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ly 3, 2013

輻輳:都市症候群


麻省會有殖民地與印第安人戰爭,其實也有部分是因大西洋這邊,英國正處於政治動盪。伊麗莎白女王既沒有繼承人,死後傳位給蘇格蘭國王詹姆士,等於是把英格蘭、愛爾蘭、威爾斯與蘇格蘭合併,首度統一不列顛群島。這或許是伊麗莎白為英國所做的最後一件政治改革;畢竟十六世紀的不列顛群島還沒產生民族國家,比起法國、西班牙、瑞典、波蘭、奧匈、土耳其,甚至即將改頭換面的俄國,似乎都慢了點。在一個群雄稱霸的時代,不統一的英國就沒有足夠的軍事武力,未來也不利掌握國際局勢。

問題是,詹姆士和他後代對英國一直很不適應。那時代的倫敦從十二萬人成長到將近百萬人,相當於整個不列顛群島的10%人口全集中在泰晤士河這個樞紐。伊麗莎白很清楚,要治理英國,就要先讓倫敦人民愛戴她,所以每年宗教節日都固定有遊行,讓老百姓能見到女王慈容。十七世紀這些國王卻不習慣接近人民,連遊行都免了。老百姓見不到國王,自然不覺得該效忠皇家。何況這些新國王們都傾向法國、西班牙,姻親對象也是天主教貴族。愛爾蘭是天主教地盤,倒還無所謂;但英國與蘇格蘭都對天主教反感,無論英國國教派、長老會、或是清教徒民眾,大家都直接把天主教與‘血腥瑪麗’的逼迫以及西班牙戰艦的進攻相提並論。更何況傾向天主教的國王,一般會認為自己皇權是神賜的,所以也崇尚中央集權的政體;英國這時卻已經有上下議院(俗稱西敏宮,Palace of Westminster),商家有自己的行業主持人,倫敦更是由各自治市管轄,倫敦市長的領導權還超過貴族議員,差不多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換言之,十七世紀的英國國王們既然想唯我獨尊,就注定會與貴族、議院、商家、人民起衝突。

倫敦這時也還沒有真正的公務人員。用今日英文來看,內閣(cabinet)顧名思義是伺候國王衣著的人,普通法院(chancery)基本上是國王的直屬神父,而商務局(chamber)根本就是國王寢室,因為國庫就在國王床鋪下。雖說中世紀各國國王都如此,但國家人口增多後,政府卻無法與皇室徹底分隔;倫敦的白廳(Whitehall)除了是皇家居所,也是幾千名行政官、外交官、法官書記的辦事處,外加隨從僕役幾萬人,實不亞於法國凡爾賽宮規模之大。只是皇室也就沒什麼隱私權可言了,因為官差廚娘侍衛傭婦都在宮殿中自由來往,各種小道消息更是倫敦各報紙的話題材料。一個國王若畏懼媒體,多半不願久留此地;但要派親信擔任國務大臣,卻還是會遭人民譴責。1630年代因為國王任用天主教神父為政府高幹,一時異議蜂起,倫敦不時有政治抗議的活動;國王改用蘇格蘭的長老會人士,仍因貪污被起訴,甚至國王不得已判一人死刑。這期間議院與國王曾發動兩次內戰,英國甚至一度廢除君主制,直到1660年才又有國王登基。顯然整個英國政體紛亂,而宗教、黨派也太多,沒有一致的見解;主張憲政的、贊同民選的、支持議院的、長老會的、保皇黨的,不勝枚舉,這在歐洲其他君權至上的地方,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後來美國獨立,也與英國的政治開放有密切關係。

偏偏英國霉運當頭,皇室才重被承認,就有一連串的不幸發生。1665年瘟疫讓倫敦人口驟減12%;1666年倫敦大火數月之久,連教堂都化為焦土;1667年荷蘭又突襲英國,甚至大破駐守倫敦的水師船艦。這是那時代英國最艱困的幾年,上層社會卻第一個逃難,任由倫敦自生自滅,無形中暴露了皇室的虛偽無能。再者,國王有十多個庶出的孩子,元配卻無子嗣,能繼承王位居然是公開信奉天主教的弟弟。議院認為,與其讓英國回歸天主教,不如另覓賢能;於是他們由荷蘭請來威廉王子與妻子瑪麗公主,趕走天主教國王,兩伉儷共治維持新教的英國。這就英國歷史家最津津樂道的‘光榮革命’

