科學不與教會宗旨衝突，因為科學家的研究，讓世人更明暸神的偉大。那時代的英國醫師哈維（William Harvey）詳細描述心臟與循環系統；卡文迪西（Henry Cavendish）繼承牛頓，精準計算萬有引力常數和地球質量；法國的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發表物質不滅定律，帶動另一波化學革命；遠在美洲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更由放風箏，證明天空的雷電與實驗室所蓄的靜電相同。其餘大小科學家貢獻各不同，但他們的共同目標，就是從混沌中尋秩序；而秩序，也成功地說服了教會裡的反對聲浪。公元1758年，連天主教都取消了有關日心說的禁書令，距哥白尼逝世、維薩里出書，已是215年之久。

那麼，真理就到此為止麼？牛頓說：“我像沙灘上的孩子，偶爾撿到貝殼，卻尚未發現大海這片更廣闊的真理。”萊布尼茲更追問：“為什麼會‘有’？而不是‘沒有’？”言下之意，為什麼這樣的定理秩序，居然會存在於世界，而且還能讓人發現？這問題似乎已經不是科學所能理解的範圍了，不過誠如笛卡兒說過：“我思故我在”；換言之，我不思則不存在。不管能不能理解，人類大概仍會永遠問下去：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只為了有一天能告訴自己：我終於徹底明白了。

輻輳：都市症候群

麻省會有殖民地與印第安人戰爭，其實也有部分是因大西洋這邊，英國正處於政治動盪。伊麗莎白女王既沒有繼承人，死後傳位給蘇格蘭國王詹姆士，等於是把英格蘭、愛爾蘭、威爾斯與蘇格蘭合併，首度統一不列顛群島。這或許是伊麗莎白為英國所做的最後一件政治改革；畢竟十六世紀的不列顛群島還沒產生民族國家，比起法國、西班牙、瑞典、波蘭、奧匈、土耳其，甚至即將改頭換面的俄國，似乎都慢了點。在一個群雄稱霸的時代，不統一的英國就沒有足夠的軍事武力，未來也不利掌握國際局勢。

問題是，詹姆士和他後代對英國一直很不適應。那時代的倫敦從十二萬人成長到將近百萬人，相當於整個不列顛群島的10%人口全集中在泰晤士河這個樞紐。伊麗莎白很清楚，要治理英國，就要先讓倫敦人民愛戴她，所以每年宗教節日都固定有遊行，讓老百姓能見到女王慈容。十七世紀這些國王卻不習慣接近人民，連遊行都免了。老百姓見不到國王，自然不覺得該效忠皇家。何況這些新國王們都傾向法國、西班牙，姻親對象也是天主教貴族。愛爾蘭是天主教地盤，倒還無所謂；但英國與蘇格蘭都對天主教反感，無論英國國教派、長老會、或是清教徒民眾，大家都直接把天主教與‘血腥瑪麗’的逼迫以及西班牙戰艦的進攻相提並論。更何況傾向天主教的國王，一般會認為自己皇權是神賜的，所以也崇尚中央集權的政體；英國這時卻已經有上下議院（俗稱西敏宮，Palace of Westminster），商家有自己的行業主持人，倫敦更是由各自治市管轄，倫敦市長的領導權還超過貴族議員，差不多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換言之，十七世紀的英國國王們既然想唯我獨尊，就注定會與貴族、議院、商家、人民起衝突。

倫敦這時也還沒有真正的公務人員。用今日英文來看，內閣(cabinet)顧名思義是伺候國王衣著的人，普通法院(chancery)基本上是國王的直屬神父，而商務局(chamber)根本就是國王寢室，因為國庫就在國王床鋪下。雖說中世紀各國國王都如此，但國家人口增多後，政府卻無法與皇室徹底分隔；倫敦的白廳(Whitehall)除了是皇家居所，也是幾千名行政官、外交官、法官書記的辦事處，外加隨從僕役幾萬人，實不亞於法國凡爾賽宮規模之大。只是皇室也就沒什麼隱私權可言了，因為官差廚娘侍衛傭婦都在宮殿中自由來往，各種小道消息更是倫敦各報紙的話題材料。一個國王若畏懼媒體，多半不願久留此地；但要派親信擔任國務大臣，卻還是會遭人民譴責。1630年代因為國王任用天主教神父為政府高幹，一時異議蜂起，倫敦不時有政治抗議的活動；國王改用蘇格蘭的長老會人士，仍因貪污被起訴，甚至國王不得已判一人死刑。這期間議院與國王曾發動兩次內戰，英國甚至一度廢除君主制，直到1660年才又有國王登基。顯然整個英國政體紛亂，而宗教、黨派也太多，沒有一致的見解；主張憲政的、贊同民選的、支持議院的、長老會的、保皇黨的，不勝枚舉，這在歐洲其他君權至上的地方，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後來美國獨立，也與英國的政治開放有密切關係。

