磳磴：桃源樂土（一）

每個民族都喜歡美化自己祖先，美國當然不例外。傳說有艘船叫五月花號(Mayflower)，載了虔誠的清教徒(Puritans)飄洋過海，在今日麻省(Massachusetts)上岸，建立美國新英格蘭最早的永久居住點。至今仍有許多基督徒相信，美國是與眾不同，神親自祝福的國家。

傳說並非全是偽造，但真面貌究竟如何？麻省的普利茅斯(Plymouth)確實是他們第一個家園，但最初他們根本不是要在麻省發展，只是船到此處不得不停歇，誤打誤撞地改寫歷史。更早期的英國開拓者是在南部建家園，以伊麗莎白女王之名稱它‘維吉尼亞’（Virginia），是新教地區；另有一群英國天主教徒在河流北岸開發，按瑪麗女王稱之為‘馬里蘭’(Maryland)。換言之，清教徒尚未抵達美洲前，已有人捷足先登，不過這些地方也發展得差強人意。西班牙、法國、荷蘭都在政府贊助下開拓新大陸；英國政府卻一直層層官僚，要去開拓英國領土就必須官方核准，花錢核准後還要自己掏腰包僱船過海。這無形中演變成當代殖民地都是商家先出資。而商家對殖民地百姓也很敲詐，與今日偷渡客被非法渠道剝削，做苦工糊口的狀況，幾乎沒兩樣。

至少維吉尼亞可倚仗英國，因為它是有錢貴族帶僕人、隨從、護衛、職員，在這塊土地上尋找黃金；麻省的殖民地根本沒有靠山。所謂清教徒，顧名思義是反對國教，想要清潔教會的一群人；他們不認同政教合一的英國國王，也因此受到嚴重逼迫，教派中曾有人遭捕殉難，其餘逃往荷蘭。然而荷蘭亦非理想的避難所：第一、自己沒有土地，只能做工廠紡織，早晚奔忙還生計困難；第二、子女開始講荷蘭話，很可能會忘本；第三、1618年彗星出現，與德國宗教內戰不期而遇，中歐許多人擔心安危。這讓在荷蘭的清教徒們覺得，一定要趕快前往新大陸發展。其實有類似想法的教派不少，但他們既不得罪政府，自然比清教徒早到美洲。若說清教徒是為純正的信仰尋求新天地，其他教派哪個不是如此？差別只在，清教徒不希望抵達新大陸又繼續受政府壓迫，聽說荷蘭地區（紐約）附近有河流適合發展，於是大家變賣財產，尋找商家資助過海。

虔誠的人往往善良，也容易被欺騙；與世隔絕的教派更容易犯這種錯誤。首先找到的商人，收了訂金卻向政府密報，幸虧教徒們及時躲過一劫；第二個商人出爾反爾，拿了錢還遲遲不動身，故意要教徒簽更苛的條款，等於叫他們永無翻身之日。信徒們覺得與其求人不如求己，乾脆自己買船，只僱用船長水手；可惜他們不懂船隻，被船長遊說後改換大帆，殊不知風帆太大對船身壓力也大，結果還沒到大西洋已經嚴重漏水，只好折返英國，把忍痛購買的船又賤賣給船長處理（之後船長換回原來風帆，不費工夫就賺到一艘好船）。這一折騰已經入秋，加上那年夏天有另一教派人士渡洋時沉船，全員覆滅。這下子本來要去新大陸的人也猶豫了；幾百名信徒開始意見分歧，最後願意當前哨隊的只有50人。五月花號上另有52人並非教徒，卻一樣是想到新環境發展的人。好吧，縱算信仰不同，大家仍要同舟共濟。但夏天風向洋流不錯，秋季卻逆風逆流，時速甚慢。百餘人在擁擠搖晃的船上，嘔吐暈眩地渡過將近十週，比預期遲很多；船上新鮮蔬果和啤酒已經短缺，造成維他命C不足的壞血病。所以他們能抵達麻省，途中只有一人死亡，也算幸運了。雖非目的地，但終於腳步不穩地踏上新大陸，許多人仍然喜極而泣。

問題是，102人中有印刷匠、雜貨商販、幾個裁縫、絲綢工人、鞋匠、帽匠，卻沒有像樣的軍人或農夫；船上有日晷沙漏、喇叭小鼓、拉丁文作品、甚至有人帶了一百多雙鞋子，卻沒有犁頭釘耙、吊線漁網；有兩隻狗（後來跑丟了），卻沒有一頭牛一匹馬。以拓荒來衡量，這些人真有辦法活下去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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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號最初登陸處是沙灘，雖有樹林泉水，畢竟發展不大。退潮時大家尋獲海灘上的貝類，生火煮新大陸上的第一餐，就有人立刻食物中毒而上吐下瀉。附近有野鴨野雁等候鳥，不久也南飛不見踪影；外海更有北大西洋露脊鯨，是後代捕鯨業的衣食父母。然而在1620年，這群沒有打獵捕魚技術的人，不是對野鳥浪費子彈，就是對鯨魚望洋興嘆。到頭來還是只能靠船上帶的食物補給。

船上的小艇這時仍在重修，拓荒者先徒步尋找新家。他們發現有印第安人居住過、種植過的痕跡，更有大型墳墓，卻不知道這裡的印第安人之前三年才被天花傳染，許多地方全村消失；反而歐洲人對疾病有點免疫力，加上一船一船的殖民隊陸續來到，也難怪印第安人對白人一開始就抱敵對態度。

十一月底日子越來越冷。新英格蘭不時下雨，夜晚又低於冰點。第二次探險時，有人甚至連腳上鞋子都凍住了。這時他們已經耗了一個月時間，尚未找到定居處；大家既然不知東南西北，只好沿著灣岸繼續尋找可發展的河流。第三次探險他們已經因飢餓，不得不偷附近田裡的玉米，結果被印第安人大清早襲擊，弓箭與槍彈來往；還是個資深成員緊急叫他們停火，因為不知道樹林中有多少對手，因此每顆子彈都得謹慎使用。雖沒人受傷，但是衣物用品全是破洞，探險隊只能繼續往西划，士氣大受打擊。幾天後他們才終於發現普利茅斯港；這裡對拓荒的人利弊參半：優點是瘟疫過後完全沒人居住，而附近山丘上可以設砲台防衛；缺點是港口太淺，連五月花號都必須停在一里外的半島沙洲，不利物資運送，更不利於聯絡。

其實他們大可不用這樣辛苦。根據曾建立維吉尼亞殖民地的船長John Smith筆記，政府早已派他畫了從佛羅里達到緬因州的海圖，在英國他也曾向清教徒出售；假若他們按地圖找定居點，大概會立刻挑更北邊的波士頓(Boston)開墾。偏偏買方既嫌地圖太貴，又堅信神會帶領，不聽經驗談。最後老船長只寫說：“除非他們被自己的杖教訓，宗教狂熱的人永遠學不會。”

新家找到了，坎坷的路才要開始。探險隊隊長（後來村長）剛回到五月花號，就聽說妻子跳海自殺。時值十二月中旬，船上乘客開始陸續死亡，婦孺也不例外；凜冽天氣是因素，飲食有限是因素，但前途茫茫才是更大問題。他們親友、甚至自己孩子仍在英國荷蘭，而前方面對的只有冰雪森林、飢餓風寒、未知敵人，如何承受得起？再虔誠的人，多少也對外在環境心裡有數。同時代另有教派抵達新英格蘭，看到這塊原始森林都趕快改變計劃，以免僱船一走，大家自生自滅，客死異鄉。清教徒卻無從選擇，既沒錢回家，也缺乏物資到下一站開發。加上這時病患高燒咳嗽，孕婦難產，嬰兒死胎，五月花號已經成為臨時醫院。他們在普利茅斯匆忙搭建的房舍根基不良，今日已無跡可尋，不過絕對比英國農村建築還克難。大家原本按人數打算建19間房子，到最後只建了7間；死亡人數還在不斷增加，甚至臥病的人比能照顧的人多，三月初人數已經減到只剩50人。不過他們更怕的是，倘若印第安人發現他們人數變少，搞不好會大舉殲滅，所以屍體埋葬都刻意隱秘，而只要能站立的病人都必須做守衛。

說難聽點，他們當時早已窮途末路，接下來是否被淘汰也很有可能。然而三月16日清早，卻有個印第安人單獨從對面山崗前來，一下子全村驚慌。是否真相已經暴露？是否其他印第安人全躲在樹林裡，還是前面誘敵，後面列隊準備火燒村？就在所有男人持槍站在村子四周戒嚴時，那個印第安人居然用不很標準的英文向大家說：“英國人，歡迎你們。”

不知‘目瞪口呆’夠不夠形容拓荒者的驚駭。這印第安人叫Samoset，是酋長派來與清教徒建交的人；他用字有限，只能稍微拼湊來表意，不過他提到另一個印第安人Squanto英文更好，甚至會一點西班牙文。這兩人後來成為麻省殖民地最仰賴的通譯。根據今日阿爾岡昆語言(Algonquian)學者，新英格蘭的印第安話實在有夠難，舉例為證：

        Nquitpausuckowashawmen——我們有一百人。

        Chenock wonck cuppee-yeaumen?——你什麼時候回來？

        Tashuckqunne cummauchenafimisz?——你病了多久？

        Ntanneteimmin——我要出發了。

就算學者也不可能一週內搞懂這種語言，何況清教徒欠缺語言才能，學會之前恐怕要先餓死了。那為什麼1620年千里迢迢移民到新大陸，居然這麼巧會碰到說英文的印第安人？原因竟是：前代英國人曾把印第安人騙上船賣到歐洲，有的一輩子為奴；卻也有像Squanto這樣的印第安人，由於能學會新語言，反而獲得機會讓後來商船載回美洲，再逃回自己部落。當然，對於接觸過歐洲的印第安人，酋長難免懷疑而不願器用。但這時普利茅斯的殖民地正在紮根，印第安人一方面覺得他們有老弱婦孺，與以前只有男丁的商船不同；二方面是經過瘟疫蹂躪，印第安人產生迷信，以為歐洲人嚴加防守的木桶中，就是瘟疫的病媒（那時他們還不知道是火藥），所以最好別輕舉妄動。既然對方成為自己鄰居，也就需要擅於溝通的人才。

接下來印第安酋長親自拜訪普利茅斯，與村長一同抽煙以示和平。族人則向麻省殖民地示範如何捉鰻魚，如何種植玉米的訣竅：由於土壤貧瘠，當地習慣是把捕到的一些鯡魚埋在一排排玉木間，也在播種前把玉米和魚肉混合，增加產量；等到玉米長出，莖稈又可以讓菜豆和瓠瓜的藤攀爬。這是印第安人稱‘三姐妹’的種植方式，卻有不小的營養學問。菜豆可以幫土壤增加氮的養分；瓠瓜會沿土壤表面長，既不讓雜草有生存空間又維持土壤一定潮濕度，藤上的小刺也防蟲害；玉米當然提供木架讓其他兩種植物生長，但它雖然營養，卻缺乏人體所需的賴氨酸和色氨酸，而這些剛好有菜豆補足。只要有這三樣植物，就沒有人營養不良。這種‘同伴種植法’是歐洲從未用過的耕作方式，而歐洲帶來的小麥大麥，在這些土地上反而生長欠佳；維吉尼亞和其他宗教教派所建立的殖民地，都太仰賴歐洲的種植技術，結果反而發展得郁郁不得志。麻省卻願意從零開始，虛心地向印第安人學習，在這些殖民地中算是絕無僅有了。

