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rch 8, 2011

屠戮:半壁山河血染紅

                              安德烈亞:    一個沒有英雄的國家是不快樂的!...
                              伽利略:      不,一個需要英雄的國家,才是不快樂的。
                                                                                      ——Bertolt Brecht,德國劇作詩人(1898-1956),《伽利略傳》
雖說時勢造英雄,英雄背後往往是個支離破碎的世界。捍衛真理,只因為社會崇信謬誤;打抱不平,只因為邪佞滿地;力挽狂瀾,只因為亂石崩雲、驚淘裂岸,天下已無安身之處。可是有救世熱忱的人,卻不一定會考慮,這樣救是否能達到目的?如果沒有對症下藥,純粹只把問題趕到別的角落,或是讓它暫時消聲匿跡,那又哪算是救?如果竭盡所能還不足以改善社會的一小部分,那又當如何?如果一群人民只仰賴英雄來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樣的人將來又怎能成為國家棟樑?

歐洲中世紀神父Bernard of Clairvaux說過:“通往地獄的路是由善意鋪成的。”國君可以為人民大開糧倉,解救飢荒;然而今日的溫飽,只會讓過多的人口繼續繁衍,明日人民飢餓更甚今日。總統可以為人民短期製造工作,減少失業痛苦;然而欠缺謀生能力的人,既沒有為自己訓練再職能力,大環境又沒有恢復原狀,短期工作一旦結束,仍要向人乞討一分錢。醫藥進步,許多先天性疾病的患者也能存活;然而疾病的基因卻因此繼續傳給下代,讓子孫一樣需要相同的昂貴醫療。慈善機構可以捐款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然而層層貪污之下,只有這些國家的元首坐收利益,甚至用錢增加壓制民眾的武器,小老百姓只會比原先景況更差。1970年代石油危機,讓世界各國從此千方百計努力穩定中東政局;然而這些中東國家政局有外國撐腰,政客就更不需要自己人民的擁戴;懶得管國家問題,大可置之腦後;不想看民生艱難,大可肅清街道;最後中東社會問題日益嚴重,還是導致世界各國焦頭爛額。

這裡有個共同的癥結:社會問題就像一個人有病痛,痛本身只是徵兆,並不是真正的病源。一味地想止痛,又因為怕痛而不接受手術,到頭來豈非受害更深?話說回來,要對社會動手術,勢必會流血,太善良的人總是於心不忍,要為死刑犯求情,要為八旬老人求內臟,要為成績不及的考生增加學校,要為低收入戶提高最低薪資(或是房貸優惠),要為無力撫養的人創辦兒童福利,要為殘障人士保障名額...結果法令滋增下,看似人民受益,社會美化了,殊不知化妝品下的癌症仍在蔓延。墨子說:“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不能治還亂治一通,病人不死也被庸醫整得半條命。

閒話少說。亞哈長子死後,次子繼位,不過皇太后耶洗別的腓尼基人勢力還在。以利亞雖是耶洗別的死對頭,在世時卻一直無法打垮對手,這份工作只能留給後代去完成了。他的接班人以利沙、其他先知、和以色列有心之士謀定而後動,選擇一位將軍耶戶(Jehu)來對付亞哈家。耶戶此時還在約旦河東與亞蘭大軍對峙,一個先知的門徒特地來見他,請他借步說話時才私下膏他做王。這種膏立的事,從北國耶羅波安以來史無前例(耶羅波安是被預言,卻沒有被膏)。耶戶的同僚知道他被膏,急忙請他上座,向他示誠。那天,河東大軍全部歸順。

打鐵趁熱,耶戶的個性也不愛拖泥帶水(可能因這樣的個性,和朝中權臣合不來,反而被留在前線)。當時南北兩國聯軍對抗亞蘭,兩國國王都在加利利海附近的城郭耶斯列,距離撒瑪利亞還有一段距離,算是第二防線兼補給城市。耶戶可也狡獪,先是不准軍隊中有人私自通風報信,然後自己帶一隊人馬往耶斯列。到了附近,守望的人見有兵馬,總會先遣哨兵查探,耶戶卻把碰到的隊伍也攔到自己旄下,讓他們沒時間快馬通報。守望的人看到趕車的速度像是耶戶。大將軍親自到來,多半有大吉大凶之事,於是兩國國王都親自套車來迎。沒想到耶戶一開口就說:“你母親耶洗別雙手污穢,國家焉能平安?”北國國王一驚,要逃走時已經被一箭穿心,當場死在車上。不過耶戶也沒放過南國國王(耶洗別的女兒嫁到猶大,這時猶大王和北國國王算是舅甥關係),大隊軍兵將他追到附近古戰場殺死。

這一折騰,已有人警告耶斯列城裡的太后耶洗別(為何她也來到戰場?是否要靠關係向腓尼基借兵?還是她兒子只是傀儡皇帝?)兒子死訊傳來,耶洗別心知大勢已去,也沒哭泣,只是整裝待戮;耶戶殺完兩個國王,到了耶斯列城下,她還譏刺對方自尋死路,必遭報應(她用來罵人的名字,是北國史上弒主自立的將領,七日內自焚而死,由暗利王朝取而代之)。耶戶不去管她挑釁,只叫城裡服侍的太監將她拋下來摔死,自己看也不看就進城填飽肚子,更任由貧民去搶太后屍體上的貴重之物(後來只找到頭骨和手腳)。

一天之內,死了三個政治人物,南北兩國局勢全變了。但是這只是前菜,耶戶所引發的連鎖反應,才剛要開始。

* * * * *

先說南國猶大,國王的死訊傳到耶路撒冷,耶洗別的女兒亞他利雅(Athaliah)見自己的兒子死了,不知是她本來就野心勃勃,還是見不得國王的其他同父異母兄弟繼位,甚或是為了保護自己腓尼基人的勢力範圍,總之,她立刻開始剿滅王室,包括自己其他兒孫,然後成為女皇帝。可想而知,當時大衛的子孫被屠殺的絕非少數,其他的親衛侍從,高官要臣,大概也盡被斬殺。

再說北國以色列,耶戶不愛拖泥帶水,卻很會拐彎抹角。他穩定了耶斯列的局勢,立刻寫信給撒瑪利亞總督和皇家太師太傅們,叫他們眾多太子中選一位來代替國王。這其實類似秦朝趙高用‘指鹿為馬’來試驗朝中哪些人該殺。撒瑪利亞的權貴也很識相,模稜兩可地說:“我們都是你屬下,我們也不立什麼王,你看怎麼辦都好。”於是耶戶叫每個太師去殺太子們,提頭來見。見到首級後,耶戶卻裝糊塗說:“我背叛國王,將他殺了,這些又是誰殺的?”說好聽是臣民一齊替天行道,說難聽是借刀殺人。而且話中暗示,你們和我是一丘之貉,既已開殺,就是自呈‘投名狀’,要效忠別黨也太晚了。

這時耶斯列城裡的亞哈家餘黨,已經剪除乾淨,耶戶才出動前往撒瑪利亞。總督雖已是自己一派的人,太子們也死了,耶戶到了撒瑪利亞還是又殺了一批,斬草除根,讓亞哈家一個不剩(亞他利雅除外)。剪除異己的政治手段,大概沒什麼不同,不過耶戶可還沒殺完,再來一次拐彎抹角。他招聚眾民說:“亞哈侍奉巴力還算冷淡,耶戶卻更熱心。現在要為巴力舉行大祭,所有巴力祭司、先知、和一切敬拜的人,一個不能少,否則必不得活。”這話其實破綻很多,先前他在耶斯列就已經殺了巴力祭司,這次要通傳恐怕一樣得封鎖消息;不過也無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所有人都會趕快努力‘揣摩上意’,說不定新王耶戶只是朝三暮四,何況之前殺了這麼多人,一定有很多官職要補缺,最好別現在得罪他,免得以後沒機會。

可是這一次耶戶仍是在試探這些腓尼基黨的人。祭典開始,所有人都穿上特製禮服,廟宇中從前到後塞滿了人,為了不讓人起疑脫逃,口蜜腹劍的耶戶還是親自來招呼這一黨的重要人物,然後獻完了祭走出來,外面埋伏的人立刻撲殺這群巴力教眾,廟裡沒一個人倖免。《孟子·離婁上》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耶戶不必發動戰爭,照樣殺人盈城;之後整座廟殿被焚燒,改作公廁(畢竟流血太多,不祥之地很難做其他用途,這裡是黃金地段,不善用又可惜),北國中的腓尼基實力從此煙消雲散。

回到南國猶大,亞他利雅當女皇帝轉眼過了六年,卻不知道還有個自己的孫子沒死,而藏的地方正是耶路撒冷的聖殿。到了這孩子七歲時,祭司請護衛兵和軍隊隊長們來,讓他們親眼目睹大衛家唯一存留的骨血。猶大畢竟是注重傳統的地方,先前以為皇室全滅,無人可效忠,現在看到天有眼,如何不老淚橫流?於是在親衛、軍隊、和祭司的見證之下,七歲的太子被膏為。接著亞他利雅被殺,巴力祭司和腓尼基黨羽也盡皆伏誅。兩次的政變,同樣是風捲殘雲,血濺紛飛。

短短六年間,兩國各有驚心動魄的政黨大換血,雖然以舊約聖經的角度是真理獲勝,一時卻讓兩國都元氣大傷。北國原先還與亞蘭爭戰,這時因內亂,反而讓約旦河東再次失陷,連同亞們摩押,甚至南國猶大,都同時受到亞蘭侵襲。唇亡齒寒,沒有北方的屏障,巴勒斯坦各地等於都要向敘利亞稱臣。

不過我個人認為,就算屠戮沒發生,以當時各國強弱之勢,約旦河東一樣會被亞蘭攻占,積弱的南北兩國也一樣要向敘利亞朝貢;政黨殺戮,雖然讓外敵有機可乘,卻也迫使國家必須先整頓內政,改善經濟。也許有人認為應該先除外侮,再清門戶,但這是文人之見,兵家吳子》倒是說:“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耶戶是武將出身,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卻只能在前線奮勇退敵,眼見朝政日廢,國庫日空,庸者居高位,能人遭白眼。撒瑪利亞城內文德不興,官僚腐敗,只有邪教猖獗。就算今日能戰勝亞蘭,明日又如何?

但是要改,怎麼下手?又是否真能下手?

這種問題,其實古今中外都很常見。有人說,世上最常見的莫過於為爭奪資源而戰爭。不過就算不是戰爭,一個國家有限的資源(人力物力財力)也不夠平均分配。在中東一帶氣候環境逐漸改變之下,資源更是逐年縮減。民生困難時,最令人反感的還是社會上享特權的人,他們的工作和報酬根本不成正比。

舉例說明: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基本上是沙烏地家(Al Saud)的產業。以前只稱阿拉伯(不過這命名已可看出國王的心理:假如英國被皇室改稱為‘溫莎聯合王國’,假如美國獨立戰爭後國家改名為‘華盛頓合眾國’,那麼主權在誰手上就很明顯了,產業要怎麼分配,自也由國王自己決定)。沙烏地家並不算小,目前有將近四千個王子(家族每年還會產下三四十個男嬰)。而這些王子從國家領巨額月奉之外,各樣的獻金、私簽合約、金融油水、以及特殊管道也不少,所有的開銷到最後都向國庫報賬。雖然阿拉伯的石油年收入極其可觀,但是這些王子們揮霍成性,往往讓國家每年經濟透支百分之四十。保守估計,皇家賬單超過一兆美金。當然,大部分財產都握在最有權勢的兩百多人手中,而有錢有勢的王子們又用黃金鈔票來換取政治影響力。現任國王致力減低皇家的預算,這對人民或許是好事,對其他王子卻成了嚴重威脅;自己家族勾心鬥角的事已是司空見慣,更常看到的則是利用層層官僚來阻擋決策者。之前國王為了圖強維新,想興建科技大學,可是自己皇室內卻反對讓國家過度西方化,結果幾年幾十億的預算之下,官員盡是在畫些不切實際的增建藍圖,寫些異想天開的授課內容;國王堅持要到大學視察,才知道居然都尚未動土,沙漠中幾株棕櫚樹,算得上是什麼大學?不過負責的,偏偏也是家族首腦人物,嘴上不否定國王決策,卻藉故不動手,國王又哪能奈何他們?

再舉例:歐美各國在金融風暴後,政府和工會勢力衝突更加激烈。由於工會人員是保證職,就算不給工作也要發幾成薪資,加上退休費驚人,多數公司都盡量遏制員工組織工會。也因此失業問題上升時,政府多半會自己增加工作來彌補私人企業裁員(當中有一半以上是教職人員)。而政府僱員工會又比一般公司的工會強大。請神容易送神難,大家既然看中了穩定的政府工作,靠官說走進機構崗位的實非少數,靠關係製造新職位上任的也不罕見(不過‘莫須有’的職位,也會衍生‘莫須有’的文書工作、交際應酬、以及權力分配)。久而久之,政府自是深受財政赤字困擾。經濟良好時,尚且不能減低政府的人事費用,經濟不景氣時,大家都緊抱鐵飯碗,裁員又如何裁起?之前歐洲幾個國家財政嚴重,才引起歐盟各國關注,想盡量改善他們赤字問題,偏偏工會又不容許自己權利被削,結果希臘雅典還發生暴動。其他許多地方也好不到哪去,美國舊金山附近有小鎮,因入不敷出而希望政府員工能減薪減退休金,員工不願妥協,2008年小鎮宣告破產,現在連警察、消防隊等基本市鎮需要都是由其他鄉鎮協助。雖然工會也知道政府財力有限,但是人永遠是以自己為優先。近日來有些要廢掉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居然引來千萬工會人士在政府大廈前抗議;實際上工會爭取到的各種福利,已經比非公會的人高太多,領高薪還抗爭,分明是吵大聲才有糖吃的行徑。

三舉例:世上有許多巫卜神棍,實乃欺世盜名之輩。先把各種妖魔鬼怪說得嚇死人,再把自己扮演成唯一能驅邪除妖的權威,然後就財源廣進了。這當中要訣,自是在於如何將不存在的魑魅魍魎、兇獸毒蟲,講得煞有其事;再把聽眾的疾病、嬰孩的啼哭、諸事不順都歸咎於這些邪鬼山精;最後也要成功地演一齣‘斬妖除魔’的戲,讓求助的人如釋重擔,進而對權威誠心拜服,感激不盡;渾不知自己一場驚恐只是杯弓蛇影,根本被耍得魔由心生。凡靠迷信維生的職業,越能引起村民的心理共鳴,就越能斂財。不過一般老百姓不懂的是,大部分政客所做的,和這些騙子也沒兩樣,只是他們說辭多半如下:若不是我管轄某地,早已民不聊生,災病蔓生;若不是我倡導新法,早已經濟萎頓,盜賊四起;若不是我發號司令,早已列強瓜分,國破家亡(當然政客不會說得這麼沒技巧)。謊言拆穿了,固然也很可笑,可是一個國家被這種人騙得烏煙瘴氣、官場歪風瀰漫,相信人民一定都笑不出來。