偏偏英國霉運當頭，皇室才重被承認，就有一連串的不幸發生。1665年瘟疫讓倫敦人口驟減12%；1666年倫敦大火數月之久，連教堂都化為焦土；1667年荷蘭又突襲英國，甚至大破駐守倫敦的水師船艦。這是那時代英國最艱困的幾年，上層社會卻第一個逃難，任由倫敦自生自滅，無形中暴露了皇室的虛偽無能。再者，國王有十多個庶出的孩子，元配卻無子嗣，能繼承王位居然是公開信奉天主教的弟弟。議院認為，與其讓英國回歸天主教，不如另覓賢能；於是他們由荷蘭請來威廉王子與妻子瑪麗公主，趕走天主教國王，兩伉儷共治維持新教的英國。這就英國歷史家最津津樂道的‘光榮革命’。

然而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真正促成光榮革命的，既非政治也非宗教，而是倫敦的急速發展，讓不穩定的社會變動更劇。說得更難聽，光榮革命只是改調，並沒有為動亂劃上休止符；真正穩定英國的，倒是它腳下的另一種革命。

*     *     *     *     *

‘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產業貿易船運增加，倫敦富有是理所當然；但生活在這裡倒很不舒適。泰晤士河往東流，風向也朝東，所以煤炭燒的黑煙，與民間垃圾污水，全都向下游去。可想而知，宮殿議院豪宅珠寶店盡建在西區，而倫敦橋以東到處貧民窟。這裡擁擠不堪，疾病、罪犯、失火、建築倒塌等意外，幾乎是家常便飯。估計當時全城平均，每一千人生育率是35人，死亡率卻是40人；天花、麻疹、霍亂、白喉、流感、猩紅熱、百日咳、汗熱病、肺結核，層出不窮；40%死的是兩歲以下的兒童，能活到十五歲以上的還不到60%。由於食水污染，喝清水的人會暴病死，喝啤酒或喝茶的人反而免於疾病，所以兩種價格都較貴，是稍有收入民眾的日常飲料；喝更便宜的琴酒卻會醉到無法工作，貧民窟的人常以此澆愁愁更愁，窮更窮，意外溺斃的大有人在。

既然環境這麼惡劣，倫敦的成長率又怎麼來的？答案很明顯：每年仍有六千至八千人希望能到首都找工作；這些或許是英國各鄉鎮移民進來，或者是由威爾斯、蘇格蘭、愛爾蘭前來，甚至法國比利時、猶太人、非洲人也有（很多是為了逃避天主教逼迫。）大家多半聽說城市工作機會比較好，有身份的可以靠介紹信去為貴族富紳辦事，女的可以當保姆；有點經濟基礎的還可以進學校，以後當家教。次一等的可入商人工會當徒弟，尤其當時最費人力是裁縫業，佔了倫敦製造業三分之一，倫敦東側的絲綢工業就耗用約五萬人；其餘造船、造紙、家具、五金、時鐘、藝品業也很可觀。資質好的匠人，薪資是比英國其他地方高了30%以上，而當學徒的有一天也可能自己開業。良機難求，難怪年輕人趨之若鶩。

但是真正抵達後卻可能夢幻破滅。第一，骯髒擁擠的環境對健康危害不小。第二，大城市裡生活複雜，人際關係冷漠，雖然自由，畢竟同僚多親友少；所以處處有未來，卻也處處有危險；人可以改頭換面，也可能失去方向；鄉下來的姑娘或許會憧憬城裡女孩開放地上街買東西，但大家也都聽聞那些被誘拐賣掉的可怕。換言之，既來到倫敦，一般人都多幾分謹慎，多幾分責任心，小心抉擇；不過也正因如此，彼此戒心都很強，讓大家變得更冷漠。第三、當學徒被苦待的絕非少數，有的小弟被打到殘廢，女工還會被強暴。而且許多商行會要求學徒不准婚嫁，不准有孩子；縱算這是基於商務效率，卻也否定了正常人性。實際數據顯示，來到倫敦的前半年就有60%的人打退堂鼓，真正能出師的只是少數。那沒有出師的人又做什麼？有勇氣的會轉行，沒勇氣的會回家，其餘無家可歸的或許就走上無奈之路，男娼女妓，更甚者扒手盜竊、殺人越貨。倫敦每年吊死的犯人都公然示眾，讓倫敦橋前腐屍味很重；但人要求生存，恐嚇了又有何用？今天殺雞儆猴，明天還是故態復萌。