幾個月過去，清教徒生活安穩之餘，也禮尚往來去拜訪酋長的村落（今羅德島州內）。恰好那時族中大會，兩個跋山涉水當使節的人，還與印第安人同帳篷打地舖。根據日記記錄，那天晚上也沒為這兩位貴客準備食物，他們只能挨餓就寢，而地上草堆有蝨子跳蚤，身邊有大聲打呼的陌生人，外面又有這麼多印第安人敵友不明，誰真的睡得找？他們忍耐兩天，還是趕快向酋長致謝回家；酋長沒特別客氣送行。不過這一來倒讓其他印第安人知道麻省殖民地和平結盟之意，因為他們才回村莊不久，印第安人之間就有人趁機奪權；老酋長一黨的人本來不認識英國人，竟也拔腿跑到普利茅斯向他們求救。清教徒們男丁只二十多人，簡直杯水車薪，螳臂擋車，但大家仍奮不顧身去營救酋長，在黑夜中襲擊亂黨陣營。鬧了半天，卻沒找到新舊兩個酋長；但他們見義勇為的態度，一夕之間讓整個印第安部族刮目相看。之後亂黨自願退下，以免與英國人傷和氣；老酋長更重申與英國交好的協定。北方波士頓的另一印第安部族聽說了，也搶著派人來結盟。那年秋季收割，普利茅斯不但有足夠的農產，獵捕的鴨雁鱈魚鱸魚，還有印第安酋長特地帶來的五頭野鹿和許多火雞，幾百印第安人與五十個英國人共享，遂有後代感恩節習俗。

或者說，麻省殖民地突破了一般教派劃地自限、不食人間煙火的原則。清教徒與非清教徒都很清楚，不合作雙方都會完蛋。這一開始或許是妥協，但他們能向印第安人不恥下問，能不避穢慝與對方相處，能不分彼此去助盟友一臂之力，這已經不是妥協，而是把與世隔絕的執念埋葬，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正視現實的入世精神。這和他們後代指導社會很有關聯，因為本來的清教徒可以對政治社會漠不關心，只追求自我超脫一切的修行，但到達麻省的拓荒者卻不可以。要在這環境存活下去，一定要關切政治，參與社會，從獨善其身到兼善天下。殖民地一年中由絕望裡重生，儘管天賜良機很多，自己不捐除成見也不行。心裡用牆圍出來的，並不是桃源樂土；唯有打破溫室玻璃，才能在自然中茁壯。

可惜拓荒者與當地人和平共處，就僅此一次。一旦印第安人對鄰居認識多了，相敬如賓的態度還是逐漸起變化。。。

（待續）

蓁莽：花開富貴？

成功的人往往會忘記，機會乃是天賜。一兩次幸運，人可能就輕飄飄起來；賭場上運氣好的，反而容易輸得傾家蕩產。

公元1637年二月五日，阿姆斯特丹北部一個拍賣場，擠滿了來自荷蘭各地的貿易商，競標鬱金香球根，起價三十、五十、一百、兩百，競標會結束前竟有四株珍貴花卉賣超過兩千金幣（相當於今日兩百萬美金），拍賣總金額逾九萬金幣。瘋狂飆高後，同月間突然價格暴跌，造成荷蘭各都市陷入混亂。最後由議會和市政府決定，票據失效，交易保留，短時間內解決問題，只留下少數破產者，狂熱告結。

這起泡沫經濟事件，對荷蘭的商業貿易及後來歷史幾乎毫無影響，然而文化上卻留下深刻烙印。乍看之下，荷蘭才剛為了純正的宗教信仰奮力爭戰，為何過不了多久，竟然徹底暴露世俗貪婪的醜惡？更奇怪的是，荷蘭怎麼不是天價買名畫、古董、豪宅等物品，竟是炒作花卉？鬱金香又有什麼值得買賣的？雖說這些鮮紅花瓣在中東突厥民族（包括土耳其人）眼裡是生命與真愛的象徵，但歐洲自古有玫瑰百合水仙月桂，何必對這些東方新植物小題大做？

其實能成立新教的地區，總要有經濟做後盾；但荷蘭是克爾文教派的地盤，十分講求節儉的美德，也堅持‘觥飯不及壺飧’，不應炫耀世上的財富。換言之，富人窮人衣著飲食都一樣，社會上並沒有顯著的階級之分。那剩下的閒錢又該怎樣處置？自然是絞盡腦汁去投資了。對其他國家而言，精美藝術品的蒐集或暴發戶式的奢侈，是市民艷羨、商販奔波、貴族競賽的目標，‘貂不足狗尾續’的問題倒不罕見；對荷蘭而言，生活水平既不重要，如何賺更多的錢，反而成了全國上下唯一的餘興節目。

投資理財固然比大肆耗費於珍饈錦膳值得，可是人都很盲目，越是新奇的事物越可能被亂喊價，投資的風險也越高。而市場狂亂後，雖然大家反射性地厭惡鬱金香，卻仍然不斷追求新的投資機會，把文藝復興以來勤奮踏實的傳統精神遺忘乾淨。1630年代末看好的是運河水道投資公司；1670年代大家又挑市立時鐘的建設而下注。更坦白說，這種投資方式多半著重於少量高價的貨品貿易，偏偏這又最容易受到世界局勢影響。1644年起，荷蘭的東亞絲綢瓷器市場，受到中國明清改朝換代波及，損失不小，1661年甚至台灣的重要基地被鄭成功收復。1664年荷蘭在北美洲的僅存據點也被英國人佔領，名稱由‘新阿姆斯特丹’改為‘紐約’。1672年與英國第三度起衝突，導致黑胡椒市價大漲大跌，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都虧損至幾近倒閉，反而讓法國、丹麥商人漁翁得利。1681年日本幕府還禁止金銀外銷，首當其衝的就是荷蘭商人。當十七世紀進入尾聲，荷蘭的黃金時期也終於結束。

經濟由起飛到沒落，歷史往往不予置評；但荷蘭的鬱金香泡沫，大家卻常用以提醒自己，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用意不錯，可惜警戒再多次也沒用，畢竟人性本貪，又容易遺忘教訓，所以始終學不乖。假若借鏡歷史很容易，為何後代尚有這麼多泡沫不斷出現？假若一個人很明智，為何一大群人反而變得很愚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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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當數任總統的經濟顧問，也對泡沫經濟做過分析：一般會加入狂熱的有兩種人，一種是認為價格上漲必有真實原因，既然水漲船高，應該是整個市場受到新產品、新環境、新技術、新潮流的推動，所以價格不斷上揚也很合理；另一種人算少數，他們知道價格不合理，但又對自己判斷力有把握，總認為在市場崩盤之前絕對能殺出，大撈一筆再丟給別人，既有極度自信，當然也跟著起哄。而潛藏於這兩種思維的共同點，就是價格必然慘跌。第一種人是期望突然破碎而放棄，第二種人是本來就計劃好要脫逃；兩種心態加起來，不難想像，搭建得越高就倒塌得越響。

然而這還是沒觸到更深層的心理。身在泡沫經濟中的人，實在很難保持清醒。在一個錢可通神的世界，獲利優裕是會直接刺激腦分泌，產生嗎啡效應，讓人興奮狂亂的。英國《經濟學人》的主編Walter Bagehot有句名言：“人在最高興時就最輕易相信。”既得利益可以使人否定潛藏的隱憂，忽視現實的假象。而金錢刺激的狂樂也容易傳染：看到別人欣快，自己沒有，這種感覺會讓很多人不舒服。再加上媒體廣告不斷宣傳哪些人因為把握機會而成了億萬富翁，有幾個人能夠以不變應萬變？大半都會想，我認識的某某親友人還不壞，不也從這方面投資賺了一大筆？那這些媒體建議應該是正確的，跟著買絕不會吃虧。可以說，一般民眾也不是白痴，也曾質疑市場穩定性，但既然見不到投資者會擔當什麼風險，又後悔自己太固執，沒有早點跟進，到最後明智的人也跟著群體愚昧。

更常見到的是，泡沫期間總會有幾個涅而不緇的明眼人，在宣傳媒體上呼籲大家不要被利益沖昏頭腦。這類苦口婆心的警告反而會被罵得最慘，被說成古板、酸葡萄、危言聳聽、情緒不穩、分析膚淺、阻礙社會繁榮、甚至說是受人之託或是自己做空頭，所以故意抹黑，拉低市價後再投資撈錢。等到泡沫碎滅後，也沒有人記得甚或感謝這些忠言智者，因為大家受傷後最不願聽到的，就是“我早告訴你了”一句話。不過憑良心說，大眾傳播固然會影響民意，但為了要賺錢，它也必須最早嗅出民意動向；雖然它對製造泡沫不無責任，但它動機畢竟出自大家想看如何致富的秘訣。唯一差別只在於，小老百姓是天亮夢碎，大眾媒體卻仍有新聞繼續報導。

那真正操縱媒體的又是誰？1929年美國市場瘋狂，著名銀行家Paul Warburg的逆耳忠言被報章雜誌批評得體無完膚，連政治人物都對他施壓，要他自己封口；反而是他在經濟大蕭條期間，不計前嫌地為國家設立聯儲。與他類似的，統計學家Roger Babson預測股市大跌，禍在旦夕，結果紐約證券交易笑他的預測錯得離譜，耶魯大學專研指數的教授更聯合多人，讓他在學術界沒有立足之地；這對其他學者等於是恐嚇：你敢當害群之馬，這就是你的榜樣。不客氣地說，知識份子對知識份子，下手是很不斯文的。

還有一個心理陷阱，就是世人容易把財富與聰明混為一談，甚至認為兩者有因果關係。在泡沫時期，捷足先登的人確實要有點頭腦；但是當群眾把投資致富的人標榜為聰明絕頂，賺錢的人也會自認是靠能力，而且絕對是實力過人，有金幣鈔票為證。一般小市民收入有限，能夠不犯罪而手握巨額的實在如同奇蹟，不是蒙神祝福就是才智出群。加上自古以來有錢就是大爺，凡人對財主總是低聲下氣，‘逢其所喜，避其所諱’。基於自負和別人推崇，投資者往往比其他人信賴自己的直覺，結果總會向質疑的人咆哮：“你們對市場根本不懂，還敢鬼話連篇？”越大的投資公司董事長，就越被吹捧是別具慧眼、神機莫測的高人，媒體無不爭相採訪，業者無不上門結交。實際上當老闆的往往是領袖魅力多於分析能力，他們身處高位是因為能鼓勵、操縱、控制別人服從自己，但在決策方面多半少有主見，只是人云亦云，不然就是複述下屬的論點。泡沫經濟後他們‘國王的新衣’或許會被扯破，但他們對自己穎悟絕倫的評價卻不見得有所改變。

綜括以上解釋，市場瘋狂的背後並不單純。不過我們仍要繼續問，為什麼鬱金香狂熱是頭一遭泡沫，之前千百年都沒有這種現象？

有商業歷史以來就有借貸，畢竟一方有需要，一方有資產，條件允許下自然達成互惠關係。只是古代貸款不易，因為有錢人壟斷借貸，利息再高也不得不接受。十四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銀行業出現於佛羅倫斯，是首次把借貸市場公開化，把普通人的資金集合，再借給需要的人。然而這時代資產大多仍在貴族手中，因此對銀行業多半很苛，還濫用權勢保護自身利益；假若借貸蝕本，管理銀行的人可要全部賠償。西班牙甚至會把銀行總理斬首示眾，殺雞儆猴。這無形中限制了銀行放款，審核貸款人往往費時費事，而一般人與其向銀行借，還寧願直接找貴族、當舖、錢莊。十五世紀英國是最早設立‘有限賠償’法律的地方，不過只限與修道院有關的銀行業；荷蘭在十六世紀開放讓賠償法普及金融業，也因此帶動工商業，讓荷蘭比西歐各地提早進入黃金時代；十七世紀初英國荷蘭幾乎同時出現股票，因為兩地的經濟發展都相當進步；而銀行業也開始印鈔票（當時金銀還是公認貨幣，紙鈔尚未流通），因為貸款可以遠超過金庫存款淨值，只要存款人不同時來領錢就沒問題。這一連串的金融創新改革，都是在嘗試如何把貸款與資金更適當地連結，讓借貸變得更有效率。