見到世間醜態,很多人都會抱消極態度,有的是不敢得罪他人,有的是有心無力。一般傳統社會都‘超穩定’,因為個人不被重視,社會也就很少有自治能力;明明知道身邊很多制度不合理,說出來卻沒人聽,甚至連說得機會都沒有。要講理,別說社會不答應,連家庭成員也會強烈反對,最後只好委曲求全苟且活著。當然,這並不代表社會不會變,不過要到‘窮斯濫矣’,也就是完全沒救的時候,才會被強迫改變。‘大亂大治’似乎是古代歷史不變的鐵則。

也就是說,耶戶的出現,正是對以色列封閉的中央集權造成轉機。

耶戶的做法直截了當:殺!反正自私者眾,不除不行。以色列歷史中曾經受膏的人,大概數他最暴君,雖然猶太教一直強調這是為了報應亞哈家的惡行,為了打倒腓尼基的宗教,不過假若交換立場,我們若活在那時代,看到撒瑪利亞血流成渠,恐怕也要怵目驚心,惶惶不可终日。讀歷史的人或許要問:神怎麼會揀選這麼狠毒的人當國王?但是反過來想,正人君子用婉言義行,真的能讓社會改善麼?耶洗別都可以強搶平民的葡萄園,要讓一個正直善良的人蒙羞而死,又有什麼難處?就算要妥協,難道惡人不會得寸進尺,出爾反爾?聖賢的道德標準,在小人當道的時代,根本是達不到的境界。

文人之虛,不如武人之實。不用霸道的行為,就不足以把社會從污穢的死巷裡趕出來。公元190年,東漢末年董卓入洛陽,廢帝另立後,殺文官七十人,武官五十人,國戚三千六百多人。這場腥風血雨,使董卓在正史演義中都成了大奸巨惡的角色。可是三千多國戚可能還只是一小部分,這麼多人憑關係而富且貴,也算是漢朝的不幸。(《紅樓夢》中,賈家因為女兒是皇妃,居然錢多到可以建大觀園;類似的奢華,各朝代都有。)

然而耶戶並不是一味嗜殺。他不擇手段,卻也是極有能力的管理家。政治穩定之後,他開始鼓勵工商,讓人民修生養息,還派使臣送禮到亞述(亞述的石刻誤以為耶戶也是暗利王朝的後人)。在他有生之年,以色列尚未恢復早期的實力,接下來五十年內,北國卻再度成為強權,還三次打敗亞蘭,不止收復約旦河東,連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和黎巴嫩邊界的河流也劃入版圖,腓尼基更淪落為以色列的附庸國。有故事說是先知以利沙死前祝福當時國王(耶戶的孫子),叫他用箭擊地,結果國王只擊打三次,所以未能完全消滅亞蘭。不過這故事杜撰的可能性比較高,亞蘭雖是連戰連敗,以色列也未必能擴張那麼快。人民不願遷徙到新的土地建家園,政府又鞭長莫及,再強盛的王國也無法完全擊潰對手。但是國家能再次中興,耶戶的功勞應該位居第一。人民可能只記得他屠戮的可怕,卻不知道他們所享受的國富民強,其實是耶戶‘先亂後治’所奠定的基礎。

這一點,南國猶大就沒有做到。一樣是鮮血染紅,但七歲的小國王並沒有所羅門的智慧才華,更沒有耶戶的改革魄力。雖然聖殿祭司對他有恩,他的王位畢竟是靠血統而來,也從不覺得國家動亂是出於皇室積弱,更不感念祭司的輔佐(後來還有兔死狗烹的憾事)。同一時期,北國經濟軍事已有小成,南國卻沒有顯著進展。再五十年,北國的疆界從敘利亞到死海,南國仍是坐守祖先餘蔭而已。舊約聖經記載他是好國王,那是基於宗教(還有對大衛家愛屋及烏),不過以對國家的貢獻而言,他顯然比耶戶份量不足。

殺人如麻的傢伙,可能是萬惡不赦的罪人,也可能是救亡圖存的英雄。可惜世人只著重於‘殘暴’的一面,看不到他‘仁義’的一面,這位真正有遠見的‘偉人’,永遠會在撰史的庸才筆下背負污名。

真理常常並不在歷史的手上,但所有興衰榮辱的结局,歷史却要永遠地承擔。

Sunday, February 20, 2011

烈火:迷惘歲月(二)



若說以利亞是神的代言人,其他的神學生又算什麼?看到別人上鏡頭出盡風頭,一些本來噤若寒蟬的學士,也開始輕狂起來,趨炎附勢、故弄玄虛、甚至用誇大的行動來證明自己也是神的代言人。(不過再怎麼誇大,也大不過天降烈火吧?)這些當然不全是一派,亞哈既畏於以利亞所顯的神蹟,又不便得罪皇后一黨的腓尼基人,朝中多半要‘公平’用人。不過用什麼人,結果也相去不遠;畢竟以利亞還潛居西奈山靜思時,迦南地濫竽充數、招搖撞騙的‘先知’,竟多得像蚜蟲白蟻,不斷腐壞國政。

最嚴重的大概是他們對亞哈的建言。亞哈在位時雖然致力恢復約旦河東,但北方的亞蘭也一直覬覦河東土地,還趁亞哈打敗亞們摩押之餘,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亞哈不得已,只好和南國猶大議和,藉機慫恿兩國聯合出兵。猶大這時招惹不起北國,但又不想浪費兵馬去攻這塊對自己毫無利益的地盤,只好問:先知們怎麼說?偏偏一堆自封的先知都說作戰必勝,還有人做精鐵牛角以示凱旋。猶大王不死心,再問有沒有其他先知,最後召來一位‘烏鴉嘴’的先知,說國王必死在這些謊言中。亞哈不信,仍舊聯合出兵,果真兵敗如山倒,自己死在戰車上,屍體被運回撒瑪利亞,兒子繼任為王。

然而亞哈一死,約旦河東的政局就更失控,繼亞蘭之後,摩押也再度叛變。接著,亞哈之子上台不到一年,居然自己在皇宮內摔跌導致重傷(以北國政權易位的常見性,這次是否有人為因素,不得而知),病情不得好轉,國王於是遣人到非利士去求問神明。雖然非利士也稱之為巴力(就是‘主’的意思),為什麼是非利士神祗,而不是腓尼基的巴力?或許父親死在戰場上,讓他認為巴力不夠靈,加上‘遠來的和尚會念經’的錯覺,他當然認為越是難求的卜簽越可信。

不過信差才剛上路,就當道逢貴人。從西奈山回來的以利亞,親自迎接使者,只留下一句話:“你們為何去問非利士的巴力,難道以色列中沒有神麼?所以神說國王必不下床,必定要死。”使者帶口信回報,不久國王真的逝世,因沒有子嗣,由弟弟繼位。

這件事比起烈火試先知,當然顯得微不足道,而且以後果而論,和其他報不祥音訊的先知也無不同。但以利亞話中另有玄機,他其實也可以說:“你們難道不知道哪位是真神?為何要去求問偶像?”只是他沒有這樣說。由記載上作比較,以前先知的警告多半著重於個人禍福,早期的以利亞說話則是以信仰真假為中心,不過現在的發言卻又加上一層民族意識——換言之,宗教即是民族,民族即是宗教。以色列既然有神,身為以色列國王豈能捨本逐末?所以該死。或者對民眾而言,國王因無知自食其果,人民自己又該如何?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小老百姓也許無法分辨‘真偽’,但辨認‘敵我’卻做得到。不能從上矯正,就從下著手吧。

民族主義的抬頭,並非近代才有的國際局勢,其實自從歷史上有人發起愛國運動,民族主義就一直存在(以色列人自從進迦南地,對民族的重視也相對提高)。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都活在單一民族的國家,畢竟有共同的血統、語言、文化、甚至神話作為國家的基本結構,族群的歸屬感自然成為建國的精神意識。當然,現代很多打著民族旗幟的,幾乎都以排外為宗旨,也往往演變成軍國主義或分離獨立,偏激的甚至主張自己的優越性,還導致‘種族清洗’(中國也一向提到‘非我族類’云云)。正因如此,民族主義多半被冠上極端的形象,一般人更因種族衝突造成的負面影響,而對整個民族產生反感。

然而以色列的民族信仰主義,卻是史上罕見。今天要討論以色列這個國家,總會和猶太人、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的歷史文化、還有猶太教分割不開。泱泱大國會把語言文化向他人傳播(漢字就沿用於日本韓國,西班牙文就流通半個美洲),熱心的傳教士則會把宗教文化與他人分享(天主教遍及歐美,回教徒從印尼到摩洛哥都有);像以色列這樣不主動對外宣揚文化,又沒有被外來文化淹沒的,也算是歷史上的奇蹟。

不過若把民族和宗教劃上等號,仍和原本信仰本質有出入,以後的人還會增加疑問和誤解。那以利亞又為何要這樣做?

* * * * *

要說對民族信仰的質疑,莫過於後來基督教的誕生。使徒們原先只把福音傳給猶太人,但由於猶太人不肯信,反而非猶太人渴慕福音,因此使徒說:是猶太人自己棄絕真理,神才讓外邦人有機會得救。當然,這一來基督教和猶太教的隔閡就更大了。

可是信仰上的困惑,倒不用等到基督教出世,以利亞之後很多先知和拉比,也寫下自己難明之處。有問:如果神擊打四周敵國,為以色列伸冤,為何又興起更兇殘的國家來威脅以色列?有人問:以利亞行過讓死人復活的神蹟,為何那人是腓尼基寡婦的孩子,不是以色列人的孩子?以利亞的接班人曾經讓一位亞蘭將軍大痲瘋得醫治,為何他不曾醫治自己以色列人?(這問題甚至到新約時代還有人提過。)更出名的是一位叫約拿(Jonah)的先知,被神差遣去敵國亞述的首都尼尼微城傳警告,結果敵國上下禁食懺悔,災禍因此沒有降臨,然而先知自己卻忿忿不平地認為,以色列的神怎麼反而去幫外族人?

其實曠野中亞伯拉罕認識的神,根本不屬於任何國家民族;約瑟當年向法老解夢,拯救的不只是雅各一族,也是拯救當時天下面臨飢荒的所有人;摩西雖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當中也不乏迦勒之類的異族人;掃羅大衛以來四疆平定,對以色列是修生養息,對其他國家又何嘗不然?所羅門時代富甲天下,難道四周列國沒有因此獲益?這樣說來,猶太教根本不應只局限於猶太人;以利亞要號召民族信仰主義,倒是走退原路,甚至可稱是以偏概全、劃地自限(以宣傳而言,幾乎有點拉攏本位主義者的味道。)這對於一個堅持宗教真偽的人,明智麼?

或者,他這樣做實是別有目的?

有一件事,當時的巴勒斯坦可能不知就裡,連今日學者或許也未見全貌。從公元前九百年開始,全世界多處有氣溫降低的跡象,有人稱為鐵器時期的冷卻期,它沒有小冰河期的影響巨大,但和歷史仍有密切關聯。然而氣候變更出現在各地卻並非同時:中東一帶可能從耶羅波安以來就慢慢降溫,希臘卻在此時得到溫暖的洋流;等到希臘在公元前四百多年開始氣溫下降,義大利半島卻開始蓬勃發展;再輪到義大利的羅馬帝國感受寒冷已是公元第二世紀。這種長時間的‘風水輪流轉’,很難從歷史判斷,氣象學家甚至要從千年神木的年輪才分析得出氣候的改變。不過就算當局者對氣候變化一無所知,降溫所引發的社會變動,仍會擺佈他們的一生。(事先聲明,歷史並不是宿命論,世界的變動也不單純由於一個因素引起。這裡只是提出一種觀點做參考。)

上古文明留下資料不足,但羅馬帝國的文獻至少算充分,所以要討論氣候對歷史的影響,還是要比對羅馬歷史。公元第一世紀,奧古斯都成為第一位皇帝時,羅馬正值氣候最佳狀況,農產豐收,人口也不斷增加;可是到了第二世紀Marcus Aurelius執政時,羅馬人的世界已經變冷了;皇帝雖然是羅馬歷史上五賢君之一,卻也無法讓欠收的農作恢復從前。沒有豐收,人民也開始有營養不良、生育率降低、疾病纏身的問題。更棘手的是,人口既然不再增加,政府的稅收和軍隊編制都會開始出缺口;歐洲西部的蠻族也就變得難以抵擋。

這時全羅馬帝國人口尚有六千五百萬。不過氣候越來越寒冷,連大自然的食物都變少了,也因此野生動物開始靠近人類住處覓食。這會造成兩個麻煩,第一是野獸攻擊人類;第二是野獸遷徙時會帶來村民未曾接觸過的疾病,甚至導致瘟疫。這些疾病掃掉了當時歐洲近半的人口,連皇帝Marcus Aurelius也死於瘟疫。公元200年羅馬人口已不到四千萬。

然而苦難還沒結束。人口減少,帝國為了支付慣常作業和軍事開支,只好削減金幣,可是這又立刻導致通貨膨脹,讓政府更傾危。公元235年,帝國陷入內亂,接下來五十年的內戰,各路權貴不斷爭奪皇位,羅馬政府已經成為廢棄的機械,而內戰又讓生育年齡的人口再度減少。公元310年,羅馬的官方數字說有五千五百萬人口,其實這已經包括新增的東歐地盤,也就是說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在帝國東方,甚至集中在較穩定也較繁榮的君士坦丁堡一帶。羅馬的文化此時已經一分為二,將來在政治上也會分道揚鑣。東羅馬的形成,只會讓義大利原來的羅馬更加式微,有些皇帝乾脆不再待在羅馬城了,這一來許多人民自會跟著喬遷東渡。西方人口已經夠少,官方只好裁減軍隊數量;沒有足夠的邊防,日後也無以抵擋日耳曼哥德人的入侵。

當然也有皇帝想改變人口的缺乏,但是西歐的氣溫到西元第五世紀仍未好轉,人口仍不斷下降。公元378年哥德人強攻東羅馬的君士坦丁堡,居然獲勝;東羅馬政府敗中求活,便加倍防守邊境,讓哥德人無機可趁。只是,東羅馬防守越嚴,蠻族勢必轉攻西方,西羅馬的處境也就越危險。在軍隊不足,自身難保的劣勢之下,羅馬城三番兩次被攻陷,公元476年,西羅馬亡。那時沒有人知道,歐洲的寒冷氣溫還要持續三百多年之久。

若把羅馬調換以色列,蠻族調換亞蘭、亞們、摩押、以東,應該也可以想像當時景況。當時迦南地不斷有戰爭、飢荒、瘟疫的事,(亞蘭圍攻撒瑪利亞時,就有嚴重的物價上漲,城內易子而食的悲劇;後來亞述來攻耶路撒冷時,一夜之間因瘟疫死了十八萬人,無功而返。)其實舊約聖經也記了好幾回野獸攻擊人類的慘事,最糟的一次有兩隻熊撕裂咬死了四十二個孩童。(記載說這些是神的懲罰,未免太牽強。)其他如爭權奪位的內戰,不止以色列,亞蘭和亞述也發生多次,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能禁止。各地資源糧食不足,弱肉強食的現象就會更頻繁,然而強者的國度仍然不久長。後來南國的先知以賽亞(Isaiah)預言,不只是猶大以色列,當代中東所有國家都要走上窮途末路;這無形中也暗示著,世界已經變了,沒有一國能獨善其身,也沒有一國能以武力對抗天意。亞述敗在巴比倫之下,巴比倫又敗在波斯之下;波斯統治時代,巴比倫曾想反叛獨立,三次都沒成功,可見此時巴比倫人口蕭條,已不足抗衡波斯的勢力。

要到中東一帶氣溫慢慢回升,已經是波斯帝國的前葉,居魯士大帝(Cyrus,或譯為古列)時代。當時他統治的許多人種,有不少都稱他是有道賢君,一方面是他讓宗教開放(這對以色列有莫大影響,以後再談);二方面其實也是農作物產增加,人民逐漸恢復自給自足,間而歸功於國君;三方面,原先荒蕪的各國土地,居魯士讓各國的人回去自行開墾(這也影響以色列不淺),於是帝國人口再度增加,稅收和軍事得以更上層樓。不過,當年土地為何荒蕪?為何這時撒種能夠收割?難道只因一個皇帝的命令,就能化沙漠為良田?