按這樣下去，倫敦注定會像今日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首都一般，又窮又髒又擁擠，城市收入再多也不夠乞丐分；人民動亂，又會導致領導人集權鎮壓，就算叛變而改朝換代，上位者仍要想辦法鞏固勢力，如此不斷惡性循環何時了？

然而英國卻幸運地迴避了這條腥臭之路。那時英國已經是僅次於荷蘭的第二大經濟國，所以議院的眼光也以國家繁榮為重心，而不是自己勾心鬥角、營私貪污。從1650年起，西敏宮通過了一連串對英國商家有利的條款，不論美洲煙草、東亞薑末、印度棉花、非洲靛青染料，都一定要以英國的商船出入口，尤其加勒比海種植製造的蔗糖，是當代利潤最高的商品。這和許多國家大異其趣。像法國西班牙，壟斷市場的通常是與國王關係匪淺的私人企業，賺錢再多也只進入個人口袋；英國卻在議院的力量下讓國家壟斷世界的市場。加上英國強大的海軍為靠山，其他國家再有魄力的私人公司，也不敢與虎謀皮。

不過倘若只有這樣，增加的財富仍只限於富豪，下層社會不可能雨露均霑。倫敦保護自己的市場，卻不是保護公司。伊麗莎白時代最大的十二商家包括金匠工會、裁縫工會、造酒工會、製鹽工會、漁業工會等等；不到一百年內，這些傳統製造業已經沒有昔時地位，代之而起的是莫斯科公司、西班牙公司、巴勒斯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東印度公司、維吉尼亞公司、麻省公司、哈德遜灣公司。能成立這些新公司，不可少的是證券股票的問世，但另一方面也必須削弱原來商會的力量。這一點倫敦議院做得很積極。比方說：本來裁縫工會佔了全城所有紡織鞋帽業，但與荷蘭戰爭期間，紡織市場不振，英國羊毛外銷也受重挫；新的貿易公司趁機把滯銷的成衣售到世界其他市場，獲利不菲。裁縫工會想分一杯羹，自己卻沒有運輸管道，怎麼辦？當然是去向議院官說套交情了。沒想到議院不站在商會這邊，只保持中立，誰能貿易誰就是贏家。一下子本來穩若泰山的大商會，一個一個都失去貿易權。當然，新公司也會被更新的公司取代，本來的東印度公司就敗給‘新東印度公司’而結業；甚至‘牙買加咖啡屋’本來只經營咖啡豆貿易，後來卻因為蒐集資料詳盡，竟變成專攻市場資料分析的投資公司。這是一種不斷競爭，不斷突破的商業模式，今日或許司空見慣，但在十七世紀英國以外還罕見得很。

而要成立公司，資金也是基礎。倫敦這時已成立了25家銀行，貸款給這些新公司；不過大家更熱衷股票。儘管有股市大跌、南洋泡沫等問題，甚至證券交易人員被列為比扒手小偷還低級的人渣，許多老百姓仍認為公司股票的投資報酬率高很多，銀行的6%利率根本不能比。曾有家公司專門打撈當年與西班牙海戰的戰艦殘骸，竟讓投資者獲利百倍。能有這種賺錢機會，還是要靠聰明的人想到這些開公司的可能性，然後貸款分股後，把計劃實踐。短短幾十年間，倫敦出現了人力公司、保險公司、國防工業、幾百家報社雜誌社、補習班、連賭場和妓院都成立連鎖店上市，實在匪夷所思。

對人民而言，有了新產業，就不用忍受以前奴隸式的學徒制度，可以自由嘗試前代沒有的行業。小老百姓為了爭取新工作，很多人開始努力讀書；十六世紀倫敦還有不少人無法辨認自己名字；十八世紀初首都幾乎沒有人不會寫字。‘任何人都可能成功’不啻是那時倫敦的座右銘。