但是實驗有時也會出錯，而金融界的謬誤全都是太小看貸款數量。據說當時土耳其蘇丹王喜好鬱金香，只要有傾城名種就不惜千金購買；有段時間歐洲出現植物疾病，竟讓鬱金香繁殖得斑斕奪目，比土耳其的更鮮豔，蘇丹王立刻重價購買。這事件後，荷蘭富紳貴婦突然爭相以鬱金為飾，而小老百姓更搶著到處栽種鬱金，還貸款買新名種栽培。大家不是為自己種花，而是為了配合有錢人的興趣；中產商人借助印刷業廣告業，鼓吹全國把握機會貸款賺錢。何況大家相信市場價格反映需求，既有千載難逢的契機，借得越多就賺得越多；反正幾百金幣只是紙上游戲罷了，明天轉賣不就加倍回收麼？

或者可以說，以前沒有炒作現象，是因為沒有發達的銀行業輔助。尤其這時代荷蘭宗教上不再受教廷裁決，政治上徹底自主獨立，經濟上還搶盡了法德兩地的商業和製造業，真是春風浩蕩。這麼富裕的國家出現這麼熱絡的商場，難道有什麼不對麼？

唐朝吳兢的《貞觀政要》寫著：“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泡沫後，富賈一夕變乞丐，只剩滿地繽紛無人睬，反倒是歐美各地每隔二三十年就出現大同小異的經濟狂熱。1720年法國密西西比公司經營狀況極差，但是股價卻暴漲到不可收拾；同年英國也有南海公司，透過賄賂政府推出股票換國債計劃，使全民瘋狂炒股，結果英國為了規管不肖商人渾水摸魚而通過泡沫法案，造成股價急挫，許多人血本無歸。美國獨立後有一連串的經濟問題，1816年建立第二銀行，很多人把握機會更新地債房貸，一開始是讓經濟上軌道，房地產起飛，卻引發1819年到處破產的嚴重驚慌；1837年是美國西部土地短賣告停；1855年加州淘金熱終結；1873年鐵路泡沫崩盤；1907年紐約信託瓦解；幾百年來人類不停地闖入同樣的心理陷阱，也不停地‘賠了夫人又折兵’。再多的法律保障，只讓泡沫更複雜，後果更難收拾而已。

不過和鬱金香狂熱最相似的，大概是1925年佛羅里達地產炒作。就像鬱金香，佛羅里達帶點異國情調，自航海時代早就被發現，但1925年之前公路不便，沼澤區不易開發也對健康不良，所以幾乎沒人有興趣。公路鐵路發達後，邁阿密突然成為有錢人的渡假新勝地，附近未開發的土地更在未建之前轉賣多次，價格三級跳，從一千美金賣到七萬五（換算今日幣值，是四萬漲到三百萬。）1924年邁阿密日報每份五百多頁，幾乎全是地產廣告。等到冬天來臨，房市大跌，佛羅里達許多銀行倒閉，本來月租兩百五的海濱高級住宅，竟只剩年租三十五美金。然而歐美金融界沒有從中獲得教訓，又繼續尋找其他可以狂飆的買賣，直到1929年許多投資家跳樓自殺為止。

                南畝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閒將往事思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什麼？
                                                             ──元‧關漢卿《四塊玉‧閒適》

                愚的是我，蠢的是你，爭什麼？
                                                             ──網上無名氏

滂沱：撥雲見日

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是當時歐洲軍事力量最雄厚的國家，也是天主教鎮壓新教的大本營。這一方面是因為西班牙統一伊比利半島，可以集中軍火對付北方不服從教皇的各地，另一方面也因為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是歐洲歷史上最顯赫，統治地域最廣的王室之一。腓力二世管轄的範圍從西班牙、葡萄牙、美洲新大陸，到一部分德國、捷克、匈牙利、奧地利、荷蘭、瑞士、法國及意大利；其中有聯盟，有主權不明的政治範圍，不過最直接的還是婚姻外交。腓力自己曾娶葡萄牙皇室為妻，因而兼併鄰國；妻子死後又娶了迫害新教徒的英國女王瑪麗一世（後代稱血腥瑪麗），所以要繼承英國皇位也無不可；瑪麗死後，他再娶法國公主，進一步拉攏權勢。加上腓力在法國扶植一個有皇位繼承權的傀儡，假若歷史改演，他極可能是自查理曼以來，首創‘歐美世界帝國’的巨匠。

在這種大環境之下，耶穌會教士自然把‘得天獨厚’的西班牙所秉持的宗教，視為整個歐洲都該認同的綱紀。耶穌會的創始人Ignatius of Loyola強調天主教教義是絕對正確的，即使教皇指鹿為馬，信徒也應該篤信不疑。他們這種‘愚忠’讓自顧不暇的天主教大為感動，所以極力支持，不但鼓勵他們在歐洲各地設學校，更贊助他們遠渡重洋去美洲、非洲、亞洲傳教。這對於世界文明史的確影響菲淺，但歐洲的耶穌會教士，多半為了在學識、辯論、證道方面挑戰新教人士，因此往往化身為高亢激昂、煽動性強的出名宣教人物，以便用‘名人秀’挽回信徒。最後反而產生了一種奇怪現象：雖然以宣道為出發點，卻不斷有籠絡權貴、左右政黨、甚至血腥活動的事蹟。明明喊著‘為了更加榮耀神’，實際上卻是‘只要對天主教有利，做盡醜事亦無妨’。

當然，克爾文教派也半斤八兩，屢次唆使平民對抗天主教團體，所以法德兩地幾乎成了宗教派系的軍事舞台。當時法國國王年幼，幾乎是母后凱瑟琳攝政；為了鞏固皇家血脈不斷絕，她一直站在兩派之間，新教有困難就貶謫天主教官員，天主教失勢就肅清新教的大臣。結果暗殺行動沒成功，反而引發1572年天主教對新教徒大屠殺，還在法國各城市持續幾個月，死難者估計有十萬人。由於凱瑟琳舉棋不定，不但與兩派都失和，連自己孩子也不敢擅作主張，之後反被天主教激進分子刺死。皇室終結，法國的新教運動也告失敗，徹底成為天主教國家。

德國更糟。由於神聖羅馬帝國早已名存實亡，大部分州郡都由貴族伯爵們自治；究竟要信天主教還是馬丁路德的新教，幾乎都是各郡縣自己決定，倒也沒什麼紛爭。偏偏克爾文教派佔不到便宜，所以總是不斷‘挑動黃河天下反’；之後還導演出三十年戰爭，血洗德國。北歐東歐、西班牙、英、法、奧匈、甚至土耳其都捲入戰局，雙方傷亡了八百萬人，連瑞典國王也戰死疆場。打到最後和解，還是由各郡縣自己決定宗教。不知大家這麼慷慨赴義，造就了什麼？

這就是紛爭的內幕：為神，為教派，也為名譽財權。

假若整段宗教戰爭僅是如此自私自利的記錄，撕掉不讀也沒差。然而公元1588年卻發生一場出人意表的歷史巨變。名義是聖戰，地點是英吉利海峽，一邊是西班牙的無敵艦隊(Armada Invencible)，另一邊則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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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女人沒有實權的時代，伊麗莎白是個超乎男人的領導者；在一個宗教混亂的時代，伊麗莎白成功地保持了國家的統一；在一個經濟中下的時代，伊麗莎白讓英國搖身一變，成為歐洲最富庶的國家之一。由於她終身未嫁，被稱為‘童貞女王’，這對於一個女子只為相夫教子的社會而言，是很難被容許的。她不美，要形容她儀態表情，大概得用‘冷靜睿智’而非‘溫柔端麗’等字眼。她十分清楚，向她獻殷勤的都純為皇位，甚至她在位45年，年近七十還不斷有歐洲貴族來攀交情。不過正因為伊麗莎白為人謹慎，明察寡言，才使得英國在這豪雨不停的紛擾歲月中，沒有被汪洋淹沒。

還是從宮廷內鬥開始談吧。那時蘇格蘭女王本為伊麗莎白的表侄女；由於伊麗莎白是皇室之末，後繼無人，卻又不嫁，當然也就有人改押籌碼下注，慫恿侄女謀害伯母篡位。伊麗莎白將侄女監禁近二十年，還是不斷有叛黨謀反，到1587年她才終於處決政敵。為什麼不早點快刀斬亂麻？原因很麻煩：因為伊麗莎白支持英國國教派，表侄女則是天主教徒；一旦下刀，她對手自然成了天主教的‘殉教徒’，兩派再無和好之日。果然不出所料，處決不久，天主教就對全英國宣告絕罰；翌年，西班牙大隊軍艦也以千鈞壓頂之勢駛向不列顛群島。

或許有人要問，既然西班牙是天主教的主力軍，英國又從1534年就自創新教，腓力二世何以遲遲不出馬，到此時才進軍？其實這正是他高明之處：腓力自己雖有英國皇位繼承權，但順序上落後他人。倘若提早對英國用兵，蘇格蘭女王肯定名正言順地榮登寶座，對自己卻沒半分好處。但1588年進攻，卻有機會鳩占鵲巢，讓西班牙指染英國；加上天主教會對他撲滅新教的大功勞勗勉有加，如此名利雙收，豈不甚美？

更正確說，腓力的無敵艦隊遠征英國，是一石二鳥之計。早幾年前荷蘭（當時仍屬西班牙統治區，尚未獨立）也出現天主教與新教對峙，住低窪地區的新教人士還打開水閘，讓天主教軍隊無法攻入，進而封鎖海口，讓當地國際貿易全由安特衛普(Antwerp)移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戰局僵持不下，卻演化為後來的荷蘭與比利時兩國；只是1588年腓力的天主教軍在比利時，攻不下荷蘭，未免丟人，所以艦隊的第二目標，就是要補給陸軍，並由海上轟炸荷蘭，徹底掃平新教抵抗勢力。

不過西班牙的艦隊強大，英國、荷蘭也不是省油的燈。葡萄牙已經被西班牙佔領，剩下其他航海時代的競爭對手都必須有足夠的海軍，否則自保尚且不足，難道還能開拓新大陸麼？只是他們無法像西班牙以量取勝。腓力準備了巨型戰艦108艘，巨型帆船22艘；英國的武裝商船雖有160多艘，但真正超過兩百噸的只有30艘，其餘則是小型戰船和平底船；荷蘭這時還在對抗腓力的陸軍，無法抽身加入海戰。尚未開打，單憑氣勢就遜人一截，實在不利。

然而戰爭並非只靠氣勢。若以耗費而論，西班牙是窮盡國庫來支出艦隊；因為文藝復興時代的產業改變，西班牙總是不屑一顧，到頭來連船艦設備，都要債台高築地向歐洲其他地方購買。荷蘭卻是產業突破的佼佼者，木桶布帆、輪繩鏈錨、瀝青焦油、鐵砲鋼劍、望遠鏡指南針，樣樣生產。可想而知，這時宗教戰爭，西班牙既然失去固定供應商，花錢自是不菲。英國人口少，生產量與水準都遠遜荷蘭，卻從不放棄製造業，所以就算戰亂也不怕他人不賣必需品。換言之，英國早就知道西班牙戰力多強，那麼它艦隊數量輸給人，其實並非無法趕造，而是刻意不造。大，不一定適用。要打，就得用頭腦，不可逞力氣。何況磨刀不誤砍柴工，英國總不能為戰爭傾全國財力，而是必須先留一手；萬一戰況不利，才不致於無力招架。從這一點分析，伊麗莎白的抉擇遠勝於腓力：即使面對強敵，仍然步步謹慎，決不背水一戰。