幾百年的異常氣候,改變了近東歷史,造成文化斷層,一個個王國被焚城吞併,一個個民族被時代的洪流埋葬;但是人生如滄海一粟,在亞哈那時代,誰又知道未來將如何?知道了,又該如何面對?

或許,以利亞所提倡的民族信仰精神,只是出於他本人的愛國情操。也或許,他只是嫉惡如仇,堅持以色列人不可和其他信仰同流合污。不論出發點如何,他讓這些迷惘的以色列民找到新的亮光,這亮光不是從焚燒的祭壇上來,而是從點燃的民族自尊而來。或許,他也很清楚,民族和信仰一旦變得不可割捨,也會讓人極端情緒化、盲目崇拜自己民族、看不起別國文化、甚至對其他團體懷惡意與仇恨。不過,假如生命沒有了,再崇高的理念有什麼用?假如國土淪亡了,再博愛的精神有什麼用?假如民族垂危了,再純正的信仰有什麼用?

德國歷史哲學家黑格爾(Georg Hegel)說:“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就像天堂地獄的觀念能符合人心的渴求,民族信仰的產生也不無道理。只有種族,勢必被同化;只有宗教,勢必被排斥;但若民族和信仰結合,反而能深植人心,如此就算以色列王國不復存在,血和靈魂都不會消失。

在我的想像中,那天西奈山上,一個滿懷救國熱心的先知哭了,因為他預見了這世代的未來。但是淚水過後,他還是選擇自己決定的路,繼續走下去。

其後千百年,一個古老的民族像是一炬烈火,在風雨中不斷地搖曳,卻始終未曾熄滅。

Sunday, February 13, 2011

烈火:迷惘歲月(一)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君不見道旁廢井生古木,本是驕奢貴人屋;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銅鞮雜虜寇長城。

南國猶大自從王朝分裂後,就一步步走下坡,雖然偶有中興明主,卻擋不了歷史的演進。而北國自耶羅波安開始,政治動盪幾乎是家常便飯,靠近敘利亞的土地漸漸被亞蘭蠶食,約旦河東的領地又被亞們吞噬,然而國內勾心鬥角的事仍然層出不窮。耶羅波安之子被弒,將軍自立為王(還遷都往北,不再用以法蓮地區為政治中心);但是再傳給兒子,又有元帥行刺,甚至七天之內殺盡皇室,還用連坐法處死遠親和盟友。不過流血過分,對一個地位未穩的野心家實在不是好事;當時總司令暗利(Omri)正在討伐非利士人,聽到消息立刻班師回朝,圍困首都。結果一個國王皇冠只戴了七天,就在眾叛親離的局勢下焚城自盡。

舊約聖經中提到暗利很少,可是在當代其他國家的文獻中,暗利王朝其實很有分量,畢竟它結束了從耶羅波安以來五十多年的內亂。一個國家內部穩定,才不會讓亂象繼續擴張,連帶影響鄰國。再來,能管好地方政府,才能重建軍力,進而做好外交工作;雖然這多少會對鄰國產生威脅,但是一個無力自保的政府,又怎麼值得別人浪費筆墨?如果亞述、亞蘭都有曾經與它爭戰的文獻記載,正代表它是個可敬的敵人。

暗利本人執政時間不長,僅十二年,而前六年幾乎都在平定叛黨。後六年卻有幾件重大的事:第一是討伐亞們,把約旦河東重納版圖,再振國威。到他兒子亞哈(Ahab)繼位後,還一度兼併摩押地區。第二是定都於撒瑪利亞(Samaria,遺址位於今日約旦河西,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境內)。以前的都城,包括耶路撒冷,都建造在山丘上,居高臨下,易守難攻;撒瑪利亞卻是縱橫交通的中樞,這裡雖然也有山丘,地勢卻不高,仍有驛道西通地中海,東抵約旦河,北達加利利海,還經過巴勒斯坦最大最肥沃的耶斯列平原。小山丘坐落盆地中,氣候反而比南邊的以法蓮山地溫和。所羅門曾在這地帶設置州郡,代替傳統的支派屬地,可是還未曾像暗利所做的,把一個有潛力的城市,改造成一個能經管四方的首都。後來亞述、巴比倫、希臘、羅馬、東征的十字軍,都曾留下可觀的建設(土耳其的額圖曼帝國甚至曾建有鐵軌通過)。

第三件暗利作的,則是與腓尼基聯婚,如同當年所羅門與埃及結盟一般。不過不是他自己,而是為兒子娶媳婦,就是以色列史上惡名昭彰的耶洗別(Jezebel)

說她是壞女人,倒要看是從哪個角度。以舊約聖經而言,耶洗別把腓尼基的宗教信仰帶入以色列,全國拜偶像的風氣,壓倒了傳統猶太教。亞哈上台後,事奉敬拜巴力,還在撒瑪利亞建廟築壇,其他各神祗的祭壇也一應俱全,可說是不遺餘力。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罵亞哈‘作惡比以前的諸王更甚’。不過人民真正的反感,並非只基於宗教原因,否則從耶羅波安以來,北國哪個國王不拜偶像?其實有個更大的心理因素,就是亞哈的政治手腕,遠不如耶洗別。有實例為證:亞哈曾經想買撒瑪利亞皇宮附近一塊葡萄園,園主基於是祖產而不肯賣,亞哈只好嘆氣;耶洗別知道,立刻唆使人去誣告園主藐視以色列傳統,然後慫恿民眾用石頭打死他,結果原先買不到的葡萄園,就輕而易舉地收歸國庫。世界上很多政客都黑心,可謂‘無毒不丈夫’;以實用主義的觀點,這種‘知法玩法’的手段很卑劣,也很高干,而她一個婦人居然做得到,足見她比先生要有手段。

中東男尊女卑,重視傳統的以色列人多半反對婦人干政;然而海上強權腓尼基卻從來不限制女人從政,因為腓尼基帝國本來就是一位女王所建的。(腓尼基神話中,天神曾賜給這女子一塊羊皮,說是只要羊皮容得下的都屬於她,聰明的女子就把羊皮剪成頭髮一樣細的線,然後從黎巴嫩包圍到大西洋的直布羅陀,於是整個地中海都成為腓尼基帝國。羅馬人對這個傳說似乎不認同,又加油添醋說這女王愛上一位羅馬英雄,希望與他共掌天下,英雄卻不領情,獨自去建了羅馬城,女王失望之餘而自殺。傳說的可信度不論,曾有位女性建立帝國的這份歷史,應該不假。)其他腓尼基女性既以她為榮,當然也不認為自己該埋沒政治才能,男人能做的,女人也照樣能做;耶洗別如此,她女兒嫁到南國猶大,也是如此(這點以後再討論)。【注:腓尼基帝國建立北非突尼西亞的新首都迦太基,大約814BC,比耶洗別的時代晚四十年。但是考古比對易出偏差,真正年代實是無從定位。】

但是民間不滿的呼聲依舊存在。以色列和腓尼基兩邊的文化鬥爭,終於演變成先知的火拼。

* * * * *

談到以色列的先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利亞(Elijah)。以利亞一向被譽為‘烈火的先知’,除了他所行的神蹟之外,他本人也是性烈如火,講話往往冷嘲熱諷,不留情面,然而他心冷時又如槁木死灰,無力振作。當亞哈還在努力向腓尼基的神祗獻殷勤,以利亞就已經放話:除非先知他向神禱告,否則天不會降雨。這話講出口,大概聽者只會譏笑:你算哪根蔥,天會因你而不下雨?以利亞也沒費唇舌,反正事實勝於雄辯,自己先回家鄉附近的溪水邊隱居。過不多時,真的開始全國嚴重乾旱,以利亞隱居地方的溪水也枯竭了,算起來他當時那句話早已傳開,國王也必定會找他算賬,此處不宜久留。可是以色列有多少農民缺水難以耕種,若是以利亞被人認出,不被整死也會被交給國王處死,該躲到哪兒好?是了,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就到腓尼基境內吧。

其實腓尼基和以色列的關係亦友亦敵,官方的合約,掩蓋不住兩國人民互相仇視。以利亞到了腓尼基第二大都市西頓外郊的貧民區,暫居一個寡婦家,(對一個以色列男人而言,也夠自貶身份),交換條件是:寡婦僅剩的食物永不斷絕。可是不多時寡婦的獨子病死了,她還是怪這個以色列來的客人;以利亞讓她兒子死裡復活,寡婦才不再見外。換言之,泱泱大國腓尼基雖然不排斥異國人民,對這個‘神的選民’以色列卻始終保持距離。畢竟腓尼基可以輕易把北非、伊比利半島西西里等地同化,讓他們接受自己的高度文明;但是面對以色列,雙方都有極濃的文化背景。既無法同化,就難免會爭高下。

轉眼以色列的乾旱已經要進入第三年,以利亞才回來見亞哈。亞哈立刻說:“你這個禍國殃民的,還有臉回國麼?”以利亞也言語反擊:“禍國殃民的是你不是我,今日就由我挑戰你那群巴力的先知,好叫你明白信仰的真偽。”挑戰場所就是撒瑪利亞城外山脊上,挑戰內容就是獻祭,兩邊各挑一只牛,不點火而能讓它燃燒的就是勝者。

這是很戲劇性的一幕。幾百個巴力的先知大聲求火,甚至刀砍肢體,以身示誠,卻毫無動靜(以利亞還不留餘地言語相激:你們的神是在睡覺?在吃飯?在廁所麼?怎麼不喊大聲點?);到太陽下山前,以利亞才聚集以色列民到這邊,甚至在祭壇上潑水以表絕無作假,然後在他禱告下,烈火天降,燒盡了祭壇上的一切。百姓震赫之餘,以利亞發號施令,把這些騙子都捉去斬。不一會兒,海風刮來密布烏雲,天終於降傾盆大雨,解除迦南地的乾旱。

讀者可能會為真理的獲勝而歡呼,但是獲勝的意義是什麼?對這些以色列人而言,他們看到的是神蹟,還是重拾的尊嚴?他們在意的是真理,還是扯下別人面具的快感?究竟烈火是煉得精金,還是讓雜質氧化得更快?

與傳統猶太教相比,這時代的信仰其實已經融入了許多其他宗教的觀念。亞伯拉罕在曠野中與世無爭,才能返璞歸真,領悟到前所未有的宗教神觀;可是這時代的以色列已經不可能與世無爭,曠野中單純的信仰,對一個接觸異國文明的城市人,幾乎沒有說服力。怎麼說?猶太教原本並沒有天堂和地獄的觀念,更沒有復活的說法,唯有‘陰間’的概念(類似中國稱‘黃泉’)。個人的生命本來就不是無限的,曠野中明白的事實,只有死後入土,而生命的意義,就由下一代去傳承。然而到了這動盪的時代,許多人都見過惡人當道、好人遭殃的場面;如果不義的是埃及、亞們、非利士,人還會祈盼神大施拯救;但如果不義的是自己同宗的以色列人,而死後一樣是黃泉相見,想必很多人都要問:天道何在?