相反地，對國王和保守人士而言，改變的衝擊太大了，他們消受不起。人口增加，古代的城牆早已容不下這些人，倫敦周圍都是新興地區，更不受以前禁軍、望族、商會的控制管轄。議院的法案受到民眾肯定，國王貴族反而重要性大減。銀行股市的錢只看有前途的公司行號，國債期票竟乏人問津，畢竟有誰想替不賺錢的國王買單？不到一世紀內皇家地位動搖，而後公務員更與皇室分開獨立，國王形同虛設，猶如涸轍之鮒，再無發號司令的威嚴了。這也是為什麼守舊派想讓英國回歸天主教，因為他們潛意識裡逃避現實，希望重溫舊夢，重覓以前的單純世界。更直接說，倘若回不到過去，這些人一樣沒有未來。

好吧，你想繼續做皇帝夢，人民也有求上進的夢。你要把傳統的社會架構再次加在英國土地上，人民可不願意。你拒絕世界的進步，天下難道沒有值得的人選？這就是光榮革命的真正幕後推手。英國所找的，是肯與議院分權的新國王。倫敦所要的，是肯給人民自由發展的新領袖。逝者如斯，大不列顛總不能為了國王一己私心而斷送更寶貴的商業革命、金融革命。威廉與瑪麗登基後不久，英國更把國庫從皇家的寢室搬出來，由國家性的上市銀行主持一切收支；這就是今日猶在的巴克萊銀行(Barclays)與英國銀行(Bank of England)。十八世紀的倫敦是中產階級比例最高的地方，街上有舶來品店、樂器行、書坊藝廊、各式服裝店、懷錶店、眼鏡店、戲院、異國口味的餐廳，紳士淑女們以逛街為消遣，幾乎與今日相差無幾。為了生活需求，以前狹隘擁擠的倫敦街道已經拓寬鋪實；商店林立後，自不再有前代‘廢水街上潑，垃圾任意丟’的壞現象；政府也讓公司承包，設置街燈，有效地降低犯罪率。沒有趕走之前的國王，英國大概只能發展得左支右絀，人民也只能見風轉舵地向掌權者屈膝；但國王走了，議院才有機會興邦立國，人民才有膽量開創新企業、嘗試新工作，讓整個社會步步進化，因而締造繁榮的英國。

歷史從來不為小人物寫。對老百姓而言，光榮其實是無關緊要的名詞；自己從貧乏到小康，才是值得紀念的辛路歷程。

話說回來，光榮革命的同時，還有另一種更震撼的改變。那時代真正的名人，叫做哥白尼、伽利略、哈維、虎克、笛卡兒、牛頓、萊布尼茲、拉瓦錫、富蘭克林。。。

磳磴：桃源樂土（二）

                  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偏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
                                                                                                                                                               ——《墨子·修身》

自航海時代開始，西歐各國到全世界可說是無往不利；但起先是歡迎，後來卻極端排斥。日本從1633年頒行鎖國令；中國清朝康熙雍正年間有禁教（不准傳教士進中國），乾隆年間又有‘一口通商’政策，除了廣州，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所有對外貿易；印度為了貿易問題，兩世紀內與英國大戰十次；墨西哥曾在1680年大肆對抗西班牙軍隊；印尼1717年抵制荷蘭公司；西非的奈及利亞、多哥、貝寧，早期大量出口奴隸，百年後荷蘭卻不得不終結當地總經銷，因為當地人在加納建了不遜歐洲的軍事王國。其他巴西、阿根廷、南非地區應該也有相當的反擊力，只是資料不足，無從參考。爭戰出發點，當然不外乎排外心理、利害關係、政治目的。