腓力犯的錯誤還不只一點。他不諳海戰，偏又不接受忠告。有人認為艦隊駛向英國太冒險，假若戰局失控怎麼辦？腓力卻用‘兵貴神速’的理由，否決停靠法國的建議。軍事補給是也提早運到蘇格蘭，因為對腓力而言，拉攏蘇格蘭權貴是政治手段，一定要善用伊麗莎白處決政敵的有利‘契機’。其實為了避免被英國察覺，補給船反而繞遠道，貨物損失也較多，間接導致西班牙食物漲價，貧民面有菜色的現象。腓力還費神策劃，陸海兩軍必須在特定夜晚會合；卻不知道，由於艦隊龐大，若要這計劃成功，先決條件是春季漲潮、東南風吹、而那晚海面又必須風平浪靜。會合地點也是他親自挑選，殊不知兵法最基本的，就是不要讓沒排練過的軍隊直接在戰場上集合，更不要在敵人面前會師。

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筆下的《唐吉訶德》，有一半是諷刺腓力的愚昧；中古騎士把風車當巨人挑戰，把村姑當貴婦景仰，把羊群視為軍隊砍殺云云。風車就是荷蘭，村姑就是蘇格蘭，而羊群則是西班牙的無辜百姓。曾任司令官的他，筆調尖銳無情，正因腓力還沒出征就搞得滿城風雨。1588年5月28日，塞萬提斯在獄中眼睜睜看著無敵艦隊出航，無法阻止。

可惜天有不測風雲，艦隊要揚威北方，偏偏始願不及此。英國對自己海岸線的氣象最清楚不過，一開始就佔上風處開砲。雖然距離遠，對西班牙未損分毫，但畢竟打亂敵方陣腳，甚至有船艦互撞而廢棄。那晚月黑風高，司令官指揮下，英國小船載著水手潛入敵船，竊取黃金物資火藥，因為萬一西班牙沉船就難找了。兩天後換西班牙處上風，不斷向英國開火，但英軍卻分四隊自由竄逃；等到西班牙停火，才發現竟錯過了安全停靠站，接下來洋流往東，又有沙洲的麻煩，只能直接前往預定地。他們那時還不知道，比利時陸軍已經由於疾病死亡逾萬，根本無法與海軍接觸。這可能是史上首次嚴重流感的記錄。

等待陸軍不到，又聯絡不上，海軍總不能一走了之，對國王沒交代。何況有部分艦隊零件是之前購買的，還要在這裡裝配完才能上路，時間約需六天。比利時陸軍這時總算捎信來說，他們港口被荷蘭控制，可否請無敵艦隊派一部分來掃除？海軍總帥大概認為再幾天就可上路，不必急於一時，反而分散兵力，所以按兵不動。沒想到當夜，英國把自己八艘小船裝滿硫磺煤油，點火後撞進停靠港口的西班牙艦隊。這戰略之前西班牙也用過，然而現在自己船上火藥成堆，見到火船無不魂飛魄散，趕緊斷纜棄逃，陣型全毀。英國早就算到這後果，他們已經浪費太多火藥物資在火船計上，這時必須節約砲火，大部分戰船在黑夜中用砲聲擾亂敵人，誘使西班牙胡亂開火；只有小型平底船開到距離百尺之處，對西班牙巨艦一擊必殺。約有十艘軍艦船毀人亡，被英軍趁火打劫；其他有些逃入北海後失踪。西班牙這時離比利時越來越遠，士氣更低靡，糧食火藥都不夠，英國還發動‘鐵索橫江’攻式，不讓他們有補給喘息的餘地，沿著北海一直打到蘇格蘭。繞過蘇格蘭北部，英國不追了，卻換成北大西洋亂流來折騰搞鬼。沿途西班牙船艦撞上愛爾蘭岩礁的不少，水手私自潛逃的更多。到最後無功回國，無敵艦隊只餘一半，總人數剩不到一萬，比利時軍隊也棄甲投降；英國的損失卻僅是那八艘火船。

原先新教各地區以為天主教暴雨難擋，這時見到英國大捷，無不歡呼。瑞士、荷蘭、比利時、葡萄牙、奧匈帝國、神聖羅馬帝國，不久都與西班牙分手，英國更在伊麗莎白統治下進入黃金時期，反倒是西班牙因耗盡國庫，從此無法振興。後代有詩曰：“艦隊沉斃，慟哭的豈獨腓力一人？”接下來幾世紀，西班牙在國際間默默無聞。一念之差，變成萬念俱灰。

歷史上固然有許多宗教戰爭是掛羊頭賣狗肉，但西班牙與英國這場搏鬥，人為成分很多，卻也不能不說是神蹟，畢竟它讓教會‘萬頃波中得自由’。假若英國敗了，整個歐洲仍要像法國一般，回到天主教控制下；可是正因為英國獲勝，宗教改革才徹底被認同；至少對小老百姓來說，神終究是眷顧新教的，連無敵艦隊也要屈服於天意下。

英國詩人布萊克寫道：“我的心不停戰，我的劍不離手，直到我們重建耶路撒冷，在英國綠地上。”這是他們堅強的心聲，也是永遠的驕傲。

牴觸：大道以多歧亡羊

荷蘭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在1498年造訪英國，對於各地教會珍藏的‘聖徒遺物’看得皺眉頭。有一次教堂外的乞丐拿一只破草鞋，說是某某聖徒生前穿的，要給朝聖者親吻。伊拉斯謨立刻不留情地說：“難道我們無憑無據就要膜拜每一只爛鞋子麼？那教會怎麼不連古聖徒的痰還是便壺，都留下來給人親吻？”

這話幸好是十五世紀末講的，否則他大概會像之前反對教會的人一般沒好下場。十四世紀英國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翻譯英文聖經，同時也抨擊教皇權力和教會腐化問題，然而雖然他在世期間有許多貴族及平民支持，但死後仍遭掘屍焚燒，連作品都一併銷毀。十五世紀捷克的胡斯(Jan Hus)曾把威克里夫的作品譯為捷克語，讓信徒能廣泛接觸神學思想；可惜身為布拉格大學校長的他，竟被羅馬天主教革除教籍，幾年後甚至被處火刑而死。他的死還曾引發波希米亞第一次宗教內戰。【注：今日國際最大的聖經翻譯協會，就以威克里夫為名，而胡斯也一直是捷克的民族英雄。】

換言之，歐洲是先有改教運動的先驅，才有1517年馬丁路德號召的新教運動。這當中還有幾件要素不可缺：第一、東羅馬帝國滅亡，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兼併巴爾幹半島。這等於是說，連自耶穌以來傳承最久的古羅馬，都徹底消失了，大家心理上不產生疑懼也很難。第二、天主教內訌，許多人爭做教皇，甚至教廷分裂，羅馬一派，法國南部一派。這讓天主教自己聲望嚴重受損，民眾支持程度也大不如從前。第三、民間出現以行乞修道士為主的教流，雖然做法偏激，倒是被天主教認同的派系，尤其創始人亞西西的方濟(San Francesco d'Assisi)自甘貧窮、照顧痲瘋，被尊為聖人。然而方濟會的貧窮，無形中突顯了天主教駟馬高蓋、親疏貴賤的行徑；而他們類似耶穌野地傳教的方法，更讓鄉村各地人民覺得教義和現實似乎不協調。第四、文藝復興的印刷問世、學術普及，讓小老百姓知識水準提升，以前的教規、念珠、香爐、紫煙、甚至傳統的地獄恐嚇，都已經不管用了。與其去教堂看程序繁複的儀式，還不如聽一則簡單的聖經比喻故事；如果上教堂參加彌撒只為了枯燥的念經點蠟燭吃餅乾，那不去也罷。

講得更難聽，將近一千年來，教會已經成為上層人士的專屬俱樂部。許多主教，是專為皇室或某些大家族祈福的；許多神父司職，是貴冑子弟養尊處優、營私舞弊的所在；許多聖職人員，是把教會派系當作政治跳板。但是真正牧養眾多下層人群的，卻是教會中最卑微的‘弟兄’(Friar)，而他們的薪俸也直接由人民來，並非從富豪奉獻、修道院田產賺取。這些弟兄大半橫僿不文，沒受過多少教育，所以只能講最粗淺的聖經故事，但他們時常用經驗幫人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有錢的教堂會設‘告解室’讓信徒不必露臉就可向神父懺悔；窮鄉僻壤不可能有這些設施，信徒除了向教會弟兄面對面談信仰狀況，也把疑難雜症都拿來諮詢，舉凡夫妻失和、鄰居糾紛、牲口有病、借貸遺產等麻煩，全由教會弟兄負責。縱算無法全部解決，牧養的人畢竟幫助穩定民心，讓群眾不會覺得‘神愛世人’純是謊言。這就是為什麼中世紀天主教問題雖多，社會卻未曾離棄神。

然而時代不斷改變之下，教育普及，連窮人都開始識字了，社會的穩定也漸漸出現裂痕。善心的弟兄無法再與邏輯修辭無懈可擊的學士相比，畢竟很多人寧願去聽深入探討的講道，否則要聽缺頭少尾的聖經故事，何不自己看正文？其實這現象也反映於教堂格局：中世紀教堂一定以十架前的祭壇為重心，十五世紀以後的教堂卻一定在祭壇前側有講台，祭壇反而重要性居次。不過各鄉鎮的弟兄們總咽不下這口氣，往往批評這些學士們標新立異，與神的道不合；學士們則諷刺這些弟兄們，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天主教，是食古不化的頑固守舊派，連聖經說什麼都不知道，憑什麼嚷神的道？

可想而知，十五世紀末，雙方針鋒相對已為時不短；但是馬丁路德一旦張貼了九十五條論綱，宗教爭論突然變成全歐洲炙熱的關注焦點。猶如炎夏高空的冷熱空氣層破口，瞬間造成橫掃平原的嚴重龍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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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馬丁路德提到什麼，會讓教會紛爭星火燎原？公元1517年初，教皇為了修建聖彼得大教堂，籌措資金不夠，特別派人到德國一帶販賣贖罪券。贖罪券其實從十字軍東征就開始發售，天主教的解釋是：耶穌雖然赦免了罪，但是人還會不斷犯錯，所以需要教會‘贖罪’。這種謬論，說穿了只是斂財而已，一直被有識之士所譏笑，許多國王也反對自己人民被教會變相抽稅；但民間仍十分盛行，到十五世紀更有人替死者買贖罪券。天主教也很懂得‘奇貨可居’的生財之道，所以平時不隨便發行，一旦上市肯定售罄；有的主教是花很多錢討來職位，贖罪券的收入，當然得先抽成回饋自己。不過1517年北德國的薩克森公爵禁止人民買贖罪券，很多人卻踴躍到鄰近國家搶購，甚至出現黑市拍賣的離譜現象。結果德國各地教會，有民眾到了固定的告解認罪時竟然拿出贖罪券，說是接下來幾個月不必神父麻煩了。馬丁路德當年35歲，一怒之下，覺得整個天主教簡直是詐騙集團，難道耶穌白白賜給人類的恩典，居然要任憑教皇濫用麼？所以他提出這些論綱，就是要挑釁高層主教們，來個公眾辯論，讓虔誠的信徒知道教會是多麼貪婪腐敗。

那天他寫的是拉丁文，又把親手複寫的文件寄給德國兩位負責販賣贖罪券的主教。可是不到兩周，全德國大小教會都出現傳抄的副本；不到兩個月，歐洲各大學已經傳閱了他的宣戰書；1518年一月已經出現譯為德文的印刷本。假若沒有印刷問世，改革大概會像之前宗教運動，熱鬧一陣子又被撲滅；但印刷卻讓宗教改革的呼聲響徹整個北方。很多對天主教不滿的知識分子，甚至討厭教會干政的皇室貴族，都聲援或加入改革的行列。