人死而復活的想法,從古埃及就有(木乃伊就是為復活而造,不過埃及又加上審判的想法,惡貫滿盈的人不得復活);天堂和地獄的想法卻源於伊朗高原的拜火教,也就是它二分法的世界觀——善或惡,光或暗——推演出的形上學。比起許多宗教的現世報,甚至傳統猶太教的沒有答案,天堂地獄的分界其實是很有吸引力的;看到純樸的善人一生坎坷,人至少可以釋懷說,他已經到天堂享永樂;看到橫行的惡人卻一生平安,人至少可以自我安慰說,反正他現在在地獄受苦。猶太教對來世既然沒有答案,這個從其他宗教引進的論點,自然無可厚非地影響了當代的猶太信仰,(不止猶太教,連同即將問世的佛教,也採用了這種傳統婆羅門教所沒有的人生觀。)舊約聖經描述以利亞沒有死就升天,還是由烈火戰車接他上天的;這似乎有噱傳之嫌,意欲用當代名人來加深‘天堂’的存在,否則以利亞雖然是當時宗教信仰的中流砥柱,他功勞也不會大過摩西、約書亞、撒母耳等人,僅他一人得此殊榮,未免太不公平。

後代對於這時的宗教蛻變,並不全部認同,到羅馬時代猶大地方甚至曾有撒都該學派人(Sadducees),完全否定天堂、地獄、復活等論點。其實後來連拜火教發源地波斯也對這些論點置疑,公元十二世紀的波斯詩人莪默(Omar Khayyám)還寫道:
          天堂無非是滿足慾念的幻境,
          地獄則是烈火上的苦魂陰影,
          投映在這茫茫黑暗中,
          我們短暫現身,又急速逝去。
不只天堂地獄,連對天使和魔鬼的闡釋也在這時發生變化。猶太人基本上是相信有天使(約櫃上就有天使做雕飾),但這觀念只限於是認為神的使者存在,並沒有太多解釋。不過到這兵荒馬亂、烽鼓不息的年代,心理的需求也會影響信仰的內容。猶太人開始相信天使是多如軍隊(後來遂有‘萬軍之耶和華’一詞),上面還有天使長率領眾天使;與他們相對的,自然是排山倒海的魔鬼軍團,由一個墮落的天使長撒旦帶隊。這些編制,說穿了不過是把世人的軍事制度加添到屬靈的層面,幾乎有點畫蛇添足的味道。想當年摩西帶領萬民出埃及,神真要保護選民、降災天下,又何必大隊的天使?然而宗教總會把靈界的事人性化,讓聽眾達到同理心,不管是蘇美爾的神明還是希臘的奧林匹斯眾神,流傳最廣的神話往往是聽眾最能了解的故事。猶太教以前沒有如此複雜的傳說,但增加了天使魔鬼等等說法,對於心靈寄託倒是一種幫助。(後來有一次撒瑪利亞城被外敵所困,卻有先知鎮定不驚,因為他看得到天上有無數天兵天將在保護這城。若是讀前後記載,撒瑪利亞可謂罪惡滔天,憑什麼會有這些天使來防禦?但是既然先知說此城命不該絕,人民自也信心大增,不久果然敵人退兵不再來犯。如此說來,只要能鼓舞士氣,老百姓要相信什麼都無所謂。)

其他的思想也來自四方。蘇美爾很早就有容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傳說;地獄之火則可能源自亞蘭和土耳其一帶的火山群(其中還有一個‘無底洞’,終年硫煙瀰漫。以地質學而言,地獄之火倒要比其他大象靈龜巨人的說法有根據);後來有些記載的‘異象’包括六翼的天使,長翅膀的獅子,猙獰的多頭多角巨獸等等,似乎也受到當時印歐文化的影響(亞述以鷹翼獅身像為守護神,掌管風的鬼王有四翼;巴比倫代表混亂的魔神通常以多頭龍獸的形象被刻畫;印度神話中多頭多臂的神明不勝枚舉;好像那段時代要描述神魔的威能都是以量取勝)。以色列民對這些異教思想實在有點囫圇吞棗,雖然值得借鏡的觀點不是沒有,其他五味雜陳的荒誕無稽,卻也照單全收。

不知不覺地,一個宗教在迷惘歲月中,早已改變了。

以利亞與幾百位巴力先知對決,或許希望能藉由烈火的神蹟,扭轉變質的信仰。人稱他為‘先知’,這詞翻譯得還不夠恰當,因為希伯來文有兩個詞都譯為先知,一個算是‘先見’(ro'eh,ראה),這名字由撒母耳時代留下,不過大部分稱先見的其實只等於拉比和神學生;另一個詞(navi,נְבִיא)應翻譯為‘神的代言人’,以利亞和他之後的先知都算是這一類。神學生多,代言人少;以利亞曾自己形容,神的代言人只剩他一個,此話其實不假。面對當時亞哈和耶洗別的‘舶來’信仰,大部分人畏於國王權勢,畢竟不敢出聲,像以利亞這般放話的,起碼要有‘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的決志。

孔子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但是身為神的代言人,卻是國家越無道,越要挺身而出,這大概也是為什麼許多代言人都死得淒慘。以利亞儘管沒有其他先知不幸,還是半生被追殺。他當日號召了以色列民眾,擊殺巴力先知,又回到撒瑪利亞想要復興宗教,然而耶洗別眼見自己腓尼基人失勢,豈肯善罷?擒賊擒王,她立刻下令,明日之前要讓以利亞不得好死。

於是以利亞逃了。他怕的不是死,而是死後更沒有人繼承使命,更怕的是耶洗別施手段,不先直接對付他,反而大肆殘害這些願意回歸猶太教的小老百姓;不戰而屈人之兵,最是可畏。何況就算以利亞能燃起火頭,可能也無人敢接火,可能也導致國家再度決裂,可能也會死於自己人行弒(像甘地就是死在印度教的激進分子手上),甚或從此成為無知信徒膜拜的對象,反而比原先的狀況更糟。然而以利亞逃走後,又覺得心力交瘁,前路茫茫,難道扭轉信仰是錯的?自己再努力也擋不了歷史巨輪?為何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套用《水滸傳》的一句話:“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對一個神的代言人而言,以利亞能擔當復興宗教的重任,卻見不到復興宗教的成效,豈不要萬念俱灰?

他迷惘了,也沉默了。有人說他逃到西奈半島,亦即摩西頒布十誡的地方;遙想當年大宗師任勞任怨,把猶太教刻在以色列民心上,以利亞是否感觸良多?

是神親自開導他,還是他在西奈的山洞中開竅,都有可能,也都沒關係;總之事隔多時,以利亞回到迦南地,首先就揀選了一個接班人開始訓練。然而他的改變不止如此。之前降火辨真偽,並沒能夠長久地深烙人心,畢竟大部分民眾本來就不熟悉信仰內容,自也難分對錯;見到神蹟會拜服稱信,見不到英雄又會遺忘教訓。這樣下去,宗教即使不被同化也會因國勢日衰而被拋棄。一個先知壽命有限,更沒機會時時呼喚人民回轉向神。興復的工作不能只圖短暫,在這個腓尼基文化對衝的時代,還是要改變戰略才行——身為先知的他,不是要強求民眾用腦分析是非,而是要激發民眾本身的自我意識。

烈火依舊,燃亮的卻是不同的心靈。

(待續)

Monday, January 31, 2011

決裂:興風作浪的高手


(本文偏個人主觀,不同意亦無妨。)

俗語說‘蓋棺論定’,所羅門的一生充滿傳奇,最令人費解的,卻是他死後突如其來的政變。他的兒子羅波安(Rehoboam)方才接棒,立刻有北方十個支派退出同盟,一個艷陽高照的王國頓時分裂為南北兩國。所羅門在世時,以色列已經強大到根本不用和外國交兵的程度,但他死後立刻造成內亂,這是多麼難以想像的結果,究竟原因何在?記載中多半追朔到兩個主因:一、所羅門離棄神。記載說他娶了一千位外族妃妾,也因此和他們一起侍奉別的神,神於是決意把國家交給別人。二、羅波安對百姓說話太刻。百姓要求羅波安減稅,羅波安卻要變本加厲地加重民眾的擔子,人民因此不再歸附於猶大支派之下。

乍看之下兩個主因都可成立,可是對照其他敘述,又處處是破綻。比方說羅波安,他一向都被描繪成為一個不聽老人言的無知少年。但事實上,羅波安登基時已有四十一歲,在位十七年。雖然四十多歲還血氣方剛的人並非沒有,所羅門又不是沒別的兒子可挑,難道非選一個阿斗來繼承他位子?而且之後羅波安還會面臨許多考驗(包括多次外敵入侵),他處理事情的能力還算不差,頭腦也算清晰,哪裡是個故意刁難百姓的弱智昏君?

再說所羅門離棄神,另一部分卻又記載他每年三次帶領全民向神獻祭,到底哪個版本才正確?再者,如果神因國王犯罪而把國家交給更賢能的人,何必還留下一塊猶大,讓它自生自滅?況且以猶太教的角度來看,北方一國的開國元君耶羅波安(Jeroboam)也不是多虔誠,一上台就立刻設立兩尊偶像給人民膜拜,哪一點值得神特別‘祝福’這人掌權?或許有人說耶羅波安本來不是這樣,不過假如是後來才變惡,怎麼神又沒有在他有生之年讓他惡貫滿盈,讓別人取代他?(掃羅都可以自殺身亡,再多一個風聲鶴唳的戰敗者也不過分吧?)

顯然,寫歷史的人也會說謊,而且往往會基於個人的道德觀而不自覺地記錄謊言。一個成名的公司突然發生破產危機、涉嫌非法等等,總會有人問,為什麼?是連年做假賬太多,還是今年投資眼光不準?一個龐大的國家突然發生政變內戰、民不聊生的現象,也一樣有人問,為什麼?是這時代的人民不務正業,還是國家總理專吃閒飯?這類例子不勝枚舉,不過很常見的觀點是:‘人禍’一定是自取其咎,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否則這種令風雲變色的大事,怎麼會恰巧是發生在他身上?(宗教典籍在這方面的‘偏見’幾乎都相去不遠,舊約聖經中甚至有約伯記,一個生重病的老人居然還被指責個半死。)確實,世上有很多不幸堪稱是‘活該’,不過假如一味以偏概全,說當事人是道德淪喪,又未免欠缺理智。

我個人好奇的反而是耶羅波安這個人。他到底是誰?為什麼能登上寶座?

基本上,耶羅波安出於以法蓮支派的望族,在所羅門在位期間曾當過勞工部部長,專管北方幾個支派的徵工。有關他當王之前的記錄比較稀少,根據故事,曾有先知單獨向他預言,說所羅門死後有十個支派會歸附他,所羅門因此追殺耶羅波安,而他也不得不逃到埃及尋求政治庇護,等到所羅門死後才能歸國。

然而這裡又有個很大的疑點:感覺上,這個預言似乎要影射所羅門是夏桀商紂,而他要取耶羅波安的命,就像當年掃羅追殺大衛一樣。英雄故事翻版續集,固然很精彩,可是既然先知預言時沒有第三者在場,所羅門又怎麼會來先發制人?而且除非真有其中一方講述當時經過,有誰會知道預言內容?倘若先知要告訴第三者,那也不必大費周章地安排私下溝通;倘若是耶羅波安嘴巴不牢,逢人就自己張揚,這種人大概也不是當國王的料。預言不預言,都和當時背景無關。

反過來想,假設所羅門不是因為預言而起意要殺他,而是因為這個年輕人居心叵測,那麼原本拼湊不上的零星細節——風暴的前因,得民心的手段,政變後安排的‘餘興節目’——反而能全部吻合。隨便提幾個問題就很足夠:如果羅波安真的不懂得體恤人民,為什麼起義‘抗暴’的,不是耶路撒冷城裡近在咫尺的居民,而是遠在天邊,根本不可能聽到國王發言的人群?如果十個支派都決定脫離大衛王朝,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選擇耶羅波安為王?如果純粹是以色列王國自己內亂,為什麼剛好埃及的二十二王朝也會順便來湊一腳?(落井下石當然沒什麼了不起,可是趁耶羅波安造反時剛好來攻擊,時機也未免太巧了。)

或者再追問:真正能夠不費一兵一卒,又不靠外戚權臣關係,甚至不用暗殺而獲得一個王國的人,古今中外有幾個?

* * * * *

要探討政變,就必須先了解社會背景。其實所羅門的改革,在當時造成的衝擊實在不小:

A)一個社會變得富有,人不一定比較快樂。所羅門之前的人可能物質生活不如後來,但是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也算是幸福;然而一旦身邊有錢人增加了,人的較量心總是會跟著加重。經濟心理學常舉一個例子:假設原本你每年賺五塊錢,其他人只賺四塊錢,現在你每年賺一百塊,周遭卻有人賺兩百塊,你會因為自己的收入成長二十倍而感到高興,還是因為收入只有別人的一半而感到不滿?

B)以色列人對宗族很重視,土地也是子承父業、代代相傳;所羅門的政治維新,卻可以讓年輕人自由到都市找工作。何況大型建設極需人力,‘徵工’之下,有錢的自然會請人做自己孩子的替身。一個想在都市生活的年輕人,只要願意做,賺的錢絕對不比在農村工作來得少。不過相對的,農村父老見到這些年輕人紛紛外移,不免要感嘆,時代變了,人情薄了,傳統也成了過去。

C)社會多元化之後,不止耶路撒冷,各大城市都增加了很多異國人,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習慣,自己的宗教信仰。這對於以往只看到以色列人的小老百姓,總是會多一層陌生感。就像今日歐美國家人口日益複雜,華裔移民的地方有佛廟,印度裔有伽那黑天的崇拜所,回教徒有清真寺;這對於習慣上教堂的基督徒與天主教徒而言,並不是很樂意接受。(之前甚至有清真寺要建在紐約世貿被摧毀地方的附近,一時全民嘩然,甚至有人抗議,如果紐約市長讓申請通過,就準備投票罷免他。)

由此我們不難明白,所羅門他是“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這麼想,見到當時林立的埃及、摩押、亞們、以東、腓尼基民族敬拜所,更覺得國王怎麼搞的,一個耶路撒冷的聖殿之外居然還有這麼多亂七八糟的信仰?不知情的搞不好加油添醋,說是所羅門最近寵愛哪裡來的貴妃,還一起去從事什麼放縱情慾的‘拜神’行為。其他民眾寧信其有,不信其無,也先入為主地認為是所羅門玷污了從前純淨的信仰。

換言之,時代改變之下,很多人都產生了‘社會不適應症’,而這也是耶羅波安政變的助燃劑。

耶羅波安是什麼時候逃到埃及,沒有資料記錄,但是有一種可能,他或許曾經幫助示撒(舊約聖經記為Shishak,埃及文獻Shoshenq I)推翻埃及前王朝,建立二十二王朝。示撒原為利比亞的柏柏爾人(也就是北非野蠻人,從摩洛哥到埃及都有),他算是酋長的後代,不過家人在埃及已經定居一段時間,也曾有親戚為埃及政府辦事過。然而示撒倒竄升得很快,以一個外族人居然做到軍隊總司令,可見他背後的智囊團絕不簡單,一面把示撒塑造成忠心為國的重臣,一方面又用他的身份籠絡利比亞人,所謂‘身在曹營心在漢’。公元前943年,示撒聯合利比亞人,推翻前朝,成為新法老。然而他剛上位的初期,國家還沒上軌道,也因此沒有對外用兵,一直到他死前幾年,也就是以色列南北分裂時,才突然從後偷襲猶大。之後示撒的海軍還攻打過腓尼基、亞蘭等多處港口,但是真正得到好處的,只有攻擊猶大的那一次。也就是說,示撒本人並不是智將;那一次攻打猶大,恐怕另有總軍師指揮。

不過歷史一下子扯遠了。所羅門在世時,耶羅波安逃亡在埃及,以色列的探子自然也會告知,這個欽犯受到現任法老的保護,碰他不得。常言道‘和氣生財’,要和埃及保持貿易關係,就必須尊重對方的主權,不能隨意向一個盟國要人。對示撒而言,耶羅波安還有用,何必交給所羅門做人情?對所羅門而言,王國尚有其他敵人,東南邊有以東,東北邊有亞蘭,都對以色列的巨富虎視眈眈(其實看別人有錢,誰不眼紅?)總不能顧此失彼,防範一個耶羅波安,卻疏忽了更大的威脅。

公元前932年,所羅門逝世,耶羅波安才有機會回到以法蓮的家鄉。但是在他到家之前,說不定已經差遣心腹做了各樣準備。一個對社會敏感的政客,當然會迎合以色列民的不滿情緒,利用輿論火上加油。耶羅波安自己曾是勞工部部長,所以首當其衝的,就是勞工問題。之前說過,所羅門並非勞民傷財地大興土木,而是各地人輪班出力,不讓任何地方過度辛苦,這算是人丁稅也無不可。其實到羅波安上台前,重要的都市建設都做得差不多了,也不必再多耗費人力物力。然而好逸惡勞是人之常情,要做沒薪水的工,大家心裡總有幾千個不願,偏偏這時北方民間‘流傳’的消息,居然是羅波安要人民服更重的勞役,受更毒的刑罰,那豈不像是祖先在埃及當奴隸做苦工一樣?