新英格蘭也一樣。

普利茅斯的清教徒與印第安人共過感恩節後，第二年就面臨四個問題。首先，英國的贊助商開始向他們死要錢；這時他們自己基礎不穩，如何還債？所以只能任商家擺佈。而商人就把英國更多窮人送到新英格蘭，讓他們全部努力開墾來還債。這造成第二個問題：新來的移民不守清教徒規矩，有的偷田裡種子吃，有的把槍械轉賣給印第安部落，有的偷竊印第安人的東西。這讓普利茅斯殖民地火大了，乾脆把這群新來的都趕到波士頓附近，讓他們自己發展，眼不見心不煩。但這仍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讓英國移民與印第安人關係更僵。第三，原本清教徒最信任的翻譯官，居然吃裡扒外，去勾結麻省和康乃狄克的印第安人，意圖騙英國人支持自己取代酋長之位。東窗事發後，老酋長要求清教徒交出犯人處死，普利茅斯卻不希望失去最仰賴的溝通人才，直接回絕；結果印第安人明的不行，還是暗中毒殺這個叛徒，殖民地也因此失去了重要的翻譯人才。第四、沒有人翻譯，就造成更多誤會摩擦。1622那年不巧發生維吉尼亞印第安人屠殺英國人的血腥事件。消息傳到新英格蘭，一下子大家全成了驚弓之鳥，不知身邊盟友是否也會翻臉無情。那時搬到波士頓的人突然傳急訊給普利茅斯，說麻省印第安人打算斬草除根，不止波士頓，連普利茅斯也要一齊消滅，杜絕後患。清教徒早就人心惶惶，一風聞消息，大家覺得不能坐以待斃。於是能出擊的人全部北上，見到印第安人就不分青紅皂白地殺。結果這次突襲反攻，居然造成印第安人恐慌，不少族群逃入沼澤地。之後酋長派人重修盟好，可是雙方的尊卑關係已經陵遷谷變，主客易位了；之後五十多年印第安人一直處下風，無法抬頭。

有了安全落腳處，英國移民來的小老百姓更是逐年增加。清教徒繼承荷蘭的新教精神，認為求學是認識神的基礎，所以為殖民地開設學校（就是後來的哈佛大學），學生也包括願意來讀書的印第安人。這對下一代印第安人有很大影響：有的沿用歐洲名字，有的改信基督教，甚至在印第安範圍內成立‘禱告村’。原本英國人擔心印第安人有槍，會對己方不利，事實證明這只是杞人憂天；因為有了槍，打獵所獲得的毛皮也增加，與英國人貿易就更頻繁，波士頓很快成為遠洋運輸商業中心。可是一旦河狸水獺、野牛白尾鹿獵多了，森林動物逐漸減少，又當如何？印第安人勢必要往更荒蕪的地區前進，否則唯一能與英國人交易的，就只剩下土地。

不到十年，優良田地都被英國人買走，印第安人反而淪為僱工，替他們種玉米放牛羊。麻省的可耕地只佔兩成，其他山林難以開墾；這些印第安人會選擇當英國人的佃農，也算有自知之明：與其黔驢技窮，何不全盤接受歐洲文明？守舊的印第安群體，肯定對這些崇洋媚外的族人感到丟臉，卻擋不住社會驟變。當時繼任的酋長，英文通稱‘腓力王’(King Philip)。腓力本人優柔寡斷，新英格蘭經濟起飛之際，他曾與普利茅斯新簽定政治條約，停止販售土地給英國居民。這屬於最原始的保護政策，出發點不壞，但除了毛皮，麻省印第安人實在沒有任何值得交易的貨品，反倒是他們不斷購買歐洲的衣料工具藥品槍彈，連自己種的煙草，品質都不如維吉尼亞量產的優良。兩年後，印第安人負債累累；腓力最後還是廢棄條約，繼續賣地維生，甚至賣的比以前多幾倍。

然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忍耐，畢竟是有限的。無論怎麼妥協和平，終究還是撕破臉。

*     *     *     *     *

窮人越窮的現象，通常已經暗示此路不通，再辛苦地走也要被淘汰。但富人越富的背後，卻極可能有徇私枉法的事。單是土地買賣，英國商人就常用獨市壟斷的手法來剝削印第安人；記錄上有不少賤價購得，一週之內五百倍價格轉賣英國農民的離譜交易，顯然奸商們狷介成性，把欺詐搬到新大陸。有時他們也故意肇事，連印第安人傷了一匹馬都理直氣壯地告到法院高價求償。普利茅斯的清教徒對新移民的貪婪敗德也看不順眼，明明自己秉著虔誠的信仰建立這片天地，怎麼發展成這副德行？但這時他們早就被新來的移民‘過河拆橋’了，甚至可說，他們與印第安人都一樣被取代，無力改變社會。其他英國農民雖知道這些齷齪的商業行為，但自己能買到一塊地耕作，不受政府課稅，已經比在歐洲好太多；何況把印第安族趕得越遠，農莊發展就越安全。在他們心目中，商人所做的並非全壞，至少對自己就很有利。