然而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真正促成光榮革命的,既非政治也非宗教,而是倫敦的急速發展,讓不穩定的社會變動更劇。說得更難聽,光榮革命只是改調,並沒有為動亂劃上休止符;真正穩定英國的,倒是它腳下的另一種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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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產業貿易船運增加,倫敦富有是理所當然;但生活在這裡倒很不舒適。泰晤士河往東流,風向也朝東,所以煤炭燒的黑煙,與民間垃圾污水,全都向下游去。可想而知,宮殿議院豪宅珠寶店盡建在西區,而倫敦橋以東到處貧民窟。這裡擁擠不堪,疾病、罪犯、失火、建築倒塌等意外,幾乎是家常便飯。估計當時全城平均,每一千人生育率是35人,死亡率卻是40人;天花麻疹霍亂白喉、流感、猩紅熱百日咳汗熱病肺結核,層出不窮;40%死的是兩歲以下的兒童,能活到十五歲以上的還不到60%。由於食水污染,喝清水的人會暴病死,喝啤酒或喝茶的人反而免於疾病,所以兩種價格都較貴,是稍有收入民眾的日常飲料;喝更便宜的琴酒卻會醉到無法工作,貧民窟的人常以此澆愁愁更愁,窮更窮,意外溺斃的大有人在。

既然環境這麼惡劣,倫敦的成長率又怎麼來的?答案很明顯:每年仍有六千至八千人希望能到首都找工作;這些或許是英國各鄉鎮移民進來,或者是由威爾斯、蘇格蘭、愛爾蘭前來,甚至法國比利時、猶太人、非洲人也有(很多是為了逃避天主教逼迫。)大家多半聽說城市工作機會比較好,有身份的可以靠介紹信去為貴族富紳辦事,女的可以當保姆;有點經濟基礎的還可以進學校,以後當家教。次一等的可入商人工會當徒弟,尤其當時最費人力是裁縫業,佔了倫敦製造業三分之一,倫敦東側的絲綢工業就耗用約五萬人;其餘造船、造紙、家具、五金、時鐘、藝品業也很可觀。資質好的匠人,薪資是比英國其他地方高了30%以上,而當學徒的有一天也可能自己開業。良機難求,難怪年輕人趨之若鶩。

但是真正抵達後卻可能夢幻破滅。第一,骯髒擁擠的環境對健康危害不小。第二,大城市裡生活複雜,人際關係冷漠,雖然自由,畢竟同僚多親友少;所以處處有未來,卻也處處有危險;人可以改頭換面,也可能失去方向;鄉下來的姑娘或許會憧憬城裡女孩開放地上街買東西,但大家也都聽聞那些被誘拐賣掉的可怕。換言之,既來到倫敦,一般人都多幾分謹慎,多幾分責任心,小心抉擇;不過也正因如此,彼此戒心都很強,讓大家變得更冷漠。第三、當學徒被苦待的絕非少數,有的小弟被打到殘廢,女工還會被強暴。而且許多商行會要求學徒不准婚嫁,不准有孩子;縱算這是基於商務效率,卻也否定了正常人性。實際數據顯示,來到倫敦的前半年就有60%的人打退堂鼓,真正能出師的只是少數。那沒有出師的人又做什麼?有勇氣的會轉行,沒勇氣的會回家,其餘無家可歸的或許就走上無奈之路,男娼女妓,更甚者扒手盜竊、殺人越貨。倫敦每年吊死的犯人都公然示眾,讓倫敦橋前腐屍味很重;但人要求生存,恐嚇了又有何用?今天殺雞儆猴,明天還是故態復萌。

按這樣下去,倫敦注定會像今日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首都一般,又窮又髒又擁擠,城市收入再多也不夠乞丐分;人民動亂,又會導致領導人集權鎮壓,就算叛變而改朝換代,上位者仍要想辦法鞏固勢力,如此不斷惡性循環何時了?

然而英國卻幸運地迴避了這條腥臭之路。那時英國已經是僅次於荷蘭的第二大經濟國,所以議院的眼光也以國家繁榮為重心,而不是自己勾心鬥角、營私貪污。從1650年起,西敏宮通過了一連串對英國商家有利的條款,不論美洲煙草、東亞薑末、印度棉花、非洲靛青染料,都一定要以英國的商船出入口,尤其加勒比海種植製造的蔗糖,是當代利潤最高的商品。這和許多國家大異其趣。像法國西班牙,壟斷市場的通常是與國王關係匪淺的私人企業,賺錢再多也只進入個人口袋;英國卻在議院的力量下讓國家壟斷世界的市場。加上英國強大的海軍為靠山,其他國家再有魄力的私人公司,也不敢與虎謀皮。