天主教這時還慢條斯理地姑息對待，三年後才因為改革勢大，草草寫了回覆馬丁路德的反駁。到這程度，馬丁路德也知道，要公眾辯論是不可能了，接下來教會肯定判他是異端，直接處死。果然，不久就有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特別召開的會議，發表訓令要馬丁路德收回四十一條論綱，以及所有批評教會的著作。由於是皇帝親自召見，不出席於禮不合，出席卻多半有生命之憂；薩克森公國的侯爵一向支持馬丁路德，還特別向他保證，絕不讓意外發生。於是在會議上，馬丁路德斬釘截鐵地重申：已經被教會承認的著作，他不會收回；那些攻擊教會弊病及謊言的著作，他也拒絕收回，否則宿疾仍會繼續荼毒信徒；至於其他人身攻擊，他對銳利的言辭道歉，但對討論的教義並不收回，除非對方能證明這些討論是違反聖經。在不斷指責中，馬丁路德堅決強調，他仍相信權威，只不過信的不是教會的權威，而是聖經的權威。

或許這就是宗教改革的分水嶺。要傳統，還是要真理？要妥協，還是要樹敵？

古今中外每個有心改變世界的人，都必須做抉擇。北宋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當然，他太理想化，又有點‘捨我其誰’的自負，做出來的未必符合實際。馬丁路德也一樣；他在會議上毫不讓步，自以為是中流砥柱，到頭來只讓天主教除名、焚書、下逮捕令。那時還是改革派的貴族特別保護，否則他大概要‘出師未捷身先死’，也不必提新教了。

正值此時，德國發生民變，許多老百姓打著反對宗教的口號，到處殺人搶錢，甚至有人要用馬丁路德被逼迫為由，藉機號召暴民。馬丁路德不服從教會，但他畢竟還識大體，立刻寫信要民眾放下武器，因為暴動對抗政府，並非基督徒所該有的行為。這一點讓許多人民失望，甚至從原來的改革派轉往其他激進團體；可是德國的政治人物卻對馬丁路德刮目相看：這個人不是只愛上台作秀，金玉其外的輕浮學子，而是真正有原則的基督工人。別國的熱心分子也陸續來訪，最有名應該是瑞士的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

慈運理是蘇黎士(Zürich)的牧師，也一樣反對天主教的贖罪券、聖母瑪利亞、和聖徒崇拜的傳統。他與馬丁路德暢談後，真有相見恨晚的感覺，於是兩人決意聯手建立屬於耶穌的教會。馬丁路德在北德國已經引用新詩歌、德文聖經，並簡化教會陳設，慈運理也在瑞士採用改良的聖餐儀式，讓信徒可以感受到神，而不是聽一堆不懂的拉丁文。慈運理不愛出頭，所以不像馬丁路德直接對抗天主教，但他在當地辦宗教維新，仍面對瑞士的新舊兩派鬥爭。與其兩人各自孤軍奮戰，何不協力為新教鋪路？

理論上這是最佳方針，可是兩人竟又因為聖餐禮教義的細節而起爭執，最後達不到共識，還是沒有互相支援。兩年後，瑞士有五個省份向慈運理宣戰，導致他受傷而死；馬丁路德一方則是更努力與皇親公爵們拉關係，以求自保。這種保守的態度讓北歐各國國王都接受，但很多下層人民卻看不順眼，紛紛再成立自己的教派；德國的再洗禮派（後來衍生為浸信會），就主張不能和政治人物有瓜葛，所以特別得到人民響應。也有些人認為不論贏的是馬丁路德或是天主教，自己都沒有決定宗教的主權，所以乾脆由本地創辦新教派。活躍於日內瓦和法國的克爾文(Jean Calvin)，成為第二波宗教改革的代表性人物，英國也產生了國教（後來稱為聖公宗），蘇格蘭出現了長老會，荷蘭建立了改革教會，連匈牙利都有自己教派，將馬丁路德與克爾文的教義揉合，截長補短。

會發生這樣的破裂，大概不是馬丁路德預見的結果。但這是很殘酷的歷史悖論。還記得古代以色列分為南北兩國麼？南國標榜大衛王朝的正統性，北國卻不斷有血腥篡位。新教成立也一樣：天主教面對壓力，就更強調自己由彼得保羅延續的傳承，而改教人士卻越走越散。不論出發點是善是惡，是為人民或為自己，一旦開創前例，以後的人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再分家解體。即使馬丁路德的動機純正，目標崇高，新教改革還是落入‘化整為零’的局面。《列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對這時代的單純信徒而言，他們已經分不出真理是什麼，更不知道路該怎麼走。對積極改革的人而言，他們也迷惘了，難道自己為宗教奉獻一生，竟只是獨斷專行，不是出於神的旨意？

同樣的現象在十八、十九、二十世紀都再浮現，許多人為了一點教義差別，斷然絕交，分道揚鑣，歧岔越來越多。神，究竟在哪裡？

二十世紀初美國記者作家H. L. Mencken寫過：“人類每個問題總會有簡單的解決方法——乾淨利落，貌似有理，卻是錯誤的。”用今天角度來看，馬丁路德的教會與天主教很明顯不同，但新教各教派之間差別實在不大；而且他們所爭執的，經常是兩種論點並存於聖經上，難道只由於‘因信得救’或‘預定得救’的觀念不合，就要搞得不歡而散？一般小老百姓豈會明白這群神學家在嚷什麼？可惜這就是人性的悲哀：我們認為是敵人的，往往不是直接威脅到我們的，而是某些人刻畫為‘對我們可能不利’的，實際上這些‘敵人’根本與我們無關痛癢。但是大家既然不關注真正能造成傷害的敵人，只去看假想敵和自己的差別，這些差別很快也成為‘威脅’的代名詞。“為什麼絕不可以和那群人來往？”“因為他們與我們不同啊！還需要其他理由麼？”古羅馬人因猶太人不吃豬肉，就把他們視為異類；英法百年戰爭時，英國罵法國人是吃青蛙那種噁心東西的下流畜生；宗教革命時，德國譏刺意大利天主教徒吃蒜頭太多，全身體臭，意大利則反諷德國新教徒是吃血黑香腸的悖逆叛徒（因為聖經禁止吃血）。人本來就都有不同，然而只由於先入為主，又不加溝通，一氣之下劃清界限，結果我們身邊無處不是敵人。

或許那時代天主教的分裂是必然趨向；儘管沒有馬丁路德，一樣有其他熱忱人士會帶動改革。或許馬丁路德沒有別的方式，能讓天主教自我反省；除非他寸步不讓，否則宗教界永遠是姑息態度。但是改革的崎嶇路，卻是他一生最辛勞的考驗；他到晚年健康狀況越差，脾氣也越暴躁，連他同工都私下認為他出言不遜，尖酸刻薄。這已經反映了他自己‘擇善固執’，與別人起摩擦的性格，是宗教改革的契機，也是成立新教七零八落的敗因。人生在世，會遇到障礙並非總是別人的錯，有時絆倒自己的樹幹，偏偏就是自己早年播的種。

至少馬丁路德和慈運理都是誠心為真道奔波的人，並無心使宗教政治化、軍事化。下一代新教領袖們，卻已經要把宗教之爭搬到戰場上。北方捍衛新教的領袖是克爾文教派，而南方鼓吹天主教收復‘失地’的，則是西班牙的耶穌會教士(Jesuits)。接下來將近兩世紀，有半個世界陷入不停的宗教戰爭中。馬丁路德若死後有知，是否哭笑不得？

                        人類在自己小土堆上互相造成的傷害，遠比自然界帶給他們的傷害還大。
                                                                                    ---伏爾泰(Voltaire，法國思想之父，1694-1778)

開船：縱橫四海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位於大西洋畔的葡萄牙(Portugal)，十五世紀人口還不到一百萬人，幾乎是當代歐洲各國最不值得看的地方；同時代英國三百萬，北歐三百萬，西班牙七百萬，德國一千萬，意大利一千兩百萬，農業發達的法國約一千六百萬，連東歐的俄國都有四百萬，波蘭六百萬，鄂圖曼帝國兩千萬。幾千年來大西洋一直是‘世界的盡頭’，所以面向西邊的葡萄牙、愛爾蘭、冰島都成為無關緊要的地區。冰島和愛爾蘭還是維京人幫忙開墾的；葡萄牙則是由羅馬帝國，轉手到回教帝國，再重歸基督教歐洲。歐洲大陸對它卻視而不見，任其獨立。西班牙包括地中海盡頭的直布羅陀海峽，軍事上掌控歐洲和平，商業上壟斷北非市場，重要性自不用說。可憐的葡萄牙既沒有地利便於耕種畜牧，也不是交通樞紐可供發展貿易。這地方面對碧海波濤，除了偶爾幾艘船為了避風浪不得已停靠，否則能有什麼未來可言？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葡萄牙在十五世紀一直‘不認命’地挑戰未知世界。靠海，是它地理上最大的不利，但葡萄牙卻把海轉化為它最有利的條件。1415年葡萄牙首次從大西洋南下到非洲，打破從前歐洲只能由地中海與北非貿易的‘宿命’。接下來葡萄牙船隻開始接觸更遠的西非沿岸、剛果盆地、那米比亞，也陸續發現大西洋上的群島，甚至為南非峽灣取名‘暴風角’，後代討吉利改名為好望角。說是探險精神，實際上這是很不得已的冒險，比起十世紀的維京人有過之無不及。非洲沿岸雖然也有足以貿易的市場，但畢竟不是大宗生意；何況好望角已低於南迴歸線，飽受印度洋颶風和南冰洋冷流襲擊，附近幾乎終年有‘殺人浪’，動輒高達二十公尺，古代船艦往往全隊覆沒。人再怎麼不愛惜自己生命，總沒必要賭命繞過非洲大陸，去面對比大西洋還殘酷的浪濤吧？那究竟他們目的是什麼？

答案很明顯：1492年西班牙另有三艘船橫跨大西洋，發現‘西印度群島’。這名字已經充分表示，對航海時代的人，最重要的世界莫過於‘黃金香料之國’印度。哥倫布大概心裡有數，這些加勒比海的土著，連什麼經濟價值都沒有，怎麼可能是馬可波羅所記載，大家夢想中的富庶東方人？但若不混淆視聽，第二次探險的皇家資金就泡湯了，所以只能趕快把這地方牽強稱為印度群島。然而到第四次出航還拿不出黃金香料為證，連西班牙貴族平民都懷疑了。哥倫布後來被革職、下監、還被控訴子孫要賠償皇室應得的報酬；真相不會說謊，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

相比之下，1498年達伽馬（Vasco da Gama)終於成功繞過非洲，抵達印度，黃金香料滿載而歸。1500年葡萄牙人又發現巴西這塊龐大的土地，更讓西班牙賭在哥倫布身上的投資顯得毫無意義。葡萄牙人口少，探險家卻毫不自我膨脹，互搶功勞；他們知道大西洋的洋流，也知道北美洲的鱈魚，中美洲的鯖魚，南美洲的鮮蝦，卻從沒有像西班牙探險家拼死拼活地佔據土地，要給子孫當基業。接下來西班牙的運氣奇佳，1519年摧毀阿茲特克帝國，1532年攻占印加帝國，獲取黃金無數，可是大部分黃金都淪為探險者家產，皇室得到的根本不多，卻又不能得罪這些有錢有黨羽又有戰艦軍隊的‘征服者’。後來西班牙皇室都派親信為省長，以免探險者獨吞利益，但新大陸兩處最有價值的金庫已經被挖空了，再任命省長也於事無補。換言之，利益至上的西班牙，最後只有極少數人成為暴發戶；而他們既以新大陸金銀為目標，就永遠沒有再去尋找印度了。