二十世紀美國諾貝爾文學獎作家John Steinbeck寫道：“在我們所讚美的人類品質中，仁慈慷慨、坦率誠實、理解同情，無不與我們社會體系中的失敗連在一起；而那些我們所深惡痛絕的不擇手段、貪婪無度、卑鄙無恥、自私自利，才是成功的品性。儘管人們極力讚美前一種人品，真正喜愛的卻是後者的結果。”

印第安人也不無貪念。接受教育的印第安人多半成為翻譯、書記，而這些工作更給他們榨油的機會。腓力王曾請書記擬稿遺囑，死後所有土地歸長子，結果英文文件上竟寫所有土地歸這書記；不知腓力怎麼發現的，但那時書記已經逃到康乃狄克去當教師兼牧師。腓力後來對基督教反感，實因為很多信教的印第安人，反而是族中最無恥的人。不過1675年這書記竟向英國透露，腓力正暗中勾結法國與荷蘭，意圖不軌。他與麻省省長對話沒有記錄，但不久就有人發現他被勒死沉屍。這讓殖民地很兩難，到底是私仇還是殺人滅口？省長只有一個不可靠的證人說是腓力的親信下手，按法律卻至少要兩個證人才能定罪，要怎麼審？沒關係，陪審團一致通過，捉來的三個印第安人全部吊死，死刑時卻故意讓最年幼的犯人因繩子斷裂而撿回一條命；可憐的少年差點斷氣，又目睹自己父親慘狀，哪還有膽？為了活命只好趕快承認一切。這一來法庭剛好有兩個證人，名正言順可以判腓力王不軌。（後來這少年還是被法院槍決。）

腓力王確實是在招兵買馬，只是他目的是鞏固勢力，未必會開戰，何況他對法國荷蘭也不怎麼信任；這次判決卻逼他非動手不可。印第安人火藥不足，但夏季沼澤地不利英國軍隊通行，反而方便印第安人埋伏。勇士們劃上戰鬥臉譜，見屋就燒；他們打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開始就朝普利茅斯進攻。麻省省長趁這機會叫大家要向神悔改禁食認罪，卻隻字不提英國對印第安人的惡行，反而強調自己法律制度的公正；這與其說是不認賬，倒不如說是在這節骨眼絕不能同情敵人，必須把殘暴的印第安人說成神在考驗管教——否則未戰先餒，還打什麼？

可是戰爭並非點燃士氣就夠。何況英國人享受田園安逸，周圍山林倒從未涉入，除了加石堆防守，有誰敢和印第安人叢林野戰？不敢面對，敵人當然更囂張。一些居民從教會回家路上被槍殺，有些甚至被割去一塊頭皮，失血過多而死。士兵去打水，連手指腳掌都被砍斷。波士頓的駐守軍隊趕到普利茅斯，大家原以為可以扭轉戰局；然而英國軍第一天過橋時就被林裡的印第安人偷襲，士卒們居然嚇得拋棄中彈的長官自行竄逃。軍隊不濟，其實也是武器問題；歐洲很多槍還用火藥點燃，但這只對固定不動的軍隊有效；那時海軍已經常在甲板上與海盜近身搏鬥，不採用燧石引發的槍根本速度不夠快。將領立刻把前線換上有經驗的水手，同時也趕快徵購新英格蘭所有新槍。這一耽延，印第安人燒殺的範圍又擴大了。第二次軍隊靠近戰區，竟發現有村莊男女老少全被燒死或刺穿示眾，牧師被分屍，連印刷聖經也被扯爛。

火越煽越炙。英國人看到村莊的慘狀，更相信所有印第安人都是魔鬼的子民，彼此永無妥協餘地。而本來對腓力不存好感的印第安族群，這時反而因戰事而集體響應。有些和平地區被英國軍隊亂攻擊，連玉米田都被燒光，此仇不報還算人麼？這方面殖民地實在自討苦吃：假若他們不把與腓力的紛爭化為種族排斥，就不會連羅德島、康乃狄克、緬因州，甚至更西北的印第安人都覺得腓力有理，戰爭是僅存的選擇。

接下來雙方互有死傷，英國的前哨開始熟識山林，也開始了解如何反用印第安人躲藏突襲的戰略；但是他們對印第安人的反感卻一直沒有改善。曾有幾百個中立派的印第安人向殖民地投降，結果麻省食言而肥，竟把他們當奴隸賣給西班牙。販賣奴隸對英國既可提供戰爭資金，也減少危險人物，更增加未來可開發土地；可是短期內戰事必定更難控制，英國的信譽也徹底掃地。上一代的盟友，現在已是下三濫的匪徒。