不過倘若只有這樣,增加的財富仍只限於富豪,下層社會不可能雨露均霑。倫敦保護自己的市場,卻不是保護公司。伊麗莎白時代最大的十二商家包括金匠工會、裁縫工會、造酒工會、製鹽工會、漁業工會等等;不到一百年內,這些傳統製造業已經沒有昔時地位,代之而起的是莫斯科公司、西班牙公司、巴勒斯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東印度公司、維吉尼亞公司、麻省公司、哈德遜灣公司。能成立這些新公司,不可少的是證券股票的問世,但另一方面也必須削弱原來商會的力量。這一點倫敦議院做得很積極。比方說:本來裁縫工會佔了全城所有紡織鞋帽業,但與荷蘭戰爭期間,紡織市場不振,英國羊毛外銷也受重挫;新的貿易公司趁機把滯銷的成衣售到世界其他市場,獲利不菲。裁縫工會想分一杯羹,自己卻沒有運輸管道,怎麼辦?當然是去向議院官說套交情了。沒想到議院不站在商會這邊,只保持中立,誰能貿易誰就是贏家。一下子本來穩若泰山的大商會,一個一個都失去貿易權。當然,新公司也會被更新的公司取代,本來的東印度公司就敗給‘新東印度公司’而結業;甚至‘牙買加咖啡屋’本來只經營咖啡豆貿易,後來卻因為蒐集資料詳盡,竟變成專攻市場資料分析的投資公司。這是一種不斷競爭,不斷突破的商業模式,今日或許司空見慣,但在十七世紀英國以外還罕見得很。

而要成立公司,資金也是基礎。倫敦這時已成立了25家銀行,貸款給這些新公司;不過大家更熱衷股票。儘管有股市大跌、南洋泡沫等問題,甚至證券交易人員被列為比扒手小偷還低級的人渣,許多老百姓仍認為公司股票的投資報酬率高很多,銀行的6%利率根本不能比。曾有家公司專門打撈當年與西班牙海戰的戰艦殘骸,竟讓投資者獲利百倍。能有這種賺錢機會,還是要靠聰明的人想到這些開公司的可能性,然後貸款分股後,把計劃實踐。短短幾十年間,倫敦出現了人力公司、保險公司、國防工業、幾百家報社雜誌社、補習班、連賭場和妓院都成立連鎖店上市,實在匪夷所思。

對人民而言,有了新產業,就不用忍受以前奴隸式的學徒制度,可以自由嘗試前代沒有的行業。小老百姓為了爭取新工作,很多人開始努力讀書;十六世紀倫敦還有不少人無法辨認自己名字;十八世紀初首都幾乎沒有人不會寫字。‘任何人都可能成功’不啻是那時倫敦的座右銘。

相反地,對國王和保守人士而言,改變的衝擊太大了,他們消受不起。人口增加,古代的城牆早已容不下這些人,倫敦周圍都是新興地區,更不受以前禁軍、望族、商會的控制管轄。議院的法案受到民眾肯定,國王貴族反而重要性大減。銀行股市的錢只看有前途的公司行號,國債期票竟乏人問津,畢竟有誰想替不賺錢的國王買單?不到一世紀內皇家地位動搖,而後公務員更與皇室分開獨立,國王形同虛設,猶如涸轍之鮒,再無發號司令的威嚴了。這也是為什麼守舊派想讓英國回歸天主教,因為他們潛意識裡逃避現實,希望重溫舊夢,重覓以前的單純世界。更直接說,倘若回不到過去,這些人一樣沒有未來。

好吧,你想繼續做皇帝夢,人民也有求上進的夢。你要把傳統的社會架構再次加在英國土地上,人民可不願意。你拒絕世界的進步,天下難道沒有值得的人選?這就是光榮革命的真正幕後推手。英國所找的,是肯與議院分權的新國王。倫敦所要的,是肯給人民自由發展的新領袖。逝者如斯,大不列顛總不能為了國王一己私心而斷送更寶貴的商業革命、金融革命。威廉與瑪麗登基後不久,英國更把國庫從皇家的寢室搬出來,由國家性的上市銀行主持一切收支;這就是今日猶在的巴克萊銀行(Barclays)英國銀行(Bank of England)。十八世紀的倫敦是中產階級比例最高的地方,街上有舶來品店、樂器行、書坊藝廊、各式服裝店、懷錶店、眼鏡店、戲院、異國口味的餐廳,紳士淑女們以逛街為消遣,幾乎與今日相差無幾。為了生活需求,以前狹隘擁擠的倫敦街道已經拓寬鋪實;商店林立後,自不再有前代‘廢水街上潑,垃圾任意丟’的壞現象;政府也讓公司承包,設置街燈,有效地降低犯罪率。沒有趕走之前的國王,英國大概只能發展得左支右絀,人民也只能見風轉舵地向掌權者屈膝;但國王走了,議院才有機會興邦立國,人民才有膽量開創新企業、嘗試新工作,讓整個社會步步進化,因而締造繁榮的英國。

歷史從來不為小人物寫。對老百姓而言,光榮其實是無關緊要的名詞;自己從貧乏到小康,才是值得紀念的辛路歷程。

話說回來,光榮革命的同時,還有另一種更震撼的改變。那時代真正的名人,叫做哥白尼、伽利略、哈維、虎克、笛卡兒、牛頓、萊布尼茲、拉瓦錫、富蘭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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