可是葡萄牙打通了與東方貿易的海上道路，卻引來一場歷史很少提及的印度洋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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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公元1509年二月三日，地點是印度西側古吉拉特(ગુજરાત,Gujarat)外海的迪烏(Diu)。小地方不足掛齒，可是葡萄牙18艘商船，居然面臨威尼斯、土耳其、埃及、西印度、南印度聯軍的兩百五十多艘戰艦。大家這麼勞師動眾要對付葡萄牙，怎麼回事？

自從蒙古帝國入侵印度，整個南亞又開始四分五裂，到十五世紀末首都德里(Delhi)已經毫無影響力，反而西印度古吉拉特佔了一席之地。古吉拉特是印度河文明發展最盛的地區，又受到波斯文明薰陶，加上這時掌控印度洋商業，東達摩鹿加（Maluku，印尼香料群島），西抵紅海，連中國的錦緞瓷器都高價轉賣歐洲。不難想像，葡萄牙人還沒登陸前，古吉拉特王就是印度洋貿易盟主，雖不反對與西方商人來往。但那僅限於沒有人與自己競爭。而為了平衡國際貿易關係，讓自己繼續保持領袖地位，古吉拉特也絕不改變已有的外交政策，所以貿易只是間接經過埃及（當時稱馬木留克مملوك mamlūk）、鄂圖曼帝國、和威尼斯共和國。

然而大西洋的船卻繞遠路來到南方古國，葡萄牙人還不斷在印度洋上設立經商據點：東非的莫三鼻克、坦尚尼亞、肯亞、索馬利亞、毛利裘斯島、紅海口的索科特拉島、紅海內的衣索比亞、波斯灣口的霍爾木茲海峽、印度沿岸的果阿、科欽，甚至在斯里蘭卡發現歐洲最喜愛的神秘香料原來就是桂皮。他們有時是半妥協半開墾，有時葡萄牙也會打劫埃及商船，搶奪木材香料；冒險歷程有機智，有苦勞，偶爾也有下三濫手段。無論如何，這一連串進軍東方市場，不止讓西印度人感到恐懼，還使國王們覺得自主權受挑戰，連對其他大國的外交都難以交代。至於埃及、阿拉伯、威尼斯，都是與東方貿易的長年夥伴，同享利潤，自不願讓人搶走重要市場。首先與葡萄牙斷交的其實就是威尼斯，更寫信向同盟遊說，要他們賣給葡萄牙的貨物增加關稅，最好再把他們嚴厲懲治一番。這對古吉拉特王正投其所好，於是大家紛紛派兵支援，動用紅海與波斯灣可借的戰艦，甚至威尼斯幫忙把土耳其的地中海艦隊解體，運到紅海再重新組裝，然後大批軍艦浩蕩開往西印度。

所謂排外仇外，往往是利益衝突引發的民族情操。幾世紀後發生在中國、日本的‘滅洋’運動，已經提早在印度展開了。

可能在這些大國眼裡，葡萄牙人口少，照理來說應該只需下馬威，讓他們不戰而降。這對於普通小國有用，偏偏葡萄牙是經歷過驚濤駭浪，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才戰勝海洋，豈能因政治壓力退縮？所以明明只有十多艘商船，戰力不到別人十分之一，卻也咬緊牙根未曾放棄。他們唯一的有利條件，就是船隻不同。這的確是航海史上一大挑戰：文藝復興是造船技術突破的催化劑，但是只有少數地方真的使用新式帆船，原因就在設計困難。現有的人力划槳比較容易控制，甲板載重也穩定，何必靠無法駕馭的風力行船，還搞得船身顛簸，讓坐船的人暈吐不已？再說，葡萄牙人口少，所以才要借助風力；但假若沒有風，甚至逆風，又該如何？傳統帆船只能用鋸齒狀航路左右左右地慢慢前進，不得已也得暫時靠岸，再看天出航；這對要準時交貨的商業而言是無法容許的。葡萄牙人竟然打破常識，設計出桅杆，把迂迴前進的阻力減到最小，幾乎像是能逆風行駛。船身小而輕，也有利於大風浪中傾斜飄行，不致顛覆。所以他們到得了印度洋，並非僥倖，實在要靠技術進步。

這一點卻是印度洋聯軍沒想到的。地中海、紅海、波斯灣的船再堅固，畢竟從未接受過南大西洋、西印度洋的考驗。況且這些軍艦雖然甲板上有炮，卻不能用在側邊，因為會影響到划手的動作，結果只是頭尾能發射武器，船側最大面積僅能任人攻擊，附加的弓箭手也無用武之地。相反地，帆船側面卻是最具攻擊力的砲台。當然，只有這點優勢，還不足以彌補兵力懸殊；葡萄牙商船另一個長處，就是幾十年來水手們善用船炮，比起突然徵召的敵方艦隊應變力更強，瞄準度更佳。所以一開戰，葡萄牙乾脆駛到外海，因為印度的同盟軍不論船艦大小，都不能離岸太遠；然後把無法靠近的幾百艘敵船打得落花流水，救溺尚且不及，更別提作戰了。也就是說，一天之內，陣容浩大的同盟，已經被小小的葡萄牙打得士氣全失。

歷史猶如漣漪，萬里外的戰爭，居然餘震波及半個世界。失去了貿易地位，印度不久也政變，由莫臥兒王朝取代分裂的印度半島，然而被外族奪去的商機卻始終要不回來。意大利和威尼斯不再能像以前壟斷東方市場，之後經濟逐漸走下坡，連文藝復興也一併消失在曾經風光的回憶中。埃及是同盟中最弱的一環，戰後立刻被土耳其併吞。土耳其是同盟中唯一有足夠軍力捲土再來的國家，只是它積極訓練三十年，1538年又派船同樣在迪烏與葡萄牙對峙，沒想到還是鎩羽慘敗；從此鄂圖曼帝國對自己‘海禁’，不再開拓印度洋事業。西班牙一向特別標榜英雄氣概（從他們鬥牛的傳統就知道），這次竟被葡萄牙比下去，肯定心有不甘，所以罷黜了哥倫布，改由武鬥派人士進軍新大陸。英國、荷蘭更是由此得到勉勵，連人口更少的葡萄牙都能挑戰世界強國，自己何嘗不能？

葡萄牙自己則因為這次成功，更進一步往世界各地探險。參與迪烏戰役的十八艘船中，有位船長叫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後來成為第一位率領艦隊環繞地球的人。統帥印度洋船隊的將領阿爾伯克基(Afonso de Albuquerque)則繼續前往馬來半島的馬六甲海峽，與暹邏（今泰國）建交，佔走土耳其最後的香料市場。其他人則抵達越南峴港、中國內伶仃島、日本種子島，連台灣的別稱‘福爾摩沙’(Ilha Formosa)都是他們取名的。那時代的觀星測量、地圖繪製，沒有人比得上葡萄牙。雖然葡萄牙帝國為時僅六十年，佔領面積也小，但幾乎都是良港。單是東亞：1557年廣州同意讓葡萄牙人租澳門做貨運站；1571年葡萄牙買了一個日本小漁村，發展成後來的長崎。他們身為航海的先鋒，確實推動了人類文明，不容置疑。

但人口少，也是它最大的隱憂，畢竟它旁邊就是貪得無厭的西班牙。1578年葡萄牙王去世，年僅24歲；西班牙的腓力二世(Felipe II)立刻趁火打劫，侵略葡萄牙，1581年腓力被正式加冕為新合併王國的國君，海外的所有領土也全歸共有。偏偏西班牙接管殖民地後又不懂經營之道，重要地帶逐步被英國與荷蘭搶走。葡萄牙雖然努力捍衛巴西的主權，其他地區卻分身乏術了。最後還因商業損失太重，與西班牙展開長達二十年的獨立戰爭；獨立是成功了，亞洲的投資可惜已是東海逝波，覆水難收。

不過西班牙會失去殖民地，倒有一半是基於宗教紛爭。世事改變的速度常會出乎意料。迪烏戰爭後不到八年，德國竟有人敢在教堂大門上，張貼了九十五條反對的論綱。。。

展翅：站在巨人肩膀上（二）

拉斐爾(Raphael)1514年畫的這兩個小天使，大概是被後代抄襲最多次的作品，差不多每個人都見過，卻未必知道原作是誰。其實兩個小天使只是整幅《聖母圖》的部分，但是能這麼傳神地繪出小孩天真無邪的模樣，既好奇又乖乖坐在旁邊；雖然並非細緻工筆畫，卻需要極高的觀察力和想像力，才能把日常可見的表情捕捉得無懈可擊。

文藝復興的藝術名人很多，最出眾的莫過於三位：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不過藝術家多半是很有個性的人，這三人也不例外。達文西以繪畫為名，不管是《蒙娜麗莎》或是《最後的晚餐》，見過作品的人無不驚嘆，爭相以高價訂金求他賞臉；然而他真正完成的卻不到十幅圖，其他的不是由學徒完成，就是聘他作畫的人另尋藝匠，甚至為此鬧過多次官司。多才多藝的人往往會分心，達文西在這方面倒很嚴重，不論數學、天文學、光學、建築、工程、醫學、生物學、甚至材料科學，他樣樣鑽研，樣樣精通，許多筆記中發明之奇，連後代才智之士都自嘆不如；可是這一來他只憑心血來潮才動用畫筆，真正能完成的藝術就很有限了。當然，達文西因為精研科學而使作品格外寫實，也是好事；而他超越當時思維的廣泛構想，畢竟比幾幅世界名畫更值得人拜服。

米開朗基羅是兼具繪畫、雕刻、建築天賦的才子，而他作品也大膽得出名。根據記載，米開朗基羅雕的大衛像，原是前人開工卻未完成的作品，後來擺了三十多年任憑風吹雨打，許多藝術家仍覺得形狀不對、平衡欠佳，難以下手；反而是26歲的米開朗基羅認為可用，花兩年功夫創出這座5公尺高，5000公斤重的驚世作品。用‘化腐朽為神奇’來形容他的藝術，倒不為過。只是若作品不夠大膽、不夠震憾，米開朗基羅卻也不屑去做。他有些作品，正面看鬼斧神工，側面卻沒有完成，其他人也深怕替他完工可能壞事，到最後一直只有半成品。為什麼未曾完工？後代學者認為，一般人讚歎的作品，米開朗基羅可能還嫌不理想，自己鑿出的成品沒有想像的完美，一惱了就不繼續。這是完美主義者容易犯的毛病。他還有個固執處，就是不喜歡畫背景；不管是教堂天花板的《創世紀》或是壁畫《最後的審判》，人都浮在空中，或坐在沒有特色的椅子上。對他而言，人體是最好的主題，別的題材都是多餘。

相比之下，拉斐爾是很低調的人，甚至很腼腆，怕與外界接觸；然而很多當代藝術家都願意與他共事，連想偷他構圖點子的人，都因他不吝賜教，乾脆名正言順成為他學徒。他所畫的，無論是宗教內容的《基督變容》，或非宗教主題的《雅典學院》，都有種平靜安詳、文雅和諧的氣氛，甚至反對異教繪畫的天主教人士，見到他的非宗教作品也不得不佩服。拉斐爾死時只37歲，相傳是肺病或是水銀中毒（古代當藥用），但他留下作品之多，文藝復興鮮少人能及。假若達文西是把自然科學的‘真’帶入藝術，米開朗基羅把藝術的‘美’發揮到極致，拉斐爾所追求的可稱為藝術的‘善’。雖然一般人對他印象沒有其他兩位名家深刻，但他作品同樣完美無瑕，自成一格，在鮮明豐富中不失莊重溫柔。

