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ly 23, 2013
璇璣:真理何在?
“神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
以知識使深淵裂開,使天空滴下甘露。”
——舊約聖經·箴言
公元1543年,波蘭人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Mikołaj Kopernik )抱著自己剛出版的著作《天體運行論》逝世。雖然他的理論那時還沒幾個人讀過,宗教界的批評卻不留餘地,抨擊他不合聖經教義,抨擊他是先下結論才找證據;更有人認為他的見解不可理喻,假若地真的在動,怎麼地面上的東西沒有被拋出去?憑良心講,這種以偏概全的問題太不夠水準,難道隨便一輛馬車載貨都不可能麼?不過大部分批評本來就是雞蛋裡挑骨頭,目的只是要抹黑哥白尼教授(兼醫師、縣長、法學博士、通譯官及經濟學家)的聲譽,似乎連‘死後留名’的機會都不給他。
同樣是公元1543年,比利時人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Andries van Wezel)在威尼斯附近大學出版《人體的構造》,是自從古希臘學者蓋倫以來,第一位親自解剖屍體,也親自操作示範的醫師。他更鼓勵學生要由親身體驗作為醫學的入門,不能只用動物做比較,否則會整死病人。那時還有很多庸醫食古不化,繼承古羅馬的殘缺知識。羅馬草菅人命,卻禁止人體解剖,天主教和後來回教也是如此,結果一千多年來歐洲醫療都沒有進步;維薩里卻得到官方許可,把處死的罪犯用於科學,因而知道心臟有四腔,肝臟有兩葉,下顎只有一根骨頭,還把這些構造一一圖示。這些新知識使他成為當代的手術名師、皇室御醫,更有人不遠千里向他詢問私人隱疾。然而他也遭到其他醫師的嫉妒毀謗,天主教更向他施壓,故意誣衊他示範開刀時軀體心臟還在跳;結果他不得不託付職位,自己動身前往耶路撒冷‘朝聖’,實際上等於被流放。路上因盤纏不足,客死異鄉,年僅49歲。
像這樣的例子,在科學革命中不勝枚舉。丹麥人布拉赫(Tycho Brahe)發現新的星球還不斷誕生,更詳細記錄彗星軌道與距離,否定從亞里斯多德以來的‘完美’天行;不幸他一次出席宴會突覺不適,十多天後病死。那時以為他得了急性腎臟病,今日卻可推斷是被下了水銀劇毒。他的學生德國人克卜勒(Johannes Kepler)用慎密的數學演算,證明行星軌道都可以用橢圓表示,但橢圓的焦點是太陽而不是地球;雖然路德教派不禁止他做學術研究,但也不讓他領聖餐,相當於剝奪他進天國的資格。佛羅倫斯的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發明更精確的望遠鏡,因而注意到木星的四大衛星和太陽的黑子。照理說,伽利略比哥白尼晚了近百年,教會對天文學應該開竅了;偏偏天主教固執地引經據典,要信徒接受古代的科學範疇,不服者由教會處分。身在意大利,伽利略居然想努力證明哥白尼的‘日心說’,簡直是正面與教會作對。異端裁判所宣告他‘有強烈異端嫌疑’,後半生被迫不得離開住處;只是國際學者仍絡繹不絕地來訪。教會最後強制他收回學說,公開承認自己的推論只是一種可能性,並非事實,連未來的著作都被判為禁書。1642年他死時,竟被埋在教堂邊最不起眼的地方,還是礙於他家族名望才沒被棄屍;又近百年後,伽利略學說受到肯定,才被重新厚葬樹碑。