《荀子·榮辱》說:“與人善言,暖於布帛;傷人以言,深於矛戟。”口耳相傳的‘國王嚴令’,正中下懷,讓人民立時緊張起來。老百姓平日對所羅門也不怎麼埋怨,現在卻對羅波安充滿了反感。義憤填膺的民眾,根本不知道是政客在操縱他們的思想。

可是挑動民反,只算成功了一半;與其渾水摸魚,何不把這些魚趕到自己的網內?一個以法蓮支派的聰明政客,若不能為自己製造機會,那就枉稱約瑟的後人了。北方各地繼前面的流言,又一個令人驚奇的消息接踵而來:所羅門在世時,居然已經有先知向一個叫耶羅波安的人預言,十個支派會歸他所有。一般人消息不靈通,當然要問,這個耶羅波安到底是誰?既然有先知說他前途不凡,那絕不是泛泛之輩吧?我們這些老百姓如果不想再跟隨猶大的皇室,又不知道其他有什麼傑出的領導人才,不然就來跟隨這個耶羅波安好了。

社會學家有個詞叫‘自我實現預言’,一個預言本來是毫無根據,但是說出來影響了他人,間接造成了讓預言實現的可能性,結果原先的謬論反而成了事實。好比一位老師稱讚學生很努力,學生受到老師認同,心裡高興,於是從此真的日益努力,原本的稱讚也因此自我實現。類似的事很多,在教育、心理、企管、甚至軍事國防都有,大部分用意也都不錯。不過能夠擺佈世人的計策,也是政客最會利用的伎倆。先知預言的內容,是否真的說有十個支派要反猶大,本來就無從考證;可是對一群無所適從的人民,這預言有如洪流中的一盞明燈,讓民眾群聚而來,最後的結果也和原本預言差不多。(正確說,羅波安這方保有猶大和便雅憫兩個支派的領地,但是西緬支派分居猶大境內,而利未人又散佈以色列全國,所以其實還有三個半支派隸屬南方。這和‘預言’稍有出入,經學家也不深究。)

不管內幕如何,以色列南北兩地從此決裂了。南國通常被稱為猶大王國,北國稱為以色列王國;其實這也是讓人民錯誤認知的方法。當代的記載(包括後來的先知書)往往不叫它以色列,而稱它為以法蓮,因為說穿了,這其實是以法蓮支派自導自演,建立一個可以和猶大相抗衡的王國。而耶羅波安能掌權,自是少不了本族以法蓮支派在後撐腰(也因此兩國分裂後,耶羅波安建都於示羅,就是從約書亞時代流傳下來的政教中心。)不過,小市民也不需要知道那麼多,以前到所羅門時代,王國還稱為以色列,那我們北國就臉上貼金,繼續稱它為以色列好了。這一來政變的一方,自然‘名正言順’地成為民族傳承的一方。(即使今日,還是有不少政客喜歡沽名釣譽,比方‘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既不民主也不共和,更不屬於人民;但是它要自加什麼稱號,其他國家管得著麼?)

一個偉大的王國,短時間內竟然三分之二離去,這對猶大王朝是何等恥辱!羅波安震怒之餘,必定派兵遣將,準備北伐。可是這一點耶羅波安也算到了,猶大在軍事方面向來無敵,但是東南方尚有以東人牽制,絕不能全部調走對付耶羅波安,那就只能從民間招兵買馬;這一來,整年的準備可能還不夠。而約旦河一帶適合農耕的土地,偏偏又歸北國,那麼軍糧供應也有困難。再來,北國的人民正因為‘抗暴’而士氣高昂,羅波安要戰勝對手,非得加倍兵力不可。然而最出乎意料的是:羅波安剛做完準備,要討伐亂民時,埃及法老示撒居然趁火打劫,從西南方大舉進攻,而且攻得讓羅波安措手不及,不只沒機會討剿耶羅波安,連耶路撒冷都幾乎淪陷於埃及大軍之下。(曾有先知警告羅波安不能北伐,一語命中,不知是否在暗示,耶羅波安和示撒早就策劃了這一招?)

換句話說,東南有心腹之患,北方有反叛之民,西南有偷襲之人;羅波安雖然軍隊強大,對這個始作俑者耶羅波安,竟是一籌莫展。而耶羅波安不費一兵一卒,卻能無後顧之憂,順利取下三分之二個王國,我個人得到的結論是:盜亦有道,他真是個外君子而中小人的奸雄。

對於失敗的皇帝,世人沒有給予應有的理性認知,歷史的公正常常是被道德或偽道德的標準埋葬了。羅波安面對埃及大軍,當機立斷,忍痛把耶路撒冷累積了一代的財富,雙手獻給法老示撒。這其實等於是向埃及稱臣,一個王朝顏面徹底掃地;南國的民眾不諒解之餘,對羅波安也是百般唾棄。實際上,假如當日耶路撒冷淪落埃及之手,猶大王國早就不存在了,猶太教自然也隨風而逝,今天更不會有天主教和基督教。猜想可能羅波安當時得親自向示撒求情,順便分析:滅了耶路撒冷,也只能搶奪一次;收猶大為附庸國,每年還有歲貢,不是更好?以羅波安本人生於富貴中,能夠如此忍辱負重,不讓埃及和以法蓮瓜分天下,其實用心良苦,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明白的。

相反地,北國的耶羅波安雖然上台了,仍怕百姓重回耶路撒冷聖殿敬拜。一方面,宗教連心,到耶路撒冷拜神的,就很難再為北國賣命;二方面,一旦他們和南國有接觸,先前的謊言都有可能被拆穿,難以善後。建國的前幾年,猶大和埃及正在苦戰,不會有人挑這時去耶路撒冷朝聖;然而埃及竟然沒有斷送大衛家的江山,那耶羅波安就不能任憑百姓自由出入境了。左思右想,乾脆在北國境內建幾座金像,讓人民去拜好了。

寫《羅馬衰亡史》的吉本(Edward Gibbon)曾說:“所有的宗教,對人民而言都一樣可信,對學者而言都一樣錯誤,而對政客而言都一樣可利用。”這一點耶羅波安深知要領,不過實施起來有利有弊。多數人民當然篤信不疑,可是北國本來也有人是因為所羅門敗壞猶太教,才轉而跟從耶羅波安。現在見到這些偶像,更讓祖傳信仰蕩然無存,那這個國王和‘傳聞’的所羅門又有什麼兩樣?(更嚴重的是,在耶羅波安的時代,只要行賄都可以當祭司。)這些人失望之下,對耶羅波安的向心力也頓減了。

不過比起宗教,還有個更關鍵的事實:北方這些人擁戴耶羅波安,又不是沒有私心,既然已經見過所羅門時代的巨富,當然也想把這個黃金的奇蹟轉到自己的土地上。然而王國一旦分裂,原本頻繁的貿易也隨著兵荒馬亂而消失,何況南北兩國邊境不通,埃及和阿拉伯的物產也不能轉賣亞蘭和土耳其,黃金的奇蹟等於是一去不返。耶羅波安雖然坐擁十個支派的領土,以法蓮的示羅卻沒有成為第二個耶路撒冷;熱心擁他上位的人難免要問:你既然沒讓我們變得像所羅門當年一般富有,那我們何必留你坐這個寶座?

耶羅波安的寶座坐了二十年,但是他兒子一繼任就被刺殺,連帶他整個以法蓮的望族,都被殺個一乾二淨。

他在世時,聰明才智足以讓整個以色列天翻地覆,濤瀾洶湧;可是蓋棺論定,他的成就有如曇花一現,黃粱一夢,只有兩個決裂的王國,還遺留著他所劃過的傷痕。
             道德常常能彌補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卻永遠填補不了道德的空白。
                                        ——但丁(Dante Alighieri),《神曲

Sunday, January 16, 2011

鼎盛:什麼是智慧?(二)


曾有句有關經濟歷史的話:“非洲的奴隸,美洲的黃金,西班牙的船艦,英國的銀行。”這話一語雙關,一方面暗喻每個地方各有所長,資源豐富的,並不一定是最後的贏家;二方面也意味著發現新大陸時期,西班牙是最幸運的,所到之處幾乎都有黃金,但是左手進右手出,結果擄掠得來的財富,全部輾轉流入歐洲其他國家;相反地,英國所到之處毫無金礦可言,卻因為它的銀行制度,讓英國成為貿易大國,而這些資金又進而帶動工業革命。歷史上每個鼎盛的帝國肯定都富甲一方,可是堆金積玉的都城卻不一定代表國家富強。一個國家的興盛,並非純粹風水輪流轉而已;幸運是短暫的,抉擇才是成功的真正關鍵。

然而,抉擇是否正確,並非短時間能判斷出來。所羅門雖然繼承了大衛奠定的王國基礎,四疆安定,外敵不犯,但更重要的是,所羅門本身並非一味地守成。之前的政變、司法、行政改革,都很清楚可看出他有除舊立新的膽量,但也不單是個專注於標新立異的草包。他其實還做了兩件前所未有的事:第一件對猶太教極具意義,就是建造聖殿。這部分我們需要慢慢分析。第二件則比較聳人聽聞,就是和埃及聯婚。

以色列人自從出埃及到這時,大概還十分討厭這個曾經為奴之地,這時雖然埃及已進入第二十一王朝,和前代早無瓜葛,一般以色列人恐怕仍對埃及人反感。沒想到國王居然帶頭與埃及公主聯婚,未免太大膽了吧?尤其猶太教屢次強調不可和外族通婚,所羅門如此恣意行事,百姓多少要不以為然,老成持重的或許還要指責他是傷風敗俗。

不過,拋開道德的一面不論,所羅門這麼做,等於把當代兩大國連成一線。埃及此時是外強中乾,國勢日衰,(在所羅門有生之年還會被西方的利比亞人取代而建立二十二王朝,下回再談),可是尼羅河依舊是魚米之鄉,豐饒土地所出產的,一樣可以餵飽天下人。唯一所欠缺的,也跟以前一樣:不先鞏固西奈半島的邊防,就無法專心掌握內政,更怕的是東邊的以色列人與西邊的利比亞人,已經各自與埃及勢均力敵,假若聯手,埃及還有救麼?所以說,所羅門願意娶法老女兒為妻,法老其實是求之不得,就算要傾半個埃及的財力來向所羅門大獻殷勤,也是在所不惜。至於所羅門這邊,聯婚對王國的聲望有利無弊,民眾可能不認同,但是這兩個大國建立邦交,其他小國諸如非利士、摩押、亞瑪力、亞門、以東、阿拉伯等,就更不敢隨便侵犯。擄掠以色列一個小鄉鎮不算什麼,但是假若連埃及的糧食資源都被斷絕,那可是得不償失。

這一來,短期之內,所羅門的財政和外交都不成問題,不過要維持長久之計,仍嫌不夠。與其讓黃金左手進右手出,最好還是先用來充實自己。

埃及公主嫁到耶路撒冷來,使節御駕親隨僕婢自也不能少,帶來的嫁妝賀禮及日常用品,更和以色列的土產大不相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化交流常會促使一個社會加速進化,而埃及又是文明古國,可學到的知識尤其廣泛。當年以色列人過紅海,除了摩西受過埃及正統教育,其他走曠野的人連文化都沾不上邊。進迦南之後,以色列人的宗教文化逐漸成形,其他方面則仍有待加強。要加強,還不容易?適當的人不就已經在周遭麼?

說得更具體一點,摩西頒布的十誡中提到,不可為神塑造雕像,也不可拜這些像。這在宗教上用意是好的,可是也因此以色列人有詩詞音樂、法典文獻,藝術方面卻說不上有什麼值得紀念的(出埃及記的會幕和約櫃除外)。要知道文明史上,大型藝術的產生算是一種經濟上的奢侈(民間的編織、刺繡、化妝、首飾不算在內),除非是集權暴君下令監造,否則多半要侍奉神明時才有可能如此大手筆。佛教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都有藝術遺產,對中國和東方各國藝術史,更是影響深遠;回教的拜占庭豪華藝術在各地清真寺都看得見,連後代的西班牙藝術或印度莫高王朝,也都繼承了它六七分神髓。埃及從不朽的金字塔到巍峨的神殿,藝術方面算是很講究,與以色列兩國修好之後,文化一流通,以色列的藝術和建築當然立刻突飛猛進。

只不過以色列並非全盤模仿,以所羅門的個性,要他仿造一座底比斯神殿的翻版,然後稱之為耶路撒冷的聖殿,他可還不屑去做呢!

* * * * *

建造過胡佛水壩的美國前總統Herbert Hoover曾說,“工程師和其他行業最大的不同,在於他的成果是有目共睹,不像醫師可以埋葬失誤,律師可以顛倒黑白,建商可以用花木掩飾醜陋,政客可以貶敵抬己,等待民眾淡忘自己的失敗。一個工程師根本無法否認他的工作,倘若出錯,只有永遠被譴責。”

這話有點過於完美主義,但也不是無中生有,最早的工程多半是土木,築橋樑、修鐵路、起高樓、通隧道,就算是三十年後出人命,也是一輩子抬不起頭,賠償不完。不止如此,無論是什麼樣的土木工程,都是對人類智慧的一大考驗。因為建設過程中絕對少不了經費、材料、運輸、設計、工具、人事、監工、安全、公關之類的麻煩,哪一項欠缺,都可能前功盡棄,而且這不是只靠一人的智慧可成,非要百萬之眾同心協力不可。聖殿的工程,其實從大衛時代就已經積極準備,不過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幾百年來,從未動過這種規模工程。所羅門縱算有再多的熱忱,再強的挑戰心,沒有經驗,是否能順利成功?