話說回來，文藝復興名人甚多，卻幾乎都集中在北意大利，倒非偶然。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這塊土地上多的是古羅馬的傑作，要復興，豈能不學習最佳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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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希臘，意大利那時代對珍貴古物的好奇較強；希臘（拜占庭帝國）經濟在十字軍東征後已經渙散，要‘復興’也有心無力；意大利則因商業帶動，連古董市場也是水漲船高。之前說文人到處採訪修道院尋找失傳典籍，不過藝術更容易發現：意大利南北任何遺跡中，幾乎都有斷壁頹垣、殘破石像，可供工匠學習，偶爾也找得到完整的，賣得到高價。年輕人只要肯挖掘，賺外快倒不難。既有市場，希臘也運來剛出土的古老藝術品，比方1506年發現的Laocoön，更是由羅馬教皇耗資投標而得。

然而出土文物對文藝復興卻很關鍵。南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說：“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再優秀的才能也要從觀摩開始。佛羅倫斯和其他新興商業大城，喜歡炫耀財富，雖然富商巨賈金銀絲綢不少，但這只是效仿王公貴族的奢靡，還顯不出自己比他們氣闊，因此建築、雕刻、繪畫就脫穎而出，成為一擲千金的高級工業。有的雕刻是為陵寢，有的建築是為生意，有的繪畫中的聖徒，其實就是自己的肖像。不過虛榮心底下，畢竟讓出錢的人要求藝術必須真實，否則何必多事？中古時代對人的表情只作象徵性描繪，雖然輪廓五官俱全，可惜總少了真實感，甚至男人的臉只是女人加鬍子，老人的臉只是青年加皺紋而已。古羅馬的雕刻就細心多了，不論男女老少，許多存留下來的頭像都能突顯被雕塑的人所流露的確實神情。更重要的是：藝術做得真實與否，可以立刻與真人相比。十三世紀的Nicola Pisano開始發揮意大利的藝術，儘管只是模仿希臘羅馬的大理石雕刻，已經讓那時代建教堂的人不斷聘請。一開始是教堂中幾座塑像，後來則是教堂牆上的雕刻藝術，之後又有公開競標。佛羅倫斯從1401年起，幾乎每年都有競賽，成為文藝復興最具號召力的傳統；裁判三十多人，包括社會名流、教會人士、商會和附近城鎮元老，而主題也向全意大利公佈，無論是銅門、雕廊、廣場石像——只要手藝出眾，設計賞心悅目的，都可以一夜成名。

只是雕像並不便宜，好的大理石不易求得，而金銅雕塑又沒有石頭珍貴。最耗費的還是藝匠工資，以及等待時間。基本上，要雕一塊大理石之前，藝術家已經要先擬好幾份草稿，再用粘土或石膏製造小模型，給花錢的人審核通過；這當中可能要用蠟做反模，方便複製，免得審核後需要修改；之後還要在工作室中用木頭或便宜石材做局部練習，尤其是人體像的頭手等細節，越是能表達肢體語言的部分就越難處理；再者，每塊石頭紋理不盡相同，鑿得不對就無法挽回。有許多名家，像Lorenzo Ghiberti，是‘慢工出細活’型的人，甚至為了一小角雕不好而化上兩年時間。

為了節省雕塑時間，多那太羅用複合材料，把木石與金屬並用；Andrea del Verrochio是開專業匠房兼藝廊，讓差不多完成的雕刻再做顏面加工就可運貨；Cellini則是完全不用石材，直接做不輸於大理石的青銅像。當然，這些方法都很有用，但再快也比不上繪畫快。雕刻是立體藝術，繪畫則是平面藝術，既省時又不需尋覓材料，也不必怕雕壞了一小片就前功盡棄，大不了再多塗一層修飾就好。

可是文藝復興時被發現的壁畫卻沒有雕刻多，畢竟畫在牆上的比石像難保存，意大利遺下的牆已經傷痕累累，希臘本土更是半點不留；要不是1748年發現火山掩埋的龐貝城，我們恐怕也不知道希臘羅馬的壁畫已有遠近比例、採光、透視等技術。中世紀畫家只有希臘一帶還有殘缺的繪畫藝術，但文藝復興時代的Masaccio、Giotto等人卻是本能地領悟，怎樣把立體世界巧妙地重現於平面上，還出書指導其他藝術家。從1430年以後，幾乎所有畫家都會水平線和消失點這些基礎。

只是還有個問題較難解決：早期的壁畫都是為了裝飾教會牆壁而做，作圖方式幾乎已經延續千年，就是用熟石膏塗抹牆壁，尚未乾燥前還要上幾層石灰粉使它光滑。顏料則是用搗碎的各種礦石加蛋白，趁牆壁未乾時趕快作畫。如此一來，石灰產生的化學作用才會讓壁畫持久，否則在乾燥的牆上作畫，反而會褪色剝落。希臘羅馬傳統畫家還會把牆壁上蠟，保持畫面光鮮。這整道手續要越快完成越好，所以一般的畫都不很大，而大型壁畫幾乎都要分好幾塊作業；畫家先用木炭勾輪廓，然後一天畫一小部分。文藝復興時代壁畫顏色都比較亮，其實是因為沒時間多上顏料。而這種畫法容易產生的毛病，自然是每部分作業不均勻，而畫錯的也像雕刻一樣，無法掩飾。好處是畫家必須把整幅畫想清楚才動工，處理比較穩當；壞處是畫家無法隨心所欲改變構圖，畫中人物難免表情木訥。

在這時油彩問世了，十六世紀中期更是油彩的天下。油彩的好處是顏色深淺可以任意發揮，甚至不必輪廓，只需要用漸層色‘霧濛濛’地製造分界。達文西就首先把這技術發揮得淋漓盡致，但佛羅倫斯對壁畫要求太高，反而是威尼斯對這種‘可以改變主意’的新繪畫方式很感興趣，一時出現Giorgione、Titian等名師。油彩也很能配合顧客的要求，只要出錢的人看不順眼，可以立即更改，包君滿意。很奇怪的是，油彩跟印刷一樣，早在法德荷蘭出現，後來才被意大利畫家廣用；而荷蘭一帶又把造船的帆布應用在藝術上。這一來畫框可以隨處攜帶，圖畫更可大可小；有適合的畫布，肖像畫自也暢銷起來，畫家更能實地取材，把真正的人活生生地搬到畫中，把金銀珠寶貂皮雁翎，用尋常的顏料永久留念於圖上。藝術不再是教會、國王與財主的專利；儘管藝術家仍繼續為教堂、宮殿的壁畫盡力，這只是他們賺錢工作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但是真正自由的還不只是畫家的經濟來源，而是作畫的靈感。Andrea Mantegna對人身邊的環境特別感興趣，所畫的無論是牛馬獵犬，豪宅茅屋，甚至古羅馬廢墟，都畫得很出色；Gentile Bellini特別到巴勒斯坦取材，不只清真寺，連駱駝、長頸鹿、沙漠景觀都在他筆下呈現原貌。Giovanni Bellini從未離開過威尼斯，但他畫田裡工作的農夫，玩樂器的孩子，都是前人未曾嘗試的課題。Botticelli的材料多半是希臘神話，比方《維納斯的誕生》或《春》，圖中竟有190多種花卉。文藝復興並非只有文人飽讀詩書，連藝人也往往對史地數理生物學熟悉到令人訝異；不過若沒有這些知識，就沒有相對的觀察力，技術再高明也只能拾人牙慧，哪能留名後世？

對小老百姓而言，雕刻和繪畫都只能每週在教堂裡見到，建築物本身卻是日日可見。財主要炫耀錢多，莫過於建新屋。但古代建築宏偉的圓頂、石柱畢竟很笨重，這時代哪來夠多的奴隸搬動？那簡單，圓頂可以仿製，卻不必用厚重的水泥；Filippo Brunelleschi首先就用輕盈的材料做頂，再用鐵條內外加工。文藝復興的工程只在‘仿古’，不是‘復古’；他們造的是細瘦的古式樑柱，但有鋼鐵為輔就很足夠，甚至樑柱只作裝飾不作支柱。有的建築混合了大理石、木材、鐵條、黃銅，一切保留天然色，讓單純變成美麗的代名詞。Donato Bramante強調房子大小還其次，空間利用更重要；他設計的庭院宮殿未必最大，卻能給人空間遼闊的感覺，這是他由古羅馬建築比例所做的應用。

而整個文藝復興最有名的建築，莫過於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從1452年開始到1667年竣工，前後居然動用十多位名建築師，包括米開朗基羅在內。由於經歷32任教皇，每人各有意見，有的加高建築，有的加圓頂又被後人拆除，有的增加埃及運來的方尖碑，還曾受其他教會人士批評。最後Gian Lorenzo Bernini為聖彼得廣場建橢圓外環的廊柱，才讓這地方成為羅馬最出名的景點。實際上這時文藝復興早已過了巔峰期，進入黃昏，而當時羅馬除了聖彼得大教堂，附近都是殘破不堪的的房舍。

復興，畢竟只能局限於少數地區。但是大體而言，要站在巨人肩膀上，必須有技術、教育、投資為前提，否則連巨人的眼光都達不到了，還提什麼看得更遠？北意大利尚且有資產與人才投入文化事業，羅馬一帶就比較缺乏這些要素，其他國家更不能比。換言之，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所帶動的創造風氣，到十七世紀初已經演化為工匠們兢兢業業因襲的‘典範’，只能精雕細琢到極致，再也廖無新意。

何況達文西、拉斐爾、米開朗基羅這些人是因不懈的努力才凌駕希臘羅馬的藝術巨業，他們之後的人又該如何，才能站在文藝復興的肩上？

這並不是說輝煌的文藝復興後繼無人，而是社會改變的腳步太快了，它再也無法同步發展。而矛盾的是，促成社會改變的原動力卻也是文藝復興自己。因為，在它之後出現了三項曠世巨變：航海時代、新教產生、以及商業革命。。。

展翅：站在巨人肩膀上（一）

寫《神曲》的但丁，其實對拉丁文、希臘文都有很深的造詣，可是整部大作卻是用佛羅倫斯的意大利方言（托斯卡納語）。但丁早在1305年就對意大利文做了預言：“這是新太陽。舊太陽已經無法照亮人類。”他很清楚，一般民眾永遠無法學會拉丁文，所以他親自證實，即使平日說的語言，也能昇華為美妙詩詞、經典文章。在但丁之後，意大利文成為學者文人的驕傲，連21世紀的意大利人都讀得懂八百年前寫的《神曲》；從來沒有作家對一個現代語言影響這麼深巨。

‘文藝復興’當然是後代冠上的名稱，今天對這段歷史的研究簡直數算不完，單是探討藝術方面就有多少大學圖書館滿滿的論文。不過文藝復興何時開始？何時結束？是否專指意大利的發展？這些問題都沒有定論。讀文化史總有錯覺，似乎中世紀後產生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後又銜接巴洛克時期、浪漫時期；實際上大部分時期並非劃分這麼絕對，往往相互重疊，逐步演化。何況文藝復興要說是從多那太羅(Donatello)的雕刻開始也可以，說從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建築開始也可以，甚至說從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科學發明開始也無不可。連到了文藝復興盛期，像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這等名家都還不斷為後代創造嶄新標準。