儘管後代宗教人士對達爾文進化論、佛洛伊德心理學、甚至今日的幹細胞研究都頗有微詞,歷代科學家被宗教人士整得最慘的,非這批人莫屬。當代許多科學家為了避免受到教會‘矚目’,都盡量避免爭議性大的學科,否則也盡量雙面玲瓏,以防斷送自己未來。英國的培根(Francis Bacon)鼓吹‘科學方法’、歸納推理,也強調科學與技術是相輔相成;即使他的思想幫助英國走上工業革命,但這些看法不對教會造成威脅,所以他只被列入危險名單,很少被施壓。愛爾蘭的波以耳(Robert Boyle)在化學方面大有成就,尤其他的氣體定律至今是中學生必背公式;不過新舊約聖經對化學探討很少,所以仍算安全科目。其他動物學、植物學也是。法國的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設計過機械計算機,也在流體力學小有成就;然而他晚年卻捨棄數學物理,反而致力捍衛基督教教義,結果他的宗教論文列入經典,只差沒被尊為‘聖帕斯卡’而已。與他相比,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同是法國人,創制解析幾何,打破了前代的數理局限,卻一生不斷被冠上‘反教會’、‘無神論’的臭名。
我們可能感嘆人類歷史幾千年,科技發展如此晚熟;殊不知這並非學者們一曝十寒,渾噩度日,而是世界容不下新思想,因而百般阻撓,導致科技無法問世。
* * * * *
為何從十六到十八世紀,宗教界對科學家如此心狠手辣?從好的方面來想:教會畢竟是大型團體,所以有義務矯正信徒思維,杜絕邪佞理念滲透;科學卻可能讓世人覺得宗教是過時產物,甚至導致信徒嚴重流失。這對執政者、對社會、對教會,都不是好現象。可以說,排斥科學至少有一半是基於防範,才對科學家如此無情。從壞的方面來想:這時代才剛有麥哲倫環繞世界,確認地是圓的而不是平面,幾世紀來的完美創造論一下子粉碎;也剛有馬丁路德提出證據,公佈天主教的謬誤,幾世紀的領袖地位無形中瓦解。宗教界眼見自己一再權威掃地,豈不惱羞?只是他們對滔天變化沒轍,對小小科學家就不用客氣了。
曾有人說:“帶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也可能是惡魔。”這兩類極端,或許悲天憫人,或許心胸狹窄,但不分教派都一樣存在。然而兩種看法還是有共通點:恐懼。大家怕社會亂象迭起,也怕自己失去重要地位。天主教已經損失了歐洲北方的新教範圍,這時戰火未停,瘟疫飢荒也偶然可見,所以他們更擔心科學會讓人加倍否定神;新教則分歧眾多,沒有共識,有的地方追逐世界的繁榮富裕,已把信仰冷落一旁,所以他們也唯恐信徒又以科學取代宗教。因為恐懼,才不希望多生枝節;畢竟教會面對經濟變動、政治紛擾、貧富問題,已經夠煩了,哪還容得了這些天文物理數學化學醫學家來扯自己後腿?
但宗教人士卻容易忘記,他們給自己添加的‘責任’,也不過是三個世紀以來的額外工作。還記得吧?中世紀教會雖是社會的精神支柱,卻不是學術先驅;十字軍東征後,號召文化工作的教會人士,一樣是被逼迫的學者;翻譯學習的材料,不是希臘羅馬古籍,就是中東文獻;大學的成立,是地方學士自己開創天地,而非教皇頒令。那時教皇主教異端裁判官,從來沒有一個人要大家停止征討耶路撒冷,改走學術路線;各地文化啟蒙小有成就,是在壓抑的環境中萌芽,而不是教會上層扶持他們一把。換言之,教會在學術界一直是尾隨他人,從未擔任真理探索的前鋒;然而新文化誕生了,教會又以此自我膨脹,似乎是上級指揮有功,才有如此燦爛的學術貢獻,因而對自己‘辨識真理’的權威不曾懷疑。好比一家公司總裁,拼命叫各級經理監視所有職員,不准他們作沒批准的工作;等到有小職員忍受不了官僚腐敗的風氣,自己越權做了不該做的工作,竟然能提高業績,總裁卻沾沾自喜,以為是公司領導有方,該多發紅利給自己;之後總裁更變本加厲,繼續強迫經理監視職員工作。這豈不是假冒為善,自欺欺人?
的確,教會有督導的責任,正如公司總裁有督導的責任。可是不明白職員工作的人,如何督導?不了解科學的人,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代替神,評判真理為何?