巧婦難為無米炊,所羅門首先要做的當然是準備材料。大理石不是問題,以法蓮山區就有;木材倒是大問題。為此,所羅門又多做了準備工作,就是與黎巴嫩的腓尼基王國建交。他的做法也很有趣,根本不拖泥帶水,直接開門見山地說:‘我建聖殿需要大量木材,而這木材和樵夫只有黎巴嫩能提供,所以我願意和你訂長期契約,我提供你糧食資源,你提供我上等木材,不知意下如何?’

腓尼基是有名的海上商人,自然深知‘不計前嫌,無往不利’的原則。雖然士師時代曾有但支派掠奪腓尼基人的城池,掃羅和大衛的數十年來倒也平安無事,何況有現成的大筆生意做,錢哪有人嫌多的?再加上以色列既需要黎巴嫩的木材,又需要花人力把木材運送到耶路撒冷,那就絕不可能趁這時向黎巴嫩動兵。腓尼基王先前對這個迦南地的新勢力所存有的警戒,總算可以放心一半,不過口頭上還是要討價一番,事成之後可要賠我幾個城,補貼曾經掠奪的地方(講歸講,兩邊都沒太認真,後來所羅門履行契約,隨便給幾個小城敷衍,腓尼基王也隨口挑剔貨品說,你這幾個城有夠爛。然而兩國依舊交好,黎巴嫩的木材也照常出口到以色列。)

材料有了,接下來就是資金。以色列這時最重要的財富來源並不是農業畜牧業,而是四周列國的進貢。由於大衛王朝無征不克,各國的歲銀哪敢怠慢?但是只靠進貢和埃及來的嫁妝,大概要建聖殿半年都不夠。這可難不倒所羅門,埃及和北非有上好良馬,一匹一百五十銀子,但是轉賣給亞蘭和巴比倫等地,一下子就獲利數倍(以色列還附帶外銷埃及的精鋼戰車,所羅門算是世界上最早的軍火商人。)相同道理,阿拉伯產香膏香料,土耳其產黃金黑鐵,亞蘭產硫磺石灰,亞們產雲母岩鹽銅礦,亞述產獸皮和鉛礦,巴比倫產五穀清油紡織,黎巴嫩除了木材還產紫色染料和玻璃(據說就是腓尼基人在沙灘上起灶爐後發現的),地中海產魚和鹽,北非產駱駝和黑曜岩,紅海南方產象牙和各樣寶石,尚未崛起的希臘當時還販賣許多人口。以色列自己雖然只是流奶與蜜之地,既有軍事武力做後盾,想獲得各地物產簡直易如反掌,只要能成功掌握貿易,那可是用不完的財富。

《史記》的貨值列傳寫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這對於相同國家的人而言或許不難,要在國際間買低賣高,讓耶路撒冷成為中東的最大貿易中心,讓各國都竭其所能地供應物產,任其所能地買到貨品,所羅門下的功夫也實在不小。而這背後還隱藏了他另一個被稱為有智慧的原因,就是他的博學多聞。

根據舊約聖經描述,所羅門對各種事物知道不少,上至巨大的黎巴嫩香柏木,下至微小的牆頭牛膝草,都能侃侃而談。描述得簡單,仔細想想,這兩種植物雖然是隨便舉例,應該也是所羅門曾經談到過才會有史官筆記,可是談又談些什麼?而且假如只是要知道它們長什麼樣子,取樣來看不就得了?為何還有人不辭千里要來聽所羅門講解植物?

若參考百科全書,香柏木有防腐作用,古埃及一向用來殺菌,木材還可以提煉芳香油,有美膚保健作用,在古代用以製造化妝品最適合不過,若使用為建材,木紋清晰,材質堅硬,而且密度大,遇水不爛也不發黑,耐磨不易變形,防霉防臭,保養容易,這種種好處,的確是上選之材。而牛膝草,在猶太教多半用作潔淨的習俗,實際上它藥效不少,花穗可治肺疾、支氣管炎,葉可作為外用藥,治療跌打損傷,紅腫潰瘍,油可用於芳香劑,搗碎做成青草茶還可以幫助腸胃蠕動,治療消化食慾問題。這裡很重要的是,平常人對這些植物興趣不大,反正看過知道就好了;可是所羅門的解說就不一樣,天下多少學者爭相拜訪來聽他的智慧,總不會純粹為了娛樂吧?應該更在於他能把事物的實用性呈現給聽眾,讓大家發覺身邊居然有許多可以善用的東西,否則這些學者的車馬費門票費,不都花得太冤了麼?各國使臣載了滿車的贈禮來見所羅門,當然也在想,如果一點點知識就能改善生活,那麼所羅門這種百科全書性的知識,鐵定能讓自己國家的社會經濟民生全部改觀。

所羅門的無所不知,無所不精,可能是出於他從小對吸收知識的好奇,日積月累自然會達大成。不過這應該還有一種影響。《韓非子》說過:“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我們不難想像,所羅門有這麼淵博的知識,上行下效,以色列民間也一定想要努力添加腦容量。今天我們常提的一句‘知識就是力量’,其實連所羅門都說過了,只不過他把觀念提升到‘智慧就是力量’。有些人學得知識是用來賣弄炫燿,高談闊論,壟斷話題,這樣的知識又怎麼稱得上是力量?所羅門是把所學所記得的,發揮到商業資訊上,用來衡量近東一帶的物產供需,才能每年為以色列賺進二十五噸黃金的巨富。

要是以今天黃金市價美金一千元以上來換算,所羅門‘智慧’的價值是年薪九億美金,(還不包括其他收入)。

以上古社會而言,這真是天文數字,有這樣的資金,不論要建聖殿還是皇宮,修驛道興水利,根本不是問題,不過所羅門絕沒有因財政充裕而疏於督導工程。他派遣專家,卻也主動參與計劃,他大徵民工,卻也讓各地人民輪班,哪方面人才不足,他一樣樂意從外國引進精英(幾乎有如今日的技能簽證)。以色列人口繁多,既然進入都市文明,所羅門當然也不遺餘力地建造城郭,提供當代所需要的都市機能。耶路撒冷的寬闊大道上商店林立,羅列中東各國的貨品;嶄新的石砌水道,提供居民的用水需要;車馬來回,商賈每天點收幾萬箱的貨櫃;宏偉壯麗的宮殿,雕琢得金碧輝煌;莊嚴高聳的聖殿,令人見而肅然起敬;腓尼基來的巧匠製作了美不勝收的銅海銅器;貴族和上流社會,也開始把藝術變成生活的一部分;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人齊聚一地,讓人覺得登泰山而小天下,走進了耶路撒冷,其他大都市都被比下去了。曾有示巴女王(Sheba,或稱薩別王國Sabaea,在阿拉伯半島南端的葉門,以乳香沒藥的貿易盛極一時)聽說所羅門的財富居然超過示巴,當然不甘心想來看個究竟,結果見了耶路撒冷,再聽所羅門的智慧,才感嘆道,聽說的還遠不及親眼目睹的。(考古學家在示巴遺址曾發現當年以色列用來裝五穀的陶器,證明兩國曾維持長時間貿易。)

縱觀而言,所羅門的智慧可說是在多方面發揮得淋漓盡致,不論政治,經濟,外交,貿易,管理,工程設計,演說,文學,哲學,自然科學,藝術鑑賞,都十分出色。也可以說他是全腦性天才,因為他真正的能力實在包羅萬象,想怎麼用就怎麼用。然而先決條件還是在於‘用’。如果他不是學以致用,以色列王國絕不會達到這種財源廣進的境界。

話說回來,一般人羨慕的其實是財富而不是智慧,有時還會把兩者劃上等號,以為富裕的人頭腦也一定不差;這一點倒很難說,世上許多無用的富二代,往往還是會繼承祖產,才智如何,反正自己注定領高薪。不過如果只看從無到有的創業家,他們都有相當的智慧,就算只是乘時而起,順勢而生,這些能掌握關鍵把握機會的人,也一定不是白痴。相反地,有很多人認為自己智慧,結果抱荊山璞玉而不為人知,說是埋沒,說是未逢其時,不過連被賞識的機會都爭取不到,又怎能算智慧?還有人明明被賞識提拔卻未盡其才,結果庸碌一生,也豈能算智慧?畢竟‘智慧’本來就是很主觀的評價,心理學家曾調查發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認為自己才智勝過一般人。這實在很矛盾,如果大家都這麼自許為聰明,天下又哪來的平凡之輩?一個人就算才華洋溢,畢竟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何況聰明智慧這種字眼太容易被奸商利用來行銷,倘若身穿‘國王的新衣’還無自知之明,那可要貽笑方家了。

不過這也不代表每個人該自己認命。什麼是智慧?哲學家也沒有統一的答案,但是它還是有跡可尋。一個人每天使用大腦,其實每秒鐘神經細胞傳遞的資訊,都是有‘質量’的。量,通常來自外在資訊的攝取;質,則是把已經吸收的資訊重新整理,便於以後利用。說得更明顯,這兩種作業就是學習和思考。很多人可能把這兩個詞當作家常便飯,但是真正兩種都做得到的人並不多。孔子會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正因為大部分的人只會偏重一邊,甚至兩者都懶得做,殊不知能夠學得多、想得深,是一種積極的腦力訓練,而訓練到某種程度,就會衍生所謂的‘智慧’。以所羅門王為例,他有心要為神建造聖殿,但假若他一直憑空想像,紙上談兵,卻不向有經驗的人學習,那麼再怎麼努力也要重複失敗;他有機會瀏覽接觸所有的蟲獸草木,但假若他只是多聞強記,卻從不去想‘讀聖賢書,所為何事?’那麼學得再多,也不可能獲得如此可觀的報酬。聰明或許是與生俱來的,思考和學習卻是靠後天養成的習慣日積月累,嘗試錯誤,觸類旁通而來;累積的經驗,再經過昇華,就成為善於做抉擇的敏銳能力;或許有一天,這種能力就會展現於凌駕他人之上的非凡表現,而對其他人而言,這也就是智慧。

但是人不論多有智慧,世事還是難料。花無百日紅,國無百年興。《易·丰》有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所羅門手裡的王國雖然艷陽照霸主,可是太陽越強,地上黑影也越濃;社會越富裕,社會背面的暗流也越多...

Saturday, December 18, 2010

鼎盛:什麼是智慧?(一)



年老得子的大衛,對所羅門疼愛有加,這一方面固然是心理上對失去押沙龍所作的彌補,二方面應該也是因為拔示巴年輕貌美,國王不免愛屋及烏,三方面則是所羅門從小聰穎過人,自然也討人喜歡。(不過根據歷代志,拔示巴為大衛生了四個兒子,所羅門其實還是老么,除非其他三人都先後夭折,否則前面兩點倒也不夠充分。)但是一個國家的重任,總不能只因為大衛的偏愛,就全部交給一個稚嫩的後輩;何況押沙龍死後,下一個兒子亞多尼雅(Adonijah)順理成章升為太子,又怎麼輪得到所羅門?

為了這件事,大衛曾經好幾次帶同所羅門出席祭典,意味著他確實是自己所挑選的繼承人。也因此大衛的臣下分成了兩派,有人認為國王的旨意當然生效,也有人懷疑國王是否枕邊甜湯喝多了,腦子也糊塗起來?兩派人數算起來,還是後者居多,尤其以大局為重的約押,就是這班大臣的首領。(這時大衛的三十勇士大半已經不在了,約押和御前侍衛的關係並不友好。)其實他們推舉亞多尼雅繼任,亞多尼雅長得雖然英俊,卻又有什麼才幹?說是保衛疆土麼?從沒聽過這個兒子有任何戰場經驗。說是名正言順麼?以色列的歷史多的是後來居上的兒子繼承產業。到最後充其量不過是因為所羅門太年輕,就算登基也難免大權旁落。(想必也有人基於私心,這裡不必細表。)

到底所羅門當時幾歲?舊約聖經沒有答案,但是可猜想應該登基時還不到十二歲。猶太人習慣,男孩十三歲舉辦成年禮,而所羅門做王幾年後,一次獻祭中還自稱‘幼童’,就算是自謙,大概也不至於如此形容。小皇帝這麼年輕,背後一定會有攝政王、皇太后干政。這些老成持重的臣下,實在無法放心讓國家傾覆在外戚手中,也難怪他們會傾向亞多尼雅。

班固的《漢書》有言:“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大衛已在垂危之際,亞多尼雅一派的人趁機設宴,連同大衛的其他孩子們一起請來,目的當然是等到病重難以離床的父王一殯天,就立刻發表‘詔書’說是已經傳位給亞多尼雅,反正民意早就全盤操縱,就算對方要用強,兵力不及自己,民心也無法瞬間更改(古代通訊不便,要騙民眾實是易如反掌)。消息傳到另一派人耳中,糟了,有利的條件全部被人搶先,只好緊急請拔示巴覲見臥榻中的國王。大衛此時手腳冰冷(心臟衰竭的常見現象),呼吸大概已是出多進少,仍然趕快叫先知、祭司、和御前侍衛,帶所羅門到耶路撒冷中最大的水泉處(而不是在皇宮中),膏他為王,然後吹角告示天下。由於千鈞一髮,時間倉促,所羅門登基實在有點草草了之,但是他們爭取的是在大衛尚未斷氣之前完成接班手續,而且還要全耶路撒冷百姓作證人。以約押的粗中帶細,一旦大衛逝世,皇宮內應該會有人飛箭傳書。(包括貼身侍女,焉知不是約押派來,伺機通風報信?)假如所羅門登基之前大衛就走了,那膏立所羅門的事全屬無效;反過來說,假如所羅門上位後大衛才死,即表示‘天意’成立,亞多尼雅一切先聲奪人的工作盡數白費。一個父親如此病危之際,連多說一句話都要忍痛喘息,仍然願意盡力為孩子多做一件事,多活一分鐘,還是叫人不禁鼻酸。

所羅門上座了,大衛也安心地走了。記載中加添了一大堆臨終遺言,其實若是大衛還能這麼多廢話,哪容得了亞多尼雅一派的人自立太子?這次反對黨失算,但是亞多尼雅的應變能力倒有點看頭,他眼見大勢已去,趕快逃到祭壇邊,捉住祭壇的角,請求所羅門不殺他。乍看是懦弱,其實卻是以退為進,討價還價的功夫高人一等:你既然在水泉旁邊受膏,讓一眾百姓看見,大不了也讓我血濺祭壇,讓全以色列人民知道;你若不殺我,表示你還拿我沒轍,而我就算死了,民眾也覺得國王是殺人魔,年紀輕輕就如此對待大哥。所羅門王第一天上任,豈能立刻失去人心?何況亞多尼雅一黨人數眾多,保皇黨還未能正面對抗,這一點雙方都有自知之明。既然不殺,那也只能暫時姑息縱容,任他坐大。