廣義地說，文化上的復興並不罕見。古埃及有中王朝與新王朝的復興，基本上都是把早期的輝煌加以發揚光大。波斯是重新塑造古代蘇美爾、亞述、巴比倫的傳統，又引進中亞、埃及、迦南地的文明。希臘的黃金時期過後，亞歷山大的將領們各自瓜分土地，卻也致力把希臘式的建築藝術、學術思想，帶到各地；而羅馬繼承了希臘的傳統，縱算沒有突破，一樣是推廣文化，從不列顛群島到摩洛哥到猶太地到高加索山，到處可見文明極致。猶太人在巴格達孕育第二次文化蛻變；回教文明則在西班牙開創第二春。查理曼大帝是復興拉丁文化，鼓勵舊學，只是火候未到；神聖羅馬帝國也在重新發展古羅馬，同樣不成氣候。中世紀末的學者又開始鑽研古希臘哲學典籍，但是除了哥德式建築，其他文藝發展倒很有限。中國是每隔一段時間就除舊迎新，再隔一段時間又懷念往日經典，在文化交替中不斷增加新色彩。

這些自然都可稱為‘文藝復興’，只是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總不太相似。埃及新王朝的盧克索神殿造得比古王朝的金字塔懾人，羅馬競技場建得比雅典的帕德嫩神廟豪華，可是這畢竟是帝國的作風。的確，文化必須有經濟為前提，但‘有錢能使鬼推磨’，沒錢時又如何？從雅典民主到馬其頓帝國再到羅馬治世，經濟規模一直不斷擴張，相對社會可以花在藝術建築方面的閒錢也增加了；然而西羅馬滅亡前已經通貨膨脹驚人，要建築早期的豪宅也有困難；滅亡後更是經濟衰退，文化倒流。中世紀無論怎麼努力興建，就是達不到古羅馬的高標準。十字軍東征時期，英國已經可以建造希臘式的迴廊，也就是說工匠手藝足以媲美古人，只是不可能像古羅馬在建築業上的消費額多，到最後只建過一處仿古的陵寢，其餘不是高聳參天的教堂，就是粗糙普通的中世紀瓦屋土堡。這兩者差別未免太大，顯然貴族與平民的文化水平並非一齊提升。

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也是靠經濟開始。意大利北方的佛羅倫斯、熱那亞、米蘭、威尼斯，都已經在商業上有相當水準，才請得起良工巧匠。但是這些地方的發展卻常是整條街、整塊廣場、整片市容的改進。也就是說，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是整個社會共襄盛舉，並非貴族專利。鵰鶚騰空，雀鳥一樣也有機會展翅飛翔。

到底兩種發展有什麼不同？文藝復興的契機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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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個角度來想：羅馬的輝煌雖然建立在希臘的智慧創造上，它的建築始終是靠勞力，而不是靠腦力。哈德良長城、碉堡、驛道、水利建設、議院、市政廳，全部是靠徵召人民或是外族奴隸建造的。由於羅馬帝國百戰百勝，自然不愁勞工不夠；然而這卻使羅馬的工程技術缺乏創新改良的必要，石牆越築越厚，磚壘越造越高。羅馬政府還怕用新技術會造成失業，人民會暴動。到最後羅馬帝國經濟最繁榮時，科技只比古代雅典進步沒多少；連軍事方面，羅馬海軍都沒採用希臘發明的風帆，寧可耗用大量奴隸划軍艦。這種思維上的劃地自限，使整個社會故步自封；等到經濟不行了，更導致技術退化。

中世紀卻因為人口頓減，加上基督教的影響，所以奴隸有限，連流動工人也很罕見。要像古羅馬造大型建築的，幾乎都不了了之。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想在威爾斯新建宏偉的城堡，當地工人卻已被教會徵去建教堂，而後因人手不足，工資額外昂貴，城堡還沒建一半就快國庫透支。法國也一樣。再加上黑死病席捲歐洲，許多建築計劃根本找不到足夠的人力完工。

這就是為什麼中世紀末期創造了許多節省人力的改良。有的發明很簡單，卻很實用，比方今日工地仍使用的獨輪車，或是讓馬馱運更有效的韁繩。由於中世紀的武士盔甲重，歐洲馴養的馬也必須力大；而有這些馬，更替代以前的耕牛，農民再把以前木造的犁換成鐵製，使生產力大增。馬車也開始採用性能更佳的輪子，增強承載重量。陸運變得方便，甚至比河運便宜，每年也增建道路橋樑，讓馬車方便載貨。水車磨坊是遠古的發明，但羅馬卻一直用奴隸或驢子做這類粗重工作；這一方面也是羅馬不願用鐵替代木製輪軸。中世紀卻用大量鑄鐵（含碳量2%以上的合金，堅固似鋼）做各種工具器械。十二世紀英國已有五千多座水車，荷蘭更有八千多座風車，打穀磨麥，甚至用於抽水，把窪地變成可耕地。後來風車的帆也被應用在船業：十三世紀北海一帶首次產生不靠人力划的真正帆船，十四世紀葡萄牙又將它改良為兩桅或三桅的多層帆船，還可載幾百噸物資，足以遠渡重洋，前往羅馬鼎盛時期的划槳艦隊永遠達不到的世界（這些以後再談。）產業改革還讓歐洲內外貿易每一代不斷加倍。儘管流通的貿易也有壞處——比方貧民窟增加，黑死病播散等等——不過歷史證明，連黑死病都無法遏止整個歐洲創造財富的速度，反而因人口不足，使許多人更想辦法節省人力。同時也因商業突飛猛進，使歐洲的銀行業、保險業普及，會計學的複式簿記更在此時問世。換言之，這時代歐洲的經濟已經超越有史以來的總金額。有了錢，才有文藝。

不過錢並非平均分配；大部分資產都集中在北意大利（佛羅倫斯、威尼斯、米蘭）或是萊茵河流域（法國東北、比利時、荷蘭、到德國西北的平原區）。這兩區自然成為工匠手藝最競爭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結論，之前發生在歐洲的三項要素，終於演化為文藝復興的芽孢：哥德式建築讓歐洲培養製造技術，馬可波羅讓歐洲追求繁榮富裕，戰爭飢荒瘟疫讓歐洲改變產業模式。水到渠成，才有文化事業的開端。坦白講，世界大部分地區在復興文化，都是官方從上面推動；歐洲的文藝復興卻是在沒有達官貴人干擾下先行開始，後來才有教皇國王紛紛請名藝術家為自己設計教堂宮殿。否則貴族錢再多也只當銅臭，有何藝術可言？

以印刷為例來分析：羅馬帝國著作不少，但很少有大量流通的文書；他們不是沒有釘裝的牛皮紙書籍，卻因傳統習慣而一直用卷軸。真正開始採用釘裝書的反而是早期基督徒，方便攜帶閱讀，也方便轉抄。十字軍東征後，紙張取代了牛皮紙，十三世紀連造紙都是用水車，成為平民都買得起的產品，一大張尚且不到一毛錢。這一點是東西社會很大的不同：中國與中東都有造紙技術，但價格不菲，又時時有‘洛陽紙貴’的現象，反而是歐洲因為紙張便宜，使識字率大幅上升，更讓活字印刷立刻廣用。德國首次印聖經不算，當時萊茵河地區每個城市都出現印刷廠，有的提供翻譯的希臘羅馬名作，有的出版當代文人的著述，甚至有教會人士寫靈修叢書，三十年間連續加印99版，簡直是世上第一遭出現‘暢銷書’。這麼多書籍問世，市場競爭下，印刷自也越來越精美，連封面都有專業畫家設計。意大利的印刷業還特別制定清晰易讀的字體，就是今日所有報紙、電腦通用的‘羅馬字體’與‘斜體’。公元1500年的威尼斯就有150家印刷公司，英國、匈牙利、波蘭、西班牙等地區也都有自己的廠商刊行。沒有印刷術之前，歐洲最大的皇家圖書館根本收藏不到幾百本書；印刷開始不到半世紀，整個歐洲已有九億本精裝書，市面上甚至有彩印廣告，推銷本季新書。

這樣看來，文藝復興其實是技術、經濟、與人類才智的結合。而這三者最重要的還是那些文化上的天才。但丁的作品是寫在便宜的紙上，之後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談》，英國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則是用簡單木版印刷在紙上。這些通俗的民間故事，與但丁的天堂地獄景象，倒有異曲同工之妙：印刷本來就是應大眾消費而產生，而內容也必須是大家有辦法理解的事物。更好的是，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取代了不再廣用的拉丁文，這讓沒有錢入私塾求學的平民也可以看書。再往後發展，法國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的《巨人傳》，英國莎士比亞的劇作，西班牙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訶德》，已經是活字印刷的機器展品，內容更是從故事中反映社會，無論諷刺、感嘆、震驚、懸疑、悲憫，都要拿捏的更具體，卻又不令人嫌造作。這一方面代表當時讀者已經很進步，能體會作者筆下的思維，一方面也印證文藝復興的名人，都是多才多藝之士。

薄伽丘做過行政官、外交官、朝臣、參謀，也是博聞好古的學者，意大利從北到南許多修道院中，封藏千年的希臘羅馬文物地圖，都是他第一個去重新發掘。（不知修道院的僧侶呆守陳年宿貨，如入寶山而空手回，有何感想？）他還把古代的神祗編輯成百科全書，使讀聖經的人方便參考；當時這差點讓他被教會除名，但後來許多畫家都從他描述的神話構想嶄新作品。繼承薄伽丘的，是人文主義之父彼特拉克(Petrarch)，他作的詩幾乎都成為意大利的歌謠，連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都是模仿他。彼特拉克特別去造訪東羅馬帝國塵封已久的圖書館，又到處旅遊增廣見聞，還在比利時發現兩篇失傳的羅馬議員演講稿。見到古羅馬文物，他也努力學習漂亮工整的字體，用黑藍紅三色墨水分別書寫內容、標題、註解，毅力可媲美藝術家；意大利的活字印刷有部分就是觀摩他的字跡。歐洲的‘黑暗時期’一詞是彼特拉克首創，而為了教人走出黑暗，他提倡古代教育——文法、修辭學、哲學、歷史——作為必修學科。長期以來教會一直覺得這些是浪費時間，所以只重神學；但這不僅否定基礎，更因‘學生不能高過老師’的傳統教條，使師生關係一向不佳。人文主義剛好相反，許多新學院是為熱愛古代智慧結晶而出現，大家彼此都是亦師亦友，無所謂等級區分。有人甚至認為這時代懂希臘文比懂拉丁文更值得，因為希臘社會比羅馬平等，學術思想也更自由。

實際上人文主義學家在傳統大學中被排擠得很厲害，但他們在北意大利的政壇卻如魚得水，所以對社會的影響反而比大學教授們可觀。他們文辭好，辯才強，又有獨樹一格的思考判斷力，是執政者最渴求的能臣。在他們協助下，北意大利的政治外交，民生經濟，甚至軍事戰力都已達相當水準。由於他們對希臘羅馬學得多，自也仿效古典流行，穿著風雅，庭院良巧，連為國王舉辦喪禮都如古羅馬權貴，還寫出不錯的宮廷小說、政治理論。他們擔任太子教師，更培養許多未來領導有過人的文藝辨賞能力，才有下一階段更偉大的驚世作品出現。

《神曲》中，但丁稱古羅馬詩豪維吉爾是他的引路人，然而只能引他走過地獄，卻不能為他展示天堂。這已經暗示，文藝復興是走在前人路上，可是到達古人的範疇，還要獨闢蹊徑，否則一樣停留在地獄的邊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人要超越過去，而不是複製往昔。

也許這就是文藝復興與其他文化重建的最大差別。羅馬的文化事業是錢堆砌出來的，中世紀則是邯鄲學步，希望能用仿古肯定自己；只有佛羅倫斯等地，是徹底實踐古人的精神，自己尋求不斷進化，顛覆傳統，突破常識。他們沒有復興拉丁文，卻復興羅馬文學；他們沒有追求希臘的百家爭鳴，卻讓幾千家印刷廠桃李爭輝。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是要東施效顰，模仿古羅馬的氣派。他們知道自己不是泱泱大國，也沒必要把國家改造成文化巨人——他們只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讓自己看得更遠而已。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