很慶幸的是,雖然科學家們面對宗教界的批判,卻不像十二世紀的學者孤單無助。他們受教會譴責,卻還有許多大學院士喜歡學習新知,許多出版商對他們著作有興趣,還有許多報社或激進人士,樂於利用科學家的不幸,煽動反天主教情緒,或是增加報紙流量。不少人背後更有政治靠山,而政治家遠比主教神父懂得知人善任;前面提到的科學家幾乎來自歐洲各國,原因很簡單:科學對軍事畢竟有幫助,贊助科學研究卻不需太大投資。鼓勵科學,可以使國家提升到世界先進國的地位,所以連荷蘭、丹麥、波蘭、瑞士這些偏遠地方,也能出現傑出科學家。
英國就是最佳範例,在它領先歐洲各國之際,牛津劍橋曾住了一大堆傑出人物。伽利略去世翌年,一個叫牛頓(Sir Isaac Newton)的人生於農夫之家,由於太早產,牛頓成長時身體較常人小,還有點亞斯伯格自閉症。他社交困難,拘泥細節,卻對特定事物有強烈興趣,語言認知方面倒無大礙。他年輕時就有非凡的數理領悟力,到了劍橋大學又青出於藍;古典力學幾乎全是他一手奠定基礎,然後由此推演出萬有引力,將天文與迷信徹底分界,幾百年來哥白尼、布拉赫、克卜勒、伽利略等學者也終於得以瞑目。【注:今日認為亞斯伯格症候群未必是殘缺,尤其患者在數學、科學、工程、電腦、音樂方面反而有獨到的才華。】
當然眾所皆知,牛頓的科學貢獻尚不只力學;他與德國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首創二進位數學)各別推衍出微積分。後代畫牛頓肖像都手持三稜鏡,將白色日光分為七彩。牛頓確實是第一個分析光譜,不過光學比其他物理學熱門,單研究這科目的就包括荷蘭的斯涅爾(Willebrord Snellius,折射定律以他為名)、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首度用波動解釋光),瑞士的蘭伯特(Johann Heinrich Lambert,發現餘弦輻射公式),法國數學家費馬(Pierre de Fermat,證明光永遠走最快路線)、笛卡兒、菲涅爾(Augustin-Jean Fresnel,燈塔透鏡的發明者,今日電腦模擬水波蕩漾,仍用他導的公式),還有牛頓最大的對頭,英國牛津大學的虎克(Robert Hooke,發現彈簧定律,發明真空汞、顯微鏡,更為‘細胞’定名)。虎克在科學上的貢獻絕不亞於牛頓,只是往往被人捷足先登,連顯微鏡方面的發現都被荷蘭的李文霍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微生物學創始人)搶走。畢竟大家是競爭對手,為了個人與國家的名聲,每個科學家都是晨興夜寐,不辭辛勞地賣力;而手上工具、書籍差不多,所以也很可能同時發現,同時推導出相同的理論,結果先發表的人就留名青史。這是必然的現象,唏噓也沒用;但競爭背後,人多總是力量:一股可以不在乎宗教界看法,只在乎假設推理實驗結論正確不正確的原動力。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大家終究是可敬可貴的同僚。
話說回來,教會所擔心的事,是否不幸成真?沒有,社會並沒有因為科學問世而否定教會;有些人本來就會找任何藉口離開教會,但這並不算是流失,只是認清信徒的真正面目罷了。二十世紀哲人羅素曾預測說:“宗教是知識蒙昧時期留下的產物,等到人類選擇用理性與科學作為引導,宗教就會逐漸消失。”然而在他之後,宗教並沒有消失於西方社會中;媒體和無知愚民確實不斷對宗教信仰做言論攻擊,可是為什麼同時卻有許多頂尖科學家是虔誠的人?為什麼從科學革命以來幾世紀,宗教沒有被取代?
牛頓自己寫道:“神的創造之所以完美,正因為萬物都由最單純的原理所造。祂是有秩序的神,不是混亂的神。”這是一種昇華的觀念。真理,並不是由教會人士許可的經文章節;真理是無所不在的,正如神是無所不在的。他會將發現名為‘萬有引力’,而後代還將他的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簡稱為《原理》,正是要向世界闡明:天地有定理,浩瀚顯恆律。對牛頓本人而言,這就是神向人類所顯示,超乎想像的智慧。
人類由以管窺天的片面經驗一路走來,終於親眼看到真理。
宗教人士對這種見解態度不一。有人稱牛頓的看法為自然神學,似是把自然界,或是自然界的法則,當作神來敬拜。這種想法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牛頓的著眼點是科學,他的話是對這單純又普及的原則感到讚歎,正如人看到巍峨高聳的教堂會讚歎一般,並非把宏偉的教堂當作是神。大多數人反而覺得科學不與教會宗旨衝突,因為科學家的研究,讓世人更明暸神的偉大。那時代的英國醫師哈維(William Harvey)詳細描述心臟與循環系統;卡文迪西(Henry Cavendish)繼承牛頓,精準計算萬有引力常數和地球質量;法國的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發表物質不滅定律,帶動另一波化學革命;遠在美洲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更由放風箏,證明天空的雷電與實驗室所蓄的靜電相同。其餘大小科學家貢獻各不同,但他們的共同目標,就是從混沌中尋秩序;而秩序,也成功地說服了教會裡的反對聲浪。公元1758年,連天主教都取消了有關日心說的禁書令,距哥白尼逝世、維薩里出書,已是215年之久。
那麼,真理就到此為止麼?牛頓說:“我像沙灘上的孩子,偶爾撿到貝殼,卻尚未發現大海這片更廣闊的真理。”萊布尼茲更追問:“為什麼會‘有’?而不是‘沒有’?”言下之意,為什麼這樣的定理秩序,居然會存在於世界,而且還能讓人發現?這問題似乎已經不是科學所能理解的範圍了,不過誠如笛卡兒說過:“我思故我在”;換言之,我不思則不存在。不管能不能理解,人類大概仍會永遠問下去: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只為了有一天能告訴自己:我終於徹底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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