不只如此,所羅門雖然身為國王,凡事還是由拔示巴經手,而亞多尼雅若是要求什麼,拔示巴畏於他們勢力,也不能隨便反對。換言之,這時的所羅門夾在兩派中間,明顯是個傀儡皇帝。誰也不知道他會像八歲繼位的清朝皇帝康熙一樣,令人刮目相看。

* * * * *

後世對所羅門的評論不一,卻總是稱他是最有智慧的君王,可是‘智慧’兩字往往會被浮華文人或不實商人濫用,一般人也很難分辨到底什麼是智慧?是聰明?才能?知識?經驗?哲理?待人處事?人情練達?創新發現?整合能力?自古至今有多少中外學者要為這詞定義,至今仍然沒有統一的答案,似乎一個淺顯不過的觀念,一直都有不同的演繹。

那所羅門呢?至少到他登基之時,我們還看不出他有什麼智慧可言。

不過看不到,並不代表不存在。《詩經·小雅》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有一天亞多尼雅想求大衛逝世前的貼身侍女為妾,卻要拔示巴代替他向所羅門求。亞多尼雅這時應該年已四十,妻兒兼具,難道還在意一個侍妾?他專門指定要這個侍女,一種可能是兩人私下已經有來往;二種可能是要擺出當年父王見獵心喜的姿態,大衛年邁沒享用過,那就換兒子來享用;三種可能是暗諷所羅門未成年,連個這麼標誌的女人都沒碰過。中東畢竟是大男人主義的地方,直至今日許多人還是用三妻四妾來加添自己的虛榮心,因為社會環境並不以為過,反而認為這些人有本事。不過亞多尼雅自己不來求,反而轉達拔示巴向小皇帝求,這擺明是種示威挑釁的舉動,看看我隨便一個要求,拔示巴是否會拒絕,所羅門敢不敢違抗?身為皇太后的拔示巴,當年能得寵於大衛,對宮廷的明爭暗鬥總要有幾分能耐,但是政壇畢竟非她所擅長,何況亞多尼雅一派的人手握兵權,也得罪不起,只能去見所羅門王,還先用言語擠住兒子,求他不要拒絕。

沒想到所羅門居然以反話回答:你只替他求一個女子麼?要不要也替他求半個王國?

以中國人的孝道觀點,講這句話實在是大不敬。不過更重要的是,所羅門其實是故意發飆,而且還是在大廳上說這話。拔示巴可能希望有別人在場時提出要求,就算所羅門反對,自己總是盡責任傳達了。然而她的‘明哲保身’方法,所羅門可不領情,亞多尼雅敢要求,就是因為拔示巴只求自保,不求勝利,長久下來當然也就沒有能力與之抗衡。但這並不代表所羅門也無力對付大哥。當初登基沒有實權,短時間內其實所羅門已經充分精練御前侍衛,才敢大膽放話,(而他的侍衛長,有朝一日還會取代約押成為元帥)。所羅門和大衛、押沙龍都有相似之處,就是他們能夠忍耐等候到時機有利才出手,而一旦出手,也都毫不遲疑。所羅門在朝臣面前,故意混舀一個女子和半個王國這兩碼事,乍聽之下有點牽強,卻又很難據理反駁,何況亞多尼雅實在也太笨,沒皇冠戴卻還不時把‘王位本當歸己’掛在嘴邊,這下子被誣衊大概跳入黃河洗不清。結果國王一句話,等於是直接判了亞多尼雅大逆不道的死罪,其他同黨的人面對傀儡皇帝突然發難,根本反應不及,亞多尼雅已經處斬。

亞多尼雅的死訊傳開,反對黨的人沒時間自救,立刻被御前侍衛處理乾淨。約押搶到祭壇邊,只求不死,可是上回民心未定,逆臣暫且不殺,這次卻是政變來前毫無徵兆;約押求助無門,一代智將就此殞落。反對黨的祭司被迫下台,其他曾與大衛有恩怨的人,幾年之內也都死於非命。不過一石二鳥,所羅門這次不只是剷除敵黨,連母親拔示巴也一起送入冷宮。要握實權,就不能再任由太后、攝政王這一黨擺佈,何況他對付亞多尼雅的手段,已經展現獅子般的威武,其他人以後也駕馭不了,只能乖乖做他屬下。

這是所羅門第一次顯出他非凡的智慧,他對於周遭的觀察、手下的準備、時機的掌握、行事的果斷,簡直是一流政治家的風格,甚至有如孫子兵法所謂“難知如陰,動如雷震”。一個未滿十三歲的孩子竟有如此政治本能,實可譽為‘天才’。但是一般稱讚他的學者,卻很少提到這件事,似乎勾心鬥角的事太俗氣,算不上是‘智慧’。

那麼,到底是哪件事,讓這麼多人稱他睿智?記載說,一日,有兩個妓女來,站在王面前。兩人住在一起,各生了孩子,其中一人睡著時卻壓死了自己的孩子,偏偏兩人都稱存活的孩子是自己的。所羅門王就吩咐:“拿刀來!將活孩子劈開,一人一半。”結果孩子真正的母親心急,趕快說:“孩子給她好了,千萬別殺!”國王因此斷定,這婦人才是孩子的母親。

舊約聖經常常提到律法,真正記錄司法內容的卻僅此一次。這件案件就算今天讀來也令人欽佩,何況當日?(有人認為此案並非所羅門王所判,而是後世穿鑿附會,但是這種假設缺乏證明。)所羅門對人性可說是觀察入微,由於在場證據不足,他乾脆自己尋求證據,而且推斷方式既異想天開卻又膽大心細、一針見血,天下有幾個法官有這等本事?以色列眾人聽見所羅門王如此判斷,盡皆敬畏。

不過所羅門這件判案,還有更重要的意義。當年押沙龍叛變,利用的就是司法機構的缺陷;大衛雖然平定內亂,人民的訴求可不是軍隊所能彌補的;所羅門上台的首要之務,就是讓人民重新信任政府制度,重新服從司法機構。前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喜歡說:“信任,但要確認。”一個國王再怎麼能言善道,也無法教人民永遠盲目地信任政府,與其空談,不如用實際行動來證明政府的可信度。宮廷內的權力鬥爭,誰崛起誰失勢,對人民實在無甚差別,一個小老百姓只會問,我今天是否過得比昨天好?若是生活改善,就算領導人奸詐狡猾也不是問題;若是每況愈下,就算執政者德行兼備也會萬民唾棄。所羅門王無論再怎麼天才,若不能用以造益以色列全國,那他的聰明才智也只是自誇的本錢,與‘智慧’兩字扯不上關係。

然而假若只有所羅門一個智能超群的法官,對全國的行政仍然於事無補,為什麼?當年摩西從早到晚判案,自己累斃了也不足以服務人群;太強的人碰到問題,最初想法往往以為自己還不夠努力,殊不知人力有時而窮,沒有整個系統的輔助,一個領袖根本支柱難撐天。大衛時代軍隊規模已成,但內政方面還大有欠缺,各支派基本上是自我管轄,與中央政府的溝通尚嫌薄弱,這其實也是內亂的助燃劑。所羅門為了根治國家的不安定因素,設置了內閣十一人,省長十三人。內閣包括祭司,元帥,書記,史官,國庫管,人力管,國務卿等等;而省長則是把全國分為十二行政區(再加猶大支派自分一區),不完全按照原先各支派的分地(否則換湯不換藥,又何必劃省?),由國王親自派遣省長,然後由國務卿審核各省行政。

這系統的建立,從此開創了以色列的中央集權;以前的士師由於號召力不足而無法做到,掃羅、大衛也礙於各支派勢力而尚未實施,所羅門卻能成功地推行他的維新改革,原因何在?掃羅和大衛的王權縱算是由撒母耳膏立而來,天下卻仍要自己贏來,建國霸業的途中多少有來自各支派長老、各地方豪傑、各鄉鎮權貴的大力鼎助。人情重如山,總不能太忘本地除舊立新。所羅門就不一樣了:大衛作王已久,老一代可能會留戀十二支派各自獨立的日子,新一代卻只知以色列一統的現狀。不論所羅門的新行政區如何規劃,大家一樣都屬於這個國家,權利沒受損,或許還會減少一些地方傳統的麻煩老規矩,有什麼不好?

問題就在此:有什麼不好?改革的益處,往往是宣傳的口號,不到真正實施,怎麼知道會有什麼樣的副作用?中國歷史上許多變法,從管仲商鞅吳起、秦始皇、王莽、北魏孝文帝王安石張居正、甚至清光緒皇帝,就算一時成功,最終也幾乎都失敗;外國成功的例子一樣寥寥無幾(古雅典的梭倫,近代俄國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土耳其的凱末爾等等,背景都是有外在壓力,才讓國民願意忍痛接受改變。法國大革命希望能推翻國王,建立像美國一般的民主國家,結果紛擾混亂了十五年,還是由拿破崙稱帝,辛苦繞圈最後又回到起點,斷頭台上的人可也真冤。)其實改革家幾乎都帶有救世的熱忱,但為什麼改革這麼難推行?大體上,社會許多體制和人民的習慣有關,要去更變,有如推巨岩上坡,舉步維艱,反而造成一時人民的不便,因此怨聲載道。若是領導者帶動維新,通常都會演化成暴君獨裁;若是大臣為首變法,守舊派終究要向掌權者施壓,結果變法的人下場都很慘。後代對於這類的體制創新,更是談‘法’色變,想也不敢想,只能帶著遺憾看天下繼續枯槁。

可是所羅門的變法,並沒有其他改革常見的反作用力,這點要算他手法太高明了,歷史上的變法家都得自嘆不如。怎麼說?

第一:良機。時間可以是變法最大的敵人,也可以是改革最大的助力。一般而言,改變太小太慢,就難收實效,一個政治家又哪來漫長的人生好整以暇?可是改變越大越急促,抗力就越大,畢竟人所能接受的變化有限,就算忍一時風平浪靜,政府一鬆手仍舊會恢復固有體制。(王安石是誰?我區區一介農夫根本沒聽過,哪要你們這群官僚來管我家田地的事?)但是如果能先影響人心,排斥力就會大幅降低。還記得所羅門在改革前做過什麼?沒錯,當全國百姓還在對‘兩個女人一個嬰孩’這件判案驚服之際,所羅門已經打鐵趁熱,善用‘英明賢君’的聲譽,順勢帶動維新變法。(所羅門王?是了,他對我們這些小老百姓都能判案判得這麼智慧,那他現在要改變制度,想必也有幾分道理。)為政者若把握機會,適時施政,就能事半功倍。

第二:順勢。以色列人未進迦南之前,男丁人數約六十萬,雖然經歷了士師時代內憂外患,從撒母耳以來以色列總算開始日漸繁榮,人口也倍增。大衛曾清點人口,能上戰場的就有一百三十萬。百姓如此眾多,勢必會從農業文明進步到都市文明。而國家的一統也會促進人民的遷徙,不必再一生死守祖產田園,何況非利士人臣服,以色列終於正式踏入鐵器時代。不過這也帶來了農耕方式的改善,不再需要這麼多的人口從事耕種。換言之,從前的支派、長老、祭司等制度都已不敷使用,那麼新制度又要怎麼設置?這就要考驗國王的智慧了,因為根本沒有任何單一的系統可以讓全國盡皆滿意。

所羅門的做法看似複雜,其實他的思考過程仍有跡可尋:傳統濃厚的地方,譬如以法蓮、便雅憫、或是猶大本地,就不再劃分,而剩下比較零星的地方,則按照大城市分區。一個重視傳統的地帶,一定會極力排斥新制度。不過既然他們不受影響,當然也不需要抗議。相反地,零散的地帶,本來就組織不夠,大刀闊斧地改革反而可以增進地方發展,短期見效。實質的效果,對變法的人是最佳廣告,因為原本對新政質疑的人民,也可以親眼目睹周遭的進步,間而對國君徹底心服口服。但是最重要的是,作為改革的人,千萬別過分追求‘理想’,過度‘公平’地把同一套系統一成不變地加在人民頭上。順潮流行事,才是智謀之道。

第三:利誘。前面提過,一個小老百姓只會問,我今天是否過得比昨天好?用這邏輯往前推,也可得到另一種施政方法:如果變法的同時,有另一件事讓民眾受益匪淺,那麼不管改革的成效如何,人民都願意接受。(這方式好比商店附贈禮品促銷,在政壇上若能善用,照樣可以壓制政敵、止息謠言、平定亂黨等等。)畢竟一種新制度要‘短期’見效,再快也要一年半載;而反對的言辭,卻可以一個半月就遍布朝野。若要全國百姓心甘情願地接納新政,最好還是有糖為餌。什麼糖最有用?當然就是錢。換言之,如果所羅門能使全國經濟突飛猛進,其他政治上的作為都可隨心所欲。

有人大概要問:到底政治和經濟的關係,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要達到國富民強,豈不是比實行新政還難?

的確,很難。然而所羅門王還是做到了。在那個‘人無三兩銀’的時代,他居然讓以色列成為海內最富,甚至到‘銀子算不得什麼’(這簡捷的形容,叫後世羨慕得不得了)。究竟他是怎麼辦到的?