既然對方如此可憎，很多印第安人寧願餓死也不降，有的連英國的馬都偷來吃，更有義軍擄掠焚燒鄉鎮後，又設陷阱大舉包圍來救援的英國軍隊。緬因州的英國農民被屠殺得最慘，但波士頓和康乃狄克的村落也瀕臨斷糧危機。冬天來臨，偏偏英國軍隊還找不到‘罪魁禍首’腓力王。英國軍隊這時箭頭已經指向羅德島，還召集開戰以來最大軍團，全力攻擊印第安人建立的碉堡。但碉堡上的防守只是障眼，另有許多印第安人在外面樹林襲擊英國大隊，反而有很多突襲入堡的英國士兵被自己人失手打死。那天混戰後，英國才發現碉堡中大多是老弱婦孺；但這時英國對印第安人恨之入骨，乾脆把他們連同碉堡全燒乾淨。結果不點火還好，一燃整夜未熄，外圍的印第安人卻藉著火光把英國人身影看得一清二楚，槍火不斷。總帥趕緊叫全團黑夜裡行軍；大家又餓又累又傷又凍，又不時有身邊同伴因印第安流彈而倒下。他們燒死幾百人，自己也死了幾百人，是整段戰爭損失最慘的一次。後來羅德島的印第安族長被捉，死刑前說：“就算我死了也沒有人能停止這戰爭。”

真的沒有人能？倒也未必。英國這時已學會讓印第安部族互相敵對，甚至設游擊部隊與印第安人合作，潛入沼澤尋找腓力王。這當然不是速戰速決的方法，不過誠如史記說：“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幾個月下來，腓力王身邊的親信越來越少，最後腓力也在逃亡中死於印第安人槍下。這時已是1676年八月，那天剩下的族人全成為戰俘；不久其他印第安首腦人物也皆就誅。到頭來，印第安人戰敗並非技不如人，殖民地獲勝也不是因為武力超群，而是他們撐得比對方久：抗戰十四個月，印第安人已經沒有食物彈藥，麻省卻還能倚賴英國的資助，更能用糧食拉攏其他印第安部落。這就是輸贏的關鍵。倘若腓力王真能得到法國（加拿大）的贊助，印第安人未必會與英國聯手對付同胞，麻省未必有勝算，殖民地未必會繼續講英文，今日美國也未必會存在。

腓力王戰爭落幕了，但殖民地與印第安人的戰爭終歸未了，到美國獨立戰爭前還有六次大小戰役。只是印第安人還沒有從腓力王獲得教訓，經濟不如人，卻嫉妒別人有錢，又不肯改變自己生活方式，結果屢戰屢敗，有的族群一百年後竟從幾千人減剩到個位數；說難聽點，自己不長進，連子孫都恥為印第安人，寧願與白人同化。反倒是英國移民在戰爭後，開始重新認識這塊新大陸，不再一輩子站在自己田園裡；今日美國人比英國人愛好戶外，嚮往開放空間，連文學作品都比英國粗曠豪邁，不受羈絆轄制，這可說是揉合了清教徒和印第安人的特色。他們也領悟到：要自由，絕對要靠自己，而且既然想脫離英國國王控制，就不能等歐洲的軍隊來保衛。當時無論是英國人或印第安人，男女老幼都會用槍，殖民地甚至認為不會用槍的人沒資格擁有土地。

唯獨他們幾乎不談這場戰爭。或許他們不想讓子孫知道，桃源樂土也曾被血染紅過，寧可省略感恩節到獨立戰爭中間的歷史。其實故事不美化又何妨？每個人都有祖先；祖先為了存活，可能也做過骯髒污穢的事。但再怎麼不好，他們畢竟是歷史的贏家，後代才有機會去批評當年他們對鄰居是怎麼不講信用。歷史中的失敗者，連後代都沒有了，還談什麼光明磊落？人有時間去罵古人，倒不如先感謝祖先成功，然後再問自己國家民族是否有明天，是否會被他人斷送未來？要結香甜的果實，樹木一定會大量吸收土壤中的養分。因為自私貪婪，才能為後人開路。因為佔盡利益，才能幫孩子奠定基礎。因為寡廉鮮恥，才能替子孫剔除競爭者。至於是非善惡，大概沒必要開口吧。

史記又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