(待續)

Friday, December 3, 2010

失足:豪門驚變


          百媚千嬌出浴時,君王凝盼轉魂迷。
          香肌猶恐紅綃重,可忍他年踐馬蹄?
                    ——宋,周端臣《題真妃出浴圖》
中國有關四大美人的詩詞不勝枚舉,其中最動人的還是描寫楊貴妃的《清平調》《長恨歌》等等。楊貴妃是安史之亂的代罪羔羊,倉皇出逃的唐玄宗到了馬嵬驛,護駕禁軍一致要求要處死貴妃,遂有“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的下場。其實真正昏庸的是玄宗,御林軍最後還是另立太子為帝,那表示,殺一個女人平息民憤,根本不能阻止戰亂,這樣做除了叫一個女人扛黑鍋,又有什麼用?不過想來也奇怪,西施滅吳復越,昭君換取和平,貂蟬奉命勾引,虞姬刎別項羽甄姬先後被三國時代的袁氏和曹氏搶奪,陳圓圓更因一生坎坷而在雲南獨居佛院,中國的美女幾乎都是悲劇收場,不是被利用為政治棋子就是被咒罵成禍水紅顏,似乎男人什麼事不如意,就要埋怨女人,而這類‘凡紅顏皆禍水’的故事在中國更成為後世警惕。

西方歷史倒很少怪罪絕世美人。雖然特洛伊戰爭的導火線可能是當代美女海倫(Helen of Troy),希臘人卻從來沒有說她是不祥之人;羅馬時代有埃及豔后(克里奧佩拖拉七世,Cleopatra VII),但是她畢竟是女法老,而她所做的也是為了維護國家,羅馬人從不認為她有任何禍國殃民的錯失。這一點至少證明西方很重視男人的尊嚴,敢做敢當,絕不將弱女子拿來當輿論的擋箭牌,就算女人同罪,也會一視同仁,一齊處決,不太可能只送美女上斷頭台,卻讓無能的皇帝安然下台。

大衛統一了全以色列之後,也曾英雄難過美人關。他一生桃花運不淺,這時年紀大了,已經妻妾不少,兒女也成群,但是越難獲得的東西,越會令人愛不釋手。根據記載,有一天大衛午睡起來,在王宮的平頂上行走,居然“看見一個婦人沐浴,容貌甚美,大衛就差人打聽那婦人是誰。”

讀到這裡,大概有人要說:嘩!舊約聖經居然還有這種香艷惹火的情節?

話是沒錯,因為大衛也從此‘惹禍’上身。這女人名叫拔示巴(Bathsheba),是大衛的三十勇士其中一人的女兒,又嫁給三十勇士中的唯一外族,赫人烏利亞(Uriah the Hittite)。中東地區畢竟對父母之命不能違背,一個聰明美貌又有家世的女人,其實大可不必嫁給赫人;尤其赫人是迦南七族之一,這般人日漸勢弱,早為以色列人所不齒,要不是烏利亞跟隨大衛衝鋒陷陣多年,哪能住得離皇宮這麼近?另外一點,大衛登基後當然不會常駐前線,但是烏利亞一生與兵馬為伍,大概還常忙到三過家門而不入,至少拔示巴嫁給他還沒有子女,表示先生在家的日子並不多,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子要這樣獨守空閨,未免太可憐了。

不管是大衛見色心起,或是女方有意製造機會,總之,國王立刻將美女請到皇宮裡。過不多時,她打發人來告訴大衛,她懷孕了。國王這下子糗事可要走光,趕快想辦法召喚烏利亞回京,詢問一下前線狀況,然後叫他回家休息。不知道烏利亞是責任感太重,還是心知肚明,他居然只睡在宮外,等大衛責怪後又回答:約櫃在帳幕中,大軍在外安營,豈可自己舒適?(這話帶刺很明顯,言下之意,大衛已經變了,不再是從前同甘共苦的好兄弟。)國王一計不成,只好借刀殺人,讓他帶了錦囊密令給將軍約押,內容卻是如何安排烏利亞戰死敵人城下。不久,戰場噩耗傳來,美女為亡夫哭泣,然後國王正式接她入宮為妃。

為了這件事,神的先知特地去見大衛,斥責他不感謝神的賜予,反而藐視律法,甚至還殺人奪妻,不知廉恥。大衛一驚,連忙認罪,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難逃,接下來他全家凶象不斷。拔示巴所懷的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大衛的長子又因不倫關係被三子押沙龍(Absalom)所殺;押沙龍逃亡後大衛既思念兒子,卻又不願表露私心。約押知情,還請人說服國王寬恕兒子,父子因此和好如初。這時誰也沒想到,押沙龍早已開始籠絡人心,招兵買馬,處心積慮地準備要取代父親大衛,甚至連大衛的首席謀士都挖角過來。等到時機成熟,押沙龍在猶大的舊都希伯崙發難,做父親的面對如此驚變,不逃難還能怎樣?

那天,一切失去,家不再是家,只剩下殘破。

* * * * *

今天無論是猶太教、天主教、或是基督教,讀這一段多半認為大衛的一連串苦難是出於報應。這種看法出自宗教的道德觀,雖然近乎真理,卻不見得符合事實。天下任意妄為的皇帝那麼多,如果強搶一個女人就要遭受如此懲罰,歷史上還能有幾個國家存在?

那麼,假若禍源不在於大衛指染有夫之婦,又在哪裡?看看押沙龍的攻心計就很清楚:他常常清早起來,站在城門道旁,凡有爭訟要求王判斷的,就耐心地聽,然後說,你的冤情的確有理,只可惜神州無青天,若是我來裁決,豈會如此存私?這種逢人做戲的收買人心方式,實在有點膚淺,但是為什麼在當時卻能讓許多人傾向押沙龍?答案是,以色列全國內政穩定、邊防堅固之後,人民當然也更富足;可是物質環境進步了,人對自己的權益也會相對地更看重。撒母耳時代的巡迴判決已經是過去,而新一代的拉比、法官、仲裁等制度卻還沒有達到完善。沒人判案,只好等國王來定斷;但是大衛既不是以法蓮人,也不是傳統的捍衛者,尤其半生與兵戎為伍,怎麼可能有興趣每天從早到晚聽訴訟聽到發呆?他不做,也沒委任文官來做,那這個空缺就剛好讓兒子押沙龍利用,更進一步為篡位製造機會。

小老百姓的‘不平則鳴’,極可能是受到機會主義者的操縱,但是沒有機會,政客又怎能得逞?

我們如果真要指出大衛的錯,應該不在他和拔示巴苟且的事上,也不必歸諸於他害死烏利亞,而是在於他王位坐得久,人也鬆懈了。人民的民事需求,政府官僚工作的增加,這些他沒注意到也罷了,其他生活上的粗心大意,更會令人搖頭嘆息。自己對美人動心,就信手拈來;長子行為不檢點,他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押沙龍的聚黨謀反,其實也不是隱秘到難以察覺;若在當年大衛和掃羅對峙時,比這更細微的危險都要能躲得開,否則哪還有命?這時他做國王,內有能臣外有勇將,沒有牽掛,反而連危機意識都遲鈍了。大衛對兒子溺愛,兒子的作為說不定只往好的一面想,若是朝中有人警告,恐怕還要遭國王不快,識相的自然不多口。可是神經麻痺,隱患猶在;王莽再怎麼謙恭下士,有一天還是會野心盡顯。關愛的兒子突然變成猙獰的敵人,國王可能要問,這是做惡夢麼?

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埃涅阿斯紀》中寫道:“要下地獄很容易,要回來才困難。”大衛其實早已視押沙龍為繼承人,畢竟所有孩子中,押沙龍最像他,連得民心的天賦與手法,行事的果敢,過人的忍耐,都有幾分相似。這其實有如當時雅各寵愛約瑟,知子莫若父,能接班勝大任的捨他其誰。不過也許大衛潛意識中還是對兒子的民心攻略有疑問,既然了解孩子,當然也猜得到,押沙龍的個性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一旦開始稱帝,勢必以雷霆萬鈞之勢壓倒父親。雖然血濃於水,做國王的還是毫不遲疑,毅然離開耶路撒冷,寧可站在城外望著這一切物是人非而哭,絕不能因留戀皇宮而在兒子的刀下哭。

由此可見,大衛的適應能力依然十分強悍,拿得起放得下,不會拖泥帶水。這可能和一般推廣的心理學模型有出入——最公認的模型(Kübler-Ross Model)是描述人經過災難的五個階段心理過程,若是站在大衛的立場,可能會有以下反應:1.否認(不可能會如此吧?)2.憤怒(太不像樣了!我沒這種兒子!)3.討價還價(王位何必計較?只要父子關係可以恢復,我什麼都願意做。)4.抑鬱(我還在意什麼?反正我都要死了。)5.接受(既然我沒辦法改變這件事,那就好好準備吧!)一般遇到危難的人不一定會經歷所有階段,但是至少也會有兩階段;而一個人要花多少時間到達第五階段,還是永遠無法接受現實,這份能力因人因事,也因環境而異。

不過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教授George Bonanno卻從觀察中發現,人的反應不一定依據前面的模型。有一種人在劇變之後,會情緒不穩定一段時間,然後慢慢恢復正常;有一種人會延續長時間消沉,甚至需要不斷接受心理輔導,方能像其他人一樣正常生活;有一種人經歷重大的打擊後,並沒有立刻崩潰,但是生理上的副作用,卻在壓力消失後一段時間才突然迸發出來;還有一種人是遇強越強,遇險越勇,遇挫越堅。這並不代表他們沒有眼淚,他們也會哀傷,他們也會自責,但越是逆境,越能激發他們求生的潛能。

大衛其實就是這類疾風勁草的人。宋朝歐陽修曾寫:“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皇宮的安逸,對有些人是夢寐以求的幸福,對大衛卻是玩物喪志的錦緞牢籠。押沙龍的叛變雖然叫他驚愕,卻也再度喚起他精銳的戰鬥意志。他才剛離開耶路撒冷,有個忠臣願意跟隨他,大衛卻很清醒地說:你不擅武,跟來了只會連累我,倒不如投到押沙龍手下臥底,順便伺機破壞那個‘首席謀士’的陰謀。這霎那的大衛,臨危不亂,還已經開始盤算對敵戰略,實在不得不叫人佩服。後來由於押沙龍不採用首席謀士的建議,坐失追擊大衛的最佳機會,首席謀士也只好告老還鄉上吊。因為大衛即使在危難中還是深得民心,一路上不斷有人送物資來補給跟隨他的軍兵,勢力不減;押沙龍雖然坐擁全地,能力卻不及父親,連關鍵決策都選錯,那他終究難成氣候;而這個老臣自己身為反賊的謀士,也終究得一死,一步之差,全盤皆輸,算了,不看了。

另一邊逃亡的,一路上有驚無險,大衛到約旦河東的渡口養精蓄銳(這地方剛好是當年雅各瘸腿之處,真的和骨肉相殘的悲哀歷史有莫名的淵源),而押沙龍卻是聯合了全以色列的民兵要來討伐父親(聚集的很多是北方以法蓮一黨的人,看來有人想慫恿父子相鬥,讓皇室自戕而後快)。山雨欲來風滿樓,兩軍對峙,血腥已是在所難免,偏偏大衛這時卻動了婦人之仁,還轉告將領,押沙龍有再多的不是,也要留他性命一條。

怎麼回事?大敵當前還講親情?大衛會這樣做,有一種可能是無知,還有一種可能是已經預知戰況結局,才敢這樣求情。押沙龍的烏合之眾,並非真的想擁戴這個孽子為王,那麼一旦矢劍交鋒,戰況逆轉,一定有很多人會拋下主將私自潛逃,讓這個心高氣傲的首領自己去送死。押沙龍利用人,也被人利用,大衛薑老彌辣,哪會不知道接下來將如何?可是身為父親,實在為這個不肖子難過,所以才想自己上陣,希望能挽救兒子的性命;無奈所有將士忠心耿耿,樂為致死,反而要衰老的國王留在後方以策安全。大衛不得已,只好向三軍吐露這份私心。

果然,開戰不久,押沙龍軍隊大挫,紛紛逃往以法蓮山地,押沙龍竟然要隻身一人遁逃,還得挑茂密的樹林匿藏形跡。無巧不巧,他的長頭髮勾在樹枝上,結果馬匹疾馳,自己卻吊在樹上逃不掉,身邊沒有半個隨從救他下來,聽見後面的追兵靠近,押沙龍大概恨不得一死了之,免得受到父親的士兵羞辱。只是,大衛的士兵‘得令’,誰敢去殺押沙龍?大衛的智將約押知道士兵為難,無所謂,再來一次‘將在外君命可不受’,何況舉國內亂未定,現在元兇已擒,還婆媽什麼?立刻親自前去,將押沙龍刺死當場。

消息傳到國王耳中,大衛慟哭,連原本戰罷慶祝的士兵也愁雲慘霧一片。約押回師,進去見大衛,斥責他說:如果我們眾將士全死了,押沙龍卻生還,你這做國王的反倒高興麼?你再不擦乾眼淚,民心將全部流失,下場會比內亂更慘。大衛心想不錯,連忙改正自己一時失態。押沙龍死了,內戰卻還沒平息,再不趕快實行緊急措施,以色列可要鬧得四分五裂。

說起來約押是個難得的人才,隨時隨地都以大局為重,之前掃羅的重臣是他殺的;耶路撒冷是他率兵攻的;押沙龍當太子時能得父親赦免,是他一手促成;押沙龍叛變後無路可逃,是他直接處決;大衛為子悲痛,又是他勸說方止。其實約押也很清楚,他的作用,在於大衛決策有誤或舉棋不定時,可以當最強的軍師候補,他自己的領導慾倒不怎麼強。(不過他很多先斬後奏的作為,卻讓大衛不快,包括這次殺押沙龍,大衛此時正值用人之際,不便和他翻臉,未來還是會秋後算帳。)

那麼,緊急措施第一步,就是把押沙龍的手下大將攬為己用,還先替代約押,之後再藉機除掉。以色列各支派的人,看到大衛既往不咎,連押沙龍的大將都不殺,自然也放心再次歸順。第二步,獎賞逃亡時曾經幫助過他的人,而當時對他落井下石,現在來負荊請罪的人,也不必急著處置。第三步,火速殲滅小部分不服的人。便雅憫支派有人趁內亂而不願再歸服皇室,大衛立刻派約押圍城,結果起訌的人被城裡自己人斬首,以此向大衛投降。

為時不到一年的內戰,到此終於寂靜落幕。

人生旦夕禍福,悲歡離合,我們又從中學到什麼?《禮記》有云:“傲不可長,慾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大衛經歷了戰火內亂,對許多事都不再像從前,非得積極地滿足自己不可。他在位的後期,若是國內有什麼飢荒瘟疫等問題,雖然與他無關,他還是率先向天認罪;這可能是由於押沙龍的反叛,使大衛對浮華世界看淡了,也對國家的重責有更深的體會。一個人位置越高,所作所為就越會產生巨大深遠的影響,是好是壞,都可能改寫歷史,絲毫大意不得。若要衡量大衛作王的一生,畢竟還是功大於過,一時失足,亡羊補牢尚未晚矣。

不過,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既然大難僥倖生還,就要好好活下去。日漸老邁的大衛,對世界看開了,也對身邊的人更珍惜了。不久,拔示巴又為他生了一個兒子,而這孩子,就是後來的所羅門王(King Solomon)
            一縷早已生疏的渴求,
            鼓動我與世隔絕的靈魂。
            西風吹撫豎琴,淒婉的音調
            像是在形容我逝去的歲月。
            淚水不斷,我堅強的心,
            也因擋不住情感而失控。
            我眼前有的,霎時間遠遠地消逝,
            已經消逝的,卻又再度矗立眼前。
                      ——歌德浮士德,序